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

Austin《以言行事》（Quand dire，c'est faire） 的论文犹如一篇宣言，掀起了一场语言学领域的革命。“以言行事”，亦可译为“言即做”，或“言说就是行为”。由此，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被视为语用学的奠基石。Austin在此论文中提出了言语行为（l'acte de parole）理论，“以言行事” 可谓该理论的核心思想。Austin 的言语行为理论不仅对语言学，而且对与语言相关的各个学科都起到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如陈述语言学、语用学、互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和人类学等。

要阐释言语行为理论，我们势必参照Austin的著作。在其《以言行事》的论文中，他指出：“言一事，就是做一事。”[3]这位语言哲学家不仅指出人类以言行事这一事实，而且尤为重视话语产生的语境，他说：“话语意思是真还是假不仅取决于词语意思，而且还取决于话语产生的确切环境和明确行为。”[4] 继Austin之后，Récanati解释了Austin提出的语境概念，指出“句子原本意义和陈述语境共同决定话语真正含义，也就是说，话语表达的事物状况；另外，话语陈述语境决定话语的语力”[5]。我们借助例1来阐明Austin指出的以言行事与语境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

【例1】 院子里有一条狗。

我们认为根据不同语境，此话语可以有不同的解释：

（1）假如母亲不针对任何人随意说这句话，这是叙述一个事实。

（2）倘若母亲对出门玩的孩子说这句话，这是善意的提醒或告诫。

（3） 倘若母亲要阻止孩子出门玩耍，对他们说这句话，那就是一种威胁。

由此可见，以言行事需依赖于语境，语境是以言行事的大前提。换言之，话语能否行事由话语产生的语境决定。话语语力也产生于具体语境中。

当我们探讨Austin言语行为理论时，有必要阐述言语行为三分说，此乃言语行为理论的轴心部分，它揭示言语行为包含的三个层次：叙事行为、施事行为和成事行为。由此，以言行事的机制得以彰显。Austin指出“叙事行为蕴含某种意义，施事行为表明言语存在某种语力，成事行为揭示言语对听话者产生某种影响”[6]。继Austin之后，法国语言学家Maingueneau认为，叙事行为、施事行为和成事行为在话语陈述中处于互补关系，说话的同时完成这三个行为。

另外，Austin 还强调言语行为包含影响力，话语之所以实施行为，并且对他人产生一定影响，是因为说话者期待达到某种交际意图或目的，施事行为和成事行为蕴含说话者的意图或目的。可以说，施事行为的效果凸显说话者的意图，即以言行事；成事行为则彰显话语对听话者或他人产生的情感效果，即以言成事。Récanati 确切地阐释了Austin提出的言语行为三分说，他不仅揭示言语行为的目的，而且凸显言语行为产生的社会化功能。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引用他的观点。Récanati指出“根据Austin的意思，当说话者在一定语境中认真表达一个句子时，他就完成了一种社会行为，说话者和听话者借助说话方式建立了一种人际关系”[7]。根据此观点，我们认为Austin言语行为理论为陈述语言学和互动语言学奠定了理论基础，阐明言语行为有助于建立社会意义，而在此之前尚无人关注此要点。

谈及Austin所开创的言语行为理论对语言学领域作出的贡献，我们不能忽略 Austin 提出的两类句子：叙述句 （énoncéconstatif） 和施为句（énoncéperformatif）。前者包含叙事行为，即言有所述；后者表明施事行为，即言有所为。我们关注的是后者，因为它有助于建立社会意义，即人际意义。我们从Austin言语行为理论得出以下结论：言语不仅可以叙事，而且可以对周围、对他人产生一定影响。我们认为难以截然地划清这两类句子的界限，因为在一定语境中，叙述句意指言有所为，可视为施为句，正如例1所示。鉴于本书立足于研究莫里哀对话话轮，我们对施事行为和成事行为更感兴趣，后者显然与戏剧对话效果有密切关联。法国学者Ambroise认为，Austin的贡献在于发动了一场 “语用学革命”[8]，“以言行事” 这一说法已经耳熟能详。无论是从施事行为角度出发，还是从成事行为角度出发，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都凸显了说话者承担的责任，也就是说，“人们要为自己的言语行为承担责任”[9]。以我们之见，在某种意义上，此观点为Grice提出的合作原则做了理论铺垫。综上所述，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告诉我们言语行为与以下因素密切相关：语言使用环境、话语行为产生的社会环境、话语行为涉及的说话者身份、话语行为中建立的人际意义。受Austin言语行为理论启迪，本书尤为关注莫里哀戏剧话轮交替折射的人际意义。

诚然，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为语言学革命开创了新纪元，但是这位语言哲学家在言语行为理论中提及的某些观点仍值得推敲。概言之，值得质疑的论点有三：

首先，Austin把话语叙事意义与话语施事语力两者视为相互对立。叙事意义可视为话语字面意义或显明含义，施事语力凸显话语语用意义或隐性含义。我们认为，话语叙事意义与话语施事语力不应视为互相对立，事实上，在具体的语境中两者应为互补关系。如例1所示，表面上看该句是叙事，然而这仅是字面意思而已；其实，在具体语境里，该句是施事行为，蕴含提醒、命令或潜在威胁等意义。据此，我们赞同郑立华的观点：“句子意义包括两个层面——描述层面和语用层面，把叙事意义与语用意义截然分开是没有理由的。句子总是具有潜在的语力。”[10]我们还认为，Grice提出的“会话含义”观点恰好能弥补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存在的缺陷。因而，我们认为有必要在后面章节阐述Grice的理论观点。

其次，我们不可能明确地区别两种言语行为：施事行为与成事行为。就戏剧对话而言，隐性含义通常包含上述两种言语行为。我们再次借助例1阐释以上提及的观点。如当母亲对孩子说“院子里有一条狗”，孩子不仅被告知一个事实，而且意识到危险存在，抑或明白这是一种威胁。就成事行为而言，这个句子有可能致使孩子产生恐惧感。

最后，除了以上两个值得商榷的观点外，我们认为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还存在一个疑点值得推敲。在Austin眼里，似乎话语行为都具有施为意义，任何言语行为之所以是施事行为的，是因为有施为词语。然而，我们认为Austin夸大了施为句以及施为词语的作用。事实上，施事行为的产生不仅依赖于施为句，抑或仅限于施为词语，而且更与参与话语互动双方的势力对比（rapports de force）或话语位置（rapport de places）有关。我们认为Bourdieu的看法一针见血地指出了Austin言语行为理论的瑕疵：“Austin错误地认为施事能力产生于词语本身，其实，此能力与驾驭词语的话语互动双方的势力对比有关。”[11]从前瞻意识出发，我们认为社会语言学、互动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弥补了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的缺陷，这在后面的章节将会一一阐述。

无论如何，Austin为语言研究开辟了新道路，我们甚至可以说 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孕育了陈述语言学、互动语言学和语用学等学科。我们之所以对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感兴趣，是因为戏剧会话意指 “说话行为”（l'action parlée）[12]。Ubersfeld的论点与Pfister的观点一脉相承，不容置疑，他们的观点都秉承了Austin言语行为理论。法国符号学家Ubersfeld是 《戏剧解读》 （LirelethéâtreⅠ，Ⅱ，Ⅲ） 系列书的作者，她着力把话语分析和语用学理论运用到戏剧对话研究中，为戏剧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本书立足于莫里哀戏剧话轮研究，她提出的相关理论无疑为我们指点迷津。她在《戏剧解读》 中指出：“戏剧里的每个句子不仅包含一个意思，而且会产生一定效果抑或影响，更为贴切地说，就是蕴含一个行为。戏剧每句台词皆为行为，每句台词都会改变戏剧世界里的某种事物，这是包含观众的戏剧世界。应该说，戏剧话语行为是戏剧对话研究的中心内容。”[13]由此可见，戏剧对话中施事行为和成事行为不仅无所不在，而且意义深厚，因此，我们不可能忽略戏剧语言的效力。

既然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影响力非同小可，Austin理论的拥护者可谓数不胜数，语言领域的革命并非偃旗息鼓，而是红红火火。众多学者沿着Austin开创的道路，继承与发展了他的理论，Benveniste 就是其中一位。我们将在下一节阐释这位法国陈述语言学家提出的两个核心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