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尊孔

总体上来看，元代虽然表面上一如以往朝代尊崇儒学，但是由于蒙古民族和皇室对于佛、道两教的偏重，儒学只是在制度层面仍然起着维持社会结构稳定的作用，并没有得到特别的表彰。而明太祖的尊孔甚至达到了崇拜的程度，其对孔子的推崇扭转了元代对儒学不够重视的社会和政治风气，奠定了明代以儒学尤其是理学开国的基础。

明太祖早年失学，一般史家都认为其是从淮西回到皇觉寺之后才开始就学。此后，明太祖表现出对儒学尤其是孔子的巨大热情。他四处延揽儒士，讲经论史，不断提高自己的儒学修养。更重要的是，明太祖非常注重在国家治理层面积极采纳儒学思想和理论，这大约是受到了其所信赖的浙东学派刘基、宋濂、王祎等诸儒所持的重振君权、以严法挽救社会秩序的主张的影响。宋濂曾进献真德秀《大学衍义》，明太祖颇为重视，在阅后云：“汉、唐之祸虽宦官之罪，亦人主宠爱之使然。向使宦者不得典兵预政，虽欲为乱，其可得乎！”由太祖的感叹之言，可见太祖读理学之书不只是为了笼络士人之心，更是确实从中得到了警示。明太祖尊崇儒学的具体表现有以下多个方面。

第一，是大力兴学。从龙凤五年(1359)起，太祖本人在辖境内就开始大规模开办学校，到龙凤十一年(1365)九月，太祖在应天府将前集庆路学改为国子学。

到明代正式开国以后，洪武二年(1369)冬，诏天下州县均立学校，此后县学和以后创建的卫所学校的生员都取得了官给廪赡，贡举制度也开始实行，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创建性举措。太祖召用大量士人担任儒学教官，并多次将官方出版和福建建阳书坊的书颁发给北方的官学。他还特别要求官学生练习骑马、射箭，复兴“六艺”中的射与御。伴随着官学的设置，儒学思想文化进一步渗透到全国各地，特别是经济与精英文化尚不发达的区域。

第二，是祭祀制度上的设计。这种公开尊孔的表现可能比明太祖的兴学活动更早。明初唐桂芳云：“龙凤元年，大丞相统军下太平，克应天，首谒夫子庙，行舍菜礼。二年，立三老堂以尊遗佚、博士院以蓄英才，凡讲明治道，悉资匡弼；郡县署知府知县领庙学事，凛弗敢坠。”这说明明太祖在起事之初，就非常留心尊崇学统以延揽人才。

明初太祖有罢州县释奠之举动，但这并非减弱了对孔子的尊崇力度，而是可能出于避免祭祀过于轻率而导致渎神的考虑。《明集礼》记载道：“朕代前王统率庶民，目书检点，忽睹神之训言：非其鬼儿祭之，谄也；敬鬼神而远之；祭之以礼；此非圣贤明言，他何能道？故不敢通祀，暴殄天物，以累神之圣德。”[1]可能也出于这个原因，太祖在洪武三年(1370)诏正诸神祀典时，对孔子仍沿袭元代加封的“大成至圣文宣王”称号，“惟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为天下师，以济后世，非有功于一方一时者可比”。

其后，太祖又相继颁布诏令尊孔崇孔。洪武十五年(1382)四月，“诏天下通祀孔子”，并“定释奠礼仪，颁之天下学校，令以每岁春秋仲月通祀孔子”。次月，京师“新建太学成，其制庙、学皆南向，庙在太学东”。太祖择日“幸国子监，谒先师孔子释菜”，又“颁释奠先师孔子仪注于天下府州县学”。从此天下各级学校于一日内通祀孔子。

此外，从具体细节上看，明太祖所定的释奠孔子之礼隆逾前代。如洪武八年(1375)释奠于国学，其定制为：

皇帝降香，遣官祀于国学，以丞相初献，翰林学士亚献，国子祭酒终献。先期皇帝斋戒，献官、陪祀、执事官皆散斋二日、致斋一日。前祀一日皇帝服皮弁服，御奉天殿降香，至日献官行礼。

和前代相较而言，朱鸿林认为“整体看来，明朝释奠礼之严敬，实为历代之冠”。除了祭孔之外，在其他祭祀上，明太祖也极力恢复儒家正统。如其在即位之初延续天地在南北分祀的旧制，但洪武十年(1377)改为天地合祀。因为明太祖认为天地犹如人君之父母，儿子不可以将父母分开祭祀，因此在南郊、北郊分祀天地的旧制不合于情，应当修改。再如明太祖废除了给神灵赐以凡间王侯的封爵、为孔子和城隍神塑造神像等旧习。这些旧习本是国家祭祀体系受到宗教及民间信仰的影响，太祖将其废除，呼应了恢复华夏礼制的时代思潮。

第三，是明太祖对于儒家经典的涉猎与吸收。明太祖对儒家经典多有阅读，喜欢大胆质疑后儒的注释，直接对经典做出自己的解释。经书中最受太祖青睐的当属《尚书》，其曾在国子监中亲自讲《尚书》三篇，晚年还因对蔡沉《书集传》几处注释不同意，敕撰了《书传会选》进行修正。太祖还曾亲自注解《论语》三章，其中体现出他的独特思考。如将“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解为“攻去异端，则邪说之害自止，而正道可行”，虽非首创，也是和朱熹解“攻”为“治”的说法不同。

相较于经学而言，太祖对宋代以后系统化的理学造诣平平，不过在制度层面，明代科举仍然以宋儒著作为标准，进一步推动程朱理学的官学化。在史书中，太祖最喜爱《汉书》，时常谈论汉高帝刘邦的事迹，隐然以之自比。此外，太祖还特喜刘向《说苑》，称赞其书：“多载前言往行，善善恶恶，昭然于方册之间。朕尝于暇时观之，深有劝戒。”甚至将其列为官学教材，因而受到了解缙的上书批评。可见太祖对儒学经典并不拘泥，而是灵活取用传统中能为己所用的成分。

第四，在王权理论上，明太祖相信早期儒家提倡的“君师合一”的观念，认为君之治理与师之教化是君主应承担的两大责任。儒臣王祎曾对太祖云：“自古帝王皆兼君师之任。三代而下为人主者，知为治而不知为教。今陛下训谕之不啻严师之教弟子，恩至厚也，诚所谓兼治教之道矣。”这正说出了明太祖的自我期望。而太祖践行“君师合一”的主要方式，则是以讲话、仪礼、书籍等方式去“教化”人民。他常向来京的富户、粮长等人宣谕劝善，并积极制定乡饮酒礼等具有崇敬德行、强调长幼之序、赏善罚恶等意味的仪礼；他令老者巡回宣扬自己的“六谕”劝民之语，并发行了多种道德劝诫书；每家每户均要收藏《大诰》，官学师生须讲读背诵，科举考试也从中出题。明太祖的“君师合一”式的治理实践是明初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表征。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太祖所扮演的“师”，主要是臣民日常行为的导师，还未上升到将“治统”与“道统”合一的地步。倒是晚明罗汝芳、管志道等人多推崇太祖施行的民间教化寓至道于日用常行之中，赞叹太祖已得了孔孟的道统真传。

总之，明朝建立前后，朱元璋采取“尊孔崇儒”的战略，进而吸引了大量儒士参政，从而在众多义军中赢得了最终的胜利。朱明政权建立之初，继续推行之前的“尊孔崇儒”政策，优待儒士大夫，使得他们为明朝政权的建立和稳定做出了突出贡献。但在朱明政权稳定之后，开始轻视儒士大夫，甚至采取了很多极端措施，因而儒士大夫与朱明政权开始疏远。由此可见，自始至终，朱元璋都是出于实用的心态来对待儒士阶层，他既极度依赖儒士大夫，又对他们严加防范，这使得儒士阶层始终处于朱明政权或敌或友的生存状态。

[1]徐一等：《明集礼》卷十六吉礼十六祝文，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