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华文化

一、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及其意义

任何一种学术命名，不仅仅揭示某类特殊的现象、某种被忽略的隐蔽关系以引起关注，更预示着方法论与学术视角的更新，甚至可能导致一门新学科的诞生。那么“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它所指涉的对象之特殊性何在? 为什么要将它独立地标示出来? 这样的命名会引起何种学术研究的新路向?

“海外华文文学”这一命名的语词组合，透露了某种不寻常的关系。“海外”指地域上的本土以外，“华文”指汉语，“文学”指的是人类表情达意的共通形式之一。民族的语言离开本土以文学的形式生长，这种事实隐含着政治、历史、种族、文化、经济之间的纠葛，也显现了该命名以“边缘性”的地位承担着重重叠叠的“关系”，诸如语言与生存、记忆与同化、漂流与国家、世界性与民族性、边缘与中心等。简要地说，该命名呈现了这样一种特殊的文学写作:在飘浮不定的异质环境中以汉语书写情志。此类写作被这样的一些事物包围:异域感、流亡、战争、不同的语言、陌生、幻觉般的回忆……这些事物令作家迷失，也可能会令作家意识到“人类的根是没有边界的，人类的心就在大地下面，就在世界之梯的底层跳动着”。1流动的分类法将此类写作纳入“边缘文化”之中，因为他们生存在两种乃至多种文化的空隙间。此类写作者也常常认可这样的归类，例如一位至今仍在海外漂泊并坚持汉语写作的女作家说:“如今我是什么?回到自己的家园，人家说你假洋鬼子; 呆在外面又浑身不自在，既不是中国人，也不是外国人; 不是华侨，不是自己，‘四不像’?! ”2即使成为国籍意义上的“外国人”，又何尝能够一下子从身体到灵魂与“外国”融合? 也许可用文学性的语言诉说:一旦远涉他乡，“家园”便永远地成为一种若隐若现的景象，在生活的颠簸中忽明忽暗，永远不会有确定的形状与质地:他既不属于他正生存着的地方，也不属于他的故乡。在海外，无论以怎样的身份，都在满耳满眼异国语言文学的环境里，固执地以遥远的汉字表达情怀，无论如何，这是内在的“怀乡”情结，同时也使自身置于两个“世界”的交相辉映之中，成为“边缘性”的存在。3换言之，“海外华文文学”的主旋律是由“流动性”形成的。而“流动”的原因，总不外是战争、经济、政治等，不外是财富或和平的梦想，甚或是逃避式的对世外桃源的追寻，或者只是随波逐流式的偶然因素，可能是被迫的，也可能是自愿的。海外写作的心态之异于本土，几乎完全可从他们的“流动性”中找到原因。“流动性”包容了一系列关键的语词如漂泊、放逐、怀乡、冲突等，成为海外作家笔下或评论家论及海外作家时常用的词汇。更为重要的是，“流动”的特殊状态，引申出一系列“边缘性”的学术话题，对于某些传统的理论架构构成一定的挑战意味。

1.文学与历史

尽管事实上早期以华工身份离开中国的海外华人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真正的文学作品，4但绝大多数的研究者在谈及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史时，都会提及“海外华人”的早期移民史。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使华人的历史与文学构成了某种联系，乃至相互印证的关系。一方面是作为“华文文学”的创造者“海外华人”的历史，另一方面是华文文学中所反映的一般海外华人的历史。就前者而言，海外华文文学基本由“知识者”的流亡、留学或移民形成，5一部海外华文文学史可能是一部 19 世纪下半叶至 20 世纪全部岁月的中国“知识者”的海外流动史; 就后者而言，我们可能要重新审视黄遵宪的海外诗篇，据介绍，他是最早使用“海外华人”这个名词的中国外交官6，他将“海外华人”这一群体的存在带进文学的视野，成为以文学表现海外华人生活的先驱之一。时至今日，华人的第二、第三代可能更多地以本地语言如英语创作寻根式的文学，而本人是第一代的华人仍偏于汉语写作，甚至也有中国大陆的作家描写海外华人的作品，更甚而还有异乡作家如美国作家描写海外华人的作品。海外华人的历史在这几种不同语言、不同身份的写作之中交错，形成文学的历史画面。在相互的比较中，我们也许更能把握到海外华文文学的某些表现功能及其独特的角度、情意。

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不仅将其自身历史及相关的华人海外“流动”史从历史的暗角推到前台，而且作为一种“中介物”、一个“旁观者”，他们又为中国及所居住国的历史提供了另一类诠释。海外华文文学的整体性存在，本身隐喻着一部 19 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从另一角度说明一个文明古国的式微以及在外力激荡下的变迁。同时，他们身居异国却书写中国的历史事件，必然与身居本土时的心情不同。对于居住国而言，他们是非主流性的居民，他们对于居住国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历史”，采取的又必定是一种微妙的态度。

因此，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包含着四种历史的影像:一是海外华人史，二是海外华文文学史，三是居住国的历史，四是中国本土的历史。这四种历史以“海外华文文学”为纽结产生关联，对于海外华文文学有着重大的制约作用，而海外华文文学则从文学的观点补充一般通史的见解。

2.文学与文化

文学为心灵的写照，在文化学的领域，它常常充当生动的素材，去探测数字、历史事件、习俗背后的深邃世界。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显而易见地揭示了两种文化的冲突或交流，也就是周策纵教授所言的“双重传统”①。7但问题在于:从“一战”前后开始，大多数东方国家都面临着双重传统的处境，一方面是西方文明的冲击，另一方面则是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瓦解危机，如何在调适中寻找到新的生机，这是中国本土当代文化的重要命题。所以，仅仅指出海外华文文学产生了“双重传统”是不够的，还要指出它与本土处境的差异。这种差异表现在:由于海外华文作家身处异域，因而他们所负载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许多质素可能会变成精神上的“家园”; 而在本土，出于变革的要求，异域的文化因子常常作为革命的思想被广大的知识分子接受，并借以抨击传统文化的许多质素。海外作家、学者与本土作家、学者对于“传统”的感受显然不同，因而他们采取的立论也往往相异。

此外，由于海外华文文学所处的特殊位置，我们可以通过它更清晰地看到本土的文化传统被置于异域环境时所呈现的种种形象。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观念以怎样的方式在域外延续，它们对“华人”的生活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海外华文作家的文化活动，在中外文化的交流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此，他们本身也是活的文化标本，外国人可以从他们身上了解、感知中国文化的气息。因此，海外华文文学为中外文化的比较研究，为文化交流、冲突模式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素材与路向。

3.文学与语言

当一个人“流动”至异域，他能够与他的过去不断相遇之途径，唯有他的语言。对中国人来说，即汉语。“汉语”中积淀了中华民族的集体意识，无形地塑造着中华民族的思维与生活方式。当一个人在海外使用汉语写作时，他相遇的不只是他个人的“过去”，同时也是一个种族的过去。语言就变成了“国家”。因而，在海外的汉语写作就别具一种本土作家难以体会的意义。海外的汉语写作推动我们更深刻地认识汉语的文学表现功能，它如何表述异质文化圈中的形形色色。海外的汉语写作者，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可能会比国内的写作者更热衷于对汉语本身的体悟、沉思，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很少或完全没有读者(不懂汉语)的空间，在静默与孤寂中自己倾听自己的汉语之声。因此，他们对于汉语有着一种血肉的关切，一种不得不神往的专注。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将引发人们去思考如何以汉语写作参与世界当代文学，拓展和深化汉语与文学关系的进一步研讨。

4.文学与审美

不管从文化的角度，还是从语言的角度，最终都不是要抹杀“海外华文文学”的文学性，而是要从不同角度来说明它具有审美意义的“文学性”。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最根本的是要告知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与族群。因此，站在文学的立场，这个命名提出的基本问题是:海外的生存经验如何被转化成一种独特的文学范式，从而造就一种“诗学”? 迄今为止，我们使用的一些套语远远不能够刻画海外华文文学的美学品格。必须找寻新的语汇、新的诠释策略，才有可能描述这样一种命名对于“文学”本身会造成怎样的震动，从而引出一个至为关键的问题: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会给我们带来一种怎样的新的文学理论或新的批评模式?

上述四个方面的分析，揭示了“海外华文文学”这个命名在学术及批评领域显在的或潜在的意义。一门学科的诞生需要有它自己的哲学基础，它包含着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独特方式，是人类与世界发生联系的一种独特途径。综观当今世界，已有十几亿以上的人使用华语，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华族公民数量日增。海外华文文学创作既是各国、各地文化事业的构成部分之一，还共同汇集成世界华文文学的庞大体系，与英语文学、法语文学、西班牙语文学、阿拉伯语文学一样，正赢得海内外越来越多的读者与学者的关注和重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被赋予了强烈的学术生机。

二、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华文化传播

长期以来，“中华文化、文学如何走向世界”是一个为学界所关注的问题。事实上，从 20 世纪 80年代开始，随着“西方中心论”的动摇和世界多元文化的崛起，国际文化界的一些有识之士，都有一种在多元文化中求和谐的愿望，那就是:共同建构一种多元共处、“和而不同”的新的全球文化景观。中华民族有几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完全应该成为世界多元文化中备受关注的一“元”。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让世界走向我们，渠道应是多种多样的，但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主动与各种文化对话。海外华文作家处在华族文化向世界各地移动、跟异族文化接触的最前沿，海外华文文学正是海外华人作家和世界各种文化对话的结果，是中华文化与不同国家文化交汇的结晶。海外华文文学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独特文化、文学现象，已给世界多元文化格局增添了新的成分，为 20 世纪的世界汉语文学开拓了新的篇章，同时，也在某些方面对我国传统文学起到既补充又挑战的作用。以往文学界、学术界对海外华文文学在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进程中所作出的这种贡献关注不够。所以很有必要从这一鲜为人们关注的命题出发，通过对海外华文文学表现出来的特殊文化与文学现象的诠释，展现其所蕴含的世界性、全球性特征和审美价值，说明其有可能以“边缘”的身份，从一个方面为中华文化、文学走向世界作出自己的贡献。

1.跨文化的新的汉语文学形态

海外华文文学是一种世界性的特殊文化载体的文学，是一种新的汉语文学形态，也可以说，是一种用汉语写作的“混血”文学。这种新的文学形态，既不同于中国本土文学，也有别于东、西方各个国家的主流文学。作为一个汉语文学空间，海外华文文学的特殊性，主要表现为它的世界性和跨文化性。海外华文文学的“根”是系在中华文化这棵老树上，但由于海外华文作家身处世界各地，是在他种民族文化包围下写作，文学中所表现的各个国家、地区华人独特的生存方式和情感体验，不同民族文化的重叠与交汇，以及作品背后隐含的不同文化之间交织过程中的种种纠葛，具有与中国本土文学不同的文化内涵和文学审美形态，是一个具有世界性和民族性的汉语文学领域。在这个特殊的华文文学空间里，其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也有与“他者”文化对话之后产生的文化“变异”现象，是一种跨文化的汉语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具有世界性的因素和视野。所以，世界各国华文文学的发展，这种世界性汉语文学“圈”的形成，有助于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跟世界各个国家、民族的文化互动。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从 20 世纪 90年代开始，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在世界范围内，伴随“流散”现象而来的新的移民潮日益加剧，离开故土流散在异乡的华人常常借助文学来表达自己在异域的情感和经历，他们的写作逐渐形成了全球化时代世界文学进程中的一道独特风景线，有流散之后对故土的眷恋，也有异国的风光。他们的写作是介于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之间的，可与本土文化对话，又因其文化上的“混血”特征而跻身世界移民文学大潮之中。但对本土文学而言，它有独特的视角，在世界文学中，它又有挥之不去的民族特征，故使其成为全球化时代后殖民和文化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

作为移民海外的华文作家，到了异国他乡，心中总有一种离开真正家园的不可弥合的裂痕，那种精神上的哀伤是永远无法克服的，那是一种与母体隔离所导致的巨大悲伤。这种悲伤无时无刻不萦绕在他们的心头，表现在他们笔下的字里行间。所以，在他们的作品里，常常有一种难以排解的矛盾:一方面，出于对自己在居住国生存状态的考虑，他们希望处理好两种民族文化身份的矛盾，在异国他乡有自己的立足之地，能找到心灵的寄托; 另一方面，却由于内心深处本民族的文化根基难以动摇，很难与居住国的民族、国家的文化和社会习俗相融合，在矛盾痛苦之中借助文学写作，将隐匿在他们内心深处的各种文化记忆召唤出来，作为自己的一种生存意志的体现，这是在异质环境里驱除陌生感、不安全感从而构建心灵家园的努力。尽管如此，他们已经不能回到过去。这是他们在移民生活中的真实感受，是他们内心的“第三种经历”。正是这种“第三种经历”的文学描写和叙述，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文化、文学的多样性。如能从这一视角切入，将其置于全球化语境下进行考察、研究，展现这些作品中所蕴含的世界性乃至全球性的文化特征，并从中思考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应有助于人们对海外华文文学存在及其意义的认识。

2.沟通中外文化的“门”和“路”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这种无形的文化的“墙”，是客观存在的。但民族文化的“墙”不应该是封闭的，应有可以沟通“墙”内外的“门”和“路”，因为民族文化向前推进的活力往往需要外来的参照，中国文化的发展也是这样。对于生活在世界各地的海外华文作家来说，他们在世界各国与他种文化相遇时，不可能自我封闭，而是如汤一介先生所说，“往往呈现出一种在 ‘有墙与无墙之间’的状态”，即“非无墙”和“非有墙”的“非常非断”的状态。8“非常非断”，原是佛经用语，汤先生根据佛教中的三法印之一的“诸行无常”，引申作如下解释:一切事物都是在时间中流动，是变化无常的，事物在变动中好像是变到另外的地方，但又好像并没有变到另外的地方。他把这个道理用于文化上，说明两种不同文化交遇时彼此相辅相成、互促互动的关系。他所说的“非常”，是指一种文化在时间的流动中与他种文化接触，必然会发生某种变化; 他所说的“非断”，是指在时间流动中所吸纳的他种文化又需要有所改变以适应原有文化的某些需要。海外华文作家在异国他乡，是在他种文化包围下进行写作，处于两种不同文化之间，会有矛盾和碰撞，也必然会有影响和交汇，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这种“非常非断”的现象十分明显。他们出国以后，在中外文化的比照中，深深感受到中外文化的差异，在感受差异的同时，回望“自己”，反思“自己”，在回望和反思当中又进一步发现“自己”。一方面，是进一步认识我们传统文化中那些完全属于“自己”的温馨甜蜜的成分，以及它那种具有隐秘生命的魅力; 另一方面，又在时间的流动中，接受他种文化的影响，引发新的精神力量，再造“自己”，并把这一切呈现在他们所创作的作品里，这就为我们的中华民族文化、文学在世界发展中增添了新的基因。

事实上，在众多海外华文作家那里，中华文化的“墙”，不是地界，而在他们心里。他们心中的“墙”，不是封闭的堡垒，而是有沟通“墙”内外的“门”和“路”，因而能够和他种文化交流、互动，又能自觉地承传和发扬本民族文化特色，以民族文化的“生命活态”，参与到整个人类文化发展的大潮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开放、积极地感受差异是很重要的。林语堂是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华文学的异数，一个优秀的双语作家。他在国内期间就将《浮生六记》、《老残游记》译为英文，还有评介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吾国吾民》在纽约出版。他赴美后，用英文写作了 7 部小说和 10 余部散文随笔。小说《京华烟云》创造了儒、道共筑的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朱门》以传奇方式追溯中国古代文化。林语堂以“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为文学立场，“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且侧重前者，可谓一种“输出”主义的践行。再以白先勇为例，他最初在台湾学的是英语专业，1963年到美国以后，在西方文化的参照下，感觉到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所以渴望更多地了解本民族的文化，自觉积极地学中国历史，阅读各种中国经典文本，特别是琢磨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经验，在创作中既借鉴和吸收了西洋文学技巧，如意识流、象征主义等现代派的手法，又能以此激活“自己”，发现和承传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优秀传统，不断寻求一种自我的文化归属和拓展。他的作品实现了文化上新的融合，既传播了中华民族文化，也为美华文学增添了新的质素，因其出新，有原创性，故受到海内外广大读者的欢迎。

一些海外华人学者关于中国文学的论著，如刘若愚的《中国的文学理论》、叶维廉的《中国诗学》、叶嘉莹的诗词评析文章和王德威的《想像中国的方法》，也都有一种中西文化交融的质素。这是由于他们移居西方以后，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在西方学坛接触到源于不同思维模式、审美视角的各种方法论，将其投射于本国的文学作品、文学理论和文学现象，从而在人们原有言说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现。他们以跨文化的视野和知识背景，分别在文学理论和实践批评上作出了贡献，受到国内学界的关注。海外华人学者在感受差异之后所取得的“回望”本土文化、文学和诗学的研究成果，在域外扩展了汉语文学、汉语诗学在世界文学和总体文学中的影响和存在意义。

为此，总结海外华文作家、海外华人学者去国之后从起步到成熟的经验，特别是他们汇通中西文化的那种“非无墙”和“非有墙”的“非常非断”的文化态度和经验，无论对于拓展海外华文文学、诗学本身，还是对中华文化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的互动关系，都大有裨益。

3.在艺术解读中展示“世界性”与“中国经验”的结合

海外的华文作家，很少是成名以后才移居国外，更多的是到了国外，在双重文化背景中生活，有各种各样的人生经历，内心深处有一种离家去国的伤痛，所以借文学来建构自己的精神家园，寄托自己的文化诉求。现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已经有一批相当出色的华文作家，创作出不少好的作品，有的已成为这一领域的经典。但如上所说，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文学空间，是和本土文学不同的新的汉语文学形态，作为全球化语境下“流散”及其写作研究的一个领域，有其独特性、先行性和前沿性。

为了让更多的人能认识海外华文文学，也为了确立海外华文文学在世界汉语文学界的地位，很有必要通过对这一领域优秀作品的审美阅读，突显其文学性和审美价值。也就是说，要重视这一领域的文学性的探究。所谓文学性的探究，就是要重视探讨文学形象的奥秘。以往我们对它们所蕴含的文化特殊性关注较多，艺术解读则不够。对作品的艺术解读，是和探讨作家的观念、情趣、情感、个性、想象力和原创性联系在一起的，是探索这一领域文学性的基础。这方面的研究，是关系到它作为一个具有世界性的特殊文学领域有何等审美价值的问题。对于研究者来说，就是要建立一种文化与“文学性”相联系的新维度，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开拓更为广阔的文学和学术空间，同时也为其他领域的“文学性”探求提供新的参照。

今天，在文化研究热潮中，“中国经验”成为西方学者的重要研究对象与思想资源，正不断被引入学术领域。海外华文文学作为全球化时代文学进程中新的汉语文学现象，也日益成为全球化时代后殖民和文化研究的一个关注点。如何在新的语境下，将海外华文文学置于全球背景中加以审视、考察和研究，展示其“世界性”和“中国经验”相结合的特性，从文化和美学两个方面为中国文化、文学走向世界提供某种有益的启示，是本学科在新的历史阶段必须努力深化和拓展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