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好望角的科伊科伊人【35】

他们在吃东西上非常贪心……他们在荷兰人宰杀公牛时乞求牛肠，他们仅仅用手指从牛肠里拉出牛粪并把它刮去，然后把它放在火上；在它还未烤至半熟时他们就带着好胃口咬上去，这是个让人惊恐的场面。

——1653年对科伊科伊人的描述，引自R.雷文-哈特（R. Raven-Hart），《好望角》（Cape Good Hope, 1971）

西欧诞生于3 000年前。它曾在上千年中作为亚洲在地理上的前哨，位于建立在近东和地中海地区的数个文明和帝国的边缘。2 500年前，它成了拥有自我意识和身份认同的西部半岛。这种意识诞生在古希腊文明，培植在马拉松和萨拉米斯的战场前线，成熟于更晚些时候的欧洲对匈奴人、突厥人和摩尔人的胜利中。欧洲朝向东方，它的知识和政治前沿止于亚历山大里亚和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古希腊的哲学和思想从地中海深入传播至西欧，创造出一种既与亚洲相对抗又面向亚洲的欧洲精神。这种哲学的一部分是亚里士多德的著名论断，世界分为古希腊人和野蛮人，即那些天生自由的人和那些命定会成为奴隶的人。本章节中描述的西方人和南非好望角科伊科伊牧人的遭遇，成为欧洲人对其他社会的观点的缩影。

外面的世界【36】

这种对其他社会的态度，是促使欧洲在面对外部世界时抱有古怪矛盾情绪的因素之一。他们在心理上部分地充斥着一种对外国人的敌意和拒绝的情绪，还有一种为自我保护而对抗侵入者的需求。而与此同时，犹太-基督教信条教导人应该爱他的邻居——甚至他的敌人——像爱他自己一样。同样的基督教教义适时地鼓励着一种个体与国家同样重要的深刻意识，并且培养了关于公正和平等的学问，这些学问在改变欧洲人与其非西方邻居的关系时是最重要的。逐渐增强的有关个人主义和冒险的意识引发了对外部世界的强烈好奇。什么人居住在撒哈拉沙漠无尽荒地的更南边？越过大西洋宽广的地平线，是否还存在远方的土地？

直到14世纪，欧洲的世界还是相对较小和同质化的地方，被地中海海岸束缚，东边的尽头是大草原、未知的撒哈拉，西边是无尽的大西洋。确实，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在11世纪就向西航行至比格陵兰岛和拉布拉多更远的地方。13世纪的《挪威历史》（History of Norway）提到“矮小的人”（small people）生活在格陵兰岛西岸的北部，他们“没有铁，但是使用海象的长牙作为投掷物并用削尖的石头替代刀具”（McGhee 1983, 122）。挪威人那时的目的是向西航行并定居在新发现的土地上。但是这些殖民者在当地人中遇到了他们的对手。这片土地是殖民的理想之地，但是“由于那些已经在当地定居的人，那里总是有恐惧和冲突困扰他们”（123）。在五个世纪里，对东部美洲印第安人战斗能力的惧怕阻止了欧洲人向北美洲扩张。

对大多数欧洲人而言，耶路撒冷被认为是中世纪世界的中心，《圣经》所描述的圣地位于“列邦之中，列国都在她的四围”。(1)未知的土地在外部，充斥荒芜的大地，并使人淹没在巨人、怪鸟和凶猛的海蛇之间（图5）。

远在古典时代之前的几个世纪里，人们曾经带着对黄金时代，对一个大地丰饶且所有人都生活得舒适享受的神话中的往事怀旧情绪，回顾历史上纷乱的千年。深感全体人类都已从伊甸园的恩典中坠落的信念弥漫在欧洲人的意识里。守卫在伊甸园门口，手持发光宝剑的天使对一个因了解自己已从恩典中坠落而被谴责的文明关上了大门。这种堕落感直到16世纪及以后还在支配西方人的思想。它也助长着对外部世界的强烈好奇。全人类都在人类的堕落一事上遭受痛苦吗？还有人生活在自然状态，【38】不受文明的重担约束吗？在人间也仍能够寻找到天堂吗？

最初，“天堂”的概念无法在当时的现实中找寻，只存在于基督教教义中和过去。但是十字军和威尼斯人马可·波罗一类人等的旅行给一个四处璀璨的诱人世界揭开了幕布，那是一个充满黄金珠宝、丰富香料和各种耀眼布料的世界。当欧洲人的眼界扩展开来，一个新的神话诞生了——一个关于人间天堂的神话。其中首要的候选地就是埃塞俄比亚，一片位于尼罗河发源处的陌生非洲土地，被难捉摸的、统治东非直至印度河的祭司王约翰庇护的王国。因此，天堂被认为在东方，可能介于尼罗河和印度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创世记》2：11—15）。葡萄牙人去往西非海岸探险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打开一个与祭司约翰沟通的渠道。对这个天堂般国度的信仰太过流行，以至开辟了去印度航线的瓦斯科·达·伽马真的携带了葡萄牙国王致传说中君主的信件。

大发现时代开始于15世纪，葡萄牙亲王“航海者”亨利和其他与之同时代的君主都被激励去探险。他们的大部分动机是商业和政治的——找到香料和新的市场，寻找对抗伊斯兰势力的新同盟。他们也有高尚的动机——为了上帝的荣光和意义深远的传播信仰的愿望而付诸伟大行动。但无论他们的目标是否可行，他们仍会被非理性的、心理上的欲望驱使去进行伟大的探索，去寻找神话和传说述及的地方。

16世纪中期，欧洲海员为了找寻这些黄金之地，已经在世界范围内的大多数海域航行过。正如葡萄牙人向南航行绕过非洲并往东驶向亚洲，西班牙人发现了新大陆，他们意外地遇见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新世界，一个不是被似神般的、天堂的生物，而是被此前未见过且多样到令人困惑的，忙于“日常骚乱、恐惧、疑惑、怀疑和野蛮行为”的异教徒族群密集占据的世界。亚里士多德和其他人的民族中心主义学说将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归入了没有文明、社会秩序或宗教的野蛮模式。极少数的社会，例如西非的一些王国，被描述为有秩序的，“君主政治的，在法律、秩序和首领之下生存”，约翰·奥格尔比（John Ogilby）在他的《非洲》（Africa, 1670, 34）中写道。其余的人则“在所有场合下都摇摆得像吵闹的兽群一般，其他时候就像顺从的被饲喂的家畜，追随着他们的无聊乐趣”（34）。这些和天堂的图景相去甚远，而是出自相信大多数野蛮人与野兽相差不远的无知、迷信且流传甚广的想法。这些人是“坏的野蛮人”（bad savages），与宏伟的人类社会形成对比，繁旺在人们的认知范围以外。直到晚些时候的几个世纪，把原始人视为野兽的倾向才让位给更人道主义的观点，【39】视非西方人为孩子般的人类，但至少已视为人。

西方人对野蛮人和原始的多种想象形成于这些早期发现。最终人们弄清楚了祭司约翰不过是无稽之谈，天堂也不存在于人间。所以对天堂的追求变成寻找乌托邦王国。那里的人民依旧高尚，充满兄弟情谊。慢慢地，黄金时代从一个朦胧的梦转为对某个社会具体的、理想化的想象，在那里，大自然原始的孩童栖居在一个天堂般的海外国度。探险者不再寻找天堂，而是寻找乌托邦，一个能忘却西方文明所带来的压力的怀旧之地。

关于天堂和乌托邦，以及黄金之地的神话持续了几百年，一部分精致的故事画面和理想主义的陈词滥调又演化成关于印第安勇士和忧郁少女的故事，为19世纪的美国小说家所钟爱。这类虚构的故事在本土被编织起来，与探险者面对的敌对部落并为了黄金和奴隶而毁坏当地村庄的远方海岸、岛屿相距甚远。只要一丁点浪漫主义、富于想象力的旅行者回到家，传闻便诞生了——关于富于黄金的土地，关于伟大的国王、食人族和广阔、富饶的城市，关于不受西方文明的退化堕落影响而过着单纯生活的人们。有关高贵的野蛮人的神话就此诞生了；在这个世纪内，它将丰富欧洲人对非西方世界的想法。

五个世纪里，西方人用一种奇怪的矛盾心理看待非欧洲人。哲学家们在刚从欧洲出航20天时，就吹捧生活在完美幸福国度里的大自然原始的孩子们所具有的美德。这是一个虚构和幻想的世界，是征服者、船长和传教士的领域；严酷的现实中则充斥着屠杀、掠夺土地、强制改宗和强制劳役。关于非西方世界总存在二元对立的看法：一方面，那是一个物质的、有实际用处的世界；另一方面，那是一个理想的、怀旧的世界，欧洲人能够在那里实践他们的理想主义，发泄他们的不满足，以及梦想得不到的天堂。这个外部世界保有无限变化的可能，总是容易被不同的解读影响，成了我们对其他社会持续变化的、复杂化的臆想的牺牲品。

“像野兽般生活的一个种族”

在大发现时代的初始阶段，欧洲人第一次绕非洲西海岸航行时，外部世界的真相就对本土社会造成了冲击。在15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葡萄牙亲王，“航海者”亨利每年都组织从欧洲出发，向南深入到热带纬度地区的航行。他的船长们声称到达了亚速尔群岛、马德拉和加纳利群岛。【40】他们沿岸航行至非洲西海岸，在1433年绕行了它西部巨大突出的海岸线。亨利的目的是挫败伊斯兰商人，他们控制了撒哈拉商队贸易和西非与地中海之间有利可图的黄金交易。15世纪50年代，葡萄牙人已经与热带的非洲人有直接联系，不仅是与位于今日加纳和尼日利亚相对发达的西非诸王国，还有其他族群，他们“完全是黑皮肤，被称作‘黑人’（Negroes），在他们的隐私部位前没有任何遮盖物”（Hakluyt 1903—1905, 10:15）。很快，非洲奴隶就在欧洲、在加纳利群岛和马德拉的葡萄牙农场工作。国王的舰船一直向南行进，直到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Bartolemeu Dias）在1488年绕过好望角，瓦斯科·达·伽马随之在1497—1498年重走这一航线并横穿至印度。迪亚士和达·伽马邂逅了科伊科伊人，即声名狼藉的好望角“霍屯督人”（Hottentots）。他们是漫无目的地游荡着的牧牛人，只有极少量的财产，没有明确的宗教信仰。科伊科伊人必然地成了所有野蛮、邪恶和原始事物的缩影，与其他人类几乎没有什么相似之处（图6）。

经常光顾码头周围小酒馆的那些粗野的海员用有关食人和古怪之人、神秘类猿生物和“好色的”黑人的故事粉饰非洲的实际现实。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曾经与北非有几百年的密切联系。在他们的印象里，南部热带地区的黑种人对他们的影响不及对更北部，尤其是英格兰人的影响那么强。但是很多年代史编者对非洲和新大陆的肤色多样性感到惊奇。“上帝用以创造人的其中一个非凡事物，就是肤色：在看到一人是白皮肤，另一人是黑皮肤，彼此在肤色上截然相反时，毫无疑问地不得不对其怀有极大的钦佩”，一位西班牙观察者在1555年写道（Arber 1885, 338）。有一件事是清楚的：非洲人并非天堂的“埃塞俄比亚人”，而是拥有令很多欧洲人反感的肤色的外国人。

对于一个16世纪的英格兰人，没有其他的颜色（或许除了白色）能像黑色一样具有根深蒂固的含义。黑色并非使非洲人成为令人排斥的野蛮人的必要条件，但它使他们成了令人强烈好奇的对象。他们如何获得了黑色的皮肤？是因为非洲炎热的气候还是因为上帝诅咒了看到父亲挪亚裸体的含。非洲人黑色的皮肤开始成为一个科学上的谜团。直到晚些时候，在奴隶贸易的年代，它才成为一种社会现实、一种被歧视的对象。但是在一开始，非洲人的黑皮肤就使他们与在遥远的、异教的大陆上的人区分开来。他们明显缺乏宗教信仰，使他们与主流的基督教文明相隔绝。一些英格兰作家甚至把他们的不信教与野蛮和黑色联系在一起。【41】一名观察者写道，他们是“像野兽般生活的一个种族，没有上帝、法律、宗教或共同的财富”（Hakluyt 1903—1905, 6: 167）。

非洲人不只因其肤色，【42】还因为他们与欧洲人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品行而被区别开来。他们被发现的时候，正值欧洲人对地中海和大西洋（Western Ocean）以外精彩而有异域风情、充满冒险并时常不可思议的世界抱有填不满的兴趣之时。非洲人的野蛮与其说是一个问题（就像它在奴隶贸易高峰期成为的那样），不如说是将黑人与其他完全不同的种族区分开的既成事实。他们经常被描述为“粗野的”“野蛮的”或“兽性的”。连篇累牍的早期旅行者的故事围绕着食人、战争、恐怖的饮食和可怕的酷刑展开。或许这难以让人惊讶，因为非洲本身就是充满神秘色彩的大陆，遍布野蛮的猛兽和异域妖怪。

非洲还是奇怪的类人生物、像人一样游走的无尾猿的家园。欧洲人在同样的时间和地点初次认识了黑猩猩和黑人。没有人会对猿的特征有任何疑问——它好色又贪婪，就像“有低平鼻孔”的人。他们“像猩猩一样好色，对女人有企图，有上片罩着下片的厚嘴唇，就像驴子和猩猩一样被认为是傻瓜”（Topsell 1607, 18）。中世纪哲学家的存在之链（Great Chain of Being）把所有拥有生命的事物与天堂的上帝联系在一起，提供了一个便于以密切的关系安置类人猿、科伊科伊人和非洲人的框架。

15—16世纪如雪崩一般的地理发现不仅改变了已知的世界，也引导学术去往新方向。学者越来越多地从全神贯注于他们的自我救赎转向对外部世界和人类多样性的好奇。随着时间推移，人类之间的生理差异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要如何在人类多样性之外建立秩序？人类是怎样克服兽性的？有没有低于西方人的更次级的人类秩序？这样的问题吸引了欧洲思想者数百年。

几乎没有人对哪种野蛮人处于人类阶梯的最底层有疑问。如果能够投票，在非洲最南端好望角的科伊科伊人将会大幅获胜。【43】在系统的考量里，他们远远排在黑人后面。“在所有人中他们是最野蛮和肮脏的，”约翰·奥文顿（John Ovington）船长在1689年写道，“他们是人类倒退的极致。”（Ovigton 1696, 284）科伊科伊人成了野蛮人的缩影。他们被牢固确立在17—18世纪支配着欧洲人对野蛮人认知的存在之链低处。就像美洲印第安人和后来南太平洋诸岛居民将会与寻找天堂和“自然的”野蛮生活之中的高贵联系在一起，单纯的甚至不是黑色皮肤的科伊科伊人及随后的塔斯马尼亚人和火地岛人（Fuegians），都会被划分为无可救药的原始人。科伊科伊人在欧洲人殖民的猛烈势头下并没能幸存很久，但是他们被冤枉而得的近乎野兽的名声却持续到20世纪。

发现科伊科伊人

1488年3月，两艘残破的葡萄牙海船在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的指挥下在好望角东侧一个避风港抛锚停泊。经受了13天暴风雨，疲倦的水手们凝望着眼前点缀着安详牛群的肥沃大地。而照看着牛群的人吃惊地凝视到来的陌生船只。“由于他们没有能被理解的语言，我们无法和他们交谈；而且他们向内地驱赶牛群，好像是被新事物吓到了，因此除了他们是黑人，像几内亚人一样拥有羊毛般的头发，我们无法了解更多关于他们的信息。”（Raven-Hart 1967, 1）迪亚士将其宁静的下锚地命名为“圣布莱兹取水处”（Angra dos Vaqueiros，今莫塞尔贝［Mossel Bay］），他没有再与那些牧人有更多接触就起锚回到葡萄牙。他辛苦的航行打开了通向印度的大门。

1497年，在哥伦布出发去新大陆五年后，瓦斯科·达·伽马带领另外四艘葡萄牙海船在同一处港湾下锚。那是在牧人出现的几天前。达·伽马曾在好望角以北的一处下锚地与他们中的几个人发生斗殴。他们是一些以海豹和鲸鱼肉以及野生蔬菜为食的人。“他们有很多同在葡萄牙见到的一样会吠的狗”，其中一个当事人写道。遵循长期与西非人打交道的习惯，达·伽马和他武装好的海员们就在外围碎浪上徘徊。他们比出友好的手势，向岸上扔小铃铛和其他小玩意。牧人们做出欢迎的信号，然后葡萄牙人在一处难以被突袭的地点登上陆地。象牙手镯和红色帽子等礼物被平安无事地完成交换，但当地人在面对金子和香料时却摇起了头。两天后，科伊科伊人为葡萄牙人表演夜曲并伴以笛子和舞蹈，【44】水手们演奏小号并跳起他们的吉格舞（jigs）来回应。由于处境并不安稳，达·伽马关注着每个动作以防误解。当一些牧人拒绝提供用水时，他点燃了他的加农炮。人们在恐慌中四下散开，只偷偷地回来收取他们的斗篷和牛。几天后瓦斯科·达·伽马向东非和印度航行。他在1499年回到葡萄牙，把东方香料贸易交到他的君主手中。

年复一年，葡萄牙船只组成的小型舰队被派遣经过好望角前往印度洋，它们被命令向所有接受基督教和贸易的人传达和平和友谊，而对不接受的人发动战争。在16世纪90年代，荷兰和英格兰舰船开始追随葡萄牙的足迹。他们会在好望角停留，补满水箱，收集木柴，购买牛羊肉，并安排船员休整。有时船员会与科伊科伊人打斗，科伊科伊人因此背负了凶猛并且有军事实力的名声。1510年，袭击了放牧营帐的一支葡萄牙武力被击退且损失惨重。50名欧洲人被科伊科伊人的突袭杀死，科伊科伊人的行动“敏捷得就像小鸟一样”。现在葡萄牙人规避好望角，但是英国人和荷兰人在1590年后经常到访那里，因为他们在印度洋没有其他安全基地。他们为了牛与当地人交易，但是从未信任他们。那些牧人对欧洲人表示怀疑，害怕他们的火器，并且急切地要阻止他们向内陆前进。总体上看，好望角成了一个和平的地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在那里发现黄金或白银，而且那里的土地被认为没有特别的价值。那里的居民继续像从前那样生活，就像在过去几百年里一样。偶尔到访的船只会用小玩意交换牛或羊。“我们用两把刀买一头公牛，一把刀买一头小牛，一把刀买一头绵羊；还有一些，我们用不及一把刀价值的东西买”，埃德蒙·巴克中尉（Lieutenant Edmund Barker）回忆，他在1591年于莫塞尔贝停留（Raven-Hart 1967, 15）。那些部落居民背负了偷窃和行为鬼祟的名声。“他们在我们回来时从旁经过，没有让我们察觉到，他们会非常聪明地穿过灌丛”（17），一位荷兰到访者在1595年写道。交易并不容易，除了多余的牲畜，科伊科伊人不情愿交换任何东西，因此牛肉价格飞速上涨。英国人在1614年把一个叫作“克里”（Coree）的当地人带到伦敦，以利用他掌控这些交易。他学习了英文并成了交易中间人。克里厌恶英格兰，但是他的精明足以令他意识到英格兰人送到好望角的交易商品价值低廉。他立即告知科伊科伊人他们被骗了。一个英格兰人厌恶地说：“他最好能在英格兰被吊死或者在归家途中淹死。”（84）

总之，好望角的居民们得到格外原始的名声（图7）。“这个国家在海角端点方向那边的居民，我相信，【45】是到目前为止被发现的最卑鄙的野蛮人”，奥古斯丁·德·博利厄（Augustin de Beaulieu）在1620年就海滨打环者（Strandloopers）(2)写道。“他们吃特定的植物根茎，作为他们的主要食物……他们还沿着海边走，不论在哪儿发现了特定的贝类，或者一些死鱼，不管它们可能腐烂到什么程度，他们都把它放在火上只烤很短的时间就饱餐一顿。”（Raven-Hart 1967, 100）这些人生活在用灌木和木棍搭建的粗糙庇护所，有时也住在岩洞里。不断有到访者惊骇于这些牧人甚至会拾取腐烂的牛或海豹内脏并饶有滋味地吞掉它们。这些牧人很快便得到了“霍屯督”的名字，这个标签衍生自他们的某种伴舞唱诗里一个持续出现的词语。他们自称“科伊科伊人”，学者们现在用这个术语描述他们。【46】太过低级和无可救药的野蛮人，这是科伊科伊人出现在到访者面前的样子，以至于“霍屯督”一词迅速成为西方词汇中的一个贬低用语。甚至今天的《牛津英语大词典简编》（Shorter Oxford Dictionary）都定义霍屯督象征“具有下等智力和文化的人”。“霍屯督”是一个在18世纪被普遍滥用的侮辱性词汇：切斯特菲尔德勋爵（Lord Chesterfield）曾经称著名的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为“值得尊敬的霍屯督”（respectable Hottentot）。这个词甚至留存至今。在一种古怪但又有点自我意识的幽默感的语言使用中，“霍屯督帐篷的展览场地”（Hottentottententententoonstellingsterrein）传说是荷兰语中最长的单词。

大多数好望角的到访者都被科伊科伊人所击退。他们穿着动物皮并涂抹上发恶臭的油脂。其中很多人会在脖子上戴动物肠子。“他们在吃东西上非常贪心”是一种普遍的反映，这是一种施加于世界上很多地方的异教徒的描述。“他们吃虱子，他们熟练地把它从头发中拉出来然后用牙咬……非常肥硕。”（Raven-Hart 1971, 1:130）他们看起来“吃所有令我们作呕的东西”。科伊科伊人生吃动物内脏的习惯直接给他们带来了食人族的名声。同一些科伊科伊人陷入纠纷的荷兰当事者失去了13名他们的同伴，整夜坚守着武器躲在他们“被食人族和牛群围困”的营地。他们陌生的语言加强了其野蛮人的印象，只有极少数欧洲人开始掌握这种语言。“当他们开口时他们用舌头在嘴里放屁”，一名傲慢的到访者在1660年写道。

科伊科伊人那发出咔嗒声的陌生语言和看起来原始的生活方式，似乎代表了人类的最下层、人类中最野蛮的群体。一些学者甚至怀疑科伊科伊人是否能够算作人类。他们主要的罪行就是他们散漫的宗教信仰：“他们的宗教并不为人所知，但在接近天亮时，他们聚在一起，拉住彼此的手，跳舞，从他们舌头发出尖声划破天空：或许能据此认为他们还是对上帝拥有一定的认识”（Raven-Hart 1971, 29），荷兰人约翰·雅各布·萨尔（Johan Jacob Saar）在1659年写道。15年后，另一位作家富有表现力且轻蔑地描写他们更像是“不可理喻的野兽而非不可理喻的人”。

“这些土地的居民是发黄的”

尽管有逾一个世纪的零星研究，人们对科伊科伊人仍了解甚少。我们对他们的大多数了解来自旅行者的描述、历史记载、人类学前沿研究和少量考古发掘。我们对那些牧者了解不多的原因之一是他们一直在迁徙。“他们根本没有固定的住所，而是四处游荡……带着妻子和孩子们，以及他们的工具”，【47】在荷兰人于好望角建立殖民地的两年后的1654年，简·纽霍夫（Jan Nieuhof）这样记录。不仅他们的生活方式明显原始且毫无目的，科伊科伊人还被认为是笨拙粗野的。“这些土地的居民皮色发黄，像日本人，他们给自己涂一些使他们看起来很丑、很恐怖的油脂，编了两三股的野兽肠子绕在他们脖子上，上半身披着兽皮但是其他地方都裸露着，除了他们的男性器官被一小块手掌宽、一拃长的碎片遮住”（Raven-Hart 1971, 6），一位旅行者在1609年写道。男人和女人都穿着围裙，男人的围裙稍长过阴茎护套。被称作“披肩”的皮斗篷使牧人们在寒冷天气里可以保暖。这些万能的衣物也可以作为运坚果、贝类和其他食物的提袋。每个人都穿着牢固的皮凉鞋以在长途行进中保护他们的脚。铜和象牙饰品、小皮袋以及其他小玩意挂在他们的脖子上或装饰着他们的头发。

科伊科伊人中等个头，皮肤呈浅黄棕色，体毛稀少。他们短短的黑色的头发螺旋式地盘布在头顶。他们身材苗条，有一双能使他们跑得很快的腿，这在猎取小猎物时至关重要。那些女人们显示出两个使欧洲人入迷的特点。她们的臀部被厚厚的脂肪覆盖，表现出臀脂过多的情况，被认为是为了适应饱餐和饥荒循环，后者有时是狩猎-采集者生活方式的典型特征。有些女人还有瘦长的小阴唇，这是引起早期荷兰人很多好奇的一种生理特征。关于这种特征的照片通常被20世纪早期的人类学教科书禁止。

不仅因这些人的外貌，还因他们简易的手工制品和物质文化，西方人加深了对他们朴素与原始的印象。就像所有牧人都会迁徙一样，科伊科伊人依赖于最简单的便携手工制品：削尖的石矛和木矛、碗和箭，还有打猎用的飞去来器。他们制作皮袋和木质奶碗，还有雕刻线条或点状装饰的袋状黏土罐。牧人们从远方来的内陆人手上获取稀少昂贵的铜和铁来做箭头或装饰。一旦发现能从到访船只获得欧洲金属，他们就迫切地用牛交换。不只他们的手工制品，他们的营帐也很简易。科伊科伊人住在轻便的简易小屋，即用小树干做成统一向中心弯曲的圆形外框，做成蜂窝的样子（图8）。框架被覆盖上细枝和特制的羊毛毯来做成一个耐用且轻便的庇护所，有时衬有动物皮。整个营帐能够被卷起，驮在牛背上运到新的营地。牧人们把他们的营地排布成圆形，通常用荆棘栅栏围起来，以保护人和牲畜免受动物捕食者和突袭队的袭击。

“一个裸露着的可怜悲惨的民族……他们像火鸡般咯咯叫还弄脏自己的身体以致散发出令人讨厌的恶臭……”（Raven-Hart 1967, 29）前仆后继的旅行者评论着接近海角岸边的那些缺少目标且生活原始的人，【48】他们除了漫无目的地游荡似乎别无所长。但即便是我们能获取的记录中那些对科伊科伊社会的粗略考察，都反映出它对复杂的海角环境的适应比欧洲人意识到的要复杂、敏锐得多。这些表面上随意的游荡对科伊科伊人自己来说远非如此，通过长期的生活经验，他们得以了解牧草何时最为茂盛、植物类食物何时当季。科伊科伊人能察觉其家园每个微小时刻的时令变化。他们细心规划每年的迁移以保证最大限度利用好他们领域内的资源，避免珍贵草场的过度消耗。这种隐式策略是基于数世代以来，在环境的自然限制下生存而得来的文化和生态惯例。而这些先例将会被欧洲移民彻底打破。

牛和羊是科伊科伊人赖以生存的主要产物，因此，牧人不断迁移，驱赶他们的畜群到新鲜草场和可靠水源地。他们表面上缺乏目的的移居使得荷兰人试图理解他们的全部尝试都落空了。科伊科伊人有时广泛散布在乡下；有时生活在很近的居所。从18世纪观察者的描述中推断，科伊科伊人每年的迁移依据各种各样的微妙迹象，例如同类植物的开花、蹄兔的繁殖季，以及滋养牧草的雨型。决定科伊科伊人聚落形态的不仅有环境因素，还有微妙的、不起眼的风俗惯例和社会原因，家庭成员的死亡也会促使他们立即遗弃他们的营地，这些都加重了表面的混乱。

目前，考古学家安德鲁·史密斯已经尝试用早期旅行者的记录重现季节性移动。【49】他提出科伊科伊人冬季生活在靠近萨尔达尼亚（Saldanha）和桌湾（Table Bay）的沿岸地带。夏季里他们可能会向内陆迁移至海角群山西侧的山谷草场，那里水源充足，还有优质牧草（图9）。这个传统模式最终被欧洲船只对桌湾的频繁造访打破，牧人们会前往海岸地带用他们的货品换取金属。季节性放牧的模式对保持牧场和利用土地承载尽可能多的牛群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牧草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太接近被吃光”（Sparrman 1787, 2: 54），18世纪时安德鲁·斯帕尔曼（Andrew Sparrman）写道。科伊科伊人的畜牧方式和欧洲大农场经营者的完全不同。欧洲人在相对更小的区域集中他们的畜群，有组织地在脆弱的草场上过度放牧。相反，科伊科伊人在冬天的雨季和早前的干旱月份会大范围分散在内陆卡鲁沙漠（Karroo Desert）的干燥地带。他们会用小猎物和植物类食物充饥，他们的牛群以地面上生长的植被为食。之后，随着地面水资源的蒸发，他们会在贫瘠的月份，集中去往能获取永久性水资源并且牧草丰富的区域。这里有季节分明的气候，科伊科伊人不得不依照雨季波动和植被覆盖情况采取行动，分布居所。科伊科伊人的生活是细致地参照奇异的气候和海角地区的承载能力来调试的，而这不会发生在欧洲人身上。

尽管猎物、蔬菜和贝类是科伊科伊人饮食的重要来源，牛和羊却是海角生活各方面的主导。牛也是强有力的社会工具。很少有荷兰定居者能明白科伊科伊畜群就是活着的财产，所以才极少被宰杀或任意交易。多余的牲口在特殊场合会被宰杀——在婚礼，或向特殊到访者致敬时。牛和羊都会为满足社会责任而被交换，作为嫁妆，或者作为礼物。富有的男人会用剩余的牛奶制作黄油，将其涂满全身。牛的作用远不止作为食物或财富的象征。它们会被作为驮兽，偶尔被骑乘，甚至在战时被训练成方阵以冲向敌人并扰乱他们。

毫无疑问，科伊科伊社会是灵活的、高度机动的，并且一直处在流动状态中。欧洲人认为的无目的的游荡，其实是为了应对持续变化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而做出的调整。社会自身持续变化的亲属关系和非正式的等级结合在一起，凝聚了所有社会成员。大多数科伊科伊家庭同声称拥有相近祖先、共同血统的人生活在一起。这些“氏族”（clans）依次被组织进松散的群体，可以称之为“原始群”（bands）。【50】荷兰人将科伊科伊人至少划分为九个“民族”（nations），但在确定他们的身份时有很大困难。部分原因是科伊科伊氏族会更换名字，根据牲口判定贫富，彼此存在分裂或合并。牧人们认识他们重要的世袭首领，即充分涂抹脂肪并且通常是一夫多妻的富有男人。另一方面，荷兰人困惑地发现，在物质层面他们的所有品中只有很少一点东西能区别他们。科伊科伊人表面上似乎就是一个缺乏目标、缺少领导的族群。

正是这种灵活性使科伊科伊社会成为能够独立生存的社会。有关牲口和牧草的权利非常重要，以至更强、更成功的氏族通常是在战争和袭击中占优势的人。盗牛的小偷、对牧场的争夺和诱拐女人——这些都是发生战争的原因。科伊科伊人的战争极少会超过一天。战士们会参加激战，精确地向对方投掷矛、石头和木棒。有时，进攻者们会驾驶牛的饲料楔进入争斗处，通过其所有者的口令控制惊跑的牲畜。【51】正如累赘地武装起来的荷兰大农场主们沮丧地发现的那样，突然性的游击袭击也是高度有效的策略。进攻者们会陷入暴怒、攻击，随后飞快地消失在树丛中。

没有人知道科伊科伊人从哪里来，或者他们已在好望角生活了多长时间。最近的考古学研究确定了他们已经在接近非洲最南端的地区生活了至少1 800年。他们的语言和文化非常接近狩猎-采集者桑人（San），后者已经在非洲南部生活了至少一万年，甚至可能更长。有些学者已经更进一步，把科伊科伊人描述为拥有畜群的桑人。严格意义上这个描述并不准确。然而，失去牲畜的科伊科伊人可能再次变成狩猎-采集者，所以在海角北部科伊科伊人和桑人领域的交界前沿，这两者之间的界限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模糊的。围绕好望角地区牛和羊的起源有着相当大的争论。【52】科伊科伊人可能是从好望角北面或西面的远方牧民手中得到它们的，或者也可以想见，是通过内陆更富饶地区的农业族群进行贸易得到的。不过，可以确信的是科伊科伊人在欧洲人到达前已牧牛数百年，安享着一种随世代变迁不断变化的文化。

1652年在好望角定居的欧洲人面对的是一套比他们所想的更复杂的本地文化。由于牧人们处在一种持续的文化变迁状态，我们对科伊科伊社会的描述充其量是简单而概括性的。那里还有其他人在开发利用海角丰富的环境资源。海滨打环者是依靠野生植物和贝类生存，但不畜养牛的族群。还有狩猎-采集者桑人，他们生活在环绕海角的群山和荒漠中，并且与科伊科伊人有长期接触和竞争。海角生活的动力是复杂的，没有理由认为在欧洲定居者没到达这里的情况下，表面简单实际上却高度复杂先进的科伊科伊社会不能持续兴旺下去。不幸的是，不论是科伊科伊人或桑人的社会都无法与荷兰海员、定居农民和商人所在的社会相兼容，后者相信土地的个人所有权。欧洲人一在好望角定居，就开始了对同一片牧草的直接竞争。他们的犁、火器和高级技术给予了他们优势地位。后来，荷兰人进口马来奴隶，其他欧洲人在好望角定居，给已经高度复杂的形势增加了更多文化线索。科伊科伊人面临着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即在这个新的、高度等级分化的社会秩序中找到位置。

“他们已经从我们这里学会了亵渎神明”

这164年来，科伊科伊人和经过的欧洲船只保持着偶尔的接触，保有一种对已知世界边缘地带的轻微的、原始的好奇。牧人们最初害怕白皮肤的定居者，然后就产生了一种虚假的安全感，认为他们只是千变万化的到访者。接着，在1652年，简·范·里贝克（Jan van Riebeeck）在桌山（Table Mountain）山脚建立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要塞。荷兰人仅仅只是为给船只寻找贸易和补给站而焦虑。他们想要的只是和他们的新邻居进行安稳的贸易并和平共处。但是为土地、牧草甚至牛群而进行的直接争夺是不可避免的。另外无法回避的是弱势社会的消亡。问题在于科伊科伊人拥有新鲜的尚未屠宰的肉食资源，在海上航行数月的海员们对它们渴求已久。他们的文化很快因为对牛持续迅速增长的需求、对草场的大规模兼并、时而发生的牛群抢劫和使欧洲人与牧人对立的本地战争而败坏。【53】在一个世纪内，大多数好望角的科伊科伊人就销声匿迹了。很多人被天花等外来的欧洲疾病摧毁。一些牧人为应对欧洲殖民者，迁徙到更远的内陆地区。留下来的那些人，被同化入荷兰社会的边缘，成为劳动力、随从和家庭佣工，或者因牛群抢劫和欧洲疾病而死。

极少有殖民者会对科伊科伊人的福祉感兴趣；确实，很多白人认为他们永远不会吸收欧洲文化。范·里贝克自己决心至少使一些科伊科伊人适应新的文化。他让一名叫作“伊娃”（Eva）的女性进入他的家庭做翻译。在只有极少当地人说荷兰语的情况下，伊娃是一个很大的成功。范·里贝克在1662年离开去了东南亚的巴达维亚，伊娃开始独自生活。这时，说荷兰语的科伊科伊人有几十个，她的服务就不那么具有价值了。伊娃开始卖淫，还生了两个孩子，他们的父亲都是欧洲人。两年后，她嫁给了一位名叫“彼得·范·米霍夫”（Pieter van Meerhoff）的年轻外科医生，他在附近的罗本岛（Robben Island）负责看管罪犯。她为丈夫生了三个孩子，但是发现这座岛屿太过封闭，还开始酗酒。后来，她丈夫在1668年的一次前往马达加斯加的远征中被杀。伊娃再次变成一名妓女，直到令人厌恶的地方长官把她驱逐至罗本岛，罗本岛邻近海岸，近来作为一所监狱而臭名昭著。伊娃一直住在那里，直到1674年死去。

1713年以前，只有少数几个科伊科伊人完全暴露在欧洲人的生活中。很多到访者和殖民者非常排斥他们的出现，不会主动与他们结交。极少数与白人有交往的科伊科伊人感到恐惧。一些人自杀，另一些人开始酗酒或者卖淫。一个科伊科伊人通过一名荷兰牧师改信基督教并被带往荷兰，他在那里受了洗礼。后来他回到好望角，在那里因举止不端被驱逐至罗本岛。为数不多的在好望角的牧师太过忙于与白人有关的工作，只有很少的时间留给科伊科伊人，科伊科伊人的语言对欧洲人而言也太过难以掌握。

很多开普敦的科伊科伊人的生活条件甚至还不如奴隶。他们靠乞讨竭力维持生活，常常登上到访船只，径直去厨房乞讨油脂和动物内脏。那些被逗乐了的海员们会看着他们用厨子遗弃的食物残渣盖在自己身上。之后，他们身上会满是酒气和烟草味，跳舞娱乐全体船员，双脚来回跳动，同时一遍遍地唱“霍屯督，霍屯督”（Hotantot, Hotantot）。传言科伊科伊男人只有一个睾丸，于是一些科伊科伊人会向游客展示他们的生殖器。这些举动使得全世界对“霍屯督人”更鄙视了。

最初，大约8 000名在好望角生活的科伊科伊人繁荣了货物交易。他们向荷兰人供应数百头剩余家畜以换取铜或其他商品，再把商品带入更远的内陆地区以换取额外的牲口。【54】牧人们同时也是精明的商人，在最初的几年里，他们既要扩大畜群的规模，也要三倍提升牛羊的价格。科伊科伊人变得非常善于洞察荷兰人，以至于范·里贝克警告他的后继者们永远不要在他们在场时说任何重要的事情。当好望角的牛对荷兰东印度公司来说供不应求时，麻烦开始了。缺乏想象力的掌管贸易的官员们对科伊科伊人对待牛的态度，以及科伊科伊人对自己喂养的货物的关切毫无概念。他们只单纯地考虑越来越多的数量。他们开始鼓励欧洲人不要光参与贸易，也要开始做大农场主。很快，个人所有制下的欧洲家畜向科伊科伊人的共有土地渗透，打破了古老的季节性迁移的放牧模式。东印度公司还禁止了牛群抢劫，这条命令一夜之间改变了科伊科伊氏族的生活动态，并且颠覆了他们灵活的社会秩序。欧洲牲畜贸易的需求通过让白人交易者与拥有勃勃野心但早前在社会上无关紧要的牧人中间人们接触，进一步瓦解了科伊科伊社会，后者使自己变富并且为了财富和威望与既有首领竞争。

牧人们首先的反应是对殖民者发起战争。1659年，他们在荷兰步枪无法开火的雨天偷盗荷兰人的耕牛并发动突袭，并反复袭击荷兰人。即便是在恢复和平的时期，科伊科伊人也不断抱怨他们的牧场被强占。17世纪晚期白人领地的边界从好望角向外扩张，精心管理的官方牲畜贸易转而向所有人开放。大规模的肉类承包者在边界经营，占据了数千英亩科伊科伊草场，在那里过度放牧。科伊科伊人用袭击来回应他们的邻居。流血冲突和牛群抢劫一直持续到18世纪晚期，移民通过野蛮杀戮击垮了幸存的原始群。

考古学家卡梅尔·斯赫里勒（Carmel Schrire）发掘了一处荷兰东印度公司在萨尔达尼亚湾教堂港半岛（Churchhaven Peninsula）为过往船只设立的偏远的前哨补给站。旧波斯特（Oudepost）遗址在1669—1732年被使用，斯赫里勒称之为一个“由履行着荷兰东印度公司合约的小伙子们使用的粗糙的边界殖民地”（Schrire 1995, 99）。但是斯赫里勒主要关心的是殖民者和本地科伊科伊人在旧波斯特发生的互动，她从本土和殖民者人工制品的联系进行推论。她利用动物骨骼研究这些互动，发现动物骨骼反映出关于火器给小型猎物、鸟类和其他动物造成毁灭性影响的直观证据，一种从科伊科伊人持续性的部分捕杀向大规模攻击的转变。但在遗址中发现的遗存却具有误导性，因为殖民者把包括大量的牛在内的被屠宰的大型动物尸体丢弃在邻近的海里。水面边缘的骨头记录下殖民者们对科伊科伊本土家畜基地的深入侵袭，【55】这是科伊科伊社会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发掘中发现的小珠子暗示出一种不平等的本质，它属于一种在一方微不足道的小玩意，却是另一方所需基础商品的交易，属于一种使科伊科伊人永远无法处于平等竞争的物物交换体系。

1700年，白人农民占据了开普半岛（Cape Peninsula）大部分的牧人领地。由于贸易带来的累积效应，或者袭击以及随后向欧洲人出售战利品，大多数好望角科伊科伊人已经失去了他们的牲畜。现在他们已经无法弥补自己的损耗。在他们自己社会的流通中，牲畜已经太过稀少。为了试图重新获得几头牛，很多牧人在白人农场主手下工作。但是他们被移出自己的主流文化，即依赖不同群体间牲畜的不断流动和规律的狩猎、饲养与放牧的季节性循环。成为雇佣劳动力的压力是那样的普遍，以致在1713年，大多数西开普地区的牧人已经完全依赖荷兰经济体系。

在那一年，天花流行病席卷了好望角，杀死了大约30%的科伊科伊人口，他们对陌生的疾病没有内在抵抗力。牧人们比欧洲人要好一些，因为他们居住在感染风险比较低的分散住所。但是这个传染病和后来的其他疾病使科伊科伊社会留存下来的事物处于更加无序的状态中。

尽管有袭击和武装抵抗，大多数好望角科伊科伊人选择把他们自己依附于白人社会。他们成为家庭佣人和欧洲人农场里的农工。荷兰军事突击队主要依赖科伊科伊兵士，他们在军队中作为士兵、翻译、追踪者和向导。科伊科伊人在欧洲人的社会中远没有那么成功，他们在社会底层中地位最低。殖民者发现牧人们不情愿为他们工作，所以他们进口了马来奴隶来做替代。尽管一些科伊科伊人在好望角社会中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并且接纳了白人邻居的语言、宗教和很多习俗，但是他们的文化、外貌和语言使他们不同于移居者及其奴隶。深刻的种族偏见使得他们被迫从事酬劳最为低廉的卑微工作，处境近乎农奴。几乎没有向上层流动的机会。在欧洲政府向他们施加的政治和社会压力下，许多科伊科伊人屈服于酗酒和心理重压。一部分今天的好望角有色人种来自18世纪当地人和白人间的结合。直到最近，他们在欧洲人的社会中仍是从属的阶层。

科伊科伊人的迅速消失在当时只引起了很少的注意。只有极少数移民，通常是对他们自己社会不满的人，会为科伊科伊人辩护。【56】“他们已经从我们这里学会了亵渎神明、伪誓、冲突、争吵、醉酒、欺骗、抢劫、偷窃、忘恩，对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的放肆贪求，他们从前不了解的罪行，其中，还有其他深以致死的罪，对黄金的可憎欲望”，一位荷兰先驱如是写道（Elphick 1977, 198）。大多数人把他们当作卑鄙、原始的族群，不过是实用的农业劳动力资源。人们认为科伊科伊人为生存挣扎的故事没有任何戏剧性和浪漫性，与以此吸引历史学家或小说家的纳塔尔祖鲁勇士部落，或其他精彩的黑人和白人之间的接触不同。但是理解科伊科伊人衰落的过程十分重要。正如历史学家理查德·埃尔菲克指出的，欧洲人的征服开始“不因为政治家或商人想要这样，也不是历史的无形力量使其变得必须；而是由于成千上万的普通人，白种人和棕种人，在默默地追逐他们的日常目标，没有意识到他们宿命般的结果”（239）。问题是科伊科伊人占有的资源对欧洲人在前往印度之路上的生存至关重要。他们只是单纯地处在这条通路上。

科伊科伊人出现在西方人的意识中，就像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向西方打开大门。即便最浪漫的旅行者也不能宣称他们是属于伟大的祭司约翰的耀眼臣民。就在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于莫塞尔贝下锚几年后，对美洲印第安人的发现在西班牙的圈子里引发了透彻的自省，而科伊科伊人不是那种能够触发这样的自我省察的族群。他们也没有因征服者对黄金和土地的渴求直接灭绝。相反，他们化为一种人类学上的好奇，一种被认为太过原始、只比动物稍好一点的族群，“坏的”（bad）野蛮人的缩影。许多欧洲人对非西方社会的刻板印象源于一套旅行者们关于好望角原始居民的故事。科伊科伊人就在已知世界的边缘默默地消逝了。

与之相反，墨西哥的阿兹特克印第安人使欧洲人震惊于他们的壮丽文明，它的首都可与塞维利亚和萨拉曼卡相比，甚至超越后者。然而这个高度发展的社会在同样遭遇到摧毁了科伊科伊人的无情力量时，就像叠起的纸牌倾倒了一样。我们现在必须要看看西方探险带来的影响，不仅是关于阿兹特克人，也关于在新大陆殖民的道德争议的大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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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圣经·以西结书》5：5。

(2)　曾在非洲南部海滨聚居的已灭绝族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