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波莉》：铁匠之女

1845年8月26日—1888年8月31日

汽缸运转，皮带传动。随着铅字和墨水印在纸上，齿轮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地板嘎嘎作响，灯光不分昼夜地亮着。在一些房间里，长长的印张挂在晾衣架上，从天花板垂下；在另一些房间里，木箱高高地堆在一起，里面装满了小小的金属活字。有的房间里，人们弯折皮革并定型，将金箔压印到封面上，装订成册。还有一些棚子用来蚀刻铜板、锻造字样。商店里堆满了书籍、报纸和杂志，弥漫着新纸张和扑鼻油墨那令人愉悦的香味。舰队街，连同它周围的所有小道，就像是一个布满巢室的印刷业蜂巢。每个辛劳的工人都裹着帆布，脏兮兮的罩衫和污迹斑斑的围裙是唯一的时尚——越是乌漆墨黑，就说明工人越努力。干印刷的小伙子们从头到脚都是墨粉，跑来跑去地忙活。在以出版业闻名的圣布里奇教区，几乎没有一个人可以夸耀自己的手指没沾染过墨水，也不会有人想以此自夸。这里是作家、印刷工、新闻工作者、书商以及所有文字相关从业者的家园。

舰队街及其人口稠密的支巷里人流如织。正如一位作家所评论的那样，从圣保罗大教堂附近的拉德盖特山上回头望去，眼前“除了乌泱泱、乱糟糟、快速移动着的人群、马匹和车辆之外，什么都没有”，看不到“哪怕一码的人行道——只有沿着一排排房子涌动着的人头，而在马路上，同样是人头的海洋”。[1]在这条宽阔的大道和与之平行的高霍尔本大道之间，是小巷和通路构成的紧凑网络，小路两旁是腐烂的木结构建筑和潮湿的砖头大楼，自17世纪以来，它们一直是印刷商、思想家和贫穷作家的家和工作室。邻里之间挨得极近，连一个喷嚏、一句哀号甚至一声叹息都能听得清清楚楚。夏日里，家家窗户大开，几乎每条街道都能听到蒸汽动力和手工操作的印刷机的撞击声和搅拌声。

正是在这片嘈杂声中，在一个局促的旧房间里，卡罗琳·沃克将她的第二个孩子玛丽·安带到了这个世界上。玛丽·安出生于1845年8月26日，当地报纸说这是“晴朗而干燥的一天”。她出生的地方是一栋有200年历史的破旧房屋，名叫道斯公寓，坐落于鞋巷的火药胡同，这地址名配得上查尔斯·狄更斯笔下任何一位女主人公。事实上，《雾都孤儿》的作者在年轻时做擦鞋工时，就已经对这些破败的公寓和恶臭的小巷很熟悉了，后来他还在附近的房间里奋笔疾书过。波莉——卡罗琳·沃克的女儿的爱称——人生中最初的几年将在这样的住处里度过，正如小说中的费金和他手下的扒手男孩们一样。

沃克家从来都不富裕；鉴于她父亲职业的局限性，他们也不可能成为富裕的家庭。爱德华·沃克在泰晤士河对岸的兰贝斯学会了铁匠的活计，直到“墨水街”的工作隔着河向他招手。他先是利用自己的技术转行当起了制锁匠，然后，考虑到他所在的地段，很可能又转而铸造铅字或设计印刷字样。[2]虽然铁匠是一门讲究技术、受人尊敬的职业，但它的收入仅够糊口。一名出师的铁匠在他职业生涯刚起步时，每天的报酬可能在3到5先令之间，当他站稳脚跟后，这个数字可能会上升到至少6先令6便士，尽管家庭成员的增加会让多出来的几便士显得杯水车薪。[3]

爱德华、卡罗琳及他们的三个孩子——爱德华比波莉早出生两年，弗雷德里克晚出生四年——靠这些收入过着贫寒但稳定的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的几十年里，这并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因为疾病或突然的失业很可能会使一个家庭陷入拖欠房租的困境，旋即沦落至济贫院。像沃克一家这样中等规模的家庭，每周的平均支出估计为1英镑8先令1便士。在伦敦市中心，一个大房间或两个小房间的租金为每周4先令到4先令6便士。另有20先令要用于购买食物，而买煤、木柴、蜡烛和肥皂的钱最少也要花1先令9便士。[4]像爱德华·沃克这样的熟练工人，除了有大约1先令3便士用于子女教育外，一般还会留出几便士进行储蓄。

虽然学校教育直到1876年才成为义务制，但工人阶级中相对富裕的父母往往会把家中的男孩，有时也包括女孩，送到当地的慈善学校或收费学校。这在与印刷业有关的家庭中尤其如此，在这些家庭里，识字不仅受到高度重视，而且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一些企业主，比如那个时代最大的出版商之一的斯波蒂斯伍德公司，甚至在工作现场为15岁以下的男孩提供学校教育，还为其员工开办了一个借阅图书馆，以鼓励员工全家阅读。虽然波莉和她的哥哥爱德华也许没有机会获得这样的资源，但他们很可能在公立学校或英童学校上学。公立学校，如位于鞋巷附近由圣公会组织的伦敦城市公校，为那些还得替家里挣钱的孩子提供非全日制教学。有些工人家庭自认比社区中的底层贫民高一等，他们就更青睐英童学校，相信那里提供的读书环境会严格一点，英童学校里，在男老师或女老师的主持下，年长的孩子会教年幼的孩子功课。由于爱德华·沃克似乎是一个坚定的教育支持者，因此波莉在学校念书一直念到了15岁，就她的性别和阶级而言，这是很不寻常的。按照当时的惯例，工人阶级家的女孩只学认字，不学写字，但波莉两者都会。虽然沃克家买不起什么奢侈的东西，但能接触到文字读物或许是波莉在“墨水街”旁长大的唯一好处。

除此以外，在这个她度过青春岁月的家中，几乎没有其他可供享受的慰藉。沃克一家从未远离过鞋巷或高霍尔本。他们从道斯公寓搬到迪恩街、罗宾汉公寓和竖琴胡同。在圣布里奇和圣安德鲁教区那狭长的中世纪街道上密集的住宅中，空间和隐私好比是天方夜谭。1844年，有人对伦敦人口稠密地区的住房状况进行调查，发现像沃克一家居住的这种位于封闭短街和窄巷中的建筑，“通风不良且肮脏……是整个街区中……条件最差的”。大多数家庭，全家人共用一个房间，房间的平均大小约为“2.4米乘3米，从地板到天花板为1.8米到2.4米高”。[5]这些逼仄的房间里要塞进整整一大家子人。道斯公寓，过去是一栋木质结构加石膏外墙的大型房屋，后来被分割成三间独立的住宅，之后又被分割成好几个独立的出租房间，住了不下45人。一张床可能就够全家人睡了，年幼的孩子则睡在床下带脚轮的临时矮床上。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充当着客厅、饭厅和衣柜。每个角落都放着一些用得着的东西，从扫帚、锅子、水桶到成袋的洋葱和煤炭。社会运动家们忧心于这样的生活条件，也担心这会影响到原本辛勤工作的工匠阶层对道德和体统的认知。父母、孩子、兄弟姐妹和大家庭的成员当着彼此的面更衣、洗浴、过性生活，如果没有“邻近的便利设施”，就在彼此的面前排便。当一名家庭成员在准备餐食时，一个发着高烧的病童可能正在朝他们身边的尿壶呕吐，与此同时，家长或兄弟姐妹则半裸着站在一旁换衣服。丈夫和妻子就躺在现在孩子的身边，制造着下一胎。人的境况是如此地赤条条，几乎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

即使每周要4先令，这些建筑的结构也无甚可取之处。租户要做好准备面对潮湿剥落的墙壁、被煤烟熏黑往下掉灰泥的天花板、朽烂的地板、破损或歪斜的窗户，以及漏雨漏风的缺口。堵塞的烟囱将烟雾吹回房间，从而引发了大量呼吸道疾病。内部的走廊和楼梯间也没好到哪里去，有时候甚至还很危险。据记载，有一栋楼就有“扶手断裂”问题，楼梯也半斤八两：“一只笨重的靴子已经踏穿了其中一级楼梯，用不了多久……整个楼梯就会分崩离析、轰然倒塌。”[6]

然而，与破烂不堪的建筑中人挤人的生活条件相比，获得干净的水、充分的排污和新鲜空气这些紧迫的问题，往往更让居民们关注。城里的小公寓是环境最差的，检查员经常发现好多户人家只能挤在一处取水。几乎所有储水的水箱都或多或少受到污染，因为“上面堆着垃圾”。在某些情况下，居民不得不依靠“废水”来做饭和清洗，这些水是从静止的池子里收集的，到了夏天会发出恶臭。由于这些建筑许多都没有化粪池，尿壶里倒出来的东西就“流到公寓里或大街上，直到一阵雨把它们冲进排水沟”。[7]毫不奇怪，霍乱、斑疹伤寒和那些医务视察员笼统描述为“发烧”的病，在当时经常暴发，夺去许多人的性命，尤其是在气温较高的月份里。

首都的劳工阶级非常清楚，肮脏、拥挤的住处绝非温馨的家园，而是疾病的温床。烟雾缭绕的房间和伦敦有毒的黄“雾”，对过度劳累和营养不良者的健康状况毫无益处。波莉早在七岁生日前，就懂得了这一点。1852年春天，她的母亲卡罗琳生病了。起初，卡罗琳的症状看上去像流感，但她的咳嗽越来越严重。随着扎根在她肺部的结核病逐渐开始侵蚀双肺，剧烈的病痛又添了出血的症状。高热、消瘦、力竭，卡罗琳一路衰弱了下去，直到11月25日，她的人生画下了句号。

身后，她留下了一个鳏夫和三个孩子，其中最小的孩子弗雷德里克还没有过三岁生日。在那个时代，没人指望男性劳动者独自承担起照顾小孩的责任，但爱德华·沃克坚持这样做，这足以证明他深爱着家庭。沃克没有把他的儿女留给亲戚，更不用说交给当地的济贫院照顾，而是决心给他们一个家。由于他没有再婚，看来卡罗琳的姐姐玛丽·韦伯可能承担了照料孩子和操持家务的工作。[8]

卡罗琳过世的时候，不会知道自己已经把病传染给了弗雷德里克，甚至也不知道同自己持续接触会给孩子带来危险。在19世纪末以前，人们对肺结核的病理特征了解甚少。由于这种疾病通过接触空气中的微粒传播，经常暴露在这样的空气中便会受到感染，因此它始终是维多利亚时代最大的杀手之一，特别是在家庭群体中。照顾生病的亲戚和邻居的妇女，常常在不知不觉中把这种传染病带进自己的家里。在母亲去世后不到18个月，弗雷德里克也开始生病了。爱德华和玛丽感觉到这孩子活不长了，于是在1854年3月14日让他接受了洗礼。一个月后，在霍尔本的圣安德鲁教堂，弗雷德里克被安葬在了他母亲的身边。

即便有姨妈或其他女性亲属的帮助，母亲的去世也使得波莉必须快速地成长起来。无论她是否希望承担起当家女性的角色，这一职责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落到了她的身上。根据那个时代评论家的说法，丧偶男子的女儿被期望“成为鳏夫父亲的安慰”，并且“收拾屋子，照顾家人”。在母亲缺席的情况下，她的首要责任是顾好家里，这甚至优先于她的学业。这一责任也排除了她寻求全职工作，特别是家政工作的可能性，因为这需要她住在其他地方。[9]毫无疑问，在九岁时，波莉已经掌握了打扫家里，以及为父亲和哥哥做饭的基本技能。如同习俗要求的那样，她似乎整个少女时期一直和父亲住在一起，而不是像同龄和同阶级的女孩那样出去当佣人。由于爱德华·沃克的工资足够养活人数减少后的一家人，于是波莉的时间一半用来尽家中的义务，一半用来享受一直延续到青春期的奢侈的学校教育。

家庭的不幸，似乎让波莉和父亲之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牵绊，这种牵绊几乎贯穿她的一生。维多利亚社会不光期望波莉能承担起母亲以前在家里的操劳角色，也希望鳏夫的女儿能给父亲提供他所缺少的情感支持。那个时代的文学作品经常把丧偶男子的女儿描绘成无私奉献的典范：端庄有礼、没有孩子气的烦恼、足智多谋、温柔纯真。查尔斯·狄更斯的《董贝父子》——这部小说写于波莉出生后一年——中的弗洛伦丝·董贝就是这样一个无可指摘的人物。在失去母亲后，弗洛伦丝通过自己的高尚道德和自我牺牲精神，成功赢得并保住了鳏夫父亲的爱。而在波莉和爱德华·沃克的情况中，奉献精神和高尚道德看来平均地分配给了父女俩。

在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波莉很少远离她的父亲，甚至在选择配偶时也是如此。1861年，19岁的威廉·尼科尔斯住在布弗里街30—31号的一栋男子寄宿屋里，平时的工作是库工，很可能从属于印刷业。威廉的父亲是一名纹章画家，按照传统的方法在马车和标牌上绘制盾徽，但到了19世纪，他将重心越来越多地转向印刷信纸和藏书票。1861年春天前夕，威廉从他的出生地牛津出发，开始了作为一名印刷业者的职业生涯。布弗里街让他直接置身于行业的中心。在10号和25号之间有不少于7家杂志和报纸的办公室，包括曾经由狄更斯主编的《每日新闻报》，以及社会研究者亨利·梅休和他人共同创办的《笨拙》杂志。这两位作家所记录的伦敦，是威廉·尼科尔斯和沃克一家的伦敦。梅休和狄更斯一样，了解债务和贫穷，他和该地区的许多印刷业同行一起体验过生活的朝不保夕。“寒士街”——自17世纪以来一直被这么称呼——是一个由不同出身的人组成的亲密社区，他们创作、阅读、写稿卖稿，他们一起喝酒，互相借钱，并和彼此的家庭结下亲事。

在这个狄更斯式的故事中，失去母亲的铁匠之女为她的父亲和兄长尽职尽责地操持家务，她被介绍给了威廉·尼科尔斯，一个有着和善的大脸盘和浅色头发的年轻人。由于威廉和波莉做“工程师”的哥哥爱德华是同龄人，所以很可能是爱德华把他介绍给了家里。鉴于两名牧羊人一般的男性看守着这个小个子、黑头发、棕色眼睛的年轻女子，威廉肯定想办法讨得了他们的欢心。1863年圣诞节前不久，威廉向波莉求婚，并获得了应允。结婚公告正式发布，1864年1月16日，18岁的波莉和她的男友在印刷业者们的教堂——圣布里奇教堂——举行了婚礼。威廉自豪地在登记簿上注明了他的职业。

波莉和威廉的婚姻将给家里的每个人带来变化。她的父亲和哥哥已经习惯依赖她，现在却不得不欢迎另一个男人进入他们的家庭，也完全明白这对小夫妻很快就会有一连串的小孩。有了新成员的沃克—尼科尔斯家族搬到了科比街17号的住所，该处位于高霍尔本以北、被称为藏红花山的潦倒地区。作为两户合居的家庭，沃克—尼科尔斯一家本来就算找不到三室户，也至少应该找个两室户的，以便这对小夫妻能够享有一定程度的隐私。然而，他们在科比街住的那栋房子被分成三层，每层住一户人家，改善不了什么隐私问题。

不出所料，结婚三个月后，波莉就怀上了第一胎。1864年12月17日，威廉·爱德华·沃克·尼科尔斯的哭声响彻了科比街17号的房间。[10]到了1865年秋天，尼科尔斯夫人再次怀孕，对更大居住空间的需求也开始变得和她隆起的肚子一样明显。

19世纪60年代，以一个工人阶级家庭的预算，住在泰晤士河以南的南华克、伯蒙德赛、兰贝斯、沃尔沃思和坎伯韦尔，要比住在舰队街附近的霍尔本和克勒肯维尔地区来得实惠。每周花4到5先令，就能租到一栋有三到四个房间的小屋，屋后可能还有一个院子。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里的住房比河以北的住房要好，也不意味着这是一个更经济的选择，除非在附近可以找到同样高薪的工作。1866年夏天，沃克—尼科尔斯一家搬回了沃尔沃思，这是爱德华·沃克年轻时居住过的地方。家里现在有六口人，他们在特拉法加街131号租了一栋房子，据记载街上立着“一排两层楼的小砖房”。虽然这条街和住宅都是1805年后不久建成的，相对较新，但它们并没有很好地经受住60年的风吹雨打。曾经为乔治王时代中产阶级设计的房屋，到了如今的维多利亚时代，被分割开来供多个家庭居住，以满足对廉价房无止境的需求。威廉和波莉的邻居有木匠、机械师、店主和库工，这些人一大家子居住的空间只比她在霍尔本认识的人略多一点。沃克—尼科尔斯家有三个男人赚工资，很幸运能负担得起四室户的房子。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下去。

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工人家庭中，一家人的生活水准就像潮水一样随着每个人的出生或死亡而涨落。随着尼科尔斯家的小孩增多，他们维生的手段也变得捉襟见肘。婴儿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到来或离开。他们的长子没能活过一年零九个月，但很快就有其他孩子降生到这个家庭。爱德华·约翰出生于1866年7月4日，是他们在特拉法加街的家中诞下的第一个孩子。两年后，乔治·珀西于7月18日出生，1870年12月爱丽丝·艾斯特出生。在一生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波莉很庆幸家里一直有至少两名男性打工赚钱，而受抚养的人却很少，但随着沃克—尼科尔斯一家的生活向前推进，这种平衡起了变化。在波莉的女儿出生后不久，波莉的哥哥就离开家，建立了自己的家庭。失去了爱德华的经济贡献，再加上多了一张嘴，一家人不得不勒紧裤腰带过活，这让尼科尔斯夫妇开始为他们的前景感到担忧。

注释

[1]Max Schlesinger,Saunterings In and About London （London，1853），p.89.

[2]印刷业在很大程度上依靠铁匠的技能来制造机器和锻造字样，沃克很可能是出于这个原因举家搬到该地区。

[3]到了1861年，沃克对外自称铁匠兼工程师——意指自己在参与制造更为大型的机器。鉴于他家的所在地，可能指的是用于印刷的设备。

[4]John Hollingshead,Ragged London（London，1861），p.39，p.282.

[5]First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s for Inquiring into the State of Large Towns and Populous Districts,vol.1（London，1844），pp.111—113.

[6]George R.Sims,How the Poor Live（London，1883），p.12.

[7]First Report,vol.1，pp.111—113.

[8]卡罗琳去世后，在弗雷德里克的受洗记录中，一个叫玛丽的人和爱德华一起被记录为他的“父母”。也有可能爱德华作为一个鳏夫，与另一个叫这个名字的女人结成了暂时的关系，尽管据了解他后来没再有任何孩子，也没有任何记录表明他与另一个女人在一起生活过。

[9]Coventry Standard，27 June 1845.

[10]LMA:London Parish Register:P69/BRI/A/11/MS6541/5.感谢尼尔·谢尔登和詹妮·谢尔登的这一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