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方言》是中國很早記載古代語言的書，漢末晉初的人都説是楊雄所作。如應劭的《風俗通義》[1]和常璩的《華陽國志》[2]都是如此。但是《漢書·藝文志》[3]和《楊雄傳》[4]根本没有説到楊雄作《方言》，所以宋朝的人便懷疑起來，以爲屬之楊雄，可能出於依托。關於這一個問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分辨的很清楚[5]，結論是：“反覆推求，其真僞皆無顯據。”但是我們知道這部書題名叫做“方言”，並且普遍的流傳起來，應當是東漢和帝以後的事。

首先我們看王充《論衡》裏面稱贊楊雄的文章和《太玄》《法言》兩部書的地方很多[6]，可是始終没有提到《方言》。例如《齊世》篇説：“楊子雲作《太玄》，造《法言》，張伯松不肯壹觀。與之併肩，故賤其言。使子雲在伯松前，伯松以爲《金匱》矣。”[7]這一段話和《方言》後面楊雄《答劉歆書》中所説“（張伯松）常爲雄道，言其父及其先君憙典訓，屬雄以此篇目頗示其成者，伯松曰：‘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又言恐雄爲《太玄經》，由鼠坻之與牛場也”很相符合。但是王充没有一字説到《方言》。王充是在和帝永元年間（89～104）死的[8]。其次我們看許慎的《説文解字》裏用方言解釋字義的和今本《方言》詞句相同的很多，他既没有説到楊雄作《方言》，也没有説到《方言》的書名。許慎的書是和帝永元十二年（100）開始作的，建光元年（121）才完成。從這兩點來看，和帝的時候還没有叫做《方言》的一部完全的書是很清楚的事情。直到靈帝、獻帝的時候，應劭在《漢書集解》裏開始明白引用《方言》[9]，而且稱爲“楊雄《方言》”；他又在《風俗通義》序裏更詳細地引用楊雄《答劉歆書》的話[10]，而且説《方言》“凡九千字”。由此推測，《方言》在漢末應當已經普遍流傳起來了。魏孫炎注《爾雅》是引用《方言》的，張揖作《廣雅》也把《方言》的語詞大量搜羅在内，這都是很好的證明。

那麽，《方言》會不會是漢末人作的呐？這又不然。因爲許慎《説文》裏既然有很多跟今本《方言》相合的詞句，必然在和帝永元以前就有了跟今本《方言》相類的記載了。從永元十二年（100）推到楊雄的卒年，就是天鳳五年（18），中間是82年。如果《方言》不是楊雄所作，在這八十年裏也就有了最初的底本。從許慎完成《説文》的時候，就是建光元年（121），到應劭作《風俗通義》的時候，約在獻帝興平初（194），中間是73年。這73年中應當是有了“方言”的名稱，而且逐漸流布的時期。這麽説，《方言》是不是楊雄所作，很不容易斷定。不過，這部書包括了西漢、東漢之間許多方言的材料倒是很值得寶貴的。

這部書記載的都是古代不同方域的語彙，地域包括的很廣。稱名雖然很雜，而都是漢代習用的名稱。有的是秦以前的國名和地名，有的是漢代實際的地名。東起東齊海岱，西至秦隴涼州，北起燕趙，南至沅湘九嶷；東北至北燕朝鮮，西北至秦晉北鄙，東南至吴越東甌，西南至梁益蜀漢。作者能夠搜集這麽多的方言，必然是在漢代武功極盛之後，版圖已經開拓很廣的時候做成的，否則不能如此[11]。但是要記載這樣廣大地域的語言，采用小的地理的名稱是很困難的，所以不得不采用古代的國名和較大的地名。

作者記載方言的方式，是先舉出一些語詞來，然後説明“某地謂之某”或“某地某地之間謂之某”。這些方言的語詞都是作者問到以後記下來的。魏天行先生曾經給它一個名字，叫做“標題羅話法”[12]。其中所記的語言，包括古方言、今方言和一般流行的普通語。凡説“某地語”或“某地某地之間語”的，都是各别的方言。説“某地某地之間通語”的，是通行區域較廣的方言。説“通語、凡語、凡通語、通名”或“四方之通語”的，都是普通語。凡説“古今語”或“古雅之别語”的，都是古代不同的方言。若從所記的方域來看，凡是一個地方單舉的，它必然是一個單獨的方言區域；某地和某地常常在一起並舉的，它們應當是一個籠統的區域。這樣也可以極粗疏的看出來漢代方言區域分布的大概情形[13]。

單就這種實際的語言記載裏我們還可以知道：

1.一部分漢代社會文化的情形。例如由卷三“臧、甬、侮、獲，奴婢賤稱也”一條，知道蓄養奴隸在漢代是很普遍的事情；由卷四所記衣履一類的語彙，可以知道漢人衣着的形製；由卷五所記蠶薄用具在不同方言中的名稱，可以知道養蠶在南北是很普遍的事。

2.《爾雅》所記的許多同義詞和《方言》對照來看，往往都是古代不同的方語，到了漢代有些還在某一地方保存着，有些已經變成了普通語，甚至於有些已經消失，僅僅是書寫上的語詞了。

3.《方言》所記漢代的語言有普通語和特殊語。我們知道，不同的方言相互交融，可以成爲普通語；政治、文化上有力量的語言，也可以成爲普通語。漢代的普通語應當是由這兩方面形成的。我們想春秋以前民族是多的，語言是分歧的，可是經過列國的争霸，七雄的角逐，秦代的統一，各地的語言彼此吸收，其間不知有了多少次的糅合。後來到了漢代，原來不是通語的，也就變爲通語了。再看《方言》所記的語言，其中以秦晉語爲最多，而且在語義的説明上也最細。有些甚至於用秦晉語作中心來講四方的方語。由此可以反映出來秦晉語在漢代的政治文化上所有的地位了。進一步來説，漢代的普通語恐怕是以秦晉語爲主的。因爲一個新興的統治者對於過去在政治、文化上有力量的語言是往往承接過來的。春秋時代的“雅言”就是統治階級一般所説的官話，這種官話就是“夏言”[14]，“夏言”應當是以晉語爲主的。因爲晉國立國在夏的舊邑，而且是一時的霸主；晉語在政治和文化上自然是占優勢的。等到後來秦人强大起來，統一中夏以後，秦語和晉語又相互交融，到了西漢建都長安的時候，所承接下來的官話應當就是秦晉之間的語言了。

4.《方言》裏所記的特殊方語是循地理的分布而表示差别的，有的通行的區域狹，有的通行的區域廣。在語言上有的是聲音相近的“轉語”，有的是聲音不同的“同義詞”。從聲音不同的同義詞可以看出不同的人造詞的心理過程，從聲音相近的轉語可以看出聲音在方言中轉變的條理。

5.《方言》距今已經一千九百多年了，其中所舉的方語在現代方言裏依然保留着很多。這種語彙大半都是口頭語，而且是文人不大寫在文章上的。例如“慧謂之鬼，憂謂之惄，斂物而細謂之揫，人肥盛曰䑋，器破曰披，器破而未離謂之璺，貪飲食者謂之茹，庸謂之倯，子曰崽，物生而不長大曰矲，凡相推搏或曰攩，小謂之簍，飯謂之筲”等，都是大衆口裏流行的話。如果没有《方言》記載下來，我們就無從知道這些語言已經遠在漢代就有了。還有《方言》書裏的古語有些在現代方言裏仍舊保存着，可是語音和現代方言中文字的讀音不一定完全相同。例如“知謂之黨”就是現代北方説的“懂”；“物大謂之奘”，現在北方説“zhuǎng”；“耦曰㛯”，匹萬反，現在北方稱“雙生”也叫“雙bànr”；“眄曰䀩”，音略，現在北方説“瞜（lōu）”；“雞伏卵而未孚，始化曰譁”，現在普通説“寡（guǎ）”；“錘，重也”，現在説“秤錘”叫“秤tó”；“絓，持也”，現在普通説布上的絲結叫“絓絲”，音xuà；“久熟曰酋”，現在普通説“kiǔ”。諸如此類，也都是“古語之遺”。

6.前人説《方言》多奇字，是就文字的寫法來講的，如果從語言的觀點來看，這些字只是語音的代表，其中儘管和古書上應用的文字不同，實際上仍是一個語言。例如“咺”同“喧”、“唏”同“欷”、“惄”同“愵”、“”同“介”、“脅鬩”同“脅嚇”、“”同“蹋”、“”同“格”、“獡”同“愬”、“藎”同“燼”、“”同“棬”、“賀”同“荷”，都是很明顯的例子。更有很多古今相同的語言，《方言》寫的字和現在一般所寫的不同。例如“少兒泣而不止謂之唴”，現在寫“嗆”；“好曰釥”，現在寫“俏”；“遽曰茫”，現在寫“忙”；“獪曰姡”，現在寫“猾”；“縫納弊故謂之緻”，現在寫“紩”；“甖謂之㼚”，現在寫“缸”；“臿謂之喿”，現在寫“鍬”；“僉謂之棓”，現在寫“棒”；“火乾曰㷅”，現在寫“炒”；“裁木曰䤨”，現在寫“劈”，這些都是音義一樣的。所以我們不能墨守文字，而忽略了語言。

從這幾點來看，《方言》在漢語語言史上的價值既然很高，同時也就關涉到整個的中國文化史。尤其重要的是它啓示了我們怎樣去明瞭語言，如方言和普通語的關係，古語和現代大衆語的關係等，都是值得重視的。

今本《方言》是晉郭璞的注本，凡十三卷。《隋書·經籍志》[15]和《新唐書·藝文志》[16]著録的也是一樣。但是劉歆和楊雄往來的信裏説是十五卷，郭璞的《方言注》序裏也説是“三五之篇”，卷數和今本不同。這應當是六朝時期的變動。至於字數，在應劭的《風俗通義》序裏説是九千字，但據戴震的統計[17]，現在郭注本有一萬一千九百多字，比應劭所見的本子多出將近三千字。這些字是在什麽時候增添出來的，已經無從考訂。我想一定是郭璞以前的事情。因爲大凡一種古書有了好的注本以後，就不易有什麽改動了。以郭注《方言》而論，我們可能考查出來的佚文，爲數很少，就是很好的證明。

郭璞（275～323）是精通音義訓詁的人[18]，他的《方言注》和《爾雅注》解説字義都有一貫的精神，那就是用今語來説明古語。《爾雅注》裏固然常常引用楊雄《方言》和晉代的方言來解釋古語，在《方言注》裏更常常舉出晉代的方言來和楊雄所記的漢代方言相比較。在意義上，或者證明古今語義相近，或者説明語同而義不同和義同而語不同。在地域上，或者指明某些古語依然在某地保存，或者指出某些古語不在當地保存，而轉在别處却有這樣的説法，甚至於更進一步地變成了一般的普通話。這就是他在序文裏所説“觸事廣之，演其未及”的意思。王國維《書郭注方言後二》已經把這種精神指出來了[19]。但是在郭璞解釋《方言》語詞的時候，還有一些條例，是我們應當知道的。

1.原來“釋詞”不明晰的，給一個明確的解釋。例如“虔、儇，慧也”，注“謂慧了”；“烈、枿，餘也”，注“謂殘餘也”；“孑、藎，餘也”，注“謂遺餘也”；“斟、協，汁也”，注“謂和協也”；“謫，怒也”，注“謂相責怒也”；“爰、喛，恚也”，注“謂悲恚也”。凡注中説“謂某某”的大都屬於這一類。説“謂某某”，猶如説“這是指什麽意思來説的”，這是一種限制的説明。

2.説明《方言》中一個語詞所以這樣説的意義。例如“慧，秦謂之謾”，注“言謾詑也”；“好，秦曰娥”，注“言娥娥也”；“眉，老也，東齊曰眉”，注“言秀眉也”；“嫷，美也，南楚之外曰嫷”，注“言婑嫷也”；“楚東海之間卒謂之弩父，或謂之褚”，注“言衣褚也”；“生而聾，陳楚江淮之間謂之聳”，注“言無所聞常聳耳也”。凡注中説“言某某”的大都屬於這一類。説“言某某”，猶如説“意思是説什麽，所以有這樣的説法”。

3.用普通語詞來解釋特殊語詞或特殊的文字。例如“台，養也”，注“台猶頤也”；“鬱悠，思也，晉宋衛魯之間謂之鬱悠”，注“鬱悠猶鬱陶也”；“瀧涿謂之霑漬”，注“瀧涿猶瀨滯也”；“惽，江湘之間謂之頓愍”，注“頓愍猶頓悶也”；“南楚愁恚憒憒、毒而不發謂之氐惆”，注“氐惆猶懊憹也”；“麋，老也”，注“麋猶眉也”。凡注中説“猶某某”的大都屬於這一類。

4.用語言裏的複音詞來解釋原書的單音詞。例如“渾，盛也”，注“們渾，肥滿也”；“㥾，愧也，梁宋曰㥾”，注“敕㥾亦慙貌也”；“徥，行也”，注“徥，行貌”；“䠇，力也，東齊曰䠇”，注“律䠇，多力貌”；“杜、蹻，歰也，趙曰杜，山之東西或曰蹻”，注“卻蹻，燥歰貌”。

5.説明“語轉”。例如“蔿、譌、譁，化也”，注“皆化聲之轉也”；“蘇，草也”，注“蘇猶蔖，語轉也”；“臿，燕之東北朝鮮洌水之間謂”，注“湯料反。此亦鍫聲轉也”；“杷，宋魏之間謂之渠挐，或謂之渠疏”，注“語轉也”。這些都是説明因聲音的改變而生的“轉語”。還有説明語音不正而生的轉語的。例如“薄，宋魏陳楚江淮之間謂之䒼，或謂之麴”，注“此直語楚聲轉也”；“吴越飾貌爲竘，或謂之巧”，注“語楚聲轉耳”。説“楚”，猶如説“傖”。

從以上五點我們可以看出郭璞注這一部書照顧的方面非常之廣。《方言》是一部好書，幸而又有郭璞的精善注本，真是相得益彰了。

《方言》的刻本，舊有宋本、明本和清人的校刻本。今日我們能看到的宋本是南宋寧宗慶元六年（1200）尋陽太守李孟傳的刻本[20]。他在《刻方言序》上説：“今《方言》自閩本外不多見，每惜其未廣。予來官尋陽，有以大字本見示者，因刊置郡齋。”又南宋紹興間晁公武在《郡齋讀書志》上説：“予傳本於蜀中，後用國子監刊行本校之，多所是正，其疑者兩存之。”[21]由這兩段話我們可以知道《方言》的宋刻本在北宋有國子監本，在南宋有蜀本、閩本、贛本。贛本是宋代最晚的一個刻本了。監本、蜀本、閩本現在都没有看到，我想李本可能就是重刻的蜀本，也就是北宋監本的第二次傳刻本。因爲李刻本注文内説“某字一作某”的很多，正和晁公武的話相合；而且宋代蜀刻本的書很多都比閩、浙的刻本字大，李孟傳既然明白的説所根據的是大字本，那麽推想他重刻的是蜀本更有幾分相像了。這樣看來李孟傳本雖是一個很晚的宋刻本，但是他的底本是相當早的。所以刻本裏還有許多字仍然保存着唐代書寫的體式。後來許多明本都是翻刻李本的。如吴琯的《古今逸史》、胡文焕的《格致叢書》、程榮的《漢魏叢書》都是同出一源。不過經過寫刻，生出一些錯誤，彼此不同罷了。

到了清朝的戴震根據《永樂大典》的《方言》開始和明本校勘，進一步更搜集古書引到《方言》和郭注的文字來和《永樂大典》本互相參訂，正訛補漏，逐條疏證，於是成爲一個善本。因爲《永樂大典》是根據宋本來的，明本的錯誤可以根據《永樂大典》本來改正，《永樂大典》本的錯誤可以用宋以前古書所引來訂正。這種辦法是很好的。《四庫全書》和《武英殿聚珍版叢書》的《方言》都是戴震的校本。後來他又題名《方言疏證》[22]，經人重刻，流傳更廣。這是清人第一個校本。但是其中也有不正確的地方，盧文弨又有《重校方言》[23]，根據不同的刻本和校本增訂很多，這是清人第二個校本。這兩個校本都是大家一向推崇的善本。

然而實際上兩個本子互有短長。論學識盧不如戴，論詳審戴不如盧，並且他們都没有看到原宋本。戴震所提的曹毅之本[24]，僅僅是一個明人影抄的本子；盧文弨雖然記出李孟傳本，可是也和宋刻原著不完全相合，或者是根據過録的本子來寫的。這已經是他們工作上的一種缺欠，更加都喜歡改字，把不錯的改錯了，錯的改的更錯。盧文弨又把郭注的音和注文分開，更是一種錯誤了。

在戴盧兩家以後又有劉台拱的《方言補校》[25]和錢繹的《方言箋疏》[26]。劉校最精，可惜僅有幾十條。錢疏除折衷戴盧兩家以外，又用玄應《一切經音義》參校一過，但是用力勤而發明少。在清代校勘家裏面王念孫是最傑出的人物，他的《遺書》裏有《方言疏證補》一卷[27]，常常有很精到的見解。另外在他的《廣雅疏證》裏引到的《方言》文字都是經過校勘的，往往和戴盧兩家不同。因爲散在全書裏，反倒不被人重視了。

由以上所説，足見清人對於《方言》這一部書是非常重視的，做校勘工作的人也很多。然而始終没有人把他們所作的工作總結起來，加以整理。在1943到1945年間我曾經作了一番整理工作，同時用了乾嘉諸老没有見到的古書，如原本《玉篇》、《玉燭寶典》、慧琳《一切經音義》等所引到的《方言》詞句，校勘一過。雖然補充很多，然而始終没有排比成書。在1947年我又看到王念孫手校本《方言疏證》[28]，又增加一些新資料。剛好去年吴曉鈴先生在給巴黎大學北京漢學研究所的《通檢叢刊》計劃編纂《方言通檢》，想取一個校本作底本，因此在他的鼓勵和督促之下，才寫成這一部《校箋》。另外，我感覺到我們有研究語言興趣的人始終還没有走上一條寬廣的路，能夠照顧到語言的整體來作全面的研究。因此《方言》作者的精神很值得我們留意，所以我也樂於從事來整理一下這樣古代記載語言的書。不是要“導夫先路”，而是有“擁篲清道”的意思。

不過《方言》本子裏的錯誤是多方面的，前後錯亂、訛字衍文、脱落倒置，不一而足。若就錯誤發生的時代説，有郭璞原本的錯誤，有郭璞以後到隋唐間傳寫的錯誤，有宋以後傳刻本的錯誤。郭璞原本的錯誤，可以根據《説文》《廣雅》來校訂。郭璞以後到隋唐間傳寫的錯誤，可以根據唐以前的書如原本《玉篇》、《玉燭寶典》等書來校訂。宋以後傳刻本的錯誤，可以根據唐宋間的書，例如李善《文選注》、玄應和慧琳的《一切經音義》、《太平御覽》、《爾雅疏》、《集韻》等書來校訂。但是材料還感覺不足，更加自己的能力有限，所能做的工夫，也就僅僅如此了。《校箋》所用的底本就是宋李孟傳本，並且以不改字爲原則。一切校語案語都逐條寫下來，列在本文的下面。至於戴震所見的曹毅之本是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所著録的一個景宋抄本。《藏書志》上説，卷末有“正德己巳（1509）夏五得曹毅之宋刻本手影”一行[29]。這是怎樣一個本子，還不能定，傅增湘以爲曹毅之應當是明代收藏這個宋本的人名，不是宋代傳刻《方言》的人名，這一個影宋本就是李孟傳本[30]。這個問題不容易肯定，在《校箋》裏只是根據戴盧兩家所説的情形寫下來，作爲一個明本看待而已。

在《校箋》的體例上，羅莘田、魏天行兩位先生都給我很多寶貴的指示，又在百忙中特意爲本書寫序文，魏先生並且爲我看過稿子的一部分，在這裏我要首先向他們敬致謝意！最後還要鄭重的謝謝吴曉鈴先生，他除了鼓勵我、督促我以外，並且在本書排校上替我改正了許多的錯誤，没有他的幫助，是不會順利完成的。

1950年6月15日周祖謨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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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見應劭《風俗通義》序頁3（巴黎大學北京漢學研究所《通檢叢刊》本，下同）。

[2] 見常璩《華陽國志》卷十上《先賢士女總贊》，頁2b～3b（《四部叢刊》初編本）。

[3] 見《漢書》卷三十《志十》，頁1a～36b（百衲本《二十四史》本，下同）。

[4] 見《漢書》卷八十七上《列傳五十七》上，頁1a～24a；卷八十七下《列傳五十七》下，頁1a～17b。

[5] 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四十《經部小學類》“《方言》”條，頁2a～3a（大東書局石印本）。

[6] 見《論衡》卷十三《超奇》第三十九，頁14b～20b；卷十八《齊世》第五十六，頁16a～22a；卷二十《佚文》第六十一，頁6a～11a；卷二十八《書解》第八十二，頁9b～15a；卷二十九《案書》第八十三，頁1a～6a；卷二十九《對作》第八十四，頁6a～11a（《四部叢刊》初編本）。

[7] 見《論衡》卷十八《齊世》第五十六，頁20b。

[8] 編者按：和帝於105年4月改永元爲元興。以下凡涉及年份的判定，例如年號所對應的公元紀年、斷代、作者生卒年等，倘與今通行觀點略有出入，一律遵照原文，不做改動且不出注。

[9] 見《戴氏遺書》卷五，頁17a《方言疏證》序（微波榭刊本）。

[10] 見《風俗通義》序，頁3～4。

[11] 例如書中所稱涼益二州就是漢武帝元封以後才有的名稱，涼州舊稱雍州、益州舊稱梁州，見《漢書》卷二十八《志八》上，頁10b。

[12] 見魏建功《方音研究講義》，頁21（北京大學排印本）。

[13] 見林語堂《語言學論叢》，頁16～44《前漢方音區域考》（開明書店排印本）。

[14] 見《劉端臨先生遺書》卷一《論語駢枝》，頁9a～b（儀徵阮氏刊本）。

[15] 見《隋書》卷三十二《志二十七》，頁27b～28a。

[16] 見《新唐書》卷五十七《志四十七》，頁9b。

[17] 見戴震《方言疏證》序。

[18] 見《晉書》卷七十二《列傳四十二》，頁1a～7b。

[19] 見《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觀堂集林》卷五《藝林》五，頁10b～14a（商務印書館石印本）。

[20] 《李孟傳傳》有二：一附《李光傳》後，見《宋史》卷三六三《列傳一二二》，頁9a；一見《宋史》卷四百一《列傳一百六十》，頁15b～17b。

[21] 見《郡齋讀書志》卷四，頁8a“《方言》”條（吴門汪氏藝芸書舍刻本）。

[22] 《方言疏證》有《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閩覆本、《微波榭叢書》本、汗青簃據微波榭本重校本、《安徽叢書》本。

[23] 《重校方言》有《抱經堂叢書》本、《小學彙函》本。

[24] 見《方言疏證》卷二，頁4b。

[25] 《方言補校》有《劉端臨先生遺書》本、《廣雅叢書》本。

[26] 《方言箋疏》有紅蝠山房本、《積學齋叢書》本、《廣雅叢書》本。

[27] 《方言疏證補》有《高郵王氏遺書》本。

[28] 中國科學院藏，存卷一至卷七的七卷。

[29] 見《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七，頁6b～7a“《輶軒使者絶代語釋别國方言》”條（吴縣徐氏靈芬閣活字本）。

[30] 見《藏園群書題記》卷一，頁14a“宋刊本《方言》跋”條（企麟軒排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