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绪论

第一节　中国经济学的历史内容是广义政治经济学

1．政治经济学的国别特性

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在按国别加以说明的时候，可以称为某国经济学，比如英国经济学、法国经济学、美国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等。一般说来，在讲某个国家的经济学时，指的是这个国家中包括各种倾向的经济学理论派别，以及经济学科各个分支学科发展的基本状况。

在经济学说发展史中也有以国别标识的理论学派，比如德国历史学派、美国制度学派、瑞典学派等，它们与以城市或大学为标识的理论学派（洛桑学派、伦敦学派、剑桥学派等）一样，指的是特定的经济学理论学派，表现了该学派在经济学说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这些学派都与按国别而说明的经济学不同，它们只是后者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比如，在19世纪的德国就同时存在具有很大差别的经济学理论：德国历史学派理论、屠能的经济学说、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等。

但是，一国的经济思想或学说总是该国经济关系及其历史，以及与其相适应的政治状况在意识形式上的反映，从而总是带有该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即使是该国内处于相互对立的经济学理论，它们的对立也不过正表现着这种特殊性。这可以称为政治经济学的国别特性或特殊性。

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国别特性，马克思曾有过许多具体论述。马克思把法国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看作路易十四时代农民普遍破产和贫困的经济学，并指出英法两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发展中的特点：“对配第和布阿吉尔贝尔两人的著作和性格的比较研究，——暂且不谈这一比较将异常清楚地说明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初英法两国的社会对立——将是对英法两国政治经济学之间的民族对立的起源的叙述。这种对立最后在李嘉图和西斯蒙第之间又重新表现出来。”[1]马克思也曾对凯里和巴师夏进行过评论，作为美国人的凯里和作为法国人的巴师夏都主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和谐的，马克思指出他们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关系，并说明了他们的经济思想与其国家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说：“巴师夏承认他是以凯里为依据的。他们两人都懂得，［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对立面，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本身的著作中，特别是在李嘉图的著作中找到自己的理论前提的，而后者应被看作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完备的和最后的表现。因此，他们两人都认为，资产阶级社会在现代经济学中历史地取得的理论表现，必须当作谬误来加以抨击，并且必须在古典经济学家朴素地描绘生产关系的对抗的地方，证明生产关系是和谐的。他们两人从事写作的民族环境是完全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但却驱使他们产生了同样的意向。”[2]“凯里是北美唯一的有创见的经济学家。他属于这样一个国度：在那里，资产阶级社会不是在封建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是从自身开始的；在那里，它不是表现为一个长达数百年的运动的遗留下来的结果，而是表现为一个新的运动的起点；在那里，国家和一切以往的国家的形成不同，从一开始就属于资产阶级社会，从属于这个社会的生产，并且从来未能自命不凡地提出某种自我目的的要求；最后，在那里，资产阶级社会本身把旧大陆的生产力和新大陆的巨大的自然疆域结合起来，以空前的规模和空前的活动自由发展着，在征服自然力方面远远超过了以往的一切成就，并且最后，在那里，资产阶级社会本身的对立仅仅表现为隐约不明的因素。”[3]马克思的这些论述无非是从经济学国别特性上具体表明了这样的观点：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

2．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历史条件

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也有着自身的历史特殊性。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曾有过极为丰富的古代经济思想。但是，作为一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是在近代欧洲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中国，从此才有了中国的经济学及其发展。从1840年到1949年中国曾经历了一百多年曲折和屈辱的历史，但1949年以后，中国经济获得历史性的发展，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的经济发展不仅改变了自身，也极大地影响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关于“中国经济学”的讨论逐渐展开，不论给“中国经济学”下何种定义，不论以什么样的理论为基础，也不论反映着什么样的政治倾向，参与这种讨论的人都反映着这样的意向：中国的经济发展和道路应该有与其相适应的经济学理论的创新。

实际上，考察在输入外来经济学基础上中国的（作为国别的）经济学的逐渐产生和发展过程可以看到，不论输入的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说，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都要涉及中国的现状和历史，都要讨论1840年以前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1840年以后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等。也因此，讨论的问题包括：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过奴隶制社会（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中国封建社会与西欧封建社会的异同，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古代社会中是否存在资本主义萌芽、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状况等），以及1949年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演化。毫无疑问，中国经济学在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就其所研究的历史内容来说，正是广义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确立了狭义政治经济学和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马克思对狭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论述出现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的“序言”中：“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4]恩格斯据此确立了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讲到：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5]。

可以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说明把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分成三个方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对资本主义以前各社会生产方式的研究和对资本主义以后社会生产方式的研究。广义政治经济学包括狭义政治经济学。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以前历史的产物，是人类社会经济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充分展开了的形式，只有在这种形式上，才有可能建立起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因此，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是理解资本主义以前社会生产方式的一把钥匙，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就资本主义以前的部分来说只能是在狭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建立的基础上才能完成。进一步说，资本主义以后社会生产方式的理论体系将是最后完成的：一方面，社会生产方式的全部历史演进及其理论研究本身就是资本主义以后社会生产方式的历史的和思想的前提；另一方面，如果说资本主义以后社会生产方式（作为最初级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出现，那也只是最初的实践。

作为国别研究的中国经济学的历史特殊性就在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对自己历史的说明的基础上，说明历史才能更好地理解现状。近代政治经济学从欧洲产生，不论是英国人、法国人还是德国人，历史的说明可以从罗马帝国崩溃开始，就像斯密在《国富论》中论述的那样。或者可以追溯到希腊，欧洲文明可以把希腊作为起点。虽然在近代欧洲人知道古代东方，也知道古代东方的发展与欧洲的发展存在差异，但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起源的研究一般来说可以不涉及东方更古老的社会生产方式。美国的经济学自20世纪以来逐渐成为影响力最大的经济学，不论是各种经济学理论派别，还是经济学各学科分支的发展。但是，美国相对较短的历史实质上只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史，美国经济学的繁荣是以美国经济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为基础的。美国人也像英国人一样对欧洲以外的世界历史，包括亚洲文明古国中国、印度等国家的历史感兴趣，不过这种兴趣常常从属于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世界扩展，从属于把落后地区的各种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改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国的经济学发展有所不同，因为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历史与欧洲、美国大不相同，中国经济学要解释的已不仅是资本主义在欧洲的起源，还要解释资本主义以前的各个社会生产方式的演进，只有在这种理论研究基础上才能说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现状的历史原因和发展趋势。所以，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决定了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历史，中国经济发展历史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决定了中国经济学应该在广义政治经济学这个领域有所创新。

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是经济学理论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只要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历史性的社会生产方式，研究资本主义以前的各个社会生产方式就一定是必需的。不过，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至少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资本主义以前各种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及其资料，特别是在希腊、罗马以前古代东方社会的经济发展，以及在希腊、罗马以后与欧洲不同的古代东方及其他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及其资料。第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和研究任务，包括几种历史的社会生产方式的概念，本来就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并且他们已进行过基础性的研究和分析。而西方资产阶级的各种经济学理论体系，或者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际上看作永恒的、不变的，没有生产方式的质的变化，或者把社会经济历史的发展只看作与意识形式或法律形式的制度变迁相联系的过程，因而不可能正确地展开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也因此，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才实际开展的，特别是在已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实践的苏联、中国等国家中现实地进行的。在苏联，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包括资本主义以前社会生产方式的研究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最初的理论体系。苏联的这种研究随着苏联的解体已经中断了。目前，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还可能继续进行的地方是中国，中国仍具备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这两个必要条件。只要社会主义的实践在中国继续着，广义政治经济学就要继续回答这样的历史问题：资本主义以前社会生产方式是如何演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完全展开的形式是什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创造的历史条件又将怎样走向自身的对立面，并使其本身被替代？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实践的新发展已经可以进行这样的工作，即对苏联建立的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最初理论体系进行考察与批判，在这种基础上发展广义政治经济学。

本书的“绪论”部分，除了说明以国别而论的中国经济学的历史内容是广义政治经济学外，还将专门说明以下两个问题：第一，马克思经济学范畴的哲学基础。第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直接对象是生产方式。对第一个问题的说明是要强调，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历史唯物主义是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基础，马克思的哲学命题奠定了他对人类社会经济关系及其形式分析的基础，他具有超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视野和深刻分析力。对第二个问题的说明实际上是对苏联政治经济学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传统的一种批判，它强调的是：只有把生产方式（或经济的社会形式）而不是把作为社会生产内容的生产关系作为直接对象，才能真正建立起经济学的分析及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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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41．

[2][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

[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8．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