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比较优势

 

亲爱的TICC股东们：

时间紧迫，你们现在必须抓住机会采取行动，终结TICC资本公司（TICC Capital Corp）外部顾问那惨不忍睹的表现。

听取外部投票代理顾问的意见，不要理会管理层自私自利的辩解。三家领先的投票代理咨询公司都呼吁TICC的股东们支持在该公司实施TSLX提议的改革。

TSLX也被称为TPG专业贷款公司（TPG Specialty Lending）在发起改革TICC资本公司的提议时，也在尽力争取其他股东的支持：

股东们，你们有权改变TICC，有权保护你们的投资。你们是公司的真正主人，你们应该行使自己的投票权，对TSLX的提案投赞成票。

TICC管理层也使出了浑身解数争取股东的支持，支持双方的股东持有的股份不相上下，TICC管理层最终以不到1%的微弱劣势输掉了这场斗争。这个例子充分说明了股东基础的重要性，说明了股东基础如何影响激进股东和现任管理层的斗争结果。

就连市值超过2000亿美元的宝洁公司也发生过激烈的投票代理权争夺战。经过重新计票后，价值20亿美元的44000股股票决定了最终结果，但它们仅占公司总股份的0.0016%。

虽然所有股东都能提供资本、流动性和估值，但在当今的形势下，股东的类型至关重要。股东们拥有比过去多得多的权力，他们可以从各个方面行使这些权力。这些权力已经专业化和制度化，具体表现为股东激进主义、只注重短期效益的思维以及代理顾问，这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

优质股东可以抵消短期持有型股东、狂热的激进股东和依赖代理顾问的指数型股东的不利影响。同时，优质股东不会盲从于管理层，他们会积极地与之进行沟通并做出明智的决定。

 

█ 抵消短期持有型股东带来的时间压力

 

管理者需要自由活动的空间和资金，重大的公司项目需要花时间来开发、实施和评估，新产品和补强型收购也是如此。无论是着眼于增强消费者体验的战略还是推动行业发展的战略，战略实施的效果通常会在数年而不是在数个季度内显现出来。

股东提供资金，然后让管理者去完善项目和执行战略。无休止的交易或者事后的批评都无济于事，问责制必须得到保持。优质股东尊重权利和责任的平衡。

一个范例是亚马逊网站的股东，他们是创始人杰夫·贝佐斯有意培养的。1997年，贝佐斯将亚马逊以在线书商的名义上市，该公司很快就占领了这一市场，而且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该公司将获得的所有资金都再投资于一系列强大的创新，包括电子书、云计算等。

多年来，该公司一直为获得正收益而努力，即使在盈利时，其利润率也很低，然而股东们却为公司的表现欢呼雀跃。即使在盈利逐期下滑的情况下，由于公司公布了研发投资和长期发展计划，其股价也出现了上涨，这反映出市场对其长期价值充满信心。

贝佐斯从一开始就明确地阐述了亚马逊的长期远景，而且此后从未动摇过，公司股东基础中的核心优质股东也是如此。正如贝佐斯在1997年《致亚马逊公司股东的信》中所写的那样：公司着眼于长期。自此以后，在每年致股东的信中，贝佐斯都会提到这一点。贝佐斯可以不计较过去，重新开始，但成立时间比较长的公司也可以调整方向，着眼于长期。

2009年，老牌公司联合利华的股票周转率与其他跨国公司相当，公司深受大量持有期不足一年的股东的折磨。对CEO保罗·波尔曼来说，较高比例的短期持有会转化为实现季度最高利润和日股价的迫切需求。

联合利华每个季度会公布盈余预测，市场观察人士对此形成了预期。这样的资本市场前景对公司的运营、战略和公报均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为了满足这些预期，部门经理会削减研发、信息技术和资本项目的开支。

波尔曼意识到了这种做法的缺陷。他采纳了新的政策，并把这些政策清晰地传达给了股东和市场。联合利华将停止发布季度预测和报告，将不再寻求实现每个季度或每年的利润最大化，而是寻求获得多年的持续利润。这些信息一公布，该公司的股价应声下跌。

但不到两年，其股价就恢复如初了，而且在接下来的8年时间里，其股价持续上涨，公司持续盈利。在此过程中，短期持有型股东离开了，取而代之的是投资集中的长期股东。截至2017年末，也就是波尔曼退休前不久，联合利华最大的50个股东的平均持有期为7年。1

短期持有型股东给企业带来的压力是真实存在的，它可能导致董事会采取非常规措施。一个颇具戏剧性的例子是2011年空气化工产品公司（Air Products）对艾尔气体公司（Airgas）控制权的收购。随着出价升至每股70美元，艾尔气体公司的股东（包括一些优质股东在内）纷纷抛售了手中持有的股票。由于几乎一半的剩余股份掌握在短期持有型股东手中，艾尔气体公司的董事会担忧，即使公司的长期价值更高，他们也会愿意接受70美元的出价。

当董事会试图阻挠空气化工产品公司的收购时，一场官司接踵而至。尽管存在一些质疑（注意到许多长期股东已经把股票卖给了短期持有型股东），法官还是采纳了董事会的意见。不仅法官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就连空气化工产品公司自己的专家也承认，即使许多短期持有型股东认为艾尔气体公司的长期价值更大，他们也将以70美元的价格出售该公司股票。

简言之，短期持有型股东可能会根据当前的现金价值做出决定，而优质股东会着眼于长远。他们总是考虑并支持历经多个时段的、利于增加价值的有效管理计划。艾尔气体公司的董事会能考虑到以短期持有型股东的力量击败恶意收购，那么他当然也能评估公司的日常业务，判断如何塑造股东基础。其他公司的董事会肯定也能做到这一点。

 

█ 抵消指数型股东的不利影响

 

大多数股东大会的表决都是在走形式，而且通常以较大的优势获得通过，但每年至少有几百次差距极小的投票。一项有关股东投票结果的研究发现，在1997至2004年间，有超过700次的投票结果是由不足10%的差距决定的。

另一项有关公司治理股东提案的研究报告显示，在2003至2016年间，对于那些支持票和反对票不相上下的提案，管理层在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后，获胜的次数是失败次数的3倍。这样的结果凸显了管理者提前对这类情形进行谋划的价值。

上市公司会披露大量信息，分析师们会对这些信息进行剖析，然后形成更多的信息。优质股东会定期整理、搜集和分析这些信息，不断更新信息，随时准备对可能出现的任何公司事项进行理智的投票。

相比之下，指数型股东缺乏持续的核验过程。当被持股的公司安排了一次特别重要的投票时，他们会临阵磨枪。他们把其他人搜集的信息与自己的准则进行比较，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投票。在更为常规的投票中，指数型股东往往根据自己机构现行准则中规定的标准进行投票。

大型指数基金的商业模式是开发广泛的证券投资组合，最小化成本并与指数相匹配。经理的薪酬与基金规模而非业绩挂钩。因此，指数型股东会努力增加资产管理规模。

结果是指数型股东会关注整个市场而非特定公司的需求。只有对整个投资组合（整个指数）有利时，他们才会以股东的身份与公司管理层互动。在这个规模庞大的群体中，几乎所有的投资者都拥有一般性的投票准则。

指数型股东的管理干预必须基于这一前提，即干预对整个投资组合都有利，可能体现在经济业绩上。指数型股东的绩效干预必须基于这一前提，即支持对特定公司的挑战将影响整个投资组合的管理行为。

当然了，大型指数机构也有自己的优势。一些人认为，他们的规模提供了巨大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优势，他们可以快速把握各类公司的问题。其他人则认为，他们增加资产管理规模的动机足以确保其投票是理智的，因为公司的市值越高，指数型股东对它的资产管理规模就越大，收取的费用也就越高，这样的说法不无道理。业内人士及其支持者强调的是大量的幕后互动渠道。他们指的是3家最大的指数机构公布其增加管理人员的方式，甚至有一家机构打算把管理人员的数量增加一倍。

批评者质疑这些说法。当然，就最大化资产管理规模这一点来说，股东并不只想增大规模——把收益留存和部署于次优项目会损害股东的利益。在许多公司，为股东提供最好的服务不是通过增大规模实现的，而是通过发放股利、回购、资产剥离、分拆和其他减小公司规模的方式实现的。

例如，2015年，华盛顿邮报公司剥离了其有线电视一号（Cable One）子公司，并将公司更名为格雷厄姆控股公司。有线电视一号当日的交易价约为每股400美元，如今为每股1500美元。在这一非常盈利的交易面前，比较看重资产管理规模的指数型股东可能会裹足不前。我们将在第二部分讨论资本配置这一话题，这是优质股东们非常重视的一个话题，但目光短浅的指数型股东及其支持者们常常忽视它。

令支持者们感到不安的是，即使是在夸大其词的吹嘘后，与投资的公司的数量和规模相比，这些指数机构的员工数量仍然很少。在最大的指数型投资机构中，贝莱德（BlackRock）的管理人员人数翻了一番，达到了45人，先锋（Vanguard）有21人，道富（State Street）有12人。然而，这些指数投资者在全球持有股份的公司超过11000家，仅在美国，他们持股的公司就至少有3000家。他们每年要在4000多次股东会议上为30000多个提案投票。

以美元计算，这些机构对管理人员的总投入额分别为1350万美元、630万美元和360万美元，还不到他们总费用和支出额比例（1%）的五分之一，也就是说，这部分支出仅占总费用和支出额的0.2%。即使管理人员只关注规模最大的公司，比如说市值超过10亿美元的公司（这样的公司加起来也有数百家），这些机构每年也只能投入2 ~ 4人/天来研究这些公司。表2.1展示了一幅严峻的图景。

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两家开展投资分析的公司的员工人数。穆迪（Moody）是一家覆盖大量资本市场的债券评级机构，有1.2万名员工。在最大的优质股东中，资本研究公司（Capital Research）的投资组合涉及7500家公司，还算是规模比较小的。

即使假定这些机构存在巨大的规模或范围经济和增加资产管理规模的动机，许多人也难以相信，他们在资源如此有限的情况下能对成千上万家公司的股东决策提供明智的意见。尽管许多决策是司空见惯的，但至少有相当一部分决策需要具备一定的知识，需要阅读年报和委托投票说明书，需要确认公司的战略规划和以往的绩效，需要了解高管薪酬的构成以及待决的股东和管理提案。然而，有证据表明，即使是大型指数机构也只能访问其投资对象所公布的29%的公司治理文件。

谈到所谓的幕后互动，从其可能性和公开的记录来看，这种方式存在固有的局限性。最大的指数机构报告称，在2017至2019年间，他们每年只与少数被投资方（贝莱德为3.9%、先锋为2.3%、道富为0.6%）有过多次交流，与另一些被投资方（贝莱德为7.2%、先锋为3.5%、道富为5.0%）只交流过一次。换句话说，在这3年的时间里，这些机构与他们投资的绝大多数公司没有任何接触。

尽管如此，大型指数机构仍具有超乎寻常的影响力。3家常被提及的指数基金机构在几乎所有大型上市公司都拥有相当大的股份，通常控制着20%或更多的投票权。因此，对于这类上市公司而言，吸引大量的优质股东加入以淡化指数机构的影响力至关重要。指数机构关注的是整个市场，而不是某家公司。

以美国第一资本金融公司为例，该公司最大的股东包括下列优质股东（括号内的数字分别为持股额占股东投资组合的大致百分比和占第一资本金融公司股份的百分比）：道奇·考克斯【3，9】、资本世界投资者【（Capital World Investors），1，8】、戴维斯精选顾问【6，3】、富兰克林资源【0.6，3】、哈里斯合伙公司【1.4，1.8】、霍奇基斯&威利公司【（Hotchkis & Wiley），1.6，1】。这些优质股东总共掌握着第一资本金融公司近四分之一的投票权，比该公司内最大的指数机构掌握的投票权还要大，这在当今美国企业界实属罕见。

许多优秀的公司则面临着相反的股东结构。以通用配件公司为例，它是一家有着百年悠久历史的汽车零部件分销商，长期以来业绩良好，吸引了优质股东的目光。有30多个股东多年来一直在自己的投资组合中配置1%以上的该公司股票。这一群体总共掌握的投票权比例为11%，这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群体，预期他们能够为了公司的最佳长远利益明智地使用投票权。但该公司最大的3家指数型股东总共持有27%的股份，另外3家指数机构合计持有10%以上的股份。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即使是拥有大量优质股东的优秀公司，其命运也往往由指数型股东决定。

许多指数基金受到了两大投票代理顾问公司提出的集中化投票建议的影响，这两大公司是机构股东服务公司（Institutional Shareholder Services, ISS）和格拉斯·刘易斯公司，他们控制着97%的投票代理顾问服务市场。与大型指数公司一样，这些顾问机构提出的投票建议最适合证券投资组合而不是特定的公司。例如，他们的指导原则通常宣扬某些适合所有公司的规则，如由不同的人担任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实行累积投票制以及股东以书面形式表示同意。

按指导原则投票是必然的，因为这些顾问机构已经捉襟见肘了，尽管情况可能没有大型指数基金机构那么严重。这些顾问机构的人员很少，机构股东服务公司只有1000来名员工，格拉斯·刘易斯公司也只有1200来名员工，人事预算很低。然而，他们服务着一个巨大的市场。机构股东服务公司拥有1700家机构客户，而格拉斯·刘易斯公司的客户总共管理着35万亿美元的资产。他们的小团队每年要针对数十万个不同的决策发表意见——机构股东服务公司每年要在4万次会议上发表意见，格拉斯·刘易斯公司每年是2万次。

要精确衡量机构股东服务公司和格拉斯·刘易斯公司的影响力是很困难的，因为一些投资者投的票跟他们的一样。但是，如果考虑到许多表决结果是由很小的差额决定的，那么我们可以估计出，在任何一次重要的投票中，他们的影响力在6%至33%之间。还有证据表明，机构投资者更倾向于对顾问支持的提案投赞成票——在有关高管薪酬的投票中，票数差距在16%至27%之间，在有争议的董事选举中，票数差距在64%至73%之间。

研究表明，针对特定案例的代理咨询建议通常能为股东增加价值，但不经过具体的研究仅根据一般性的指导原则提出的建议通常没有这样的效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应该由优质股东来抵消不明智的代理咨询建议的影响。

在2019年瑞银召开的广受瞩目的年度股东大会上，管理层在一项平常很容易通过的例行公事上以微弱优势败北，这让世人对股东的影响力有了新的认识。这次表决的提案是免除董事对公司因诉讼支出的财务损失承担个人责任，对于美国和欧洲的公司而言，这是司空见惯的做法。但在瑞银，这成了一个问题，因为不久之前一家法院裁定，瑞银应该为其唆使高净值客户逃税的行为承担责任。

瑞银的股东们以超过90%的赞同票批准了大多数事项，包括审计师的任命、财务报表、股利和董事会的选举等。但是，由于瑞银的股东中有一批美国投资者，其中许多人长期持有大量股份。当对免除股东责任的这项提案进行表决时，支持和反对的票数几乎相同（42%），弃权票占16%。由于提案需要得到大多数股东的支持才能通过，因此该提案最终遭到了否决。股东们还发起了一项抗议“薪酬话语权”（say on pay）的投票，赞成票的比率略高于81%。

这样的表决结果表明，许多股东遵循了代理顾问公司的建议。关于免责的提案，机构股东服务公司建议投反对票，而格拉斯·刘易斯建议投弃权票。此外，格拉斯·刘易斯也建议对“薪酬话语权”提案投反对票。在对“免责”提案和“薪酬”提案的表决中，与格拉斯·刘易斯意见相同的股东的比例与表决结果相似，前者接近17%，后者约为19%。可以看出，如果格拉斯·刘易斯支持“免责”提案的话，那么该提案的表决结果可能会有所不同。同样，如果投票者中有更多的优质股东而不是遵从代理顾问建议的指数型股东的话，管理层更有可能获胜。

一些股东长期盲目遵循代理顾问的一般性指导原则，到了2005年仍然坚持机构股东服务公司的建议，拒绝沃伦·巴菲特担任可口可乐公司的董事。1988年，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收购了可口可乐公司大量的股份，到2005年，这部分股份在该公司的流通股和伯克希尔的证券投资组合中都占了很大的比重。尽管巴菲特与其他股东的利益明显一致，但机构股东服务公司仍拒绝支持巴菲特担任公司董事，声称可口可乐与伯克希尔旗下的多家子公司【包括其客户冰雪皇后公司】存在利益冲突。

巴菲特对此表示反对，他强调指出，伯克希尔在很多公司拥有大量股权，子公司的日常业务交易量根本不值一提。在之后的可口可乐公司董事会选举中，巴菲特获得了16%的支持票，因此再次当选公司董事，但他最终选择了让贤。

我们来看看机构股东服务公司近年来出台的一项规定，即一名董事至多可以在5个董事会任职，担任上市公司CEO的至多在3个董事会任职（包括其所在公司的董事会）。2019年，这一规定导致了对马克尔公司（Markel Corporation）CEO兼董事汤姆·盖纳的推荐未获通过。盖纳在华盛顿邮报公司旗下的两家企业担任董事，也在丹纳赫公司分拆出的科尔法克斯公司担任董事。由于他任职的董事会的数量是4个，因此机构股东服务公司不支持对他的推荐。

机构股东服务公司不赞同对盖纳的推荐是教条主义的体现，他规定的是董事会的数量而非人的数量，忽视了盖纳任职董事会的数量超过了其规定是由于华盛顿邮报公司重组。尽管盖纳是美国最杰出的商业精英，以与巴菲特相似的经营理念和业绩记录而闻名，但却有一半的选票不支持他。相比之下，他在马克尔公司很容易就获得了连任，因为该公司优质股东的密度比较高。

简而言之，就投票表决而言，公司不能过于信赖指数型股东，而是要信赖优质股东，因为他们能够提高投票的质量。

 

█ 遏制狂热的激进主义

 

在恶意收购盛行的时期，现任管理层在股东的支持下找到了友好的“白衣护卫”（white squires），包括肯·米勒执掌的罗德斯塔集团（Lodestar Group）、哈里斯联合公司、罗伊·迪斯尼执掌的三叶资本投资者（Trefoil Capital Investors）。然而，现如今，抵御狂热的股东激进主义的最佳措施是吸引优质股东。

许多激进股东发起的代理权争夺战都出现了势均力敌的局面。例如2006年，纳尔逊·佩尔茨以微弱优势当选亨氏公司的董事，2008年，有两场重大选举的票数非常接近，不得不进行第二轮投票——针对CSX的3G运动和卡尔·伊坎对雅虎的干预。

在之前提到的杜邦、宝洁和TICC资本的投票表决中都出现过此类胶着的情形，因此每一位股东的投票都很重要。2正因为清楚这一点，激进股东在挑选攻击的目标时会考虑其股东的投票倾向。这也为在任者培养可能支持自己的股东基础提供了充分的理由，股东的质量能决定争斗的胜负。

在选择攻击目标时，激进股东主要关注业务质量、定价和增加价值的因素。他们通常只拥有1%或2%的股份，很少有超过5%的。因此，激进股东会调查潜在目标公司的所有权结构，当公司声称大股东可能会反对激进股东的提案时，激进股东便会知难而退。可以看出，一大批优质股东可能形成一股强大的威慑力量。

2018年，埃利奥特管理公司的激进股东表达了对保乐力加公司现任管理层的不满。保乐力加是一家烈性酒生产商，其16%的股权为家族持有。保乐力加公司的一位优质股东是汤姆·鲁索，管理着加德纳和鲁索 & 加德纳公司120亿美元的资金，其中包括价值8.5亿美元的保乐力加公司股票。汤姆·鲁索公开声称：

如果管理层愿意的话，你们今天就能看到一个经典的绩优案例，获得更多的收益，但我认为，我们最好的做法是，以今天的营业利润进行有意义的投资，以换取明天更丰厚的财富。

2019年，阿什兰全球控股公司呼吁一些优质股东对激进股东提出的一项不受欢迎的提案做出回应。持有这家化学公司2.5%股份的对冲基金航运资本（Cruiser Capital）试图罢免4名现任董事，以其提名的4名新董事取而代之。该公司迅速联系了主要的优质股东，包括纽伯格·伯曼，他持有该公司2.8%的股份，而且持有期不少于5年。

经过与优质股东们协商，阿什兰全球控股公司提出了另一种董事会重组方案，这让激进股东的主张失去了支撑，因此很快撤回了提案。该公司同意与其他股东协商确定另两名新的外部董事，而且公司还聘请了一名行业顾问。

理解和欣赏公司商业模式的股东是非常有吸引力的，特别是对那些结构和战略与当下流行的经营理念背道而驰的公司。例如，激进投资者经常大力推荐集中化经营，批评多元化经营，反对企业集团式经营。虽然最终的结果各异，但拥有大量的优质股东有助于管理者缓解压力、赢得时间和增加选择。

以3M公司为例，这是一家规模庞大的企业集团，拥有9.3万名员工，经营着6万余种产品，业务涉及消费、医疗、交通、电子和安全等多个领域。当其他企业集团分拆时，它还在不断扩张。这种逆向策略可能与其专注于研究、开发和创新的独特设计制造文化有关。该公司之所以能这么做，其高密度的优质股东功不可没。其最大的股东，除了指数型股东，共有6家，都是坚定的优质股东，持有该公司近8%的股份。

另一家受益于大量优质股东的集团是伊利诺伊工具公司。这是一家工业集团，经过几十年的收购后，该集团拥有了近800家子公司，以分散的方式经营。2012年，激进股东关系投资者公司（Relational Investors）对其经营模式以及股价滞后于商业价值提出了质疑，认为该集团应该专注于经营某些业务。双方进行了多轮公开辩论，最终达成妥协。相对而言，公司管理层的条件得到了更多的支持。关系投资者公司赢得了一个董事会席位，而伊利诺伊工具公司剥离了30种业务，并在接下来的4年内将其余业务合并到了90个部门中。尽管发生了这些变化，但该公司历经百年的商业模式仍然没有改变。

如果没有尊重和支持公司商业模式的股东，没有CEO斯科特·桑蒂对商业模式的解释和灵活运用，那么伊利诺伊工具公司就不可能成功实现这一壮举。在该公司的股东中，创始家族布里亚尔·霍尔管理（Briar Hall Management）是第一大股东，它持有6%的股份。其他股东既有主动管理的金融巨头，也有被动管理的金融巨头，还有许多对公司的经营和发展大有裨益的优质股东，比如州立农业保险公司（State Farm Insurance）。这些优质股东多年来持有的该公司股份均超过了5%。

反对企业集团的声音仍然存在，2018年初，联合技术公司就成了被攻击的目标。公司管理层耐心地评估了各种选择，研究了近一年的备选方案，最后制订出了一份详细的剥离和收购计划。3

帮助管理层阻止激进股东图谋得逞的是该公司的优质股东，他们持有的股份比激进股东的高出很多。尽管激进股东的持股额在其资本中占很大比例，但仅占联合技术公司股份的1.62%，而8家优质股东总共持有该公司7%的股份。尽管激进股东持续批评公司的并购交易，尤其是与雷神公司（Raytheon）的兼并，但联合技术公司管理层与优质股东积极联系并取得了他们的支持。管理层看准了持有期长的优质股东。他们说，任何持有时间不少于5年的投资者都应当支持这些交易。

 

█ 耐心细致，理性决策

 

当然，优质股东不会一味地支持管理层的提案，他们也不应该这么做，尤其是当管理层和股东意见相左时。以戴尔公司2013年的私有化交易为例，很多股东认为创始人迈克尔·戴尔出价太低了，一场激烈的估值大战接踵而至。戴尔与普信集团和东南资产管理公司（Southeastern Asset Management）这样的优质股东以及卡尔·伊坎这样的激进股东展开了激烈的较量，最终戴尔勉强算是保住了股东投票权。

不能指望优质股东的步调都一致，这正是培养较多的优质股东的一大原因。以保险再保险公司（RenaissanceRe）为例，这是一家总部位于百慕大，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再保险公司。时代广场资本（Times Square Capital）是该公司的股东之一，至少从2010年以来一直持有该公司2.4%的股份，而且经常与管理层进行富有成效的互动。但2018年，它公开提议对公司进行战略性审核，这是激进股东常常做出的举动。作为回应，保险再保险公司采取了两个措施：一是将另两位优质股东的股份增加到9%，转变成“白衣护卫”，向该公司长期以来的业务伙伴——州立农业保险公司发行了大量新股权；二是完成了对东京海上控股公司的收购，部分收购款项以股权支付。见此情景，时代广场资本不再进行下一步的行动。

然而，当管理层和股东意见分歧时，优质股东可能比专业的激进股东更有可能开展合作。M＆G是一家具有百年历史的英国养老基金公司，也是典型的优质股东。十多年来，他一直是加拿大甲烷生产商梅赛尼斯公司（Methanex Corporation）的最大股东，2019年持有这家公司16%的股份。梅赛尼斯管理层公布了一个庞大的资本项目，要在路易斯安那州建立一个大规模的新生产基地，而且公司借入了大量资金。本质上偏保守的M & G闻讯表达了对大宗商品价格长期下跌风险的担忧，他认为这种风险不仅可能危及这个大项目的完工，而且可能导致公司破产。

对此，梅赛尼斯公司的董事会主席做出了有力的回应，他告诉M & G，如果对方不喜欢这一策略，可以出售手中持有的股票。虽然这样的华尔街规则在过去几十年里很盛行，但在有些情况下，却不一定行得通。以梅赛尼斯为例，持有其股票的投资者并不多，M & G可能需要花几年时间才能售出手中持有的该公司的全部股票。因此，M & G做出了激进的举动，他为即将召开的年度股东大会提名了4名独立董事（我也是被提名人之一）。这一分歧引发了公开的冲突，不久之后，梅赛尼斯和M & G同意先任命一名被提名人进入董事会，不久之后再批准另一名被提名人进入。在完成了更多的审核，得到了更多的担保后，该公司继续进行新工厂建设。

这些例子说明，拥有从各个方面了解公司的股东十分重要。优质股东会为了公司的最大利益行事，无论是对管理层提出挑战还是与管理层开展合作。

吸引大量的优质股东可以抵消从“扩音器效应”中获益的其他股东群体的不利影响。正如第三章解释的，这也可以转化为竞争优势，惠及公司的方方面面。

1 联合利华的许多股东都是指数基金，但该公司也吸引了一些令人尊敬的优质股东，例如AKO资本、加德纳公司（Gardner）、鲁索&加德纳公司（Russo & Gardner）以及霍奇基斯&威利公司（Hotchkis & Wiley）。

2 关于高管薪酬的一些投票结果也很接近，如在默克公司（Merck），薪酬计划以微弱劣势未获通过（49.2%）。在威瑞森电信公司（Verizon），薪酬计划以微弱优势获得通过（50.2%）。尽管大多数兼并案都在股东同意的情况下顺利完成，但在一些兼并案中，仍然存在势均力敌的反对声，如康柏与惠普的兼并和安盛集团与美国MONY集团的兼并，支持与反对的票数相差不到2%。

3 通过收购罗克韦尔·柯林斯公司（Rockwell Collins），UTX实质上完成了对普惠公司（Pratt & Whitney）国防承包业务的收购，这是航空航天行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收购。随后，该公司宣布剥离其电梯和空调业务，把奥的斯公司（Otis）和开利公司（Carrier）分离出去。UTX航空航天业务（现在称为柯林斯）的年收入总计为400亿美元，开利公司为180亿美元，奥的斯公司为120亿美元。随后，该公司宣布与雷神公司合并，之后又剥离了其所有非航空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