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好转的时候，已是五月。我狠心辞掉了工作，又买了张高铁票，打算下午就出发去深圳。
那束摆在窗边的郁金香早已枯萎，散发着淡淡的气味，我特意喷洒了点香水，任由它望着窗外蔚蓝的天发着呆。
我带着行李箱、书包与一把电吉他匆匆出发，走在路上的我不禁有些恍惚——大一开学那年，我背着一把电吉他，意气风发地迈进校园。
那时，爸爸站在我的左边，帮我提着行李箱，妈妈挽着我的右手，和我畅聊未来。
只是后来病痛让她们相续离世，我还记得妈妈走的很突然，那时我还在学校为了奖金而参加比赛。
从学校到医院12.7公里，我几乎一下车就飞奔过去，中途摔了一跤，又疼又狼狈。可还是没赶上见她最后一面。
再后来就是爸爸躺在病床上，枯瘦如柴的手紧握着我的手，他说：“放弃吧，对你算是解脱了。”
那时的我拼命摇头：“医生说会好转的。”
然而，他并没有好转。
我打算长期定居在深圳了。我空无一人的身后又多了一个男孩，我们就算从头再来，也没关系。
齐让是本地人，于是他拉着我的手，理所当然地住进了他那空荡的家。望着满屋的尘埃，他有些不好意思地挠着后脑勺冲我笑：“我爸妈都在其他城市发展，这个家我也很久没回来了。”
我摆摆手，“没关系。”
第二日清晨，我特地去拜访叔叔阿姨，但叔叔不在家，是阿姨红着眼角迎接我。
多年未见，阿姨苍老了许多，黑发里夹杂着银发，满脸岁月的痕。她望着我身旁的年轻人，起先是愣了愣，而后淡然一笑。
阿姨说什么也要留我吃一顿饭，我只是摇摇头，说已经吃过了，只打算去看看小予。
她身形一顿，一边笑一边哽咽着说：“好，好，我们一起去看看小予。”
五月的风已有了热意，点点阳光透过浓郁的树叶缝隙，斑驳地洒在小道上。
时间不会改变天空的颜色，路边小摊永远冒着香气，骑着单车的少年摁着响铃于转角飞驰而过。
阿姨粗糙的手牵着我的手，如同多年前母亲牵着年幼我，漫步在那条充满人间烟火的小道上。
我去花店买了束粉色郁金香，放在了小予的墓碑前。看到那张黑白遗照时，我心口倏地一疼，眼泪怎么也憋不住了，啪嗒啪嗒地往下掉。
那是多年前的某个午后，我拥有了人生中的第一台相机。我将镜头对准她，笑嘻嘻地摁下了快门。那天的她扎着双马尾辫，穿着漂亮的小白裙，望向镜头开心地笑。
我蹲下身，指尖缓慢从墓碑上划过，落到那张老旧的照片上。触感微凉。
还记得那时的她摆了无数个姿势，笑颜如画地望着我：“快快快！多给我拍几张呀！哎呀我还没拍呢……等我换一个姿势……”
临走前，阿姨递给了我一个信封。我指腹反复摩擦着纸面，却还是没下定决心打开。
从地铁站一出来，远远地就看见一个小院，里边摆着几张休闲风格的简约桌椅，四周全是些绿植与花草，还有两只猫懒懒地在仰在椅子上着晒太阳。
入口的铁门上爬满了绿色的藤蔓，上边挂有一块浅棕色的牌子，方方正正地，用黑墨写着【余生咖啡馆】几个大字。
我顿了顿，还是走进去点了两杯咖啡，而后倚靠在室外的椅子上，从包里找出那封已有时日的信。
我深吸一口气，缓慢打开了它。
写给小宋同志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