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旅程的一半

拱北·广州·长沙·岳阳

一

十多年前，我还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念博士的时候，经常有机会和教我宋史及近代史的刘子健教授，在东亚系那间雅致的壮思堂，喝茶聊天。有一天，刘老师对我说：“你是念唐史的，应该到西安去看看。”跟着，刘老师突然站了起来，用双臂做了一个环抱的姿势说：“西安南部都被整个终南山包围着。你去看了，就知道为什么唐朝要选在长安建都，因为那里可守啊！”

刘老师的这一番话和他那个生动的环抱手势，正好打动了我内心深处，一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当时还以为，到了西安，只要站在市区，往南一看，就可以见到终南山！从此，我更下定决心，有一天不但要到西安去，而且还要走遍整个中国大地。

当然，我这个走遍整个中国的梦，并不是在普林斯顿时开始的。我记得，早在中学时代，读了许多新文学作品和武侠小说，我的幻想已经到了黄河、长江、峨眉山、大理等地。不巧，中学时期，大陆都处于“文化大革命”中，对外深锁。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在台大外文系念书，大陆开始慢慢开放，但我是穷学生，也不敢有太多奢望。所以，这些幻想和欲望，都被埋在心底深处了。

在普林斯顿五年，我改行专治中国文史，其中一个原因，恐怕也是因为这些幻想和欲望，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实现的另一种反映。既然到不了中国大陆，那么在故纸堆中，捕捉中国的影子，也是一种补偿吧。不料，这样做真的是愈陷愈深。书本上的中国，反而常常更增添了我的幻想和欲望。

我的博士论文题目，选的是《唐代的军事与边防制度》。这题目正好可以让我在幻想中，奔驰在整个大唐帝国的广大版图上，从西北边疆跑到西南边界，再随着隋唐大运河，跑遍江南沿海各地。

要了解唐代在全国各地的军事部署，当然要先弄清楚整个唐代的历史地理。在这方面，一般的历史地图集是不足以应付的。幸好，南港“中央研究院”已故的严耕望院士，是这方面名满国际的权威，世界上恐怕没有其他人，比他更清楚唐代的地理和交通了。当年我读他的一系列论文，和他那套大部头的专书《唐代交通图考》，都深为倾倒，也常常在想，什么时候我能到那些地方走一趟，圆了我少年时代的一个梦，那就好了。

在普大那几年，我常常想起杜甫一首诗《塞芦子》的起首两句：“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历代注释杜诗的学者，对“五城”何指，不敢确定，看法也不尽相同。连博学的钱谦益，也只引了几则前人互相矛盾的说法了事，把读者弄得更糊涂了。据严耕望的考证，这里应当取朱鹤龄的注。这“五城”其实是指唐代在河套地区的五座主要的军城：丰安、定远、西受降城、中受降城和东受降城。

这五座军城，对唐代的西北国防太重要了，所以连杜甫写诗，也要提上一笔。它们的位置和距离，在《元和郡县图志》等唐代的地理书中，都说得清清楚楚，但到底有多远，有多“迢迢”，我就没法体会了。所以，我常想，总有一天，我一定要乘搭火车，沿着黄河，走这一段路。从现代的兰州出发，往北走，经中卫、银川、平罗、五原和包头，一直走到呼和浩特，去感受“五城何迢迢”的滋味。

在普林斯顿期间，我靠奖学金过活，收入正好抵消支出，没有多余的闲钱去旅行。到中国内地去的机缘，一直等到在普大写完了论文，转到香港去教书后，才给我碰上。1988年的秋天，我决定接受香港岭南学院的聘约，到翻译系去教中英翻译。我想促使我接受聘约的其中一个原因，恐怕是因为香港和内地，只隔了一座短短的罗湖桥。我心想，从此住在中国这个南方的门户，必定有许多机会，经常回内地去圆梦。

岭南的这份教职，也是我几乎十多年来，一直在大学里头读书，没有正常工作后的第一份“正业”。我这才开始有了“正规”的收入。岭南的暑假长达三个多月，“闲”我也有了。于是，到香港后的第一个暑假，我终于踏上去往中国内地之路了。那一年，我三十五岁，正好走到了诗人但丁在《神曲》一开头所说的“人生旅程的一半”。我有幸在这样一个意义深长的年龄，开始整个内地行，觉得真是一种美丽的巧合。

二

那年暑假，我筹划旅程，一开始就决定，火车将是今后中国内地行的主要交通工具。这可能又是我少年时代的另一个梦想。在整个中学期间，我们一家就住在一个火车站附近的一座高楼上。在那个惨绿的，带点莫名苦闷的年代，我经常无聊地站在门口，望着楼下路过的火车发呆。久而久之，火车变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火车到站的声音，常常可以作为我家生活作息的时钟。

清早第一班从北方开来的客运火车开进站时，我知道是早上7点10分左右，必须赶紧下楼上学去，再迟就来不及了。傍晚另一班北上的列车进站时，我知道家里就快开饭了。夜里，睡在房中，常常可以听到最后一班载货的列车开过去，那便是半夜12点左右。它的老式蒸汽引擎发出的清脆声音，那种一长三短的韵律和节奏，我到今天还依稀记得。下午放学回家，无聊时望着这些火车，常在幻想，什么时候，这些火车可以载我离开那个南方闭塞的小城，到外头辽远的世界去浪游。

少年时对火车培养出来的这种特殊感情，到我走到“人生旅程的一半”时，一有机会，真是一发不可收拾。我这个“火车迷”，不但决意要乘火车，从广州坐到西安，而且还要从西安，乘火车到远在新疆的乌鲁木齐。这些都是长达好几千公里，几天几夜的旅程。我想，也唯有这样，才能感受到杜甫所说的“何迢迢”的滋味，才能亲身体会两地的距离，才能让美好的河山，在我眼前慢慢流过去。这些，都是乘搭飞机没有办法做到的。

翻开中国地图，发现地图上几乎每一个地方，我都想去。唐朝军队到过的地方，我更想去。唐朝建都长安，整个国防的中心点在西面。主要的外敌，初期是西北方的突厥，后期是西南面的吐蕃和南诏。这几条防线上，每一个重要的据点，我都想去走一走。

翻开地图，我仿佛是一个七岁的小男孩，打开了世界上一家最大玩具店的大门。店里的各种玩具，现在可以任我挑选了。我贪心地圈下一个又一个地名。但中国毕竟太大了，要去的地方太多了，整整三个月的暑假，走也走不完。我决定分成好几个暑假和寒假，来完成我的中国内地壮游。

毕竟，我当时还没有在内地旅行的经验，也不清楚内地的铁路系统，不敢一起步就到西北去。我决定先来个暖身试探。第一年暑假的六月，先乘火车，最北只到长沙、岳阳，然后就折返南方的桂林和当年柳宗元被放逐的柳州。再乘长途汽车到梧州，顺着西江，漂流到广州。最后，要回到我的祖籍，也是我母亲的故乡——广东梅县。而且，我要追随我母亲当年下南洋“出番”下嫁的路线，从梅县乘车到潮州和汕头，再乘大船出海回香港。

这一段路程，只要两个多星期。到八月底，天气比较凉快以后，我再到西北和西北的大漠去。

三

一般从香港进入内地，是穿越罗湖桥的。不过，还有一个更吸引我的方式，是从澳门出发，进入拱北。我想，多半是“拱北”这个别致的地名吸引我。而且，在清代，外国使臣到中国去朝贡，也多半取道澳门，沿着珠江北上，而非香港。在唐代，澳门、珠海一带，还是南蛮之地。

澳门的关闸是个不设防的地方，不查护照，门户大开，旅人自由进出。不少中老年妇女，推着手推车，或提着菜篮，好像去内地赶集一样。那年六月的一个早晨，我一个人提着一件简单行李，一直走到内地的关口，有个女海关人员问我要护照，我才知道自己早已离开了澳门，进入内地的领土了。

我在拱北市区乘了一辆小巴士，在路上摇晃了四个多小时，来到了广州。车子停在广州火车站对面的站前路。一下车，便可见到好几家宾馆。我选了一家叫“新大地”的宾馆，当年每晚只要六十元，属于“中下档”，还过得去。这条站前路，车子稀少，行人也不多，在广州这个好几百万人口的大都会，可说十分幽静难得。而且，走不到五分钟，便是火车站了，是个十分理想的中途栖息地。从此以后，每次到广州，必定住在站前路这些宾馆。

吃过中饭后，我走到火车站，准备买一张到长沙去的软卧车票。这是我第一次在内地自己买火车票。一走进售票厅，里面的人、汗味和气氛，便让我觉得晕眩。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人，挤在那么一个空间里，而且每个人看来好像都那么粗蛮，随时准备打架的模样。售票窗口有十来个，每个窗口前都有一条人龙。这些人龙仿佛永远那么长，永远不会移动一般。排在队的后头，不知要几个小时才会轮到。我无助地观望了一会儿。

突然发现有一个窗口前的人龙最短。原来，那是专供外宾、记者和人大代表买票的，看来正好适合我。我挤到那里去，只有五六个人在排队，不久便轮到了。这时，才发现所有售票窗口都很高，几乎到我的下巴，矮小的人不知怎么办？洞口很小，仅仅可以容许一只手伸进去，好像古老监牢里给囚犯送饭用的那种小窗。周围都是厚厚的水泥墙壁，没有任何玻璃。只有透过这个小窗洞，才能见到里面的售票员。而她和窗口又隔了一张她自己的办公桌子。从小洞望进去，她坐得老远，至少在一米外。我唯恐她听不见我的声音，只好大声喊道：

“请给我一张明天16次，到长沙的软卧票。”

“拿证件来。”她说。

她看了我的护照，非常友善地告诉我，16次车是开往北京的，票不好买，建议我不如改坐刚开的76次。这班车只到长沙，而且开车时间比16次早了一个多小时。票价九十四元六角，要收外汇券（外汇券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才取消）。

我没想到那么轻易便可买到一张软卧票，高高兴兴地把一张一百大元的外汇券奉上。当时，我还不清楚外汇券和人民币在市场价值上的分别。直到后来才知道，当时我付的票价，比内地老百姓付的高出好几倍，等于一般人半个月的工资。这名售票员见了我的护照，完全把我当作“洋鬼子”看待，老实不客气地要了最高一级的车费。难怪，她当时给我的服务，也是第一流的。找钱的时候，满口“请稍候”“谢谢”，声音甜美极了。

买好票后，又乘小巴到北京路一带的书店逛。在教育书店，见到一套精装的《新唐书》。平装本的《新唐书》很常见，我也已有一套，但精装本倒是很罕见，很想买下。可惜还有一大段路要走，不方便带着，还是没买。又到古籍书店，见到《全唐文》《册府元龟》和《太平御览》。这几部大书，都是我在普林斯顿当研究生时，经常要翻查的，如今在中国本土见到，分外亲切。我又想起我那位指导教授说的：“唐人写的几乎所有传世的文献，就收在这几部书里。你若有恒心，可以坐下来慢慢读，在你这一生中是可以读完的，但唐以后的文献就太多了，想读也读不完。”或许，等我到不惑之年，有一天，不再教书了，真的会坐下来把所有唐文读完。

第二天，我还有几乎一整个白天的时间在广州。76次火车，要到下午5点半才开行。清早游过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后，童心大发，决定顺道乘巴士去游广州的动物园，想去看看中国的大熊猫。在我的印象中，熊猫是很金贵的动物。好些年前，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第一次见到的熊猫，是关在一个特制的玻璃大箱里，里面有假山和竹子，还有全套的空气调节系统。那一对中国送给美国的大熊猫，在玻璃箱里，悠闲地吃着竹子。它们的毛色，正像明信片上所印的那样黑白分明，干净漂亮。然而，可能是因为玻璃箱的关系，这一对熊猫，却给人很不真实的感觉。

相比之下，广州动物园的这头熊猫，便没有那么娇贵了。它的笼子，和其他动物的笼子一样平凡，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甚至可说相当简陋。这里也没有空气调节系统。笼里的地面是水泥地，布满黄尘土。看来，熊猫虽贵为国宝，却没有享受到什么“特权”。我到的时候，熊猫正好爬到一棵矮树上，背靠着树干，双手捧着一个圆形的大铁盘子，在舔食物，模样可爱极了。更可爱的是，不久，它舔完食物后，把那个大铁盘子，重重地往地上胡乱一摔，活像个任性的小男孩在发脾气。圆铁盘落在地上，真是“掷地有声”，不断在盘旋，发出清脆的声音，回音久久才息。然后，熊猫懒洋洋地从树上爬下来，走到笼子中央的另一棵树下去睡午觉。好些年过去了，直到现在，铁盘落地的清脆声音，还在我耳边缭绕。

四

没想到，我第一次在内地乘火车，竟有缘坐上软卧车。这是内地铁路火车最高的等级，从前只有高级干部和外国旅客才能乘坐。当初选择软卧，可能是受电影《东方快车》的影响，以为坐在这种舒服的车厢中，漫游自己的梦土，是一件十分浪漫的事。

长沙位于北京到广州的京广铁路线上。京广线是中国最繁忙的一条铁路，上京的人众多。软卧车厢一般只有一节，比起硬座车，票可能更难买，早就被广州各个党政单位预先订光了。一般外国旅客，也要通过中国旅行社一类的国营单位，才能买上票，而且还得付出一笔可观的“订票服务费”。我后来才知道，像我那天自己去火车站买到软卧票，可以说非常幸运，也可算是个例外。很可能因为这班76次车，的确像那位售票员所说，刚开通，还没有什么人晓得，所以才给我买上。

广州火车站有一个母婴候车室，专供带有小孩的家长使用，很文明。我持软卧票，也被安排到这个候车室等待。下午4点半，开始检票上车。我们都优先上，不必和其他旅客争夺。

一走进软卧车厢，感觉的确不同。服务员温文有礼，走道上铺着红地毯，冷空调扑面而来。每个“卧室”里有四个床位，分左右、上下铺，中间有一张小桌子，上面摆着一瓶塑胶花和一壶热水。一直到火车开行时，这个“卧室”里还只有我一个人，另三个卧铺还空着没人。我想起一位美国小说家（也是一位“火车迷”）说的：在中国，乘坐这种软卧车，如果四人共用的卧室中只有你一人，那是一种“天赐的福气”！

火车离开广州站后不久，经过华南一大片一大片绿油油的稻田。这种绿色，让人想起一位诗人所说，“绿得可以滴出水来”。下午5点多，金黄色的夕阳斜照进来。卧室里静悄悄的，自成一个安宁的小世界。我一面喝茶，一面欣赏窗外的风景，开始感受到那位美国小说家所说的“天赐的福气”。可惜，我这种“福气”并不持久。火车开行后约半小时，便有一位经理级的人物，进来和我分享“福气”。他是“先上车后补票”的。

他是长沙某烟厂某部门的经理。我又天真又好奇地问他，为什么他不像我那样，自己去火车站买票，而要先上车后补票？原来他的“级别”还不够。虽是经理，可是还没到可以买软卧票所需的“职级”。火车站的售票员要查证件，他没有这种证件。不过，火车开行后，没卖出的空置卧铺，可以由列车长自行处理出售。而软卧车的那位乘务员，是他认识的一位老同乡，所以他先用硬座车票上车，再去找同乡帮忙补票。

这位经理姓张，看样子很精明。他一眼就认出我穿的衬衫是什么牌子。可能是这件衣服的口袋上，有两个三角形的小标志。可那也并非什么名牌，在香港满街都是。但这位经理居然这么留意这些细节，倒是出乎我意料。他还认出，我的长裤是定做的。经他这么一说，我开始醒悟，我这一身在香港原本属于极普通，甚至可能还不“合格”的衣着，在内地则变得太好了，跟周围的环境不配搭，一眼就让人认出是外来者，在旅行中可能反而会招来许多不便。从此，我决心在这方面多多“改善”。

夜里，睡在舒服的软卧上，度过我在内地的第二个晚上。临睡前才发现，内地的软卧或硬卧铺，都没有布帘。如果像马来西亚的二等火车卧铺，前面有块布帘可以拉上的话，那更会给这些旅人的临时睡窝，增添不少温馨和隐私，也更符合那位美国小说家的“福气”论。火车经过十多个小时的运行，第二天一早开进了长沙站。

五

我这次“暖身行”的第一站，选择长沙，主要因为长沙离香港不远，而且我也想看看马王堆汉墓。1972年，这里出土了帛书《老子》和其他珍贵文物。然而，马王堆最有名的，恐怕还是那具历两千年还未腐烂的西汉女尸。但我对这女尸，其实没有什么兴趣。在湖南省博物馆里，我也只是远远地对这具摆在玻璃柜中的古尸，“瞄”了一眼，不想走到面前看。对我来说，观看古尸并非一件有趣的事。我的兴趣，倒是在马王堆的文物出土现场。

在普林斯顿当研究生时，第一年为了找题目写博士论文，阅读了大批中国大陆的考古报告。印象最深刻的一点是，国内的古墓，其实绝大部分都被盗劫过。在这些考古报告里，最常见到的一句话是：“可惜该墓早年被盗，出土文物只有……”如果一座古墓还没有被盗劫的话，那往往便会有大批珍贵的文物出土，轰动整个考古界。可是，没有被盗的古墓，毕竟不多。最有名的两个例子是：河北满城的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有金缕玉衣出土；河南安阳小屯殷墟的妇好墓，有大批商代青铜器出土。马王堆汉墓一号，也是少数未被盗的古墓之一，所以才有那么多的文物面世。

马王堆的考古报告，早已经出版。但这些考古报告，都着重于描述出土文物本身，而对发掘现场，只是一笔带过。马王堆的出土文物，目前在长沙市中心的湖南省博物馆中展出。一般游客，到此一游便也了事。可是，博物馆毕竟不是马王堆。马王堆还在长沙市郊约四公里的地方。这个文物出土地点，反倒是我更想先去看看的。

于是，抵达长沙后，一早便乘了一辆出租车，先去寻访“真正”的马王堆。天下着雨，车子经过市郊的泥泞路，走了约半小时，来到一座小山前。山脚下有一个不起眼的告示板，写着“西汉古墓”四个字。这便是被当地人称作马王堆的地方了。两千多年前，西汉诸侯长沙丞相利仓和他的夫人及儿子，便埋葬在这里。1972年，军队在这里做射击演习时，无意中发现。巧合的是，河北满城的刘胜墓，最先也是由于军队挖掘防空壕而发现的。

而今，马王堆一片寂静，甚至连游人也不来了。当年发掘的现场，已盖起了一座建筑物加以保护。走进这建筑物，可以见到底下三个大墓的遗址。墓室的结构也清晰可见。据考古报告说，一号墓从封土顶到墓底，深达20.5米，超过六层大厦的高度。当年发掘时，不知何故，竟将整个山头挖走，从山顶往下挖，以致造成如今一个深达六层楼的大坑，确是壮观。

从马王堆回来，才到省博物馆去看出土的展品。一号墓没有被盗，所以出土文物大都来自此墓。二、三号墓都被盗过。那两个巨型木棺椁上，都留下了盗墓洞口。棺椁的木材极厚，外椁那层厚达一尺。当年盗墓人恐怕也费了不少功夫，才锯成那几个方形的大洞。

至于那具两千年不腐的女尸，据我远远“瞄”一眼所见，看来很干枯的样子，面形扭曲，黑兮兮的，和传说中所谓的“栩栩如生”，好像不符。不过，据出租车司机说，当年他在省政府里做事，负责载一位显要人物到现场去视察。当时他所见到的女尸，确是“红润”的。可能是当年的考古技术和经验都不足，尸体出土后，随意暴露在外面，没有妥当地处理，以致每小时都发生不同的化学变化。现在，隔了快二十年，当然更不如当年的“红润”了。

六

离开长沙以后，我决定再往北走一小段路程，到岳阳去。岳阳距离长沙不远，乘火车两个多小时可到。我买了一张硬座车票，想和内地老百姓一起挤挤火车。这班火车从长沙始发，所以连硬座车都对号入座，不必争先恐后。硬座也挺舒服的，比起内地长途汽车的座位，宽松许多。

从长沙到岳阳，中途在汨罗停靠。这是传说中诗人屈原沉江的地方。火车开进汨罗站时，我第一次见到的，不再是书本上的汨罗，而是写在站牌上的汨罗。不久，火车离开汨罗站后，经过一座铁桥，桥下便是汨罗江了。远远望去，江面并不很阔，江水静静地流去，水天一色。江上有三五只古老的小舟停泊。江边草地翠绿，有人在垂钓。这里到处是水绿色的风景，悠闲恬静。绿油油的稻田，散布在许多大大小小的湖泊之间。越接近岳阳，小小的湖泊也越来越多了，因为洞庭湖就快到了。湖边都长满高高的芦苇。

在长沙，我住在主要招待港澳同胞和外宾的芙蓉宾馆，每晚九十元外汇券。到了岳阳，出了火车站口，便见到前面有火车站招待所，很简陋的样子。我决定试一试，想看看内地不同等级的旅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里一个床位只要八元人民币。那晚我的室友是一名六十多岁的老人，从湘西来岳阳出差的。

房里有蚊帐，有彩色电视，还算干净。厕所是公用的，但有抽水设备。整个来说，我觉得住在这种专门招待内地同胞的旅馆，也还不错，可以体验到更真实的内地生活。如果包房的话，那更舒服。这以后，我有时会专挑这种地方住宿，想更深入看看内地同胞的生活，甚至还住过比招待所还低一级的小旅社。唯一不便的是，这一类旅馆，有时会严格按照当时的有关规定，拒绝招待我这种从香港来的同胞。

岳阳那年已升为市，但在市面上所见，明显还很简朴，还没有感染到外头花花世界的繁华。这里可能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游客多来自国内，几乎没有什么国外的旅客会来。然而，在历史上，岳阳可能并不如此冷清。范仲淹的名篇《岳阳楼记》，不就说这儿“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吗？但现在，在长江三峡旅游，许多时候已经不须在岳阳停泊。岳阳的光辉历史，只能到文学史上去找寻了。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杜甫当年是登过岳阳楼的。然而，如今的岳阳楼，已不再是唐代或宋代的了，据说是清代重修的，但重修的部分是哪些，不得而知。我常觉得，国内这些“重修”的古迹，都修得很“新”，好像完全重建的样子。岳阳楼看来也非常“新”，整体结构、式样和颜色，都和武昌的黄鹤楼很相像。

小时候，我看过一部电影，背景便是洞庭湖。一艘大帆船，在暴雨中航行在洞庭湖上，摇来晃去，给我十分深刻的印象。在美国，那些专做老美生意的中国餐馆，几乎都有一道菜叫“洞庭虾”。当然，这些虾不可能是从洞庭湖中来的。菜名只不过反映了这些中国餐馆的湖南渊源罢了。所谓“洞庭虾”，其实是面粉油炸美国大虾，再加上酸甜酱。在美国五年，我也吃了不少“洞庭虾”。所以，到岳阳的第二天，便决定去游洞庭湖，以及湖中的小岛君山。

从岳阳楼高处往下望，山下的洞庭湖上，有几只小舟在漂浮着，风景秀丽，正像范仲淹所说，“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而且“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然而，走到湖边，却是另一回事。如今的洞庭湖，已受到严重的污染。在码头附近，一家小卖店的外墙上，有一个用红漆写的大字告示：“沿湖是血吸虫易染地带，无防护设备严禁下水！”后来，在开往君山的船上，遇见几个君山的小学生。他们说，有一些同学已感染到这种血吸虫病，双脚发肿，不易治好。

在岳阳，我觉得还是那个小火车站最简朴可爱。它的外墙和柱子，漆上一种很罕见的泥黄色，非常耐看。站前广场上，人来人往，可是又不太拥挤，让人感觉到一种小城特殊的逍遥生活情调。

我游过岳阳楼和洞庭湖后，准备乘坐晚上161次的快车到桂林去。下午没事，我坐在广场前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