贰 大哥赵恒惕
赵恒惕任湖南省长时像
以福祸得失付之天，以赞毁予夺付之人，以修身立德责之己！
——赵恒惕书《明儒学案》语
赵恒惕？
是不是那个大坏蛋大军阀呀？
是啊！就是那个大坏蛋！可为什么赵恒惕是大坏蛋呢？回答的人笑着摇头离去，反正，人家都这么说。
有位哲人曾说，现实世界有两个历史，一个是真实发生的历史，另一个是历史学家眼中的历史。但无论是真实发生的历史还是历史学家眼中的历史，都不能脱离当时具体的社会环境。一个血肉丰满有着喜怒哀乐的人，绝不是要么是白，要么是黑的黑白两面！
“大军阀”赵恒惕
说起赵君迈的少年时期，不能不提他的大哥赵恒惕。关于赵恒惕这个人，从历史的角度，对他的功过争议颇多，很难用一句话来说清楚。而作为家庭成员的赵恒惕则很简单，他是赵君迈的哥哥，也当之无愧地成为赵君迈生命中一个重要的引路人。赵恒惕理性、仁慈、坚忍与宽容的性格，无一不深深地影响到成长中的赵君迈。
赵恒惕在现在民间一般人眼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军阀，军阀这个概念对老百姓而言，不是好人，而对于赵恒惕这样一名生逢乱世的大军阀，就如同今天人们眼中的牛魔王一样，虽然本领不小，却是丑化了的坏蛋形象。但要按照胡适先生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观点，来细数牛魔王所做过的恶事，却也并非易事，赵恒惕也是这样，我们如果立足于几个基本的事实说话，也许结论会比纯情绪化的语言，来得更稳妥公正。
在同时代的政治人物眼中，赵恒惕是一位木讷寡言却深富主见的军事家与政治领袖。他生逢乱世，在与各派政治领袖交往中，竟能保持文人的独立精神，恪守君子和而不同的理念，遇事不盲目应从，因此，无论他的战友和敌人，都能给他很高的评价。他的敌人吴佩孚与他称兄道弟；他追随过孙中山与蒋介石，他们始终对他礼遇有加。1927年12月1日，北伐结束以后，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举行的婚礼上，即便是赵恒惕已成为赋闲在家的平民，蒋介石都没有忘记他这位老朋友，将他列入私人的贵宾之列，给予充分礼遇[8]。在史学家的眼中，赵恒惕也是一个极富个性的人物，人们对他的评价有很多的说法，学者丁中江说他“宅心仁厚”[9]，这是一个很中肯的评价，因为学者们很难将赵恒惕这么一个人写成一个反面人物或是写成一个坏蛋，这未免让后来很多将他说成是大军阀与大坏蛋的人有些失望。在对赵恒惕等辛亥老人的评价中，最有趣的是李敖，这家伙什么话都敢说，但他说的多半是真事。
2005年9月21日9时30分，李敖在北京大学礼堂演讲时，给北洋军阀们也说了几句公允的话，他说：“我们不要再骂北洋军阀，北洋军阀有这个肚量敢把全国最好的大学，交给和他敌对的政治势力——国民党党员蔡元培手里去办，才有了后来兼容并包，成就五四新青年的北大，大家没有资格骂北洋军阀。”[10]
李敖这话说得有些意思，也许坐在下面的很多学生不同意这说法，但至少李敖不是在人云亦云地说些让人不知所云的话。我们要做历史性的反省，如果我们将历史仔细地过过脑子，就会发现，一个国家的政府，或是一个地方的军阀，其作为小一点，反而会让地方的百姓获得更多的自由空间。
赵恒惕，字夷午、炎午，出生于1880年（清光绪六年），母亲李氏，为登仕佐郎李振声的小女，赵恒惕幼时，父亲赵甓庸给他取了个小名叫瑛郎，据赵恒惕自己说，他五岁发蒙，不甚聪颖，读书常难于记诵。[11]
赵甓庸有一兄赵仲弢，为赵君迈的大伯父，才华出众，是清末重要的改革派人物。清末，中国这头睡狮，最终被自己发明的火药给炸醒，梦醒之初，有两股改革力量在推动中国的变革发展，一股为戊戌变法，通过帝党来实现中国新政，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改革路线，其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帝党的胜利之上；而另一股改革派势力则是湖南新政，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渐进式温和路线。很多后人只知戊戌变法而不知湖南新政，而在当年，两者实则同等重要。
1897年11月，德国强占中国胶州湾事件发生，湖南有识之士谭嗣同、陈三立、熊希龄、郭嵩焘、赵仲弢等人感到一股亡国之祸近在眼前，提出了很多维新之策，如开办南学会、时务学堂以兴民智，办《湘报》以放开言论。他们创立南学会而不称湘学会，是意欲将湖南与广东、广西连成一气，梁启超对此提法非常认同，他说：“今日救中国下手功夫在通湘、粤一气，以湘之才，用粤之财。”[12]在湖南早期推行新政的新思潮代表人物中，赵君迈的伯父赵仲弢，是最早倡言立宪与提倡新学的核心人物，他曾说：“自古以来，未有无学而国不亡，有学而国不兴者，故师重焉。”[13]他提倡中华民族要学习西方的民主与科学，走还政于民的立宪之路。在他们不遗余力的努力下，湖南新政如同一股灼热的风，吹拂着年轻学子的火热之心，当时在湖南学生中流行的一首歌唱道：“中国若是古希腊，湖南定是斯巴达；中国若是德意志，湖南定是普鲁士；若谓中国即将亡，除非湖南人尽亡。”
听听，这是何等的气概！有学者称湖南人器识宏旷，且有一种持之以恒的霸道，此言是不假的。中国的发展历来不缺少机会，也不缺少人才，中国数千年来唯一缺少的是能够一以贯之的好制度。
赵恒惕的父亲赵甓庸身处在这样热闹的时代场景中，内心自然也静不下来，他不愿他的瑛郎放过这样一个良好的发展机会，虽然他爱瑛郎甚于自己的生命，但他同样明白玉不琢不成器的道理，在赵恒惕八岁的时候，赵甓庸将他送至伯父赵仲弢处，让赵仲弢对赵恒惕加以调教。
赵恒惕虽性情木讷，不善言谈，亦不活泼好动，却有一个好处，就是认准了一个方向不容易回头，比如说宪政，他小时候在他伯父那学到了这一理念，从此一生追逐，至死都没有改变。这种牛犊子性格，在当时就有所表现，赵恒惕到伯父家的时候，才是一个多大点的孩子呀，就表现出了常人没有的刻苦与毅力。
据赵恒惕晚年时回忆说，他被送到伯父家的时候，恰好伯父有公事要去外地出差，便让家人把赵恒惕随意安置一下。当时，伯父家中人丁太多，没有谁上心去照料这个半大的农村孩子，随便把他带到一间书房，事就过去了。
一周后，赵仲弢出差回来，忽然想起小侄赵恒惕在此，却四处不见人影，忙问家人，家人说已安置在后院书房。赵仲弢连忙过去探视，见赵恒惕正在执卷看书，一旁放着他来时的背包、行李，赵仲弢以为赵恒惕生气要走，忙向他解释原由，并说公务繁忙多有怠慢什么的。
赵恒惕听后一头雾水，说他没有准备走啊。
赵仲弢问，你不是准备回去，那为什么将背包行李都收拾好了？
赵恒惕看了一眼行李说，我来时就一直这样，还不曾来得及打开背包呢。
赵仲弢问，那你这几天睡觉怎么办？
原来，赵恒惕见书房有那么多好书，这一周时间根本就没上床睡过觉。他坐在这看书，看书看累了就在这桌上趴一会，醒来就又接着看，饿了的时候，就从包里拿出几个干饼子吃，渴了自己跑外面水缸里舀一瓢凉水，就这么一晃一周时间过去了。这让赵仲弢很感动，虽然说赵恒惕一点没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但中国有句老话：三岁看小，七岁看老，赵仲弢感觉孺子可教，开始认真地调教赵恒惕。
在赵仲弢这里，赵恒惕从中国国学中的宋明理学，训诂、辞章，到西学中的科学精神和民主立宪运动，无不涉猎，尤其是赵仲弢中西融合的教育理念和民主宪政思想，在幼小的赵恒惕心中，埋下了强国梦的种子。赵恒惕当上湖南省长兼湘军司令以后，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在湖南推行民主宪政，后来，他通过不懈努力，真的成为在中国实践民主宪政的第一人，其伯父赵仲弢的影响功不可没。
赵恒惕在伯父赵仲弢处，潜心苦读了两年，光绪十六年3月14日，赵恒惕十岁的时候，他的生母李氏病逝，[14]赵恒惕离开赵仲弢，回家为母亲守孝。
失去母亲的痛苦令赵恒惕悲痛异常，从此，赵恒惕变得更加寡言与成熟，好在他父亲赵甓庸对他甚为疼爱。赵甓庸在他的瑛郎未成人之时，曾十年未再娶新妻，这对一个著名的乡绅而言，做到相当不易，赵恒惕也非常懂事，一直随侍父亲左右不离寸步，直到出国留学日本以后，父子俩还每周都有书信往来，这让远近百里的乡邻无不钦佩。
赵恒惕少年时也全力置身于科举，但他的科举之路很不顺畅，据他自己回忆说：“两次应童子试，均不得售。旋以国子监生赴乡闱，中秀才后，发誓不再入科场。”
1902年，一个新的历史机遇改变了赵恒惕的命运，两江总督张之洞锐意革新，在湖北创办方言学堂，赵恒惕负笈湖北参加考试并考取，但方言学堂费用不低，好在赵君迈的二伯父赵仲楠及二伯母周太夫人出面资助了400两银子，方能就读。[15]赵恒惕入学后，成为品学兼优的优秀学生，深得方言学堂监督程颂万的赏识与爱护，1903年，赵恒惕被选送日本留学，与宋教仁等同船赴日，开始了他一生的革命征途。[16]
辛亥革命时险遭袁世凯就地正法
赵君迈的大哥赵恒惕是中国辛亥革命前最早加入革命党的“铁血大丈夫”成员之一，是创立同盟会的元老，中国辛亥革命的急先锋和促使民国政府成立的重要功臣。无论是资历、人脉、能力，还是为国家、民族作出的贡献，他都是有条件做大官的，像他的同学兼好友蔡锷、黄兴、宋教仁、于右任、阎锡山，哪一个不是权倾一时，左右历史的响当当的人物？赵恒惕却奉行孙中山先生说过的话，“要做大事而不是做大官”，他用毕生的经历实践着中山先生的这句话。这也是赵君迈在大哥那儿学到的影响他后半生的一句话。
赵恒惕赴日之时，正是西风东渐、吹醒中国的时候。在国内，革命浪潮此起彼伏，而这些留日的青年学子，如早晨八九点的太阳，大梦初醒，有一股从骨子里透出的自信，在留日学生1904年出版的《第五次留日学生报告》的序文中，开头就说：“夫当今日之世界，所谓老大之国，欲延一线之生机，而立将来之基础者，非留学生其谁与哉？”[17]
能立将来中华之基础者，不是留学生还能有谁啊？这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舍我其谁的志气，代表了当年留日学生时不我待的心情，就是今天听起来，都止不住令人为之欢呼。推翻帝制，走向共和，是所有留日学生的梦想，也是所有留日学生的目标，这位从湖南大山走出来的木讷寡言的赵恒惕，一下子如蛟龙入海，成为这群热血男儿中的一员。
李敖曾写了一本很厚的书，叫《蒋介石研究》，对蒋介石平生所做过的一些事进行考证，考证出很多新发现，比如，他考证到在蒋介石的自传中，称自己是中国最早的“铁血大丈夫”成员，李敖不同意这个说法，他还拿出了很多证据来说事。
“铁血丈夫团”是中国早期留日学生中的一支敢死队名称，成员都是革命军中精英中的精英，随时准备为中国的革命献出生命。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很重要的一个团体，其最早的成员有28人，后又有人补充说是32人，但无论是28人说，还是32人说，李敖都将蒋介石排除在名单之外，[18]反而是赵恒惕，无论哪一个版本的说法，他都名在其列。李敖无意间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赵恒惕是中国最早的革命党的骨干成员。
根据赵恒惕自己的回忆，他在学习其间，与湖南留日学生黄兴、宋教仁、程潜、唐继尧、姜登选、曾昭文等，组织革命同志会，后又与黄兴等人创建以湖南、湖北为主要活动地的华兴会。1905年，孙中山先生抵横滨，赵恒惕参与了孙中山与黄兴的首次历史性会见，也就是这次会见后，孙中山得以联合光复会、华兴会等留日主流社团，创办中国同盟会，赵恒惕是同盟会最早的会员之一，他与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同仁一道，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同盟会的成立，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和清王朝的崩溃奠定了基础。
1906年，赵恒惕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炮科，与唐继尧、阎锡山、程潜、李烈钧等人成为同班同学。同年，黄兴从加入同盟会的陆军士官生中，选择坚贞可靠的骨干28人组成“铁血丈夫团”，这中间就有赵恒惕、黄郛、李烈钧、程子楷等人。在沈云龙编撰的《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或是《阎锡山回忆录》中，都有赵恒惕、黄郛、李烈钧、阎锡山、张群等28人参加黄兴创组的铁血丈夫团的记载。据赵恒惕自己回忆说，他成为28人铁血丈夫团骨干后，还曾与程子楷、杨卓鳞等同学在假期与人学习制作炸弹，以备革命之用。
两年后的冬天，赵恒惕在士官学校炮科毕业，与同学蔡锷将行李打点完毕，正准备回国，11月14日，传来光绪皇帝死于瀛台的消息，赵恒惕还没回过神来，清廷西太后慈禧又随光绪而去，国内政局一时乱象丛生。清政府考虑留日毕业生同时回归的人数太多，怕滋生事端，乃一反往例，将国内的一切事务暂缓，令一批同学先行回国，而让一批学生留日任见习士官，翌年方准返国。所以，蔡锷就列入了先回国的那一批，赵恒惕留在后一批，在日本又多实习了一年。
1909年，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登基，改国号为宣统，历史上称该年为宣统元年。这年赵恒惕由日回国后，应陆军部甄试及格，考取举人。[19]赵恒惕是中国近代史上，取得文秀武举功名中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之一。赵恒惕考取举人之功名时，广西巡抚张鸣岐正在京城招纳留日学生，他慧眼识才，挑中赵恒惕，让赵恒惕跟随他赴桂，负责广西兵备处事务。赵恒惕本来对入广西一事兴趣不是很大，但听张鸣岐介绍，先他一年归国的同学蔡锷，此时也在广西，任讲武堂监督，于是，赵恒惕同意随张鸣岐前往广西。
赵恒惕入广西后，张鸣岐令赵恒惕主持兵备处与学兵营工作，也就是组建军队与训练军队。赵恒惕施展了自己的全部才能，将学兵营的部队训练成一支来之能战的军队。可就在赵恒惕将工作全面展开的时候，张鸣岐却因故要离开广西，赵恒惕与蔡锷商量后，本着同进退的原则，决定一同辞职离开。
1911年春，赵恒惕返湘后，准备在家与父亲和赵君迈等兄弟姊妹团聚一段时间再去云南工作。巧合的是，新上任的广西巡抚沈秉堃，是赵恒惕伯父赵仲弢的多年好友，无意间在赵仲弢的家认识了赵恒惕，两人相谈之下都甚感投缘，这让刚从广西回来不久的赵恒惕，又随另一名伯乐返回广西。
沈秉堃，字幼岚，湖南长沙人，监生出身，此时刚从云南布政使升为广西巡抚。赴任途中，沈秉堃在衡山停留数日，本来是为了看看南岳美景，再拜访拜访老友赵仲弢，在赵仲弢处，因赵恒惕的父亲赵甓庸对沈秉堃也甚为熟悉，故被邀去作陪，这个偶然的机缘牵出了赵恒惕。沈秉堃见赵恒惕仪表堂堂，身高在一米九零以上，不怒自威，加之留日背景与武举人身份，又对广西的军、政情况很熟悉，像赵恒惕这样的人才对他来说，正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如果不用这样的人才，那是他的损失。
赵恒惕随沈秉堃到广西后，沈秉堃升赵恒惕任广西干部学堂监督，也就是以前蔡锷的位置，相当于后来的军校校长，并掌管学兵营。不久，赵恒惕就将广西混成协组建出来，他也同时升任广西混成协都统。清朝实行的军衔制度为三级九等制，分行正、副协都统，正、副协参领，正、副协军校，相当于后来军队中的将、校、尉军衔等级。协都统是将军，参领相当于校官，军校相当于尉官。赵恒惕的协都统在清朝新军制中，属于正规军的少将旅长，混成协是当时新式军队的建设模式，是炮兵、骑兵、步兵的混合体，有很强的战斗力，武器装备和官兵训练模式都很超前，也就是说，赵恒惕手下有一个现代化装备的混成协。这年8月20日夜，革命党人在武昌首举义旗反清，在武昌的清朝文武官员都弃城逃走，革命军推举官阶较高、名声较好的黎元洪为都督，宣布独立。
赵恒惕得到消息后，力劝广西巡抚沈秉堃响应，沈秉堃听从赵恒惕的意见，宣布广西独立，并就任广西都督。转制期间，赵恒惕率他手中的混成协进入省城维持秩序，没人敢出来闹事。
当时，赵恒惕已为广西新军协统。不久，赵恒惕将他的混成协整合成援鄂北伐军，随沈秉堃一道，浩浩荡荡地离开广西开赴湖北作战。赵恒惕率领的广西北伐军于10月初从桂林徒步北上。到武汉后，南军推湖北都督黎元洪为南军总司令，黎元洪将各路援军重整编制，任赵恒惕为左翼军司令、李烈钧为右翼军司令。赵恒惕接受任命后，连夜率湘桂联军开赴前线。在与北军交锋中，组成敢死队突入敌阵，经过几次大的战役，湖北局势稳定下来。不久，清军向孝感撤退，赵恒惕又率军渡过襄河左岸，经汉川县茅神渡折而向东，抵达孝感县，与汉水北岸的清军对峙。黎元洪对赵恒惕的援军给予高度评价：汉阳失守，人心浮动，武昌几致不守，若非贵军救援，大局不堪设想。就在赵恒惕、李烈钧摆开阵式准备迎敌的时候，南北却议和停战，成立了新的临时政府。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缺乏经济实力的他最终只得选择与袁世凯言和。袁给了孙中山最高礼遇与全国铁路总督办的美差，同时任命黄兴为南京留守，负责将南方革命军队伍全部解散。没钱的话，十几万军队就是十几万张口，一地无业军人聚集过多，无粮无饷很容易使之变成乱世之源。黄兴一上任便感觉到了一种压力，他本希望向袁世凯求援能派北军来南京维持，袁置之未理，黄想到了赵恒惕，赵是他两湖书院时的同学，在日本时也时常来往，武昌战役时俩人在汉口还见过面，黄兴请赵速率军从汉口开往南京。赵恒惕带部队从武昌开拔前，因军饷欠缺，向黎元洪借款五万银元。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五万银元赵恒惕可以说是借，也可以说是支取的军饷。为什么可以说支取？有三个原因：一是黎元洪是南军总司令，是元帅，赵恒惕是他封的左翼军司令，是他手下的将军，他令赵恒惕领兵打仗，理应负责下属军队的军饷，所谓当兵吃粮，天经地义；二是黎元洪有钱，他是湖北省都督，湖北是全国有名的富庶之地，他有能力解决属下的军费；第三，在有枪就是草头王的时代，军队对地方来说是把双刃剑，如果有军队在他的地盘上闹饷，这对地方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所谓请神容易送神难，赖在一个地方不走的军队自古以来就多的是，刘备他们早年就是这么干的。理由虽然充分，但这件事情被他父亲赵甓壅知道后，不同意赵恒惕这么做，让他立即将借黎元洪的五万银元款寄还。这事情让黎元洪吃惊不小，在那个战乱的年代，军阀借款还能归还，让黎元洪不得不对赵恒惕更高看一眼。
这事从黄兴那边的角度，也能看出赵恒惕所部的重要，黄兴清理军队时口袋里没钱，他将赵恒惕的桂军合编为第八师，任命赵恒惕任该师第十六旅旅长，授陆军少将军衔卫戍南京。
那其实是一场非常危险的游戏，南京城内不时能看见有军队闹响而引发的流血事件，这中间，赵恒惕不仅协助黄兴平息了赣军南京变兵，将二百余名带头闹事的首要分子当场正法，并将剩余的赣军全部从南京送回江西，还在南京城内查禁取缔了刚处在萌芽之中的军人组织大公党，至1912年5月，南京裁军在一片哀怨声中顺利完成。
在湖南的谭延闿听说了赵恒惕的事情，如同阴霾天中看见了久违的阳光。6月中旬，谭延闿派机要秘书吕苾等人赴南京面见赵恒惕，一见面，便叫苦不迭，摆出了一笔账，说是去年旧历年底，省政府向财政司提出的拨款请求共达700万两，其中与军队有关的支出至少为450万两。那时候湖南光军队就有6个陆军整编师，这6个师的每一个师长在湖南都可谓是爷，没一个是谭延闿敢惹得起的，因害怕他们闹事，全省整个的财政使用款项，一切都要以先用来满足军队需求为首要，在全部付清他们的饷银之前，所余款项不得用于其他的目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谭延闿希望借助赵恒惕的威望，出面助湘裁军。赵恒惕与黄兴协商后，带一团自己手下的精兵，以借道返桂之由驻兵湖南。这年初冬，赵恒惕率军到长沙后，因其名望，湖南湘军旧部无人生事，所以谭延闿缩编部队结果尚称圆满，赵恒惕与谭延闿的合作也从此开始。
翌年，袁世凯使人暗杀了曾经与赵恒惕一同乘船赴日的同学宋教仁，惹怒了全国的革命志士。宋教仁是国民党的重要领袖，也是赵恒惕最好的朋友与事业伙伴之一，在国民党高层中，他是最认可在中国实行民主宪政的人，可惜他也走得早，要不然赵恒惕在中国实行的宪政改革会走得更远。
7月，孙中山、黄兴在南京组织二次讨袁，第一时间站出来响应讨袁号召的，就是湖南的赵恒惕、江西的李烈钧还有上海的陈其美。赵恒惕为响应孙中山的号召，[20]亲率部队赴湘北岳州布防，并向湖北蒲圻的鄂军发起进攻，大获全胜，后江西李烈钧兵败江西湖口，接着，粤、皖取消独立，到8月13日，各路义军相继失败，孙中山、黄兴、李烈钧等人都相继流亡日本，让在湖北的赵恒惕部队一时成为孤军，袁世凯派汤芗铭领兵征讨，赵恒惕因寡不敌众被俘。
赵恒惕被俘后，汤芗铭不敢造次，电请袁世凯裁决，袁因赵恒惕力主立宪，而手中又握有重兵且善于带兵打仗，将之视为心腹大患，密电汤芗铭将赵恒惕就地正法。这对赵君迈的家庭而言，无异于一个晴天霹雳，这场致命的横祸差点毁了赵君迈的家庭，夺去赵君迈父亲赵甓庸的生命。当时赵君迈年纪尚小，才十二三岁，正处懵懂的年纪，而瑛郎是赵甓庸毕生心血的结晶之一，这种舐犊之情，从他给赵恒惕写的大量家信中可以看出。事实上经此次重大打击之后，因耗费巨大精力，赵甓庸身体状况急剧衰退，并在三年后因病去世。
在赵恒惕身遭不测之时，他父亲亲赴长沙四处托人活动，幸有赵恒惕留日同学伍祯祥旅长出面帮忙，压住了汤芗铭对赵恒惕的行刑期限，并联名湖南湘军官佐向袁世凯上奏折道：赵恒惕是中华民国的军人，按中华民国的相关律例，军人犯法应依军法审办，不可随便处决。当时，军人在政府体系中占有相当分量的话语权，尤其是赵恒惕个人在军中的威望，让袁世凯都不得不有所顾忌，这让赵恒惕得以不死，被改令押送北京审判。
赵恒惕被押解经过武昌时，黎元洪听闻此事后召见了赵恒惕。黎元洪自1912年赵归还借款后，对赵颇为器重，故能仗义援助。黎元洪电询袁世凯对赵恒惕如何处理，袁答复解送北京军警执法处。黎元洪一听是送往全国闻名的杀人机关，立即反对，因为犯人解入该处，即无生还之可能，那地方只要上面发一个话，犯人晚上便会遭狱吏活活打死，第二天便告病亡。黎元洪同样以赵恒惕是军人为理由，要求袁世凯将赵恒惕改送陆军部执法处经办，黎给袁发电报说得很坚决：“如杀赵君，失天下心。”袁见黎出于真心，允其请。赵恒惕被送到北京后，被陆军部军事法庭处刑期十年，在京城监狱被关了一年多，1915年夏，由黎元洪、蔡锷力保，才被袁世凯特赦出狱。他出狱后，与父亲和赵君迈等家人寄居北京。期间，赵家人只与黎元洪、蔡锷、杨度等少数人交往。是冬，蔡锷与赵恒惕先后离京，蔡秘密赴云南，赵亦摆脱军警监视，潜赴天津，再由天津至上海，在上海与谭延闿会合后，一块找到了湘督汤芗茗的哥哥汤化龙。汤化龙给汤芗茗写了封亲笔信，由赵恒惕带着由沪返湘，策动汤芗铭在湖南独立。
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公开分裂，迫于国内形势的变化，5月29日，汤芗铭宣布湖南独立，自任都督，同时，重组湖南第一军，任曾继梧为军长兼第一师师长，赵恒惕为第二师师长，李佑文为赵部第一旅旅长。
不久，赵恒惕等人拥湘人谭延闿回省二次督湘。8月3日，由总统黎元洪正式任命谭延闿为湖南省长兼署督军，同时任命赵恒惕、陈复初为暂编湖南第一、二师师长。但这任命只不过暂时维持了几个月时间。1917年5月，北京政府发生了府院之争，黎元洪下令免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段祺瑞职务，并请徐世昌出任总理，在总统黎元洪通电发向全国之时，总理段祺瑞也向全国发出通电。趁着这混乱的当口，北洋军张勋率军在6月9日那一天把北京城给占了，迎立小皇帝宣统。总统黎元洪避入日本使馆，通电各省出师讨伐张勋。7月2日，段祺瑞重新掌握政权，决定将湖南的都督人事收回，改派傅良佐为湖南督军。湖南易督令一下，湖南问题成了南北问题，这中间最着急的一人，是西南霸主陆荣廷。陆荣廷示意湖南谭延闿、赵恒惕采取武力抵抗，答应到时候与云南唐继尧联合出兵援助湖南。不巧的是，那段时间赵恒惕因父丧丁艰在身，在衡山老家守孝。谭延闿没能沉得住性子，在长沙召开军事会议，想摸一下湘军将领的态度，遭到众多湘军将领冷淡的抗拒，谭自知驾驭不了他们，9月1日，在茶陵电辞湖南省长，声明由赵恒惕暂代督军，处理湘省一切，随即悄悄离开湖南赴上海。
正远避都市之野为父守孝的赵恒惕，对湖南发生的这一切，怎可能置身事外，然而他当时最迫切希望解决的问题，是老家家人的安全问题，让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赵君迈。赵恒惕在家的这段时间，才发现赵君迈已经长大成人了。以前，每当赵恒惕回家，这个机灵的小弟弟都会抢着给他端洗脸水，或是围在他身边跳上跳下问这儿问那儿，但现在他像换了个人，小小年纪就以三少爷自居，成天在外面“打流”（打流是湖南乡下的一句俗话，指不做事不干活，整天四处瞎逛）不说，还到处闯祸，各式各样的传闻不时传到赵恒惕的耳朵里。
本来，赵君迈酷爱练武是件好事，但是随着赵君迈的功夫越来越深，渐渐地有了些名气，周围开始聚集了一班游手好闲之人，这在衡山方圆几十里，可不是件什么好事。以前，赵君迈就是没练功夫，就凭他哥哥赵恒惕的名头，谁敢招惹他？现在好，有功夫、有钱，还整天领着一帮人闲来无事到处“打流”，赵君迈“打流”还跟一般的人不一样，他出行还坐轿子，带着他在家里养的一群猎狗四处招摇，乡间的百姓见到赵君迈都开始叫他三少爷，三少爷也很得意。这让赵恒惕非常担心，他想要再这么由着他，赵君迈这辈子就给耽误了。
好在大哥是过来人，深知为人的道理，但凡青少年在成长时期，每个人都会经历一段浑浑噩噩、懵懵懂懂的混沌期，这种混沌期的破解，有的人是靠个人的悟性，而有的人则要靠旁人点醒，无论是靠悟性或是旁人点醒，人只有突破自我这种混沌后，才能有所作为，不至于被混沌困扰一辈子。该管教时，作为大哥的赵恒惕却一点也没手软，他先是把颇有些得意的三少爷毫不客气地狠狠训斥了一顿：“三少爷？你是什么三少爷？瞎胡闹！”
赵恒惕骂完之后也在想办法帮赵君迈，想引导他走上正道，什么是正道呢？赵恒惕认为读书是最好的正道。读书是改变命运的最好方式，还是找一个地方让他去好好念书吧！
赵君迈这边呢，以前对别人称他为三少爷还挺得意，他都17岁的人了，在乡下，十几岁的人就算是大人了，像与赵君迈同年的老庚，有些都早当爹了，赵君迈当然也不甘落后，虽不至于将自己升格到爹的行列，但大人自然也要有点大人的样子。所以，他喜欢别人叫他三少爷。如果不是大哥赵恒惕的点醒，衡山这块地界也可能会多一位叫赵恒憼的乡绅，附近某位殷实之家的大户小姐，会多了位如意的少年郎君，甚至，门前的河滩上，会出现四五个把他叫父亲的孩子在那里嬉戏玩耍。
这，也许就是人们称之为命运的东西，说得文雅一点，是人生拐点。赵君迈就是这次被他兄长看似不经意的一顿训斥，猛然醒悟，是啊，难道自己的一生就按照这公式般的传统轨迹走下去了？不！他也想改变，想像他大哥一样也做点有意义的事情，但具体怎么改变呢？他因环境的束缚，也没敢有太多的想法。
赵恒惕本打算按中国传统的孝道方式，在家为父守孝三年，可军情突变，北军兵临城下，谭延闿带领众湘军将领请赵恒惕出山统兵，赵恒惕本不愿出山，但谭延闿带着众湘军将领三顾衡山赵宅，让他却之不恭。
谭延闿之所以执意要请赵恒惕出山，是因为在湘军内部各个派系中，赵派军人是以保定军校毕业的新式军官为主，他们在军中最具实力，而在为人处世方面，赵恒惕性格清刚、识度宏旷，深得同仁的赞许。
军情危急，他临别时跟赵君迈很认真地谈了一次：
“你别再待在家里了，到外面去读书吧。”
“去哪儿？”赵君迈疑惑地问。
“上海、日本都可以，你自己去决定吧，只要别待在家里胡闹就行。”赵恒惕只希望他走得越远越好，那样对赵君迈而言会更安全。
赵君迈从小胆子就特别大，一听说上海和日本，轴劲就上来了，要出去不如就走得远一点。于是，这年秋天，赵君迈真的去了日本，改变赵君迈命运的道路，由此开始。
湘省自治与立宪运动
在介绍赵君迈赴日本之前，还得先说说他大哥赵恒惕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湖南省自治与立宪运动。湖南是全国首先倡导自治的省，也是第一个制定出完整省宪法的省，这个功劳离不开一个人，就是赵君迈的大哥赵恒惕。
1921年2月10，赵恒惕在湖南取得了军令政令的相对统一后，向全国发出了倡导联省自治的通电，并提出了行联省自治的五大理由。赵恒惕认为在中国选择联省自治这种模式，首先是历史原因所形成的结果，就如同古河道之形成，中国各省的现实状况，就是历史中的各个小国演化而来，唯有各省自治，才可以以此为代价收回各省军阀手中的军权，打破封建割据的死结，也唯有自治，政府才可以真正执行分权于民，实现国家的民主宪政。赵恒惕对联省自治的理解，除了他自己顺应时代努力专研外，还有重要的一点是受他伯父赵仲弢的影响。赵仲弢研究立宪是在他为两江总督魏光焘做幕僚时就开始的，他曾在清末时就倡言中国立宪，赵仲弢认为要使中国富强进步，必先以统一安全的政局为前提，而这种安全的政局就是要还政于民。［14］在赵恒惕实施联省自治的过程中，青年毛泽东是他积极的支持者，毛不仅在湖南自治期间，先后在报刊发表了《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湘人治湘”与“湘人自治”》等八篇关于湖南自治的文章，还具体设想了一个湖南共和国方案，他在方案中说：我们主张湖南国的人，并不是一定要在字面上改一个名称，只是要得到一种全自治，而不以仅仅得到半自治为满足。毛觉得实行全国总建设一时还完全无望，最好的办法是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待十年二十年各国分建设好了，再搞彻底的总革命。毛的设想其实与赵恒惕的计划是不谋而合的，赵提出要分两步走的战略。第一步完成各省自治，国会授予各省以自由制宪之权，由各省先制定省宪。第二步，由各省议会选出代表组织联省议会，将省宪大纲纳于国宪之中，根本既定，凡百措施迎刃而解，最终完成国家统一的新格局。
湖南的民主宪政从一开始，无论是南方军政府的孙中山，还是民国总统的黎元洪，都表示了不同程度的支持。1921年，赵恒惕在请专家制定《湖南省宪法》的时候，在中央与省级的事权上如何划定这一问题上，与黎元洪保持了频繁的沟通与联络，光联省治制那段时间与黎之间的电文就达一百多通。最终，赵恒惕的想法得到了时任总统黎元洪的全力支持，赵恒惕得以在全国范围内，聘请了王正廷、蒋百里、彭允彝、李剑农等11位名流专家为省宪起草委员会委员，负责拟出省宪草案，再交由各县议会推举的议员审查，提出修改意见，最后交全省人民直接投票公决。[21]
赵恒惕在推动省宪政的过程中，不仅明白科学的重要，聘请了全国最好的专家团，还明白要实现宪政第一步就是要限权，在湖南，限制权力实行的第一人，就是集军政权力于一身的自己。赵恒惕在宪政运动中作出的最让人心服的举动，就是先限制住自己的权力。作为湘军总司令的赵恒惕，在宪政运动中的带头表态，为湘省的所有军政官员树立了榜样，比如，赵恒惕曾代表军方表态：“余现为湖南总司令，若植党营私，保全位置，即是令湘省不能自治。”[22]其手下师长鲁涤平更是坦言：“俟自治法实行稳固之后，吾辈军人，皆当退还田园，受自治法之保障。”[23]这来自军方首脑的保证，坚定了人们对湖南宪政自治的信心。
赵恒惕是行伍出身，而当时又是重武轻文，枪杆子说了算的年代，所以，以赵恒惕为首的若干手握重兵的军人，不仅不给自己留有任何余地，还能自我约束，自觉执行自己许下的承诺，这对整个湖南宪政运动的走向，至为关键。
1月25日，省政府成立了湖南制定省自治根本法筹备处。两个月后，李剑农、蒋百里、彭允彝、王正廷等省宪起草委员会委员，正式开始中国第一部自治宪法的起草工作。当时，这些国内一流的宪政学者显然将此事看做是开创纪元的大事，一些虔诚的起草委员甚至自比美国制宪会议的先贤，决心为湖南人民起草一部根本大法，以使湖南长治久安。在李剑农、王正廷、蒋百里等13名学者关门谢客，将自己关在岳麓书院的书房内加紧起草自治宪法的时间内，赵恒惕作为湖南集军政权力于一身的宪政倡导者，却能做到未曾一次到过起草之地，且未曾一次索阅其稿，以示大公。
起草宪法的委员们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按照主权在民和权力制衡的政治原则，完成了《湖南省宪法草案》等六种法律草案。4月，初稿完成，幽静的岳麓书院敞开大门。长沙市军、绅、商、学、报以及各法团、公团的三百多个代表以挑剔的目光作为议政代表，来此参加湖南自治法起草审查会议。在专家们对起草法案的审查过程中，有两个问题遇到了阻力，第一个是宪法对省议员的代表组成与名额问题，第二个是湖南到底要不要省长。
支持者认为采取英法内阁制，行政由省长负责，省长可以解散议会。但反对派却认为如此一来，容易变成省长专权，极力要求实行瑞士委员会合议制。由于中华几千年未曾有此先例，而各方代表又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按这样的议法，湖南省自治宪法审查三个月也弄不出头绪来。最后，赵恒惕不得不在省署召集各公团代表开会，会上，赵恒惕说道：“制宪的问题，经各位讨论甚是，我系军人，无多研究，总希望办好。但因求速之故，不能不勉强一点，各位意见，亦不能不酌量牺牲点。”仅说了这一句话，赵恒惕便起身离席而去。[24]
在赵恒惕的政治威权下，《湖南省宪法草案》终于在8月下旬，由省宪审查会审查完毕，11月复经全省公民总投票复决，持续半年之久的争议被平定。
千万不要以为这是小孩儿在过家家般的玩游戏，我们从湖南省宪法所制定的内容中，便能感到其中沉甸甸的分量。
1922年1月1日，湖南宪政几经波折得以出台，至此，由省政府操办、议会认可的制宪方案，在湖南得以迅速实施。
湖南省宪政具体的实施分三个步骤：一是成立省议会；二是选举省长；三是组阁省政府。
8月至9月，湖南省两名省长候选人产生，分别为赵恒惕、谭延闿，都是当年最负名望与实力的人物，在两人竞选省长时的答辩现场，场面非常精彩热烈。两人经过针锋相对的辩论后，9月10日，正式投票开始。在有湖南全省74县2593名议员出席的省议会决选中，赵恒惕众望所归，以1581票的多数票获胜，当选为中国第一任完全出自民选的省长。10月7日，赵恒惕就任民选湖南省长后，主动放弃湖南湘军总司令的职务。
在省长、省议会议员等选举落幕之后，长沙《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竞选地方议员的落选者的文章，作者是常德选区的竞选代表李祚辉，他在总结自己全程参与的海选经历和观察时说：尽管混乱的年代，还不免有些混乱景象。比如说有人在部分选举场公开招贴拉票，甚至在安化县发生了团防局武装夺取选票的事情，但1922年湖南人民根据新宪法举行选举过程，已有由贵族主义进而转为平民主义的倾向。[25]李祚辉通过对比民国元年的省议会选举来证明此次选举的历史进步，他说，从前的选举，一般人不能与闻，譬如有30万选民的地方，只要有数十人就可以垄断一切，这一次有30万选民的地方，纵少数权柄操在数千人的手中，也无胜算的把握。
别小瞧了这名落选者李祚辉，论财富，他是常德名门之后，手中握有大把的银子；论学识，他早年留学日本，为日本名校早稻田大学毕业；论资历与背景，他是赵恒惕亲妹妹赵恒惠的丈夫，赵恒惠与赵恒惕为同父异母，是赵君迈的生母杨氏所生，恒惕与恒惠兄妹的感情，无人可以怀疑，但参选这件事，两人各不相帮却是言明在先。从李祚辉的落选，也让人从另一个侧面看出赵恒惕在这场选举中，做到了真正的民选。
湖南实现的民主宪政，是中国政治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他的主要推动者赵恒惕虽是一介军阀，但更是一位独立的知识分子。他不仅对传统的经世典籍熟稔于心，还对西洋的民主与科学精髓有精深领悟，这种厚实的个人修为以及胆识与雄魄，是在那种世纪交替的混沌世界中，为一方百姓开出新的太平的生活环境的根本所在。这种历史性的作为，绝不是一个头脑简单的武夫可以完成的。
与孙中山“君子和而不同”
赵恒惕与孙中山的关系，按孔子的话说，是“君子和而不同”。
1921年，赵恒惕在请专家制定《湖南省宪法》的时候，孙中山就明确支持赵恒惕等人的省宪运动，他在广州就任临时大总统时，还曾邀请赵恒惕参加他的就职典礼。在那次就职典礼上，孙中山面对世界，发表了著名的就职宣言，在宣言中他明确提出：“政制不良，则政治无术，集权专制，为自满清以来之秕政。今欲解决中央与地方永久之纠纷，惟有使各省人民完成自治，自定省宪法，自选省长，中央分权于各省，各省分权于各县，庶几既分离之民国，复以自治主义相结合，以归于统一，不必穷兵黩武，徒苦人民。[26]”
孙中山对省宪的态度，本来与赵恒惕是英雄所见略同，但得到了苏联全力支持后的孙中山，对省宪的态度开始完全改变，他希望将赵的湘军整合成自己的武装力量，再一次邀赵恒惕一道北伐，可是赵恒惕认为孙中山成立的军政府和他自封的大元帅，都非民国法定之名，也非人民民主方式选举产生，并不视其为长官而自处于属官之地，所以，情理之中地拒绝了。在被赵恒惕以有违省宪之名加以婉言拒绝后，孙中山开始物色新的代理人，而此时，在上海做寓公已久的谭延闿，又一次进入到了他们的视线，据谭延闿日记中记载：下午三时，至美利尔路孙中山家，至者数十人，孙中山衣蓝长衫，发已白矣，竟气尤如昔。谭延闿的不期而至，让孙中山一下子又看到了希望，而谭延闿有湘军的底子，如果谭延闿能为其所用，他手下的湘军，正好解决孙中山的军队武装力量问题。而从谭的角度来说，抓住孙中山这根稻草，就等于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寻求到政治上翻身的本钱。
谭延闿人称谭婆婆，此人八面玲珑、心思细密，颇有政治野心，是一个绵里藏针的政客，在被冷落后，他对夺取权力更是不惜代价、不择手段。孙中山封他为湖南省长兼湘军总司令，虽然他明知道是孙让他去与湖南民选的省长赵恒惕决斗，但谭延闿知道这是他政治生命的最后机会，他将全部的身家性命都押在这上面，希望借着广州政府的支持，夺回他失去的一切。
谭延闿取得孙中山信任后，让孙中山以南方政府的名义，通知赵恒惕，欲“取道湘省北伐”，你不同意一道北伐可以，但朋友之间，借一下道总是没问题的，先将了赵恒惕一军，赵恒惕连忙请醉公出来调停，醉公名石陶均，号醉六，是黄兴最信任的心腹，在国民党内辈分很高。赵恒惕请他出来的意思很明确，就是：“北伐可也，何必取道湘省，……且胜负不具与论，而吾湘之糜烂当不堪设想！”[27]
赵恒惕再次拒绝孙中山，这中间有个很重要的历史原因，就是赵恒惕夹在南、北两军之间，虽说起来大家都是好朋友，但一旦翻起脸来，那就是个大麻烦。赵恒惕在湖南自治并恪守中立大家都无话，如果赵恒惕同意北伐军假道湖南，就等同于湖南与南军已经结盟，这就为北军攻打湖南提供了借口，吴佩孚的几十万大军就屯兵在岳州，而长沙非可守之地。赵恒惕向孙中山解释，北伐军借道湖南，恐怕军队还未到衡阳，吴佩孚的军队就会先占了长沙，这不是将湖南推向万劫不复的境地么？所以，赵恒惕劝孙中山改道江西，湖南是全力支持北伐的，对北伐军决不采取敌对行为。
赵恒惕的推断本没有错，错的是他忽略了一点，就是湖南在全国战略中的重要性，湖南虽非必争之地，却为争者必争之路，[28]也就是说，孙中山并不是真的欲借湖南的道路北伐这么简单，而是欲借湖南的湘军人才与财富，正所谓得湖南者得天下。
在说借道北伐的事情前，赵恒惕曾与孙中山商量过粤、湘之间盐米互换，以解决南军饷源的协议，但做生意哪有兼并产权对于财富来得更快，尤其这几年两广一直在打战，而湖南经过多年发展，在南军的眼中，是块肥肉。1921年何应钦从日本学成归国时，也曾专门前去拜见过赵恒惕，何应钦后来回忆说：湖南幸有炎午，使其在动乱之中竟争取了近十年休生养息的发展机会。孙中山对借道湖南北伐事宜，并不是真的欲借湖南的道路这么简单，而是欲借湖南的湘军人才与湖南这若干年聚集的财富。
谭赵之争
说实话，赵恒惕不愿意和谭延闿交恶，赵恒惕对谭延闿的情谊是发自真心的，他一生都在检讨，他与谭延闿为什么会有那么深的误会。其实这怨不得赵恒惕，因为，政客与政治家毕竟不是一回事。
衡量一个政客与政治家的标准，是看这人是否有他个人的政治抱负与政治主张，政治家从政是出于国家富强、社会民主进步或是人民的生活福祉改善的政治目的，而政客是出于自身利益。之所以说赵恒惕是政治家，是他有自己明确的政治目的和主张，他与谭延闿的权力角逐是摆在台面上的竞争，他个人不曾使过什么见不得人的阴招。而谭延闿虽有强烈的政治野心，也不过是见风使舵的政客，他一生缺少鲜明的政治主张，就是当上政府行政院院长以后，也没对中国的政治生态与民生福祉，有过任何大的作为。
赵恒惕在湖南实现民主立宪政权以后，虽然被全省人民选为中国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民选省长，但谭延闿并没有因人民的选择而愿赌服输，在谭延闿看来，谭、赵之争是一山不容二虎的自然界生存法则，有他无赵。
在谭延闿选择投靠广东孙中山门下，孙中山封他为湖南省长兼湘军总司令后，谭延闿立即以北伐为名，以高官厚禄为饵，开始大挖湘军墙角。在赵恒惕的身边，确实有很多有奶便是娘的小人，大家以各自利益为原则，本无可厚非，因为几千年适者生存的法则，让很多人学会了趋炎附势。像湘军中的吴剑学、鲁涤平、蔡钜猷、谢国光等人，都见风使舵被谭延闿招回身边。谭延闿再令这些人到湖南湘军中散布“介入外省战争，断不至丧心病狂，引外兵以糜烂桑梓”的宣传，希望将整个湖南拖入战争。但赵恒惕湘军中的骨干以唐生智、贺耀组、叶开鑫等人为代表，赞同湖南中立，支持赵恒惕的湘省自治、立宪共和主张。这令谭延闿的计谋一时难以得逞，双方剑拔弩张。
1925年8月初，谭延闿公然挑衅湖南的省宪自治，到衡阳就职，任命宋鹤庚、鲁涤平、谢国光、吴剑学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军军长，每人官升两级，这一下就让湖南平静的政局失去了平衡。湖南民选政府、省议会决定，任命赵恒惕任护宪军总指挥，对谭延闿军进行讨伐。
22日战争开始，赵恒惕军攻占湘潭、衡山、衡阳。谭延闿、谢国光退往耒阳。9月13日，赵恒惕部三个旅会师长沙，占领郴州，11月3日，谭、赵之战以谭延闿军失败告一段落。
谭军退出湖南后，赵恒惕将湘军重新扩编为四个师，第一师师长贺耀组，第二师师长刘
，第三师师长叶开鑫，第四师师长唐生智。但这一年的年末，赵恒惕新改编的湘军内部，出了点事情。
这本来是件小事。谭、赵开战前，因湘军由来已久的历史原因，湖南的军政两张皮导致财政尚未统一。当时湘西由于地处湘省偏远之地，长时间无人过问，赵恒惕任民选省长后，为改变这一形势，大举进行了裁兵理财。他将湘军中叶开鑫部调驻湘西沅陵，兼湘西善后督办，将唐生智部调驻衡阳，兼湘南善后督办。这本都属正常的军事调度，没想到，这事情惹出了个大麻烦，而这最大的麻烦制造者，竟来自赵恒惕原本最信任的部下——唐生智。
唐生智制造麻烦的缘由，来自湘西的重要商埠洪江，那地方是川、贵、湘三省鸦片、桐油、木材出口与交易的重镇，每年税收为数甚巨，所以历年驻扎洪江的差事一向被人视为肥缺。唐生智认为赵恒惕派叶开鑫部驻防，而没让他去是偏心，开始心存不满。其实，唐生智想的所谓偏心，赵恒惕是考虑过的，为示公平起见，他令叶开鑫每月补助唐生智部经费若干，因此，唐生智当时是没有意见的。
任何事最怕的就是有人从中挑拨，1925年冬，唐生智想把湘南地方团扩充成旅，请叶开鑫增加补助费额，被叶开鑫拒绝，唐生智向赵恒惕提出要求，要和叶换防。这本来也未尝不可，赵恒惕对于叶、唐两人一直是视为左手与右手的关系，并无轩轾，以为劝劝两人也就没事了。这要在平常也确实不是个事，但问题是此时边上有对手谭延闿在盯着，唐生智这人的性格又历来是心狠手辣，为自身利益连父子之情都不顾。唐生智见赵恒惕没有顾及他的利益，于是，立即安排人与谭延闿联系。谭延闿从湖南兵败之后正有些灰头土脸，却不料唐生智派人自己找上门来，让他顿生“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也正是从此时开始，湖南的内部形势就开始起着巨大的变化。
为避内战，平静地放弃权力
替唐生智找谭延闿探路的人，是湘军第二师刘
属下的第三旅旅长叶琪，叶是唐生智的保定同学，他以回广西省亲为名，秘密从广西到了广州，代表唐生智与广州的谭延闿进行联系，这让谭延闿一下子抓到了赵恒惕的软肋，也找到了对付湖南的突破口。从当时谭延闿、唐生智两方面的实力来说，都不足以撼动赵恒惕强大的湘军，但有赵恒惕最信任的第四师倒戈，再经过谭延闿后面政府的整合策动，变成了赵恒惕是用减法失去一臂，而谭延闿是用加法添上一翼，双方力量的平衡被打破。
赵恒惕知道唐生智在将他的军，他若举兵相抗，必致地方糜烂，使他数年经营的心血毁于一旦。在赵恒惕的眼中，唐生智虽不足惧，但他现在投靠了广东，其力量就非同小可，因为打下了他，打下了衡阳，就等同于向南方政府宣战，简单的湘省局部问题就会演变为南、北问题，南北双方都找到了进兵湖南的理由，这是赵恒惕不得不重视的最大原因。由于这个原因，赵恒惕选择了退出，他愿意平静地放下自己手中所拥有的权力。这是赵恒惕的过人之处，他能做到这一点，是一种人生的高境界与大智慧，因为一个人获得权力不易，但要做到平静地放弃权力，更是一种人生的大不易，对于一个成功的政治家而言，离开时的背影比上台时的亮相，来得更重要。
从当时的特殊环境来说，赵恒惕如果要留恋自己的位置，不是件难事，因为支持他的不仅有湖南民选政府，有北方政权的北洋军队，有支持民主立宪的学界精英，还有湘军众将士，但这样的话，湘省的战争就终难幸免，为了避免湖南再起内战，赵恒惕决心退位远隐。1926年2月28日，赵恒惕在老督军署门首张贴布告，向省议会提出辞呈。
3月21日凌晨，湖南省议会票选的湖南省长赵恒惕离开长沙。赵恒惕离省之际通电全国，表达自己坚持自治的心愿：“以各省制宪励行自治为第一良图，恒惕志业所存，职此而已……”[29]
而武汉的吴佩孚得到湘变消息，跺着脚说：“这些都是省宪闹坏了的。”[30]吴和赵是患难知交，湖南又是吴的发迹之地，虽说湖南省自治是吴所反对的，但现在赵恒惕也弃湘飘游，吴思正是报恩之时，他认为他有足够的力量，可以助赵恒惕回湘重掌政权。可赵恒惕却不是这么想，他是为了避免湖南百姓生灵涂炭才选择隐忍退让，如果借北兵回湘，岂不是与初愿相违？因此，赵恒惕轻车简从，悄悄过汉，换乘江轮赴上海，连见上一面的机会都没给吴佩孚，最终，两人终因政见不同而形同陌路。
赵恒惕平静地放下权力之后，唐生智背弃了誓言，在率人马一进入长沙后，便先将省宪给废止了，这行为招致他身边很多人反对，唐生智毫不犹豫地将其全部杀之，结果物极必反，他并没有顺利登上湖南省省长和总司令的宝座。4月25日，赵恒惕的湘军部下推举叶开鑫为讨贼联军湖南总司令，贺耀祖为湖南省长，联合吴佩孚对唐生智进行讨伐。
5月2日叶开鑫军进攻长沙，将唐生智部队打得措手不及，唐军由长沙退衡阳，叶开鑫部分三路追击唐军。[31]在叶开鑫讨伐唐生智战役进入阶段性胜利后，吴佩孚令叶军进至衡山为止。[32]
在叶开鑫部攻下长沙后，叶开鑫即电湘省豪绅转达吴佩孚，请勿下达叶开鑫督湘、贺耀祖长湘的命令，同时通电迎赵讨唐，叶开鑫、贺耀祖等旧部都热切盼望赵恒惕返湘。
5月8日叶开鑫入长沙，湘军一、二、三师组成护湘军，推赵恒惕为总司令，贺耀祖为总指挥，赵恒惕未回湘前，由叶开鑫代理总司令，贺耀祖亦以湘军名义拥赵讨唐，其致电赵恒惕说：若战事扩大，非得钧座速归主持，不足以靖湘乱。这一切，赵恒惕都看在眼里，从战的角度，如果回湘，他有绝对的把握恢复以前失去的权力，但对湖南百姓乃至全国百姓而言，他们是最大的受害者。赵恒惕不愿意见湖南再起战火，他自湖南赴上海时就心意已决，到现在，任由湖南省各方敦促他出山，他坚辞不受。在南京的孙传芳闻知情形后都有些急了，邀赵赴宁小住，在南京期间，也促赵回湘主持一切，孙还电吴佩孚说：恢复赵的湘督省长地位，于联省、联军、联防俱有脾益，乞一致敦促。当时，孙传芳力推赵出任鄂、赣、川、黔、粤、桂各联军总司令，吴佩孚还电鄂督陈嘉谟，令陈转达援湘各司令，一切听赵之命令。
6月27日，赵恒惕电广州国民政府，主张所有客军都退出湘境，7月初，赵恒惕由汉口抵达长沙，受到全省军、民的一致拥戴。就在湘省之事快要水到渠成调解妥当之时，南方北伐军中一个关键性人物的出场，不仅彻底改变了湘战的方向，也改变了整个中国，此人便是蒋中正。孙中山去世后，由于汪精卫、胡汉民与廖仲凯之间的权力争斗，使得蒋中正有机会一步步从黄埔走来，将军队掌握在手。
7月5日，蒋中正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身份电赵惕，劝赵改图讨吴，电云：“长沙赵炎午先生鉴：日前接诵快电，兹闻已抵长沙，深为感慰，三湘为革命策源地……”从这封电报可以看出，蒋中正虽羽翼尚未全部丰满，但已展现出其对大局的相当掌控力，他将赵恒惕还是当同志看的，赵恒惕确实也为国民党做出了非常卓越的贡献。
此时，正值北方吴佩孚、张作霖两大军阀联合发动对国民军的出击，企图对南方革命势力发起进一步全面进攻之时，赵恒惕的表态，无疑为广东国民政府奠定了坚实的军队基础，国民政府的军队一下扩充了数倍。1926年春，国民政府先后成立了国民革命军七个军，程潜、叶开鑫、方鼎英、贺耀祖，加之以前的谭延闿、张辉瓒、宋鹤庚、鲁涤平、谢国光都成为国民革命军的重要将领，为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可以这么说，北伐的战果，湘军的牺牲起到了奠基的作用，这也让谭延闿成为国民政府中名至实归的二号人物，坐上了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的宝座。谭延闿入主行政院后，其个人有一项得天独厚的优势无人能及，就是他向社会承诺不在政府支取一分钱薪俸，但谭延闿在家每餐饭的标准是八块现大洋，一切费用由他的旧部包办，第二军军长鲁涤平，第六军军长程潜，第十四军军长陈嘉佑每月送谭延闿四千元。[33]这一切如果赵恒惕去争的话，就不会有后来的谭延闿。但赵恒惕对这一切不感兴趣，他在完成了对旧部的安排后，便彻底地从湘军中退出。
赵君迈的大哥赵恒惕就是这样的人，他作为一个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地方最高长官，出生于封建帝制覆亡与新政权建立的起伏之中，有太多的发财与杀掳机会，但赵恒惕能遵守省宪规定，顾念民力，克己自持，对于地方建设，虽常自愧未能多有建树，却能在军费浩繁的背景下极力撙节，由此设立湘中、湘西、湘南三公路筹建会，并按规划如期完成了全省公路网修筑，还在此基础上，拓宽省城长沙街道，完成湖南纺织厂建设，资助湘雅医学院，开办几所湖南知名学校，像赵恒惕时期建立的湖南大学，现在已经是有一百一十多年历史的中国名校。[34]
此外，他毕生推进中国的民主宪政，有肚量将自己的权力限制到最小，而将人民和议员的权力放到最大，最后哪怕是引火烧身，令他自己退出历史舞台，他都能做到平静地放下手中权力，这中间最可贵之处在于，一切皆出自他的自愿，这也是他能跳出世俗成见的高明。
按赵恒惕自己的话说，就是“以祸福得失付之天，以赞毁予夺付之人，以修身立德责之己”。这是宅心仁厚的赵恒惕对世人的交代，也是他对自己与家人的交代，他的一生没有给家人和赵君迈等兄弟留下什么别的财富，在台湾时他曾经一贫如洗，但他做人的精神与品德，却在赵君迈毕生的事业发展道路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并受用一生。
注释：
[1] 衡山县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2] 邹华亨.湖南族谱解读.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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