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高尚而神圣的工作

1

然而，英国几乎立即发生了一项对帝国影响深远的大事：在不列颠所有的领地上，奴隶都得到了解放。奴隶制早在1834年就已被废除，然而在接下来的四年中，奴隶仍然被学徒体系束缚在其主人身边，直到1838年8月1日，帝国境内最后的奴隶——几乎全是来自非洲的黑奴——才终于正式得到解放，这些奴隶共有76.8万人。此外，还有很多海外领地本土的统治者手中有大量奴隶，他们仍将继续受到奴役。这确实是一个全新的开始。过去的不列颠帝国已不可避免地和奴隶制联系在一起，其殖民地是基于蓄奴而建立，产业要依靠奴隶，而直到30年前，英国军队的征兵官还因为兵源缺乏而付钱给自愿参军的殖民地居民。在旧帝国的塑造过程中，奴隶制成了其有机的一部分，18世纪的地图制图师甚至理所当然地根据出产的商品将西非划分成几部分——黄金海岸出产矿产，象牙海岸出产象牙，奴隶海岸则出产人类。不少英国家庭都购买了奴隶股票，因为就在一代人之前，对生活体面的英国人来说，奴隶制似乎还是神圣秩序的一部分。“废除一种上帝一直以来许可，人类也一直维持的身份地位，”博斯韦尔（Boswell）认为，“不只是对我们各阶级臣民的掠夺，对非洲的野蛮人也格外残忍，无疑这一系统将其中一部分人……引入了一种更加幸福的生活状态。”故而，奴隶制的终结具有双重仪式意义：它既是旧帝国的葬礼，也是新帝国的献祭。

2

让我们造访那一天的牙买加北部小镇法尔茅斯吧。这是一处地势平整的宜人之所，街道宽阔，海岸上有一座灯塔，就位于这座岛屿濒临大西洋的柯克皮特地区（Cockpit Country）。好几个大蔗糖种植园支配了这一地区的周边，法尔茅斯则是它们的产品销售出口，也是种植园奴隶主要的消费和聚集地。这是个生气勃勃的小城，因为英国殖民者而变得优雅，又因为这些流落他乡的黑奴而变得热闹。云朵缓缓掠过小镇背后的山尖，在前方，大西洋的碎浪翻卷，泛起泡沫。确实，因为奴隶解放即将到来，牙买加的经济已经陷入停滞，但它仍然是一个热闹的小岛，充满勃勃生机，因为两个世纪来的英国殖民影响而变得温柔平和。

但这种美感却充满误导。牙买加是英国最重要的奴隶殖民地之一——这里有32万名黑奴，白人殖民者则只有3.5万人——奴隶制是无情冷酷的社会体制的一部分。山脚阴影中的种植园房屋，老仆人美好的情意，当地自有的欢乐气息，慵懒悠闲的气氛，都让人留下纯粹的魅力和温情家长作风的错误印象。事实上，这座岛上的生活完全基于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所有权和剥削。法尔茅斯任何一座蔗糖种植园的建筑都生动地表现了这一点。就以小镇以北几英里一片著名的种植园奥兰治谷（Orange Valley）为例，其建筑由坚固的石灰岩筑成，表现出了近乎教会般的虔诚之风。山上矗立着种植园的主屋，拥有宽阔的屋檐和美丽的阳台，周围是一片大草坪，墙上覆盖满了攀缘植物。附近是监工的房子，是英国自耕农住宅的模样，漂亮又不出风头，仿佛总能意识到它位于大宅门口的地位。精炼和打包蔗糖的中央工厂区域周围，则是奴隶的生活设施——这些沟槽、马厩或者维修间，就是这些人形机器得到安顿、居住和休整的地方。精炼厂看上去和教堂一样，建造它的石灰岩都仔细加工过，涂上了灰泥；奴隶医院是一座优雅的古典风格小建筑；奴隶营房则是一排排的棚屋，就像花园中歪歪扭扭的亭子，后面还有一块菜地（奴隶得为自己种植食物），打满补丁的洗好的衣物在他们的晾衣绳上随风飘动。这样的布局极有功能性：就像船只围绕引擎室的布局一样，整个种植园都高效地围绕其动力即这些被囚禁的人类力量而聚集。①

奥兰治谷的建筑显然是为了长期使用而建造的，表面上看，它已经足够仁慈——优雅的主屋建在山上，监工的房子有树荫遮蔽，似乎在医院的病房里，穿着衬布裙的女士们带着香气的手正轻柔地抚慰着发烧的黑人的眉头，而这些奴隶则满心感激。但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制并不总是这样运作。近来，一系列揭露的事实表明，英国奴隶主的残忍程度不逊于阿拉伯商人或者布哈拉的草原统治者，英国民众也惊骇而入迷地阅读过割掉奴隶的耳朵，剜去他们的眼睛，拔去牙齿，截去双手等作为惩罚的故事。奴隶会被吊住手挂在树上，在耳朵上钉上特定岗位的标记，会戴上钢铁的项圈，或者被迫穿上铁鞋。在英国所有的领地上，奴隶的待遇都完全取决于其主人——在更糟糕的情况下，还取决于主人的妻子的决定，她们的恶意经过精致的包装，却比丈夫更加残酷。

当然，也存在好奴隶主。在19世纪的英国各殖民地，奴隶的生存状况差别极大；此外，教会记者有时会将恐怖的状况夸大。但这些证据的一致性仍然令人震惊，因而在1838年8月，当解放奴隶的消息传来时，法尔茅斯的黑人近乎歇斯底里的庆祝也就不奇怪了。浸信会牧师威廉·尼布（William Knibb）教士召集会众在午夜举行感恩礼拜，而黑人们纷纷快乐地来到教堂。尼布是这座岛屿上最活跃的非英国国教牧师，他出身北安普敦郡，是热情的废奴主义者，他以黑人喜爱的方式，戏剧化地举行了仪式。那天晚上相当炎热，小教堂的格子窗都敞开着，愚笨的虫子绕着灯光嗡嗡打转，会众是这座岛上的多数人，他们的皮肤闪着健康的黑色，随着午夜临近，尼布煞有介事地走上讲道坛。“时间就要到了！”他大喊，颤抖的手指指着墙上的钟。“时间近了！怪物就要死了！”——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牧师紧张而充满激情地站在那里，簧风琴不断演奏，会众陷入疯狂的激动和狂喜，午夜的钟声敲响时，尼布欢欣鼓舞地大喊：“怪物已死！”所有的黑人便蹦起来欢呼，又唱又叫，一边落泪一边相互拥抱。奴隶们自由了！他们把象征奴役的锁链、鞭子和铁项圈取下，永远地埋在学堂的院子里，同时唱着挽歌：

现在我们把奴隶制邪恶的象征埋进沙土，

让它们永远停留此处，永不复现！

在这里腐朽，永远盖着恶名的尘土，

所有的鞭子、脚镣，还有我们的锁链。②

3

尽管奴隶制是帝国古老的惯例之一，但矛盾的是，这一制度的终结并未弱化帝国的思想，反而让它获得了新生：那些认为英国应当实现其帝国使命的人，也正是废奴运动的主要活动者——英国福音派教徒。他们是英国内部的一股力量，他们已经渗进了英国国教，在政府最高层也有代表人，而他们最有名望的发言人威廉·威尔伯福斯虽然在上层教士看来就是个道学先生，在底层牧师眼中却是圣人一般的人物。福音派力量——“有生机的基督教”——对一切残忍和不公都非常关注。监狱改革、工厂环境、肉刑和死刑、童工、虐待动物、精神病的治疗——这一切问题，都在19世纪最初几十年的英国改革家心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在帝国的背景下，他们最关心的就是有色人种的待遇，他们为此建立的数个组织也成为帝国义务中的重要力量：克拉珀姆教派（Clapham Sect）是一个人道主义教派，其成员包括一名孟加拉总督、一名塞拉利昂总督、数名议会议员，以及殖民地部的一名常务负责人；非洲协会（African Association）致力于人道主义目的的非洲探索，它随后将发展为皇家地理学会；土著保护学会（Aborigines Protection Society）就在维多利亚女王登基的那年创立；这些组织中最有名的则是埃克塞特馆（Exeter Hall），它其实并不是一个组织，只是斯特兰德街（the Strand）上的一个宗教集会会堂，但它的名字却成了整场人道主义运动的同义词。

正是这一边界模糊却力量强大的团体，让早年的维多利亚帝国获得了守护者的角色。埃克塞特馆相信，英国拥有的力量应该用来保卫落后民族的福利，使他们免受剥削，并将他们带上基督教的道路。殖民地部成了帝国托管统治的大本营，詹姆斯·斯蒂芬绰号“母国先生”，在1838年是这个部的常务次官（Permanent Under-Secretary），也是埃克塞特馆的坚定分子；殖民地事务大臣格莱内尔格勋爵（Lord Glenelg）的福音派信仰与他的差不多。即使是世俗的老辉格党人墨尔本勋爵，也很难对这一强大的政治趋势置之不顾，因为福音派人士都是优秀的宣传专家，他们熟练掌握了分发宣传小册子、抗议游行、请愿和筹款小宴会的技巧。下议院的一项动议也反映了这一趋势，尽管该动议并未直接提议为虔敬的目标而扩张帝国，但确实号召所有殖民地总督和官员在当地土著中传播推广文明，“带领他们和平、自愿地接受基督教”。

因此，对很多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而言，他们建立帝国的冲动就首先被合理化为基督徒责任的召唤。在英国未来的首相约翰·罗素勋爵的定义中，帝国对黑人要实现的目标，就是“鼓励对他们的宗教教导，让他们分享基督教的恩典，维护秩序和内心的平静。让非洲人感到，所有不列颠国旗飘扬的地方，都有他们的友人和保护者。我们要控制一切的压迫，监管帝国的依法行政”。就连哈得孙湾公司这家足够实利主义的企业，其董事也在长期命令中写明，为了指引和教化印第安人，每周日在该公司位于加拿大的最偏远的毛皮收集驻点都要举行礼拜。1815年，英国政治家处理世界事务时表现出的是典范般的适度和克制；而在1838年，人们发现这些岛民在某种程度上变得自命不凡，这种高傲感并不像后来一样源于傲慢的右派，而来自极为注重道德的左派。新近获得选举权的中产阶级正在逐步掌握权力，在维多利亚统治时期，人们最终也会发现，中产阶级正是最热情的帝国主义者。

福音派取得的最大胜利就是奴隶制的废除。这对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从安提瓜到毛里求斯，种植园主的产业毁于一旦。③阿散蒂的中介商、默西塞德郡的贩奴船船长、拿骚的监工都一下子失业了。所有奴隶殖民地的贫民数量激增，擅自占地的人公然违抗土地法。议会特别委员会认为，牙买加普通自由民的境况基本上都属于“有尊严的悠闲”——他们每周工作两天，每天只工作几个小时，回家时再带上一瓶巴斯牌（Bass）啤酒就满足了。大多数生产蔗糖的殖民地从未真正从这次打击中恢复过来。成千上万的印第安人被运往西印度群岛，为此地的种植园工作，当局还不得不引入德国劳工——而种植园主认为，他们又脏又爱喝酒，还不容易满足。④伦敦的西印度群岛协会（West India Association）警告称，加勒比各殖民地可能只能“向女王请愿，既然英国已无法保证他们的利益，希望能免除他们徒劳的效忠义务，这样他们就能依附其他愿意为他们提供保护的宗主国”。最后，英国政府不得不付出了总额2000万英镑的赔偿金。［其中8823英镑8先令9便士赔给了英国圣公会差会（Societ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ospel），按照职务规定，约克大主教也是其成员，而他在巴巴多斯还拥有两处种植园产业。］

但是，奴隶解放将英国放在了特殊的道德水平线上，为全世界做出了榜样。同时，它也成为帝国一股新的推动力。如果仅仅是国内的运动就可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那么若英国的道德权威覆盖整个世界——从根源上解决奴隶制、无知和异教的邪恶，教导头脑简单的民族蒸汽动力、自由贸易和天启宗教的益处，建立一个目标更崇高而非拿破仑帝国那样邪恶的世界道德帝国，那他们还有什么做不到呢？福音派的帝国主义正是这样发生了嬗变；而既然对奴隶制的仇恨是这一思想最初的元素，那么维多利亚统治时期，英国的第一个帝国目标就是把埃克塞特馆和“母国先生”的信念，即废除美国闪烁其词而固执坚称的“特别制度”（Peculiar Institution，奴隶制）⑤，发扬光大到整个世界。

4

英国人无法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强行废除奴隶制度，但他们对海洋的统治却让他们有能力干预从产地到顾客的奴隶运输过程。在镇压海盗时，帝国就已承担了警察的职责，现在其权力套上了福音派目标的壳子，因而在维多利亚统治的前30年，皇家海军的主要任务就是拦截贩奴船。在法律上，反贩奴巡逻是国际联合行动，美国、法国、葡萄牙的海军都派出了中队予以合作，但事实上，从理论到实践，这项行动几乎完全是英国单方面完成的。

主要的贩奴航线从赤道附近的非洲东、西两岸发端，这里的黑奴的买主或是也门的酋长，或是巴西的种植园主，而无论去往何方，贩运的环境都同样恶劣。这些奴隶都是在战争中或奴隶掠夺中被阿拉伯人或同样的非洲人抓住的，他们被锁链或木颈圈束缚住，不断受到无情的鞭打或其他欺侮，被迫一直步行，蹒跚徒步穿过数百英里的矮树丛或森林。如果是往东，他们就会抵达桑给巴尔，列队在那里巨大的奴隶市场中等待买主，最后被卖给来自阿拉伯半岛或更东边的买主。如果往西，他们就会抵达奴隶海岸或象牙海岸恶臭的河流出海口，被关在栅栏或者奴隶收容所里，卖主会为了让他们遵守规矩而殴打他们，然后将他们上市销售。他们会先落入欧洲的叛逆者或者欧亚混血的商人手中，再被卖给驾船在海岸附近逡巡的运奴船主：很快，他们就会踏上最后一段长途旅程，通过臭名昭著的中央航路被运往巴西或者美国南部（虽然这是违法的，但仍然普遍存在）。无论往东还是往西，都会有成千上万的奴隶在路途中死去：即使到了19世纪40年代末，也只有大约四分之一的奴隶能登船开始穿越大西洋的旅程。

最初，皇家海军试图通过海上拦截来终结奴隶贩运，因此海军部派出了尽可能多的船只，这支由护卫舰、单桅帆船和双桅炮舰组成的舰队先是在西非海岸的波涛中摇晃逡巡，寻找奴隶的踪迹，随后又前往桑给巴尔执行同样的任务。海军对这项工作颇为厌恶，尽管赏金颇丰——每解放一名奴隶，他们就会获得5英镑赏金，即使奴隶在抵达口岸前就死去，他们也能得到2英镑10先令；但与海军巡逻的老战船相比，运奴船的速度通常更快，水手技术也更好，此外，海军还受到恪守法律原则的掣肘。西非的贩奴点尤其可能成为海军的噩梦。尽管沿岸分布着欧洲的贸易点，而且其中不少属于英国，但西非并无正式的边境线，甚至没有真正的主权国家，而这里2000英里长的海岸边，几乎每一处港湾在某个时刻都有贩奴船停留。“我们在这里，”一名军官就拦截贩奴行动写道，“就面临着世界上最悲惨的情况，试图完成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旦贩奴船出现在视线中，这位护卫舰舰长就得赶紧打开柜子翻出法律法规，因为他得根据贩奴者的国籍决定如何行动。英国和部分国家达成了搜查协议：如果船上有奴隶，或者有明显是用作控制奴隶的器具，例如脚镣、铁球和锁链，或者鞭子，那么这艘船就会被英国海军控制。而英国与一些国家，尤其是美国，则没能达成“器具条款”（equipment clause）——如果船上没有奴隶，海军就什么也不能做。还有一些国家与英国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因此海军的登船行为可能被法院视作战争或海盗行为。

这令海军拦截贩奴船的过程显得颇为难堪。首先，他们通常很难追上有运奴嫌疑的船只，所以登船检查的人员不免受到一番刻薄的嘲讽。而他们也时常无法弄清贩奴者真正的国籍。最频繁发生的情况是，无论在船上发现了多少镣铐和酷刑器具，不幸的海军指挥官在法律上都无能为力，下船后他们还会遭到无礼的葡萄牙人或西班牙人的嘲笑和辱骂。美国人尤其让他们无法忍受。在1808年，美国就已宣布奴隶贩运非法，有时还会给反贩奴巡查支援一两条船，但在美国南部各州，奴隶制却仍然合法。伦敦的美国驻英大使是一个弗吉尼亚人，美国也从未承认过皇家海军的搜查权，因此海军的每一次拦截都会演变成外交赌博。此外，美国的贩奴者还拥有最好的船只——尤其是巴尔的摩快速帆船和纽约单桅帆船，它们是当时航速最快的船，能够轻易地戏耍宽大笨重的巡逻炮艇。美国最成功的贩奴船之一就是纵帆船“漫游者”号（Wanderer），它最初被建造作为游艇，主人是佐治亚州的一个贩奴财团；它参加过纽约游艇俱乐部（New York Yacht Club）的锦标赛，在下层甲板装满750名奴隶起航回家前，它的主人还曾邀请英国皇家海军一艘护卫舰的军官来船上愉快地共进晚餐。另一艘成功的贩奴船则是三桅帆船“玛莎·安”号（Martha Ann）。一次在大西洋上受到追击时，这艘令人气恼的船最初没有悬挂任何旗帜，在几声警告鸣枪后，才缓缓升起星条旗。终于追上这艘帆船后，英国军官询问该船船长最初为何没有悬挂旗帜，而这名美国船长并未感到羞愧。“我猜，”他懒洋洋地说，“我们当时正在吃晚饭呢。”

5

无论皇家海军付出了多少努力，奴隶贸易仍在继续。正如数年前邦尼国（Bonny）国王与英国最后一艘运奴船船长伤感地告别时所说：“我们认为贸易不会停止，因为我们所有的巫师都这么说，他们说你们的国家不能胜过全知全能的神。”人们用各种阴谋诡计逃避检查——悬挂假旗帜，隐藏甲板，伪造证件，甚至在海上转移奴隶。于是，海军开始打击海岸上的奴隶贸易。1840年，他们捣毁了塞拉利昂加利那河（Gallinas River）河口一个尤为臭名昭著的奴隶贩卖点，这显然是帝国主义行动的原型。和现在一样，西非的河流出海口是世界上最肮脏的地方之一。那些地方地势平坦，沼泽众多，天气炎热，植物蔓生，又咸又臭，苍蝇滋生，岸边还有大片阴郁的红树林和一成不变的棕榈树，在无情的阳光下，显得隐秘而荒芜。其中，最令人厌恶的就是加利那河入海口。⑥它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热，土地更加湿软，红树林更加茂密，沼泽也更加可怕。就在河流堆积的沙坝和大西洋海浪的保护下，西班牙商人佩德罗·布兰科（Pedro Blanco）建立了一个奴隶市场，其被小湾和潟湖环绕。市场的奴隶收容营屋顶由芦苇和棕榈叶制成，营房散落在沼泽地中间，从海上完全看不到，但从陆地上可以通过小溪轻易抵达。这里的仓库堆满了用来物物交换的商品，包括衣服、朗姆酒和古巴烟叶。布兰科本人极为富有，又奢华放荡，他住在沼泽深处的一座小岛上，还有一个由黑人组成的后宫，在周围其他较小的岛上则布满了岗哨，高高的瞭望台上配备了望远镜，时刻监视着大西洋。

他的产业极为骇人，同时也异常成功。布兰科和周围乡村的酋长达成了联盟，其中最重要的是加利那国王西亚卡（Siaka），因此沿岸的部落就充当其代理人，在内陆抓捕奴隶，而布兰科为这些奴隶预先付款。他通过葡萄牙、巴西和美国的运奴船，与古巴建立了稳定的贸易关系。他的奴隶收容营几乎总是挤满了等待装船的奴隶，有时多达5000人，每个月都会有两三艘船抵达河口。布兰科用的脚镣也是从英国进口的，工作人员则从西班牙招募；西亚卡国王就靠着他们，日日锦衣玉食。

皇家海军虽然身在远处，但对该地知之甚详，一度封锁这个河口长达几个月。但它毕竟是一片独立领土，在1840年10月之前，英国人都未找到借口在此上岸。当时，一名拥有英国国籍的黑人，来自塞拉利昂的弗赖伊·诺曼（Fry Norman）夫人，被西亚卡国王的儿子曼纳（Manna）绑架，作为债权担保。“我必须告诉你，”诺曼夫人给债务人弗里敦的格雷夫人写信说，“因为你的原因，曼纳把我抓住了。他决心把我关到你亲自前来为止。现在一切都取决于曼纳的心情了。请你赶快来帮助我，解决你的问题。”但格雷夫人没有来，前来的是皇家海军指挥官约瑟夫·登曼（Joseph Denman）。他带领着武装好的“漫游者”号以及双桅横帆船“罗拉”号（Rolla）和“萨拉森”号（Saracen），愤怒而坚定地来到加利那河沙坝旁——这正是维多利亚帝国早期践行“吾乃不列颠公民”（civis britannicus sum）原则的行动。

登曼是著名的废奴主义者、王座庭首席法官（Lord Chief Justice）登曼的儿子，他本人尚是年轻的上尉时，也曾驾驶被拦截的运奴船穿越大西洋，上面搭载着500名奄奄一息的非洲黑人，这让他对奴隶制的邪恶尤为愤怒。“那段航程一共46天，而我一共在那艘船上停留过4个月。我目睹了人类能够经受的最可怕的折磨。”登曼急于算总账的对象不只是西亚卡国王，还有那些西班牙商人，诺曼夫人的窘境则成了他这次双重行动的借口。

他没有得到袭击奴隶收容营的命令——英国没有对加利那的酋长们开战——但他就像纳尔逊一样，独立自主地行动。他带着三船水兵，乘风踏浪，穿过沙坝，占领了河口最大的几个岛屿。他们一枪未放，这个邪恶的产业就马上崩溃了。西班牙人将尽可能多的奴隶赶进独木舟，逆流而上躲进了树林中。在他们的胜利一战后，诺曼夫人也被释放，超过1000名奴隶得到解放，所有的奴隶收容营和仓库都被烧毁。惨败后，西亚卡国王和酋长们签署了放弃协议书，承诺不管巫师们说什么，都会放弃奴隶贸易，将领土上所有的奴隶商人驱逐。加利那奴隶贸易就这样结束了。据英国驻哈瓦那领事报告，大批焦虑的奴隶商人正要求领事为他们的未来指条出路。

皇家海军从愤怒的奴隶手中救出了布兰科的一名合伙人，并安全护送他离开，但数年后他竟不知感激地起诉登曼非法入侵和侵占财产——这也是反贩奴巡逻常有的隐患；但英国财税法院（Court of Exchequer）的法官与登曼的父亲相当熟，因而指示陪审团裁定其无罪。

6

这次大胆的小型行动正是英国日后帝国主义行事方式的先兆，但其影响是短暂的。尽管这次行动后，英国与非洲西海岸大多数贩奴酋长都签订了协议，但很少有协议能得到长期履行。法律上的困难仍然难以解决，而英国国内推动自由贸易的运动，反而鼓动了奴隶贩运，因为该运动大力支持依靠奴隶发展的国家的经济，例如古巴和巴西。尽管皇家海军解放了大约15万名奴隶，但大西洋的奴隶贩运，要到约20年后，北方在美国内战中取得胜利后，才得以终结。而红海的奴隶贩运还断断续续地维持了很长时间，不少男孩被马斯喀特的苏丹买去做家仆。19世纪前半叶，反贩奴巡逻一直是皇家海军的主要任务之一，这一职责和海军在直布罗陀的警戒职责，以及在西印度群岛指挥区（West Indies Station）之中逡巡的巡洋舰一样，含蓄地宣示着英国强大的海上力量。⑦

这些帝国主义福音派人士也同样关心奴隶解放后的待遇，因为他们显然不能再让这些人退回蛮荒时代。幸运的是，帝国本身就是一处安置所。18世纪，英国境内就有约1.4万名奴隶，分散在全国各地的绅士家中。⑧ 1772年家庭奴隶被宣布非法后，其中许多人，以及来自新斯科舍的前奴隶，成为人道帝国主义试验——在西非海岸上，建立一块专属于被解放黑奴的新的英国殖民地——的核心。这一试验的赞助者表示，要通过“这片土地的文明、基督教精神和教化”，为终结全世界的奴隶贸易做贡献。

这片土地最初被西班牙人命名为“塞拉利昂”（Sierra Leone），因为海湾之上的山峦，形状如同蹲伏的狮子；现在，新定居点的首府自然被称作“弗里敦”（Freetown），但半岛上大多数小村庄的名字，都不可避免地染上了一些英国风味，这正是教化与启蒙的文字痕迹。这里有威尔伯福斯，有巴克斯顿，还有夏洛特和里真特（Regent）。在这里，从莱斯特出发，沿路直行可以抵达格洛斯特，从滑铁卢到威灵顿的路还会经过黑斯廷斯、格拉夫顿和艾伦镇——而此时，绝大多数非洲人连一个白人也没有见过，从弗里敦到桑给巴尔之间的广大大陆上，也没有一名欧洲领事。从一开始，塞拉利昂的人口尽管几乎全部都是黑人，但它代表着一种从外部植入的文化：一种黑人的英国文化，充满福音派基督教的思想，又深具勤劳奋斗的传统。

这一殖民地的开始并不顺利，因为这些过去的奴隶最初不适应殖民者的身份，因而开始几年此地几乎都处于混乱中。在风趣的西德尼·史密斯（Sydney Smith）看来，塞拉利昂总是有两位总督，一位刚刚抵达，一位则即将离任。这些新定居者无可厚非地产生了对一切白人恩惠的偏见：毕竟，有些人认为英国驻军的红色制服乃是用惨遭屠杀的黑人的鲜血染成，而英国军官则通过服用煮熟的非洲人的头来促进脑部发育。随着时间的推移，附近的非洲人逐渐渗透进这块殖民地，来自西印度群岛和被拦截的奴隶船的奴隶也纷纷抵达此地，某些未知的教条就被移植到了正统的基督教教义中，在弗里敦不甚体面的某些地区，这样明显异教的虔诚信仰却颇受追捧。牧师们看不到时，人们就会施行巫术，秘密结社也繁荣发展。以政治家、总督或著名圣人命名的街道，也得到了更加本土化的绰号。然而，塞拉利昂基本上仍然是非洲海岸的一个基督教定居点，一个福音派帝国主义的示范区域：弗里敦的天际线由尖塔和教堂的屋顶装点，即使周六的夜晚后街小巷充满喧闹，周日的早晨，城中依然飘满赞美诗和自我提升的声音。

这座小城的建筑尤为杰出——乔治王时代的风格完美地应用在了热带的非洲。弗里敦的城建是网格化的，这部分是为了欧洲式秩序的形象，部分是为了让它更容易管理。城中的部分街道尤其优雅。街道两边都是三四层高、屋檐宽大的小楼，它们皆由淡黄色的砂岩筑成，浇了厚厚的灰浆，还有白色的阳台和比例合适的窗户——总而言之，就是看来极为坚实的舒适住房，惬意地坐落在豪街（Howe Street）或特里洛尼街（Trelawny Street）两旁的坡地上。建筑中天真烂漫的元素，一种温柔的粗粝感，让这些房子显得活泼，如孩童一般可爱，就像阳光下一列列的娃娃屋。通往弗里敦港的是一列宏伟的石阶，从石阶向上，视线中最突出的是一座英国国教大教堂。这座小小的首府城市还保留了一棵漂亮的橡树，它仿佛是这座城市的支点，如今它站在一处十字路口的中心。而正是在这棵树下，这块殖民地的创建者在1787年，在简短而低哑的礼拜声中，宣布了他们来到此地的目的。

弗里敦社会既富有又古怪。创建者希望创造出受过教育的非洲中产阶级，让他们成为此地的统治阶层，永远保留其基督教传统：福音派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激进人士，他们在私有财产和阶级延续问题上基本都极力支持辉格党的观点。几乎就在殖民地建立的同时，他们就在此建立了一所高等院校——福拉湾学院（Fourah Bay College），它占据了山上一座壮观的建筑，从这里走出的受过良好教育的黑人构成了一整个社会阶层，包括牧师、律师、教师和公务员。这就是塞拉利昂第一代克里奥尔人，这一群体注定要在大英帝国发展的过程发挥重要的作用。“克里奥尔人”这个词本身就具有多重意义。在美洲的法国殖民地，它指代当地出生的欧洲人。在南美的西班牙领地，它表示白人血统占优势地位的混血儿。在西非，这个词则表示第一代被解放的奴隶或其后代，以与本土非洲人相区分。但是，这个词蕴含的意义还要更加丰富——它表示，这些人接受了福拉湾学院传授的那种特定的英式非洲文化。

因而，这些克里奥尔人成了帝国的一个阶层。他们发展出了自己的非洲英语“克里奥尔语”——这不是一种简单的混合语，它有自己的文学作品；语音上，它说起来就像受过教育的英国南方人的含混发音一样，但与之又有细微的差别，加上本地的土语，它就显得更加优雅，最终彻底脱离了英语，甚至有学者将莎士比亚的作品翻译为这种语言。⑨克里奥尔人穿着欧洲的服饰，很容易就能与本地的部落民区分开来。他们对这些部落民总有些蔑视之感，因为这些人或是穿着令人眼花缭乱的织物，或是几近全身赤裸。他们的住宅中放满了正统的英国中产阶级会有的小玩意儿，包括立式钢琴、平版印刷画、女王的画像，还有装裱好的刺绣品。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获得尊敬和体面。我们可以看见他们戴着上好浆的白领子，穿着令人憋闷的裙衬，生硬地主持着公共工作，或者撑着遮阳伞慢慢地到教堂去晨祷。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黑色的皮肤在牧师领里不停流汗（英国国教会第一个黑人主教就是克里奥尔人），或者把自己塞进红色的哔叽夹克中（英国陆军第一名黑人军医也是克里奥尔人），或是戴着法官厚重的假发，或是脖子上挂着听诊器走来走去，或者戴着眼镜，仔细地钻研哲学论文。有了白人总督不时的建议，以及短暂任职的英国公务员，他们或多或少能自己主持这块殖民地了，而且大体上做得非常好。英属非洲殖民地最早的连贯的自治方案来自阿弗里卡纳斯·霍顿（Africanus Horton）少校，他在英国陆军的军旅生涯颇为成功，退役后就定居弗里敦的霍顿大宅，开始文学创作，同时经营生意。⑩

同时，克里奥尔人也开始重视他们独有的天赋，也就是说，退回他们被基督教“救赎”之前的状态。他们发现了自己杰出的商业才能。资本主义在塞拉利昂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福拉湾学院家长式的传教士们发现，许多颇有前途的学生受的是斯坦利教长（Dean Stanley）和威廉·威尔伯福斯的行事准则的教育，最后这些学生却突然成为巨富的企业主、地主或者投机者。克里奥尔人中出现了巨富的家族，他们自然也就抛弃了特里洛尼街上端庄的小楼，住进了浮夸卖弄的大宅第和乡村庄园。同时，克里奥尔人虽然仍然遵从福音派信仰的原则，却抛弃了其中阴郁的元素。他们变得尤其欢乐，而且热情好客。几乎已经遭到遗忘的先祖的歌谣旋律，为赞美诗的韵律添上了一抹活泼的色彩，而严肃的官僚的后代，也发现自己身上仍然继承了舞蹈和插科打诨的天分。

塞拉利昂的命运仍然沉沉浮浮。周期性的丑闻会让这块小小的殖民地兴奋一阵子，然后偶尔一群大胡子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就会从弗里敦码头登陆，重新建立秩序。就和其他地方一样，即使是最顺从的非洲人，有时也会让他们的导师和解放者相当失望——正如一名司法委员所说，“人尽皆知的基督教道德训诫应该时刻提醒他们，我们必须辛劳工作，才能得到收获”。但是，这块定居地一直留存，弗里敦也成了皇家海军在西非海岸上的主要基地。数代经过此地前往环境严酷的南方地区的英国人，都会因为这里热情的迎接而感到惊讶，然后第一次发现，派遣他们前往所谓“白人的坟墓”的任命中，也有一些有趣的部分。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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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维多利亚女王的帝国第一份不朽的作品，就是自由。在奴隶出口地对抗奴隶制的战斗贯穿了整个维多利亚时代，它是我们即将看到的世纪中期大探索的主要动力，也是帝国情感的一颗即将繁荣生长的种子。这场行动被视为与天命利害攸关——正如约翰·罗素勋爵1850年对下议院所说：“在我看来，如果我们放弃了这项高尚而神圣的工作……我们就没有权利期望上帝继续给予我们因其关照而一直享有的恩典。”随着帝国主义演变成一种信仰，领土变成国家野心，为了获得领土而获得领土，但此后的冒险和探索仍建立在早先热心的克拉珀姆教派和埃克塞特馆牢牢筑起的根基之上：即使在福音派失去活力之后很久，更为残忍冷酷的一代掌权，推动他们前进的力量也变得更接近生物的原始本能之后，这些对过去理想抱负的回忆仍然能缓和大英帝国的无礼与傲慢，有时还能触动帝国的良心。

脚注

① 奥兰治谷现在是一片奶牛牧场，许多时髦的黑人放牛郎骑着牛在它的建筑群中穿梭。大多数的奴隶建筑都已成废墟，荒废的大宅里则住满了老鼠和蜥蜴，还有一只仓鸮，花园后面是建造该种植园的贾勒特（Jarrett）家族的一大片墓地，墓碑穿越了几个世纪仍然留存于此，还时常有黄色的蝴蝶在四周飞舞。

② 尼布的教堂在1944年遭飓风摧毁，但该教堂的接替教堂为纪念他，依然以他之名命名，还有一片大理石嵌板雕刻了这一场景。在教堂院子中有一块尼布的纪念碑，“由被解放的奴隶们所立，他不知疲倦地努力，为他们的解放和境况改善贡献良多”。1969年一个周日的早晨，我去那里参加礼拜时，感到他的堂区居民仍然一如过往地快乐、善良而热情。

③ 19世纪40年代，一个在19世纪20年代每年毛利高达1.1万英镑的牙买加庄园只以1650英镑卖出，而到了19世纪50年代，其估值据说只有800英镑。

④ 他们的后代现在还生活在威斯特摩兰区的锡福德镇（Seaford Town）附近，由于一个半世纪以来一直同系通婚，他们仍然比牙买加的其他人要白得多。

⑤ 就像反对“有害物品”一样。英国人把他们在东方利润最高的商品鸦片称作“有害物品”。

⑥ 现在这条河已被重新命名为克列弗河（Kerefe），成了弗里敦的体育爱好者周末的好去处。

⑦ 直到1970年，皇家海军的舰船上一直配备着打击奴隶贩运的操作指南。

⑧ 不得不提到我的故乡卡那封郡附近的伊斯图姆林的“杰克·布莱克”（‘Jack Black’ of Ystumllyn）。当时，他是北威尔士唯一的黑人，当地的女孩们都喜欢他：根据他的传记作家1888年严肃的观察，这就像“乌鸦把它的幼崽看作白色的”（gwyn y gwel y fran ei chyw）。杰克的墓碑上，有一段用威尔士语写的不准确却相当动人的墓志铭：
印度乃吾生之地，
但我在威尔士受洗；
这块灰色砖石所在之地，
乃吾冰冷黑暗的安息之所。

⑨ 例如：
Paddy dem, country, una all way day （朋友们，同胞们，罗马人）
Nar Rome. Make una all kack una yase. （且听我一言）
Are cam berr Caesar, are nor cam praise am. （我来此是埋葬凯撒，不是歌颂他）
Dem kin member bad way person kin do （人们所作之恶）
long tem after de person kin don die. （在其身后长存）
But plenty tem de good way person do （人们所行之善）
kin berr wit im bone dem... （则与其尸骨一同埋葬）
（出自《裘力斯·凯撒》）

⑩ 他还为塞拉利昂的白人定居者提供了一些颇为明智的建议：“在热带地区，坚持严格的道德原则是非常有益的。应该永远追求让所有人都愉快的社会，这会让我们的心灵得到极大的放松。一个拥有真正淑女的社会总比其他的要好得多。”

⑪ 这种乐趣经久不衰，虽然塞拉利昂独立后，其英式的非洲文化中非洲的元素确实变得越来越多，但福拉湾学院仍然繁荣发展，克里奥尔人也仍然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并且，在拥有12.8万名居民的弗里敦，仍然有65座基督教堂。塞拉利昂就是一项壮举，启发鼓舞了此后美国被解放奴隶定居的利比里亚共和国，以及南部加蓬河畔法国被解放奴隶的定居点利伯维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