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政治战略》：《盛世危言》：把西方的东西引进中国

咏昌先生：

书十一本，内《盛世危言》失布匣，《新民丛报》损去首叶，抱歉之至，尚希原谅。

泽东敬白

正月十一日

——摘自毛泽东致文运昌的信（1915年2月24日）

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我当时非常喜欢这本书。作者是老的改良主义学者，认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装备——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引进中国。我父亲认为读这些书是浪费时间。他要我读一些像经书那样“有用的”东西，可以帮助他打赢官司……

《盛世危言》激起我想要恢复学业的愿望。

——摘自毛泽东1936年在保安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

从毛泽东后来的回忆看，郑观应写的《盛世危言》，很可能是启蒙他的现代政治意识，影响他青少年时期政治轨迹的第一本书。

今天，我们在韶山毛泽东纪念馆还能看到毛泽东的手迹，是1915年2月24日他写给表兄文运昌（字咏昌）的一张还书便条，里面说“书十一本，内《盛世危言》失布匣，《新民丛报》损去首叶”。看得出，《盛世危言》和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是毛泽东在同一时间段里读到的。

据毛泽东回忆，他第一次读到《盛世危言》，应该是在1908年至1909年期间。他1915年写这张还书便条的时候，早已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毛泽东在长沙的图书馆里，已经读过不少直接翻译过来的西方学者们写的哲学、政治、法律、经济方面的著作。那么，毛泽东所还的这本《盛世危言》是不是6年前从表兄文运昌那里借的呢？有两种可能：一是6年前借的，读后一直放存在韶山老家，1915年放假回韶山过春节时整理出来还给文运昌；二是新近从文运昌那里借来，重新读过。无论是哪种可能，这本书在毛泽东早年阅读史上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14至15岁时，毛泽东离开私塾，辍学在家，开始在地里干农活，给父亲请来的雇工们当帮手。晚上则替经营粮谷生意的父亲记些账目。父亲希望他读点传统的经书，他却贪婪地阅读他能够找到的除经书外的一切“新书”。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就是这个时候读到的。

郑观应是中国近代早期主张社会改良的思想家。他先后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一同办过洋务，自己也曾经营过贸易、金融、航运、工矿等企业，是一位熟悉中外贸易的官商，位列晚清“四大买办”之一。

这样的经历，让郑观应对近代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科学文化，有比较真切的了解和比较多的思考。1894年，他出版《盛世危言》，随即轰动社会，光绪皇帝读后命总理衙门印刷2000册发给属臣阅读。全国各省书坊翻刻印售的竟达10多万册，这在当时，大概是最为畅销的书。

郑观应在《自序》中提出，“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西人立国具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其驯致富强亦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郑观应在书中还提出了在上海举办世博会的设想，他写道：“故欲富华民，必兴商务，欲兴商务，必开会场。欲筹赛会之区，必自上海始。”这个设想，在100多年后真的成为现实。

郑观应的改良主张，不同于魏源等人讲“师夷长技”，也不同于洋务派只重“船坚炮利”，它更接近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思想。到毛泽东阅读此书时，戊戌变法已经失败10年多了，历史早已宣告“此路不通”。

对于身处山村的少年毛泽东来说，这本在他出生第二年出版的书，的确起到让他“睁眼看世界”的作用。对君主立宪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张，他仍然感到十分新鲜，进而茅塞顿开，意识到中国绝不能守着祖宗的老样子不变。他希望能够把在韶山看不到的西方文明引进到中国来，这在少年毛泽东心目中，仍不失为一条发展中国的政治路径。

唤起少年毛泽东爱国精神和政治意识的，除了《盛世危言》，还有他同时期阅读的一本小册子——《列强瓜分之危险》。这本书介绍了日本占领朝鲜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经过，以及清政府丧失越南、缅甸宗主权的情景。他1936年对斯诺回忆说：“甚至现在我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我开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个时期，我也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政治觉悟”，即政治意识的启蒙。看得出，忧国爱国，救国强国，是毛泽东那一代政治家和革命家的思想起点。

《盛世危言》等著作，展示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开阔了毛泽东的眼界。他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天下、国家都处于大变化之中，自己不能守在韶山像父辈那样过一辈子，应该抓紧时间学习新知识。所以，他对斯诺说：“《盛世危言》激起我想要恢复学业的愿望。”一年后，表兄文运昌告诉他，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讲授新学，在那里可以学到不少在韶山冲里学不到的新东西。1910年秋天，毛泽东考入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从此走出了比较封闭的韶山冲。临行前，他抄送了一首诗给父亲道别。诗中写道：“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有趣的是，《盛世危言》作者郑观应的儿子郑景康，是一位摄影家，后来到延安参加革命，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之后，他为毛泽东拍摄了多幅有名的照片，包括：1944年为毛泽东拍的第一张标准相；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前往重庆谈判，他在延安机场拍的《挥手之间》；1964年他为毛泽东拍摄的标准相——现在悬挂在北京天安门城楼正中的毛泽东画像根据该照片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