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人格心理学的历史与发展

德国著名心理学家艾宾浩斯曾对心理学的发展历史说过一句名言：“心理学有一长期的过去，但仅有一短期的历史。”[14]这句话同样也适合人格心理学的情况。1937年，著名美国心理学家奥尔波特出版其名著《人格：心理学的解释》，标志着人格心理学的诞生。从那个时候算起，人格心理学的发展历史距今近八十年了。但是，在人格心理学诞生之前的数千年中，中国与西方都有不少思想家思考过人格的问题，他们提出了不少有关人格的理论观点。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人格心理学有一个长期的过去。了解过去有助于理解现在。人格心理学起源于西方，接下来我们将对与发展西方历史上有关人格的重要思想做一个简要的介绍，然后再讨论人格心理学的形成过程。

一、西方人格心理学思想的发展

与中国先秦时期大致同时，古希腊文明成为整个西方现代科学包括心理学的源头。从古希腊开始，历经古罗马时期、中世纪基督教会统治的黑暗时代，以及文艺复兴时期与近代，西方历代哲人都曾论及人格心理问题，提出了许多有关人格心理的闪光的思想与理论观点，从而奠定了西方现代人格心理学形成的思想基础。西方思想家关于人格心理的观点集中蕴含在他们的人性论的思想中，为此，我们着重分析西方思想史上主要的人性论思想，阐述其中所包含的人格心理学思想。

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智者学派的创始人普罗泰戈拉提出了一条哲学史上非常有名的命题，这就是：“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15]这一命题开创了西方最早的人本主义运动，它反对“神意说”，对提高人的地位有着积极的进步意义。普罗泰戈拉还通过神话指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有智慧和创造性。神以土和水创造生物，令普罗米修斯和艾比米修斯给动物分配属性。最后好的属性（钢爪、利牙、快跑、飞行、皮毛等）都分完了，忘了给人分配，普罗米修斯只好偷了神的机械技术和火送给人。于是人有了维持生活的智慧和技术。人用智慧创造文明和社会的一切。因此，作为人的本质是智慧。在普罗泰戈拉之后，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在理论上深入地探讨了人性问题，形成了较为系统的人性论观点。

与古希腊早期的自然哲学家不同，苏格拉底不关心自然的知识，而重视人类本身及社会道德的研究。他教人要“认识自己”，也就是说要人认识“真正的我”。这个“我”是指“我的灵魂”，也就是心灵或理智。只有灵魂或理智才能使人明辨是非，一个把自己的灵魂或理智看做至高无上的人，自然能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并且能够做一个有道德的人。苏格拉底认为“美德就是知识”，而不道德便是无知的同义语。知识是可教的，但并不是来自客观的自然界，而是人的心灵先天就有的。因此，从本性上讲，人是善的。当然这种本性上的善不是自发表现出来的，只有通过一系列的引导、启发，也就是“教育”，才能将先天有的善变成现实的善。苏格拉底重视知识与理性，开创了西方人性本善的传统。

师从苏格拉底的柏拉图，继承和发展了老师的人性论，并提出了“理想国”的设想。柏拉图认为人的本性即灵魂，灵魂由神创造，先于万物和人的肉体，它是不死的。灵魂由三个部分组成，即理性、意志和欲望，它们分处于身体的不同部位：理性是灵魂中最高贵、最优秀的部分，具有认识真理的智慧功能，居于人的脑部；意志具有产生激情与勇敢、发动行为的作用，位于人的心脏；欲望是灵魂中最低级的部分，追求物质与肉体满足，居于人的腹部。既然灵魂是神创造的，它本身具有善性，灵魂各部分基于自己的本性而活动，各自都是善的表现。但是，如果仅仅是各个部分各自活动，灵魂就不能达到作为整体的善。只有让理性统率各个部分，协调各部分的活动，才能达到整体的善。相反，若是灵魂各部分不服从理性的支配，相互矛盾、冲突，破坏了灵魂的和谐秩序，就会产生不正义、无知、怯懦与放荡。可见，恶来自灵魂内部冲突与理性作用的丧失。

柏拉图以这种人性理论论证其国家学说，他认为国家是放大了的个人，相应于人的灵魂中的三个部分，国家也应有三个等级，它们的地位、作用和相互作用也应该与灵魂中三个部分的情况一致。在国家中，相应于理性部分的是“执政者”即统治者等级，他的职能就是以其智慧来管理国家；相应于意志部分的是“守卫者”即武士等级，他的职能是以其勇敢与武力来保卫国家；相应于欲望部分的是农民、手工业者与商人等，即劳动者等级，他们的职能就是生产劳动产品以满足国家的各种物质需要。柏拉图没有提到奴隶，在他看来，奴隶只是一种会说话的工具，根本不算是人。柏拉图认为，在国家中，只有以上三个等级各司其职而互不干涉，有了智慧、勇敢与节制的品质，这个国家才会和谐一致，成为正义的国家。反之，如果劳动者等级失去了“节制”，不安分守己，不埋头于生产，而是都来过问政事，参与国家大事，这就是“以下犯上”，违背了“正义”的原则，会给国家带来最大的祸害。

虽然柏拉图的人性论与国家学说是为贵族奴隶主的专制统治服务的，把人的精神说成是神造的、不朽的灵魂，把人的本性归结为人的灵魂、归结为理性，过分夸大理性的作用，贬低人精神中非理性因素的作用等，这些都是错误的、不科学的，但是，在其理论中也包含着某些合理的、有启发意义的思想观点。例如，柏拉图首次提出了心理功能与结构的三分法观点，强调理性对激情与欲望的控制和调节，主张根据人的心理特点进行社会分工等。

古希腊伟大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批判地继承了其老师柏拉图的人性论观点。在他看来，一个人由灵魂与肉体构成，灵魂是“形式”，而肉体是“质料”，形式决定质料，“灵魂乃是有生命躯体的原因与本原”[16]。人的本质是人的灵魂。在灵魂的构成上，与柏拉图有所不同，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灵魂中有理性与非理性两个部分。理性即智慧、理智，非理性包括情感、欲望。亚里士多德强调理性的作用，认为理性应当控制与领导非理性，只有这样人才具有德性。

亚里士多德反对柏拉图的灵魂不朽、灵魂转世的观点，认为灵魂不能离开肉体而存在。他形象地把灵魂比喻为“蜡版”，认为灵魂进行思维活动时，思维的对象即外部事物在心灵上留下了痕迹，好比文字刻于蜡版上那样。这种观点包含了反映论的思想。以此可以推论，既然人的灵魂像一块蜡版，灵魂是人的本性，那么人本性上应该是无所谓善与恶，即是中性的，由于后天在灵魂的“蜡版”上所印刻的不同，才有了善与恶的分别。

亚里士多德主张“中庸之道”。在他看来，美德的核心与实质就是追求与选择介于“过度”与“不及”之间的一种适度或中庸状态。例如，对于“恐惧”这一情感，选择中庸适度是“勇敢”，恐惧过度则“怯懦”，不及则“鲁莽”；对于“财物使用”，选择中庸适度就是“慷慨”，过度是“挥霍”，不及是“吝啬”，以及自尊在傲慢与自卑之间，谦恭在无耻与怕羞之间等。过度与不及都是与道德本性格格不入的，唯有适度才能保证道德的本性与善。一切罪恶则是由于不顺从理性，在情感和行动方面，走上了与中庸适度正好相反的两个极端而产生的。如何才能把握中庸与适度呢？亚里士多德认为中庸适度不能通过机械的算术运算来获得，因为中庸适度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而是因人、因事、因环境的差异而有所不同。要掌握中庸之道就需要依靠个人的智慧与见识，这种智慧被亚里士多德称为“实践智慧”。他认为，实践智慧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断的实践活动中训练出来的。一个人只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就可以找出中庸之道的分寸来，并由习惯而成自然。

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灵魂不朽说的批判，主张灵魂的“蜡版”说，以及实践智慧的观点，对西方人性与人格心理问题的探索都有积极的意义。

在亚里士多德之后，古希腊哲学走向衰落。在人性问题上，值得一提的是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他从唯物主义的原子论宇宙观出发，批判柏拉图的灵魂不死说，认为灵魂也是由物质性的原子构成。由于构成灵魂的原子会做自动偏离运动，因而每个人都是自由的。他进一步主张人应该自由地去寻求和享受人间的快乐和幸福生活，趋乐避苦是人的本性，它本身就是至善，就是生活所追求的目标。伊壁鸠鲁主张快乐论，但不提倡享乐主义，他所讲的快乐并非专门追求物质和感官的享受，而首先是心灵上、精神上的愉快。当然，精神上的快乐还是要以一定的物质享受为基础，所以，他并不主张禁欲主义。他主张把物质欲望减少到最低限度，过朴素的物质生活，而注重丰富的精神生活。这样做既能使人增进身体健康，又使人不至于贪得无厌，从而达到身心宁静、怡然自得的人生理想境界。

在欧洲中世纪时期，由于基督教神学具有至高无上、唯我独尊的地位，关于人性的观点总是与基督教神学联系在一起。在基督教早期，罗马帝国教父学的代表人物奥古斯丁就提出了“原罪说”。由于人类始祖亚当与夏娃在伊甸园里受了蛇的引诱，偷吃了智慧树上的禁果，犯了罪，被上帝赶出了天堂。由此，人类一开始就犯了罪，这种罪是“原罪”。它不仅仅是人类的第一次罪行，更严重的是造成了人的本性的堕落，使得人类子孙后代天生就有罪。人的感情生活与欲望都是邪恶的，追求快乐与幸福是罪孽。因此，人应当鄙视自己，否定自己，取消一切欲望与要求。由于这种原罪，任何人都不能靠自己救自己，只有通过教会祈祷上帝的“恩赐”，才能得救。

这种理论把人的欲望等同于人性，根据《圣经》中荒诞不经的故事，又根据人的欲望可能把人引向罪恶，认为人性等同于罪恶。这种人性本恶的理论实际上是宣扬禁欲主义，让人心甘情愿地接受封建教会的专制统治。

在欧洲封建社会末期，随着手工业、商业的发展，新兴的市民资产阶级针对基督教神学以神为中心，否定人的价值与尊严，宣扬禁欲主义，提出了以人为中心，提倡人性，反对神性；提倡人道，反对神道；主张个性解放，反对宗教枷锁，由此形成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潮。在人性问题上，人文主义认为人的本性就是人的“自然”性。什么是人的自然性呢？他们认为，人的自然性就是要求人格的独立与尊严、意志自由和对个人幸福的追求。人是活生生的肉体之躯，自然会有各种欲望和情感，而追求幸福的欲望完全是正当的、合理的，因此，人没有必要禁止自己的欲望。人文主义思想家蒙田认为，人追求幸福是听从自然的指引，服从自然的召唤。他说一个真正享受自己生存之乐的人几乎就是一个神圣完美的人。由此，人文主义否定基督教的原罪说，主张人的自然本性不是邪恶的，而是善良的。

人文主义对宗教神学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但并没有完全消除人性本恶的“原罪说”。在宗教改革时期，路德和加尔文虽然主张人有权利直接面对上帝而不以教会为中介，打击了教会的权威，但是，他们却坚持人的本性邪恶和人的软弱无能，认为人得救的最大障碍是人的骄傲，只有通过忏悔自己的罪恶，对上帝无条件地服从与信仰，才能战胜这种骄傲，获得上帝的宽恕。可见，人性的“原罪说”在新教里又死灰复燃。

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著名思想家霍布斯在他的著作《人性论》和《利维坦》中，以无神论和唯物论的机械运动观点来解释人性和心理现象，并论证国家的起源，为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服务。他认为，人的本性就是趋乐避苦、自私自利和自我保存，人与人生而平等，都为自我保存而相互竞争和攻击，导致了普遍的战争状态，即所谓的自然状态。为了避免这种状态，人们遵循理性提出的为谋求和平生活必须遵循的原则，即自然律。自然律有九条，归根结底为一条，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7]为了使人们都遵守自然法而过和平的生活，人们必须订立契约，把自己的自然权利交给统治者，从而创造文明和国家。霍布斯虽然认为人人有权利追求自己的幸福，批判了宗教神学的“原罪说”，保卫了人的自然权利，但他把这种自然权利看成是自我保存，它势必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侵犯，从而得出人性本恶的结论。

在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时期，思想家卢梭提出了天赋人权的人性学说和主权在民的社会契约论，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做好思想上的准备。卢梭认为，未被私有制和文明污染过的自然人，是听从自己本性与良心的指导和支配的，这种处于自然状态的人才合乎人的本性。自然的人不仅有自我保存的要求和自爱的本性，而且对同类具有同情心和怜悯心。这是人性的两个方面。人要自我保存就必须自主地选择如何自我保存，因而人是自由的，自由是自然赋予人的天然权利。由于人性有对同类的同情心与怜悯心，人生来是平等的，平等是人的天赋人权。同时，同情心与怜悯心使人与人友好相处，人类天生善良，人类在自然状态下是安宁幸福的。卢梭反对霍布斯把人类的自然状态描绘为“人对人是狼”的恐怖状态，认为霍布斯实际上是把文明社会的状况搬到了自然状态，是私有制破坏了人的本性，从而导致了人类的不平等与战争状态。卢梭主张人性本善，否定了人的本性是自私与邪恶的观点，认为自私自利是私有制的产物，是人性的堕落。这种看法有一定的合理之处和积极意义。

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爱尔维修、霍尔巴赫在人性问题上，提出了与卢梭相近而又有区别的观点。他们认为一方面人是具有感性的肉体的人，因而趋乐避苦、自爱自保是人的本性之一；另一方面人又是社会的人，每个人在追求自己的幸福时不能离开他人，他人是自己存在和幸福的最重要的条件，因此，爱他人是人本性中不可缺少的东西。人既自爱，又爱人，所以人的本性不是邪恶的。人生下来的时候，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人成为什么样的人，只是所处的环境影响的结果。爱尔维修与霍尔巴赫都毫不留情地批判了封建专制制度，认为邪恶的封建专制制度使人变坏，要通过革命来消灭这种专制制度，用民主制度取而代之。

从以上西方思想发展中关于人性问题的讨论，我们可以归纳出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第一种以普罗泰戈拉、苏格拉底与柏拉图为代表，认为人的本性就是理性；第二种观点以亚里士多德“灵魂蜡版说”、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的观点为代表，倾向于人的本性为中性，可以为善为恶；第三种以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人文主义的人性自然论与卢梭的观点为代表，不管是对个人幸福与快乐的追求，还是自我保存和对同类的同情心与怜悯心，它们本身是善的；第四种观点以基督教神学的“原罪说”与霍布斯的观点为代表，虽然这两种人性论的社会基础与论述都非常不同，但它们同样主张人的本性是恶的。

从西方思想家的人性理论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某些人格心理学的观点。

关于人格结构方面，柏拉图在其灵魂说中倾向于理性、意志与情欲三因素合成的观点，而亚里士多德的灵魂说倾向于理性认知与情感意志二因素论。亚里士多德还从进化的角度探讨灵魂的构成，他认为灵魂有高低等级之分，这与生物的身体相对应。最低级的生物是植物，它们相应具有最低级的灵魂，即营养的灵魂，只具有吸收营养以及生殖的功能。其次是动物，动物不仅具有营养的灵魂，还具有感觉的灵魂。感觉的灵魂能使动物感觉到快乐和痛苦，产生欲望。位于动物之上的是人类，人类除了营养、感觉的灵魂外，还具有理性的灵魂。理性是人所特有的功能，它使人与其他动物相区别。亚里士多德这种灵魂进化观与整体观对于我们理解人格心理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西方思想家的人性论中也包含着关于人格发展与改造的观点。柏拉图的人性论把人的本性等同于人的灵魂，认为人的灵魂是由神所创造的。灵魂在出生之前生活在完美的理念世界中，了解并掌握了丰富的理念知识，因此它天生就具有各种理念知识。但是，由于人出生时，人高贵的灵魂与低贱的肉体相结合，导致灵魂被玷污，人暂时遗忘了各种理念。为了重新获得那些知识，就必须学习。学习不是向外部世界探索，而是反省内心深处，将原有的理念知识、美德等逐渐“回忆”起来，他人的教育不过是一种诱发而已。由此看来，柏拉图把内心活动与回忆看成是人格完善的主要途径。与柏拉图不同，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格完善主要靠后天的实践活动，通过不断的实践活动，才能训练出所谓的“实践智慧”，从而掌握“中庸之道”。在近代，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霍布斯认为人性本恶，要改造人，使之人格完善，只有通过人的理性，遵循自然律，建立专制国家，制定严厉的法律，排除人与人之间的纠纷，制止侵害社会其他成员利益的犯罪行为。卢梭认为人性本善，自私不是人的天性，而是私有制的产物。因此，只有废除私有制，建立主权在民的国家，才能防止罪恶产生，充分发挥人善良的本性。

在理想人格方面，苏格拉底强调人的理性，认为美德就是知识，善出于知，恶出于无知。一个人有理性，才会具有知识；有了知识，这个人才能完善自我。柏拉图的人性论则认为理想的人格应该包含四种美德，即智慧、勇敢、节制与正义。每个人的灵魂都有理性、意志与欲望三个部分，对应智慧、勇敢与节制三种美德。当一个人的灵魂的三个部分各司其职、和谐结合时，则产生第四种美德，即“正义”。一个人格完善的人应该具有这四种美德。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人既是理性动物，也是政治动物。作为理性动物的人的美德就是知德，作为政治动物的人的美德就是行德。知德与行德的完美结合就是人格高尚的人。一切美德都处于过分与不足两者之间，即中庸状态。因此，美德的核心是适中或中庸，这也是一个人格完善者的根本特征。

西方哲人的人性论中也包含着人格分类的观点。在柏拉图那里，实际上是根据人灵魂中理性、意志和欲望三个部分关系的不同，把人分为不同的人格类型：理性占优势的统治者类型，意志占优势的武士类型，以及欲望占优势的平民类型三种。柏拉图还认为这三种人格类型的人是神用不同的金属创造出来的，统治者是神用金子造出来的，武士是用银子造出来的，而平民是由铜与铁造出来的。这三种人分属于不同的等级，而等级划分是天生的、不可更改的。柏拉图这种人格分类的方法虽然不科学，也反动，但它是古希腊一个较系统的人格分类，对后人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在人格分类问题上，古希腊最著名的理论是著名医学家希波克拉底的体液说，这种学说源于古希腊自然哲学家恩培多克勒的“四根说”。恩培多克勒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火、水、土、气四根（元素）组成的。这四种元素按不同的比例混合，就形成各种不同性质的东西。这四种元素之外，还存在“爱”与“憎”两种力量，使这些元素不断结合，又不断分离，这就产生了万物的运动变化。在恩培多克勒的“四根说”的影响下，希波克拉底提出“四液说”，认为人体内有来自不同器官的四种体液。血液出自心脏，黄胆汁生于肝脏，黏液生于脑部，而黑胆汁生于胃部。机体的健康状况取决于这四种体液的混合比例。罗马盖伦医生把这种混合比例称为气质，这便是现代气质概念的来源。盖伦将人的气质分成13种，后人又将其简化为4种：多血质、胆汁质、黏液质和抑郁质。这四种气质都是某种体液占优势的结果，并具有特定的心理特征与行为表现。体液说还认为各种体液是由冷、热、湿、干四种性质相匹配而产生的。血液是热与湿的配合，因而多血质的人温而润，好似春天一样；黏液是冷与湿的配合，黏液质的人冷酷无情，好似冬天一样；黄胆汁是热与干的配合，胆汁质的人热而躁，好似夏天一样；黑胆汁是冷与干的配合，抑郁质的人冷而躁，好似秋天一样。虽然这种把体液看成是气质形成原因的气质理论缺乏科学根据，但是它对四种气质类型的描述生动、形象，比较符合日常生活中某些典型的气质类型，所以这四种气质类型的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气质分类的体液说主要是从医学角度探索的结果，西方思想史上从心理学角度探索气质分类问题的最为著名的理论是德国哲学家康德提出来的。康德认为，从心理学上看，气质首先可以划分为感情气质和行动气质，每一种气质又可与生命力的兴奋和松弛相连接而进一步分为四种单纯的气质：

（1）多血质，这种类型的人是开朗的。他们对刺激的感受迅速而强烈，但并不深入持久。他们无忧无虑，有良好的希望，对每一件事开始都比较重视，但可能很快就会忘记。他们真诚许诺，但并不信守诺言。

（2）抑郁质，这种类型的人具有沉静的特点。他们对刺激的感受不太显著，但很深入。他们对与自己有关的事物也都非常重视，并把注意力放在事物的困难方面。他们深思熟虑，不轻易许诺。

（3）胆汁质，这种类型的人是热血的。他们的情绪反应具有爆发性；行动迅猛，但不持久；易发怒，但不记仇；爱面子，喜欢排场；喜欢担任领导职务，而不愿意做具体工作。

（4）黏液质，这种类型的人是冷血的。他们不易冲动，具有正常理性；情绪反应迟缓，但持久。行事比较保守与刻板。

康德认为，不可能存在各种气质的复合情况，因为每一种气质都是单纯的。如果一种气质渗入另一种气质中去，要么相互冲突，要么相互抵消。

在人格的观察评估问题上，西方思想史上提出过许多不同的方法。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写出了《形相学》这篇专论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通过人与动物的类比，提出身体特征像某种动物的人具有类似此动物气质的观点。如果一个人像猴子，那他就比较机灵、好动；如果一个人像猪，则比较好吃懒做。17世纪瑞士学者拉瓦特著《形相学拾零》三大册，该书评述了各种形相特性与性格特征的关系。身体特征与人格特征究竟有无关系？现在看来，前人的论述大多无科学根据。17世纪意大利学者鲍多写了一本最早的论笔迹的著作（1622），后来法国学者米乔恩著《笔迹学体系》，更加细致地研究了人的书写笔迹与其人格特征的关系。当今研究表明，人的动作是了解一个人性格的重要线索。

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解剖学家弗朗茨·加尔对人的心理能力与头颅形状的关系进行过观察研究，提出了颅相学。这种理论认为，脑的各个区域是各种心理能力的特殊器官，这些特殊器官发育程度的不同，就决定了这些心理能力的强弱程度。脑不同区域的发育会导致相应头颅区域凹凸的变化。如果头颅某区域凸起，说明该区域脑的发育状况比较好，则表明相应的心理能力比较强。这样，我们只要摸一摸头颅各个区域的凹凸情况，就知道这个人的各种心理能力与特征。例如，一个人的前额突出，则表明他比较聪明，因为脑的前额是理智的功能区域。如果一个人后脑勺凸起，则表明这个人爱欲强烈，因为脑的这个区域是主管爱情的。颅相学在西方风靡了一个世纪，但由于缺乏科学根据，受到大多数科学家的反对。但是，它这种以脑为心理活动的器官以及脑功能分区的思想，启发了后人做深入的研究，大大推进了人类对脑与心理活动关系的认识。

综上所述，西方思想史中包含了比较丰富的人格心理学思想和观点，这些思想涉及人性本质、人格结构、人格形成与发展、人格类型、理想人格、人格评估等诸多方面。我们发现西方古代与近代人格心理学思想有几个特点。首先，这些思想一般都蕴含在哲学理论，特别是人性论之中，尚未完全分化出来。例如，柏拉图的人性论中就包含了人格结构、人格分类与理想人格等方面的人格心理学观点，但未形成独立的、系统的人格心理学理论。其次，西方古代与近代人格心理学思想一般都有其社会阶级的根源，是为了适应某个阶级政治斗争的需要而提出来的。亚里士多德强调“中庸”这一理想人格，反映了古希腊奴隶主中等阶层的政治要求；霍布斯关于人性本恶的思想反映了英国大资产阶级反对“君权神授”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需要；卢梭的性善论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先导。再次，随着西方思想从古代到近代的演变与发展，逐渐形成了一个趋势，这就是人格心理思想与哲学、政治和伦理学的结合逐渐过渡到与生物、医学等自然科学结合。这种发展趋势到了十八九世纪则更为明显，从而为人格心理学思想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建立独立的、实证性的人格心理学奠定了基础。

二、人格心理学的建立

西方古代与近代思想史上有关人格心理学的思想和观点，对于现代心理学家创立科学的人格心理学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但是，直接导致人格心理学的产生还有重要的理论与方法上的来源。我们认为这些来源最主要的有两个：一是心理测量运动，二是欧洲近代临床精神病学的发展。

1.心理测量运动

人格心理学并不是直接起源于正统的心理学，因为以冯特为代表的正统心理学只重视研究一般的、普遍性的心理规律而不考虑个别差异问题。西方科学史上最早发现心理个别差异问题的不是心理学家，而是天文学家。1796年，格林尼治天文台的天文学家马斯基林发现其助手金内布鲁克观察星体通过天文望远镜内十字线交叉点的时间总是比自己的观察记录慢0.8秒，他认为助手粗心而将其辞退。20年后另一位天文学家贝塞尔注意到这件事，并加以系统研究，认为所有天文工作者报告星体通过的速度都有差异，这种误差来源于个别差异。贝塞尔还根据人们观察时间上的个别差异计算出“人差方程式”，以便在天文计算中消去天文工作者之间的差异，使天文观察记录更加准确。人差方程式的发现不仅对天文学有重大的意义，而且为早期实验心理学提供了直接的研究课题，如反应实验与复合实验，更重要的是引起科学界对个别差异的重视。

心理学上最早探讨个别差异及其测量问题的是英国著名心理学家高尔顿。他受其表兄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对个别差异与心理遗传的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并于1883年出版了其名著《人类才能及其发展的研究》，这本书标志着个体差异心理学及其心理测量运动的开始。高尔顿强调不同个体之间在能力上存在着重要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来自遗传，人能力上的差异是可以测量的。他发明了许多仪器来测量人的心理品质，通过听觉和视觉，乃至身高、体重、拉力和握力等的测量，以确定人的智力的高低。他在《遗传的天才》一书中讲述了他对977名历史名人能力的研究，强调了遗传的作用。他还提出了优生学，开创了用统计方法研究人的心理品质的先河。他断言，人的心理特征也像身体特征一样，是常态分布的，发现了平均数和标准差、相关等。这些研究为心理测量学与统计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卡特尔是冯特的学生，与其老师不同，他非常重视人的个别差异的研究。他指出：“心理学除非建立在实验和测量的基础上，否则它就不能达到自然科学那样的明确与精密。”[18]1890年，他在一篇文章中创造了“心理测验”这个术语。他对感知、反应和记忆等进行了大量的测验与研究，提出了常模、测量标准化的概念，出版了其名著《心理测验和测量》。卡特尔的工作对心理测量运动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1904年，法国心理学家比纳应法国公共教育部部长的邀请，组织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研究智力落后儿童的教育问题。1905年，比纳与西蒙认为要解决智力落后儿童的教育问题，必须首先诊断儿童的智力，把智力落后儿童与正常儿童区别开来。为此，他们编制了第一个可用于智力测验的量表。1908年与1911年，比纳与西蒙对该量表进行了两次修订，确立了智力测量的年龄量表，并将量表的年龄范围扩至成人，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注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挑选新兵的智力测验。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心理测量从个别测验发展到团体测验，从智力测验发展到各种个性测验，从而形成了一个广泛的心理测验运动。心理测量学的发展促使人格心理学的研究从理论性的、定性的探索走向实验性的、定量的研究。

2.欧洲近代临床精神病学的发展

欧洲近代临床精神病学是现代人格心理学产生的另一个主要根源。在西方古代、中世纪，甚至文艺复兴时期，精神病患者都未作为病人来治疗，而是把他们视为魔鬼附身，或中了邪，采用非常残酷的方法来对待他们。直到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后，一些提倡人权与人道主义的进步人士开始反对关于精神病患者的迷信看法和非人道的做法，主张以理性与慈善的态度对待精神病患者。19世纪欧美科技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使得宗教迷信的影响减弱，精神病患者身上的脚链手铐被打开了，从而为精神病的科学研究、诊断与治疗铺平了道路。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比较彻底，扫除了封建迷信，科学与人道主义思想盛行，精神病学首先在法国发展起来。法国著名学者皮奈尔首先肯定精神异常是一种疾病，有其自然的病因，主张对精神病患者给予治疗。在皮奈尔之后，相继出现了布雷德、沙可、伯恩海姆和让内等一大批杰出的精神病学家，大大推进了精神病学的发展。

19世纪精神病学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精神病的病因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围绕这个问题产生了很大的争议，形成了精神病病因学上的两大学派。一派是以德国精神病学家格里辛格尔与法国学者沙可为代表的躯体派，主张以脑的器质性病变来解释精神异常；另一派是以伯恩海姆等人为代表的精神派，主张从精神与心理方面去寻找精神病的原因。在19世纪，总的来说是躯体派占优势，但同时，精神派也在迅速发展中。

奥地利医生魏斯麦是精神病心理病因观的前驱，他曾经用一种称为“通磁术”（亦称“魏斯麦术”）的方法来治疗患者，包括各种精神病患者。这种方法实际上是通过暗示与催眠让患者进入昏睡状态来进行治疗的。这种方法有一定的疗效，但魏斯麦无法用科学的道理解释这种催眠法的原理与治病机理，而以为是一种“动物磁力”在起作用，因而在当时遭到科学界与大多数医生的反对。1843年，英国医生布雷德经研究确认催眠现象的存在，他提出以精神催眠说代替动物磁力说，认为催眠并不是一种磁力作用，而是一种心理暗示作用，从而在科学上确立了“催眠术”的概念。布雷德的催眠术后经法国乡村医生李厄保的传承，在伯恩海姆那里发扬光大，创立了南锡学派。与此同时，巴黎精神病学家沙可创立了与此相对立的巴黎学派。这两个学派都相信催眠术，并用以治疗精神疾病。但是，这两个学派对催眠的性质与作用有不同的看法，南锡学派主张催眠是暗示的结果，与神经障碍无关，因而他们侧重探讨催眠的心理方面。相反，巴黎学派则主张催眠状态是一种变态，是由神经症引起，因而侧重研究催眠的神经生理变化。

欧洲临床精神病学对精神疾病进行了大量的科学研究，探讨了精神疾病的分类、病因，以及催眠和暗示等心理疗法的运用等，在理论上和方法上为人格心理学，特别是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与方法提供了基础和条件。弗洛伊德是欧洲第一个系统提出人格心理学理论与临床研究方法和治疗方法的，是精神分析的创始人。他在发展他的理论体系之前先到巴黎跟随沙可学习，后又到南锡跟伯恩海姆学习，催眠术的两大学派对他都有影响，特别是沙可的学生让内对他启发很大。沙可的精神病因观是一种心理病因观，而让内则倾向于精神或心理病因观。在法国，弗洛伊德的收获很大，他不仅学到了精神疾病心理治疗方法，而且全面了解了当时欧洲最先进的精神病学理论，特别是关于精神病的病因学理论。在病因学理论上，弗洛伊德倾向于心理病因观，他沿着心理病因观的道路继续前进，深入探讨，从而创立了精神分析的理论体系，开辟了人格心理学的临床研究传统。

3.其他来源

除了以上两个主要的根源外，现代人格心理学的形成还受到行为主义心理学、完形心理学与文化人类学的影响。行为主义心理学将学习的课题引入人格心理学，促进了有关人格理论的发展。行为主义者强调研究的客观性、操作性以及实验研究的方法，这有助于人格心理学方法的科学化。完形心理学反对心理的元素主义，强调整体与结构，把人格看成是一种动力的整体结构，提出了心理的场理论与拓扑学方法，对主观心理现象采用现象学的描述方法等，对人格心理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西方文化人类学，特别是美国文化人类学与跨文化心理学的发展，将社会文化的概念与田野研究方法引入人格心理学，扩大了人格心理学的视野。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各种人格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都在逐渐成形、成系统。在这个基础上，美国心理学家奥尔波特进行了大量的归纳总结、研究与教育工作。他于1924年在哈佛大学开设了美国最早的人格心理学课程——“人格：它的心理与社会的领域”。1937年，他的名著《人格：心理学的解释》正式出版，此书集前人人格心理学研究之大成，建立了人格心理学的基本框架，被认为是人格心理学成为独立学科的标志。从此，人格心理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心理学分支迅速发展，不断充实，不仅在普通心理学中与心理过程心理学二分天下，而且在整个心理科学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被誉为人格心理学之父的奥尔波特曾宣称：“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人格的时代。”我们相信人格心理学在21世纪新的时代里必将大有发展，为心理科学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

三、科学人格心理学的发展

人格心理学形成之后，至今已近八十年的历史。这段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这一阶段是人格心理学中主要人格理论体系的建立时期。在六大主要人格理论体系中，除了古典精神分析之外，其他五大人格理论体系都产生于这个阶段。古典精神分析产生于人格心理学的形成时期，1900年弗洛伊德发表《梦的解析》，标志着古典精神分析的形成。自此之后，精神分析内部经过阿德勒、荣格等人的多次分裂，最终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国，产生了以霍妮、沙利文和埃里克森等人为代表的新精神分析学派。与此同时，斯金纳、多拉德和米勒等人在巴甫洛夫和华生行为主义思想与研究的影响下，开创了人格心理学中的行为主义学习论。在此之后，罗特和班杜拉等人进一步提出了社会学习论的人格理论体系。在20世纪30年代，奥尔波特提出了特质论思想。在40年代，卡特尔等人进一步发展了人格测量与因素分析技术，从而完善了人格的特质论体系。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马斯洛、罗杰斯等人创立了人本主义的人格理论体系。与此同时，凯利初步创立了认知主义的人格理论体系。至此，人格心理学中的六大人格理论体系均已形成。

第二阶段：20世纪70年代至今。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各种人格理论体系相互对立和界限分明的局面逐渐消失，出现了综合化的趋势。目前，人格心理学家中自认为自己属于某一学派，如精神分析或人本主义的情况非常少见，多数人格心理学家倾向于采用各家各派之所长，综合性地运用各种人格理论体系中的思想精华，对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或研究领域进行探讨。综合化不仅表现在理论上，而且表现在方法上，许多重要研究都综合性地运用各种主要的人格研究方法。例如，在研究儿童攻击性问题时，采用临床观察和个案法、测验与相关研究法，以及实验方法。

随着社会经济与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心理科学本身的发展，在人格心理学内部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

第一，人格心理学研究出现了明显的专题化趋势。例如，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生活质量研究与积极心理学运动的推动下，到70年代，由于女权运动的兴起和离婚率的上升，出现了许多有关人格性别差异的专题研究。在70年代之后有关主观幸福感与人格关系专题研究大量涌现。在80年代，健康心理学的建立推动了人格与健康关系的专题研究。在90年代，大五人格因素的研究成为人格心理学中一个热门课题。

第二，在研究专题化趋势的影响下，在人格理论上出现了小型化的趋势。所谓人格的小型理论是指那些专门解释某一特殊人格研究领域，诸如攻击性、幸福感、抑郁倾向和孤独倾向等问题的具体理论。过去的经典人格理论，如精神分析、行为主义学习论与人本主义等都是大型的人格理论体系，这些大型理论一般囊括了人格心理学中的主要理论问题，而现在多数人格心理学家并不热衷于建构这样的大型理论，而是在自己感兴趣的具体人格心理研究领域中建构小型理论。

第三，人格的认知研究大行其道。20世纪60年代之后，认知心理学成为心理学中一个主流。在其影响下，不少人格心理学家从认知的角度，采用认知实验的方法研究人格心理问题。例如，有关自我图式、抑郁图式和乐观主义者的认知实验研究，关于认知归因的研究和人格的内隐认知研究等。认知心理学成为人格心理学体系中一个十分活跃的理论与研究范式。

第四，重视文化因素对人格的影响，以及大量跨文化研究的产生。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心理学生态运动的影响下，不少人格心理学家重视生态文化因素对人格及其发展的影响，采用跨国、跨民族和跨文化的研究方法探讨不同文化群体之间人格的异同以及与生态文化因素的关系。

第五，人格的生物基础研究的发展。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遗传学和脑科学理论、方法与技术的发展，例如，关于基因研究的方法、脑电图与脑成像技术（CT）等，推动了人格的生物基础的研究，不少人格心理学家从生物遗传与生物进化的角度探讨人格问题。

第六，积极心理学的兴起。20世纪70至80年代，由于人本主义心理学在方法论上存在的缺陷，如缺乏科学的严谨性、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持等，人本主义心理学逐渐淡出主流心理学。但是，随着人类世界的和平发展，人们对于提高生活质量，追求健康与幸福的要求日益提高，以赛里格曼为代表的一批心理学家倡导了积极心理学新研究。积极心理学继承和发扬了人本主义心理学的理论取向，采用主流心理学的实证研究范式，在短短的十几年中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成为人格心理学学科中一个新的范式。

根据心理学家Allik J.对21世纪头十年西方九大人格心理学杂志的分析，发现这些学术刊物总计刊登了8 510篇研究论文，至2011年9月这些文章被引用了149 108次。[19]可见，人格心理学近年来发展快速，呈现一派繁荣景象，不仅从理论上显示其在心理学科中的核心地位，而且在研究上成为心理学科中的一支核心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