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学术史研究要考镜源流、追本溯源，这对中国俗文学研究史的梳理而言，尤为重要。中国俗文学研究的研究对象当然是中国的，但是真正对这门学问进行现代意义上的研究却非始于中国，而是首先被外国人作为外国文学来研究的。那么，中国俗文学是何时开始作为一门现代学术研究学科的？它又是为何首先被外国人作为外国文学来研究的？

一、选题的范围与意义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是指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特别是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之间近代日本的学术转型与中国俗文学研究，以及与日本传统汉学、国际学界中国俗文学研究之关系。所谓“俗文学”，则是指包括小说、戏曲和说唱文学在内的整个通俗文学领域，在“近代日本”这个特定的历史地理语境中，主要是指小说和戏曲。

日本汉学史上的“近代”是一个既不同于明治维新以前、也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时期，是一个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学术转型期，日本中国俗文学学科在这一时期得以确立。根据中国俗文学学科在日本帝国大学的确立时间，也可以将这一时期细分为两个时期：明治末年至大正初年以前，日本从事中国俗文学研究的主要是东京专门学校师生和东京大学毕业的青年学者。随着狩野直喜、盐谷温分别于1908年、1917年执掌京都、东京两所帝国大学的中国文学讲座，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转向以两所帝国大学为主要阵地，此后，除早稻田大学等少数私立大学继续保持和发扬中国俗文学研究的传统外，日本的中国俗文学研究者的师承关系大多可以追溯到上述两所帝国大学。这一时期，也正好是中国国内新旧文化转变期，小说、戏曲等俗文学也开始登上高等学府的讲堂，成为学术研究的一部分。

虽然早在1880年，俄国汉学家瓦西里耶夫就出版了《世界文学史》，其中的中国文学史部分又单独出版，被认为“世界第一部”中国文学史，但俄国或其他欧美国家并未建立中国（俗）文学史学科体系，大多是在大学或其他研究机构中设立一个涵盖所有汉学领域的讲座，这些汉学讲座中真正关于中国文学的内容并不占优势。而此时的中国正值清末多事之秋，社会和学术还都在转型前夜或转型之中。于是，一个全面吸收了西方先进成果又极具汉学传统的东方国家——日本，扮演了特殊的历史角色，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建立了完整的中国俗文学史学科体系。

日本传统汉学奠定了日本近代汉学家深厚的汉文基础；西学传入改变了日本的文学观念，使文学研究从经学研究中独立出来，形成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学科研究；近代大学的设立与现代学术制度的形成使得文学研究登上了大学讲坛，获得了学术地位，并得到了现代学术制度的保证；文学史的撰写、敦煌变文的发现、俗文学概念的提出，特别是森槐南、狩野直喜、盐谷温等人在京都大学、东京大学等日本最高学府讲授中国俗文学研究课程，根本性地改变了中国俗文学研究的性质和地位，标志着中国俗文学学科的建立；近代报纸、学术刊物、出版业的发展为学者们发表学术成果提供了平台，藏书机构的建立则为该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文献基础。

以上这些，都使得日本中国俗文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在时间上走在中国学界之前，对此，青木正儿可谓一语中的：

对中国文学理解和鉴赏，我辈不足以与他们（中国学者）相提并论。（中略）如果真想与之抗衡，就必须击其虚处。对此，我们向来选取的研究途径，是用新的体系和新的方法，来开拓新的分野。就文学一科而言，撮其大要，新的体系即从文学史角度切入的研究方法，新的分野即提高对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的评价。[1]

因此，本课题的研究在以下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日本汉学史研究方面。日本汉学是一个庞大的学术研究系统，对中国文化各方面都曾做过细致入微的研究，但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对日本汉学的再研究却还显得不足，对这双异域之眼的认识还十分有限。本书的研究虽然也只选取了日本汉学中极小的一个方面，但只有通过这样的局部研究，才能构成、促进和完善日本汉学的全局研究。

第二，中国俗文学研究史方面。中国俗文学研究作为一门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学科，已走过了百余年的历史，为使当下的研究不走冤枉路、回头路，就必须科学地进行学术史的梳理。既然近代日本的中国俗文学研究早于中国学界，追根溯源、考镜源流就显得尤为重要。本书的研究可以为中国俗文学研究史提供一些日本方面的材料与成果。

第三，当今中国俗文学研究者自身方面。近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研究成果至今仍为今天的学者所借鉴和利用，他们在某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上所达到的高度，至今仍未被超越。近代以来中日学者之间的交往，对各自及各自国家的该领域研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种相互影响可以说到今天仍然存在。从这些角度来说，本书的研究可以给当今该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一些经验与借鉴。

二、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对于日本的中国俗文学研究及其成果，中国学界注目甚早，可以说在日本学者进行研究的同时或稍后就已经开始，按照时代顺序，大体可以划分成三个时期：1949年以前、建国后三十年、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建国后三十年特殊的历史环境，研究几无进展，因此重点介绍1949年以前和改革开放以后这两个时期的研究情况，其研究成果大体可以分为三类：论著译介、通论通史研究、专门性研究。以下分述之：

（一）1949年以前

1．论著译介

甲午战败以后，清末掀起了一股“以日本为师”的热潮，不仅派出了大量的留日学生[2]，聘请了为数甚多的日本教习，就连京师大学堂也是仿造日本的大学而建，其总教习也是日本人服部宇之吉，由此可见日本对清末文教事业影响之一斑。

张之洞主持的《奏定学堂章程》中的“学科程度章第二”首次列入了中国文学课程，并制定了具体的研究法，直言不讳地指出：“日本有中国文学史，可仿其意，自行编辑讲授。”中国最早的《中国文学史》[3]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林传甲编写，作为京师大学堂讲义的。林传甲颇受张之洞器重，后由严复推荐任教于京师大学堂，只要对照一下其所编文学史的目录和《奏定学堂章程》的相关规定，就可知这是一部严格按照《章程》所编写的教科书。为了对应《章程》精神，他还在绪言里特地写上“仿日本笹川种郎《中国文学史》之意以成书焉”[4]，而事实上，林传甲不仅没有“仿”其意，甚至是“反”其意。

笹川种郎即笹川临风，其所著《中国文学史》于1898年由博文馆作为《帝国百科全书》第九编出版，因是丛书，篇幅颇有限制，全书仅仅用三百余页就论述了中国四千多年的文学史，但其中的金元、明朝、清朝部分对小说戏曲做了专门介绍，可以说这是第一部把小说戏曲和经史诗文并列的中国文学史。但林氏的《中国文学史》不仅没有戏曲小说部分，相反，林氏对笹川氏的做法颇为不满，认为戏曲小说“不足比于古之虞初，若载于风俗史犹可（中略）可见其识见污下，与中国下等社会无异”[5]。不知林氏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是否知道笹川氏在出版《中国文学史》前一年曾出版了《中国小说戏曲小史》，而且这还是日本乃至世界上第一部中国戏曲小说专史。

总之，林氏若只是拿笹川氏做个噱头，他似乎有点看走眼了，当时日本也有一些中国文学史是排斥俗文学的，林氏偏偏选了笹川临风，他的文学史也遭到了许多批评[6]。林氏仅用数月时间就编成此书，显然属于应制成文；他又任教于京师大学堂，历史证明，在国立最高学府讲授俗文学还需要十几年的时间[7]；而且他在任教的次年就调补知县，并被派往日本考察，此后再未回到京师大学堂任教，也没有从事文学史专门研究。

而与林氏几乎同时在编写中国文学史的黄人，虽然没有标榜“仿某某之意”，却“真是以日本的《中国文学史》观念为主要借鉴了，再往后的《中国文学史》也不脱这一范畴”，“它们大抵从日本人的同类著作中受到启发、获得借鉴却是不争的事实”[8]。整个中国文学史的情况如此，小说戏曲专史的情况也大抵相似。按出版时间来看，中国本土的第一部小说史当属上海泰东图书局1920年6月出版的张静庐著《中国小说史大纲》，但该书仅有58页，约2万字，严格上说只是一篇长文，而不能称之为专著。其书虽小，口气甚大，俨然以小说研究第一人自居。但由于他本人并没有经过严格的学术训练，自学成才，该书出版时，年方22岁，因此该书不仅过于简要，而且在概念、小说史分期等方面都有很大再探讨的空间，甚至还有常识性的错误。书中也没有提及日本方面的研究情况。该书得以出版大概和他时任泰东图书局编辑、出版部主任有关吧。

而一年后由上海中国书局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是中国第二部小说史，是郭希汾（字绍虞）将盐谷温所著《中国文学概论讲话》的第六章“小说”用浅易文言翻译成书，他认为盐著下编详论戏曲、小说之发展，这正是中国文学界所缺的，而方今国人也逐渐知道小说的价值，故先译小说部分为研究之助[9]。尽管署名为“编”，但通过与原著的对比可知，该书几乎是对原著逐字逐句的翻译。盐著虽然是在1917年夏季演讲的讲义基础上整理、增补而成，但毕竟出版于1919年5月，而郭译在两年后的1921年5月就译成出版，已算较为及时地向学界译介了国外最新学术成果。盐著后来在中国影响甚大，郭译实肇其始。

郭译的出版虽然及时，但毕竟只是节译，即使就俗文学部分而言，也只是翻译了小说部分，而没有戏曲部分，读者只能窥其一斑而不能总览全貌，诚为憾事。其后，北京朴社于1926年出版了陈彬龢译本，题为《中国文学概论》，结构上虽为全译，但仅“费十日之苦心，择要译之”[10]，加之该本用典雅的文言翻译，故全书仅103页，戏曲小说部分仅有44页，其中戏曲部分占30页，小说部分仅14页，是名副其实的“概论”。除了能让读者得知原著结构之全貌外，该译本似无多大价值。君左也曾将盐著论小说部分译成中文，名曰《中国小说概论》，发表在1927年第17卷的《中国文学研究》上。

盐著真正的第一个全译本应该是1929年上海开明书局出版的孙俍工译本，尽管译者本人谦虚地说“我于翻译本非所长，勉力译出，自信除中有不甚关重要的一二处省略了以外，都是逐句地翻译的，唯译笔生疏，词不达意之处在所不免”[11]，但应邀为其作序的内田泉之助却说他“以周密的用意逐语翻译，虽片言只字亦不忽略，行文亦颇平易而舒畅”[12]。将孙译与盐著对照可知，孙译省略的大概只有《兰陵王舞乐图》《林黛玉》等八幅插图，还有就是一些原著站在日本立场上的话，因此，孙译不仅是第一部，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全译本。孙俍工在翻译此书时，正在日本上智大学攻读德国文学，还致意于钻研中国文学，译本脱稿时还曾请盐谷温本人指正，盐谷温不仅审阅了书稿，还赠以近照，并嘱译者将其所著《论明之小说三言及其他》和《宋明通俗小说流传表》译出附在本书后面。全书用白话翻译，厚达572页，其中戏曲小说和附录部分占了402页，这并非是译者有意增补，而是与原著比重相符的。

盐著在中国的影响之所以甚大，更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有关。关于鲁、盐的“抄袭案”，论之者已多，但亦无定论。鲁迅本人曾就此做过说明：

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例如，现有的汉人小说，他以为真，我以为假。唐人小说的分类，他据森槐南，我却用我法。六朝小说，他据《汉魏丛书》，我据别本及自己的辑本，这工夫曾经费去两年多，稿本有十册在这里。唐人小说，他据谬误最大的《唐人说荟》，我是用《太平广记》，此外还一本一本搜起来……。其余分量、取舍、考证的不同，尤难枚举。（中略）好在盐谷氏的书听说已有人译成中文，两书的异点如何，怎样“整大本的剽窃”，还是做“蓝本”，不久就可以明白了。[13]

该文发表于1926年2月8日，其后他就在当年10月14日补记道：“盐谷教授的《中国文学概论讲话》的译本，今年夏天看见了，将五百余页的原书，译成了薄薄的一本，那小说一部分，和我的也就无从对比了。”[14]

这里说的译本应该是出版于当年3月的陈彬龢译本，小说部分只有14页，自然无法比较，但奇怪的是，郭希汾的译本早在1921年5月就已经出版，而且是原著小说部分的专译，鲁迅为何没有提及该本？为什么直到1926年2月还只是“听说已有人译成中文”？鲁迅是中国小说史研究专家，20世纪20年代又是他在北京各校讲授小说史的主要时期，他既承认盐著是参考书之一，为什么会不知道早有中译本出版？难道是因为他曾留学日本多年，精通日文，只看原著？由此，也可见学界对国外最新研究成果译介的重视不够。

戏曲史方面，最重要的译介成果应是青木正儿的《中国近世戏曲史》，有郑震、王古鲁两个译本。青木氏原著由东京弘文堂于1930年5月出版，王古鲁译本虽然在1931年7月已译成，但1936年才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而郑震译本在1933年就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了[15]，因此郑译本应是该书的第一个中译本。然而王译本的影响却远远大于郑译本，这从王译本从初版至今已经先后七次重印[16]，而郑译本自初版以后再无重印便可知其一斑。

王译本影响很大，论者多及之，此不赘述，但并不能因为王译本的走红就完全抹杀了郑译本的存在。郑译本自有其价值与意义，正如译者自己说的那样：

在国内学者著的中国近代戏曲史，乃至整个的中国戏曲史未有成书以前，我们能够读到青木正儿先生这样的一部渊博的关于中国戏曲的大书，甚至就仅能看我抽暇节译的这部小书，我们总应该感到一种欣幸。至使我有这样的一部书捧呈于国内文艺同志之前，倘然于艺坛上有若何涓埃之助，尤不能不致诚挚的敬意于原书作者。[17]

当时中国人自著的戏曲史虽有了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但王著并不是一部通史，而王国维之所以只写到元代为止，是因为他认为“明以后无足取，元曲为活文学，明清之曲，死文学也”[18]，然而，郑震认为要感谢的原书作者青木正儿却认为“明清之曲为（王国维）先生所唾弃，然谈戏曲者，岂可缺之哉！况今歌场中，元曲既灭，明清之曲尚行，则元曲为死剧，而明清之曲为活剧也”[19]。从这个角度看，在“国内学者著的中国近代戏曲史”未有成书以前，郑译本的及时出版给学界带来了国外最新学术成果。不唯如此，译者还认为原著“主题虽在明清戏曲，而于明清以前戏曲之发展的径路，实具有一种相当的鸟瞰，故读了本书，便可以略知道中国戏曲发展史上的整个不断的线索”[20]，又可作为一部国内未有成书的“整个的中国戏曲史”来看，因此该译本虽非全译，但译者的期许还是很高的，这从上面引文的语气中也可以感受到。

郑译本删去的主要是两部分，一是“冗长的无所谓的考证材料”，二是“中国历来文人对于戏曲文辞上的评语”，而删去这两部分的原因是“不甚置重于传统的因袭的见解”和“略重于戏曲的内容”。翻译固然要忠实于原著，但郑译本已明确标明“编译”，且笔者认为这样的删改也有一定的道理。青木原著的读者预设是日本人，中国戏曲史对日本人来说是外国文学，故青木氏在书中多引材料，以备读者的查阅与理解，而郑译本的读者预设是“国内文艺同志”，有些引用材料应是他们所熟悉的，不必尽引，王古鲁译本也是将“凡原书引日本戏曲用语等解释以便日本读者处，从略”[21]。在日本汉学著作中，常有为了便于日本读者理解而用日本相关概念等解释的做法，本不足为怪，翻译时若照搬过来，反使中国读者摸不着头脑了。那么，郑译本究竟删去了多少篇幅？该本1933年版共458页，而王译1936年版虽有760页，但第560页以后皆为其自作附录，正文中也增加了不少资料，“所搜所附的资料和文字，约占原著全书分量的三分之一左右”[22]，由此可知，郑译本所删部分其实不多。青木氏对此亦无甚非议，相反，对于多种译本的出现表示出相当的欣慰：“尝著《中国近世戏曲史》，流世已久，顾者无几，然而中国则出郑、王两家译本，可见其不弃也。”[23]

此外，郑译本对原著的篇目也做了调整，原著正文为四篇：南戏北剧的由来、南戏复兴期、昆曲昌盛期、花部勃兴期；译本改为三篇：元明之间的南北曲、明清之间的昆曲、清之花部。章节则无大改。因原著的部分章节先以专题论文形式写成，在成书之前，大多单独发表过，后才“修正割裂，配置之于书中各章”[24]，大概是青木氏也感到了这样不太像一部“史”，故在第二、三、四篇的标题下原注有起止时期，以明历史分期。郑译本将一二两篇合为一篇，在正题中直接标出朝代时期，思路似更顺，史的脉络感似更强。

郑译本值得再探讨的地方，是把书名译成了“中国近代戏曲史”。青木正儿原意欲题为“明清戏曲史”，但考虑便于日本读者接受，故以“中国近世戏曲史”为题。在日语语境中，“中国近世”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概念，一般指唐以后的中国历史，包括宋元明清，而正如郑震说得那样，青木之书主题虽在明清，其实第一篇的全部和第二篇的部分内容都是谈宋元戏曲的，其书名为“中国近世戏曲史”，完全符合日语语境。而汉语语境中的“中国近代”往往是指鸦片战争以后至五四运动间的历史，显然与原题有较大的出入，不免使人迷惑。

青木正儿的著作大概是日本中国文学研究者中译成中文最多的，所著《中国文学概说》由郭虚中译成中文，其中第五章为戏曲学，第六章为小说学，两章各分两部分，戏曲分为杂剧和戏文（传奇），小说分为文言和白话，大体进行了史的梳理，第七章评论学中也涉及了戏曲、小说评论，但不甚详细。

《元人杂剧序说》则由隋树森译成中文，该书是青木正儿在东京共立社刊行的《中国戏曲史》的基础上写成的，因他先撰有《中国近世戏曲史》，详论明清戏曲，故该书以《中国戏曲史》中叙述元代杂剧的部分为主，加以增补整理。他又正在大规模地翻译元剧，这部书也就是元杂剧日译本的序言，他又借此书对《中国近世戏曲史》中的错误、疏漏之处加以订正、增补。书后的《元人杂剧现存书目》则由徐调孚加以增补，并对谬误之处加以说明[25]。

隋树森还将盐谷温原著的《元曲概说》也译成了中文，这也是盐谷氏为所译《元曲选》写的概说。隋氏“喜其简明扼要，并且著者在二十余年前曾以《元曲研究》论文得博士学位”，“译文是逐句翻译的，仅于日本剧与国剧对照叙述的极不重要的地方，间有省略”[26]。

2．通论通史研究

对日文原著的译介虽然最为直观，但毕竟多是某一学者的某一部著作，既无法了解该学者的全部成果，又无法鸟瞰整个日本汉学界的成果，因此，有关日本汉学的通论通史性著作就显得尤为重要，而这些著作中往往也有关于中国俗文学研究方面的介绍。

较早研究日本汉学的通论性著作是1936年出版的王古鲁著《最近日人研究中国学术之一斑》。王古鲁具备完成这一工作的条件：他19岁赴日本留学，后毕业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研究科，“语言文字，尽通症结”[27]，1931年以后翻译了大量与日本汉学相关的著作，除上文提及的《中国近世戏曲史》外，尚有《甲午战前日本挑战史》（田保桥洁著）、《塞外史地论文译丛》（白鸟库吉著）、《西人研究中国学术之沿革》（田中萃一郎著）、《六国表订误及其商榷》（武内义雄著）、《目录学概说》（服部宇之吉著）等。其论文除了有关小说戏曲外，全部和日本汉学有关，如《最近日本各帝大研究中国学术之概况》《日本之中文图书》《中日关系的将来：从日人研究中国问题的趋势来观察》《白鸟库吉及其著作》《东洋文库的全貌》等[28]。

由这样一位留日多年、精通日语，又对日本汉学持续关注与研究的学者所著，该书的深度与广度是可想而知的。全书分为四章：学校；学术机关及图书馆；公私机关的研究中国问题；利用庚子赔款等款所办之文化事业。后有附录一篇：明治维新以来日人研究中国学术的趋势。该书所据资料多为第一手材料，可靠性较强，尤其是书中所引用的有关中国俗文学的课程表、讲座讲演题目、学生毕业论文题目等，极具参考价值。

该书出版后，当时有一则书评是这样评价的：“我们对于此书当然不能说是已经将日人研究中国学术及中国问题的活动情形，搜罗完备，不过就目前而论，此书确是一册另辟一个园地的巨著。”[29]然而，就是这样一部巨著，却是由作者自印，且至今未整理再版。而同类著作的再面世，要等到近半个世纪后的1982年，黄福庆发表《近代日本在华文化及社会事业之研究》[30]，但该书的“参考书目”却没有列王古鲁的任何一种论著，亦可知王著湮没已久，知之者不多。黄著也分四章：东亚同文会的文化活动；同仁会的医疗保健服务；日本庚款的处理政策；新闻传播事业。黄著侧重于日本在中国的活动，而王著侧重于日本本土的活动，除庚款部分有些相通以外，两书正好可以互为补充。不过，黄著基本没有涉及俗文学研究情况。

3．专门性研究

本时期对近代日本的学术转型与中国俗文学研究这一课题的专门性研究尚未充分展开，一方面由于中国学术自身尚处在转型之中，还缺乏用国际视野进行学术研究的意识，另一方面，则是学术研究规范等尚未完全形成，中国学者谈及日本方面的研究情况多是书信、日记、札记等形式，而非专题论文形式。

（二）改革开放以后

1．论著译介

本时期对国外学术成果的译介往往有一个较为突出的特点，即主要译介同时期最新的成果，对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成果的译介主要集中在1949年以前，此后较少有人再去译介那些泛黄的论著，因此，那些曾经熟悉的名字也就渐渐变得陌生了。少数译介作品也使读者不十分满意，如狩野直喜的《中国学文薮》也曾被译成中文[31]，但该译本其实是将狩野氏的多种著作选译在一起，并非是《中国学文薮》的对译，其中有关俗文学的文章仅有《中国古代小说戏曲不发达的原因》《〈水浒传〉与中国戏曲》《读曲琐言》等几篇，与其原著（特别是1973年再版本）相去甚远。

2．通论通史研究

建国后的前三十年，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国内获取国外学界信息较难，对国外学界最近成果的了解也十分有限，因此，这一时期学界似未有专门介绍日本汉学方面的通论通史性的著作。改革开放以后，1980年出版的严绍璗编著的《日本的中国学家》一书给学界打开了一扇窗户。该书共收入有关学者1 105人，辑入他们的著作10 345种，并详列其字号、籍贯、学家、师承、学历、游历、职历等，所收绝大部分是当时尚活动于学界的学者，但活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汉学家如狩野直喜、盐谷温等人则未收入，这与本书编著的出发点有关：

我国学术工作者近二十年来对日本学术界的状况不大理解（中略）我们希望通过这一千余名研究家的介绍，不仅提供他们个人活动的资料，而且也能在大体上反映出近三十年来日本对中国问题研究的基本规模、研究课题及其研究成果。因此，在对这些研究家的学历和职历的介绍中，更侧重于他们参加的各种学术活动；在他们著作的介绍中，更侧重于自五十年代以来的成果。[32]

这是一部著者花了近四年时间编著的资料翔实、查找便利的工具书，在当时对海外汉学家几无所知的年代，这样一部资料书的问世，不啻为学者的福音。即使到了今天，互联网很发达，但是想从中查找几个不太出名的汉学家，还是较为困难的，因此，该书仍然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日本的中国学家》出版后，作者又开始编撰两部资料性著作《日藏汉籍善本书录》《1900—1990年日本中国学论著目录》。在此基础上，又于1991年推出了一部《日本中国学史》[33]，这应是建国后出版的第一部系统性的日本汉学史专著，其意义不言自明[34]。该书煌煌46万言，俯瞰日本汉学全局，涵盖古代日本的“汉学”和近代日本的“中国学”[35]，其中对近代日本中国学的形成及其学术流派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该书认为近代日本中国学形成的条件有三：日本近代文化运动与传统汉学的终结；欧洲Sinology的传入；20世纪初中国文化遗物的重大发现。而近代日本中国学形成的标志也有三：从“经学”向“中国哲学”的蜕变；“道学的史学”的没落与“东洋史学”的兴起；“中国文学”近代性研究的形成。认为“中国文学研究”在此时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是因为已经从对历代个别作家作品的注释品评发展为以历史演进为线索的总体研究，并把中国古代戏曲小说等俗文学提高到与传统古典并列的地位。该书还论述了古城贞吉、笹川临风、盐谷温等人的中国文学研究。著者的观点基本上与前文所引青木正儿的说法相似。在学术流派中，较为全面地介绍了以实证主义闻名的狩野体系，对狩野直喜在经学、俗文学、东西汉学交流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较为肯定，而对青木正儿的介绍，主要集中在《中国近世戏曲史》及其与当时中国学界的联系与互动上，认为青木氏是上承狩野直喜、下启吉川幸次郎的重要人物。

总之，该书作为俯瞰全局的汉学史著作，对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特别是俗文学研究的主要人物，都有较为详细地介绍，使读者可以沿着本书所指引的方向，按图索骥，进行更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到了新的世纪之交，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空前展开，海外汉学逐渐成为学界注目的一个新领域，并呈现了持续升温的态势。新世纪以来，各种汉学期刊、汉学史著作相继问世，其中与日本汉学史有关的，先是何寅、许光华主编的《国外汉学史》。该书结构宏大，从古代到近代，从日本到欧美，无所不至。全书共分为三编：国外汉学的滥觞和酝酿（从古代至18世纪）、国外汉学的确立与发展（19世纪至20世纪初）、从传统到现代中国学（20世纪20年代以来）。值得注意的是，本书对“汉学”和“中国学”的分期和定义都与严绍有所不同。

日本汉学只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分布在上编第一章第二节“日本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受容”、第四章“日本江户时代的汉学研究”，中编第八章“明治大正时代的日本汉学”，下编第八章“昭和时代日本的中国学”。关于中国文学研究，本书简单地介绍了古城贞吉、狩野直喜、盐谷温、青木正儿等人，篇幅既短，所论亦不深，这与本书宏大的体系有关，只能点到为止，无法深入展开。但正因本书将日本汉学置于整个世界汉学体系中，东西汉学相参照，可以了解日本汉学在世界汉学发展史上的位置、特点与不足，相比于这时期出版的数量较多的国别汉学史而言，这或许是其特有的意义。

目前为止最为详细、系统的日本汉学史，当是李庆所著的五卷本《日本汉学史》，达300万字。章培恒认为该书的出版对“中国的文史研究者实在是一项福音”，并说：

这部大著在当前——也许还包括以后的一段较长时期——都是我们在这方面的唯一一部翔实的书籍。而且，他在日本任教二十余年，《日本汉学史》是长时期研究的积累，具有相当强的可信性，绝无疏漏之失和无根之言。（中略）此书对日本的汉学发展——特别是从明治维新直到现代的汉学研究——作了深入的探讨，其搜罗范围之广，对研究对象考察的细致，及其授受渊源的明辨，论断的审慎，都显示了前无古人的、令人惊叹的成就。因此，就日本汉学史本身的研究来说，都具有重要的开拓性，在理清中国文学之学的进程与日本汉学发展的关系也具有重大的开创作用。[36]

说这部大著“绝无疏漏之失”，或许过于绝对，但只要细读过该书，便可知章序并无虚美之词。该书体大思精，分为起源和确立（1868—1918）、成熟和迷途（1919—1945）、转折和发展（1945—1971）、新的繁盛（1972—1988）、变迁和展望（1989— ）五部。每部在介绍主要学者前，都对整个国际和日本的社会环境、国际汉学情况、中日学者交流等做一个交代，尽可能地将这一时期学者的活动还原到历史语境中去。在学者列传部分，不仅列有重要学者的生平介绍，还对其主要著作进行介绍和评述，并在文末指出其师承、交游等情况，这样就很有利于读者去查找除该学者本人以外的其他资料，也可以由此看出整个日本汉学家极重家学师承的传统，且学者间常互为姻亲，往往有一家族或一师门数代薪火相传者。

该书虽然结构宏伟，头绪纷繁，但著者在论述中时时不忘关注中国俗文学研究。在第一部中，指出古城贞吉的《中国文学史》虽已使用了西方的“literature”概念，但“对于一般的通俗作品，对于那些所谓‘不登大雅之堂’的著作，比如小说、词曲等等，基本未涉及”[37]；狩野直喜作为京都学派的创始者之一，在多个领域都有相当大的成就，但著者认为他“对敦煌写本的研究、戏曲小说的研究，更为注目”[38]；在介绍森槐南时，特别指出他“在盐谷温从国外留学回国以前，是当时东京帝国大学讲授这方面课程的主要人物”，又引久保天随的话说他是“明治时代词曲研究的开山”[39]；对儿岛献吉郎的相关文学史著作，指出他对“当时已经在学界广为人知的敦煌等资料，基本未加涉及”，“重诗文，而对其他的问题重视不多。尤其是对俗文学，对戏曲小说等，未多涉及”[40]；对笹川临风的介绍除《中国小说戏曲小史》外，还特别指出其《中国文学史》中“对中国的小说戏曲多有介绍”，认为“在一百年前，倡导对中国的小说戏曲的介绍和研究之功，还是应该肯定的”[41]。在“1895—1918年间的中国文学研究著述”也主要以罗列俗文学研究著述为主，并认为这一时期的文学研究“比较集中在小说和戏曲领域（中略）当然和日本文学发展的传统，和江户时代以来的文学流变有关，而某种意义上说，和当时社会对西方文学的观念的受容也是有关的”[42]。

上述几位学者都处在近代学术的转型期，对“文学”“俗文学”的理解和接受有很大分歧，著者注目于此，指出了每位文学研究者对俗文学的态度。在后几部中，随着学术分科越来越细化，也就出现了专门的俗文学研究者，著者对其有详细的专论。

刘正的《京都学派》（中华书局2009年版）专题详论京都学派源流，对狩野直喜等八位京都学派各领域创始者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并配有多帧图片。著者后来又在此书基础上修改、扩充，改书名为《京都学派汉学史稿》，作为学苑出版社“列国汉学史书系”之一出版，删去了原有的图片，而增补扩充的部分占了全书的一半，主要是每个领域自创始者之后的继承与发展情况，体现了史的脉络。下篇第一章“京都学派的中国文学史研究”的第五、六点专论“《西厢记》为主的元杂剧研究”和“明清小说为中心的文学史研究”，梳理了京都学派中国俗文学研究的传统，强调“王国维是东京和西京两所帝国大学中国戏曲史研究的共同祖师”[43]，小说研究则侧重介绍了二战以后的情况。

日本也出版一些有关本国汉学史的著作，如牧野谦次郎的《日本汉学史》[44]和仓石武四郎的《日本中国学之发展》（《本邦における中国学の発達》）[45]，两者都是在讲义基础上整理成书的。不同的是，前者为牧野氏口述、其学生三浦叶笔录而成，后者是二松学舍大学据仓石氏讲义手写原稿整理刊行的；前者是牧野氏于20世纪20年代在早稻田大学的讲义，后者是仓石氏于1946年在东京大学的讲义。两者都讲述了从古代至近代的日本汉学史，但作为讲稿，仅从文字上看，两者都过于简要，前者几无涉及俗文学，后者也仅在讲述江户时代和狩野直喜的部分谈及俗文学。

三浦叶以为乃师的《日本汉学史》虽然讲到了明治时代，但毕竟只是大要，不甚详尽，故他又著《明治时代的汉学》（《明治の漢学》）一书以补续之，基本上涵盖了日本近代汉学转型期的各方面情况，尤其侧重于近代学术转型与中国文学研究的关系。该书分为三部：明治的汉学论；汉学者的研究与活动；汉字汉文教育。其中，第二部第七章专谈明治时代的中国文学史研究[46]，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明治后期日本出现的多部中国文学史。由于这些文学史后来较少再版，日本的各大图书馆即使有藏，一般也已经被当做明治时代的古籍保护，能亲寓目者实不多。这些文学史，或是作者为早稻田大学教员，或是作为早稻田大学讲义丛书出版，而三浦叶早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又曾作为该校教授、乃师牧野谦次郎的助手，所据多为第一手资料，这对于了解明治后期整个中国文学史的撰写情况具有较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该章特别注重对俗文学史的介绍，比如宫崎繁吉的《中国近世文学史》就是一部不太为历来研究者所注意的俗文学史。该书作者是早稻田大学讲师，该书也作为讲义录的一种由早稻田大学出版部出版，具体时间不详，约在明治末期。作者明确表示，明治时代多种中国文学史，大体皆详于唐宋以前之诗文，元明以后，尤于小说戏曲甚为疏漏。本书便为近世疏漏之小说戏曲吐气，详说其体裁、脚色、传本、诸评等。宫崎氏还著有《中国戏曲小说文钞释》，对《水浒传》《西厢记》《桃花扇》《红楼梦》四部作品中的若干文辞进行注释、解说，也由早稻田大学出版部出版。

此外，日本还出版了一些关于汉学家的传记或谈话录，其中收有不少中国俗文学研究者的资料。如江上波夫主编的《东洋学系谱》（《東洋学の系譜》）两集，以列传形式为48位近代日本汉学家立传，并在每传后附有该学者的主要成果目录，传记虽然不是很详尽，但是毕竟梳理了整个近代日本汉学的系谱，使人一目了然，其中收有狩野直喜、青木正儿、盐谷温、吉川幸次郎等重要学者。而东方学会编的《东方学回想》八卷本，共收录72位学者[47]，以座谈形式，或回忆先学，或讲述自己的治学历程，其中如狩野直喜等自不必言，还收有学界所知较少的古城贞吉，座谈由著名汉学家宇野哲人主持，古城之孙古城启郎出席。书中不少珍贵照片和逸闻轶事为他书所无，并附有每位学者的履历。

3．专门性研究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转变，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近代日本的中国俗文学研究情况进行专门性的再研究逐渐展开。回顾这四十年来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三类：全局性研究、专题性研究、个案性研究。以下分论之：

（1）全局性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日本方面的资料逐渐进入到国内学者的视野中，日本的汉学研究也逐渐为学界所注意，一篇以“论日本近代的中国戏曲研究”为题的硕士论文也在此时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首届（1981）研究生张杰完成[48]，这是建国后第一篇此类学位论文。

该文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为“近代戏曲研究的历史考察”，先分析了近代日本戏曲研究产生和发展的原因，认为明治维新以来西方文学观念的传入、日本民族希望赶超西方的愿望和明治政府对教育的重视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随后又将研究历程分为1868—1897年、1897—1907年、1907—1926年这样三个时期，并详细地介绍了各个时期的研究情况。这是作者从大处着眼，但有些论点似有待商榷，如作者认为在第一时期“戏曲仍受到旧汉学势力的歧视，戏曲的研究也处在沉寂状态”[49]。其实在此时期的后期，即1890—1897年间，不仅森槐南早已经在东京专门学校开设课程，而且由当时号称“赤门文士”的东京大学青年学子藤田丰八等人主办的东亚学院发行的讲义中就有田中参的《西厢记讲义》，这一时期的戏曲研究虽然没有像后一个时期那样激烈地展开，但也绝非“处在沉寂状态”。而对于第二时期，作者只举了笹川临风的《中国小说戏曲小史》，其实这一时期才是真正的关键时期。第三时期中强调了东京、京都两所帝国大学的戏曲研究情况，并对森槐南在东京大学讲授《西厢记》加以肯定，认为他“是最先的日本大学中讲授戏曲的日本学者”[50]。

第二部分为“主要研究家和重要研究著作”，详细论述了笹川临风、森槐南、狩野直喜、盐谷温、久保得二等人的戏曲研究，大概是因为本文研究的时间下限在1926年，故未对青木正儿作详细研究。第三、四部分为近代日本戏曲研究的特点及其历史作用。认为日本这方面的研究确实早于中国，他们虚心请教、学贯中西以及注重考证等研究方法，这些都是颇为引入注目的特点，他们通过一系列的著作，“把戏曲的教学与研究纳入了大学，改变了人们对戏曲的看法，大大扩大了戏曲的影响”[51]，这种影响一直延续至今，无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

尽管该文在资料和论述方面都显得还未十分充分，但它本身的开创之功是不能否定的，它再次为人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园地。其后，有孙歌、陈燕谷、李逸津合著的《国外中国古典戏曲研究》[52]继其声。

该书谈及日本的部分虽然贯穿于全书，但主要集中在第一章第一节“中国古典戏曲在日本”和第十章“日本近现代文化思潮中的中国古代戏曲研究”。前者主要介绍了中国戏曲在日本的翻译及自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戏曲研究者，大体属于介绍性质。后者则将整个日本近现代的中国戏曲研究置于文化思潮中加以史的关照，从日本汉学的转型谈到戏曲研究的产生，并对狩野直喜、盐谷温、青木正儿等人的戏曲研究做了分析，认为狩野直喜主张客观地研究中国文学，而对盐谷温的论说，主要集中在他对戏曲的翻译上，分析他与狩野直喜的异同，对青木正儿则强调了他的戏曲结构研究。第十章的后两节谈战后日本的两代戏曲研究的代表人物吉川幸次郎和田中谦二。

比较系统地论述近代日本中国戏曲研究的还有黄仕忠的《从森槐南、幸田露伴、笹川临风到王国维——日本明治时期的中国戏曲研究考察》一文，该文长约3万言，主旨在论证王国维的戏曲研究受到日本学者的影响：他的某些批评是针对日本学者的观点的，而他的研究又令日本学界大受刺激，从而促成了大正及昭和初期日本元曲研究的兴盛。因此，高度评价王国维、狩野直喜、盐谷温等人的同时，不能忘记森槐南、幸田露伴、笹川临风等人的开创之功[53]。

黄文首先对学界尊崇王国维、狩野直喜为中日两国戏曲研究鼻祖的论调提出质疑，然后分三部分论证。第一部分为明治时期的中国戏曲研究系年，该系年长达15页，所据多为第一手资料，详细铺排了明治、大正、昭和初期的戏曲研究情况，起笔于1878年4月森槐南在《花月新志》上刊出的《题〈牡丹亭〉悼伤一出》，旨在凸显出森槐南的功绩。接着在第二部分对该时期中国戏曲研究的评价中，对森槐南早年受聘于东京专门学校文学科讲授《桃花扇》及相关著述发表加以高度肯定，认为“也许东京专门学校的文学部的设立，是中国文学史研究中，‘文学’的概念发生转变的里程碑式的事件”，“中国戏曲小说的研究由此正式进入学术的视野，出现在私立大学的讲堂，并且成为中国文学史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54]。黄文通过翔实的史料，得出这样的结论，改变了过去一般性认为森氏最初在东京大学讲授戏曲的成见，是颇具说服力的。又对学界知之甚少的森氏的遗著《词曲概论》特别加以介绍，认为这“实为一部完整的戏曲发展史；其考唐宋戏剧的演进搬演，材料之详实，讨论之深刻，实与王国维《宋元戏曲史》，有异曲同工之感”[55]。正因森槐南等人的努力，戏曲史研究在大学立足后，才可能有后来狩野直喜、盐谷温等人的研究。

在第二部分中，作者还对笹川临风、藤田丰八、田冈岭云等人早期的文学史、戏曲小说史进行了评价，认为这几人又都是二十岁的年轻人，或初出校门，或尚在求学，认为他们的研究水平既不高，且研究资料稀缺，故这一时期出现的一批文学史是“早熟的果子”，但他们的开创性意义是不能抹杀的。

第三部分则集中讨论了日本学界对王国维戏曲研究的影响，从王国维初识藤田丰八到完成《宋元戏曲史》，论说甚详，只是这一部分多用“情理之中的事情”“是完全能够读到的”“也是可能的”“当有机会”等推测性用语，缺乏切实明确的证据，说服力显得稍弱一些。

仝婉澄的《日本明治大正年间的中国戏曲研究》[56]，在上述两文的基础上，对近代日本的中国戏曲研究做进一步深入研究。

日本方面也有此类论文，如田中谦二的《日本的元代戏剧研究史》[57]、传田章《日本的中国戏曲史研究》[58]。后者是作者在演讲稿的基础上发表的，故结构较为松散，内容上也只主要论述了盐谷温、吉川幸次郎、田仲一成等三代戏曲研究者的情况，未对明治后期的情况展开探讨。

以上都是有关戏曲方面的研究，小说方面则有孙玉明的《日本红学史稿》一书，这也是目前唯一一部关于日本《红楼梦》研究史的专著。全书将日本红学史分为五个时期：酝酿与确立时期（1793—1893）、汉学转型期的红学（1894—1938）、学术低谷期的红学（1939—1955）、汉学复苏期的红学（1956—1978）、中国热时代的红学（1979—2000）。重点介绍了森槐南、青木正儿、目加田诚、大高岩、松枝茂夫、益田胜实、太田辰夫、村松暎、饭塚朗、伊藤漱平等人的红学研究，书后还附有“日本《红楼梦》研究论著目录”“《红楼梦》日文译本一览表”，方便读者。

该书从宏观着眼，故有些细节或有失精准，如作者将森槐南奉为“日本红学的奠基人”，认为他创造了日本红学史上的三个“第一”，但却把他的红学奠基之作《红楼梦论评》称为“红楼梦评论”，且全书皆如此，不知是与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之名相混淆，还是有意按照中文习惯改动了？中文本有“论评”一词。又如，认为古城贞吉的《中国文学史》“居然完全无视中国的戏曲和小说”，“笹川临风明确向古城贞吉的《中国文学史》提出挑战”，“以笹川临风在日本汉学界的地位和影响，他对《红楼梦》的定位必然影响到后世汉学家对《红楼梦》的评价”[59]。其实这些评价过于武断，古城贞吉的《中国文学史》再版“余论”已经论及中国俗文学，而笹川临风当时还只是一个初出校门的27岁的年轻人。在论及宫崎繁吉时，却未提到他的《中国近世文学史》和《中国戏曲小说文钞释》。

（2）专题性研究

专题性研究最突出的是中日学者交往研究，如戈宝权的《青木正儿论鲁迅》[60]及《鲁迅与增田涉》[61]、张杰的《王国维和日本的戏曲研究家》[62]、张小钢的《青木正儿博士和中国——关于新发现的胡适、周作人等人的信》[63]、马蹄疾的《一九二二年鲁迅交往日人考》[64]、张晶萍的《叶德辉与日本学者的交往及其日本想象》[65]、刘岳兵的《叶德辉的两个日本弟子》[66]等。

但最为集中的则是鲁迅与盐谷温的“抄袭案”，宗旨大体在于证明鲁迅并没有抄袭，此类论文中较有分量的有：植田渥雄的《试论盐谷温著〈中国文学概论讲话〉与周树人著〈中国小说史略〉之关系》[67]、黄霖及顾越的《盐谷温对于中国小说史的研究》[68]、钟扬的《盐谷温论〈红楼梦〉——兼议鲁迅“抄袭”盐谷温之公案》[69]、符杰祥的《重识鲁迅“剽窃”流言中的人证与书证问题》[70]、鲍国华的《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与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对于“抄袭”说的学术史考辨》[71]、谢崇宁的《中国小说史的构建——鲁迅与盐谷温论著之比较》[72]、牟利锋的《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在中国的传播》[73]等。这些论文大都提出了较为充分的资料，论述也具有一定的说服力。随着汉学热的升温，这个公案也持续被学界所关注，公案既未解，今后必然还会探讨下去。

（3）个案性研究

目前为止对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的再研究，成果最多的是对某个学者的个案研究，且多为单篇论文形式，篇幅较大的是一篇题为《论日本汉学家青木正儿的中国戏曲史研究》的硕士论文[74]。该文共分三章，第一、二章论青木氏的元代戏曲史、明清戏曲史研究，大体以他的《中国近世戏曲史》为主，参以《元人杂剧序说》，将青木氏的观点介绍出来，而第三章论述青木氏的戏曲史观和研究方法，如“结构法”等，也多是前人已经指出的。该文所据多是中译本，参考文献所列的青木氏其余著作在文中基本没有引述，所列日文资料也基本未引述。

此类论文还有王魁伟的《青木正儿与中国文学研究管窥》[75]、仝婉澄的《狩野直喜与中国戏曲研究》[76]、周阅的《青木正儿与盐谷温的中国戏曲研究》[77]等。其中颇引人注目的是几篇日文文章，如杜轶文曾先后发表了《古城贞吉与〈中国文学史〉》（《古城貞吉と〈中国文学史〉について》）[78]、《儿岛献吉郎与中国文学史研究》（《児島献吉郎の中国文学史研究について》）[79]、《藤田丰八的中国文学史研究》（《藤田豊八の中国文学史研究》）[80]、《笹川临风的中国文学研究》（《笹川臨風（種郎）の中国文学研究》）[81]四篇论文。作者在日本多年，所据多为第一手资料，后又翻译了仓石武四郎的《日本中国学之发展》。这四篇文章对古城贞吉、儿岛献吉郎、藤田丰八、笹川临风四位中国文学史的早期研究者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多发人所未发。如对古城贞吉《中国文学史》完成时间的考证，对年谱中所称的“明治三十年（1897）五月著”提出疑问，认为该书应完成于明治二十九年（1896）上半年，年谱中所谓的“著”是取出版时间之意。再如藤田丰八后来以西域史、南海史研究家闻名，但学界对其早期的中国文学史研究则关注不多，而杜文则注意到他曾在1897年出版的《先秦文学》最末提出了“小说的萌芽”，认为先秦小说和后世小说有很大区别，但是从文学发展的视点来看，后世小说可溯源至此。

黄得时的《久保天随博士小传》[82]则以授业弟子的身份回忆和总结了乃师久保天随一生治学经历及其著述，但和许多纪念师长的文章相似，本文存在有意无意间拔高、溢美师长的倾向。如作者在谈到久保氏学术著作时，强调其对小说戏曲的重视，又举出古城贞吉的《中国文学史》作为反照。前文已经多次指出，这一时期日本已出现把小说戏曲纳入中国文学史或独立成专史的情况，并非久保氏一人独具慧眼。

沟部良惠的《森槐南的中国小说史研究——以唐以前为中心》（《森槐南の中国小說史研究について——唐代以前を中心に》）[83]则从森槐南的身世、《中国小说讲话》、受聘东京专门学校文学科、《作诗法讲话》到森氏以后的小说史研究，系统考察学界之前不太关注或语焉不详的森槐南关于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将森氏从1899年到1911年间的小说研究列表以示，使读者对森氏的研究有一个较为直观的认识。

曾翻译过多部日文著作的隋树森曾说：“我们对于日本的研究，比起日本研究中国的成绩来实在差得太远了。文学如此，别的方面也是一样。”[84]这话或许有敲警钟的用意，平心而论，各个时期虽然都取得了一些不小的成绩，但总体而言，还是稍显不足，没有及时译介或研究的日本方面的成果应该不在少数，有些甚至数十年后都无人问津，以致学界无法获取和利用国际最新学术信息。

本书的研究尽可能地以第一手资料为基础，重点在于探究近代日本学术转型与中国俗文学之关系，当努力改变以往孤立的个案研究或简单的介绍，将中国俗文学研究置于整个学术进程中。从近代学术转型以前中国俗文学作品在日本的受容情况，到中国俗文学学科建立的背景，然后再铺展到该领域的学术传承与学术竞争、研究热点与治学方法等，由此可以明了日本近代学术与传统汉学之间的异同。日本的中国俗文学研究不仅是日本汉学的一部分，也是世界汉学的一部分，其研究的发生、发展都应该纳入国际视野中。因此，本书还将探讨日本与欧洲在该领域研究的联系以及中日学界的互动关系。

三、需要说明的问题

由于本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文中征引的日文资料较多，如何处理这些引用资料是本文在写作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一项重要问题，以下就此问题作简要说明：

第一，本书正文所引之日文资料如全系汉字者，如人名、机构单位名称、部分论文论著标题等，则直接用简体字代替；论文、论著为日文标题者，译成中文，在文中首次出现时，附日文原题（“支那”二字径改为“中国”），以后只呈现中译标题；附录所引日文论文、论著标题及正文所引日文论著中的某一章节标题，则统一译为中文。

第二，本书所引日文论文、论著内容，除注明所据译本外，均出拙译。因该时期日文书面语体有较大的变化，不同语体体现不同的时代风貌，为保留原貌，译文亦根据原文语体译出。

第三，本书附录二为“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著述目录”，其中绝大部分也是本书的参考文献，为避免重复，该部分不再列入本书参考文献。

[1] 青木正儿《中国文学研究中日本人的立场》，《东京帝大新闻》，1937年6月。

[2] 清末留日学生虽众，似未有以研究日本汉学为专业者，亦未闻有相关译介。参见实藤惠秀著，谭汝谦等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3] 关于究竟哪一部才是中国最早的《中国文学史》，学界有争议，认为也有可能是黄人的《中国文学史》或窦警凡的《历朝文学史》，可参看苗怀明《国内第一部中国文学史著作究竟何属》，《古典文学知识》，2003年第2期；周兴陆《窦警凡〈历朝文学史〉——国人自著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古典文学知识》，2003年第6期。

[4] 林传甲《中国文学史》，武林谋新室1914年版，第1页。

[5] 林传甲《中国文学史》，武林谋新室1914年版，第182页。

[6] 如郑振铎批评道：“名目虽是‘中国文学史’，内容却不知的是什么东西！有人说，他都是抄四库提要上的话。其实，他是最奇怪——连文学史是什么体裁，他也不曾懂得呢！”见其《我的一个要求》，《文学旬刊》，1922年9月。

[7] 在国立最高学府讲授俗文学之难，日本亦然。东京大学成立于1877年，而直到1899年森槐南在该校开讲中国小说戏曲，仍被认为是破天荒之举。此前，该校不仅没有俗文学课程，甚至连学生也被禁止阅读、谈论戏曲小说。此后，1906年盐谷温奉官命留学学习中国戏曲小说，还遭到该校教授星野恒批评，详见后文。

[8] 章培恒《日本汉学史·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序中还引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朴社1932年版）的《自序》与《例言》“这二三十年间所刊的不下数十部的中国文学史”，“大抵抄自日人的旧著”，并认为郑著对中国文学史的分期也受了日本的影响。

[9] 盐谷温著，郭希汾译《中国小说史略·序》，中国书局1921年版。但上海新文化书社1934年再版时，书名改为《小说史略》，前后无序跋，并署名“编辑者古吴郭希汾”，未提及原著者盐谷温。

[10] 汤彬华《中国文学概论·序》，朴社1926年版。

[11] 孙俍工《中国文学概论讲话·译者自序》，开明书局1929年版，第11页。

[12] 内田泉之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序》，开明书局1929年版，第8页。

[13] 鲁迅《不是信》，发表于《语丝》周刊第65期，1926年2月8日，后收于《华盖集续编》，《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4—245页。“此外还一本一本搜起来”原文后为“……”。

[14] 鲁迅《不是信》，《鲁迅全集》第3卷《华盖集续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5页。

[15] 郑震译本成书时间虽不详，但据陈子展《序》的落款时间“1931年7月28日”来看，其完成时间当在此之前。

[16] 分别是：1936年商务印书馆版、1954年中华书局修订增补版、1956年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重印、1956年台湾商务印书馆版、1958年作家出版社再次校补版、1975年香港中华书局版、2010年中华书局蔡毅校订版。其中，港台两版均用1936年商务印书馆初版。

[17] 郑震《中国近代戏曲史·编译略例》，北新书局1933年版。

[18] 青木正儿著，王古鲁译，蔡毅校订《中国近世戏曲史·序》，中华书局2010年版。

[19] 青木正儿著，王古鲁译，蔡毅校订《中国近世戏曲史·序》，中华书局2010年版。

[20] 郑震《中国近代戏曲史·编译略例》，北新书局1933年版。

[21] 王古鲁《中国近世戏曲史·译者叙言》，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8页。

[22] 王古鲁《中国近世戏曲史·译著者叙言》，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6页。

[23] 青木正儿《中国文学发凡·序》，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中国文学发凡》为青木正儿著《中国文学概说》之中译本，译者为郭虚中。

[24] 青木正儿著，王古鲁译，蔡毅校订《中国近世戏曲史·序》，中华书局2010年版。

[25] 隋树森《元人杂剧序说·序》，开明书店1941年版。

[26] 隋树森《元曲概说·译者序》，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

[27] 吴梅《中国近世戏曲史·序》，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4页。

[28] 王古鲁生平、著述情况，可参看苗怀明整理《王古鲁小说戏曲论集》所附《王古鲁生平年表》《王古鲁著述目录》，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02—307页。

[29] 刘百闵《〈最近日人研究中国学术之一斑〉书评》，《日本评论》，1937年第3期，第106页。

[30] 黄福庆《近代日本在华文化及社会事业之研究》，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5期，1982年11月。

[31] 狩野直喜著，周先民译《中国学文薮》，中华书局2011年版。

[32]严绍《日本的中国学家·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4页。

[33]严绍《日本中国学史》第1卷，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著者在《前言》中多次言及该书是“100余万字的多卷本”，但未见其他卷本问世。2009年学苑出版社将其再版，作为“列国汉学史书系”之一，并更名为《日本中国学史稿》，章节有所调整，篇幅增至60万字。

[34] 莫东寅曾著有《汉学发达史》一书，文化出版社1949年1月版，但此书多以日人石田干之助的《欧人之中国研究》为主，参用了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基本未涉及俗文学研究。

[35] 关于“汉学”和“中国学”的含义及其异同，参看该书前言。

[36] 章培恒《日本汉学史·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37] 李庆《日本汉学史》第1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75页。

[38] 李庆《日本汉学史》第1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28页。

[39] 李庆《日本汉学史》第1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58页。

[40] 李庆《日本汉学史》第1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62页。

[41] 李庆《日本汉学史》第1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64页。

[42] 李庆《日本汉学史》第1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53页。

[43] 刘正《京都学派汉学史稿》，学苑出版社2011年版，第192页。

[44] 该书已由笔者译为中文，仍题《日本汉学史》，学苑出版社2021年版。

[45] 该书有杜轶文中译本《日本中国学之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46] 三浦叶《明治时代的汉学》，汲古书院1998年版。该书为专题论述形式，部分章节在成书前曾陆续发表过，该章部分内容发表于《斯文》，1967年。

[47] 吉川幸次郎将其中的白鸟库吉、内藤湖南、服部宇之吉、狩野直喜、桑原騭藏、池内宏等人编为一书，名曰《东洋学的创始者们》（《東洋学の創始者たち》），讲谈社1976年版。

[48] 张杰《论日本近代的中国戏曲研究》，该文曾以“简论日本近代的中国戏曲研究”为题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2期，有删减。后收入《中国艺术研究院首届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集·戏曲卷》，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年版。

[49] 张杰《论日本近代的中国戏曲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405页。

[50] 张杰《论日本近代的中国戏曲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406页。

[51] 张杰《论日本近代的中国戏曲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442页。

[52] 孙歌等《国外中国古典戏曲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该书为“中国古典文学走向世界丛书”之一，丛书原计划还有小说卷，后因故未出。

[53] 黄仕忠《从森槐南、幸田露伴、笹川临风到王国维——日本明治时期的中国戏曲研究考察》，台湾《戏曲研究》第4期，2009年7月，第191页。

[54] 黄仕忠《从森槐南、幸田露伴、笹川临风到王国维——日本明治时期的中国戏曲研究考察》，台湾《戏曲研究》第4期，2009年7月，第191页。

[55] 黄仕忠《从森槐南、幸田露伴、笹川临风到王国维——日本明治时期的中国戏曲研究考察》，台湾《戏曲研究》第4期，2009年7月，第191页。

[56] 仝婉澄《日本明治大正年间的中国戏曲研究》，凤凰出版社2016年版。该书是作者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

[57] 田中谦二《日本的元代戏剧研究史》，载日本东方学会编《亚洲学刊》（ACTA ASIATICA）第16期，1969年。原文未及见。

[58] 传田章《日本的中国戏曲史研究》，《文学遗产》，2000年第3期。

[59] 孙玉明《日本红学史稿》，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

[60] 戈宝权《青木正儿论鲁迅》，《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1期。

[61] 戈宝权《鲁迅与增田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79年1期。

[62] 张杰《王国维和日本的戏曲研究家》，《杭州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

[63] 张小钢《青木正儿博士和中国——关于新发现的胡适、周作人等人的信》，《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第6期。

[64] 马蹄疾《一九二二年鲁迅交往日人考》，《新文学史料》，1996年第2期。

[65] 张晶萍《叶德辉与日本学者的交往及其日本想象》，《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66] 刘岳兵《叶德辉的两个日本弟子》，《读书》，2007年第5期。

[67] 植田渥雄《试论盐谷温著〈中国文学概论讲话〉与周树人著〈中国小说史略〉之关系》，《外国问题研究》，1995年第2期。该文是作者据1991年8月在第六届中国域外汉籍国际学术会议演讲稿改写而成。

[68] 黄霖、顾越《盐谷温对于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6期。

[69] 钟扬《盐谷温论〈红楼梦〉——兼议鲁迅“抄袭”盐谷温之公案》，《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70] 符杰祥《重识鲁迅“剽窃”流言中的人证与书证问题》，《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71] 鲍国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与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对于“抄袭”说的学术史考辨》，《鲁迅研究月刊》，2008年第5期。

[72] 谢崇宁《中国小说史的构建——鲁迅与盐谷温论著之比较》，《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73] 牟利锋《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在中国的传播》，《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11期。

[74] 李楠《论日本汉学家青木正儿的中国戏曲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张哲俊曾著有《吉川幸次郎研究》一书，中华书局2004年版，该书是其博士论文，但吉川氏的研究活动主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故此处从略。

[75] 王魁伟《青木正儿与中国文学研究管窥》，《日本研究》，1992年第1期。

[76] 仝婉澄《狩野直喜与中国戏曲研究》，《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5期。

[77] 周阅《青木正儿与盐谷温的中国戏曲研究》，《中国文化研究》，2012年夏之卷。

[78] 杜轶文《古城贞吉与〈中国文学史〉》，《二松学舍大学大学院纪要》第17卷，2003年3月。

[79] 杜轶文《儿岛献吉郎与中国文学史研究》，《二松学舍大学人文论丛》第71卷，2003年10月。

[80] 杜轶文《藤田丰八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二松学舍大学人文论丛》第73卷，2004年10月。

[81] 杜轶文《笹川临风的中国文学研究》，《二松学舍大学人文论丛》第80卷，2008年3月。

[82] 黄得时《久保天随博士小传》，《中国中世文学研究》2，1962年3月。

[83] 沟部良惠《森槐南的中国小说史研究——以唐以前为中心》，《庆应义塾大学日吉纪要·中国研究》1，2008年，第33—67页。

[84] 盐谷温著，隋树森译《元曲概说·译者序》，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