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出版在我国文化建设和文明传承过程中发挥着基础性、长久性和标志性的作用，传承文明、教化社会、凝聚人心一直是出版工作的三大主脉。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出版工作，把握导向，着眼大局，积极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各出版单位践行新发展理念，促进出版业融合发展和高质量发展，中国出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新时代对出版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其功能和定位也有更多的变化和升华。出版是内容创新的总枢纽之一，是构建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深水港，是价值认同和情感认同的播种机，是社会进步和科学发展的重要标志。主题出版作为体现党和国家意志的主力军、繁荣文化的先锋队，理应在内容建设、理论创新、融合发展、文明互鉴、市场拓展等方面发挥带头和示范作用。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站稳人民立场”等新思想、新论断，这些都需要主题出版工作去对接、去创新、去提炼、去表达。本书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类主题出版、主题出版国际化、主题出版数字化等内容，都能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找到对标和方向。主题出版是整个出版工作的灵魂和纽带，与学术板块、教育板块、大众板块相互交织、融合发展。近年来，主题出版发展迅速，呈现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发展态势，面对新形势，我们有必要对主题出版的理论和实践进行系统研究，梳理一些被实践证明了的规律和认识，探索未来发展的趋势和路径。本书即是这方面的初步研究。

书比人长寿，图书走入历史，深层次地影响着我们人类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古今中外、历朝历代都高度重视图书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与影响。经典的图书具有较强的穿透力，能穿越时空，影响不同时代的人。好的主题出版物更是能够春风化雨、深入人心。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系列作品到延安时期的《实践论》《矛盾论》，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红岩》《红日》等红色文学系列再到改革开放时期反映时代变迁的一批精品佳作以及新时代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等一大批精品力作，这些优秀主题出版物在不断演进的历史中，为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提供了理论滋养、思想动力、文化氛围和智力支持。

好的主题出版物精准对接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布局，同时又有效呼应人民群众的阅读需求。近代中国争取民族独立和复兴的百余年历史中，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摸索出一套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的特色性制度体系。国外部分媒体、人士等对中国的发展道路、共产党的历史认识还不够充分，中国特色制度话语体系、学术话语体系建设还远未完成，这些都需要主题出版工作做出应有的贡献。新时代，中国发展所面对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征程中，主题出版承担着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服务的重任，这更加突显了主题出版的责任使命和战略意义。主题出版事业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都有不少精品佳作，但真正的制度性发展却是近20年的事情。主题出版要持续高质量发展并实现服务大局、繁荣文化的预期目标，需要学界和业界融合，不断总结主题出版实践中的经验和规律。

一、发展与思考

“主题出版”这一概念源起于原新闻出版总署2003年全国图书出版管理工作总结，当时主要提出围绕“党的十六大文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抗击“非典”图书、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等主题开展系列重点图书出版活动。2008年3月20日发布的《新闻出版总署关于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有关工作的通知》中提到了“主题出版”的概念，这也是这一概念首次正式出现在出版管理部门的文件中。学界、业界通常以2003年作为新时期中国主题出版工作的标志性起点，当然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在近20年的发展历程中，主题出版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事业最显著的特点，作为统领和融合的先进力量，正在改变中国传统出版格局。主题出版的理论、实践不断丰富、深入，值得学界、业界进行深入探讨。本书内容可总结为如下基本认知。

（一）主题出版需要高度与温度相统一

主题出版是体现党和国家意志的出版物，是围绕重大主题、重要时间节点展开的出版活动，确实站位要高。同时，主题出版物也要贴近现实、贴近读者，讲情怀、有温度。党的二十大报告内涵丰实，鼓舞人心，“人民”一词贯穿始终，饱含深情。其中提到“……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其深刻论断对我们做好主题出版工作有较大的现实意义。主题出版物不是脱离现实的空中楼阁，不是板着面孔的空洞说教，而是内容鲜活、冒着热气、既有高度也有温度的精彩之作。主题出版物既要有意义也要有意思，既要讲高度也要有温度，既要讲立场也要讲市场，既要站着讲也要坐着听。从选题策划角度来看，我们既要关注山河锦绣、神州巨变，也要书写物阜民丰、万家灯火，将大道理融入小故事之中，找准小切口，宏扬大主题。这样的主题出版物才能让老百姓喜闻乐见，才能让读者爱不释手，从而起到润化于心、思想引领和情感凝聚的作用。

高度与温度相结合也是近几年我们关注优秀主题出版物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中宣部历年公布的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中，这方面的成功案例非常多。这些出版物既产生了重要影响，获得了各种奖项，也赢得了市场，真正起到了“聚民心”“兴文化”的重要作用。

（二）主题出版当以时代性与导向性相结合

主题出版是一项具有高关注度、高难度、高融合度的事业。时代性与导向性是主题出版的根本特点和发展规律。只有将时代性与导向性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发挥出主题出版在当今社会强大的生命力。

主题出版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出版和媒体同属于党和国家舆论思想工作的前沿阵地，主题出版高屋建瓴，记录时代印记，传播时代声音，是讲好中国故事，呈现真实、立体、全面中国形象的重要路径，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是顶层设计的一部分，必须讲导向。

从社会角度来说，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导向、发展进步与个体的实际生活是紧密相关的，时代的最新发展是流动的河水，水涨船高，大家更关心新政策、新业态、新生活。民众关切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这些阅读需求也需要主题出版物来满足。

主题出版物承载着重要的时代命题，蕴含强大的价值导向和道德感召力量，经过系统论证和解释，可以转化为思想认同的基础，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个体的社会价值感。让民众从思想深处产生国家认同、文化认同，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到行动中，需要主题出版发挥春风化雨般的思想引领作用。时代性抓得准，导向性作用就更加明显，二者相互促进、相互结合，推动主题出版的进步和发展。以毛泽东同志的经典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例，其出版时正处于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北伐战争时期，国民革命军节节胜利，共产党在农村地区推动农民运动，当时党内外存在不同意见。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开展了农民生产、生活情况的调查，并从多方面论证了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体系不完善、工人群体力量薄弱、必须将农民纳入工人阶级同盟军的结论，为当时的革命指明了方向，土地革命成为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获取群众基础的重要路线。今天，重读这一著作，依然能感受到毛泽东同志对时代发展的精神理解和准确判断，这是时代性与导向性结合的经典之作。

（三）充分认识主题出版的融合性和艰巨性

主题出版承载了如此高的关注度，但做好它并非易事。首先，主题出版的要求比一般出版活动更高，操作比一般出版活动更难，它尤其要求编辑熟悉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同时还要深入浅出地表达，不仅要有社会效益，还要有经济效益。特别是在一些重大时间节点上，主题出版既要提前布局、报备，还要在相对短的时间内选取独特的视角，精益求精地打造精品，这对出版社是一个重大挑战。主题出版不是靠个别编辑就能完成的，需要协同作战。其次，主题出版的创作要求高，好选题、好内容需要有好的作者，主题出版作者要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重大事件等有高度敏感性，还要有较丰厚的学术积累，同时在文字表达上要鲜活、生动，因此不是所有学者都适合创作主题出版物。

高关注度、高难度决定了主题出版的高融合度。首先，主题出版在内涵上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有机融合。其次，在出版内部，主题出版与学术出版、教育出版、大众出版有分有合，相互交织，融合发展。融合性更体现在业态的融合与创新上，融合发展的未来是“万物皆媒、人机共生”，这也为主题出版的融合发展提供了机遇，带来了挑战。在当前多元的媒介形态和复杂的市场形态中，主题出版的内容、手段和市场也是多元的。出版主体不再局限于以往的党政类出版社，市场与非市场主体纷纷入场布局主题出版。不仅如此，信息技术的发展让主题出版物不再仅限于纸质图书这一单一形态，电子书、H5、App、动态网页、漫画、VR 等形态层出不穷，而且随着新兴智能技术的发展，新的形态将不断衍生。主题出版的发行也不再局限于国内市场，而是面向世界，开拓全球市场，寻求更广泛的读者。这注定了主题出版工作将是一场融合之战。主题出版需要多面手才能驾驭，既要有学术出版的严谨性，又要有体现党和国家意志的创新性，还要有对国内外市场的敏感性，更要有融合思维。这种多元变量的叠加注定了主题出版是高要求的，这方面更加需要深入研究。

主题出版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须要了解其融合性和艰巨性，并做好相应的准备。总之，主题出版承受之重、要求之高、难度之大、竞争之激烈，在整个出版板块中是前所未有的。

（四）有效引导主题出版的市场性和产业化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这样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是适合中国国情的，那么就需要通过主题出版等工作向民众解释、向国际受众传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要让民众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让国际社会理解和尊重中国选择的发展道路和价值模式。

主题出版一定要强调市场性，否则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市场性体现为从内容策划、书名和封面设计到宣传营销都是按市场规律运作的，只有经过市场检验的图书才是真正受人民群众欢迎的，也才能真正传播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以及当今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意识形态是相对抽象的，它必须要转化为一定的文化形式才能有构建认同的可能，这也是主题出版市场性的理论基础。话语其实就是承载和传达意识形态的表达方式。中国发展道路上凝聚形成了一系列话语，比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改革开放”“中国梦”“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等。这些话语具有高度的凝练性，必须要有系统的诠释才能引导民众真正理解和认可，这就说明学术要求蕴含于主题出版事业之中。意识形态话语是否有说服力，取决于主题出版论述是否贴近受众、贴近市场。

市场性还体现在经济效益回报和产业化运作上。主题出版物面向广大读者，在产生社会效益的同时，也理应有良好的经济回报，这样才能形成良性循环，产生更多更好的优秀主题出版物。主题出版工作同样需要遵从市场规律，实行产业链运作，这样才能保证主题出版的高质量发展和系统运行。有些出版社做主题出版工作没有形成系统支持，其根本原因是没有进行产业链运作，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图书质量一般，市场反馈不好。要做好主题出版工作，必须提高认识，进行真正的市场化运作，才能形成长远竞争力。

主题出版的全产业链运作还是个新的课题，包含了从内容生产到产品运行的各个环节，内容和价值是产业链的核心，对主题出版来讲更是如此。这种运作能够有效提升主题出版物的市场效益和附加价值，能够较快形成连续生产优秀主题出版物的通畅机制，能够及时看到主题出版物的溢出效应，是主题出版深入发展的必经之路。

政治高度和学术规范是主题出版提高内容质量的前提，想要将内容传递到读者的案头、终端，离不开市场运行。让读者真正读进去，这才是主题出版的目的和归宿，因而市场运行也必然是主题出版工作的重点之一。

（五）适当增加主题出版的学术性和专业性

主题出版是政治性、学术性、市场性的统一。主题出版的政治性、市场性比较好理解，但学术性需要进一步说明，它是针对政治读物、理论读物、科技类主题出版物、传统文化类主题出版物而言的，一般文学类读物、少儿类读物可以不涉及学术性。主题出版和学术出版的最大不同在于叙事方式，学术出版注重思想的深刻性，讲究逻辑的缜密性、语言的精准性、观点的创新性和思维的抽象性，其面向的群体多以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群体、精英群体、研究群体等为主，而主题出版主要是为了引领时代潮流，引导大众认知，更加注重故事的生动性，讲究语言形式活泼、表述通俗易懂、故事情节有趣以及内容有广度，面向更广泛的群体，更具有包容性。

首先，学术性是部分主题出版物的基础和支撑。主题出版要成为传世之作，影响广泛，就必须有学术出版的加持。学术出版就像是一个人的筋骨和肌肉，如果没有强壮的骨骼和组织，“军装”再美，穿上也不会有气质。在信息过载的媒介化生活中，读者接触的信息越多，对主题出版物内容的期待就越高，如果没有新的观点、深刻的思想，就无法延续主题出版的生命。在这一点上，主题出版物要有学术高度，并需要借助学术的土壤提升其专业性和思想的深刻性，更需要遵循严格的学术规范。只有严谨的理论论证和学术态度，才能让主题出版物的内容站得住脚、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有些主题出版物是对学术出版物的二次开发，有些是引用学术出版物的观点和资料来源作为参照，有些则是学者作为作者参与写作的通俗类作品。以学术内容为基础的主题出版物可信度更高。

学术性除了能够为主题出版提供新鲜、深刻的思想参照，还能够为主题出版的重大选题提供科学论证和逻辑分析，否则，主题出版物内容的科学性将受到质疑。学术研究给主题出版注入了理性，史论结合，论从史出，从而让主题出版更具有说服力。以中国模式来说，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一直能够保持经济平稳、快速增长，但从部分西方学者、媒体持续唱衰的舆论中，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学者无法用他们的理论来解释中国发展模式到底是什么。其实，普通的国民、国外民众和一般学者群体对此也不够了解。这就需要通过主题出版物向国内外不同的读者群体解释中国发展模式，对于这一宏大、深刻的主题，如若没有学术大家的主持，没有学术出版的支撑，是难以得到国际认可的。

主题出版也可以成为学术出版的眼睛和灵魂，有时能引领学术出版的发展。中国的学术出版不仅仅是思想领域的碰撞与交流，更是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重要途径。理论的研究成果从来不是在书斋里产生的，而是从实践中来，用于指导实践、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践性是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的立足点。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三会”上强调，科学研究既要追求知识和真理，也要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这要求学者善于从实践中挖掘新材料、探索新问题、形成新观点、构建新理论，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从这一点来说，主题出版一般选题重大，立意高远，具有前瞻性和时代性，有时能为学术出版提供牵引力，能够引领学术出版往立意更高的方向发展。一些大社、名社的出版会引导社会问题的学术研究方向，使学者们不再局限在象牙塔里，而是开始关注社会重大问题，将学术成果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工具。

主题出版与学术出版互相转化，共同服务于党和国家战略。一般学术出版物体现党和国家意志时，便具备了主题出版物的属性。一些学术出版物与主题出版物之间的界限本身就比较模糊，二者彼此牵连、彼此渗透、相互交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走出去”的系列中国学者著作中，如哲学家陈来教授的《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国学流变与传统价值观》将学术研究、传统文化解读、主题出版融合，吸引了多个国家的出版方前来洽谈版权合作。对于科技类学术出版物，如果赋予其一定的国家战略整体表达，那么这样的出版物总体上也具有了主题出版的属性，如“大飞机出版工程”和“量子科学出版工程”等，这些都是主题出版与学术出版互相转化的实例。

主题出版内涵越来越丰实，角度越来越新颖，这更需要加强主题出版内容的学术性和专业性。没有专业的内容作基础，就很难讲出生动有趣的故事和道理，没有一流专业学者撰写创作，就很难出现精品力作。主题出版在今后的发展中确实需要增加学术支撑，学术性和专业性的加强与可读性、市场性并不矛盾，并且能达到一定的统一。

（六）积极探索主题出版的开放性和规律性

政治高度、学术规范、市场运行“三位一体”是主题出版的本质属性，但主题出版内涵本身是动态开放的。在中国共产党的奋进历程中，时代主题一直在变化。主题出版密切联系党和国家政策，这就决定了其内涵是变化的、可延展的。虽然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没有“主题出版”的概念，但是类似的出版工作却有主题出版的性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主要围绕建立党的章程、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等开展活动，系列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翻译和出版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理论来源，帮助当时的人们树立了坚定信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围绕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等出版了一系列理论作品和文艺作品，为党领导的革命收获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新中国成立初期，一大批红色出版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激起中华儿女建设新中国的热血与豪情。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反映中国社会改革发展、记录时代变化的作品纷纷面世，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的动能。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一大批优秀主题出版物应运而生，激励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主题出版的动态性决定了主题出版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回顾主题出版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它的内涵也在主动求变，范围在不断延展，从中可以看出主题出版的开放性与复杂性。主题出版尽管还处在起步发展阶段，但也逐渐呈现出若干规律。我们不仅要认识这些规律，而且要遵从这些规律，如内涵叠加规律、主体多元规律、系统支持规律、界面友好规律等。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三严三实”专题民主生活会上强调，“要应对好各种复杂局面，关键是要提高对规律的认识，善于运用规律来处理问题”。主题出版工作蕴含于我们党和国家全局工作之中，必然也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学界和业界应该积极合作，相互结合，去探索和发现这些规律，为主题出版事业强基固本，为高质量发展寻路问道。

二、 探索与新知

（一）多元出版主体与传播视角

从近年主题出版发展情况来看，主题出版的实践主体在细分化、多元化。主题出版内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大大拓宽了选题的空间，吸纳了更多的出版主体参与其中。以往主题出版多是党政类出版社在做，现在大学社、科技社等专业出版社也逐步参与进来。比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将学术成果转化为主题出版物，形成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研究、中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方面的出版特色，其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全球治理的中国担当》《中国反贫困：人类历史的伟大创举》等主题出版物是以学校特色资源和学术优势为依托的。人民邮电出版社比较擅长做科技类主题出版物，陆续推出的《“芯”想事成：中国芯片产业的博弈与突围》、“科技改变中国”丛书、《科学与忠诚：钱学森的人生答卷》等受到了较广泛的认可。主题出版内涵具有开放性、可转化性，恰恰是通过选题和内容的转化，让更多图书开始有较高的站位，立意更加深远，也让更多专业出版社看到了做优秀主题出版物的可能与希望。这无疑壮大了主题出版的整体队伍，扩大了市场规模。

在出版业外，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非出版机构和个体加入主题出版活动中。中国的网络文学已经发展了20多年，这与主题出版的发展时间很接近。截至2020年，网络文学的用户数量突破4.67亿，作者数量突破百万，2016—2020年，根据网络小说改编的影视剧超过600部，海外输出网文作品1万余部，实体书授权4000余部，上线翻译作品3000余部，网站订阅和阅读 App 用户超过1亿人次，覆盖世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这也成为全球一大流行文化现象。近年来，网络文学领域逐渐出现了一系列主题性文学作品，比如网络文学作家阿耐的《大江东去》描述了拨乱反正的1978年到1992年间改革开放的实践者们在历史中的成长，再现了中国国有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民营经济和引进外资的历史发展。又如聚焦大运河文化的《运河天地之大明第一北漂》一书中，网络文学作家源子夫通过描写小人物与运河之间的关系，勾勒出明代运河北段的政治历史、风土人情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变化。

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一家民营企业，也推出了一系列现实题材的主题作品，比如我本疯狂的《铁骨铮铮》、洛明月的《三十年河西》、红景的《华丽的冰上》、康情宝贝的《人民医生》、陈博的《海地记忆：一个维和警察的日记》等。同时值得称道的是，在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背景下，该公司已经成为中国数字阅读企业的先行者，国际版 App 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1年国际用户数量持续增长，其中突尼斯、孟加拉国、摩洛哥、沙特阿拉伯、越南等国的用户数量增长最快。在用户分布上，美国、泰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排名前五。相比于传统升级打怪式的网络爽文和修仙题材，丰富多样的主题出版物以现实主义关怀和时代价值提升了全民阅读质量，引起国内外受众的更大兴趣。

无论是美国好莱坞的英雄叙事方式，还是我们今天津津乐道的中国网络文学、主旋律影视剧的成功，对做好主题出版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如何进行主题叙事是没有现成理论指导的，但是在不断变化的时代潮流中，它们已经走过了泥泞，取得了许多成绩。网络文学从中国走向世界，在草根写作的浪潮中充分发掘了民间的力量。这说明：第一，市场对主题出版也有很大需求，只要能做出精品，就会有市场和粉丝，主题作品的成功证明我们是有这方面人才的，是能够讲好故事的；第二，我们需要总结其中的叙事经验和传播规律。

这种规律首先是要形成平民的叙事视角，要有底层关怀，英雄来自人民。从好莱坞、网络文学、主旋律电影、印度宝莱坞等成功的作品来看，再宏大的选题都要首先学会讲故事，而好的故事往往聚焦的是人，这些人不是符号化的、概念化的、完美的模型，而是有着喜怒哀乐、彷徨挣扎、会哭会笑、性格鲜明、可亲可爱的普通人，就像社会中普通的你我一样。这样的人物所从事的职业不同，做的事平凡但伟大，他们的成长能够折射个体与时代发展的变迁，个体的抉择反映了其信仰，读者在人物身上可以获得共鸣和理解，读懂了故事，也就读懂了时代、读懂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目前国内的主题出版精品还不多，我们需要一批真正具有政治高度、讲究学术规范、市场运行良好的优秀主题出版物。要做好主题出版，就要寻求一种更加平和、亲民的传播理念，传者和受者是平等的，是可以对话的，而不是我说你听的不平等对话。主题出版必须让实践主体发挥创造性，要鼓励民间创作，更要借鉴国内外成功的传播模式。

其实，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取得成功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走群众路线。当时党的舆论宣传工作就是走群众路线，在传播内容上是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政策路线的宣传回应群众的需求，为解决群众难题而服务。宣传出版工作放下身段、敢于倾听民间的呼声、敢于进入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在保证政治导向的前提下，吸纳了大批群众作为创作者，利用全民的智慧，这才有了“政治家办报、群众办报”的经验路线。在陕北敌后革命根据地建设时期，面对国民党发动内战和抗日战争的内外危机，国际上对中国共产党不太了解，存在对我们党的猜疑、抹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困难时刻请埃德加·斯诺进入陕北采访，他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真实记录了我们党的领导人与他的对谈，展示了相关政策。我们党的领导人没有摆官腔、摆架子，对记者的回应真诚、坦率，此书的传播得到了国内外读者的真心支持，对我们党的事业产生了重大影响。

目前，我们的主题出版工作，有些是自上而下推动的，传播也是自上而下的。有些图书出版了，营销推广就是开个新书发布会、在公众号上发条消息，草草了事。有些出版单位不听读者怎么说，也不关心销量和热度，造成民众对有些图书的内容认同感低、信任度差。说到底，其实就是有些图书既没有把党中央的政策解释到位，也没有说出老百姓的心声，说空话、套话较多。主题出版的成功在于俘获内心，我们不仅要鼓励多元出版主体投身主题出版工作，而且要支持更多创作主体积极参与主题出版创作，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局面。创作和传播也应遵从平民视角和群众规律。

（二）主题出版两个市场的开拓与创新

主题出版的市场是多元的、动态的、开放的体系。这里所说的两个市场，即主题出版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以往我们做主题出版主要侧重于国内市场，今天国际市场也近在眼前，需要深入研究，积极应对。主题出版物中政治读物、革命战争题材较多，有一批图书依托系统发行，取得了一定的效益，但是有些内容同质化严重、说理论证不充分。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对主题出版的内涵和市场认识不够充分，对主题出版的定位认知也缺乏战略眼光。中宣部出版局多次强调主题出版物要发挥春风化雨、引领示范的作用，要在全社会建构唱响主旋律、传递正能量、提振精气神的文化氛围，这要求主题出版重视普通读者，扩大自己的目标读者群，面向读者策划选题。因此，要确定选题的读者群。目前国内读者市场细分化趋势比较明显，根据读者的年龄结构、职业结构、媒介接触、学历教育、性别等的不同，有不同的细分市场，做主题出版时需要认真研究、深度思考，打开真正自发购买的市场。市场细分是目前主题出版市场运行的一个趋势和规律。

如果主题出版物的目标受众群体是普通大众，要求覆盖面广，那么出版物的选题就要注重可读性，语言表达要深入浅出。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疫情来临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居家防护指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查医生援鄂日记》等诸多抗击疫情的实用类图书，以及2020年商务印书馆推出的《扶贫笔记》等纪实类文学作品，都具备以上特点，取得了很好的市场回报。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学术出版物转化为主题出版物，理论性较强，这些主题出版物面向的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那么这些出版物就必须遵循学术规范，同时把握导向，做好营销，才能经得起知识分子群体的检验。张维为的“中国三部曲”、厉以宁的“中国道路丛书”、刘统的《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陈来的《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国学流变与传统价值观》都是由国内学术功底深厚的学者基于翔实的资料创作的，可读性强，为读者提供了理论滋养和精神享受。这些成功的案例说明选题内容创新、语言亲民、论述精到、资料翔实也是赢得市场的关键。

面向儿童的主题出版物则往往是少儿出版社的重点出版方向，儿童的世界观、人生观等尚未完全形成，主题出版的内容和语言更应该符合儿童的认知水平，同时兼顾童趣，激发儿童的想象力。一般儿童文学的包容性较大，少儿出版社以文学切入主题出版的较多，当然少儿主题出版也正延伸到其他形式上。在表达方式上，通常采取绘本、动漫等形式做主题出版物。一些出版社还在尝试用 VR、5G 等新技术创新表达。可以说，不同的主题出版物面向不同的受众群体，有不同的切口和角度，以及不同的话语特点，不过也有共同点，即主动面向市场策划选题，情感真实，立意深刻，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随着主题出版市场竞争的进一步加剧，媒介信息技术形态更加多元，主题出版物的儿童市场将更加开放。

主题出版既要面向国内市场，又要面向国际市场。新时代中国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更加复杂，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将中国经验传递给全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中国模式，呈现立体、全面、真实的中国，是时代赋予主题出版的新命题。目前，国内有不少出版社已经开始布局国际化出版事业。比如隶属于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的新星出版社，在外宣出版方面特色突出，围绕“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特色城市，以文学的形式为城市立传的图书已经出版多部。又如，外文出版社出版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之江新语》《摆脱贫困》《走近中国共产党》等图书的外文版都是代表性著作。同时，除了创作、翻译出版主题出版物，有些出版社还在海外设立了编辑部，合作出版主题出版物，如新世界出版社的中国主题图书海外编辑部多达16家。一些出版社还积极在海外寻找作者，如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在2021年推出“外国名家写作中国计划”，邀请了一批了解中国、热爱中国的学者和汉学家等撰写中国题材的图书，已经签约了19位汉学家。这些都是主题出版近年走向国际市场所做的积极努力。可以看到，我们的主题出版国际化虽然处于刚起步阶段，与西方出版强国存在一定差距，“走出去”面临的文化壁垒、语言、法律、市场等方面的困难较多，但在两个大局的背景下，主题出版面向国际市场是必然的，是大势所趋。主题出版的国际市场必将随着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深刻变化，主题出版的国际市场发展前景是光明的，但道路充满挑战。

（三）主题出版动力机制的运行与优化

主题出版经过了近20年的发展，宏观的动力机制逐渐清晰、有效，但微观动力机制的高效运转仍然任重道远。主题出版是党和政府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围绕不同历史时期的任务和路线，出版了不少具有政治性、理论性或文艺性的经典读物，不少精品读物体现了政治自觉性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主题出版的概念，但是主题特色明显。2003—2007年，主题出版开始以政策性的语言方式出现，但彼时的主题出版只是体现在一些具体的方向上，比如围绕党的十六大、抗击“非典”疫情、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中宣部每年发布主题出版重点选题方向，指导调动各出版单位的主题出版活动。2007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出版总署推出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重点资助反映中国当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建设与发展，介绍中国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重大研究成果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关作品，这些在今天看来都有了主题出版的属性，但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学界、出版界，当时都未对此形成一个清晰的概念，对主题出版的认识也较为有限。2007年，国家出版基金开始设立，次年国家出版基金对出版项目的支持正式启动，强调了资助项目的重大文化价值和文化传承价值，后来国家出版基金管理办法进一步修订，强调将体现国家意志、推动文化发展、提升文化软实力、扶持精品作为资助的标准，主题出版也逐渐成为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的重点之一。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主题出版一开始就属于顶层设计，具有战略性意义，主题出版对内发挥举旗定向的舆论引导作用，对外承担增进交流、消除误解、提升文化软实力和国家形象建设的重任，其宏观动力机制非常有力、有效。主题出版微观动力机制更应讲究市场性，增加持续动力，不仅面向国内市场，更面向国际市场。这些动力机制、特点在学界和出版界的探索中逐步显现。

自2012年起，国家出版基金为主题出版提供特别通道，单列主题项目申报，与年度出版基金项目分开，突出了主题出版的重要地位。自2015年起，中宣部每年都会公布主题出版重点选题方向，为业界做主题出版提供指导。入选中宣部年度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是许多出版社非常看重的荣誉，这一举措也成为当前主题出版发展的最有效动力。同时，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重点推广地区的系列出版工程也在陆续推出，近十年，主题出版在宏观动力和微观动力的双重推动下迅速发展、壮大。

在近20年的发展历程中，主题出版的宏观动力机制是较为清晰的，首先是党和国家有关部门引导、发动、评价，出版社为主体策划推动，编辑团队为主体具体实践。在认识上，党和国家有关部门、出版界都意识到主题出版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出版社参与到主题出版工作中来，同时认识到主题出版不仅要讲究社会效益，更应面向市场，遵循市场发展规律。尽管如此，主题出版在微观动力机制上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这里的微观动力机制主要体现在内容策划、出版流程、营销推广等环节，出版社领导和地方宣传部门深知主题出版的重要性，但是相当一部分编辑团队在项目运作上还远远不能适应主题出版的新要求。

主题出版的项目运行缺乏系统性的支持。一些出版社做主题出版往往只顾有关方面的评价，只求内容做好，但是围绕图书的营销、推广、数字化、国际化都没有展开。有些出版社的主题出版看似搞得风风火火，满脸红光，但是下肢肌肉并不发达，市场销售比较一般。这里面就涉及一个核心问题——主题出版运作到底走不走市场化道路。有些人认为主题出版口碑好就行，出版社不缺这个钱，可以不考虑经济效益；有些人做主题出版的动机不纯，认为主题出版物是给领导看的，只是为了得到有关方面的表扬。如果从出版社领导到编辑都是这样的认识，那么具体到图书的出版上，就不会有系统的支持和长远的战略，自然也就搞不好营销。主题出版说到底是为了读者、为了人民，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也是服务人民，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中心的。如果主题出版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却不考虑市场，那就与它的根本宗旨相背离，自然就失去长远运行的动力，也就无法很好地发挥舆论引导、文化熏陶、思想支持、凝聚党心民心的作用。有些出版社做得还是比较好的。比如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等做主题出版具有完整的配套支持体系，将组织、品牌、资源纳入长远规划。而有些出版社认识不到位，资源配置缺乏整体性、长远性，主题出版的微观动力机制相对薄弱。

主题出版的动力机制需要进一步优化、续能。目前对主题出版的学术评价和市场评价还没有完全到位，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出版社、作者和编辑的创作动力，有待进一步研究。

（四）关于主题出版认知的几个误区

主题出版事业越来越壮大，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其重大作用和意义，但目前业界和社会对主题出版的认知还存在一些误区。要想真正让主题出版既发挥宣传引导功能，又能让读者接受，就必须澄清这些误区。

误区一：主题出版物仅仅是政治读物。这一认识误区通常也是读者的误区，他们往往认为主题出版物只讲政治，是纯粹的政治读物。要认识这个问题，就必须回到对主题出版的党性与人民性之关系的认识上来。我们党的思想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该理论与中国实践的结合。这里面有个根本性问题，即党和人民的关系问题。“人民性”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特征，党的二十大报告又做了充分的论述，如“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等。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党性与人民性是统一的，党的一切工作，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要看人民是否得到实惠、人民的生活是否得到改善、人民的权益是否得到保障。当然，在整体利益的操作上，涉及具体利益的分配时，可能会产生矛盾。党在实际工作中，在处理各种利益关系、协调各方面利益的同时，将整体利益放在首位。我们的主题出版将政治导向和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是要引导人民建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以及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心，主题出版要歌颂的不仅包括党领导人民艰苦奋斗的历史和重大成就，还有各行各业出现的人民英雄、平民榜样，从小切口揭示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从学术角度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样才有助于全面展示中国道路和人民情怀，真正树立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我们的主题出版物是政治读物，但又不仅仅是政治读物，更应是传世之作、学术经典、畅销之书。为什么有些人一听主题出版就容易产生偏见？除了我们上面谈到的认识上的问题，在实际工作中，出版界也有部分责任。有些出版社在做主题出版时，确实存在不少内容枯燥乏味、空话套话多的问题，没有认识到以党性为统领和以人民为中心的主题出版到底应该如何做，缺乏真情实感、平民视角，不会讲故事，只想着完成任务，草草了事。说到底，有些出版社的主题出版物脱离了市场，脱离了群众，既没有从群众中汲取养分，也没有反映群众的心声，更没有起到引导、教育的作用。因此，主题出版从业者一定要深化对党性、人民性的理解，同时以严谨细致的态度将主题出版物做成既有高度又有温度的精品力作。

误区二：主题出版等于红色出版。同前面我们论述的一样，主题出版的内涵是动态的、开放的、复杂的、可转化的，主题出版并不等于红色出版，二者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红色出版涉及的是革命文化的出版，我们的主题出版是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挖掘灵感，吸收养分，策划选题。主题出版具有很大的延展性，文化、文学、历史、科技、学术、少儿等不同领域都可以做主题出版，比如，主题出版也涉及聚焦科技发展的蓝色出版、聚焦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绿色出版等领域。

误区三：主题出版可以做口红效应，只要有代表作就可以了。有些出版社做主题出版，往往只是找一个编辑做一两本相关的图书，只要生产出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就可以了，但这是远远不够的。主题出版要有系统性、整体性、战略性、长远性，不是靠一两本书做得好就算完成任务，要将其纳入出版社的整体发展战略，形成长远规划。事实上，每年只做一两本主题出版物的出版社，其社会效益和市场回馈往往也不太理想。主题出版工作做得好，可以为出版社带来源源不断的经济效益，同时很好地实现社会效益。出版社需要在做内容之前就充分做好读者调研，策划好选题，找到好作者，认真打磨内容、书名和封面，做好推广营销工作，只有做出精品，后期才能孵化 IP，打造产业链。一支“口红”的成功只能带来短期的效益，只有持续不断挖掘“口红”带给消费者的价值，开发新的风格，同时与不同的“服饰”搭配，才能延续“口红”的生命力，引领新的潮流，产生规模效应，从而实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双丰收。主题出版工作更是如此，要制定战略、优化队伍、聚合资源、形成品牌。主题出版的成功离不开系统性、整体性、持续性的规划和支持。

误区四：主题出版是中国特有的现象或产物。虽然我们有明确的主题出版概念，但主题出版并不是中国独有的，西方的主题出版痕迹虽然不明显，但也常通过图书来宣传其价值观与统治理念。无论是西方的一些媒体、影视剧还是学术著作，其建立的基础都是一套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价值理念，而在自由市场原则的基础上建立的政治、宗教、文化、媒体，都强调资本主义制度的普适性和天然合理性，任何与之相悖的制度要么是落后的，要么是要被改造的，如果无法被“西化”，那么意识形态的斗争就会变得比较激烈。这些著作的出版体现了西方价值观意志，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它们的主题出版。拉美地区从15世纪起被殖民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拉美地区开始了民族解放运动和去殖民化过程，各个国家相继获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但经济上并没有按照西方学者设想的那样顺利发展，这些国家要么不发达，要么依附于西方发达国家，反而形成了依附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边缘地位。一批西方学者提出了依附理论，西方新马克思主义以此来质疑西方制度在这些国家的适用性问题。这些理论和相应的图书也是为现实意志服务的。

西方的出版也好、媒体也好，其制度自觉、理论自觉和价值的普适性已经融入其实践中。美国学者亨廷顿的《士兵与国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民主的危机》等学术著作论证扎实、视野宏大，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较大影响，但也不难发现，亨廷顿作为一个保守主义者的政治理念，在他的著作中，通常是以自由主义和美国的政治制度为参照点，论述其他政治秩序的失效与危机。亨廷顿的学生福山在苏联解体后写作了《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对人类历史未来将走向何方这一宏大命题给出了他自己的答案。然而，无论是从今天中国的发展奇迹来看，还是反思发展中国家（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推行自由民主制度后产生的困境，我们都会质疑西方式发展道路在不同国家的适用性问题。尽管如此，诸多类似的著作仍论证了西方政治体系和价值观的合理性。反观这些著作，其下的功夫更大，价值观的构建更隐蔽，不少西方学者的理论甚至被其他国家的学者拿来分析本国的实际情况，但如果不置于本土情境下做具体分析，就很容易落入理论陷阱，丧失对现实的指导意义。

今天，我们的主题出版要参与构建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要引导国内外社会形成对中国真实情况的认知。西方学者的理论性、论证性比较充分，但是他们中的很多人没有长期在中国生活过，缺乏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整体认知、细节认识。我们的主题出版要借鉴世界上成功的文化传播规律以及有些学者的治学态度和论证体系，更要有理论自觉，向世界介绍国外读者所不了解的中国，而不是拾人牙慧，这样才能赢得真正的尊重和成功。近年来，张维为、郑永年等学者的著作在西方学界已经产生了影响，未来需要更多这样的作者和著作。西方的主题意识已经融入各种文化生产活动中，发展了近百年的时间，早已建立了一套有影响力和说服力的话语体系，而我们有些出版单位的主题出版意识还没有完全跳出灌输式传播等认识误区。

误区五：没有经济效益的社会效益是存在的。有些人认为主题出版可以不讲经济效益，只讲社会效益，这是不对的。从传播学上说，一本书如果没有传播到位，没有到达读者的案头或终端，做得再好也是空中楼阁、无源之水，这样的主题出版物发挥不了它应有的作用。事实上，没有经济效益的社会效益是不存在的，主题出版是服务党、服务人民的，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我们在前面已经论述过，是统一的。2021年，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脱离人民是危险的，在政治上脱离人民群众就会威胁执政党的合法基础，失去民众的支持和信任。脱离市场同样是脱离人民的一种表现，我们的主题出版要尤为强调市场的力量，要对那些讲空话、假话而不顾人民群众和广大读者感受的人进行反击，坚决反对形式主义。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是统一的，两者不冲突。比如具有主题特色的网络文学《山海情》及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是接地气的扶贫主题的作品，里面有不少素材来自真实事件，民众的性格和喜怒哀乐融进了扶贫过程中，村民与基层干部的淳朴以及彼此间的矛盾、包容都细致体现了出来，让人感受到民间朴实纯粹的精气神和中国扶贫事业的伟大壮举，这是最能说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能很好融合在一起的典型案例。

误区六：主题出版国际化就是把国内的出版物翻译成外文，所谓的出版“走出去”，就是将中文作品变成外文作品。当前有些主题出版“走出去”实际上就是这样做的，一些反映中国扶贫经验的书直接翻译成外文，难免教条化、形式化，国外读者感受一般，无法产生共鸣共情。尤其是国外读者，他们不关心你做了什么，他们更关心你是如何做的，为什么要这么做，普通老百姓是怎么说、怎么看的。人文主义关怀是人类共通的情感，我们的主题出版走向国际要学会视角的转化。讲故事不能上来就是宏大的叙事，而是应该更多回归到干部、群众这些有血有肉的个体身上。是人就有性格、就有瑕疵、就有喜怒哀乐，不应该把所有人都刻板化、完美化、神化，这样的描述不真实，读者不爱看，而应该像《山海情》那样，用具体的描述展现中国扶贫事业中涌现的优秀党员干部，用细节打动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化的主题出版不是直接翻译，而是二次创作，是直接为国外受众策划的，是视角的转换。在二次创作中，我们要照顾到不同语言环境、不同国家地区的目标受众，比如一本书要输出到中亚地区和北美地区，那就要调研好读者、文化等方面的不同点。此外，中国的一些文化、习俗、价值观对国外一些受众而言是陌生的，我们需要对细节给予解释，还要结合国外读者的习惯、心理做出贴切的表达，这些都是复杂的工程，因此，主题出版的国际化是一项长期性、复杂性的工作。

三、本书的框架与特点

本书共分为10个部分，每个部分之间互相支撑、相互关联，构成主题出版研究的整体图景。

导论对中国主题出版近20年的发展进行了思考，对主题出版的定位是高度与温度的统一，这也是新时代主题出版的基本特点。主题出版是一项具有高关注度、高难度、高融合度的事业，必将是复杂、艰巨的工作。主题出版的内涵是动态的、开放的、复杂的、可转化的。导论着重论述了主题出版的时代性、融合性、学术性和规律性，同时，梳理了主体多元变化、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动力机制和评价机制等一些新的思考，对出版界当前的困惑给出了解答。导论分析了主题出版实践的若干成因。主题出版的行为主体目前越来越细分，出版市场越来越多元、开放、动态，主题出版的宏观动力机制日益清晰，但微观动力机制的有效性仍需提升。导论还对目前主题出版的误区做出解释。这一部分是宏观论述，要了解主题出版某一具体方面的研究内容，则需要阅读本书核心部分。

本书核心部分共9章。第一章“主题出版总体研究”，聚焦主题出版的内涵建设，涉及主题出版概念的历史发展和内涵的拓展。第二章“主题出版高质量发展研究”，聚焦主题出版实践的经验、问题与思考，比如我们提到的主题出版主体多元化、内容空间和选题的复合性设计、市场的多元化发展、融媒体建设、盈利模式、国际化瓶颈等，在这一章都有详细的论述。第三 ～ 五章介绍主题出版亟须重点解决的三大核心问题。主题出版和学术出版的关系既属于内涵探索的延伸，也是目前出版界做主题出版时面临的较大困惑。第三章“主题出版与学术出版的关系研究”，细致探讨二者之间的异同和关系，以及专业出版社如何做主题出版等议题。第四章“主题出版的国际化研究”，探索中国出版和主题出版“走出去”面临的问题和可能的路径，以及主题出版物国际编辑能力建设等议题。第五章“主题出版的数字化研究”，聚焦主题出版的数字化建设，论证数字化瓶颈，数字化如何助力舆论引导、传播效果提升、全民阅读等议题。第六章“主题出版的动力机制与评价机制研究”，讨论主题出版的动力机制和评价机制如何进一步优化，提供了一些可行性的建设。第七章“主题出版其他方面研究”主要涉及作者资源的开发与维护、封面色彩对比研究以及全民阅读等相关方面，这些也是主题出版当下面临的问题，值得研究。第八章“主题出版总体发展与趋势分析”，对主题出版的未来进行趋势分析。第九章“对主题出版近年发展的若干规律性认识”，则对近年主题出版的发展进行了规律性总结。

纵观本书，主要具备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学理性与实践性结合。笔者在出版界从业30年有余，有过多年的主题出版实践，近五年集中在做主题出版的梳理工作并进行学理性思考，目前已主持若干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重大委托项目、省级重大项目等，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笔者所在的研究机构发布若干主题出版年度报告，自2018年起三次与其他机构合作举办全国主题出版学术会议，2022年6月入选国家新闻出版署首批出版智库高质量建设计划。本书主体部分对主题出版的理论探索均从实践中来，我们尝试探索一些可能的模式，为出版界同行提供实践参考与验证。

第二，始终强调主题出版是政治性、学术性、市场性的统一，是与时俱进、动态开放的逻辑体系。

第三，本书提出的许多观点有些是首次探讨，需要有关领导、专家、同行扩充、完善和发展。我们首次提出了主题出版内涵的拓展。2018年8月在上海举办的第一次主题出版研讨会议上，我们结合党的十九大报告内容，将三种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纳入主题出版的选题范围，这一观点目前已基本成为学界、业界的共识，大大拓宽了主题出版的选题范围和空间，为更多出版社做主题出版的选题策划提供了重要依据。我们首次论述了主题出版和学术出版的关系，提出专业出版社打造优秀主题出版物的思路。书中提出主题出版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问题，论述了主题出版国际化建设的新观点。以往做主题出版，主要聚焦国内，但是近年来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角色凸显，国家形象建设和文化软实力提升需要与硬实力相匹配，这需要主题出版提供支撑，因此主题出版的国际化建设意义重大。研究院首次开展对主题出版动力机制和评价机制的系统研究，近两年在有关刊物上连续发表这方面文章，希望促进主题出版动力机制和评价机制优化提升。书中讨论了动力机制和评价机制。

第四，本书的内容集思广益，与会议、讲座等紧密结合，除了笔者所在的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融媒体与主题出版研究院与相关机构合作举办的全国性主题出版学术会议以外，近年来笔者参与学界、业界等组织的各类主题出版相关会议、主持讲座等几十次，与从事主题出版政策制定、研究、实践的同行有一定的交流，有些成果以学术报告、讲座对谈等形式得到了一定的补充和佐证，支撑了本书中的内容。

总之，本书尽量做到集学术性、实践性、创新性和战略性于一体，这些成果本质上是为国家出版行业服务的，同时也为我国主题出版事业的发展和出版学科建设提供参考。

作者：韩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