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总论

第一章　中医妇科特色疗法溯源

中医特色疗法内容丰富而多样，展现了各个时期中医医家的智慧和才华，最常见的疗法包括针灸、拔罐、刮痧、推拿、药物熏蒸、药膳以及气功导引等，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中华文化特色。随着时代的进步，新的特色疗法也在不断地被发掘和运用于临床中，比如情志疗法和音乐疗法。中医特色疗法已经从单纯的身体治疗走向更深层次的精神治疗，并在实践中被不断改进和演变，成为现代中医妇科临床不可缺少的重要元素。

由于针灸治疗在中医妇科疗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以下将以针灸疗法为例，介绍其在妇科运用的发展历程，对各个时期进行逐一论述。

一、春秋战国时期

我们通过现有仅存的文字记载，发现战国时代可能有了针灸治疗的结合。针法和灸法，是最为熟知的中医疗法，两者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艾叶是灸法的主要材料，在战国时期成书的《灵枢·经水》中就有“其治以针艾”的记载。而关于针灸治疗在妇科疾病中的运用，可能也是从战国时期开始。在《史记·扁鹊列传》中提到：“扁鹊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其中“带下医”被认为是妇科医生的同义词。同时代成书的《黄帝内经》是现存最早的中医经典著作，该书全面论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其中便已经论述了完整的经络系统，即有十二经脉、十五络脉、十二经筋、十二经别以及与经脉系统相关的标本、根结、气街、四海等，并对腧穴、针灸方法、针刺适应证和禁忌证等也做了详细的论述。不仅如此，《黄帝内经》还对妇女的生理、解剖、病理诊断和治疗进行了叙述。如《素问·上古天真论》中就详细阐述了妇人月经产生的机理、生长发育和衰老的过程以及与妇女生理密切相关的经脉：“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三七肾气平均，故真牙生而长极；四七筋骨坚，发长极，身体盛壮；五七阳明脉衰，面始焦，发始堕；六七三阳脉衰于上，面皆焦，发始白；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也。”而《素问·五脏别论》中还提到：“脑、髓、骨、脉、胆、女子胞，此六者，地气之所生也，皆藏于阴而象于地，故藏而不泻，名曰奇恒之腑。”将经络联系脏腑，并描述了冲、任、督脉的循行。《素问·评热病论》和《灵枢·五音五味》中提到“胞脉者，属心而络于胞中”和“冲脉、任脉皆起于胞中，上循脊里，为经络之海”。强调了冲、任、督脉与女子胞的密切关系，为后世针灸治疗妇科疾病提供了依据。另外《素问·评热病论》提到：“月事不来者，胞脉闭也，胞脉者，属于心而络于胞中，今气上迫肺，心气不得下通，故月事不来也。”至此可深刻了解《黄帝内经》为后世针灸妇科学奠定了理论基础，不仅如此，还提供了针灸治疗妇科疾病的经典治疗原则。于是在《灵枢·经脉》中我们看到“肝足厥阴之脉……是动则病，腰痛不可以俯仰，丈夫疝，妇人少腹肿……为此诸病，盛则泻之，虚则补之，热则疾之，寒则留之，陷下则灸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而《灵枢·热病》则说：“男子如蛊，女子如阻，身体腰脊如解，不欲饮食，先取涌泉见血，视跗上盛者，尽见血也。”

二、秦汉时期

由于针灸仍未形成独立的专科，大量的针灸治疗内容只能散见于医经、经方类医书中。西汉末的《黄帝明堂经》已经提到四十三个可用于治疗妇科疾病的穴位，并列举了十九种可治疗的妇科疾患，如月事少、血不通、绝子、胎衣不下等，扩充了针灸治疗妇科病的范围。到了东汉时期，由医圣张仲景编著的《伤寒杂病论》，其中的《金匮要略》开始设有女科病证的专篇论述，并提出了相关治疗穴位。如“妇人中风，发热恶寒，经水适来，得之七八日，热除而脉迟身凉，胸胁下满，如结胸状，谵语者，此为热入血室也。当刺期门，随其实而取之”和“妇人伤胎，怀身腹满，不得小便，从腰以下重，如有水气状，怀身七月，太阴当养不养，此心气实，当刺泻劳宫及关元，小便微利则愈”，这些具体的描述不仅提高了人们对妇科疾病的认识，也丰富了妇科学的针灸治疗。《三国志·华佗传》还记载了华佗针药并用治疗“李将军妻胎死不去”的具体医案。

“民以食为天”，正所谓“药食同源”，古人在中医药理论的指导下，将中药与某些食物相配伍，发挥防病治病、滋补强身、抗老延年的作用。“药膳”一词最早见于《后汉书·列女传》，其中有“母亲调药膳……思情笃密”的记载。东汉末年张仲景所撰的《伤寒杂病论》，用于治疗风寒表虚证的桂枝汤是从烹调方里分出来的最古老处方之一，由桂枝、白芍、甘草、生姜、大枣组成，而这五味药都是厨房中的调味品，被认为是药膳第一方。书中还记载了治疗妇人脏躁的名方“甘麦大枣汤”，可以治疗产后腹痛的“当归生姜羊肉汤”，治疗百合病的“百合鸡子黄汤”以及养阴润燥的“猪肤汤”，这些食疗方至今还被临床广泛应用。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

西晋医家皇甫谧撰的《针灸甲乙经》第一次将妇科针灸独立成篇，标志着妇科针灸到晋代已逐渐向专科发展，开始有了较系统的描述。如在《针灸甲乙经·卷十二》中便记载了有关经、带、胎、产等方面的20余种病证，包括了月事少、月事不通、胞中痛、月事不以时休止、乳子下赤白、赤淫、胞衣不出、无子、产余疾、阴中痛、阴中寒、阴肿、阴痒、阴挺出、乳余痰、乳难、乳痛、妒乳等。同时列举了妇科常用腧穴47个，并记载了辨证取穴和循经取穴的选穴思路。同为晋代医家的葛洪和他的妻子鲍姑是历史上倡导艾灸疗法的先驱，他们开创了艾灸治疗急症之先河。葛洪所著的《肘后备急方》里面涉及了胎动不安、妊娠恶阻、妊娠伤寒、产后时行、产后中风、产后腹痛、产后乳病等多种妇产科疾病，并首创隔物灸疗，包括隔盐灸、隔蒜灸、隔川椒灸等。书中还载有很多食疗方剂，如生梨汁治咳嗽，蜜水送炙鳖甲散催乳，小豆与白鸡炖汁、青雄鸭煮汁治疗水肿病等。

四、隋唐时期

隋代医家巢元方主持编撰的《诸病源候论》，全书共五十卷，其中有八卷是论述妇科疾病的，阐述了妇科疾病的病因病机。他认为妇人带下、崩漏、月经不调诸候，皆由内伤冲任二脉与手太阳、手少阳之经所致，对针灸治疗妇科疾病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如书中提到：“妇人月水来腹痛者，由劳伤血气，以致体虚，受风冷之气，客于胞络，损冲、任之脉。”阐释了痛经的病因病机，并奠定了针灸治疗痛经的理论基础。

唐代社会文化进步发展，经济繁荣，带动和促进了各个学科的进步。唐代医家孙思邈熟谙针药之妙，诸多病证的治疗都采用了针药并用的方法。其编写的《备急千金要方》中列有妇人三卷，对妇人的经带胎产诸病论述详细。书中记载妇人的针灸治疗方，涉及了胎、产、经、带、妇科杂病等，较《针灸甲乙经》增加了胎漏、滑胎、横生逆产、产后血晕、产后恶露不止等有关妊娠分娩的病证，还收载了多种隔物灸法，如隔蒜灸、豆豉灸、黄蜡灸、隔盐灸、黄土灸等。书中甚至提到了难产催生的针灸方法。熏洗法在《千金要方》中也有诸多介绍，比如烟熏法、气熏法、淋洗法、浴洗法等。《备急千金要方》还设食治篇，发展和丰富了药膳疗法。书中除集中叙述五脏喜恶宜忌、食物气味归经以外，还着重论述食疗在医药中的地位，指出其重要性。其中记载了治疗产后虚乏的羊肉黄芪汤，具有补肾清热、养阴润燥功效的猪肾荠汤方。孙思邈弟子孟诜在《千金要方》的基础上撰《食疗本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食疗类专著。该书特别关注女性健康，比如提出崩中的女子可食小蓟根、月经量多可食椿、食鲈鱼可以安胎等。

晚唐时期成书的《经效产宝》，是昝殷集唐代以前诸家关于胎产的论述，兼收民间验方，结合个人临床经验著成的。全书共三卷，上卷论妊娠期杂病及难产诸疾，中、下卷均论述产后诸疾。在外治法方面记载了催生、下胞衣、产后便难、乳肿、乳痈等病的治法。其中所载的治疗产后血晕的“醋铁熏法”被后世医家广为运用。昝殷还著有《食医心鉴》，此书较为系统地总结了唐以前药粥方的临床应用经验，重在介绍食疗处方，记述了中风、脚气、消渴、淋病及部分妇科、儿科疾病的食治方药，包括了各种羹、煎、馄饨、饼、茶、酒等。比如治“气血不调”“虚损无力”的“白羊肉红米粥”方；治“产后虚损，乳汁不下”的“猪蹄粥”方；治“产后痢，腰腹肚痛”的“野鸡肉馄饨”方等等。

五、宋金元时期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经济与文化教育最繁荣的时代之一，中医药在这个时期迎来迅速发展，妇产科在当时从内科中分出，被设定为九科之一，成为世界上最早的独立分科。由当时政府主持编撰的《太平圣惠方》和《圣济总录》对产后虚劳、产后水肿、产后小便不通、产后气血两虚、堕胎后手足逆冷等产后病的治疗进行了补充，为后世医家在针灸妇科发展方面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而这两部书中还都专设“食治门”，标志着食疗学作为一门独立专科，得到了当时政府的重视。在药膳方剂中，记载的粥品最多（如治腰脚疼痛，不可转侧的“梅实仁粥”方），成为食治门中的主流。此外还有面食（如治下焦虚损羸瘦、腰胯疼痛或多小便的“羊肾毕罗方”）、饼、茶、菜肴、点心等剂型。《圣济总录》中有酒、饼、面、饮、散等不同形式。

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妇产科论著，最具代表性的是陈自明编写的《妇人大全良方》，该书是我国第一部完善的妇产科专著，在继承《金匮要略》理论的基础上对针刺的手法、穴位特点及操作原则方面加以补充说明，进一步推动了针灸妇科学的发展完善。书中提及的一些针灸治疗方法，至今还被广泛运用。针灸家王惟一的《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载穴三百五十四个，较《针灸甲乙经》略有增加，对于治疗妇科疾患的腧穴记载不但丰富且阐述详细，如“阴谷二穴，水也，在膝内辅骨后大筋下小筋上，按之应手，屈膝乃取之，足少阴脉之所入也，为合。治膝痛如离……妇人漏血不止，腹胀满不得息，小便黄，男子如蛊，女子如妊娠，可灸三壮，针入四分，留七呼”。

南宋医家王执中主张辨证施治，使针灸妇科学理论更具科学性，提高了针灸治疗妇科病的效果。其编撰《针灸资生经》载有“治月事不利见赤白而有身，则败阴寒，穴行间”“治月水不利见血而有身，则败乳肿，穴呈临泣”等。琼瑶真人著《针灸神书》，书中除论述经络气血流注、穴位分部尺寸等以外，尤其着重阐发各种针刺手法操作及其具体应用，亦不乏对针灸治疗妇产科疾病的阐述，如“胎衣不下连腹疼，三阴升阳一二回，再用气上上二穴，连下升阴急去催，三里调胃气上法，再取气上气自开，足冷微微出些汗，搓搓便战出针来”等。其他论著也载有不少外治法的内容，窦材编撰的《扁鹊心书》以重视经络和针灸疗法为特点，列举出妇科各种疾病的选穴和灸量，灸药并用，有其独到之处。《杨家藏书方》中记载用吴茱萸汤先熏后洗治疗“下焦虚冷，脐腹疼痛，带下五色，月水崩漏、淋漓不尽”。《普济本事方》有将中药伏龙肝末水调涂脐下或取井中水涂心下治疗妊娠热病的记载。

金元时期，长期战乱，民不聊生，疾病流行，但医学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并涌现了以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为代表的“金元四大家”。攻下派代表张从正认为“邪去而正安”，在治疗方面强调攻邪，在补泻方面强调泻法，其代表作《儒门事亲》中提到“乳汁不下针肩井二穴效”，这里的肩井穴就是起到泻的作用。李东垣是著名医家张元素的高徒，首创内伤学说理论，《东垣试效方》载有坐药龙盐膏、胜阴丹等治疗痛经。朱丹溪治疗妇科疾病以滋阴降火为纲，在《丹溪心法》中提到“妇人月经不调刺窍阴二分，此穴大效，须待经定为度，在足四指间灸三壮”“经闭久，忽大崩，复又绝，后又行不调者，刺丰隆六分止血，石门五分断经”及“产后血块痛，三阴交、气海宜灸之”等。不仅是金元四大家，当时的其他医家也丰富了针灸妇科学的内容。元代刊行的灸法著作《西方子明堂灸经》，全书共八卷，论述全身腧穴的灸法主治，分绘正面、侧背面、侧（伏）面的腧穴图和各腧穴的部位、主治病证及灸法等。罗天益在《卫生宝鉴》中提到“女子不月，会阴灸三壮，穴在两阴间”。危亦林在《世医得效方》中记录“治产后小便不通，腹胀如鼓，闷乱不醒，缘未产之前，内积冷气，遂至产时尿胞运功不顺，用盐于产妇脐中填，可与脐平，却用葱白剥去粗皮，十余根作一束，切作一指厚，按盐上，用大艾炷满葱饼子大小，以火灸之，觉热气直入腹中，即时通便”，以隔盐、隔葱白灸的方法治疗产后尿潴留。杜思敬所著《针经摘英集》，书中首次记载了多首配穴处方，比如其中提出以针补太冲、合谷，泻三阴交，治产中不顺或横或逆或胎死腹中，胞衣不下；以三阴交、太冲治女子漏下不止；以曲池、支沟、足三里和三阴交治妇人经脉不通等，诸如此类处方，标志着妇科针灸处方开始由单穴向多穴演化。另外窦汉卿的《针经指南》和何若愚的《子午流注针经》也都涉及了妇科疾病的针灸治疗。

虽然元代战乱不止，民不聊生，但这个时期出现的《饮膳正要》，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营养学专著，书中提到：“虽饮食百味，要其精粹，审其有补益助养之宜，新陈之异，温、凉、寒、热之性，五味偏走之病。若滋味偏嗜，新陈不择，制造失度，俱皆致疾。可者行之，不可者忌之。如妊妇不慎行，乳母不忌口，则子受患。”

六、明清时期

明代政治比较稳定，封建经济高度发展，且中后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推动着对外交流、科学技术和文化发展，医学水平有了明显提高。针灸妇科学已渐渐发展成了一门较系统的学科，出现了不少系统而详尽的妇产科和针灸专著，更出现了“桑枝灸”“神针火灸”和“雷火针灸”等新艾灸法。当时还流行一种改进后的煮竹筒法，在煮筒的水中加入特定的药物，然后以药汁煮筒吸拔。这样可使操作时在负压的基础之上增加药物作用，既扩大了治疗范围，也增强了治疗效果。王化贞所著的《产鉴》，记载了复方贴脐治疗转胞的方法。张时彻的《急救良方》记载了用蓖麻子研敷足心催生、贴百会穴配合足心纠正胎位的方法。李时珍编写的《本草纲目》里也有不少穴位敷药疗法的记录，并有涂、扑、擦、吹等数十种外治法，如载有“妇人阴痒，蛇床子一两，白矾二钱，煎汤频洗”。

由明代政府主持编撰的《普济方》，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方书，书中收录了十二种妇科病的二百余种针灸治疗方法，还收录了诸如脐疗、熏洗、手足心疗法等诸多疗法。同时期的医家们也在各种作品中提到了针灸治疗妇科病的心得与方法，所涉及的疾病种类相当广泛。比如徐春甫在《古今医统大全》中提到产后子宫脱垂；楼英的《医学纲目》中提到闭经和产后手足冷，载“妇人经脉不通取曲池、支沟、三里、三阴交，此四穴壅塞不通则泻之，如虚耗不行则补之”“产后手足逆冷刺肩井立愈”；李梴在《医学入门》里提到催生、产时和产后病的治疗，“通经催生俱泻合谷、三里、至阴三穴，虚者补合谷泻至阴”“胞衣不下泻照海、内关”及“神门治产后腹胀小便不通”等；王肯堂在《证治准绳·妇科》中提到带下病以及难产的治疗，“崔氏四花穴治赤白带如神”“横产、难产，右脚小指尖头灸三壮，立产”；《类经图翼》提到癥瘕、滑胎等妇产科病的针灸治疗；徐凤所编著的《针灸大全》虽然是一部以介绍历代针灸文献资料为重点的综合性针灸著作，但其中对针灸治疗妇科病也有不少实用的介绍；高武所撰的《针灸聚英》也是一本针灸专论，虽然侧重于基础理论，对疾病的论述有限，但依然有关于妇科病针灸治疗的记载；《针灸大成》由明代杨继洲著、靳贤补辑重编，总结了明代以前中国针灸的主要学术经验，书中提到了三十一种妇科病的针灸方法，对现代临床针灸治疗一样具有指导作用。

不能被忽略的还有李时珍编写的《本草纲目》，该书不仅是本草学的集大成者，也是药膳原料的总结。书中提供了数百个药膳食疗方，诸如用酒煮食乌鸡治风虚，用赤小豆、豆制品等十多种食物和猪脂为丸治疗劳倦，各种米粥治脾胃病证等，都是经典药膳。

此外，医家龚廷贤在《寿世保元》中提到了“以意随呼吸，一往一来，上下于心肾之间”，他认为“人生以气为本，以息为元，以心为根，以肾为蒂……人呼吸常在于心肾之间，则血气自顺，元气自固，七情不炽，百骸之病自消矣”，由此提出了一种以调息为主的静功自我疗法。该法被后世医家所发展，比如适用于产后盆底肌机能恢复的提肛疗法。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封建专制制度被再次推向鼎盛。清代初中期多民族统一的国家政权得到稳固，但后期由于政权专制、闭关锁国、文化禁锢，科技发展一度停滞不前。这个时期针灸妇科学虽然没有太多突破性发展，但也为后世积淀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如《针灸逢源》列举了治疗妇科疾病的针灸方法有多达十三种。《医宗金鉴》是清乾隆四年由太医吴谦负责编修的一部医学教科书，其中载录有针灸妇科的歌赋。《针灸集成》由廖润鸿撰写，论述了针灸法、禁针灸穴、别穴、要穴、奇穴、针灸禁忌时日、骨度法、十四经经穴、经外奇穴及诸病针灸法，在治疗妇科病方面提到“经水无期而来者，血虚有热也，经水将来作痛者，血实气滞也；经候过多色瘀，黑甚，呼吸小气，脐腹极寒，汗出如雨，任脉虚衰，风冷客乘，胞中不能固之致，关元穴百壮”“苍汗阴痛，下髎、中髎、太冲、独阴”等。吴亦鼎编写的《神灸经纶》为灸疗专书，书中列举的外科之骑竹马灸法，主治一切痈疽恶疮发背妇人乳痈等。吴谦编纂的《医宗金鉴·刺灸心法要诀》提到，在遇到胎位不正的难产时，“横逆难产灸奇穴，妇人右脚小指尖，炷如小麦灸三壮，下火立产效通仙”。此外清代还出现了诸如《傅青主女科》之类的妇科学专著。这些书中虽然没有具体论述针灸治疗方法，但其指导思想及治疗原则都对针灸妇科学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令针灸妇科学更加完整。

不得不提的是，清代由郭志邃编写的《痧胀玉衡》。该书是中医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痧症专著，对于刮痧部位和刮痧材料的选择上有着详尽的描述。书中提到了“胎前产后痧”“妇人隐疾痧”等，认为：“孕妇之痧，最易伤胎；产后之痧，须防恶阻，较之平人更甚，当急为救疗。庶于痧毒未攻坏脏腑之时，可以施治。若属暗痧，发于此时，胎前痧脉；溷于有孕，产后痧脉，杂于恶阻，又无心腹痛剧，痧从暗发。须当究其证候，察其声色，看有痧筋，急宜刺破。”意味着中医疗法在针对妇科病的治疗方面有了另外的选择。

七、近现代以来

而今，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卫生保健意识的提高、优生优育理念的推广，女性健康问题得到了极大的重视，具有中医特色的治疗方法被广泛运用并创新发展。比如电针法，就是将毫针刺入腧穴得气后，在针具上通以接近人体生物电的微量电流，利用针和电这两种刺激，相结合以防治疾病的一种新的针刺方法。按照脉冲电流的波形分为：连续波、疏密波和断续波，因其波形特点而各具治疗特点。比如穴位埋药线疗法，是一种将药线埋入穴位，代替针灸针在穴位内产生针刺效应的方法，现在广泛运用于慢性疾病的治疗中，如慢性盆腔炎、痛经等。不仅是体穴，耳穴、头针、腹针这类局部针法也被开发运用。耳压疗法基于现代全息生物学说，通过针刺、放血、艾灸、按摩等方法刺激耳廓上相应的穴位，可以达到“治病而不致病”的目的。头针疗法则是根据脏腑经络理论，在头部选取相关经穴进行治疗或根据大脑皮层的功能定位，在头皮上划分出相应的刺激区域进行针刺，可治疗脑源性疾患，也可治疗腰腿痛、夜尿、三叉神经痛、肩周炎、各种神经痛等常见病、多发病。腹针疗法是以腹部作为针刺选穴的唯一部位治疗全身疾病的，现在也常运用于调理月经等妇科疾病的治疗中。

随着科技的进步，妇科特色疗法结合传统治疗理念，不断有新的治疗方法涌现，也越来越多地体现出了人文关怀的特点。比如根据《黄帝内经》之“五音五脏”理论而产生的音乐疗法，以音乐为主题，取材于自然音乐，在宫、商、角、徵、羽基础上形成的各种韵曲（调），从听觉上辅助调节阴阳的平衡。而同样情志相胜疗法则是中医在五行学说及情志相胜等理论指导下创立的一种心理治疗方法，以治疗由情志偏颇引起的某些心身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