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从金庸到中庸

近40余年来，在当代作家中，论以文学作品在世界华人圈里构成的影响，恐怕至今仍无人能出金庸之右。金庸，这位声震当代华语世界的文坛大侠、香港《明报》的创办人，从1955年至1972年创作了14部著名的武侠小说。这些小说不但使稍识汉字的乡野村夫、市井游民为之迷狂，而且也使一贯矜持的达官显贵、职业文人爱不释手。在这种背景下，金庸的小说顺理成章地成为当代华语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并成为许多名牌大学中文系极受欢迎的选修课程。有人曾经断言：古代因萧统的《昭明文选》而有“选学”，因曹雪芹的《红楼梦》而有“红学”，今天，对金庸武侠小说的研究，则必然会形成蔚为大观的“金学”。

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中，人们从来没有给武侠小说留下过什么位置。金庸的小说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关键在于他通过小说主人公打打杀杀、恩怨情仇的命运，把握了中国古典文化的精髓，走进了中国人精神世界的纵深处。以金庸小说中的人物为例，其男性主人公大抵可以分为三个类型：第一种是性格笃实敦厚，天赋一般，但通过埋头苦干而成就一世英名的，这类人物以《射雕英雄传》里的郭靖为代表；第二种性格洒脱不羁，天资超群而不拘形迹，这类人以《笑傲江湖》里的令狐冲为代表；第三种就是韦小宝式的小混混，他偷鸡摸狗、拍马溜须而不失其无赖式的可爱，结果官运亨通，美妇如云，享受着齐天的富贵。这三类人，应该说代表了金庸人生理想的三个方向：郭靖有儒者入世的沉着，令狐冲有道家逸世的洒脱，韦小宝则享受着市井人物游世的欢乐。可以相信，如果一个人能以自我为中心，向这三个方位展开自己的人生轨迹，那么他一定是一个洞悉中国传统“中庸”式生存智慧的伟人。

当然，在这三类人中，金庸寄情最深的一类还是郭靖。他的中正不阿的品格、才能不及中人的笨拙，以及以勤补拙后达到的成功，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尚中”不“尚异”、“尚勤”不“尚智”的传统。郭靖也因此被金庸称为“侠之大者”。

一 学箭悟“中”

如果说只有居身中道的武林豪杰才是真正的大侠，那么我们就不妨借此探究一下“中”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意义。有趣的是，“中”作为汉字中的一个象形文字，它最初的含义也是对一种武林行当的图解。西汉人许慎在他的《说文解字》中指出：“中，内也，从口从丨，上下通。”朱骏声则在其《说文通训定声》中做了进一步说明：“中”字的本义是“以矢著正”。这也就是说，狩猎者百步穿杨，武士箭无虚发，对于这种箭射靶心的高超技艺的符号性表达就是“中”。在我国先秦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也多次谈到射箭与“中”字含义的关联，并进一步做了道德化的引申。例如孔子说过：“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论语·八佾》）前一句是讲，射箭时是否穿透皮靶并不重要，关键在于“中的”；后一句是讲，作为一个君子，他对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均应抱有不争的态度，如果一定要争，那一定体现在射箭这种游戏性的体育活动中，因为它不仅能锻炼心性、强健体魄，而且有助于人道德品质的提高。关于射箭与人的德行修炼的联系，《礼记·射义》中也曾经谈道：射箭是仁义之道，它要求人进退有矩，心志端正，形体直立，握弓牢固，表现出一个君子应有的风范和风仪。在射箭时，只有首先做到自我的端正才有射中的可能，即使射不中也不会怨恨那些胜过自己的人，而是应反躬自省，从自身寻找失败的原因。很明显，先秦儒家思想者，在此通过箭术谈了一个君子应有的做人之道，正所谓“射者，进退周还必有礼……此可以观德行矣”（《礼记·射义》）。

中华民族是一个长于形象思维的民族，它靠对自然物象的体悟来获得生存的智慧，靠类比联想来寻找世间万物的统一性。具体到对“中”字的理解而言，也鲜明地体现出了这一特点。也就是说，作为引发人无数哲学联想的“中”字，人们绝不会将它的意义仅仅限定在射箭这一勇武行为上，而是由此出发，引申出更具有人文意味的内涵。

首先，中作为动词，读作zhòng，意思为恰好对上、适合。这是要表达一种手段与目标的统一状态，以及由当事人做出的对这一过程的肯定性的评价。像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爱说某某“一言中的”，这是讲他的话击中了某一人生真理的要害部位；中原地区的老百姓对待别人提出的正确看法，也爱一边鸡啄米式地点头，一边连呼：“中，中！”这明显是对他人的话语和行为做出满意的回应。

其次，既然“中”字的本义是箭射靶心，它也就进一步引申出了中间、当中、中心的意思。这是指一件事物在时间、空间上处于核心的部位。比如，从空间上讲，中国人认为自己的国家是世界的中心，别的都是尚未开化的蛮夷之地，所以自称中华、中州、中土、中原，言语中潜隐着文化上的自豪感。在一个国家的内部，“中”则意味着一个政治集团的权力核心，这一权力核心因不是旁门左道而具有存在的合法性，因中正不二而成为民众归依的对象。像古代人所称的中朝、中宫等，都是万民仰慕、普天共尊的神圣所在。从时间上讲，中国人对“中”的理解则充满了生命的情调和意味，他们乐于用“中”来表达一种人生情感的圆满和生命体验的极致状态。比如，人到中年是成熟、收获的季节，月至中秋象征着亲人由长久的分离走向统一。另外，从个体的生命实践角度看，“中”则往往被用来表现一种生命的非凡力量和人生成就的辉煌。比如，一个人在单位是干工作的中坚，在危难面前是勇挑重任的中流砥柱，在人生的盛年他的事业如日中天，这样的人应称得上人中之杰了。

从纯粹形式的角度讲，人对外部世界和自身的认知，有动态和静态两种方式。如果我们仅仅把“中”作为核心来理解，并认为这一核心是人生最高价值的体现，那么这无疑只是在一个静止的圆环之内看问题。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中国人是从动态的角度把握“中”的内涵的。比如，在万物皆流的信念的指引下，他们爱将自然和人生均作为一个从起点走向终点的线性流动过程，都经历着同样的创生、成长、衰老和死亡。在这种背景下，“中”也就必然要承担起中点、中途、中介的意义。在此，“中”的意指不再是神圣的核心，也不是靠中正不阿的品格达至的生命的圆满，而是将自己放在整个生命过程的半途，将自己的生命攀登之路定格在二分之一处，将自己的天赋、职位、等级设定在中游的水平。

作为这种动态之“中”的具体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向来具有内敛、保守的特性，它反对走极端，反对主体精神的高扬和自我的膨胀。自甘中流、追求平淡代表了许多中国人对生存智慧的判断。当然，这种生存智慧的确立和封建时代压抑人性、扼杀贤才的社会现实密切相关。在杀机四伏的人生之途中，人们发现：如果没有超强的自控能力，才华横溢往往意味着“聪明反被聪明误”，红得发紫往往以紫得发黑告终。于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露头的椽子先烂”，成为民间广泛认可的人生箴言。在这种背景下，行乎中道就变得异乎寻常的重要了。在《史记·李将军列传》中我们看到，才气天下无双的李广落了个拔刀自刎的结局，他的堂弟李蔡虽才能不及中人，却不但得以善终，而且位在列侯，官至三公；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也可以看到，那些孤高自恃、武艺超群的人物大多下场不妙，而石破天、狄云这类天性愚钝却心眼实在的人，最后竟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这些事例说明，智力因素并不是一个人走向成功的决定因素，更重要的是在各种利益的对立冲突中建立一种动态的平衡。同时，人们也发现，多数天资平平的人可能没有得到飞黄腾达的机遇，他们的一生只能混迹于那一群“平凡的大多数”，但是，在这个庞大的群体里隐身却能使人真正享受到人生的欢乐——他没有聪明者因抱负不能实现而起的焦虑，也没有至愚者因不能自养而面临的生存危机。有为国服务的机会，就找个闲散、不重要的职位作为隐身之地，拿出一半时间侍候差使，用另一半时间去做闹市的神仙。没有机会也不要紧，他可以到田间刨够一年的吃食，然后用多余的零钱到酒肆里找乐。当然，在这个群体里也不乏韬光养晦、大智若愚的人中之杰，他们有蓬勃的政治野心和卓越的才智，但为了躲避他人攻击的锋芒，故意遏制自己的欲望使其保持在适中的水平，遮掩自己的聪明才智使其与一般百姓混同。因为他们知道，在这由“中人”组成的大多数中，一个人最不容易成为众矢之的。

总之，从凡事力求守中的观点看，执其两端而用其中，这应该是人在现实世界中的最佳选择。首先，身居中道的人，他因和前、后、左、右诸种势力保持距离而具有了可贵的独立性，也因其人格和经济的独立而有可能捍卫自己的诸种自由和权利。在中国古代，在野的“清流”知识分子大多以此来保证自己评判时政的话语权；在中国当代，新兴的中产阶级也试图在这一区域来展示自己中立的阶级特性。其次，人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他生活于诸种矛盾相交织的社会生活中。面对人生种种陷阱，只有行为合乎中道、无过无不及的人才可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并有效地保全自己的君子之德。当然，这种不偏不倚的做人方式，如果没有中正的人格作为轴心，则很可能成为首鼠两端的两面派或一味回避矛盾、不讲是非的好好先生。再者，只有立于中道才能左右逢源、进退自如，使人生具有多元选择的可能。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许多人享受着事业成功带来的极大欢愉，但也有相当多的一批人被自己的成功逼上了绝路。如秦朝的李斯，他为了权势富贵不择手段，在其事业的极盛时期，他所有的儿子都娶了秦始皇的女儿，所有的女儿都嫁给了秦始皇的儿子，但在宦官赵高的陷害下，他最终被夷灭三族，家破身死。临刑前，他反观自己的一生，最大的心愿竟是回归田园，幻想能重新牵着黄狗，和儿子一起到上蔡县的东门之外去追逐狡兔。这种极端的例证提示人们，为了防止人生悲剧的毁灭性打击，人们必须为自己多准备几条求生的道路，认识到中和、平淡的生活才是最美好的生活。

二 真理隐于常用

上面，我们对“中”字与中国文化的隐秘关系进行了分析，从中可以看出它对中国人精神生活的重要影响。进一步而言，谈到“中”就必然要涉及中国哲学史上另一个重要的概念“庸”，因为只有两者的契合才能更好地描述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内容。

中庸的“庸”字，最早出现于中国西周时期的金文里，指一种器具。因为这种器具经常使用，“庸”便由此引申出了“常”和“用”的意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指出：“庸，用也，从用从庚。庚，更事也。”也即在对日常事物的亲历中去使用它，是“庸”字的含义。具体来讲，我们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阐释它的内涵：

首先，庸就是常，就是规律。作为宇宙人生中恒定不动的法则，庸与“变”相对立，是对千变万化的世界内在规律的理性把握。关于“庸”字在这一层面的意义，汉代的郑玄解释道：“庸，常也，用中为常道也。”（《礼记·中庸注》）这是讲走中正之道是自然人生中的普遍规律。到了宋代，理学大师程颐、程颢则进一步指出：“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庸者，天下之定理。”（《二程集·遗书》卷第七）这里所讲的“不易”，明显是指在变动不定的自然和人生背后，存在着一个永不变更的常数，人要想确立自己对这个世界的主宰地位，就必须驾驭这个恒常的本体，否则就会像随波逐流的浮萍任由雨打风吹，永远找寻不到可以栖息的根据地。

由此看来，首先，“庸”既是指人对自然人生本质属性的认识，也是指世界的内在规律本身。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中，我们无论怎样评价规律对人的重要性都不为过分，因为这是人克服盲动、找回自信，并进一步改造世界的必要前提。比如，在人类社会的原始时期，自然界的豺狼虎豹、风雨雷电让人恐惧，遥远的星光、朦胧的月轮让人迷茫。面对突然而至的各种自然灾变和人生灾难，人除了被动接受命运的惩罚似乎就束手无策。原始人的生存状态之所以充满如此巨大的悲剧性，关键问题就在于缺少对自然规律的洞察，他们只知道大自然用死亡、疾病、饥饿让人慑服，却不明白它还无声地为人类提供着无限的馈赠。在这种背景下，发现、顺应自然的变化规律，找出那万千变化背后的常理，就成了趋福避祸的重要手段。据此，我们当不难理解，为什么从伏羲氏开始，中国历代的圣贤都爱以推演八卦开始自己经天纬地的事业，为什么《易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着核心的地位。所谓“易”就是变化，所谓的《易经》也就是用八组抽象的符号去概括、推演万事万物变化的规律性。《易经》上讲，自开天辟地以来，自然界阴阳运行，寒暑迭来，日月更出，新新相续，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在变，如何能适应这种变化，如何能主宰这种变化，是人生最大的学问。同时，《易经》也告诉人们，变是对立的变，任何一件事物的内在属性都会在对立中相互转换——有正必有反，有成必有毁。当它超过了自己最适宜发展的阶段，必然会带来相反的结果。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易经》一书的目的并不在于讲变化，而在于揭示物象背后不变的规律。人只有抓住了那不变的常数，才能主宰自身和外部世界，做到以不变应万变。由此反观前文所谈到的“庸”，我们就可以发现，作为“天下之定理”的“庸”，其实质性内涵多来源于《易经》。也就是说，《易经》对自然变化规律的揭示，使人驾驭这个多变的世界成为可能。

其次，“庸”即“用”。人对自然人生规律的发现绝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认知的好奇，其根本目的在于应用于实践。关于“庸”在这一层面的意义，中国哲学家庄子曾经谈道：“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庄子·齐物论》）这是讲，只有将规律应用于实践，人在这千变万化的世界上才能少走弯路、少碰钉子，人的内心才会明辨事理，具有博大通达的审美心胸。郑玄在其《礼记·中庸注》中则直接将“中”和“庸”放在一起来理解。他指出：“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者，用也。”也就是说，在这个充满矛盾变化的世界，中间道路是最佳的人生之路。如果人能够真正用这一规则指导自己的人生实践，并身体力行，那么他一定会避过一个个暗流险滩，走向最终的成功。

以上，我们从实践、运用、执行的角度来界定“庸”的内涵是十分重要的。自古以来，中国文化一直存在着尚知不尚行的弱点，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使许多人生公理失去了实行的可能。比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看到，一些人说的是一套，做的往往是另一套。他们对美好的道德原则可能心存向往，但面对具体利益的驱使和自身欲望的冲动，能够不走极端、不受诱惑的人却少之又少。更有一些善于自我伪装的人，他们往往将道德原则作为一种自我粉饰的工具，在人前装得道貌岸然，讲起大道理慷慨激昂，在人后却做尽了禽兽不齿的勾当。面对这种知行分离、礼乐崩坏的状况，孔子曾痛心疾首地抨击道：“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并勉励自己的弟子要做到“言必信，行必果”。在西方，德国诗人海涅曾辛辣地讽刺那些职业政客是“他在幕后吃肉，却教导别人白开水好喝”。以上这些现象说明，按照严格的道德准则去规范自己的行为是十分困难的事情，这种困难给许多意志薄弱者提供了自我原谅的借口，也使那些伪善者有了欺世盗名的理由。当然，也正是出于这种原因，“庸”作为“用”这一层面的意义，甚至显得比“知”更重要，实行起来也比“知”更为艰难。这也正是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反复强调要学以致用、知行合一的原因所在。

《论语·公冶长》篇记载：子路每当学到了一些知识，如果还没来得及将它运用于实践，那么他就担心又会听到一些新的知识或学说。[1]在这里，子路的方式可能显得过于愚钝，但他一步一个脚印、舍身躬行的态度，却为那些“理论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们树立了一个值得学习的榜样。

再者，除了作为“规律”和“用”的意义外，“庸”还有庸常、日常、寻常、平庸的意思。何晏在注《论语》时，称“庸”为“可常行之德”；朱熹在《中庸章句》中则反复谈到，“庸，常也”，是“人所同德，初无难事”。他在对“中庸”一词的解释中也讲道：“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无不过，而平常之理，乃天命之所当然，精微之极致也。”（《朱子语类》卷第六十二）所有这些解释都有一个共同的意思，即强调“庸”作为平常之义的属性。

初看起来，“庸”作为“平常”来解释，似乎和它前两点含义沾不上边，但仔细分析就可以看出，这第三种意义正是对前两点的合理引申。首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往往对规律、定理这些真理性的存在充满敬畏之情，好像没有超人的智慧便无法洞悉其中的奥妙。其实，发现规律无非是哲人化繁就简的功夫，其目的就是让平庸之辈、凡夫俗子都能在生活中理解并实行，所谓“大道至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听到，一些爱制造惊人之语的人总爱说：“什么真理，纯粹是废话！”这种说法有道理：比如，“1+1=2”是一条真理，“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是至理名言，但就其作为一种常识来讲，它们确实平常得如同废话。其次，既然任何真理只有在实践中才能被发现，只有在实践中才能体现其价值，那么，它就没有什么神圣可言，而是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可以体察、亲历的寻常之物，并能有效地渗透到人生存实践的每个环节。所谓“道不远人……远人不可以为道”，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爱因斯坦在解释他的相对论时曾打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一对恋人在火炉边交谈一小时，比一个苦闷的人在房间里独坐十分钟感觉时间更短。英国物理学家牛顿，据说也是从一只下落的苹果中悟出了万有引力定理。这些现象都说明，任何一种深奥的理论都和生活的常识有其契合处，并不是只有那些学识高深莫测的人才有对真理的独断权和解释权。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屡屡发现，一个目不识丁的乡村野夫，他可能突发惊人之语，让那些学富五车的大知识分子也连呼“精辟”。相反，一个自命不凡，自称通晓天文地理的饱学之士，也并非每一种言行都合乎情理，都代表着真理。有时他走火入魔的怪诞之语，以及“将麦苗当韭菜”的荒唐，都会成为下层百姓经常谈论的笑柄。

尊重常识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点，中国人从来没有忽视过平庸、平常的心态对认识真理、享受人生的重要性。战国时期的哲学家荀子讲过：“庸言必信之。”（《荀子·礼论》）就是说，越是平庸的言辞，越会因其诚实的本色而值得信任。相反，那些所谓的有知者大多言语夸饰，善于将芝麻说成西瓜，甚至文过饰非、口蜜腹剑，这些人的话确实让人难以相信。也许正是看到了这种平凡的价值，中国的禅宗在其教义中明确指出：“平常心是道。”以此来解构佛教教义的神秘和神圣；明代哲学家李贽则更加直白地说：“挑水砍柴无非妙道，穿衣吃饭俱是人伦物理。”（李贽：《焚书》卷一《答邓石阳》）认为至高至精的哲理都可以在日常生活中随时体察，随时领悟。在当代的流行歌坛上，许多歌曲，如李宗盛的《凡人歌》、姜育恒的《再回首》等，也都是在讲平淡、庸常的生活才是最值得珍视的生活。

三 走中庸道路的可能性

以上，我们对“中”与“庸”的内涵进行了文化意义上的阐释。如果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可以说中庸观念几千年来长期占据着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核心位置。一般而言，人对社会人生的理解和处世的态度大致可以分成左、中、右三个类型。如果用这种简单的分类来划分中国文化的不同倾向就可以看出，起于先秦的道家，它以自然属性作为人生的最高属性，以逍遥的精神状态作为人生的最高幸福，这种放弃人的社会责任的观点明显是偏左的；相反，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则将人的社会责任看得高于一切，甚至可以因爱他人而冷落自己的父母，可以因为社会献身而达到磨光自己身上的每一根汗毛的程度，这种以“自苦为极”的苦行又未免做得太过分。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就会感到，无论做得“太过”还是“不及”都会使人生偏离正确的航向，只有不走极端，在情感与理性、个体的幸福欲求与社会责任、道德制约与自我张扬之间求得和谐，才是人生的最佳选择，也正是儒家知识分子所标榜的中庸之路！

当然，人的一生不可能不在某一个或几个时期内走极端，不可能总是一本正经、周吴郑王地做君子。关于这种左右晃荡的必然状况，古希腊著名的悲剧家索福克勒斯曾经反问道：“谁又能在人的大道上，或自己心灵的隐秘深处，找到永远不变方向的风？”（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确实，在人生历程的自我设计中，青春期爱情的迷狂有时看似荒唐，但如果过于少年老成那也会让人感到不正常；人到迟暮之年似乎应该达到“落花无言，人淡如菊”的平淡静境，但他如果“老夫聊发少年狂”，不顾一切地再玩几把，像老房子失火一样再爱一次，那也不失为一种珍爱生命的表现。由此看来，中庸之道虽然是人生中最值得认同的道路，但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却是十分困难的事情。道德观念的多元化容易使人为自己的乖张言行寻找借口，欲望的恶性膨胀更会使人连起码的道德原则也抛却一旁。面对这种状况，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就不无感慨地说道：“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中庸》第九章）

孔子将走向中庸的道路讲得如此艰难，这不能不使人由衷地产生敬畏之心，甚至将走向终极之善的道路视为畏途。但是，人之为人，总是具有超越性的道德欲求，总是具有征服困难的坚定意志。也就是说，攀登路途的艰险只能增强那巅峰之地的诱惑。

让我们一步步靠近这个乌托邦式的道德范畴，哪怕终其一生也难以沐浴到它那无限美好的人生胜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