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站起来！把东西砸烂！

叫出声来！就是要烦人！

——维尔日妮·德庞特，法国《解放报》，2020年3月1日

2020年3月7日，巴黎，女权主义者们聚集起来，在夜色中开始了一场游行示威，从节日广场出发，一直走到共和国广场。这一天是国际妇女节前夕——说实在的，这个节日不如叫“家用机器人节”好了。这场游行声势浩大，气氛欢腾，女权主义者们一路欢歌笑语，以口号表达自己的诉求：“我们是女权主义者。我们强大而自豪，我们激进而愤怒。”队伍所到之处，留下了大大小小的标语、布告、涂鸦和拼贴画，直击当下女权主义的焦点问题。其中不少在影射不久前的凯撒奖风波，比如，“我控诉男人，我唾弃艺术家”。在不久前的凯撒奖评选中，电影《我控诉》的导演、被指控性侵的罗曼·波兰斯基获奖，法国女演员阿黛尔·埃内尔当场愤然离席。不少标语化用了阿黛尔的代表作，即法国女导演瑟琳·席安玛执导的电影《燃烧女子的肖像》中的台词，以及另一位就此事发声的法国女演员艾萨·马伊佳发表的精彩演讲。比如，“我们都是阿黛尔的后备军”，“燃烧女子的肖像无法被扑灭”。法国女作家维尔日妮·德庞特那句著名的宣言——“站起来！把东西砸烂！叫出声来！就是要烦人！”——也被多次引用，甚至在街头演化为更激进的版本。比如，“我们要接着砸，我们要把一切都砸烂！”“站起来！造反了！”游行队伍中还能见到“停止杀害女性”组织成员的身影，这些人四处张贴标语，呼吁女同胞们不要畏惧，立刻行动起来。“标语和喷火器，我之前不知道要选哪一个。”“小心了！乳房下面，是手榴弹。”[1]“月经杯满了，要流血了。”生态女权主义者们则高喊着“地球不是用来征服的领土，女人也不是”等口号。地铁出口处贴满了“女权主义者发火了”的标语。游行者的立场非常鲜明：反对资本主义和种族主义，呼吁国际主义。LGBTQIA+[2]的存在感也不弱，他们在墙上留下了“上帝拯救同性恋者”的涂鸦。

然而，几千个女人一边击掌一边高呼Siamo tutti antifascisti（“我们都是反法西斯主义者”）的场面，引来了警方的催泪弹。警察连拖带拽，粗暴地驱散了游行队伍，把她们往地铁口赶。6名示威者被逮捕，在拘留所里关了一天多才放出来。骚乱过去之后，我们在共和国广场采访了一位友人，她依旧情绪高昂：“这不是坏事，这说明他们终于把我们当回事了！”

必须承认，女权主义的历史是激流与逆流此消彼长的历史，而过去几年间，一波声势浩大的浪潮正在形成：女权主义者们决定“杠上了”！作为一个亲身经历了这一切的女人，回想起过去年复一年，总在忍气吞声的无数个“三月八日”——那时连阻碍交通都是妄想，今年的妇女节真是天翻地覆！女同胞们总算出了一口恶气！

女权主义运动目前所处的阶段，通常被称为“第三波浪潮”。这场运动席卷了法国内外。2018年是有史以来世界上参与女权主义动员的女性人数最多的一年。美国见证了“妇女大游行”。在爱尔兰、阿根廷和波兰这些国家，妇女们先后走上街头，为争取自愿终止妊娠的权利而斗争。2019年，世界各国涌现出多场大规模的运动，抗议针对妇女的暴力：智利妇女喊出的El violador eres tú（“强奸犯就是你”）口号，成了全世界反抗压迫、性暴力，以及有罪不罚现象的“国际歌”。但过去几年也出现了所谓的“开倒车”现象，且不止一处：在爱尔兰妇女赢得堕胎权的同时，阿根廷的女同胞却输掉了这场战斗，波兰政府屡屡试图剥夺本国妇女的这项权利，匈牙利政治家维克托·欧尔班公开攻击性别平等，巴西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3]更是在任期内忽视女性权益。前文提到的导演波兰斯基，因性暴力指控而受到各界抨击，却不受影响地拿下了凯撒奖最佳导演奖，颁奖现场的观众还给予了热烈的掌声……2020年，随着世界各地因新冠肺炎疫情先后进入隔离状态，性别歧视、性别暴力和性别不平等问题越发凸显，之前争取到的堕胎权受到威胁，妇女的精神劳役普遍加重。更不用说，在疫情最前线，从事相关工作的往往是女性，而她们无法获得应有的报酬。

有“第三波”，自然就有“第二波”。“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之前还有“第一波”，也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妇女参政运动。那再往前呢？什么都没发生过？风平浪静，一片祥和？那些在19世纪末之前为自己的权利斗争过的女性，就没有人记得了吗？在笔者看来，这暴露了这套术语的不妥之处：“第三波”的说法，抹去了许多个世纪以来无数女权斗士的姓名，也抹杀了她们的斗争。诚然，“女权主义”（féminisme）这个词的诞生相对晚近，首次出现是在1882年“第一波浪潮”期间，背后的功臣是女作家于贝蒂娜·奥克莱尔。事实上，féminisme这个词最初是指男性失去雄性性征，整个人变得阴柔，常见于一些感染了某种特定肺结核病菌的男病人。1872年，小仲马把这个医学术语借来当作贬义词，用到了《男与女》这篇厌女的杂文里。后来被奥克莱尔“挪用”，这个词才有了“女权主义”的含义。然而，这个词诞生得晚，不意味着19世纪末“第一波”女权主义运动之前就没有女权主义者。所有捍卫性别平等，揭露剥削、暴力和歧视的人，都可以被称为“女权主义者”。其实，我们大可以将法国大革命视为起点：不是狭义的女权斗争的起点，而是广义的，由女人发起的斗争的起点。在那之前，也有妇女通过文字、行动、站队等方式表态，发起过带有女权主义色彩的斗争，但此类活动真正开始形成规模还是要到法国大革命，因为在此期间诞生了公民意识，公共空间和公共场域内的自由也得到了确认。更重要的是，自这场革命起，女性的联盟和组织开始体现女性身份的自觉，促进了女性内部的团结互助，零散的斗争由此成了一场运动。

用“浪潮”的方式来呈现女权主义运动史还存在着另一种风险。这会导致人们倾向于把一段时期的运动与某一个具体的斗争目标挂钩，形成一种错误的理解——第一波是为了争取选举权，第二波是为了争取自愿终止妊娠权，第三波则是为了解放身体和亲密关系。这种理解方式首先存在着一个重要的遗漏：有关工作权的女权主义斗争，包括争取参加工作的权利、保障女性劳动者在工作当中的权益等，没有被考虑进来。事实上，在女权主义运动的悠久历史中，这一系列斗争留下过浓墨重彩的一笔，并且自有其进程。因此，上述解读缺乏必要的阶级视角，忽视了女权主义运动中阶级斗争的成分。事实上，阶级斗争也存在着性别维度，而且女性引领的阶级斗争有时还会和工人运动针锋相对。除此之外，将女权主义运动史理解为一部高度国族化的女性主义史诗，不仅会导致女性劳动者的隐身，也会让非白人的少数族裔女性和女同性恋难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把一波浪潮和一个斗争目标之间的联系想象得过于紧密，就容易忘记一个基础事实：回顾整个女性斗争的历史，几乎所有诉求都是一并提出的。1848年“二月革命”期间的妇女活动家们（让娜·德鲁安、欧仁妮·尼布瓦耶和德西蕾·盖伊）曾争取选举权和其他社会权利；19世纪末的妇女参政论者（玛格丽特·迪朗、于贝蒂娜·奥克莱尔）曾为“同工同酬”振臂高呼；1939年，马德莱娜·佩尔蒂埃因捍卫自愿终止妊娠权而被判有罪；20世纪70年代，“妇女解放运动”（MLF）支持大量的罢工运动。有些诉求看上去很具有当代性，比如非混合原则[4]和“含她书写”。不过事实并非如此。早在17世纪，我们的女前辈就抗议过法语语法中默认的男性优先。1848年“二月革命”期间的妇女活动家们发明了一系列拼写法，让人民主权的普遍原则真正包括女性。于贝蒂娜·奥克莱尔甚至生造过不少单词的阴性形式。另外，非混合原则也不是新事物。从1792年大革命期间的很多妇女俱乐部开始，到1848年“二月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期间的部分团体，再到20世纪的“妇女解放运动”组织，都只接受女性成员。各种斗争交织在一起，穿越时空，前后接力。说到底，如果一定要为女权主义运动史分期断代，诉求的内容并不是重点。这个故事之所以会显得断断续续，是因为这些诉求只得到了选择性回应，而历史对这些回应进行了更加有选择性地记忆和记载。

然而，我们也不能否定女权主义斗争所取得的进展。我们今天获得的权利和认可已经远远超过我们的母亲曾经拥有的，而我们的母亲又比她们的母亲拥有更多的权利。一次次冲锋，大坝一座座垮塌，战线不断向前推进。19世纪初，妇女还在死守底线，不得不为了公民权而斗争。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将女人当作次等公民对待。她们还要在受教育权和工作权这两大阵地上战斗，因为学校大门依然对女孩紧闭；因为女性虽然被允许参加工作，但拿到的钱还不到男人的一半。投票问题并非不重要，只是对于当时的很多妇女来说，选举权不是最要紧的事，可以暂且搁置。赢下最初的几场战斗之后，19世纪末，女权主义运动开始聚焦于选举权，因为这时妇女们相信，只有获得了选举权，才能保障其他权利。到了1944年，我们终于迎来了迟到的胜利。此后，女权主义开始转向新的战场：掌控自己的身体，自主生育，反抗针对妇女的暴力，拒绝沦为男性凝视下的欲望客体……这些斗争此前一直被认为无足轻重，但从未缺席。

说到底，所谓的“浪潮”并不对应某一段女性“发声”的历史时期，因为她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发声。之所以能形成短暂的“浪涌”，是因为这些声音在极少数时刻被人听见，即便很多人听见这些声音之后的第一反应，是叫女性乖乖闭嘴，并将她们重新赶回厨房。妇女往往能得益于连续的革命，因为革命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让非主流的声音表达自己，而不是让统治阶级牢牢把持着话语权。整个19世纪都印证了这条规律，1968年之后也是如此。

我想在本书中展示的，是法国两个多世纪以来的女性斗争史。“只讲法国的吗？”——读者可能会感到遗憾。相信我，不是我不想，而是其他内容暂时不是本书的主题。其他国家的女性斗争史，值得由其他了解那些斗争和相关背景的专业女性历史学者来书写。不过，聚焦于法国并不意味着我没有深入思考过女权主义跨越国家、跨越国族的维度。同样，当想到远方的姐妹们和她们的斗争时，我也会思考我们之间的距离，经常为自己的无知和漠然而羞愧。

我清楚地意识到，女性与女性之间也从未平等过。争取与男性平等的机会，在女性之间并不是平等分配的。法国国家行政学院[6]毕业的公共机构女领导和工厂女工之间，女大学教授和不得不周末加班的女大学生之间，白人女性和少数族裔的女性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阶级鸿沟和种族歧视。身为女性，每个女人都在与男性的相对关系中共享着相同的境遇，彼此之间可以感同身受。但如果一个女人，在身为女性之外，还不是白人、富人、法国人或异性恋，她被歧视、被暴力侵犯、被不公正对待、遭遇刻板印象、无法被看到或被迫噤声的风险，就要大得多。

不幸的是，有一部分女权主义者似乎对上述事实视而不见。更糟糕的是，她们中的一些人现在居然重新捡起“普遍性”这个概念来为自己的漠视辩护。她们似乎忘了，几个世纪以来，将女性排除在外的恰恰是这个冠冕堂皇的“普遍性”。“普遍”本该指向包容，却成了驱逐的借口，实在令人心碎。

事实上，平民阶层的女性、少数族裔的女性，以及女同性恋者都为法国女权主义斗争做出过不可忽视的贡献。从法国大革命到19世纪末，领导女性权益斗争的绝大多数是女工人，她们为争取女性劳动者的权利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第一个勇于站上法庭、公开指控强奸的女人，是来自阿尔及利亚的贾米拉·布帕夏。这事发生在1960年，为她辩护的是突尼斯籍法国女律师吉塞勒·哈利米。1978年，这位女权主义女律师再度站上辩护席，为安妮·通格莱和阿拉切利·卡斯泰拉诺，两名在卡朗格峡湾遭强奸的女同性恋讨回公道。这两场诉讼对女权主义斗争来说意义非凡。1980年，强奸终于得到了法律上的定义。

在女权主义的历史中，女同性恋者的重要性没有得到足够彰显。诚然，19世纪到20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女人的性取向在恐同的大环境下属于禁忌，我们也很难衡量同性恋者在此期间发挥的作用。然而，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女同性恋成了一种集体身份认同，事情发生改变。女同性恋的身份带上了鲜明的政治属性，甚至构成了一定的威慑。女同性恋者也参与到女权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贡献了相当重要的成果。不过正如朱迪斯·巴特勒和克里斯蒂娜·巴尔的作品，以及伊拉娜·埃卢瓦近年发表的论文指出的那样，女同性恋依旧在经历双重边缘化：在女权主义运动中她们区别于主流的异性恋，而LGBT运动则复制了父权的支配结构，由男同性恋群体主导，因此女同性恋必须在二者之间，为自己开辟一片天地。1971年4月，玛丽–乔·博内、克里斯蒂娜·德尔菲和莫妮克·威蒂格发起了“红色同性恋”运动。她们揭露了男权主导对强制性异性恋的依赖，剖析了男权限制女性身体、压制女性性征的机制。莫妮克·威蒂格于1980年发表的两篇文章《直人思维》和《女人不是天生的》对此做了尤为精彩的论述。相较于异性恋女性，同性恋女性的政治分析往往更为激进。她们带来的新论据和理论武器极大地推进了对女性普遍遭受的压制的抵抗，同时号召更有颠覆性的行动手段。如今，酷儿、跨性别与间性人的运动和斗争仍在不断为女权主义注入活力，发挥重要作用。更有意义的是，这些声音迫使女权主义检视自身的不足、死角和僵局，时刻警惕自己是否在延续隐形的歧视，延续一小部分女性的隐身。

在这一点上，非洲女权主义者的存在同样意义重大。殖民者来了又去，殖民地的女权运动一直生生不息，自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黑人女权运动以来，非洲女权主义从未停止对法国女权主义的叩问，这对于后者来说当然是有利的，只是其间也不乏磕磕碰碰。1976年，著名的塞内加尔人类学研究者阿瓦·蒂亚姆成立了“黑人女性联合会”，随后又在1978年写下了《黑人女性的话语》。可是在女权主义者中间，蒂亚姆的名字直到20世纪70年代仍然鲜为人知。现如今，法国女权主义不愿直面，甚至拒绝承认种族主义问题的情况，依旧亟待改观。

不存在单一的女权主义史。自诞生之日起，女权主义就包含了各种女性群体，经历了不同流派，跨越了不同政治流派、政治目标。女权主义内部也会爆发冲突，而且往往相当激烈，但正是这些冲突让女权主义一次次重新焕发生机。对其他国家的妇女斗争，法国女权主义保持开放，有时又选择封闭，对待法国国内被忽视、被歧视的妇女群体的斗争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对于每一个今天仍在为性别平等而奋斗的人来说，能够了解这段漫长而复杂的斗争历史都非常重要。我们女权主义者有一段属于自己的过去，我们有自己的历史！让我们试着讲述这段历史吧！

人民主权

试着在写文章、发推特或发帖时用上“女作者”这个词，或者使用间隔号来保证语言性别包容性[8]，然后就等着被愤怒的评论淹没吧！不管贬损者们（居然有男有女！）怎么说——他们常常声称这无足轻重，也没有实际意义——他们反应的激烈，恰恰证明了抵制语言性别歧视的重要意义。很多人相信，语言性别包容性是21世纪的女权主义者又一个异想天开的概念，用2020年3月12日法国新闻周刊《当代价值》的话说，这足以说明她们“已经疯了”。

他们错了。女性对语言的抗争，从语法学家和法兰西学院院士们将男权主导嵌入法语的那一天就开始了。早在法国大革命初期，就出现过一本在性别平等问题上立场相当激进的小册子——名为《妇女向国民议会申诉书》。其中有这样一句：“在语言的使用中，亦应当摒弃男性更为高贵的暗示。”最新研究倾向于认为这份申诉书是一群男人的大作，他们想要贬低妇女的斗争，就以一种过分夸张的方式来呈现妇女的诉求。就和今天的《当代价值》差不多！无论如何，关于语言中性别平等的辩论，那时就已经非常热门。今天的女权主义者呼吁用“droitshumains”替代“droits de l’homme”来表示人权，后者模棱两可，亦可理解为“男人的权利”。而早在1791年，奥兰普·德古热就在《女权宣言》（全称《女权与女公民权宣言》）中批判过虚假的“中性阳性”。1848年，让娜·德鲁安拒绝使用“普遍选举”一词，坚持要在前面加上“男性的”，称之为“男性的普遍选举”，以抗议女性被剥夺了投票权。在1848年的一份记者和编辑全为女性的报纸《妇女之声》上，有人使用了le peuple souverains（“人民主权”），在单词souverain（“主权”）后加上了表示复数的字母“s”，同样是为了抵制虚假的中性，让妇女也成为权利主体的一部分。1898年，于贝蒂娜·奥克莱尔这样宣告：

在词典中省略阴性，在权利中无视女性。前者对后者的推波助澜比我们想象的严重。不应轻视通过语言实现的解放。……语言的女性化已经迫在眉睫。当我们想要描述女性取得权利后能获得的好处时，却找不到对应的词语。……等到词典被修订，语言女性化大功告成的那一天，这部属于未来的词典当中的每一个词，都将是对男性利己主义的一次强有力的警告。

——《法兰西学院与语言》，《激进报》，1898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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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句话戏仿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期间的标志性口号，即“铺路石下面，是海滩”（Sous les pavés, la plage）。——译者注（如无特殊说明，本书注释皆为译者注）

[2]LGBTQIA+：指性少数群体，L代表Lesbian（女同性恋），G代表Gay（男同性恋），B代表Bisexual（双性恋），T代表Transgender（跨性别者），Q代表Queer（酷儿），I代表Intersex（间性人），A代表Asexual（无性恋者）。LGBTQIA+涵盖的范围更广，其他性身份也被纳入其中。

[3]2022年10月，卢拉当选新任总统，并于2023年1月1日正式就职。——编者注

[4]非混合原则：指在教育中区隔可能会受到歧视的群体和有潜在歧视倾向的群体。

[5]这句话出自她2011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的演讲。

[6]法国国家行政学院（ENA）：法国高等学院之一，培养了大量的公务员和政府高层，包括多名法国总统。2021年4月，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将该学院关闭。

[7]这句话出自《我不是一个女人吗？黑人女性与女权主义》（1981）。

[8]法语中名词、形容词对应配合的默认形式为阳性单数，这被视作语言中内置的性别歧视。以auteur（“作者”）为例，使用对应的阴性名词autrice（“女作者”），以及使用间隔号auteur·e·s，都是保证语言性别包容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