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中西文化的精神差异1

一 中西文化的源流传统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都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中国文化如果从夏代算起，至今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同样地，西方文化如果从克里特文明开始，至今也有4000年以上的历史。我们今天谈到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当然是把它们各自当作一个统一的文化来对待。事实上，在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都汇聚了许多不同的源流传统。这些不同的源流传统，在长期的历史磨合中逐渐形成了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中国自汉代以来，就形成了一种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地位的伦理文化。而西方在罗马帝国时期就开始出现了基督教文化。基督教文化构成了西方文化的主脉，正如儒家伦理文化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主脉一样。这两个文化本身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们本身也有一个不断聚合、发展、成形和壮大的过程。因此，我们首先要探讨的问题，就是从历史上来追溯一下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各自的源流传统以及不同源流传统之间的相互关系。

中国自古以来，就形成了所谓“夏夷之分”。而中国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在不同的文化源流之间形成了一个基本的关系模式，这就是“以夏变夷”，即以华夏的文化来改变、同化蛮夷的文化。中国文明的发源地黄河流域中下游形成了华夏文化圈，四周则为蛮夷居住的化外之地，东边称为夷，西边称为戎，北方称为狄，南方称为蛮。夷、戎、狄、蛮均为贬义词，与生番虫豸相通。中国文化自夏商周三代以来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夏夷之分”的二元对立观念，中国文化基本上是循着一条所谓“以夏变夷”的路线发展下来的。秦汉以后，各种异质文化在中国的主体文化——儒家文化面前不是被同化，就是被排拒，从而使儒家文化始终能够保持一种唯我独尊的纯粹性。从商周的“鬼方、鬼戎、昆夷、玁狁、獯鬻、犬戎”，到秦汉魏晋的匈奴、鲜卑、羯、氐、羌，再到唐宋元明清的回纥、吐蕃、党项、契丹、女真、蒙古、满人，每次少数民族入侵中原的结果都是征服者反过来被华夏文化所同化。早在商代，西北游牧民族就不断地侵犯黄河流域的华夏农耕文明，《诗经·小雅·采薇》写道：“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西周广置烽火台，就是为了防止西北少数民族的入侵，尽管如此，西周仍然毁于少数民族的侵犯，周幽王本人也被杀死于骊山之下。秦汉时期的匈奴更是形成了中原政权的一大边患，所谓“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说的就是匈奴与华夏文化之间的紧张关系。南北朝时曾一度形成了“五胡乱华”的混乱局面，匈奴、鲜卑、羌、羯、氐等少数民族占据了半壁江山。唐宋以降又有契丹、女真、蒙古人的入侵和满人入关，建立了辽国、金国、元朝和清朝。然而时至今日，这些曾一度入侵中原的游牧民族都融入中华文化之中。几千年的历史证明，在中国，外来民族或外来文化要想在中国站稳脚跟，就必须以华夏文化或儒家文化为精神支柱，必须在潜移默化的历史过程中脱胎换骨，融入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文化中。同样，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外来宗教入华的结果也是如此，虽然这些西域的宗教是以和平渗透而非暴力入侵的方式进入中国的，但是它们要想在中国生根发芽，首先就必须接受儒家文化的改造。这种“以夏变夷”的基本模式，导致了中国文化形态的超稳定结构，培育了一种协调的现实精神。

可以说，中国文化具有很强的同化异质文化的能力。这种“以夏变夷”的文化特点，如果借用生物学的一个概念，叫作“米亚德现象”。生物学中有这样一种现象，就是两个亲本杂交以后，在它们的子代身上，往往只表现出一个亲本的性状，而另外一个亲本的性状却很少得到体现。我认为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比较明显地表现了生物学中的这种“米亚德现象”。不仅是游牧民族和中原华夏政权之间的冲突是如此，而且就是异域的一些高级文化，如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高级宗教进入中原以后，同样也面临着这样的命运。佛教在印度原是不讲忠孝的，但是中国人自古就以忠孝为本，儒家伦理始终是把忠孝作为最基本的理念。由于儒家文化的巨大同化作用，佛教进入中原以后，就逐渐地把忠孝的思想吸收进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佛教，如禅宗、净土宗、华严宗等等。在中国僧人翻译佛经的过程中，以及对佛教的一些义理进行诠释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把儒家的思想援引到佛教的教理之中。中国古代信仰佛教的知识分子们，往往把佛陀比作孔老（孔子、老子），或者是比作周孔（周公、孔子）。佛教最初入华的时候，曾经依托老子的名义，有所谓“老子化胡”之说，认为老子西出阳关后变成了佛陀。这种说法无非是为了让佛教更容易被中国人所接受。在长期的历史改造过程中，像忠孝之类的思想，被深深地引入到中国的佛教教理中，最终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八个大乘宗，其中特别是民间流行的净土宗和知识分子信仰的禅宗。净土宗和禅宗，尽管一个重称念一个重顿悟，一个认为口念阿弥陀佛每日万遍乃至十万遍，就可立地成佛，一个强调不立文字直指人心，劈柴担水皆是妙道，但是这两者都与印度佛教所讲究的苦修苦行、弃绝凡尘的基本精神迥然不同。而且更重要的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它在很大程度上被中国人变成了一种关注现实生活的宗教，反而对超越性的彼岸理想漠不关心了。乃至于我们今天到中国的寺庙里边去看看，老百姓们烧香磕头、求神拜佛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们所求的绝不是一种无他无我、六根净绝的涅槃境界，而是祈求子孙满堂、祛病免灾、荣华富贵、升官发财，这些祈求全部都是入世的或现世性的。从中国文化对佛教的改造中可以明显地看到中国文化所具有的强大同化能力。

西方文化也有很多源流传统，但是我们发现，西方文化的各种源流传统之间的关系，与中国这种“夏夷之分”以及“以夏变夷”的基本模式是大不相同的。西方文化至少可以说有三种源流传统，一种是希腊的，一种是罗马的，一种是基督教的。这三种源流传统之间的差异非常之大，曾一度在历史中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希腊文化带有一种和谐的特点，它就像一个人的童年时代，具有一种天然的和谐性。在灵与肉、彼岸与现世、理想与现实之间，希腊文化力求保持一种和谐状态。所以希腊文化是非常优美的，它表现了一种矛盾尚未绽开的原始和谐。但是在其后的罗马文化中，我们却看到了一种片面性的发展。罗马文化一头扎进了功利主义、物欲主义的浑浊潮流里，其结果就导致了罗马社会中的那些骇人听闻的堕落行径。当然罗马文化也曾一度推动了世俗生活的发展，导致了帝国的膨胀和繁荣，缔造了比较健全的法律体系，确立了较为规范的财产法权关系。到了基督教时代，西方文化又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如果说罗马文化是物质主义的，那么基督教文化就是唯灵主义的。基督教文化教导人们一味地沉迷于虚幻的彼岸世界，这样就导致了中世纪西欧社会的普遍的人性异化。这种人性的异化，使得人们把正常的物质享受和感性的现实生活当作一种邪恶的东西加以唾弃，人性的一切正常欲望都被视为魔鬼的诱惑，每个虔诚的基督教徒都把眼睛死死地盯着虚无缥缈的“天国”，从而导致了中世纪西欧社会的经济落后和文化愚昧。而且更重要的是，当人把眼睛盯着“天国”的时候，他的内心深处还是多多少少存有一些物欲的渴望、一些“邪恶的念头”，这样就导致了基督教文化内部的一种最可怕的现象，即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的二元分裂。基督教的理想是崇高圣洁的，然而中世纪罗马天主教会的行为却是卑劣龌龊的。这种崇高的精神和卑污的现实之间的痛苦分裂，最终导致了中世纪基督教社会的普遍虚伪。这种普遍虚伪的现象，大家在薄伽丘的《十日谈》、拉伯雷的《巨人传》，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其他大师们的著作里都可以读到，而且它也构成了引发西欧社会一系列重大变革的导火索。到了近代，西方文化又出现了一个合题，它以一种扬弃的方式把希腊的、罗马的和基督教的文化因素融合到自身之中。因此在西方近现代文化中，既有希腊文化的那种对人性的尊重、对知识的追求，又有罗马文化的那种对功利的向往、对世俗国家的热爱，同时也有基督教文化的那种对现实生活的批判和对“天国”理想的向往。各种源流传统中的一些相互对立的东西，在西方近现代文化中都有机地融合到一起了。因此我们说，西方文化的这些不同的源流传统之间，呈现出一种与中国“以夏变夷”的“米亚德现象”完全不同的关系模式，这是一种融合更新的模式，其结果导致了文化上的“杂交优势”。

在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源流传统之间，我们可以看到两种完全不同的关系模式，一种是“以夏变夷”的模式，其结果导致了一种文化上的超稳定结构，形成了一种协调的现实精神；另一种则恰恰相反，它呈现为一种融合更新的模式，其特点就是通过不同文化的“杂交”和相互否定而产生出新的文化性状，最终的结果是导致了整个社会和历史文化的不断变迁和自我超越，形成了一种超越的浪漫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