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大西洋世界

风景

19世纪末期的两个现象让北大西洋进步人士的联系成为可能。第一个是北大西洋区域主要国家迅速融合的经济发展。在欧洲和北美古老而复杂多样的政治和文化棋盘上开始出现越来越集中的经济组织，它们马上可以被辨认出来，不管是北大西洋区域的这一端还是另一端。对持续的社会政策交流来说，没有什么比工业资本主义社会风景的这种戏剧性扩张更重要的了。在一个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上，经济力量是特别具有进攻性的侵略者，也是特别强大的经验集中者。

第二个现象没有第一个那么具体，也更脆弱，但对于跨越国界的社会和政治网络的形成同样重要。这就是对共同历史和脆弱性的新理解。现实的新风景和思想的交织风景，二者在大西洋进步纽带的形成中发挥着同样不可缺少的作用。要让社会政策能够越过政治边界而相互借用，不仅必须具有共同的经济和社会经验，而且还要承认这背后的亲缘关系。人们必须看到各政治体遭遇到类似的需要和问题，在共同的历史框架内活动，为想象中的共同未来而奋斗。相互联系是核心的假设。如果只有对比或者想象中的文化差异，则可能大量存在嫉妒和骄傲，但不可能有社会政策上持久不断的相互交流学习。

在大西洋社会政治时代，这两个相会聚的趋势都不是没有遭到反对。民族主义是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生活中强大、猛烈的力量。工业资本主义的社会风景虽有共同特征，还是因为经济差异而四分五裂。好在这个时代里，民族国家间真实的和想象中的距离还是缩短了不少，使得社会政策交流成为可能。我们将在第三章详细考察美国进入这个国际交流新网络的开始阶段，重点关注1870年代和1880年代跨越大西洋的经济辩论的潮流。但是，要开始考察北大西洋进步联系，我们最好先谈论它的结构，也就是新形式国际政治所赖以形成的想象力、经济、政治的重新布局。

从第一批欧洲人来到北美大陆的时刻起，欧洲就占据了他们政治想象力中根深蒂固的核心地位，但是描述两者关系的用词并不总是纽带。相反，从美国独立战争到19世纪后期，主宰大西洋关系的比喻就是截然的对立。欧洲是旧世界，是衰落和腐朽的大洲；美国是新世界，是重生的大洲，崭新历史恩赐的所在。“我们有全新的社会模式，与从前尝试过的任何模式有原则上的不同。”威廉姆斯学院的马克·霍普金斯如是描述19世纪中期的正统观念。这种对抗赫然耸现，超过了实际情况，巨大而极端的对立情绪使得欧洲的政治经验无法被拿来使用。[43]

我们可以用几种方式思考这个问题。主流的“共和”思想对欧洲和美国政治关系的理解是：旧世界的暴政是新世界的自由的对立面。透过这个有色眼镜来看，旧政权的王公贵族、长期存在的军队和教堂成为欧洲大陆的实质。贵族通过垄断管理权，似乎把像巨大磨盘一样的国家机器悬挂在欧洲人民头上。欧洲人民承受苛捐杂税、严酷控制、地租剥削、穷困潦倒，在政治和经济寄生虫的双重压迫下呻吟。

相反，新世界自由的天才把人民的意志和福利放在首位。宪法管理、官员任免和选举权的民主化、消除世袭特权，以及最后在全国推翻奴隶制暴政，所有这些让美国人觉得自由的火炬已经向西传递到新世界的共和国。在这些方面，例外主义论的美国历史前景深入人心。当人们处在这样的共和国心态下，大洋就像护城河一样成为思想的屏障。J.赫克托·圣约翰·克雷夫科尔在1782年描述美国前景的时候定下了调子：“没有贵族家庭、没有朝廷、没有国王、没有主教、没有教会统治权，没有看不见的权力赋予少数人非常显眼的权势；没有大工场主雇用成千上万人为他干活，没有奢侈浮华的精细高雅”，取而代之的是“新的法律、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社会体制”。[44]

用这么对立的术语来构想自己的国家,实际上不可能非常有效地从其极端对立面中解放出来。共和派对美国的理解完全依靠与想象中的欧洲的对立来形成。在这个框架内思考的人有时候想象美国是个获得世界历史豁免权的孤岛，能够隔绝旧世界的命运和历史进程。有时候他们以救世主的姿态扭转这种关系，相信自由的火炬将最终从新世界重新返回陈腐的欧洲。不管怎样，新旧世界的关系陷入相互强化区别和差异的过程中。

共和派描绘的欧洲形象不是完全出于一厢情愿或者幻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到欧洲乡下参观者之中，善于观察的美国游客的标志之一就是好奇地问这里的主人是谁。问题的答案不会不强化美国人的爱国热情。1873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四分之一的土地归360个大地主所有；在同一年，350个地主拥有了苏格兰所有土地的足足三分之二。[45]从土地所有权这个基础来看，古老贵族仍然在政治和国家机构中维持着强大的权势和地位。在19世纪末期的欧洲，除了法国和瑞士以外，男性普选权都没有实现，而在美国至少在理论上是实现了的（在实践上是白人男性）。其中最极端的一个例子是比利时，直到1893年大罢工最终迫使政府让步前，成年男性人口中具有投票权的人不足十分之一。即使在1890年代改革以后，财产拥有者和大学毕业生的一人多次投票权体制仍然允许最富有的三分之一在议会选举中击败所有剩余人口。在普选权限制方面紧随比利时之后的国家是瑞典，就在1909年普选权改革前夕，成年男性在瑞典国会（Riksdag）选举中达到财产审查要求的不足三分之一。[46]

德国的国会（Reichstag）选举中男性公民拥有普选权，但地方和邦议会选举插入了非常严格的壁垒限制，所以1900年，社会民主党虽然在国会普选中能指望得到四分之一选票的支持，但是仍未能成功地把一个代表送到普鲁士议会。哪怕最随意参观德意志帝国的人都不可能不注意到容克在军队、政府高级管理部门、普鲁士议会和国会中的庞大政治势力。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比德国在民主进程方面效率高多了，但是即使在1890年三大普选改革法案之后，居住和财产方面的限制仍然使得每十个成年男性中有四个失去投票资格。即使经过资产阶级财富不断增加的一个世纪，世纪之交的英国内阁中几乎一半席位仍然被拥有土地的贵族把持着。[47]

19世纪欧洲的激进民主人士同样谈到欧洲和美国的对比，帮助宣传了美国的前景。约翰·布莱特描述的美国形象反映了他自己对开明英国的理想：“自由的教堂、自由的学校、自由的土地、自由的投票、出身最贫贱的孩子也可自由选择的职业。”亨利·乔治1880年代在英国激动人心的巡回演讲吸引大群的人来倾听，他带着美国口音严厉谴责土地垄断对政治和经济造成的伤害，明确肯定了新世界的激进理想。连马克思派社会主义者，比如英国社会民主联盟的海因德曼（曾经在1880年游历美国）或者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威廉·李卜克内西（在1886年游历美国），回来后也都对美国民主实验的成功印象深刻。詹姆斯·布莱斯总结了一再出现的主题：“美国在有些方面走在欧洲国家前面，欧洲有可能会沿着她走过的道路前行。她手里还拿着一盏灯，与其说是为自己照明，倒不如说在为后来者提供帮助。”[48]

但是如果说民主未来在西方的形象吸引了1870年代和1880年代欧洲贵族的想象力的话，让这个形象变得完美的是美国人自己。在19世纪中期，美国社会中上层的人士因为好奇心驱使、便宜的蒸汽船旅行价格、手头可以支配的大量财富等，开始大规模前往欧洲游玩。他们的反应很快就落入期待的模式。美国人就是抱着寻找证据显示自己独特性的心理去的，在19世纪中期游历欧洲回来后感到心满意足。

一个非常说明问题的例子是吉尔伯特·哈文1862年的大旅行。作为新英格兰循道宗信徒和废奴主义者，哈文在国外待了九个月，从英国缓慢经过法国、德国到了圣地。像他那个时代和阶层的其他人一样，哈文根据读过的书和崇拜的作家设计旅行线路，以表达对其的崇敬。从英国湖区（在诗人华兹华斯光环中陶醉）开始，一路经过苏格兰（那里有大量司各特和彭斯的古迹）、考文垂（因为莎士比亚文物）、伦敦（他通过萨缪尔·约翰逊的记录而认识）、巴黎、滑铁卢（因为威灵顿和拿破仑）,然后经过莱茵河的乡村来到路德的维滕堡（Wittenberg），他到这里时正好是圣诞夜。虽然哈文试图把心思放在文学方面，可是他做不到。普通英国农民简陋的小屋里“没有书籍报纸，也没有对我们来说早就不是奢侈品的很多东西”。这些房屋挤在地主大片领地边缘的狭小空间内，而普通农民根本买不起土地。所有这些情景萦绕在哈文的想象中，如同一片反对奴隶制的自由土地之外的风景。他在到达英格兰当天就写道：“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美国优越感。”即使在湖区，他也停下来询问佃农的地租，在他看来地租高得吓人。就在跨越英吉利海峡前他写道：“没有亲眼见到的人都无法想象英格兰群众的悲惨生活状况，社会压迫实在太可怕了。”[49]

但是欧洲大陆更糟糕。在英国，哈文已经开始对扩大选举权的辩论表现出浓厚兴趣，他渴望约翰·布莱特发动争取美国式普选权的大型民主运动。跨越海峡来到拿破仑三世的法国就像落入赤裸裸专制暴政的深渊。他震惊地发现妇女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即使巴黎也没有平复他的心态。巴黎花费巨资修建的新大街在他看来不过是名利场的新建筑形式。他敢肯定皇帝宝座不可能长久，这是“君主正骑在民主的老虎背上试图安抚，但根本控制不住”。哈文继续往前来到“欧洲大陆的第二个暴政国家”普鲁士，经过赌博的老巢威斯巴登（他称为“地狱本身”，虽然他不能抗拒去看一眼确认），来到路德的城市，在这里哈文的爱国主义、新教教义、民主激进思想一下子全部爆发。旧世界肯定要完蛋了。新教教义和民主“这两个启示最终将主宰欧洲和世界。路德和美国将在上帝的帮助下改变所有这一切”。[50]

共和思想与欧洲的遭遇模式是爱国主义课程。美国旅游者心中已经固定的两个极端使他们注意力集中在落后和贫穷的证据上，比如农民的木屐、乡村黑面包、在田野里劳作的妇女等。它们突出显示了欧洲君主们的虚伪和装腔作势：盛装游行和豪华场面。西奥多·蔡尔德觉得1880年代末期印制在手绢、刺绣在沙发靠垫上、刻画在烟斗上等无处不在的皇室景象特别可笑。美国人非常不熟悉的正规军经常让他们感到厌恶。乔治·卡尔弗特1852年在海德堡报道说：“这些人控制国家，就像丑陋魔鬼般无所事事，简直是普遍性的污染疮痂。”杜波依斯回忆他在1890年代的学生生活时说：“我看到的柏林是军官的城市，他们军服笔挺，盛气凌人；这是一个几乎每天都有盛装庆典的城市，他们昂首阔步，高唱歌曲走过勃兰登堡大门，让全世界看到给（蒙上帝恩典的）威廉皇帝突然的敬礼。到处都是军人、军人、军人。”[51]

皇帝和士兵是外在的标志，美国人认为这些代表着普遍的、过分傲慢和强大的国家权力。康涅狄格州教育委员会主任警告1870年代初期打算到欧洲大学留学的美国学生说：“在那里国家总是核心角色，在你的周围或者说你的上方总有只力量令人无法抗拒的大手。”庞大政府的功能就是压迫、腐化和掠夺其人民。他警告说，在“王子似的慷慨和统治者对大众需要的同情”等华而不实的证据下面总是存在同样的欲望：“至少是培养民众的忠诚，如果不是压制思想或者让争取自由的努力陷入瘫痪的话。”[52]

进入20世纪，新世界民主和旧世界暴政的对比继续影响美国游客对欧洲的描述。1900年在德国为《麦克卢尔》杂志（McClure's）工作的时候，雷·斯坦纳德·贝克确信在“文明”世界没有一个工人愿意去做德国劳工，忍受粗糙的面包、低廉的工资、高额的税收负担——为了供养庞大且花费巨大的军队，还要受到“蝗群般的大大小小官僚阶层”的侵扰。十年后，布克·T.华盛顿带着他的导游和代笔作家罗伯特·帕克动身前往欧洲。帕克曾于世纪之交在德国学习过四年，他把华盛顿介绍给欧洲的社会主义者、工会主义者、社会改革者。他们一起由1880年代的劳工积极分子，如今是英国内阁成员的约翰·伯恩斯带领参观伦敦“城市社会主义”的成果。他们离开旅游者经常参观的道路，来到波希米亚、波兰、意大利南部的村庄，看看非洲裔美国人的最新移民竞争者的源地。但是对华盛顿来说，没有什么东西让美国例外主义的前景黯然失色。“他是美国人，”帕克后来说，“他认为美国的一切都比欧洲的好。他只是想找出上面的污垢，要亲自发现欧洲最下层者没有任何东西超越美国最下层者。”[53]

在这样的目光审视下的欧洲当然没有什么可以学习的了。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塞缪尔·冈珀斯在1909年返回童年时代生活过的英格兰度暑假，再次表达了这个观点。“旧世界不是我们的世界。它的社会问题、它的经济哲学、它当前的政治疑问与美国没有关系……在［国家］排行榜上，美国是第一名。”[54]到了19世纪最后十年，这些慰藉性的共和理想在美国人头脑里开始越来越频繁地遇到一个竞争者，那就是以“审美的”框架看待旧世界与新世界的关系，中心问题不再是压迫和自由，而是文化、风俗和时间。与旧世界发展的缓慢和有机力量对比，衬托出新世界生猛的、竞争性的、未完成的特性。这种新对比产生的政治后果比从前的对比更让人不安，但仍是用时间和文化之类两极对立来表达的，所以两个大洲很难找到共同的社会政治基础。

最有力地鼓励了审美情绪发展的是大旅行这样强劲的潮流。试图寻找想象中的前现代的、没有政治冲突的欧洲，19世纪末期到欧洲旅行的美国中上层阶级游客很快陷入商家旅行指南的现成术语中。首先，大旅行是认识历史和名胜古迹的好机会。这是一个大洲，上面散布着众多古迹，而且欧洲本身就像将自然和人工完美结合，形成一个有机整体的博物馆。拥有共和理想的游客把欧洲看作等待民主启蒙和觉醒的地方，而审美主义者眼中的欧洲就像一幅画，没有变化，保存完整。威廉·威洛比在1891年从英格兰给家里写信时说：“那里看起来好像该做的事情全都做完了。”林肯·斯蒂芬斯从汉堡表达了同样的内容：“任何东西都完美无缺，一切收拾利落、井然有序，没有争吵谩骂，没有灰尘，没有拆除的建筑。”对于有些美国人来说，古老的欧洲散发出绝望和悲观的气息，正如E.A.罗斯指出的，是一种“深深的悲哀”，与“西部肆无忌惮的玉米棉花乐观主义”形成鲜明对比。但是审美主义者美国游客渴望看到的欧洲就是宁静悠久、古色古香，就像古老的天主教堂的石头一样光滑明亮。[55]

像共和主义者的欧洲形象一样，淳朴古老的欧洲的形象在美国游客来到欧洲之前就已经存在于他们的头脑中了。1850年开始在英国乡村旅行的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刚离开利物浦五英里远，就发现了他长久以来渴望看到的东西。“啊，我们来到它的怀抱中了！乡间——如此的乡间！绿草如茵、翠色欲滴、晶莹剔透。我们站在那里被它的美丽惊呆了。”他继续写道：“一幢石头房屋出现在我们眼前，乡间道路绕过它，在它与另一幢房屋之间穿行，又一拐弯，在我们左边出现的是一座教堂——古老的、爬满常青藤的乡村教堂，有棕色的石头和紫杉树——我们一眼就认出来了，还有绿树成荫、古老幽雅的英格兰院落。”他第二天又写道：“这样的景色我以前从来没有见到过，但是它的一切对我来说非常熟悉，就像我自己家乡的山谷。这是我们诗人的故乡！我们祖先的家园！亲爱的英格兰母亲啊！如果我终于当面目睹您的风采而无动于衷，那才让人觉得奇怪啊。”[56]

这样的比喻帮助跨越了一些想象中的新旧世界差距。在培养与欧洲的文学纽带方面，19世纪末期美国人获得了他们有些人迫切渴望得到的东西：古老的历史和对“更大整体”的归属感（正如年轻的阿拉巴马游客1891年说的）。审美大旅行的游客在欧洲畅游，埋头钻进维多利亚后期图书馆的羊皮书里。简·亚当斯1880年代第一次到欧洲旅行时，在苏格兰读司各特，在意大利读罗斯金，在德国读卡莱尔。年轻的凯丽·托马斯1881年从英格兰给家里写信时说：“我已经不再是美国孤魂，我已经找到了我的根源：我的城堡和遗址、修道院和教堂小镇、茅草屋，我的湖畔，诗人的故乡、戏剧的风景、英国的大雾、紫色石南花。”[57]

不过，就在共同文化传统的意识使19世纪末期的美国人心中把两个大陆联结在一起时，新和旧、生猛和稳定的对比却迫使它们相距更远。非常典型的是，在海外的美国游客对令人想起美国的内容不感兴趣，对于破坏他们想象的欧洲稳定的经济变化力量兴趣更小。即使眼光敏锐的观察家奥姆斯特德也没有让向他抱怨的英国农民破坏他浪漫的心境。制模工人协会（Molders Union）的约翰·弗雷在伦敦白教堂（Whitechapel）区的贫民窟参观，但是他没有让读者了解英国制造业中心的细节，理由是所有的工业城镇都差不多。人们更愿意寻找英格兰的乡村（亨利·詹姆斯所说的“纯洁正宗的英格兰”）而不是商业化的伦敦，莱茵河谷的遗迹而不是粗俗和一意孤行的柏林，天主教堂（如老奥利佛·温德尔·霍姆斯所说的像干奶酪一样芳醇）而不是议会。1890年代中期来自佐治亚的年轻妇女梅·肯尼在欧洲大旅行时，在巴黎乘马车沿着大街看一个又一个景点：歌剧院、圣母院、巴士底狱、先贤祠。她的有些同伴登上埃菲尔铁塔，可她拒绝了，因为担心它的现代性破坏了城市的魅力。[58]

这样的欧洲遭遇没有激发出吉尔伯特·哈文在维滕堡参观时所发的那种世界历史变迁救世主之感。从政治上看，我们很容易看出，在对欧洲进行审美上的重新评价时民主理想急速贬值。具有审美眼光的游客让挤在一起的木屋披上了古色古香的神奇色彩，让士兵的军服染上灿烂的颜色。亨利·亚当斯回到伦敦后半开玩笑地说：“对于英国改革，亚当斯什么也不关心。”“他讨厌变化，他宁愿让教皇仍然留在梵蒂冈，女王继续待在温莎城堡作为历史见证。他不愿意把欧洲美国化。巴士底狱和贫民区如果好好保存是值很多钱的古董，主教和拿破仑三世同样如此。游客是讨厌创新、欣赏尘埃的极端保守派。”1870年代初期，人类学家刘易斯·亨利·摩根无法把凯旋门看作专制暴政纪念碑之外的任何东西；但一代人之后，约翰·弗雷认为它是世界上最漂亮的街景的一部分。弗雷在参观拿破仑的陵墓时没有发出丝毫的谴责。曾经被立宪政体、选举权的扩大、奴隶制的废除清晰标识出来的历史进程，如今陷入一片混乱中。[59]

对于早先的民主信念模糊表达出的这种怀疑不只是大旅行的怪癖。纵观美国和19世纪末欧洲的宽广前线，曾经认为民主的形式框架已经足够的许多人不像二十五年前那么自信了。普选权和立宪政体、贸易自由和个人自由，仅作为政治议程的这些东西失去了早先的光彩。到了19世纪末，欧洲的激进分子已经开始放弃从前对美国的崇拜，因为他们吃惊地发现美国托拉斯和垄断机构不断巩固，正式承诺民主的国度爆发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还有美国政治让人担忧的腐败猖獗。1890年代中期，最倾向于美国的早期费边社成员威廉·克拉克说：“二十五年前美国是先进英国政治思想的指路明灯，但现在不是了。”现在克拉克可以肯定的是：“仅仅是理论上的民主，没有伴随任何社会改革，完全是个错觉和陷阱。”美国作为西方民主橱窗的形象在欧洲激进分子看来褪色了。由于担心移民投票权问题，在黑人选举权问题上打起退堂鼓，许多美国人也加入了普遍撤离19世纪中期民主真理的行列。[60]

这种用有机主义而非共和主义术语对欧洲的重新阅读，如果说和人们对形式宪政民主丧失信心分不开，那么只看到它的保守或者怀旧的政治意义也是错误的。美国中产阶级游客渴望从想象中的前工业化时期旧世界的稳定性中寻找什么呢？不就是对美国混乱无序、充斥暴力的野营探险的嫌恶吗？欧洲是和谐融洽的“有机整体”，美国是“无法无天的”；一个有共同的风俗习惯，另一个是丝毫没有缓解的激烈竞争和个人主义。这个二元论推开了更古老的政治对立，深深扎根于欧洲审美形象的核心。

到了19世纪末，欧洲进步人士把同样的对立性用在美国本身。在充满改革思想的欧洲人游览美国的报告里，世纪之交美国城市的肮脏是个永恒的主题，它成为政府管理缺陷和社会破碎化的比喻。查尔斯·布思的芝加哥是泥巴和垃圾的集合，到处扔的都是破旧锅炉和排水管。汤因比馆的萨缪尔·巴内特认为波士顿更是垃圾遍地，散布着比白教堂区本身更肮脏的房屋。1897年曾经到美国寻找著作资料的年轻记者拉姆齐·麦克唐纳认为，芝加哥“像精神错乱的家伙，从头到脚污秽不堪，轻率鲁莽”。作家H.G.威尔斯警告说“没有秩序，没有预见，没有总体规划”。[61]

这些是游客的粗略印象。而一位非常认真的英国医生阿瑟·沙德韦尔曾经穿过工业化欧洲的心脏地区收集资料，他1903年到达美国后开始进行工业社会的对比研究。在纽约他经常不由自主地“想起欧洲南部可怜的小镇”。这个城市的建筑的“主要特征”，他写道，就是“无法无天、破破烂烂、个人卖弄摆阔、公众麻木冷漠”。这里的工业似乎正坐在劳资冲突的“火山口”。沙德韦尔报告说：“这些全是仓促做成的东西，让她滚蛋！送她下地狱！就是这个话。”德国的工业方法很彻底，英国的自我感觉不错。比较而言，美国的主要特征是：“雄心勃勃、胆大妄为、进攻性强、永不安分、渴望新奇、善于发明、争强好胜、贪得无厌。”[62]

大多数欧洲批评家认为他们知道背后的原因。他们眼中的美国是个正在飞奔的国家，过分忙碌于私人的事物，无暇把各部分组成一个整体；随手扔掉抛弃的东西，胡乱对付公共生活，专心释放个人能量。没有更大的整体意识来管理永不停歇的、无所顾忌的能量。巴内特认为美国是个“去除了政府保护”的社会。它的居民“没有国家是一个实体、美国是一个整体的概念，没有国民意识”。拉姆齐·麦克唐纳认为“没有人能够凭良心说，这不是一个被民主自由和平等的原子化概念所破坏、只知发财和模仿的国家”。约翰·伯恩斯重新强调了这个主题：美国的前景“遭到限制和阻碍，因为过分强调单元而忽视集体、过分强调个人而忽视社区、过分强调垄断而反对国家”。惊人的私人智慧、混乱不堪的公共秩序、遥遥领先的私人企业、杂乱无章的社区——这就是拥有进步思想的欧洲游客的印象。旧世界培养的生活共同体遭遇新世界轻举妄动的个人主义。美国成为与“和谐有机整体”欧洲截然对立的另一极端。[63]

在强调社会和合作方面，大西洋两岸对比的审美框架不是没有社会政治潜力。但是这个时候，共和思想和审美意识两个极端都充当了阻止社会政治从旧世界向新世界流动的强大限制性力量。在大西洋关系的共和思想框架下，欧洲国家只能跟随美国先驱者的脚步前进。而在审美思想框架下，新旧世界的对比深陷在文化中无法移动的层次。只要欧洲和美国仍然处于对立的两端，局限在想象中的时间的两头，社会政治相互借鉴就有难以跨越的巨大心理障碍。

那种夸张了的欧洲对美国人的自我形象非常重要，在政治上却没有什么用处。吸引美国游客到欧洲的那些想象风景最终迫使两大洲想象的历史进入彻底分开的轨道。要让社会政治的大西洋交流成为可能，相当数量的美国人必须越过新旧世界的想象中的风景。他们要开始不再把美国和欧洲看作被大洋和时间分开的大洲，而是被当时同一个变化和分裂之海冲刷的整体。

在19世纪大旅行的极端之外，在共和派和审美派游客的视野之外，促进会合的引擎其实已经在忙碌工作。在大西洋的两岸，一个新世界正迅速形成，里面有煤炭和钢铁、工厂城镇、蔓延的都市区、聚集的资本、大群的劳动力、新形式的苦难。19世纪末期的埃森、曼彻斯特、里尔、匹兹堡不仅仅是类似的现象，平行的独立发展。它们都是迅速扩张的世界市场的一部分，这个市场要用如此丰盛的方式把商品运送到1900年的巴黎。

这个新世界的诞生地是英国。从18世纪后期开始，工业资本主义的力量已经彻底颠覆了古老的农业经济，当19世纪末期美国游客开始来寻找司各特和华兹华斯的社会风景时，发现一切都变了样。新经济秩序的磨房、机器、蒸汽泵在1790年代的伦敦进入威廉·布莱克的意识时，仍然是陌生的、革命性的，“专横的齿轮/相互强制的运动”。到了下个世纪末叶，英国矿山和工厂的产量高居世界之首。在1870年，英国生产了全世界工业品的近三分之一。英国的煤矿在1870年的产量是相距最近的对手产量的2.5倍，铁矿石的产量是4倍，在棉纱锭方面，英国的领先几乎是5:1。[64]

这些数字让当时人很感兴趣，通过工作过程的国家化，它们把工业生产的统计数据变成了国家地位的标志。北大西洋经济体的各国激烈争夺市场，操纵贸易和关税政策，牢牢控制殖民地市场，企图在工业老大的竞争中超越他人。然而，将注意力集中在民族国家，意味着扭曲起作用的根本力量。投资、管理和生产技术像水银流动似的跨越国界，在北大西洋的贸易大动脉推动下迅速传播。到了19世纪末期，那些了解大洋两岸新旧世界工业区的人印象最深的不再是区别，而是非同寻常的相似性了。

实际上，最重要的共同纽带就是煤炭。19世纪，虽然不是所有的工业国家都坐落在煤矿上面或者附近，但大部分都是如此。煤炭是工业革命关键的自然资源，它是给这个世纪提供动力的蒸汽能源的要素，是钢铁生产不可缺少的燃料。煤炭动力运送货物、推动机器、烹调食物、加热壁炉，煤烟在欧洲和美国城市缭绕。因为运输起来非常沉重和昂贵，煤炭吸引了投资者、企业家、工人和城市来到它身边。煤炭丰富的地区不仅成为生产的高炉，而且成为劳资冲突的高炉，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大工会组织的所在地，也是任何地方的国家经济行动的早期场所。

19世纪英国的四大工业基地中，有三个都处于煤炭丰富的地区（第四个在伦敦）。最重要的是英格兰北部的大型纺织厂和工厂聚居区。1901年，英国超过十万人口的大城市中，有三分之一以上都处于以曼彻斯特为中心方圆四十英里的区域内。这里是英国工业化的心脏地带，是游客像避开麻风病地区一样避开的狄更斯小说中的世界。第二个几乎同样大规模的工厂聚居区沿着苏格兰南部展开，从格拉斯哥到敦提，这里同样蕴藏着丰富的煤炭和铁矿。据说人们要是在1880年代沿克莱德河而上，在没有看见格拉斯哥前就能听到造船厂大锤的喧闹声。格拉斯哥是当时英国的造船中心，是资本丰裕、贫民窟聚集的世界贸易中心。英国的第三大工业区是围绕伯明翰的英格兰中部地区，因为熔炉的强光和炉渣而被称为“黑乡”。狄更斯嘲弄地称新工业城市为“焦煤城”（Coketown），但实际上焦煤城到处都是。[65]

焦煤城穿过比利时、法国北部，经过从里尔到列日的广阔矿藏区，在各个本质方面都是英国原型的复制品。比利时的矿山、工厂、密集的工业城镇让它成为欧洲大陆工业最密集的国家，在这里工人居住区过分拥挤，工资低廉，大量使用童工，文盲率高得让人惊讶。越过法国边界，同样的社会风景延续着。法国北部是工业心脏地区，法国大部分的煤炭和棉纺织品的来源地，法国大型的、家长制工业企业的所在地，激进的法国工人运动的战场，到了这个世纪末，成为工人阶级社会主义的堡垒。[66]

东边，同样的场面出现在莱茵河低地和鲁尔区。资本投资来到鲁尔区比较晚，但是187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没有哪个地方工业化进展比这里还迅猛。到了世纪之交，鲁尔区及其周围工业城市群（丝绸纺织中心克里菲尔德、机械中心杜塞尔多夫、新兴的化工产业中心巴门和埃尔伯费尔德、煤炭钢铁中心多特蒙德、克虏伯主导的埃森）成为欧洲大陆最大、最密集的重工业集中地。在1890年到1900年间，以鲁尔区为中心的德国钢铁生产超越英国，很快帮助德国在世界制造业产量份额方面超过英国。德国迅速迈进的工业扩张并不完全取决于莱茵河低地的企业，还有赖于西里西亚的煤炭钢铁企业，阿尔萨斯—洛林，以及萨克森，这里像比利时一样集中了煤矿、纺织企业、过分拥挤的住房、（正如保罗·格勒在1890年代发现的）充满深刻仇恨的工人。19世纪中期的美国游客发现德国是野蛮的、让人讨厌的一滩死水。到了1900年，德国工业地区在经济转型方面甚至比美国本身还要快。[67]

在大西洋的西边，因为同样的贸易体系，尤其是英国资本的注入、英国技术的整体引进，同样的力量也开始起作用。当然，充足的水力资源给予美国旧工业区一抹田园风格的色彩。1903年阿瑟·沙德韦尔吃惊地发现新英格兰地区的纺织厂“相当漂亮和柔和”。到了19世纪后半叶，工业区的“欧洲化”倾向已经非常明显了。蕴藏大量煤炭的宾夕法尼亚是美国的经济心脏。美国两个最重要的制造业城市纽约和费城，就是利用宾夕法尼亚的煤矿满足高涨的能源需求。匹兹堡地区相当于德国的鲁尔区。在中西部，伊利诺伊煤矿地区滋养了另外一个工业集中地，从东边的匹兹堡和克利夫兰到西边的密尔沃基和芝加哥。1890—1891年从西到东游览美国的萨缪尔·巴内特认为到芝加哥就像回到了家乡曼彻斯特，同样有密集的工厂和琳琅满目的广告。匹兹堡让贝特丽丝·韦伯感觉像来到落后的意大利或者英国老家“黑乡”。阿瑟·沙德韦尔也认为匹兹堡是熟悉的地方：“揭开盖子的地狱”，像埃森和谢菲尔德一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68]

这里也不缺乏工业资本主义发展之快速和凶猛。1880年美国已经赶上英国的钢铁产量，1900年赶上英国的煤炭产量。在生产轮船和纺织品方面，英国仍然是难以匹敌的，但是在英、德、美三国总体制造业产量的竞争中，美国的领先地位在19世纪末已经成为不容置疑的事实。警惕美国人插入欧洲传统的市场成为欧洲报刊的经常性话题。欧洲记者把这个现象称为世界的“美国化”，更加恰当的看法应该是美国的欧洲化。若认为它展现了到处越过政治家和外交家清晰划定的国家边界的市场扩张过程，那就更好了。[69]

焦煤城是新世界工业资本主义的第一个定义性因素。第二个是当时人所说的“大城市”的出现，说这个词的时候人们既兴奋自豪又特别地紧张不安。大城市不像工厂城镇那样是新鲜东西。作为贸易和资本积累的节点，它们曾在现代欧洲早期的经济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伦敦在1800年有一百多万人口，巴黎有五十万人口，维也纳有二十五万人口。但是19世纪最后十年大都市中心的增加是一个让人吃惊的现象。从安德鲁·默恩斯（Andrew Mearns）的《被抛弃伦敦的哀号》到雅各布·里斯的《另一半如何生活》，到德国人对大城市（Grossstadt）的尖锐抱怨，大都市的增长对世纪之交北大西洋经济体的社会改革者产生了深刻影响。[70]

大城市（不是城镇而是人口超过十万的都市）的增长是不容辩驳的事实。1871年，德意志帝国十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8个，其人口占德国人口的5%。四十年后有48个大城市，其中柏林的人口超过一百万，每十个德国人中就有两个人生活在大城市。法国有15个大城市，英国和爱尔兰有41个，包括特大城市伦敦，人口达到七百万。在美国，1870年有14个大城市，1910年有50个。尽管有西部和南部农村巨大的稀释性影响，美国在1890年的城市化程度已经和比利时一样了，这是根据人口两万以上城镇的居民在全国人口中的百分比来衡量的。在1890年北大西洋经济体中7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中，有3个坐落在美国。[71]

这些城市中有些是重工业基地。更普遍的模式是贸易、金融、小规模制造业交织。伦敦东区、纽约下东区，以及北大西洋经济体的类似地区，既是生产中心也是贫困的中心，是拥挤不堪的蜂窝，为大城市迅速增长的人口提供低工资、不稳定的工作。从银行和时髦商业街等内部繁华核心区往外延伸，是码头区、仓库区、铁路车站，再进入好像没有尽头的血汗工厂和小作坊、小商店、当铺、贫民窟、廉价的工人住房区，全部都没有规划，混乱不堪。

正如工业区成为直观了解纵向分配的动力的实例一样，大城市为我们提供了体现对比与运动的实物。人们应该想象19世纪城市不是单位，而是街区的集合；在这些地方走过，就好像是穿过无休止的社会矛盾的丛林。一面是财富的高度集中，一面是贫穷的聚居区；一面是资产阶级的优美马车公园，一面是脏乱的酒馆小巷；一面是漂亮的购物大街，一面是满足大众需要的大片当铺、摊贩、旧货市场等。财富的两极分化不是新鲜的东西，但是它们集中而且紧挨着构成鲜明对照的都市风景，只靠工资和市场这层薄薄的、冷漠的关系维系在一起，这却是全新的现象，令许多观察家不知所措，紧张不安。

大城市的显著贫富差距是其主要特征之一，另外一个特征是财产和人口永不停息地流动。大城市天生不稳定，不仅在于它们与农村之间不断后退的交界处，而且在于它们的核心，因为土地价值和财产使用随着市场和风尚的变化而转移。对流动性做出贡献的还有每年涌入大城市的大量人口，在资源永远也不够的环境中挣扎着寻找空间和栖身之地。柏林、维也纳、格拉斯哥、纽约都呈现出异常严峻的住房紧张局面。但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没有一个大城市能够说充分解决了住房供应问题。交通和公共卫生问题同样给城市当局带来沉重的压力，他们要努力把迎合城市新需要的新兴产业如私有自来水公司、粪便运输公司、有轨马车路线等杂乱发展合理化。难怪大城市吸引了世纪之交进步人士这么多的政治能量和想象力。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如此鲜明强烈地表现出私有财产权利和公共需要之间的紧张冲突。

诚然，进入20世纪后，欧洲和美国的都市和工业区仍然是农业大海中肮脏拥挤的孤岛。工业资本主义的城市风景突然崛起在周围的农村背景之上。经济革命时间最长的英格兰在一定程度上是个例外，到1900年，英国的劳动人口中只有12%仍然依靠农业为生。同一时期即使在工业化程度很高的比利时，仍然有四分之一的劳动力在农村劳动。在德国，这个比例是三分之一，在法国和美国比40%多一点。[72]工业发展核心区以外是广袤的农村地区：容克控制的普鲁士和波兰的黑麦地区，奥匈帝国的庄园，南欧、爱尔兰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农民土地，美国南方深处的棉花地，密西西比河两岸往西无尽远去的平原等，这些地方在世纪之交的劳动人口中仍然有一半以上在从事农业劳动。

但是在对抗市场革命时，农村并不比城市有更多的免疫力。外国粮食在1860年代和1870年代开始大量涌入欧洲（从加拿大、俄国以及更重要的美国），给这里的农业稳定带来了破坏性的后果。在爱尔兰，这些压力促使宗教和土地所有权方面长期的紧张关系升级为公然的佃农暴乱。如果说抵抗是常见的，那么逃离就更司空见惯了。极端的事例发生在瑞典，那里从1860年到1910年移民国外的人口达到20%。到处都出现乡村人口以惊人速度离开家乡到城市去的现象，让当时的人们努力为留守农村的人口寻找新的庄稼组合和市场结构。[73]

因此，到了19世纪末叶，北大西洋经济体普遍出现了被连根拔起的农民。美国城市吸收了大量这样的人口，欧洲在流动方面也并不逊色，虽然游客往往专注于静态的风俗习惯。在英格兰，到19世纪末，只有四分之一的人生活在他们出生的地方。在1890年的柏林，30岁到60岁之间的男性工人中每五个就有四个出生在城市之外。到处都是移民，在英格兰工厂工作的爱尔兰临时居民，在苏格兰煤矿干活的波兰矿工，在法国南部煤矿干活的西班牙矿工，在比利时和洛林的工厂城镇工作的意大利棉纺工人，以及在每个城市中干活的乡下人。在1870年代的利物浦户主中，四分之一是在爱尔兰出生的人。在德国鲁尔区，1890年四分之一以上的矿工说波兰语。在鲁尔区的盖尔森基兴镇（Gelsenkirchen）,三分之一的学生说波兰语。[74]

市场和劳工的这些纵横交错的变化所产生的最明显后果，就是新产品以惊人的速度出现。北大西洋经济体的真实工资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这段时间内得到增加。同样增加的还有教育机会、图书和阅读材料的供应、多样化的可供消费的娱乐形式，以及流动性的渠道。即使在汽车和家用电力普及之前，普通人能够购买的商品种类也以令人吃惊的速度发展，从汽灯到成衣，从廉价电影票到赴乡下游玩的电车票等。当廉价工业品和外国粮食的潮流冲破了传统农业社会的旧式农民和手工业者经济，这种碰撞释放出巨大的人类能量。要不是“改善”看上去这么确切地写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物质历史上，很难想象进步人士为什么对社会能够不断改善充满信心。

但是如果说19世纪的经济革命产生了潮水般涌来的新商品，不能否认的是它们也带来了新形式的苦难。按照边沁主义计算法[75]，我们不清楚痛苦和快乐相比总体上的赤字是否在增加，但是市场革命强有力地改变了经济痛苦的经验和意识。农村生活的痛苦原先就是严重的和反复出现的：庄稼歉收、瘟疫、疾病、事故、生孩子。但是这些受财富、税收和庄园势力的社会制度塑造和强化，呈现出自然的（因而）难以避免的色彩。工业资本主义的痛苦不那么容易预测，它们的人性面孔不容易掩盖。流动性和脆弱性随着劳动力的商品化加剧而不断增强。农民失去了土地、家族纽带、风俗习惯的安全感，在新的工资劳动市场上，可能在一夜之间就会出现失去挣钱能力的情况。都市工人阶级的早期研究者对劳动能力与穷困之间的脆弱界线非常着迷，以及人们如何变幻无常地从一边被推到另一边。在这些新形式的痛苦中，冷漠麻木、精心算计、愚蠢程度、小气程度等人为之手至少和命运本身一样强大。企业事故、房东的驱逐通知、老板对工资的不妥协态度都是明显的社会事件。既然是权力和政治事件，有人认为肯定有社会和政治解决办法也就不让人吃惊了。

人类有意识行为之手在大城市生活的痛苦中和农村的痛苦中一样明显，正如民粹主义者对银行和铁路权力的控诉所示。托马斯·哈斯克尔指出在19世纪末期，社会问题的根源好像消退了，慢慢变得辨不出踪影了。[76]但是从长远观点看，相反的说法恐怕才是更恰当的。随着风俗习惯在商业化的潮流中消退，人类力量的作用变得越来越明显。出现了围绕“社会”概念的整套词汇——“社会经济”“社会政治”“社会问题”“社会疑难”，所有这些都证明了人们日益意识到市场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本质。痛苦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但是工资劳动市场的痛苦、大城市生活的痛苦和从前的痛苦不一样，人们很难按照过去的模式接受它。

最后，人们不需要把农村生活浪漫化就可以指出，工业资本主义的新世界遭受远比过去更明显的冲突的冲击。争夺面包的动乱、都市暴动、农民起义曾经是前工业化社会的常见现象。但是不管中产阶级进步人士称新时代为彻底的“工业战争”时代是否正确，毫无疑问的是，社会各阶级更频繁地意识到对方的存在，有了比从前更深刻地制度化的仇恨。罢工成为新秩序最让人不知所措的标志，双方怨恨地、激烈地斗争，随着时代的前进，规模越来越大，让国家越来越多地充当警察、协调者和军事镇压者的角色。但是罢工不是市场关系新体制的外来者。像就工资讨价还价一样，罢工也是制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同样，双方趋向集体纪律和组织机构的动力也是如此，不管是成立工人联合阵线还是坚实的企业主联合体。在有组织的工人团体和有组织的资本家团体不断激化的冲突中，个人权利在何处终结、公共权利在何处开始成为永远争论不休的话题。但当查尔斯·纪德把社会经济领域描述为“社会和平”（social peace）问题时，不管名词还是形容词都有沉重的分量。

焦煤城和大城市，物质生活的改善和日益加剧的不安全感：强调这个新社会秩序的共同轮廓特征并非要否认其中的国家特殊性。不过，在所有重要方面，欧洲及其西面的经济前沿是作为一个复杂的整体在经历这些起伏动荡的。在大西洋两岸，这个世界的轮廓、典型风景、不满和冲突的主要根源越来越明显地突现出来。它是与旅游指南所展示的不一样的欧洲，与美国独特命运论者愿意承认的情况不一样的美国。在政治和审美对比的表面之下，不存在新世界和旧世界的区分，只有共同的、经济推动的新世界塑造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