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辞的重要性：因辞起事

上文论述了“辞”对于“义”的重要性，通过“事”与“辞”的比较，得出其中的“义”。给人的感觉似乎是修辞可以不顾事实，仅仅注重事件背后所蕴含的义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春秋》同样重事，如果没有事实作为铺垫的话，修辞背后的义理是很难理解的。而且孔子认为《春秋》是“信史”。

【春秋经】（昭公）十有二年，春，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

【公羊传】“伯于阳”者何？公子阳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侧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尔所不知何？《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则齐桓、晋文；其会，则主会者为之也；其词，则丘有罪焉耳！”[18]

孔子作《春秋》，修辞是相当谨慎的。此条经文“伯于阳”，孔子明知是“公子阳生”之讹而不改，理由是如果因为我个人知道当时的史实而改动文字，那么到后来就有可能连自己不知道的地方，也妄改文句。孔子在此处表明《春秋》是信史。既然是信史，那么《春秋》所记录的史实就应该让人知道，但是《春秋》重视对于事件所做的价值判断，故而有时不能直书其事，这个矛盾怎么解决呢？还是通过“辞”来解决。

“辞”从总体上讲，是针对事实做价值判断，具体来讲，针对不同的对象、不同的事情，有比较固定的书法，也就是经学家所言的“常辞”“正例”。就上面提到的“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这个例子来讲。《春秋》经文通过书“公朝于王所”和“天王狩于河阳”来隐讳晋文公两次召见周天子之事。但是隐讳的同时，也给了我们线索，去探求文辞背后的事实，《公羊传》关于《春秋》经文的问答，做的就是这方面的工作。

【春秋经】公朝于王所。

【公羊传】曷为不言公如京师？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则曷为不言天子在是？不与致天子也。[19]

【春秋经】天王狩于河阳。

【公羊传】狩不书，此何以书？不与再致天子也。[20]

按照《春秋》正常的书法，诸侯朝觐周天子的地点应该是京师，如成公十三年书“三月，公如京师”。此处虽然书“公朝于王所”，回避了召天子之事，但是书“于王所”而不是“京师”，则表明此时王不在京师，而是在践土，以此给人以线索，探求晋文公致天子之事实，所以“于王所”三字，便是“起事之辞”。同样地，按照《春秋》之常辞，天子正常的巡狩是不书的，此处书“天王狩于河阳”，表达的就不是天子巡狩那么简单的事情了，而是让人思考背后的事实。所以“天王狩于河阳”这个修辞本身也是“起事之辞”。

《春秋》之辞，不仅明“义”，而且在明“义”的同时，通过“起文”又涉及了“辞”背后的事实，通过“事”与“辞”的对比，揭示《春秋》之义。可见“辞”这个概念对于《春秋》来讲是相当重要的，某种意义上说，是连接“事”与“义”的纽带，也是“事”与“义”之载体。故而《礼记·经解》云：“属辞比事，《春秋》教也。”[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