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站在时代的危崖上
孙立人陪同蒋介石检阅部队
很简单，真的事情我们不会告诉你，我们会守着秘密，并把这个秘密带到棺材里去。
——俞济时
公元1955年，对于海峡两岸的国共双方而言，是政治风暴此起彼伏、暗流汹涌的一年。这一年，双方一方面都在加紧备战，另一方面都在加紧内部的整肃。就在这一年，在台湾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孙立人兵变”案。“孙立人兵变”案是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直接主抓的天字一号大案。而在中国大陆，也出了一件令世人错愕的党内大案，这就是以潘汉年为首的“叛国投敌”案。潘汉年“叛国投敌”案是由毛泽东直接督办，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亲自执行的党内重大案件。两件看似毫无关联但又令世界为之震惊的案子，都牵涉到了一个神秘而重要的人物——赵君迈。
赵君迈，这位中华民族近百年中悲情到极致的人物，从参与北伐，江西“剿共”，两次参加淞沪抗战并立下奇功，到率军入两淮缉私灭匪，参与指挥长衡会战，再到陷入长春国共巅峰对决，每次无不是从累累白骨的缝隙中，一次次与死神擦肩而过。蒋经国曾评价他：“吾辈中最无负于国家者！”[1]而中共则赞誉他：“一生追求真理，为民族独立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正是这位有着特殊战功与背景的著名抗日英雄，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因同时被国共双方所倚重，被推到了时代的危崖上。
孙立人出事了
1955年8月的一个下午，一场巨大的台风袭击香港，让香港的天空一时间乌云密布，狂风大作。海上所有远航的船舶，都停泊在香港的九龙港避风。这天，身为联合国渔业署香港办事处主任兼联合国渔业署海南渔业公司董事长的赵君迈，在台风来临之际变得异常繁忙，等他处理好公司的一切事务回到家中时，已是临近黄昏。
在香港一幢普通的公寓门前，赵君迈像往常一样打开家门，老佣人脚步匆匆地上前向赵君迈通报道：“老爷，有客人来了。”
本已有些疲惫的赵君迈一下子打起了精神，下意识地问了一声：“谁？”因为，那时候的香港，被人称为“东方的卡萨布兰卡”，它所处的特殊地理环境和赵君迈本人所从事的工作的性质，让他对家中所来的客人异常敏感。
“是我！”老佣人尚未回答，一个熟悉的声音传了过来。
“聚钰，”赵君迈虽觉得有些意外，但绷紧的神经却一下子松弛下来，笑着问道：“你怎么这时候来了？”来人是赵君迈的亲侄子赵聚钰，这位最终成为国民党中央常委排名第四的人物，与赵君迈的关系不仅限于血缘，更是事业上的同志与朋友。1932年上海“一·二八”淞沪保卫战爆发时，赵君迈是国民政府财政部税警总团第一主力团团长，宋子文身边的红人，而赵聚钰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学生领袖，他们叔侄俩在这场挽救民族危亡的战斗中所表现出的爱国与血性，是那么相近与一致。“一·二八”淞沪战役打响后，赵君迈、赵聚钰两人都先后加入了战斗。
赵聚钰组织上海复旦大学学生义勇军参与了对日作战。当时，赵聚钰与学生军战友们还特别制作了一面黑底红字的大旗，上书“复旦大学义勇军”七个字。赵聚钰向赵君迈解释时称：黑色象征钢铁，表示他们的抗战意志坚如钢铁；红色象征热血，表示他们随时准备流血牺牲。后来，社会各界将赵聚钰领导的这支复旦学生义勇军称之为“铁血团”。义勇军战士在总指挥赵聚钰的率领下，高擎大旗，前往一五六旅请求参战，后得到翁照垣旅长的同意，加入该旅协助守卫吴淞炮台。在三十四天中，赵聚钰率领复旦大学五十余名学生义勇军与士兵一起，一步也没有后退，出色完成了坚守阵地的任务。[2]
在赵聚钰带领学生军冒着枪林弹雨浴血奋战之时，“一·二八”战役的另一片战场，赵君迈在娄塘、葛隆镇战役出现危机的关键时刻，率税警团主力第一团挺身而出，在战役中力挽狂澜。
战役结束后，赵君迈随税警团进驻海州，又经历了海州剿匪、热河抗战及西安事变，而赵聚钰则在中国守军撤离上海后，转到了国民革命军陆军步兵学校学习，军校毕业后，转去政府部门供职。1938年末，赵君迈出任湘岸盐务处处长后，恰逢蒋经国正接手湘、赣等六省区的盐务工作。由于两人年龄相仿，又都有多年留学国外的经历，且性格与志趣很相投，于是，工作之余，两人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后来，也正是由于赵君迈的推荐，赵聚钰成了蒋经国最得力的助手，参与了蒋经国身边很多重要的工作。如1946年，赵聚钰曾在军委会审计厅工作，为蒋经国在国民党内部肃贪和上海“打老虎”提供了重要的事实与数据依据。1949年，中国国共内战进入白热化，国民党主席蒋介石在退守台湾之前，命令蒋经国为全权特使，将上海中央银行的黄金储备全部移往台湾基隆，而实际主事者则是赵聚钰[3]。1949年11月26日，赵聚钰在完成此项工作后致电蒋经国：“中央信托局存香港的最后一批物资已于上月底疏运完竣。”[4]当然，这中间自然少不了赵君迈的身影。为证明此言非虚，可以找出蒋经国1948年在上海时期的两段日记，来证明当时的环境下蒋经国与赵君迈非同一般的个人关系：
（9月12日）今天早晨，很想能够很清静的想一想比较重要的问题。但是来了许多客人，一个早晨的工作计划，就全被滞碍了，反增加了许多内心的烦闷。九时，出席青年军联谊会的会员大会，说明国家的存在，是我们生存的最重要条件，并且指出，经济改革是一种革命运动，到会的人很多，情绪亦很高。在讲演词中，难免有过火之处。下午应君迈之邀，作浦江之游。
（10月23日）为了安定人心，决定发表“敬向人民进一言”。在其中说明为什么要维持限价的理由。倘使让价格放任不管制，则“方便的是有钱人，高兴的是投机商，痛苦的是老百姓”。早晨处理公务完毕后，往访李立侠，谈了将近一小时，并没有谈出所以然来。步行至渔管处访君迈，一边散步，一边看市况，倒很有意思。[5]
从蒋经国的日记中可以看出，蒋与赵的关系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朋友层面。赵君迈那时的职务是联合国渔业善后物资管理处处长。联合国渔业善后物资管理处不仅在上海与台湾基隆都有办事处，而且还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船只，且这些船只的驾驶员对上海到基隆的航线非常熟悉。这一切蒋经国和赵聚钰怎会不知？从蒋经国与赵君迈互动的频密程度，到两人相处时彼此的欢愉与信任，可见赵君迈对蒋经国所做之事，不可能会完全置身事外。事后据台湾相关部门统计，蒋经国从上海运往台湾的黄金总计2 775 358两、银元1520万枚、美元1537万元，总价值约5亿美金。[6]
赵聚钰去台初期，被蒋政府任命为中国银行台湾分局经理兼国民党中央存台剩余物资处理委员会主任，其主要职责是协助香港、澳门、广州等地国民党的中央政府人员将散放在世界各地的外汇转移到台湾。赵聚钰在协助蒋氏家族处理台湾金融事务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这也让赵聚钰有机会时常奔走于台、港之间，与赵君迈见面的机会也很多。这其中，蒋经国委托赵君迈办理的事务时常会通过赵聚钰来转达，所以，刚一见面，赵君迈对赵聚钰的到来，并没有特别在意。
两人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下，老佣人给赵君迈端来了一杯新沏的热茶，并往赵聚钰的水杯里续满了水。赵君迈等老佣人离开后，端起茶杯淡淡地问了一句：“经国现在还好吧？”
“经国还好，只是，”赵聚钰说到这儿小心地看了看四周，将身子凑近赵君迈面前小声说，“孙立人出事了。”
“什么！”赵君迈的手抖了一下，茶杯里的水溢了一地，他的手指也被烫得通红，但他像是一点儿没有察觉，瞪着两眼看着聚钰问：“孙立人出事了？”孙立人是国民党入台后的陆军总司令，是赵君迈的留美同学和在税警总团一块儿抗日的战友，二人是几十年的生死兄弟。难怪久经沙场的赵君迈一听说孙立人出事了，不经意间显出了一丝慌乱。好在赵聚钰不是外人，他赶紧接过赵君迈手里的茶杯，将它放在茶几上，补充了一句：“孙立人的事已经见报了。”
“哦！”赵君迈无法掩饰内心的波涛，条件反射般应了一句。
其实，孙立人出事，应该是在两人预料之中的，尤其是赵君迈，对孙立人出事虽早有预感，却没想到事情会来得这么快，以至于猛然听说后，像一声震耳欲聋的迅雷，令他不及掩耳。
“什么时候的事？”赵君迈毕竟是见过各种大风大浪的人，他很快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呼吸。
“几天前。”赵聚钰从包中拿出了几张文件和台湾当天的报纸交给赵君迈。赵君迈在一张《中央日报》上，看见了“涉有重大之罪嫌”一行黑体大字。报刊刊载着孙立人的辞职书，孙立人在辞职书中承认自己涉有罪嫌，自请“赐予免职、听候查处”。[7]
赵君迈的眼前仿佛有一阵黑色的寒风袭来，“啪”的一声，报纸和桌上的茶杯洒落了一地。在得知孙立人出事的那一刻，赵君迈肉体与精神上的强烈反应，说明他很在意这件事，他怎能不在意呢？因为孙立人与赵君迈不仅在感情上是情同手足的兄弟，更在事业上是志同道合的搭档。孙立人出事，从某种角度上说，就如同赵君迈自己出事，两人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功高震主，孙、蒋矛盾频发
孙立人，字仲能，安徽舒城人，清华大学留美预科班毕业。1923年，他与赵君迈同年入美国高等院校深造。三年后，赵君迈成为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的高才生，孙立人也获得了美国印第安纳州普度大学土木工程学士学位。两人在美国初期都希望走科技兴国的道路，但后来发现，当时的中国社会是军人的天下，谁拥有武力，谁才能拥有治国兴邦的权力。于是在1925年，赵君迈与孙立人毅然投笔从戎，赵君迈进入诺维茨骑兵学院，孙立人转入美国弗吉尼亚军校。1928年初，两人先后以优异成绩毕业归国。
归国后，两人都极力摆脱了家庭的束缚，希望通过自己的能力来实现报效国家的理想。两人都是从部队中底层往上打拼，但在开始阶段，赵君迈似乎比孙立人更顺利，在赵君迈步步高升的过程中，孙立人因为性格过于刚直，一直饱受旁人的嫉妒与倾轧之苦。
1931年，赵君迈将孙立人推荐给正在用人之际的宋子文，从此改变了孙立人的命运。孙立人从税警总团第四团团长到税警总团总团长，再到国民党精锐部队新三十八师师长，到新一军军长，直至升为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一直是平步青云，未曾受到过太多的阻力。但也许是事业过于顺利，使他作为军人的耿直性格太过张扬，由此得罪了不少军政要人。尤其是孙立人在就任陆军总司令后，对黄埔系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很不屑一顾，说他们虽号称军校毕业，实际只受过几个月的短期训练。孙立人说的虽是一句大实话，却忽略了一个更重要的现实，就是黄埔系是蒋介石的立家之本，尤其是黄埔的前五期毕业生，由于是蒋介石亲自带出来的，所以私下都有“天子门生”的称号。这些“天子门生”也因此视孙立人为外人，彼此关系弄得很僵。据说孙立人当陆军总司令后，曾经当着蒋介石的面要同参谋总长周至柔、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空军总司令王叔铭比一比，或比文，或比武，或比立正稍息，或比X加Y，这让这群国民党上将很没面子。[8]尽管孙立人恃才傲物、桀骜不驯，但在蒋介石迁台后的头几年里，却一直容忍他。原因很简单，一是孙立人有挽狂澜于既倒的气魄与能力，二是孙立人后面有美国人在撑腰，这是他的优势，但也是他的命门所在。
1949年4月8日，宋子文和夫人张乐怡于香港坐包机到台北，宋子文一行于4月10日飞赴屏东、凤山，[9]由孙立人亲自陪同视察他所训练的新军。宋子文在见面时，一面大骂陈诚无能，一面盛赞孙立人，强调在目前的台湾，只有孙立人的部队能保台。
蒋介石对孙立人一直是既用又防，虽满腹疑忌，却不得不仰仗他杰出的军事才能。这种谨慎多疑的心态，就连蒋介石曾经颇为仰仗的行政院院长翁文灏也颇为不满，曾私下这样评价他的为人：“其事无巨细，务必躬亲，对于所用之人，概不十分信任。”[10]一般而言，蒋对于所用之人持如此态度，翁文灏他们尚且心怀不满，对于宋子文、赵君迈、孙立人而言，更是件非常令人痛苦之事。可以说，孙立人后来能成为台湾防卫司令和陆军总司令，完全是美国人干涉的结果，按蒋单方面的意见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之所以这么断言，是因为很多事例已经很说明问题。比如孙立人刚入长春之时，与赵君迈等人在东北多次战役中都立下特殊功绩，1947年3月14日，连蒋的心腹陈诚也曾上书蒋介石，要求奖励保卫长春的孙立人等六人，[11]蒋不但没奖励，还在孙立人与杜聿明产生矛盾时，电示杜聿明：“如孙立人调职，以调副长官为妥，已嘱陈诚核办。”[12]东北决战关键之时，蒋将在一线打得顺风顺水的孙立人突然放到了冷板凳上，而力挺一直找不到感觉的亲信杜聿明，显然有羞辱孙立人的意思，因为在此之前，孙立人自从军以来，还未担任过副职。[13]
1948年3月22日，蒋调孙立人到台训练新兵，直到1949年，国民党军在大陆兵败如山倒，蒋介石引退下野之时，经俞济时等人多次担保举荐，才电示陈诚，请孙立人任陆军总司令，全权布置台湾防卫。[14]但命令下达时，还只是临时职务。
1949年10月24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24天，解放军二十八军下属三个团共9000余人渡海进攻金门，发起金门战役。在岛上三昼夜的苦战中，孙立人指挥守卫金门岛，让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一个纵队，在登陆金门后[15]全军覆没。
金门战役被称为是解放军建军以来唯一一次彻底的败仗，在这次战役结束后的第一时间，在台北的宋美龄给时在大陆的蒋介石发去了一封加急电报，仅四个字：“金门大胜！”[16]
蒋介石接到金门获胜消息后，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他哽咽着对身边的人说：“这一仗我们全胜了……台湾安全了。”[17]
金门战役规模虽不大，但在国军兵败如山倒的颓势面前，其深远的影响却远非普通的一场师级战斗可比。因为，金门战役是国民党颓势的转折点，它的胜利不仅是军事上的，也是政治上的，更是精神上的，所以，蒋介石在接到电报后，还曾召见孙立人，垂询金门战况及其经过，[18]并亲自给予嘉奖。1949年11月9日，蒋介石任命孙立人为台湾防卫司令，与陈诚分担守卫台湾之责。[19]
孙立人担任台湾防卫司令后，军情大为好转，官佐信心大增。孙立人重新调整金门防卫，他在第一期防御工事完成时，仅在第一道防线布下的轻、重机枪，就达1500挺。[20]
金门战役后，美国人像发现了宝贝似的开始欣赏孙立人，美国报刊称孙立人是最西方式的军事领袖，是美国军事学说的说明人和美国自由主义的代言人，是台湾陆军中亲美派的首脑。[21]美军驻台顾问团团长蔡斯，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的观点都与孙立人不谋而合。就连美国总统杜鲁门都开始重视孙立人的问题。[22]因此，孙立人在台湾的地位一时无人能及，当时蒋介石离不开美国的保护伞，自然也不敢得罪孙立人。1950年3月25日，在美国政府的一再施压下，蒋介石正式任命孙立人为陆军总司令。[23]
美国人在台湾军方领导人问题上，之所以如此坚持要推孙立人出来，应该说从20世纪40年代末期国民党部队兵败如山倒开始，美国人就一直在暗中打自己的算盘。因为美国杜鲁门政府认为，是蒋氏家族的腐败无能导致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他们不得不重新考虑弃蒋保台战略。
美弃蒋保台，孙立人身价飙升
1948年11月底，蒋介石让宋美龄飞往华盛顿，希望她能像上次那样从美国获得大批援助，但得到的却是当面的嘲讽。美国人对蒋夫人的到来不仅没有铺设红地毯，也没有像上次那样邀请蒋夫人在白宫过夜，更没有邀请她到国会讲话。美国总统杜鲁门甚至不客气地向报界发表了一篇声明，透露美国向蒋介石提供的援助已经超过38亿美元。杜鲁门还对美国人民说，蒋夫人到美国来是为了再得到一些施舍的，我不愿意像罗斯福那样让她住在白宫，我也认为她不太喜欢住在白宫，但是对她喜欢什么或者不喜欢什么，我是完全不在意的。
在当时的美国，蒋、宋家族的声誉已跌至谷底，绝大部分美国人都认为，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失败，首要原因是贪污腐败行为所导致的，而不是物资缺乏，所以根本无须援助。[24]
有美国情报界人士向媒体爆料，1942年，他们曾在上海向一些商人购买货物，卖这些货物的商人属于杜月笙和宋氏家族同日本人共同拥有或者控制的企业。还有美国银行界人士向杜鲁门和部分国会议员透露说，宋家和孔家确实有20亿美元存在曼哈顿。美国联邦调查局仔细查看了宋子文等人的战时档案，了解到宋子文开始担任公职时财产很少，当年宋子文追求哈同花园的盛七小姐时被盛家婉拒，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当时几乎一无所有，但到了1949年1月，宋子文却积累了7000多万美元的个人资产，而宋霭龄在美国一家银行拥有8000万美元，宋美龄则在美国的一两家银行里存了一亿五千万美元。[25]在这样的情形下，美国不可能再对蒋氏家族还存在任何幻想，他们不得不重新考虑在中国的战略，希望推出一名杰出能干又反共亲美的将领取代老蒋。这时，出身弗吉尼亚军校的孙立人便成了首选。据从事外交生涯50年的顾维钧回忆说，20世纪40年代末期，美国杜鲁门政府拟定“弃蒋保台”策略后，孙立人确曾向美方表示要策动兵变除掉蒋，还要求美方予以支持。[26]
普林斯顿大学1990年出版的《韩战起源》一书提及：1949年12月，美国前任驻台北总领事克伦兹会晤陆军副总司令孙立人，称若孙同意控制国府，则美国将坚决支持他。12月30日，美国在与台湾国防委员会讨论保卫台湾提案时，再一次重申他们的担心，那就是孙立人缺乏保卫台湾的权力。[27]
1950年2月11日，麦克阿瑟派专机到台湾接孙立人赴日。据档案记录，麦克阿瑟在会谈中勉励孙立人负起保卫台湾的责任，美国则保证尽量提供军援。虽然孙立人返台后向东南军政长官陈诚报告了会谈情况，但孙立人单独的访日之行，加深了蒋介石对他的猜疑。事实上任何一国的元首都不会允许手下单独以个人名义同外国政府建立反常关系，两人关系恶化开始公开。
第二年，美军进入台湾海峡后，曾向台湾当局提出，给国民党最精锐的部队配备美式武器、支领美国薪酬，由美国顾问负责指挥，但蒋介石不同意。蒋介石也不可能同意，任何让他放弃权力的行为，都等同于对他人格的污辱。此后，美国又建议在台湾设立“中美联合作战中心”，协调区域内的双方军队共同御敌，该中心的美方指挥官由美军顾问团团长蔡斯担任，而台湾方面的指挥官，美方要求让孙立人担任，又被蒋介石拒绝。据1985年台湾版《蒋经国在台三十年》一书透露，早在1949年2月，美国即向当时的台湾省主席陈诚建议，让他和孙立人撇开蒋介石，在台湾另立政权，陈诚没敢答应。[28]美国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推孙立人出来，不仅无形中滋长了孙立人的傲气，也更加引起蒋氏父子对孙立人的怀疑与戒备，蒋介石甚至一度将在台湾陆军军官中曾经有留学美国经历的将佐简历单独造册以严加防范。[29]
赵君迈开始替孙立人等人的命运担心。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担心，是因他的前辈同乡曾国藩也曾有过这样的境遇，为此，还曾专门赋诗：“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曾国藩攻破南京后，其统领的湘军威震天下，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是他带领湘军起事，自立为王的最佳时机；另一方面，也因其功高盖主，难免让朝廷对他产生猜疑，成为他生命的最危险时刻，其后果轻则将罢免其军权，重则可能暗遭毒手。
当时，曾国藩的幕僚王闿运和爱将彭玉麟都一再向他提出自坐江山之事，他在给王闿运答复时，写下了这句著名的诗句。
曾国藩的选择，对他个人也许是一个明智而中庸的选择，而对于那批跟随他出生入死的部属和对于这个饱受欺凌的国家和人民，是不是真的有益，确实是很难说得清楚。比如说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四大家族成了腐败的代名词。虽然1952年10月，在国民党七大期间，蒋介石父子在党内进行了重大整肃，开除了一批影响极坏的国民党党员，在所列出的贪腐党员的名单上，宋子文位居第二，仅仅排在孔祥熙的后面。蒋氏父子认识到了贪腐问题的严重性，开始跟宋、孔、陈分离。但此时的赵君迈、孙立人与很多人一样，都已经对蒋家王朝失去信心，他们认为只有改变目前台湾的这种政治格局，才能改变未来中国之命运。这种改变，符合当时各方政治势力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赵君迈的思想也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他在想他和孙立人等这批留美军人，是否有必要愚忠到底。
从个人的情感因素而言，蒋氏父子对赵君迈不薄，尤其是蒋经国，算是仁至义尽，他就是在最后与孙立人摊牌的那一刻，都给赵君迈留下了充分的余地。赵君迈夹在蒋经国与孙立人两个朋友之间，本来他谁也不想帮，因为孙立人是生死兄弟，而蒋经国同样是赵君迈十几年的患难知己。但这一切，都还不是赵君迈参与孙立人兵变行动的主要原因，真正将两人推向这政治涡流中心的力量，是另一股更强大的政治势力，那就是从海峡对岸过来的一批原税警总团的兄弟朋友。在此次孙立人兵变案中，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一串的涉案人员，都是赵君迈当年税警团的旧部，比如说案中的关键人物李鸿、郭廷亮。郭廷亮是这次导致孙立人兵变的导火索，他与几年前因间谍案出事的李鸿一样，都是赵君迈与孙立人的老部下。郭廷亮中共的身份已经确认无疑，而比郭廷亮案发生早五年的李鸿间谍案，也差点将赵君迈、孙立人卷入其中。
李鸿、郭廷亮策反案
李鸿，原名李凤藻，字健飞。1904年1月4日出生于湖南省湘阴县，毕业于黄埔五期工兵科，比赵君迈小三岁，是孙立人在中央党务大学教导队时的老部下。孙立人是中尉排长，李鸿任中尉班长，两人还一同参加了9月在南京外围龙潭车站与直系军阀孙传芳部的激战，随后参加了第二次北伐，因作战勇敢，都立有战功。
赵君迈介绍孙立人加入税警总团后，孙立人在出任财政部税警总团第四团团长时，随即调李鸿进入税警总团，任第四团一营机枪连连长，李鸿后来与赵君迈、孙立人一块，参加了“八·一三”淞沪抗战。“八·一三”淞沪抗战时，李鸿率机枪连在刘家宅阵地争夺战中，十几次与敌军展开肉搏战。在税警总团退守苏州河后，孙立人所属第二支队在苏州河南岸至丰田纱厂一带布防，李鸿率领一营为全支队最前沿，阵地曾经两次失守，李鸿两次反击夺回。第三次日军占领桥头堡，孙立人亲自带领敢死队向桥头堡发动冲锋，被敌军炮弹击伤倒在血泊中。李鸿当即命令号长苏醒和机枪连战士胡让梨背孙立人脱离火线，自己端着冲锋枪殿后掩护，后与前来相救的赵君迈一块儿，将孙立人送到后方医院紧急救护。
1938年3月，孙立人脱险后，与赵君迈在湖南长沙重新组建财政部盐务总局缉私总队，孙立人出任中将总队长，赵君迈出任中将副总队长，齐学启任少将参谋长，李鸿任中校团长。
1938年末，税警总团改编为陆军新三十八师，进驻缅甸古都曼德勒与盟军并肩抗日。1944年8月，赵君迈在衡阳进行保卫战时期，蒋介石原拟任命副师长唐守治为新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闻讯后向蒋介石力争，终于使李鸿被提升为新三十八师少将师长。两个月后，孙立人又因战功被升为中国驻印军总指挥，代表罗斯福总统为李鸿举行授勋，将罗斯福总统签字的 “银星”奖章颁发并佩戴于李鸿胸前。
抗战胜利后，赵君迈被任命为长春市市长，孙立人为长春保安司令兼东北第四绥靖区司令官，与赵君迈再次携手合作，而李鸿则率新三十八师随孙立人新一军乘坐军舰抵东北，任吉林城防司令。
5月，孙立人指挥新一军先后占领四平、长春、吉林、德惠等地，和人民解放军隔松花江相望。1947年4月，在杜聿明一再进言下，蒋介石免去了孙立人新一军军长职务，让他到台湾去训练新军，孙立人在去职赴台前，呈请调李鸿为副军长兼任长春警备司令，陈鸣人为新三十八师师长。[30]
临行前，李鸿对孙立人说：新一军不可一日无仲公，健飞已去电南京，请求面见蒋委员长，陈述新一军将士们的意见，如不被采纳，健飞愿与仲公同进退，辞去军职回乡经商。孙立人说：“不可！老头子之成命，未闻有收回之先例，你何必有此一举？”
孙立人离开长春却因祸得福，他成了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唯一全身而退的高级将领。赵君迈在孙立人离开长春不久，也因身体原因离开了长春，前往北平就医，8月7日，赵君迈在北平正式辞去长春市市长职务。同月，新一军被黄埔系分拆成两个军，李鸿被任命为新七军军长。
1948年10月15日，长春告急，时东北锦州范汉杰集团被全歼，孙立人立即上书蒋介石请求派飞机将自己空投长春，希望亲自带领新一军突围，他还致电李鸿，会带新训练的部队来长春接应他。李鸿致电孙立人：锦州已失，沈阳危在旦夕，切不可来长春。17日，曾泽生率六十军起义，当晚郑洞国赴新七军军部探望李鸿军长，两人相对黯然。
10月19日上午，解放军主力开入长春。郑洞国、李鸿被俘，由解放军护送经吉林前往哈尔滨俘虏营集中。李鸿以中将军长身份，受到解放军礼遇，因李鸿身患伤寒，中共将李鸿送往哈尔滨医院救治。在人民解放军的医生和护理人员的治疗下，李鸿不仅身体很快痊愈，就是政治上、思想上也开始发生根本的转变。
很多人也许怀疑这样的转变是不是太快，但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个变化不要说是李鸿，就是比李鸿官阶更高的死党杜聿明，在被俘仅两三个月后，就已经开始为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提供国军情报资料，还主动给时任国民党八十八军的马师恭写了两封策反信，策动国民党高级将领起义。
1949年4月20日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前，马师恭任国民党第七绥靖区副司令兼第八十八军军长，并兼芜湖指挥所指挥官。部队负责防守旧县、铜陵一带的长江防线，正是人民解放军的渡江作战地段。杜聿明和马师恭既是陕西籍同乡，又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同学；杜任第五军军长时，马当过该军的副参谋长；全面内战爆发后，杜任东北保安司令时，马曾任东北行营突击纵队司令。杜聿明坚信他的策动“如非环境不许可，必可起义”。后确知，杜聿明的策动起到了作用。马师恭于解放军渡江战役发起前突然找了个借口辞职，使第八十八军顿时群龙无首，指挥陷入混乱，部队土崩瓦解。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七军于4月20日晚9时许，一举突破了国民党第八十八军的防线。
杜聿明等人的立功行为，让李鸿倍感压力，同时也感觉身负的使命更加艰巨。当时，有一个现成的立功机会摆在李鸿面前，就是东北全境在被解放军占领之时，1948年11月22日，身在台湾的孙立人上书蒋介石，请准先恢复新三十八师番号，并派员赴秦皇岛、天津、上海等地设立办事处，收容突围和失散的将士，希望重整新一军。[31]蒋介石考虑到新一军的官兵都是久经考验的军中人才，同意了孙立人接收旧部的请求，令顾祝同部派出一个师的人手，代为收容新一军官兵。[32]
这件事也让中共看到了李鸿的价值，认为他在新一军中的影响力与策动力，具有很大的战略前景。但李鸿因尚在治疗中，错过了归队的最佳时机，等李鸿第二年秋康复恢复自由后，新一军在大陆留守的办事处已经取消，李鸿只能返回湖南另寻机会。回到长沙后，李鸿一直在通过赵君迈与孙立人联系，孙立人接到李鸿在长沙写给他希望赴台的信后，认为兹事体大，亲自请示蒋介石能否让他们来台湾。
蒋介石很爽快地答复孙立人说，可以让他们来台，再任军职。
于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长沙的前夕，时在台湾担任陆军副总司令兼台湾防卫总司令的孙立人，派少校参谋葛士珩到长沙向李鸿面呈自己的亲笔信，请其赴台。
1950年2月3日，李鸿与夫人马真一携女儿哈生，在长沙登上了北京到广州的火车，到达广州后即赴香港，在香港由赵君迈接待，一行人待了三个多月，直到孙立人派原新一军副军长贾幼慧赴香港接李鸿等一行，李鸿他们才真正去了台湾。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贾幼慧。贾幼慧是赵君迈的老部下和老朋友，赵君迈在税警总团第一团任团长时，贾幼慧是第一团第二营营长。贾幼慧家庭的背景和个人经历与赵君迈相似，他比赵君迈小一岁，1902年生人，祖父乐天公，一生献身教育事业，他的父亲继承父业，也从事教育。贾幼慧16岁那年，考入清华，1925年入美国加州大学研读历史。次年转入史丹佛炮兵专校学习，1929年毕业，同年秋入美国炮兵七十六团实习，年底返国，先在赵君迈任团长的浙江省教导团出任第四营少校营长。1931年春，贾幼慧又在赵君迈的税警总团第一团任第二营中校营长、炮兵营上校营长等职。1944年底，赵君迈转任军事委员会外事局欧亚司负责人后，贾幼慧出任外事局欧亚司第一处少将处长。1946年初，赵君迈调任长春市市长，孙立人整编的新一军驻守长春，贾幼慧任副军长兼副司令官。
从赵君迈与孙立人、贾幼慧、李鸿、包括陈鸣人、郭廷亮等人的关系不难看出，在他们这些人中间，赵君迈从年龄上说是大哥，从职务上说是老长官，从情感上，他们还是几十年的生死弟兄，所以，赵君迈在香港的身份就特别的重要和敏感。
李鸿到台湾的第二天，孙立人即带他去面见蒋介石。据李鸿自己回忆说，蒋介石对他的到来深为嘉许，对他说了很多慰勉的话，态度极为亲切。蒋对李鸿说：“现有两个考虑由你选择，一个是准备筹建一支光复大陆的新军——成功军，你去当军长；一个是军校校长，孙总司令说你长于训练军队，你去当校长。这两个考虑你三天内答复。”
李鸿想不到老蒋如此爽快，一扫往日心中的愁云。在他和夫人去台北刚站住脚跟不久，彭克立、陈鸣人、曾长云等旧部，也先后从大陆经香港赵君迈处赴台投奔孙立人。孙立人任命陈鸣人为陆军总司令部营务处少将处长，彭克立为二〇六师少将副师长兼第一团团长，曾长云为三四〇师步兵团团长。然而，就在大家赴台的时间才过去短短不到一个月，李鸿就被指控来台湾系奉中共派遣，为阴谋策反孙立人的大陆匪谍。蒋介石下令将李鸿和其夫人马真一逮捕投入监狱，接着六月至九月间，与李鸿先后赴台的新三十八师将校级军官陈鸣人、彭克立、曾长云、潘德辉、胡道生、陈高扬、黎俊杰、吴颂扬、潘东初、孙蔚民、刘益福等17 人先后被捕入狱。事发后，孙立人立即晋谒蒋介石，为旧部求情，孙立人甚至愿以全家人的性命为李鸿等人担保，但遭到蒋介石拒绝。蒋介石给孙立人的机会是，他可以推荐审判官或法官一人，参加李鸿案会审，这让孙立人很失望。[33]
就在李鸿等人在台湾出事之后，共产党在秘密战线的主要领导人潘汉年悄然离开香港，到上海做常务副市长去了。这中间是否有种内在的关联，外人不得而知，好在李鸿他们在台北的工作刚刚开始，尚没有留下任何策反的证据，加之台湾当时正当用人之际，事态并没有扩大。
而1955年的郭廷亮事变，显然比李鸿案更为严重。
郭廷亮是云南河西人，毕业于云南省立昆华师范学校。1938年，税警总团转战贵州都匀抗日时，他成为税警总团孙立人的下属。此后，税警总团先后改编为新编第三十八师、新编第一军，郭廷亮始终跟随孙立人，先后任排长、连长，军衔至少校，并参加远征缅甸、印度的对日作战，还在东北与赵君迈一块儿守过长春。
郭廷亮与共产党的关系是在1948年建立的。那年1 月，郭部驻沈阳，经三义和米栈老板白经武介绍，郭与青年女子李玉竹结婚，后沈阳城解放，郭廷亮请求白经武设法弄张路条，以便离开解放区。白经武是共产党的地下联络员，其兄白经文在解放军吕正操部任联络科长。郭廷亮后由白经武陪同，四次至沈阳铁路饭店会晤白经文，白经文在与郭的接触中，了解到郭为孙立人之旧部，在国民党军中关系颇多，遂嘱郭去台湾长期潜伏，掌握部队，一面制造台湾国民党军中的大规模变乱，一面俟机策应解放军进攻台湾。
郭廷亮到台湾后，刚开始因资历不够，与孙立人见面的机会都不多，很难在策反上有什么作为，后来孙立人卸任陆军总司令职务时，给了他一个机会。
孙立人在他卸任前，曾令陆军总司令部第五署督训组中校组长江云锦，利用到各部队督训的机会，在每一团中指定一位军衔最高的同学作为联络人，便于今后与其他同学进行联络，这有点像现在的同学会。但江云锦没有把这件事办好，孙立人在卸任总司令职务后，又指定郭廷亮来做这件事，由郭廷亮接替江云锦来担负联络工作，这个机会被郭廷亮利用，并开始积极活动。
郭廷亮不仅与第四军官训练班毕业的同学一百多人建立了联系，还在各部队中建立组织，当整个组织体系布局完成以后，郭廷亮得知一个消息，孙立人近期要陪同蒋介石在屏东机场阅兵，郭廷亮想借助第四军官训练班同学发动“兵谏”。
据郭廷亮被捕后交代，事发前，他曾于 5月15日到台北晋见孙立人，报告联络工作进展情况以及第四军官训练班同学对孙立人目前境遇的态度，大家对蒋目前的行为很不满，准备发动“兵谏”的信息。
郭廷亮说，孙立人只是要郭廷亮转告其他同学不要轻举妄动，如有意见可等他到了屏东以后再说，而对他所说的“兵谏”行动没有任何强硬表现。郭廷亮称，孙立人听到他的汇报后之所以不置可否，是有他的意图，他是希望利用郭廷亮联络的部队造成一股势力，作为他与蒋合作的本钱，但令孙没想到的是郭廷亮也有他的意图，他是要利用孙立人的威望，完成“兵谏”和刺蒋的任务。
郭廷亮事后在转告联络好的同学时，将孙立人的劝告转述成了命令，说孙立人已经同意他们采取“兵谏”行动，让大家做好准备。
但这件事最后竟被蒋经国识破。5月25日，郭廷亮被捕，接着，此案上升为孙立人兵变案，孙立人案爆发后，由于美方高度关切的立场态度，使事态并未出现扩大和蔓延的趋势。[34]但那位全身都是枪眼的民族战士，那位与赵君迈一样为民族利益九死一生的抗日英雄，从此要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这就是赵聚钰向赵君迈通报孙立人事件的大致情形。
赵君迈明白，就凭自己与孙立人、李鸿、郭廷亮他们这种紧密的关系，已很难置身事外，而此时对于赵君迈而言，最让他深感祸不单行的是两个月前，他在上海的好友潘汉年也出了事。
上海市副市长在北京失踪
潘汉年出事的时间是在1955年的3月。当时，赵君迈还从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的头版头条位置上，见到过潘汉年在新落成的中苏友好大厦广场上剪彩时的照片，他低着头，左手握彩球，右手拿着剪子剪彩。一男一女两位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站在他的两侧；苏联驻中国的特命全权大使尤金院士、中国对外贸易部范子久副部长等中外贵宾及上海党政军各界领导都在现场出席。当时，中苏友好大厦是建国后上海建造的第一座最宏伟的大型高级建筑，《解放日报》在头版的同一版面上，还刊登了潘汉年当天在苏联经济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开幕典礼上的讲话摘要：“我们正在积极努力为支援我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而奋斗。我们决心以实际行动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进一步巩固中苏两国的伟大友谊，为支援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而奋斗！为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这几句话令赵君迈至今都记忆犹新，但赵君迈绝对想不到，潘副市长的这番慷慨陈词竟成了他在上海工作的谢幕讲话！那份记载潘汉年讲话的《解放日报》也成了一份可贵的历史记录。
3月15日晚，潘汉年参加了尤金大使举行的盛大酒会后，便匆匆踏上了北去的列车，参加将于3月21日至31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出席这次中央全会的上海市代表除潘汉年外，还有陈毅、柯庆施、陈丕显、许建国、夏衍等五人。陈毅为上海代表团团长。根据会议的统一安排，上海代表团成员下榻于北京饭店，潘汉年就住在六年前赴任途中在北京等待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时所住过的303号房间。[35]本来，中共这次中央全会所拟定的会议议程有三项：一是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二是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三是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定。
会议在进行第二项议程时，先由邓小平作报告，接着进行讨论。一些代表先后在会上表明了态度，并对自己与高、饶之间的关系作了自我检讨，同时交代了一些问题。对此，毛泽东在大会讲话中表示了充分的肯定，并号召凡是和高、饶问题有某些牵连的或历史上有问题而没有交代的高级干部，都应当主动把问题向中央讲清楚。毛泽东强调，会上还没有来得及讲的，或是不想在会上讲的，会后还可以写成材料，中央一律采取欢迎的态度。毛泽东在会上的这番讲话，让潘汉年感觉每一句都好像是在对他说的，因在会议印发的材料中，有关于饶漱石、扬帆在上海“重用、包庇和掩护一批反革命分子”的材料，其中说到了一个人——胡均鹤，使潘汉年意识到了饶漱石、扬帆的问题已经和他联系上了。他是上海市公安、政法委的实际领导人，是扬帆的顶头上司，胡均鹤等人的处理意见，虽然最后由饶漱石拍板，但潘汉年不点头，胡也不能得到重用。更何况，他自己还有一个难以启齿的心病，那就是1943年他在李士群、胡均鹤挟持下，在南京会见汪精卫一事，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向中央说清楚。现在胡均鹤已经被捕，饶漱石、扬帆的问题也基本上有了结论，毛泽东希望高级干部讲清楚自己的历史问题，并表示一律采取欢迎的态度。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潘汉年感到说出来也未必是件坏事，他下决心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决定主动向毛泽东讲清楚自己的问题，当时，他并没有觉得那段历史问题会如此之严重。
3月31日晚，潘汉年先向自己的老部下夏衍探了一下口风，说：“我心里有一件事，还没有向组织上说清楚。不说，我是睡不着觉的。”夏衍是潘汉年在上海多年的战友和部下，也不便问老领导具体是什么事，对潘说：“那你就赶快向陈毅老总去说清楚。”
第二天一大早，潘汉年就找陈毅详细讲述了自己十二年前在李士群、胡均鹤挟持下去见汪精卫的经过，解释了自己长时期没有向组织上汇报的原因，同时将自己写的有关报告交给陈毅，请他转告中央。
陈毅认为这是一个重大问题，当天就亲自前往中南海丰泽园，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哪知道，陈毅向毛泽东报告了此事后，毛泽东大怒。当年潘汉年见过汪精卫后，曾去过延安，毛泽东还接见了他，两人在毛泽东的住所谈了很长时间，期间毛泽东还拿出了一瓶珍藏多年的好酒，与潘汉年一块边聊边喝，这等于是给过潘汉年说清楚的机会，但他错过了，毛当即作出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36]还让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立即对潘汉年执行逮捕审查。
在北京饭店大厅，当罗瑞卿宣布对潘汉年逮捕审查的时候，潘汉年毫无思想准备，穿着一双酒店的拖鞋就跟着去了。[37]
潘汉年被捕的消息，除内部小范围内的几个人知道外，对外一律严加保密，而在这一段时间，围绕在潘汉年身边的事件和人物，都无一例外地受到了牵连。
赵君迈知道发生的事情后，脑海里一片混沌。
艰难的抉择
赵君迈开始还以为自己的听觉发生了错乱！难道这是真的吗？难道那位他认识了数十年的老共产党朋友，真的是一个内奸吗？如果潘汉年真是内奸，为什么不把赵君迈出卖给蒋介石呢？他不明白一个在党和政府内担任许多要职的高级干部，中国第一大城市的当家人之一，怎么会一下子成了反革命分子，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但是，惊叹也好，疑问也好，潘汉年被捕已是不可置疑的事实。
两则消息一同向他袭来，都是那么突然，这不能不引起赵君迈极大的震惊，谁也没有回天之力去改变这一事实！这位久经沙场的抗日中将，感到一下子被推到了时代危崖的最边缘，夹在两股政治力量中间，有些不知所措。
此次，赵君迈的侄儿赵聚钰受蒋经国的委托前往香港，给赵君迈带来了三句话：一，孙立人虽出事了，蒋经国也知道赵君迈跟孙立人之间的关系，但在这件事的处理上，孙是孙，赵是赵；二，蒋经国和赵君迈是朋友，他可以以人格保证，任何时候都不会动赵君迈，但他父亲和陈诚那边的人会不会动赵，他不敢保证；三，让赵君迈在香港好自为之，不要再做对不起党国的事情。
赵君迈听完赵聚钰的转述，非常明了自己的处境。蒋经国的口信其实是非常明白地告诉赵君迈，他与孙立人之间的事，他们蒋氏父子都很清楚，但蒋经国念在与赵君迈多年友情的分上，放他一马。
赵君迈让赵聚钰转达了他对蒋经国的谢意。送走赵聚钰后，赵君迈经过一夜痛苦的思索，决定离开香港回到大陆。
赵君迈的回国决定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单方面作出的，他从香港给大陆的共产党联络人发出了希望立即回国的电报。电报很快送到了周恩来和叶剑英的手中，正在开政治局会议的叶剑英对周恩来说，让李立三同志去接吧，他和赵君迈既是老对手，也是老朋友。
这年的12月，李立三代表中共中央前往广州，迎接从香港悄悄回到大陆的赵君迈。当时的对外口径是，著名爱国人士、国民党高级官员赵君迈从香港起义回归祖国。
关于赵君迈是不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有很多不同的说法，但赵君迈在抗日战争时期，与共产党高层如周恩来、李立三、叶剑英、潘汉年、伍修权等人都有着很密切的关系与交往，却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赵君迈与潘汉年和伍修权的关系，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上海，赵与潘两人就是很不寻常的朋友。赵君迈是奉行国家利益至上的，他受美国教育多年，受其同学罗隆基和闻一多的影响，有很超前的“左倾”思想，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一切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和爱国军人，都会有这些想法，这有点像一种时尚。赵君迈是只要有利于民族和国家的事情，他都愿意去做，所以，在抗日战争时期，无论是在言语上还是在行动上，赵君迈都给予过时在上海的共产党负责人潘汉年等人极大的帮助。潘汉年出事后，赵君迈在大陆的家人，第一时间也受到了牵连，也证明赵君迈与潘汉年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而赵君迈与他的共产党朋友伍修权的关系则更加微妙。1986年，身为全国政协常委的赵君迈为恢复欧美同学会，联名伍修权、周培源、茅以升等人向时任政协主席的邓颖超呈文，得以恢复欧美同学会並发还原欧美同学会房产。在恢复欧美同学会后召开的第一次全体会员大会上，赵君迈以高票当选为会长，但赵君迈却推举茅以升担任此职位，而他以常务副会长身份主持工作。后来赵君迈生病住院，他请伍修权代为主持欧美同学会工作。伍修权二话没说，还辞去了中国战略协会会长一职，以便有更多时间和精力主持欧美同学会工作[38]。这种行为在他那样的一个身份与级别，是难得一见的。
关于赵君迈从香港回国前的这一段历史，在任何时候，他都没有向外界提起过，唯一的一次例外，是在他去世前几年，跟他的儿子简单聊过几句。这让我想起赵君迈的朋友俞济时说过的几句话。俞济时是赵君迈在上海淞沪抗战时的战友，也是蒋介石的浙江嫡系，他是黄埔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生里面最早升任师长的国民党将军，一直在蒋介石身边做侍卫长的工作。他老了以后住在台北市的阳明山，有一次台湾很有名的《传记文学》杂志总编辑刘绍唐碰到了俞济时，想向俞济时约稿，于是两人聊了会儿天，俞济时向刘绍唐把手一挥，说：“你们知道的都是假的。”刘绍唐震了一下，问：“为什么？”俞济时回答说：“很简单，真的事情我们不会告诉你，我们会守着秘密，把这秘密带到棺材里面去。”
俞济时的话是真的，很多为国家和民族作出过杰出贡献的人，他们亲历的很多真实历史，我们真的不知道。就像赵君迈的传奇一生，无论社会对他的评价是好是坏，他对他所经历的历史，都不曾向外人提起，直到他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刻。
赵君迈的哥哥赵恒惕的留日同学于右任在台湾曾作过一首诗：“不信青春唤不回，不容青史尽成灰。低回海上酬功宴，万里江山酒一杯。”
青史，真的可以都成灰吗？
注释：
[1] 国史馆002080200637074.蒋经国电朱茂榛.1947-12-24
[2] 杨家润，程晓苹.功勋卓著的复旦学生军.档案春秋，2005（3）
[3] 刘绍唐.民国人物小传.赵聚钰.传记文学，1981（8）
[4] 国史馆002080200661100.赵聚钰电蒋经国，1949-11-26
[5] 曾景忠，梁之彦选编.蒋经国自述.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
[6] 白寿彝.中国通史（第十二卷）：近代后编（1919—194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7] 郑锦玉.碧海钩沉回忆思录.台北：水牛出版社，2004
[8] 李敖.蒋介石研究.北京：华文出版社，1988
[9] 吴景平，郭岱君.宋子文和他的时代.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10] 李学通.翁文灏年谱.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
[11] 国史馆002020400015010.陈诚电蒋中正，1947-03-14
[12] 国史馆002010400005036.蒋中正电示杜聿明，1947-04-02
[13] 国史馆002060100225016.蒋中正召见东北保安司令部孙立人副长官
[14] 国史馆002020400028064.俞济时电陈诚请征孙立人，1949-02-02
[15] 郑锦玉.碧海钩沉回忆思录.台北：水牛出版社，2004
[16] 国史馆002060100257029.宋美龄电蒋中正，1949-10-29
[17] 李福井.古宁头战记.台北：稻田出版社，1999
[18] 国史馆002060100258009.蒋中正召见孙立人，1949-11-09
[19] 国史馆002090103006264.王世杰电郑介民，1949-11-09
[20] 国史馆002090104001317.孙立人电蒋中正，1950-02-17
[21] 郑锦玉.碧海钩沉回忆思录.台北：水牛出版社，2004
[22] 国史馆002090103006214.董显光电王世杰转蒋中正，1949-12-30
[23] 国史馆002050101013068.孙立人宣誓就职，1950-03-25
[24] 国史馆002090103006108.皮宗敢电蒋中正，1949-01-30
[25] 陈廷.孔祥熙在美国巧掩家底.文史博览，2005（11）
[26]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顾维钧回忆录.北京：中华书局，1988
[27] Cumings，Bruce.韩战起源.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1
[28] 国史馆002090103002197.董显光电蒋中正，1949-12-30
[29] 何瑞瑶.蒋经国在台三十年.香港：香港大联印刷公司，1985
[30] 国史馆002080102118002.陆军留学美国在台军官佐简历册，1951-06-24
[31] 国史馆002080200539077.孙立人呈请准调贾幼慧为本部副司令官，1947-08-01
[32] 国史馆002080200335153.孙立人呈蒋中正请准先恢复新三十八师番号，1948-11-22
[33] 国史馆002080200336158.顾祝同呈蒋中正已伤二〇七师代收容新一军等官兵，1948-12-15
[34] 国史馆002080200344047.蒋中正令朱绍良为审判长并嘱孙立人推荐审判官，1951-02-13
[35] 国史馆002090103008057.叶公超电蒋中正，1955-10-14
[36] 张云.潘汉年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37] 张云.潘汉年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38] 吴凡吾.伍修权同志二三事.中华魂，20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