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与自然

上面说到的《李君莫高窟佛龛碑》把莫高窟的创立追溯到乐僔在鸣沙山前看到的奇迹：他离开了城中的寺院，“杖锡林野，行止此山”，目睹了沐浴于金色阳光中状有千佛的山崖，之后在此开凿了壁面上的第一个窟室。所有讨论莫高窟历史的文字都会征引这段记述，但鲜有人注意“杖锡林野”一语的特殊历史含义。特别是当后出的《莫高窟记》把“林野”二字换成“西游”之后，乐僔在人们的想象中越发成为丝路上长途跋涉的行脚僧人，隐隐含蓄着法显和玄奘西行万里的形象。但《李君莫高窟佛龛碑》所说的“戒行清虚，执心恬静”的乐僔——这两个十分重要的修饰语也在《莫高窟记》中消失了——明显是个禅僧，与同时的敦煌僧侣单道开、竺昙猷有许多值得重视的相似之处。《高僧传》载单道开俗姓孟，“少怀栖隐，诵经四十余万言。……初止邺城西法祠中，后徙临漳昭德寺。于房内造重阁，高八九尺许，于上编菅为禅室，如十斛箩大，常坐其中。”[9]竺昙猷则是“少苦行，习禅定。后游江左，于剡之石城山，乞食坐禅。……后移始丰赤城山石室坐禅”。[10]有意思的是这两位敦煌僧人也都建造了“禅室”或“石室”，所在地也都在城市附近的山林之中。学者马德进而推测“昙猷所开凿的修禅窟龛，应该是宕泉河谷最早的佛教石窟，开莫高窟创建之先声”。[11]放到这个历史上下文里，乐僔的“杖锡林野，行止此山”和随后的“架空凿险，造窟一龛”显现为两个相互联系的行动，“忽见金光，状有千佛”则提供了二者之间的联系和造龛的直接原因。

碑文所说的“林野”亦非虚语。今日的莫高窟依山傍水，隔大泉河与对面的三危山遥遥相对。大泉河——即史书中记载的宕泉河——发源于莫高窟南15公里处的大泉，在莫高窟前冲击出一个50—80米宽、俗称大泉沟的河床台地，然后奇异地漫入沙碛之中。这条河的水量在百千年前要大得多，两岸的植被也远为茂盛。[12]研究河西地区自然生态史的学者们收集了大量材料，证实敦煌地区在唐代以后不断加深的沙漠化过程。在这之前，位于党河——历史上称为甘泉水——两岸的绿洲曾经是水渠纵横、丛林葱郁之地，在藏经洞发现的卷子中多有记载。如《敦煌古迹二十咏》（P.2983）中《半壁树》篇写道：“半壁生奇木，盘根到水涯。高柯笼宿雾，蜜（密）叶隐朝霞。二月含青翠，三秋带紫花。森森神树下，祇（祈）赛不应赊。”同卷《分流泉咏》云：“地涌澄泉美，还城本自奇。一源分异泒，两道入汤池。波上青苹合，洲前翠柳垂。况逢佳景处，从此遂忘疲。”《翟家碑》碑文（P.4640）描述莫高窟的景色时说：“溪聚道树，遍金地而森林；涧澄河［□］，泛涟浞而流演。”《大唐沙州释门索法律义辩和尚修功德记碑》（S.0530、P.4640）载：“一带长河，泛惊波而派润；渥洼小海，献天骥之龙媒。瑞草秀七净之莲台，庆云呈五色之佳气……溪芳忍草，林秀觉花。贞松垂万岁之藤萝，桂树吐千春之媚色。”《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P.2762 + S.6161 + S.3329 + S.6973 + S.11564）记：“碧涧清流，森林道树。榆杨庆设，斋会无遮。”《节度押衙董保德重修普净塔功德记》（S.3929）说：“仙葩圣果，遍林麓以馨鲜；异兽祥禽，满溪峦而遨跃。”其他如《敦煌录》（S.5448）、《唐沙州龙兴寺上座马德胜和尚宕泉创修功德记》（S.2113）、《右卫军十将使孔公浮图功德铭并序》（P.4638）等文献也不断用“古林阴森”“万株林薮”“茂叶芬空”形容沙州地区佛刹周围的景观。如果说这些文学描写不可尽信的话，那么藏经洞中发现的武周时期撰写、开元年间增益的地理著述《沙州都督府图经》（P.2005）则可说是一篇地志性的纪实文字，在沿党河记述敦煌地区城乡地貌时，数次提到绿洲中的“美草”和“蔽亏日月”的林薮。

围绕着这片绿洲是广阔的大漠，其中也隐含了自然的神奇。古代作家反复提到的一处地标是莫高窟所在地鸣沙山。《沙州都督府图经》说：“其山流动无定，峰岫不恒，俄然深谷为陵，高崖为谷。或峰危似削，孤岫如画，夕疑无地，朝已干霄”。《元和郡县图志》写道：“其山积沙为之，峰峦危峭，逾于山石，四面皆为沙垅，背有如刀刃，人登之即鸣，随足颓落，经宿风吹，辄复如旧。”[13]这本书和《旧唐书·地理志》因此都把鸣沙山称为“神沙山”。更为神奇的是山下荡漾着一片永不干涸的湖水，“中有井泉，沙至不掩”。也就是自汉代已被记述、至今依然存在的月牙泉【图1-2】。

最重要的是，对于中古时代的僧侣、学士和道流来说，“自然”并不仅是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而是充满了精神性和宗教性的主体，也是他们和超验的“道”进行交通的媒介。“林野”因此与“市井”相对，提供了悠游和禅修的最佳去处，这在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写作中屡见不鲜。与乐僔大约同时的宗炳（375—443）可说是通过自然与超验世界进行交流的最著名人物。与追求长生不老的汉代人不同，宗炳不仅向往自然中的山岳，而且把山岳作为“山水佛”加以崇拜。对他来说，自然蕴含着佛法的智慧，当其心灵与其会通，便可达到悟道的境界。他在《画山水序》一文中极为形象地描述了这种宗教体悟：“……独应无人之野。峰岫峣嶷，云林森眇。圣贤暎于绝代，万趣融其神思。余复何为哉，畅神而已。神之所畅，孰有先焉。”[14]当他年老体弱，无法再去山水实地应会感神的时候，他便对着山水壁画神游冥思。据《宋书·宗炳传》记载：他将“凡所游履，皆图之于室，谓人曰：‘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15]

宗炳的画作未得传世，但莫高窟中的一些早期壁画提供了想象其山水图像的些许线索。最值得注意的是第249和285两窟，均修建于6世纪，据宗炳去世时间不算太远。第249窟墙壁上画着禅坐的千佛，上方是在洞室般壁龛中的奏乐天人，再往上则是以不同颜色绘出的一带山峦，起伏荡漾、连绵不绝【图1-3】。类似的山形也出现在窟顶的天空中，但在这里，这些无根的山峰在空气中飘浮，宛若海市蜃楼，其间翱翔着异兽环绕、乘载了男女主神的绚丽云车【图1-4】。相似的构图范式也被用来规划第285窟。这座著名的石窟本身就如同具有多个禅室的一座精舍。两壁开有小型洞室，以供僧人习禅观像【图1-5】。禅室之间的窟壁上画五百强盗成佛、沙弥受戒自杀等教谕故事，窟顶则被转化为由云气、香花、飞天、神祇、祥瑞组成的天界。连接二者的是环绕于窟顶下部的三十六位禅定僧人，每人均在岩洞和草庐中打坐，周围点缀着山间的花草、野兽及捕猎场景【图1-6a，b】。两窟壁画都以“山林”和“禅修”作为连接人界和天界的中介，也都把“自然”作为精神升华的桥梁。观看这些壁画，我们可以想象暮年宗炳在室中畅神抚琴、聆听众山回响的情境；也可以想象乐僔“杖锡林野，行止此山”，架空凿险后在其中打坐修行的景象。二人都通过自然而悟道——这里的“自然”既可是客观的存在也可是绘画的山水。[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