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移民问题是华侨华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尤其是近几年来学术界更关注对新移民的研究。将 “欧盟移民政策与中国大陆新移民”作为研究课题，是对华人新移民研究的一种深化，目的在于通过对欧盟的移民政策和中国大陆新移民的分析，明确两者的发展变化是一个互为影响的过程，要正确认识在欧洲的中国大陆新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必须放在这一动态的过程中进行考察。本书尝试对新移民的研究空间进行拓展，为华侨华人研究的理论建设作出积极贡献。以下就本课题选题的缘起与意义、国内外的研究现状、研究范围、主要内容及研究方法作出简单的说明。

一、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当今世界是一个流动的世界，全球化趋势增强了各国间的交流，人口流动也日趋频繁。据国际移民组织 ( IOM) 发布的 《2005世界移民报告》，预计在 2005 年上半年全世界国际移民约为 1.85亿至1.92 亿，占世界人口 2.9%。2004 年，在扩大的欧盟 25 个国家中有 4.56 亿居住人口，其中国际移民约有 3 600 万～3 900万，占欧洲总人口的 8% 左右，占世界移民人口的 20%。在欧盟成员国涌动的移民潮已成为欧洲乃至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20世纪 70 年代以来，随着南欧的意大利、西班牙等国成为移民输入国，由于原欧盟 15 国几乎都是移民输入国，因此欧盟成为世界上重要的移民目的地。与传统的移民输入国相比，欧盟主要成员国成为移民输入国的历史并不长，并非典型意义的移民国家。移民对于欧盟主要成员国来说只是人口中的少数。如果以人口90% 以上属于同一文化民族的传统标准来确立民族国家的话，当今世界只有不到 1/10 的国家是真正的民族国家，而这些国家又大多数在欧盟之内。因此，欧盟国家对于由于大量外来移民涌入而产生的对民族主体的冲击往往十分敏感而且趋于保守，这使得本来就不是 “启程—到达”这么简单的移民问题在欧盟各国显得更为复杂，长期以来移民问题成为一直困扰欧盟各国的一个重大难题。因此，欧盟各成员国的移民政策不断调整和修改，在不长的时间里，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形成了丰富的移民政策法规，显得纷繁复杂。这些移民政策法规，在层次上，不仅表现在国家层面上要符合本国国情以及国家利益的发展，还表现在超国家层面上的协调与合作; 在内容上，不仅有关于移民准入的迁入政策，也有关于移民进入以后的融合政策。在这些层次与内容上又不断交织着接收与限制、容纳与排斥，这些矛盾心态就构成了欧盟各国移民政策的基础。( 见表 1) 这些政策是如何形成、发展与变化的? 它们对移民有着怎样的影响? 这些问题，是研究欧盟移民的一些重要问题。可见，施力于欧盟移民政策是切入研究欧盟外来移民的正题之一。2005 年 10 月底巴黎的骚乱事件及其重大影响，更增加了对欧盟及各国移民政策进行认真检审反思的必要性。

表1 欧盟移民政策示意表

就中国来说，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得以走出国门。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移居海外的新移民也是人数众多。目前，中国在世界各地的移民总数高达 4 000 万以上，成为当今国际社会最重要的移民输出国之一。与世界移民潮流的趋势相一致，欧盟各主要成员国成为中国新移民的重要目的地之一，涌入欧盟国家的中国移民数量大幅增长。20 世纪 50 年代时，欧洲华人仅有万人左右，60 年代中期突破5 万，70 年代中期突破30 万，90 年代后猛增到上百万。国际移民组织 ( IOM) 在 2004 年发表的一份报告中称，在 2001 年前的 10 年间，进入西班牙的中国移民增加了 6 倍，达 3.6 万人。同期移民意大利的中国人则增长了260% ，达到了将近 5 万人。另外，在不到 10 年的时间里，进入爱尔兰的中国移民几乎从零增加到了 4 万人，占到该国人口总数的 1%。另外，匈牙利目前约有 3 万中国人。根据德国和法国驻华使馆提供的数据，包括留学生在内，2004 年居住在德国的中国人达到了 7.5 万人，居住在法国的中国人则有 4.2 万人。对于拥有 13 亿人口的中国而言，这些移民无疑只是沧海一粟，但他们却给接收国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他们对欧盟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文化多元化及科技的进步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与此同时也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如偷渡、犯罪、跨国人口走私等。尽管与其他外来移民相比，中国的新移民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影响上都要小得多，但是近年来，作为大陆新移民重要组成部分的非法移民在欧盟境内连续发生多起惨案，如 2000 年的 “多佛尔惨案”、2004 年的 “莫克姆湾惨案”，以及最近发生在丹麦的来自中国大陆的数十名未成年人在收容所里失踪，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此外，2005 年在西班牙发生了针对温州商人的鞋类商品被烧事件，在巴黎骚乱事件中有许多来自中国大陆的华商仓库也被烧毁。这些事件引发了人们对在欧盟国家的中国大陆新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的高度关注，来自某些国家或势力的 “黄祸”、“中国威胁论”等种种非议又有所抬头。如何看待在欧盟国家的大陆新移民? 这支中国大陆新移民是怎样组成的? 与以往移民欧洲的华人相比，他们自身有什么特点、规律? 这些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要研究这些问题，只有与欧盟及各国移民政策相结合，进行动态考察，才能正确认识欧盟的中国移民问题。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与欧盟的关系得到了重大改善和发展，这也是近年来欧洲华侨华人研究兴起的客观基础。长期以来，相对于东南亚、北美等国家与地区的华人移民研究来说，欧洲的华人移民研究是一个比较薄弱的领域。因此，本课题想在这一研究领域内有所探讨与创新，尝试改变以往对移民研究的单向度的、静态的、线性式的分析与描述，对欧盟及各国移民政策与大陆新移民这一互为影响的动态过程进行多向度的、发散式的分析与研究，在时间上考察欧盟及各国的移民政策的演变过程，在空间上考察大陆新移民在出发地—中转地—到达地的流动变化; 横向上比较欧盟各国移民政策的异同，纵向上分析华人新老移民的特点与规律，从多角度思考欧盟及各国应如何在移民政策上进行调整以解决大陆新移民所产生的问题以及他们未来发展的走向，目的不仅是为了揭示在欧洲的中国大陆新移民的生存、发展规律，更重要的是为全球化时代的移民浪潮提供一种参照。这不仅对具有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资源和潜力的中国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国际社会迎接未来移民浪潮的冲击也具有重要作用。当前，中欧关系发展良好，中国移民问题不应成为中欧关系发展的障碍。如何认识欧盟及各国移民政策与中国大陆新移民的关系，是关系到中欧关系、海外华侨华人利益及中国、欧洲发展等的重要问题，因而这一课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国内外研究的历史回顾与现状

1.新移民研究的突破

30 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使越来越多的国人有机会走出国门，实现跨国迁移，从而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移民群体。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经济的全球化又加速了这一群体的流动。由于第一人口大国的特殊地位和意识形态等因素，中国大陆人口的国际迁移即 “新移民”问题，常常被过分地 “关注”，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重视，推动了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在我国，由于历史的缘由，对于人口跨境迁移的研究，基本归入 “华侨华人研究”的范畴。因此，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以来，新移民问题成为华侨华人研究的一个热点。

但是，近数十年来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人口跨国迁移所涉及的范畴，已远远超出我国传统华侨华人研究所能涵盖的领域。因为，一方面，全球化浪潮势不可挡，人力资源的全球观相伴而生，走向 “开放的社会”已成共识。但是，另一方面，每一个民族国家却无不严格地固守甚至日益强化着自己 “封闭的边界”，民族国家的利益至高无上。因此， “开放的社会”与 “封闭的边界”就成为当今一个严重的时代悖论，在这一悖论中方兴未艾的国际移民潮，业已使相关国家政府面临着一系列较之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严峻的社会问题，也推动着国内外学者们突破 “华侨华人研究”的范畴，进入国际移民研究这样一个更广阔的空间范畴。因此，将中国的新移民问题置于国际移民大潮的背景下，从国际移民的角度研究中国新移民问题，应成为我们客观公正地认识新移民问题的一个切入点。

然而，国内外研究者把华侨华人研究纳入国际移民研究只是近十多年来的事情。之前，国际移民研究与华侨华人研究是相对分离的，它们在不同的领域分别进行。国际移民研究以往多从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角度来研究国际移民产生的机制，较少关注华人移民，这是因为国际移民研究处于高潮并且有理论建树的阶段是 20 世纪的六七十年代，而这个时期华人移民正处于沉寂时期，中国大陆的移民基本停止，华人移民的规模不大，特点不够显著，不具有代表性，因此国际移民研究多以拉美国家作为研究对象。而国内的华侨华人研究也因闭关政策而缺少世界眼光，无法与国外学术界沟通，对国外的学术研究动态了解较少，因此，对于产生于华侨华人并影响华侨华人社会发展的华人国际移民问题未给予应有的重视，长期以来满足于从中国的角度、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来考察和说明海外华侨华人的问题，对中国人口的国际迁移只当作一般历史问题看待，当作华侨华人社会形成和发展的一般背景来处理，未能进行深入的探讨。因此，以往的华侨华人研究成果虽然数量不少，但质量并不高。学者丘立本就指出，华侨华人研究大都比较关注眼前事态的发展，追求短期效应，而对历史和未来的研究缺乏兴趣; 大都易于满足表层因素的分析，未能发掘更深层的原因，因此普遍存在视野不够开阔、目光不够长远、缺乏深度的问题。因此，丘立本先生于 1984 年和1985 年撰文提出要从世界史的角度研究中国近代移民和海外华人社会发展的问题，努力从这一新视角审视华侨华人史上的重大问题，强调只有将华侨华人纳入国际移民的视野，从世界的发展、世界的历史、世界的文化的角度来研究才能取得突破。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中国的跨国移民也在不断壮大，日益引起世界关注，华人移民成为当今世界各地分布最广的移民群体之一。因此，华人移民研究在国际移民研究中无疑具有典型性，成为当代国内外国际移民研究领域越来越关注的前沿视点，国际移民研究与华侨华人研究开始相互渗透与结合。丘立本先生又进一步提出华侨华人研究要树立全球意识，要借鉴国际移民研究的理论模式和方法来研究中国人口的国际迁移问题，并且将这一问题放到世界历史和世界移民史中考察并密切关注其动向。他指出: “我们要多多了解世界各国移民的历史和现状，积极吸收国外有关国际移民的科研成果，深入研究世界人口国际迁移中带有普遍性和规律性的经验、教训，从中获得启示和教益。”因此，对中国大陆新移民的研究就必须突破传统的华侨华人研究的范畴，转变观念，更换视角，纳入到国际移民群体中考察，从世界看华人，才能有所发现，有所创新。本课题就顺应了这一研究发展方向，特别关注当代国际移民研究中 “反映移民现象与社会政治日益密切的关系”问题，通过分析欧盟移民政策的发展、变化来研究欧盟国家的中国大陆新移民。

2.国外研究的历史脉络与现状分析

国际移民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末，地理学家莱文斯坦 ( E.G.Ravenstein) 就曾对人口迁移的问题做过研究并试图总结出若干移民规律。国际移民研究领域具有理论建树的阶段是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 “新古典派” 为代表。当时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主流学者都是经济学家，在移民理论方面最有影响的观点主要是移民原因、目的等方面的问题，如 “合理选择”、“效用最大化”、“预期净收入”、“生产要素流动性”、“工资差”之类。但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后，国际移民的现象、类型和特点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新古典派”的理论在日益变化的现实中已经变得有些过时，国际移民理论需要新的发展，需要更多学科的参与。近三四十年来，根据当代移民潮的新特点，西方学术界又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人口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角度，对当代大规模的国际移民作了多方面的探讨。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际移民研究成为一个跨学科的综合领域，各学科之间相互交叉、交融，成为当代国际移民研究的一大发展趋势。纵观近年来在国际移民研究领域产生较大影响的一系列理论或概念，几乎都难以简单地归属于某一学科。例如，美国伯克利大学的人类学教授王爱华最先提出的 “弹性公民论”( Flexible Citizenship) ，但是，这一概念显然远远超出传统人类学范畴，涉及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因而引起了多方关注与热烈讨论。国际移民研究因此进一步深化，不仅涉及个人、家庭、群体的微观研究，也涉及民族( ethnic group) 、社群 ( society) 、国家 ( nation) ，乃至跨国族群( transnational community) 或散居族群 ( diaspora) 的中观把握，还有全球性大环境、大潮流的宏观剖析。从整体上看，国际移民研究所探索的最基本问题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 其一，何时、何人、为何、如何跨国迁移? 其二，跨国迁移对迁移者个人、家庭及相关群体、地区、国家乃至整个世界可能产生什么影响? 研究的直接目标，是在合理解读移民行为的基础上，推动移民政策的合法制定，进而达到移民个人或群体在大社会中的和谐生存与发展; 其最终目标，是全球资源的合理有效共享，全球人民的和平共处，共赢共荣。

在国际移民研究中，对于欧洲国家的国际移民的关注开始于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西欧，战后初年因经济发展的需求而 “请进来”的异民族 “客工”( guest workers ) ，自20 世纪70 年代石油危机爆发后不仅不再受到欢迎，甚而因多数人选择定居于接纳国一直成为西欧社会一个难以化解的社会难题。1969 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出版了 Rose Arnold M.著的 《在欧洲的移民:接纳与调整的问题》 ( Migrants in Europe: Problems of Acceptance and Adjustmen) 。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大量的外来移民涌向欧盟国家，移民问题在社会经济发展、社会就业、社会安全、社会福利政策等领域日益突显，并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引发了欧洲朝野的普遍关注，故而推进了欧洲移民研究。近年来，欧洲移民研究基本上有三方面: 一是将欧洲的移民作为世界移民的一部分，进行整体研究，从全球的角度和视野来考察欧洲的移民。主要论著有 King Russell 的 《1945 至 1990 年欧洲的国际移民: 人口数据与地理分布概况》 ( Europea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1945—1990: A Statistical and Geographical Overview) ，John Salt，Ann Singleton，Jennifer Hogarth 的 《欧洲的国际移民: 资料来源、方式和趋势》 ( Europe's International Migrants: Data Sources，Patterns and Trends) 。二是对欧洲各国移民具体研究，或是比较欧盟国家与其他国家的外来移民。主要论著为 Christian Joppke 的《移民与国家: 美国、德国与英国》( Immigration and the Nation －State，The United States，German and Great Britain) 。三是移民问题专题研究，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融合等不同的角度研究移民，或是对某一外来移民群体进行研究。例如 Michael Wintle 的《欧洲的文化与认同》 (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Europe) ，Dan Corry主编的 《经济学与欧盟移民政策》( Economics and European Union Migration Policy) 。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移民问题上升为涉及各国政治、经济、外交和社会等各方面的综合问题，欧洲移民研究曾一度忽视的对政府政策的研究逐步得以纠正。在欧洲研究移民问题的学者中，托马斯·汉默 ( Tomas Hammar) 是较早从事欧洲移民政策研究的学者之一，他在 1985 年著有 《欧洲移民政策———一个比较性研究》( European Immigration Policy: A Comparative Study) 一书，对移民政策进行了理论性研究。遗憾的是，由于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各国移民政策较少，他的研究主要以相关性政策居多，且不够深入。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对欧洲移民政策的研究渐多，主要有 Fielding，Anthony 的 《移民、机构与政治: 欧洲移民政策之演变》( Migrants，Institutions and politics: the Evolution of European Mi-gration Policies) ，Sarah Collinson 的 《超越国界: 走向 21 世纪的西欧移民政策》( Beyond Borders: West European Migration Policy to-wards the 21st Century) ，Giacomo Luciani 的 《欧洲与美国的移民政策》( Migration Policies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这时期的研究主要归纳为两方面: 其一，国别政策研究，多施力于介绍主要移民接受国的政策演变; 其二，欧共体/欧盟条约分析，对条约中的有关政策内容进行分析评介。这两方面往往都与移民现象研究相联系，阐述移民产生的原因、规模和后果，移民后果往往又主要涉及种族矛盾、排斥冲突、民族文化等。在移民政策研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是: 移民政策研究涉及内容繁杂，尚无明确移民政策研究涵盖的核心内容，缺乏系统性。这也预示着本课题从欧盟移民政策角度来研究新移民将会遇到巨大的挑战。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欧洲的国际移民研究开始与华侨华人研究相结合。而与此同时，欧洲华侨华人研究也从另一端渗透、拓展至国际移民研究领域。此前，国外欧洲华侨华人研究也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在 “二战”前，由于欧洲华人群体数量有限，对他们的研究还没有开始，只有一些资料记录，如欧洲当地国的人口统计数据、档案材料、新闻报道以及专项调查报告等。“二战”后的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华人移民尤其是香港、东南亚的华人移民进入欧洲，国外欧洲华侨华人研究开始起步，但著述不多，是一门冷寂的学科。苏联对俄国华侨华人历史贡献的研究在 20 世纪 60 年代因中苏关系的破裂而归于沉寂，西欧学者也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关注过生活在其周围的中国人，并出版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其中有 1957 年荷兰 “天主教社会教会研究所”的成果 《荷兰华裔群体》，旨在了解华裔人口宗教信仰状况的研究; 1966 年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的M.L.Vellinga 和 W.G.Wolters 完成了题为 《阿姆斯特丹华人: 融入荷兰社会一个少数族群》的硕士论文; 1968 年新加坡华人吴贵竹出版的专著 《中国人在伦敦》。从整体上看，这一阶段的研究领域狭窄，倾向于事实描述，观点与预见都失之偏颇，而且有限的研究成果往往仅停留于用本国文字写成的报告或论文，大多数未能正式出版，难以被外界所了解，因此缺乏一定的理论建树。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欧洲华人群体的壮大与变化、发展，使欧洲一些国家政府认识到华侨华人研究是现实性极强的专学，对此进行资助，因而推动了这一研究的发展。例如在荷兰，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政府两次资助关于 “荷兰华人社会地位”的大型社会调查，并于 1988 年发表调查报告 《荷兰华人地位》，1999 年出版第二次调查报告 《荷兰华人社会地位》。在英国，1984 年英国内政部委托属下 “种族关系与移民小组”对国内华人的生活状况进行过一项大型调查，1985 年 1 月完成了 《英国华人社会报告书》，成为英国政府制定相关政策的重要备忘录。在法国，20 世纪 90 年代初法国城市健康与社会事务处、社会活动基金会 FAS 等共同资助由华裔学者廖遇常主持的 “法国华人一百年”专题研究及展览，并于 1995 年 1 月在巴黎举办 “欧洲华人移民研讨会”; 1999 年巴黎第七大学 Eric Guerassimoff 博士得到为期三年的专项资助，主持 “法国华人社团研究”。在德国，柏林市政府外国人中心的 “外国人在柏林”研究系列，包含了 “中国人在柏林”的专题，并于 1996 年出版了中德双语文本 《中国人在柏林》。“意大利中国新移民研究”是佛罗伦萨大学的重点项目，该大学相继于 1994 年、1995 年和 1997 年三次举行关于 “意大利中国新移民”的研讨会。在华人人数较多、华人社会较为活跃的国家，如荷兰、英国与法国，有关学者做了一些重要的研究工作，关于欧洲华侨华人研究的文章和专著相继问世。例如，英国学者班国瑞 ( Gregor Benton) 教授和彭轲 ( Frank N.Pieke) 教授共同主编了论文集 《欧洲华侨华人》，法国华裔学者廖遇常( Live Yu-Sion) 发表过多篇关于法国华人研究的文章，丹麦的朱梅 ( Mette Thunφ) 女士著有 《中国人移民丹麦: 餐馆业与族群认同》一书。此外，意大利、俄罗斯、比利时、德国、匈牙利等国也有一些学者在研究进入本国的华人移民。在欧洲以外，1975年，人类学家华琛 ( James L.Watson) 教授在美国出版了 《移民与宗族: 在香港与伦敦的文氏家族》一书，该书以人类学翔实的田野调查为基础，通过研究一个超越国境的宗族网络，深刻剖析了跨越两种文化的迁移对传统宗族社会的影响，成为研究欧洲华侨华人问题的重要参考书之一。这一阶段的欧洲华侨华人研究内容丰富，而且涉及历史学、地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这成为当代欧洲华侨华人研究的一大特点。但是这些研究大多数仍局限于单一国家的研究，且研究方法雷同，不注重比较分析。不过，一些学者如英国牛津大学的彭轲 ( Frank N.Pieke) 博士认识到，研究局限于欧洲某一国家是不完全的，会看不到华人在全欧甚至是全球范围内活动的情况，也会夸大华人群体的凝聚力。他提出要从欧洲整体的角度来研究欧洲华人，这样才能得到全面、深刻的认识。在他与班国瑞 ( Gregor Benton) 教授共同主编的论文集 《欧洲华侨华人》一书中就有一些文章从全欧的角度对华人问题作了开拓性的探讨，如学者费立民 ( Flemming Christiansen) 的文章探讨了欧洲华人的认同观，Frank Laczko 和李灵的文章则探讨了欧洲华人的移民模式。尽管上述的研究还缺乏有力的实证材料及剖析，然而，从全欧的角度对欧洲华侨华人进行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标志着华侨华人的研究开始向国际移民研究领域拓展，成为国际移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如前所述，中国大陆新移民成为一个新的研究热点。

2000 年 6 月在英国多佛尔港发生的 58 名中国福建偷渡者窒息而死的惨案，使得欧洲国家的中国大陆新移民受到国外学者们的进一步关注。2002 年 6 月下旬，国际移民组织在欧盟的支持下，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举办了一次名为 “理解中国向欧洲的移民现象”的研讨会，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许多学者和专家都对这一主题发表了看法。但到目前为止，国外学者有关欧洲的中国大陆新移民的研究成果并不多。1998 年，英国牛津大学设立了大型研究项目 “跨国族群研究”，其中的子项目之一是 “在中国之世界体系的边缘: 欧洲的福州人”( At the Margin of the Chinese WorldSystem: the Fuzhou Diaspora in Europe) 。该研究的初 期 成果已由“国际移民组织” ( IOM) 刊行，即 Skeldon 著的 《中国人非正常迁移的迷失与现实》( Myths and Realities of Chinese Irregular Mgra-tion) ，和 F.Pieke 著的 《中国人移民欧洲的近期动向: 福建移民研究》 ( Recent Trends in Chinese Migration to Europe: Fujianese Mi-gration in Perspective) 。这两本小册子以宏观描述及理论探讨为主，但缺乏有力的实证材料及剖析。2004 年夏，该项目的最终成果，由彭轲等人所著的 《跨国华人: 福建移民在欧洲》 ( Transnational Chinese: Fujianese Migrants in Europe) 一书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弥补了上述两本小册子的不足，对福建移民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提供了大量重要而翔实的原始资料，成为研究欧洲的大陆新移民重要的参考书。此外，日本学者莫邦富著有 《拼着: 在俄罗斯和东欧的新华侨》一书。2004 年 3 月，牛津大学的彭轲 ( F.Pieke) 教授在圣地牙哥加州大学移民比较研究的研讨会上提交论文 《中国的全球化与移民欧洲》 ( Chinese Glo-balization and Migration to Europe) 。值得注意的是，在彭轲教授的著作与文章里，已开始将欧盟国家的移民政策与大陆新移民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对欧盟移民政策进行反思，并提出建设性意见。尽管还不全面与系统，但却是重要的理论创新成果，也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总之，目前欧洲的中国大陆新移民研究空白点还比较多，将大陆新移民与欧盟移民政策结合起来的研究论文尚不多见，也尚未见到一本这方面的专著，该领域还有许多问题有待于开辟或拓展。从研究的薄弱足可见本课题的创新之处，亦预示着将来写作过程的艰辛。

3.国内研究的进展与现状分析

国内学者是在20 世纪90 年代以后才开始对新移民进行研究，但是由于研究视角和理论的局限，一直以来，是将新移民纳入华侨华人研究范畴，《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等杂志还专门辟出 “新移民研究”专栏发表有关文章。对新移民的研究也多囿于北美、大洋洲等国家与地区，对欧洲的大陆新移民则研究较少，这一方面是因为欧洲的大陆新移民还未引起相当的关注，另一方面是它的研究基础———欧洲华侨华人研究还相当薄弱。在 20 世纪 80 年代只有寥寥无几的著作，还多限于对俄罗斯/苏联的华侨研究，如盛岳著 《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中国革命》、李永昌著 《旅俄华工与十月革命》。相对来说，中国台湾学者对欧洲华侨华人的研究则取得了一些成果，其中也涉及一些中国大陆的新移民，但由于政治原因，观点往往偏颇，较少整体的客观的认识。值得注意的是，这期间一些大陆学者利用熟悉本乡本土侨情的优势，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侨乡调查。如浙江的王忠明、章志诚等人，在欧洲华侨的主要移出地文成、丽岙、白门等地，挨门挨户进行侨情调查，收集整理资料，常以地方志、华侨志和资料汇编的形式发表，如王忠明编的 《文成华侨历史资料 ( 1905—1984) 》、陈慕榕编的 《青田县志》、章志诚主编的 《温州华侨史》，为欧洲华侨华人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1999 年 5 月，大型工具书 《华侨华人百科全书》出版，其中包含了欧洲华侨华人研究的最新成果及信息，是迄今为止关于海外华人研究最为大型的参考书。基本上，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对欧洲大陆新移民的研究还是在华侨华人研究范畴之内，缺乏从国际移民的角度对中国移民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及相关的比较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正确认识。

与国外学者的 “欧洲华侨华人研究”相比较，国外学者多从接收国的角度而较少从移出国的角度来研究华侨华人在居住国的经济、生活与文化适应，并且外在的观察较为多些，较少深入到这一群体内部中去研究，因此，多有一种 “局外人”的冷静，甚至一些学者还带有一些主观的歧视与偏颇。与此相反，中国学人的研究更多的是从移出国的角度来探讨华侨华人出国的原因、出国的人员构成以及他们出国后对移居国的贡献及影响。当然，也有许多国人学者也探讨了欧洲华侨华人群体在移居国的职业构成、社会团体及生活状况，但也大多是从华侨华人群体内部进行探讨，而较少关注移居国的影响因素，因此也难以深入探讨欧洲华侨华人何以会如此构成、如此生活，何以与北美、东南亚的华侨华人有较大的不同。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国人学者没有很好地深入欧盟国家对华侨华人进行调查分析，视野过于狭窄。因此，对欧洲华侨华人研究需要打破国界之分，也需要将华侨华人研究的视域扩展到国际移民这一更高的视域，并且需要国内外学者的大力合作才能取长补短、优势互补，将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令人鼓舞的是这一合作已然开始。上述的英国牛津大学的“在中国之世界体系的边缘: 欧洲的福州人”研究项目，就联合了中国学者对福建移民进行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其最终成果《跨国华人: 福建移民在欧洲》已出版。而中国的学人也不断接受了欧洲学者的邀请深入欧洲各国进行调查研究，并且研究成果达到了新的高度。例如，2000 年，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王春光博士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出版了 《巴黎的温州人———一个移民群体的跨社会建构行动》一书。他运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进入巴黎温州人的圈子内，通过参与观察、个案访谈及网络跟踪法进行实证调研。作者没有仅仅停留于描述巴黎温州人的传奇性经历，而是从 “无边界公民”的视角探讨巴黎温州人的 “跨社会建构”，指出他们有着强烈的主体能动意识，正在从社会经济生活和价值观念等方面把自己建构成一种社会新类，表现出一种独特的社会融入模式。这种独特的融入模式反映了欧盟国家的移民政策与中国大陆新移民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本课题的研究。2002 年，厦门大学人类学教授李明欢在欧洲长期学习与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 《欧洲华侨华人史》，这是第一部从欧洲整体的角度来研究欧洲华侨华人的专著。李明欢以“史”为立意，从宏观和微观上探讨了欧洲华侨华人的发展，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并且尝试将社会学、民族学、人口学、经济学等多学科融会贯通，从国际移民这一更大的视角来审视欧洲华侨华人的发展及生存状态。该著作中有很多第一手资料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使它成为目前中国 “欧洲华侨华人研究”中最为权威的著作。可见，国内外学者的联合与交流，使得欧洲华侨华人研究不断深入。

进入 21 世纪，欧洲的中国大陆新移民日益引起海内外的关注，国内学者对大陆新移民的研究又进一步突破华侨华人研究范畴，进入更大的多学科的综合研究的国际移民范畴。这一时期，越来越多的文章从多学科角度研究大陆新移民，将之作为国际移民的一部分进行综合研究，如张秀明的 《国际移民体系中的大陆移民———也谈新移民问题》、黄润龙的 《近十年我国大陆海外新移民》等，对新移民的概念、组成及特点进行了分析。此外，还有对新移民的来源地进行研究，如朱美荣的 《福建省新移民问题剖析及相关政策初探》、王付兵的 《福建新移民问题初探》、吴潮的 《浙江籍海外新移民研究初论》等，对新移民产生的机制进行了研究。还有的对新移民在到达国的情况进行研究，如赵红英的《试论中国大陆新移民的特征———北美与欧洲的比较》、王春光的《流动中的社会网络: 温州人在巴黎和北京的行动方式》等，探讨新移民如何更好地与当地融合。还有的对新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非法移民进行研究，如黄润龙 《中国的非法移民问题》、林胜 《非法移民: 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叶文振的 《福建沿海非法移民潮的原因分析》等，对中国非法移民产生的根源、机制、状况进行深入的剖析。黄润龙的文章是基于人口学的角度对中国非法移民进行研究，其中的数据统计是目前较为准确和科学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非法移民研究中资料的欠缺，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另外，还有一些公检法类的学术刊物，以分析案情、打击人口走私及偷渡等跨国犯罪、研究对策为主对非法移民进行研究，还有一些纪实类文学作品对中国新移民的状况进行了描述，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上述这些研究，各自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欧洲的中国大陆新移民，其中的一些数据、分析都具有较为重要的价值，这是对长期以来较为薄弱的欧洲华侨华人研究的一个重要补充。然而，这些文章绝大多数还是将欧洲的中国新移民作为新移民整体中的一部分来进行研究，单独、专门的论述则较少，因此缺乏一定的系统性与深度。对于将欧盟国家移民政策与大陆新移民相结合进行研究的文章寥寥无几，只有李明欢的 《欧盟国家移民政策与中国新移民》一文; 一些文章只是提及，但没有进行深入的探讨，因此本课题的研究还存在许多空白点。目前国内对欧洲移民政策的研究已开始起步，从事国际关系和欧洲研究的一些学者发表了一些很重要的文章，主要有高鉴国 《欧盟的国际移民和社会整合政策》、谢晋宇 《90 年代以来欧盟国家国际迁移和国际迁移政策》、宋全成 《移民政策中的民族国家主权的部分让渡与欧洲一体化》、孙恪勤 《欧盟国家安全的新隐忧———移民问题》等，他们从不同角度分析欧盟及各国的移民政策，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总而言之，从国内外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来看，中国新移民研究已经突破了传统的华侨华人研究范畴，成为国际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外学者在这一研究进程中都有所建树，但还存在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第一，对新移民研究才刚起步，描述性、介绍性的著述较多，深入研究并具有一定理论深度的专著较少。尤其是对欧洲的中国大陆新移民研究还很薄弱，著述不多，尽管开始多学科交叉式综合研究，但是研究停仅留在表层，也缺少系统性及全面的理论概括。对欧盟各国移民政策与大陆新移民之间的互动性开始关注，但还没有很深入地展开。第二，尽管中国新移民研究已成为国际移民研究的组成部分，但中国学界还有很多学者仍然专注于华侨华人研究领域，缺少主动与国际移民理论研究进行对话的机会，而且受到语言、经费及数据资料来源的限制，研究往往是一些定性分析，缺乏实证材料。第三，国外学者尤其是欧洲学者对华人新移民的研究程度明显不平衡，对华人移民群体较多的国家如英国、荷兰、法国之新移民研究较多，其他国家则相对薄弱。而且一些学者对大陆新移民研究缺少客观性，夸大一些事实，有些甚至为了 “吸引读者”往往使用一些带有种族歧视的攻击性言论，影响了对中国大陆新移民群体的正确认识。因此，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要客观全面地认识中国大陆新移民，就要在世界性的学术大视野下，既坚持中国学者的本位立场，又展示虚怀若谷的开放性，以现实为基础，以历史为借鉴，在国际移民研究中作出中国研究的贡献。

三、有关概念的界定及研究范围

在探讨欧盟移民政策与中国大陆新移民的互动关系之前，必须对有关的概念进行界定。这是因为，一方面，欧盟及其移民政策本身还处于不断的变化与调整之中，2004 年欧盟已由 15 国扩大到 25 国，而且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统一的移民政策至今还没有也难以形成。另一方面，前往欧盟国家的大陆新移民完全不同于老一代移民，也不同于来自港、澳、台及东南亚等其他地区的华人移民，但是与他们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被统一称之为“华人移民”或 “华侨华人”。这些都给本课题的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因此，只有对 “欧盟移民政策”及 “中国大陆新移民”进行界定，才能清楚地把握本课题的研究对象、范围。

1.本课题对 “欧盟移民政策” 的界定

欧盟 ( 欧洲联盟) 于 1993 年 11 月 1日《欧洲联盟条约》( 通称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 《马约》) 生效日正式成立，它是在欧洲共同体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20 世纪 50 年代，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 6 国先后组建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1967 年 7 月 1日，6 国将上述 3 个共同体组织合并，统称为欧洲共同体。以后又经过几次扩大，丹麦、爱尔兰和英国于 1973 年，希腊于 1981年，西班牙和葡萄牙于 1986 年加入。在欧盟成立前，欧共体共有 12 个成员国。欧盟成立后，1995 年，奥地利、瑞典和芬兰加入欧盟，欧盟成员国扩至 15 个。2004 年 5 月 1 日，东欧 10 国( 马耳他、塞浦路斯、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 加入，欧盟增至 25 国，这是规模最大的一次。2007 年 1 月，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两国加入欧盟。这样，欧盟经历了 6次扩大，成为一个涵盖 27 个国家、总人口超过 4.8 亿的当今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联合体。

值得注意的是，1993 年 11 月 1日《马约》生效后，欧共体未就其称谓的变更问题作出决定，但欧共体内和国际上越来越广泛地使用 “欧盟”，目前 “欧共体”和 “欧盟”两种称谓均在使用。本课题所指的 “欧盟”实际上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欧盟各成员国，主要涉及前欧盟 15 国，尤其是传统的西欧国家，对于后加入欧盟的东欧 12 国不在本课题研究的范围之内，但在论述中也会有所涉及; 二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欧共体/欧洲联盟，这是超国家层面的。相对应的， “欧盟移民政策”也有两层，在国家层面主要是指欧盟主要成员国的执政者 ( 包括执政党和政府)制定的政策，而各成员国内的非政府组织制定的相关政策一般不在研究范围内; 在超国家层面主要指欧共体/欧盟决策机构制定的相关政策，而对其他有关移民的国际组织很少涉及。

从时间上看，本课题并不局限于 1993 年欧盟成立以来的移民政策，而是延伸到 20 世纪 50 年代，侧重探讨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欧盟移民政策。这是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盟的主要成员国英、法、德开始接受大量移民，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这些国家陆续出台了相关的移民政策，对移民问题进行政策治理。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南欧国家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由移民输出国也变为移民输入国。70 年代初石油危机导致的经济衰退成为欧洲移民政策的转折点，也成为各国政府通过制定移民政策从政治上全面干预移民事务的开始。这些输入国中有不少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都否认自己是移民国家，随着移民问题由经济领域上升为政治事务才引起各国执政者的普遍关注。20 世纪 80年代末国际时局的巨变，造成大量移民、难民以及非法移民涌向欧盟各成员国，又再次促使各国制定政策法规，加强移民政策的协调合作，形成移民政策的综合治理，从而进一步促进了移民政策的丰富发展。与此同时，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新移民开始大量涌入欧洲各国，主要是西欧发达国家，形成了自中国人移民欧洲以来，人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分布最为广泛的移民潮，开始与欧盟及各国的移民政策发生紧密的关系。

就欧盟移民政策的内容来看，由于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因而十分宽泛，难以界定。学者托马斯·汉默在 1985 年撰写了《欧洲移民政策比较研究》，最早对移民政策的内容进行理论阐述，提出二分法，把移民政策分为两部分，即移民迁入政策( immigration policy) 和针对移民者政策 ( immigrant policy) 。前者指的是对选择和允许外国公民入境进行管理，控制外国人逗留或居住在接收国，以及进入劳动力市场就业，驱逐遣返出境也包括在其中。一般来说，所有的主权国家都把握着决定是否允许外国公民进入其领土并定居的权力，这个权力的贯彻则主要体现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的力度上。后者指的是为合法居住的移民提供各种条件，处理影响外来移民生活的所有问题，如工作、住房、社会福利、受教育机会以及文化事务等。在此方面，汉默进一步区分了直接移民政策与间接移民政策。直接移民政策指的是改善移民境况而采取的针对移民的特殊政策。由于移民代表着异国文化，存在着各种特殊需求，要求移民接受国肯定移民的合法行为，制定特殊的政策措施，以提高外来移民的生活条件并去除“合法的”歧视举措，这些政策措施通常不运用于非法移民。间接移民政策指的是能够对移民构成实质性影响的公共政策，这些政策不仅仅是为外来移民制定的，也适用于该国的所有居民，包括公民和非公民，但是政策在应用时往往区别对待，对外来移民缺乏 “公正”，带有歧视性的分配。

因此，本课题以托马斯·汉默的理论为基础，将欧盟移民政策概括为两方面: 一是移民迁入政策，也可称之为移民控制政策，包括对外来移民的准入、定居等或 “宽松”或 “严格”的外部和内部控制。实际上移民在成为公民以前，处处受到控制的作用力。二是移民融合政策，也可称之为整合政策，是针对移民者的直接、间接政策，促进外来移民与当地社会融合。当然，这两方面在现实中存在着相互交叉的影响，在移民融合政策中往往与移民迁入政策存在着联系。

2.本课题对 “中国大陆新移民” 概念的界定

其实所谓 “新移民”，一般就是指 “改革开放后移居国外的中国大陆公民”。但为什么本课题还要特别加上 “中国大陆”来界定? 这是因为迄今为止，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有关部门，对 “新移民”这一提法仍有争议。如就时间界限而言，有人主张应界定为 “二战以后”或 “新中国成立以后”，也有人主张采用 “20世纪后期”或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作为时限的界定。就地域范围而言，有人主张 “新移民”不仅应包括大陆，还应包括港澳台的移民及东南亚等地的华人再移民; 就身份构成而言，有人主张 “新移民”不应包括以留学名义出国、学成后留居当地的原留学人员，特别是公派留学人员，因为他们是以求学为目的而不是以移民为目的而出国，尤其是公派留学人员承担着报效祖国的责任和义务，承认其移民身份，不利于鼓励他们学成回国服务。还有人主张，为避免 “敏感”和引起新移民与老华侨的矛盾，应称呼 “新华侨”，等等。

虽然有种种争议，但由于这一称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政府部门首先提出的，它的使用并没有成为一种泛指，多数人还是用 “新移民”这一概念指代 “改革开放后移居国外的中国大陆公民”，不包括港台移民，因为他们与大陆移民虽然同属中国移民的范畴，具有文化和种族上的共性，但港台移民的背景、动机和类型都不同于大陆移民，也就是说后者具有不同于前者的特点。至于东南亚等地的华人再移民更不包括在中国新移民的范畴之内，因为他们是属于第三国的移民活动。本课题也是采用这一概念，不把港台移民和东南亚华人再移民纳入研究范围。但要说明的是，由于缺乏大陆新移民在欧洲的准确数据统计，在本文中对欧洲华侨华人的数据引用中，往往包括港台移民和东南亚华人移民，这是本课题研究的一个缺陷，但在分析中尽量与港台移民、东南亚华人移民进行比较来看清大陆新移民的特点与趋势，以弥补此之不足。因此，为了进一步强调研究的对象，避免误解，所以本课题加上 “中国大陆”以明确。基本上，在本文中， “中国大陆新移民”与 “新移民”可以互换使用。

本课题也不使用 “新华侨”的称谓，是因为 “移民”的含义十分广泛，是国际通用的概念，不是法律概念，因此，用 “移民”的称谓更科学、贴切。而之所以说他们 “新”，是因为: 第一，他们之所以能够出国，是受惠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政策，改革开放是大陆公民移民活动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是他们得以实现跨国迁移的先决条件。1949—1978 年，中国大陆因私出国者只有21 万人，而 1978 年以来，据外交部领事司的估计，至 1996 年，在世界各国已取得居留权的大陆新移民约 100 万人以上。国务院侨办的说法是改革开放以来有 200 万中国公民移居海外。这种大规模的移民活动显然以改革开放为背景。在欧洲，目前华侨华人总人数已达 100 多万 ( 有人认为是 200 万) ，是华侨华人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这与近三十年来大陆移民有直接关系。第二，这一群体移民的动机、途径、在当地的处境等都有不同于老一代移民的特点。尤其在欧洲，华侨华人的人数始终很少，因而，大规模进入欧洲国家的中国大陆移民很容易就能显现出来。从陆路经俄罗斯和东欧到达西欧的大陆移民是尤为突出的、真正的 “新移民”现象。

至于留学人员，国内外学者也普遍认为应当把他们纳入新移民的范畴。牛津大学彭轲 ( Frank N.Pieke) 教授在 《中国人移民欧洲的近期动向: 福建移民透视》一文中就指出: “如果认为留学生、访问学者与 ‘新移民’毫不相关则是错误的认识”。这是因为在我国，留学作为一种移民手段是很普遍的现象; 而且有不少以留学始、以居留终的留学人员已取得所在国居留权，或已加入所在国国籍，因此，应把他们视为新移民。但是在本文中，不把他们作为研究重点。因为，除非是把留学当作是一种便捷的移民手段，留学生与文化学者、技术移民、投资移民常被视为是精英移民，他们在欧洲中国大陆新移民中所占的比例是非常小的。以浙江青田人为例，他们不是通过留学方式出国，而是通过亲属关系移民海外的，在 1979 年至 1995 年青田合法出境的 4万人中，农民占 50%，工人占 25%，商人占 12.5% ，学生占7.5% ，干部占 5% 。福建的新移民中 90% 也是以家庭团聚方式出境的。在欧洲，留学生与文化学者转为 “工作居留”相对困难，特别是找到适合自己的长久的位置很不容易，他们或是回国或是赴第三国如美国、加拿大等国谋求发展。尽管西欧主要国家近年来放宽政策以吸引技术移民，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仍然没有美国、加拿大那么具有吸引力。大陆投资移民更是寥寥无几，虽然近几年随着中国大陆经济的发展，也出现了为数不多的大陆投资移民，但整体看实力并不强，在欧盟各国的投资创业多为中小型企业。基本上前往欧洲的新移民绝大多数是非精英移民，也就是说，他们既不具备接受国所需要的科学技术能力，也不属于投资移民，更不是东方文化的精英，他们靠着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进入欧盟各国，以低廉的劳动力价格、中国特色的手艺以及家庭经营方式在欧洲社会的边缘拓宽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这些非精英移民由不同的群体组成，其中也包括非法移民。目前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产生重大影响、引起广泛关注的中国大陆新移民就是指他们。他们的移民动机、迁移方式与生存状态各具特色，分析他们与欧盟移民政策的互动，可以对欧洲的中国大陆新移民有一个全面、正确和清晰的了解。因此，本课题侧重于对中国大陆新移民中的非精英移民进行探讨。当然，对留学生与技术移民及投资移民，在论述中也会有所涉及。

四、主要内容、研究方法与创新和不足

1.主要内容

本课题的主要内容，是以国际迁移理论为研究基石，对欧盟及其成员国移民政策的产生、发展与调整进行分析，阐述欧盟移民政策的变化与外来移民的互为影响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对中国大陆新移民进行考察，分析欧盟及各国移民政策与中国大陆新移民的互动关系，对中国大陆新移民的迁移行为、流动特点以及融入方式进行剖析，全面客观地认识在欧盟各国的中国大陆新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并以中国大陆新移民为参照对象，尝试提出解决困扰欧盟的移民问题的建议与思考。

重点要解决的问题有两个，一是欧盟及各国的移民政策的主要内容有哪些，它们是如何制定的，它们又怎样因外来移民的影响而进行调整与演变的。这要通过对欧盟国家外来移民的历史与欧盟主要国家的法律、法规及一体化进程中的欧盟的条约进行分析，才能作出归纳与概括。由于目前国内外对欧盟移民政策的研究尚没有系统、全面的力作，这给本课题的这项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但却是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二是欧盟及各国的移民政策与中国大陆新移民之间是如何进行互动的，欧盟移民政策对中国大陆新移民的准入、定居、流动与融入有哪些影响，中国大陆新移民又促使欧盟及各国的移民政策做了哪些变化与调整。在对中国大陆新移民进行定量、定性分析的基础上，探寻两者的互动，并从中寻找两者的症结所在，提出具有一定现实意义的政策构想，是本课题要解决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也是目的所在。

2.基本框架

本课题包括绪论、第一章至第四章、结束语等六部分。

在绪论中，就选题的缘起与意义、有关概念界定与研究的范围、主要内容与基本框架予以勾勒。在分析、回顾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本课题的着力之处和重点构思、研究方法以及创新与不足之处作了简要概述。

第一章，首先从宏观视角描述国际移民的发展趋势，将中国移民纳入国际移民视野，然后从理论视角对各种国际移民理论进行述评，指出移民的复杂性使得难以用一种综合的理论加以解释，本课题是从政策角度来具体研究中国大陆新移民。

第二章，首先分析了欧盟国家的外来移民及其影响，指出在移民问题上的矛盾心态构成欧盟及其各国移民政策的基础，然后对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移民政策的发展和演变进行分析，指出欧盟移民政策与外来移民是互为影响的。

第三章，对欧盟国家的中国大陆新移民进行考察，对他们的迁移行为、流动特点及现状进行剖析，然后以中国福建、浙江的新移民为例进行个案研究，探讨他们移民欧盟国家的动力机制。

第四章，对欧盟移民政策与中国大陆新移民之间的动态变化进行分析与概括，探讨欧盟移民政策与中国大陆新移民的迁移与融合是如何互为影响的，从微观上具体探讨中国大陆新移民向欧盟国家的移民潮以及他们在欧盟国家的流动、居住、生活与融入方式。

在结束语部分，对未来的中国人移民欧洲的趋势进行前瞻性分析，针对欧盟移民政策与中国大陆新移民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中国与欧盟应共同合作解决移民问题，并对他们的努力方向提出具有现实意义的见解。

3.研究方法

如前所述，新移民研究已突破 “华侨华人研究”的范畴，进入了各学科之间相互交叉、交融的 “国际移民研究”范畴，因此本课题采取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包括历史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人口学、社会学等，从多学科、多角度来研究中国大陆新移民。例如，在探讨欧盟及各国移民政策的演变时，需要运用历史学与政治学; 在分析欧盟移民政策的内容时，需要运用法学; 在考察中国大陆新移民时，需要运用经济学、人口学及社会学等。

在多学科运用时，还需要有总体的研究思路，这样才能使多学科有机地结合，而不是机械相加。本课题研究的总体思路有:①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把中国新移民纳入国际移民视野中进行宏观研究，从整体上把握中国新移民在全球移民大潮中的趋势及特点。同时，通过个案研究，对中国新移民进行具体分析，从微观上把握新移民的构成、运作机制以及流动、融入方式等。宏观与微观的研究相结合，能够全面、客观地认识中国大陆的新移民。②横向比较与纵向比较相结合。通过对欧盟移民政策演变过程的每个阶段进行纵向比较以及对欧盟主要成员国移民政策的横向比较，揭示欧盟移民政策的动态变化与各国的差异对中国大陆新移民的影响。同时，通过对中国移民欧洲的历史进程进行纵向比较以及对新老移民之间和不同新移民之间进行横向比较，揭示不同的中国大陆新移民的共性与个性及其对欧洲社会的影响。③归纳概括与定性定量分析相结合。对大量的零碎材料、数据进行分析、归纳与概括，同时对欧盟移民政策与中国大陆新移民之间的动态变化进行定性定量分析，揭示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并把握中国新移民在全球移民潮中的影响。

4.创新与不足

本课题的创新之处有两点: 一是内容的创新。如前所述，对欧洲的中国新移民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是研究的热点，但同时也存在较多的研究空白点，从欧盟移民政策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大陆新移民，尚未有专著与系统性论文。本课题就是对国际移民研究的这一薄弱领域的具体深入探索与拓展，这无疑是一种创新，也是一次巨大的挑战。二是研究的创新。本课题尝试改变以往对移民研究的单向度、静态的分析与描述，对欧盟及各国移民政策与大陆新移民这一互为影响的动态过程进行多向度的、发散式的研究，并将其纳入全球移民浪潮中进行宏观分析，从全球、欧盟各国、中国各地区以及新移民的中转地等多角度考察这一动态过程，力求全面、准确、深刻地反映中国大陆新移民与欧盟移民政策的变化。这种尝试无疑也是一次大胆的创新。

由于一些主客观原因，使得本课题的研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由于本课题要采取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但本人对许多学科只是初步了解，并没有完全掌握一些学科的理论与研究方法，这样在本课题写作的过程中难免生硬、机械，不能做到有机结合，使得一些分析不够准确。其次，欧盟是由许多国家组成的，主要国家有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等，有关材料涉及英语、法语、德语、荷兰语等，但本人只掌握中文与英文，对涉及其他语种的材料无法研读，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本课题的研究。第三，由于研究经费及其他原因所限，本人也不可能前往欧洲各国或是新移民来源地的一些侨乡进行田野调查，因此缺乏有针对性的第一手材料，只是借助于大量的二手材料进行归纳与分析，这难免不能准确把握中国大陆新移民的情况。好在国内外前辈学者都做过此类工作，并且对他们的调查都进行过系统的归纳、整理，他们的研究成果对本课题的研究帮助巨大，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此项不足。第四，由于统计的困难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中国政府或是欧盟及各国政府公布的一些数据都不完整和准确，尤其是有关非法移民的统计数据，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本课题的研究。此外，本课题要研究欧盟的移民政策与中国大陆新移民的互动关系，这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例如，原本 2004年欧盟会出台统一的移民政策，但是至今没有出台。在本课题的写作过程中也许中国大陆新移民与欧盟移民政策会出现一些新的变数，因此本课题的写作可能会有一定的滞后性。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本人水平有限，对驾驭这样重大的课题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在框架结构与理论构建上还不够完善，在一些问题的论述上不够全面，例如较少涉及中国政府的政策，而这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个问题，这都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深化与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