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建一座“光明影院”

铺设“文化盲道”该用什么材料？

2017年12月17日，肖泓院长召集学院的老师们一起参与到这个富有创意和意义的新项目中。赵淑萍老师第一个响应。赵老师1977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系编采专业，之后留在学校任教，除了给同学们上专业课，还担任学院的学术委员会主任，致力于推动科研实践创新工作。赵老师找来了新闻传播学部副学部长胡芳、电视学院副院长秦瑜明、校团委副书记付海钲，以及电视学院教师陈欣钢、赵希婧，组建了第一批教师志愿者团队。

老师们刚开始的想法是制作纪录片。“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像是一个家庭没有相册，我们可以通过纪录片帮助视障朋友了解时代的变迁与发展。”陈欣钢老师说。陈老师是摄影专业出身，对纪录片“情有独钟”，说到让盲人朋友感受视听的魅力，他一下子就想到了自己喜欢并擅长的纪录片。

纪录片以记录时代发展和社会变迁为使命，具有与时代共进的精神追求。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电子采集制作、声画同步摄录等技术的发展，涌现出了像《丝绸之路》《话说长江》《复兴之路》等一批蕴含时代气质、反映时代精神的经典作品。纪录片成为中国改革发展风雷激荡的历史见证。

同样是摄影专业出身的校团委副书记付海钲老师对此十分赞同：“咱们做熟不做生嘛。”电视学院在纪录片专业教育和人才培养方面有着强大优势，在电视节目、纪录片的制作方面有着历史悠久、内容齐备的教学体系：“如果我们在大马路上去扶人过马路，这叫‘生’活儿，因为我不能天天扶，但是视听语言是我们每天都要接触的，纪录片也特别适合我们来做，我们利用专业所学游刃有余。”

团队中的秦瑜明老师是电视学院副院长、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还是北京高校教学名师。面对大家讨论的新问题，他习惯性地打开电脑，上网搜索文献，用科学、权威的数据说话，从中找寻实践突破的方向：“截止到目前，我们国家的视障群体文盲率是43%，而在普通中国百姓中，文盲率仅有4.08%（2021年已下降为2.67%）。这10倍的差距背后代表的是文化水平的落差。”

听到这个数据，在场的老师们开始反思，纪录片这种强调艺术审美、人文内涵与文化品质的艺术形式，对残障群体而言，观看和理解是否存在困难。

“电影怎么样？”肖泓院长提议，她说，“纪录片还有缺点就是情节性、故事性不强。电影是大家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具有丰富的故事和情节。”

“做电影挺有意思的，电影摄制的过程就是一个故事不断讲述和打磨的过程。”付海钲老师补充道，“这个过程，故事至少经过了5次打磨和演绎：首先，大部分电影作品取自文学小说，小说本身就是故事；从故事的文本改编成剧本，这是第2次讲故事，改编为适合视觉表演和听觉表演的内容，需要精心打磨；现场导演，不同的画面、灯光想要讲述怎样的故事，画面和人物关系如何调度，现场导演会进行解读、设计和编排，这是第3次讲故事；接下来是演员的表演，演员理解文本信息后以视听的形式呈现给观众，有加入自己对故事的解读和思考；最后是剪辑，画面节奏、蒙太奇剪辑等手法，都能表达出不同的故事内容。”

电影本身就充满了故事性，通俗易懂。

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在于，电影从哪里来？

这么多制作、宣发的单位怎么去联系？

当天，适逢数位校友返校交流工作，肖泓院长邀请他们一同讨论。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姜宏志是87级校友，听到这个“为盲人讲述电影”的提议后由衷敬佩，当即提出合作意愿。姜宏志介绍说，近年来，歌华注重公益实践与教育，在教育版块提供知识性内容、手语教育节目和电影资源，投资发行和版权购买的不少影视作品，歌华可以提供给学校，进行有益的试验与探索。

老师们十分赞同，项目的载体——电影，得以确立。

接下来，需要给这个“新生儿”取个名字了。

说到这里，赵希婧老师第一个发言。她是学院科研办主任，硕士毕业留校后，也曾负责研究生教学管理工作，和同学们一起头脑风暴，想点子、搞创意，她很在行，于是率先给公益项目起了个名字：“我们是为盲人朋友讲电影，叫‘盲人影院’怎么样？一看就知道我们的项目是做什么的，服务的是怎样的群体。”

2017年12月17日，“光明影院”创意萌发，初步确定产品形式

思考片刻，肖泓院长说道：“咱们国家资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重返校园，改善农村办学条件开展了‘希望工程’，没有叫‘贫困小学’或者‘穷人小学’，所以我们不仅要做文化盲道，还需要传递一些爱与希望。”

这个想法给了在座老师以启发：

“希望电影院？”

“光明工程？”

“光明电影院？”

“光明影院？”

“光明影院！”

“我们就建一座充满光明的电影院！”

这颗用爱与希望浇灌的种子，开始破土，第一部无障碍电影《建军大业》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