第一讲 汉字的性质

如果把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早期定为汉字起源的上限，那么，汉字已经有六千年的发展历史。即使是从殷商甲骨文算起，汉字也已经不间断地发展了三千六百多年。它书写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载负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它具有超越方言分歧的能量，长期承担着数亿人用书面语交流思想的任务；它生发出篆刻、书法等世界第一流的艺术；在当代，它又以多种方式解决了现代化信息处理问题而进入计算机，迎接了高科技的挑战。汉字是中国文化的基石。

讨论汉字构形问题，首先要明确汉字的性质，因为，不同性质的文字，构形的依据是不同的，维系字与字关系的纽带也不同，分析它们个体构形与构形系统的方法也会完全不同。不明确汉字的性质，就无法讨论汉字的构形问题。讨论文字的性质要依据下面三个原则：

第一，文字是记录语言的，文字构形一定要与语言有一定的联系，才能起到语言载体的作用。所以，文字的性质首先取决于这种文字的形体与语言如何联系。

第二，文字有自己的演变历史，有些文字——比如汉字——还有相当长时期的发展历史，讨论文字的性质要看这种文字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也就是要看这种文字在发展过程中性质是否发生了改变。考察汉字的性质，应当考察从甲骨文开始，历经两周金文、秦代小篆，直至隶变、楷化，从古至今性质是否发生了根本变化，是否有变化的趋势。

第三，文字不是孤立的字符，它的总体是成系统的，是按一定的区别原则和组构手段结合而成的体系。讨论文字的性质要看整体系统，而不应拘泥于一字一符或某一类字符。

根据第一个原则，世界上的文字只能有两种体系。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说：世界上“只有两种文字体系：（1）表意体系。一个词只用一个符号表示，而这个符号不取决于词赖以构成的声音。这个符号和整个词发生关系，因此也就间接地和它所表达的观念发生关系。这种体系典范例子就是汉字。（2）通常所说的‘表音’体系。它的目的是要把词中一连串连续的声音模写出来。表音文字有时是音节的，有时是字母的，即以言语中不能再缩减的要素为基础”1。我们在这里引用索绪尔的说法，是因为在根本原则上，他和我们的想法一致：他把世界上的文字体系分为两个大类，是从文字记录语言的本质出发的。口头语言有两个要素——音和义，记录语言的文字，只能从中选择一个要素来作为构形的依据；所以，文字形体直接显示的信息只能或是语义，或是语音。世界文字体系的两分法，也正是按照文字构形的依据来确定的。

根据这个原则，汉字属于表意文字体系。汉字构形的最大特点是它要根据汉语中与之相应的某一个词的意义来构形，因此，汉字的形体总是携带着可供分析的意义信息。从历代汉字的构形系统考察，各共时平面上的汉字的整体系统，都是按表意原则维系的。拿汉字和英文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出二者构形依据的不同。例如，英语book直接拼出了意义为“书”的这个词的声音而成为这个词的载体。汉语“册”则用皮韦穿竹简的形态表达了它所记录的书册一词的意义而成为这个词的载体。

需要说明的是，就两种文字记录语言的职能而言，它们既是语言的载体，音与义又是密不可分的语言的两大要素，当然同时记录了语言的音与义，表音文字绝非只记录音而与义无关，表意文字也不是只记录义而“与词赖以构成的声音无关”。在记录语言的词的职能上，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并无区别。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一样，它的符号都是“和整个词发生关系”，只是它们连接词的纽带有的是语音，有的是意义而已。为了不把文字记录语言的职能和它构形的依据混淆，更准确的称谓应当说，英文是拼音文字，汉字是构意文字。

有些理论认为，世界文字发展要经历表形（象形）、表意、表音三个阶段，从这个理论出发，它们认为表意文字处于文字发展的第二阶段，因此必然要继续发展为拼音文字。这个说法首先不符合世界文字发展的事实，世界文字大都起源于图画文字，但是并不一定都经历三个阶段，表音和表意是图画文字发展的两大趋势。世界上许多古老的文字，例如非洲的古埃及文字、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等，都经历过由图画文字向表意文字发展的过程。但是，这些表意文字很快就失去了使用价值，变得不可释读了，它们虽然经历了三个阶段，但是就发展趋势而言，向表音发展是其趋势。汉字也起源于图画文字，但是，延续图画象形文字的发展趋势是表意，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汉字顽强地维护着自己的表意文字特点，一方面又不断地为了适应被它记录的汉语而进行了内部调整，成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具有严密系统的表意文字。像汉字一样的表意文字还有不少，它们虽然没有汉字这么长的发展历史，但也绝不是“三阶段论”所能概括的。我们主张“世界文字发展两种趋势”论，不同意“三阶段论”的观点。

根据第二个原则，我们需要讨论汉字在漫长岁月的不间断发展变化中，是否一直属于表意文字，是否有向表音体系发展的趋势。

汉字在表意与表音的相互促进中，一直顽强地坚持自己的表意特点，不断地采用新的方式，增强个体符形和整个符号系统的表意功能。

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当意义发生变化或符形笔势化以后，汉字常要改造自己的符形和对字义的解释，以创造形义统一的新局面。例如，当汉字所记录的词所指的事物发生变化后，汉字总是及时调整它的义符，使之适应事物的特点。“砲”本从“石”，火药发明后，形体演变为从“火”的“炮”。“快”在唐宋本有从“马”的俗字，写作“駃”，交通发达后，马不再代表最佳速度，就由表示“快感”的意义“快”引申了，等等。再如，当原初构形的意图因符形演变而淡化，汉字便采取添加义符的方式来增强其表意功能，象形字加义符的如“纹”“韮”，会意或形声字已经有了相关的义符再度累加的如“捋”“援”“歌”等就属于这种情况。这些都说明，汉字总要最大限度地在符形上增加意义信息，来坚持自己的表意特点。

第二，由于书面语与口语可以即时互相转化（口语被记录，则转化为书面语；书面语被读出或唱诵，则转化为口语），在此过程中，语音信息一时之间会变得异常强烈，加之有些抽象意义的词因义构形又比较困难，因此汉字在甲骨文时代就产生了一批同音借用字，即不再为某些词构形而借用同音字为符号。例如：“戚”的本义是“斧子”而借作“悲戚”字，“舍”的本义是“房舍”而借作“舍弃”字，“介”的本意是“甲介”而借作“疆介”字，等等。但是，表意的汉字群体对这些脱离意义的音化符号有“排异”作用，为时不久，它们便加上了相关的义符，分别写作“慼”“捨”“界”等，再度义化。正因为如此，汉字中的假借字向形声字转化，成为一种规律。形声字是以义符为纲，并利用声符作为别词手段的。

第三，汉字职能的发挥，是由两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合成的，这就是书写和辨认。就书写而言，人们终是希望符号简单易写；而就辨认而言，人们又希望符号丰满易识。然而越简化，就越易丢掉信息，给识别带来困难；追求信息量大、区别度大，又难免增加符形的繁度，给记录增加负担。二者的要求是矛盾的。汉字就在这易写与易识的矛盾中，不断对个体符形进行调整，以实现简繁适度的优化造型。调节字形的杠杆是汉字的表意性质。汉字总是不断减少构件与笔画，来减少书写的困难和减轻记忆的负荷，但是，这种简化一般是在不影响表意与别词的前提下进行的。汉字在第一次规范的时候做过一次有意识的省减，这就是从大篆到小篆的省减，这次省减主要是省去多余的部件。例如：

大篆很多从的字，小篆都改从。

大篆“集”作，小篆作。

大篆“流”作骀，小篆作。

大篆“涉”作，小篆作。

这是一次人为的自觉简化。从古文字到今文字的隶变，是一次自发的简化，简化的力度很大。但是，汉代碑刻的隶书文字经过归纳整理后，表意性尚存的占91％左右，马王堆出土帛书传抄上古典籍的隶书文字，保留表意性的占89％以上。现代汉字形声字已达90％以上，义符的表义能度也较好地保留下来。这些都表明，在历史上，汉字不论怎么简化，都不会把应有的意义信息全部舍弃，决定简化程度的下限，一般是汉字表意特性的保留。在这里，我们看不到汉字向表音发展的趋势，只看到汉字顽强坚持表意性的事实。

根据第三个原则，我们需要考察汉字不同类型的符号是否都能列入表意体系。其中特别需要论证的，是带有示音构件的形声字是否仍然可以在表意系统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早期形声字主要有三个来源：

第一，强化形声字。象形字构成以后，由于识别的需要，就为它增加一定的信息。有的增加声音信息，如象形字“星”加“生”，象形字“雞”加“奚”等。这种用声音来强化象形字的方式，很快就没有能产量，不再用来构字了。另一种强化形声字，就是前面所说的，象形字的象物性淡化以后，加表义构件强化它的意义类别从而使原字转化为声符的形声字。

第二，分化形声字。分三种情况：

第一种，借义分化，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假借字与本字共用一字，加表义构件将它们分化。例如：

“房舍”与“舍弃”因假借共用一字，加“扌”作“捨”，表示“舍弃”。

“亲戚”和“悲戚”因假借共用一字，加“心”作“慼”表示“悲戚”等。

第二种，广义分化，早期一个字表示的意义比较宽泛，后来为了区别，分别加表义构件或另改表义构件分化为意义指向更具体的字。例如：

“介”——加表义构件分化为“界”“紒”等字。

“和”——改表义构件分化为“盉”“龢”等字。

第三种，引义分化，当字所记录的词引申出新的意义时，加或改表义构件分化出新字。例如：

“止”由“脚”的意思引申出“停止”义，“脚”义改写为“趾”，再引申为“地点”义，分化出“址”。

“窄”由“狭迫”义引申出“压迫”义，分化出“榨”。

“化”由“变化”义引申出“差错”义，分化出“讹”。

第三，类化形声字。形声字的格局形成后，有些本来不是形声字的字，受同类字的影响也加上了义符。例如，“示”部形声字形成后，“禮”“福”等字原来都是象形字，到小篆阶段，也受到类推的影响，因类化而加上了义符“示”。

从早期形声字的来源看，它们不但不是表音性的产物，而且明显是汉字顽强坚持表意性的结果。用加声符来强化象形字的方法所以很快就不再使用，正是因为这种做法没有增加意义信息，与表意文字的性质不相适应。而其他几类形声字，所增加的都是意义信息，声符是因为加义符被动转化而成的。所以，形声字是以义符为纲的。

当形声字的声义结合的格局形成后，也有一些字是由一个义符和一个音符合成的，这种形声字也是以义符为纲，以音符作为区别手段的。

正因为汉字的声符不需要准确标音，没有引读作用，所以汉字才能超时代、超方言。也是因为汉字的表音机制很不完备，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才是十分重要的。如前所述，汉字的形声字虽然有很大比例，但形声字的声符本来就是用近似的声音来起别词作用的，经过数千年的历史演变，声符对形声字的直接标音作用更加弱化。作为表意文字的汉字，必须有一套科学的记音符号来协助标音，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是弥补表意汉字不足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措施。

汉字的表意性质确定了，我们便可以知道，汉字构形的分析、汉字构形系统的描写，都是要考虑到意义因素的，是要把形义统一起来的，所以，它只能使用适合汉语与汉字的方法。西方语言学的方法和原则它可以参考，但难以完全照搬。汉字的表意性质是汉字构形学理论与方法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