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荷兰

第1章 转角：荷兰角港到鹿特丹

我昨晚睡在沙丘上，挨着一块写着“禁止野营”的大告示牌来挡风。早晨6点，我被一只大海鸥吵醒，它饶有兴趣地一直用喙“砰砰砰”地敲击昨晚我用来煮热狗大餐后没洗的炖锅。现在正是初夏，天气——至少从荷兰的标准来看——非常好，温暖而晴朗，松软如爆米花般的云朵高高地点缀在泡泡糖蓝的天空中。海岸边，快乐的孩子们踏着浪追着小狗，一位父亲正在认真教儿子怎样抛球最好。不远的近海，几个冲浪者徒劳地冲着太小的浪；一身黑衣的小忍者们浑身湿透地在及腰深的水里跳舞。在他们身后，朝着大海方向，我可以看到几十架现代风车从波浪起伏的海面上突出来，就像苗条的白色巨人，为这难得的好天气快乐地挥动手臂。

从阿姆斯特丹出发的旅程很是愉悦，骑自行车走曲折迂回但风景如画的60英里之字形路，穿过荷兰西北地区，向南边的莱茵河畔阿尔芬进发，而后转向沿着旧莱茵河走。这是一条景色宜人的小河流，蜿蜒流过大片的平原与宁静的村庄，河上的鸭子与天鹅比船还多。从以大教堂闻名的城市莱顿开始，我急转向西去席凡宁根（Scheveningen）海岸，邻近欧洲名字最佳的小镇蒙斯特（Monster），来到我昨晚过夜的沙丘。

我从在非洲的长期轮班工作回到荷兰不过十天，然后又一次像以前一样被这里整洁的一切所震惊。即使在如阿姆斯特丹等城市的乏味郊区，万物都居其所、在其位，实用、有序且一尘不染。我经过的墙上偶有涂鸦画；但所有的树都修剪整齐，清扫过的路面干净得简直可以直接在上面吃饭，割完的草地就像士兵的寸头。因为习惯于紧密群居，同时也为了更好地保护海湾的海，荷兰人日常遵守同样的有序准则。整个城镇像一个有大门的大学校园或退休人员社区一样平淡而整洁。它看起来并不令人兴奋，但毫无疑问，这样一个每平方公里就有500人的国家能保持如许的干净、和谐，着实叫人印象深刻。对一个以无序的自由主义闻名的国度而言，这一切似乎又极其明智。

把海鸥赶走后，我打包收起我的小帐篷，煮了一锅黏糊糊的速溶咖啡，然后坐在沙滩上喝着。这里的景色很漂亮，沙滩向北连绵不断地延伸，也许长达50英里。我不止一次好奇过荷兰人是如何做到保持自己海岸线的神秘性，让成千上万的沙滩爱好者飞越它们前往意大利、希腊或土耳其。这片被忽视的沙滩无疑是欧洲最漂亮的沙滩之一。

沿着沙丘后头一条安静的小路，我绕着海岸骑行了一两英里路。在荷兰，骑自行车总是一件愉快的事。这里没有汽车，没有不方便的交叉路口，没有突然没路了的死胡同，也没有在明显画线的自行车道上从容漫步的行人。会打断骑行的只有受欢迎的骑行专用交通信号灯、清晰的指示牌以及等大的锥形垃圾桶——这样骑行者在扔垃圾时也无须减速。轻柔的海风一直推着我的后背，助力我毫不费劲地加速前进。骑了不到一公里，我几乎没碰上什么行人，但是遇到好多骑行者——不是骑着昂贵自行车、穿着专用骑行服的英国式周末勇士，而是荷兰社会的一个横截面：西装革履的商务人士，颤颤巍巍的老妇人，车把摇摇晃晃地载着小孩的母亲。我有点矫情地想到小说家弗兰·奥布莱恩（Flann O’Brien）在《第三个警察》（The Third Policeman）中提出的关于骑车的“原子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如果某人在自行车上花了太多时间，他就有与自己的自行车交换原子的危险。“你会对此震惊的”，一个奥布莱恩笔下的角色说道：“这里有多少半人半自行车的人！”

差不多5英里后，我来到了沙滩的尽头，这里有一道无比长的混凝土海堤伸向灰褐色的浪花。这里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荷兰角港，莱茵河下游的主要支流——新水道（Nieuwe Waterweg）——从这里注入北海。我把自行车锁到栏杆边，然后沿着海堤走下去，河口新鲜的流水在我左边，咸咸的海水在右边。回首北望沙滩的景色，美不胜收：大片宽广的沙滩一路向朦胧的天际延伸，沙子好似碾碎的象牙般浅白而细腻。而另一个方向就不那么好看了。跨过河流宽阔的入海口就是所谓的默兹平原，这是一片从北海“开垦”而来的工业用地，持续的围海造陆工程增加了荷兰的国土面积。这里没有漂亮的沙滩，只有大量丑陋的起重机、码头、电缆塔以及一堆堆楼房大小的集装箱。现代化的风力涡轮机缓缓将风吸进去，一丛丛粗壮的烟囱像抽雪茄一样朝河岸上空喷出浓烟。荷兰的莱茵河好像有两张面孔：一面是祥和美丽的，另一面却是粗野工业化的。

接近海堤的尽头，我心里开始隐隐期待看到一些真实可见的迹象，以表明河口的地理重要性及其作为重要水关的身份，比如一条深蓝的川流奔涌向浅绿的大海，海水与莱茵河水像鸡尾酒的各种原料一样缓缓融合到一起。然而现实无趣得多。灰绿色的河逐渐变宽，然后无缝衔接地融进全然一样的灰绿色大海，就像一条马路导向一片停车场。我努力尝试对即将离开海岸并开始我的内陆之旅的前景感慨万端，但事实是我感到平淡无奇而理智冷静。我想起一个老掉牙的笑话，如果纽约由瑞士治理，就会变得像多伦多。类似的，如果亚马孙河或尼罗河由荷兰治理，就会变得像莱茵河。

我穿过沙滩，回到我的自行车边上。现在已接近中午，路边面向沙滩的一家家酒吧开始忙碌起来，当地人吃着煎蛋拼盘，欣赏高大的玻璃屏风背后的景观，就好像戒备森严的审判庭里的观众。在易捷（Easyjet）之类的廉航公司普及以前，人们尚不便随时飞往世界各地，像这样的荷兰海岸城镇可以说是欧洲最繁忙的海边度假胜地了，富人们会来到这里休闲、游泳、呼吸咸丝丝的空气。19世纪早期，在荷兰角港北沙滩，荷兰皇室还开发了用有轮的沙滩游艇竞速的游戏。“从不妄言的老人们……声称他们过去经常看见威廉五世王子（Prince William Ⅴ）与他的侍从用惊人的速度驾驶，简直和我们现在的火车一样快。”一个旁观者记录道。现在这里的空气依然欢乐但却接地气了一些，更像泽西海岸（Jersey Shore）而非皇家度假地。沙地上一块告示牌写着“海豹急救专用”，并留了一个电话号码，我突然感到这个世界是多么古怪，既糟糕又绝妙；有些地方的人一无所有，而在这里却应有尽有，甚至生病的海豹都有自己的急救服务。

从历史上来说，莱茵河三角洲的这片区域是一个相当与世隔绝的地方。远在鸡尾酒吧和冲浪者来到这里之前，荷兰角港处在一片宽广的潮汐盆地的边缘，被一片像土豆泥一般黏稠的咸滩涂地所围绕。住在这里的渔民与猎人靠河吃饭衣食无忧，但同时也不断受到潮水的威胁；他们被迫住在泥泞的小山丘上，一有大潮就不得不往高处逃。在外界看来，莱茵河三角洲是个艰苦而封闭的地方，这里因临近北面的海而更加危险，船员可能在这片海域遭遇旋涡、风浪，以及能把整条船吞下去的怪物。罗马司令官普林尼（Pliny）到访这一地区时，报告说这里别无他物，只有荒凉昏暗、寸草不生的咸沼泽，还有看起来像是遭遇海难的人。他曾一度想以罗马的名义攻打这里的部落，但很快又放弃了这一决定。何必费劲呢，他们所拥有的一切仅仅是沼地和鱼而已。

低地的日常生活大约是既悲惨又沉闷的，但由于这里地理位置优越，倚靠海岸，离英国不过百余英里，而且便于前往北海、波罗的海以及大西洋，荷兰角港之类的小定居点随后就获得了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在16、17世纪，随着荷兰人建起了自己的海军和商业舰队，莱茵河作为该国国际野心的核心出路而崭露头角。荷兰海军的规模曾一度大于英法舰队的总和。鹿特丹因靠近河流出海口而从一个中等大小的城镇发展成一大贸易中心，那些在印度尼西亚、巴西、加纳（Ghana）等偏远地区探险、殖民并建立贸易联系的大航海也从这里启程。木制的帆船运载着木材、羊毛、鱼干和谷物等货物在河上穿梭，沿着荷兰海岸前往斯堪的纳维亚、波罗的海诸国、英国、比利时乃至更远。大批渔船停泊在鹿特丹附近，海牙（The Hague）也成为能提供丰盛食品、挣得不菲收入的城市。河流与大海虽然长久以来被认为是对荷兰的一大威胁，最终却也让这个国家富裕起来。

后来，这里的河口也成为数以千计无惧无畏的旅行者进行欧洲“大旅行”（Grand Tours）的入口。在18、19世纪，这些旅行是上层社会年轻人（绝大多数为男子）的成人礼，他们穿越欧洲大陆朝着最热门的经典文物和文艺复兴代表作进发，打卡大教堂、图书馆和美术馆，就像今天在间隔年打卡寺庙、海岛和沙滩酒吧的学生一样。

大旅行没有特定的行程路线，但大部分旅行者都会选择罗马、威尼斯或者阿尔卑斯山作为最远的目的地，期间在路上会穿过荷兰、法国、德国、瑞士中的几个国家。这样一来，荷兰角港就成了来自伦敦的游客进入欧洲的显著入口。那时候绝大多数的路都坎坷不平，莱茵河则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选择，人们可以乘坐相当平稳舒适的船从北海前往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巴塞尔甚至更远。在19世纪，联结荷兰角港与英国东部的渡船航班定期运行，往返鹿特丹与科隆的两周旅程通常只需花费3英镑多一点。伦敦的书店摆满了推荐荷兰、德国旅行亮点的旅行指南，边上还有超大行李箱的广告以及（以防万一遭遇不测）来自“杰伊的伦敦丧事综合批发商店”的丧葬用品。成千上万的游客穿过海峡，其中很多人会乘船和火车沿着莱茵河逆流而上。“这个我们所生活的年代将被称为‘迁徙时代’”，《普特南杂志》（Putnam’s Magazine）在1868年这样宣称，“随着海洋航行的出现……旅行狂潮愈演愈烈，直到地球上半数的居民……都在移动中”。

大旅行的游客都来自欧洲和北美，但其中很多都是英国人——典型的旅行者形象应该是这样的，他是一个在牛津或剑桥完成古典文学学业的贵公子，亲自踏上前往欣赏西方文明奇迹的矫揉造作的朝圣之旅，在与女人上床、饮酒、雇人画肖像画时总是不计成本、不计后果。很多自命不凡的人把大旅行视为凭自己的能力赢得的资历证书，以此证明自己比其他没去旅行的人更有知识、有文化。约翰逊博士（Dr.Johnson）就说过，任何没有去意大利旅行过的英国人总是“感到低人一等，因为他不曾见过一个男人应当看的东西”。自然，也有很多人带着旅行纪念品满载而归——不是雪花玻璃球或是钥匙扣，而是板条箱包装好的画作和雕塑，美酒和高档食品，厚厚的书本还有新发明的科学仪器。即使在更早的时候，这样的旅行也惊人地受欢迎：早在1785年，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就记载过，每年会有4万英国人前往欧洲大陆旅行。可不仅仅只有贵族年轻人才会旅行：在18世纪70年代，一个荷兰船长运来一头3吨重的名叫克拉拉的印度犀牛，将其关在游览车上，用马队拉着沿河逆流而上，把她带至曼海姆（Mannheim）、巴塞尔、罗马和维也纳赚钱。在莱茵河，当克拉拉经过时，围观者聚集在河岸上，震惊于它巨大的体型、铁一般的侧腹，这跟他们平日常见的牛或矮种马截然不同。

早年时，穿越北海然后逆莱茵河而上的航行非常缓慢，河流澎湃汹涌。一个来自哈里奇（Harwich）的旅行者在1789年记录道：“海风狂暴而瞬息万变，海水一浪高过一浪……我感到痛苦难安，我们已经在海上漂了30个小时了。”不过没过太久，新的蒸汽船就大大加快行船速度。1816年，一艘蒸汽船从鹿特丹开到科隆只花了四天半，这让人们大为惊奇。旅行指南随之诞生。1836年，约翰·默里（John Murray）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小红书”，给想要穿越欧洲大陆的英国人指点迷津。随后大量其他的旅行指南书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包括影响力极大的《5英镑游莱茵河》（Up and Down the Rhine for ￡5），书中对旅行者建议说，对于漫游莱茵河，“没有什么是真正必要的，除了一个小旅行袋，里面装着你在伦敦穿的普通衣服，一把伞……还有一顶宽檐帽，假如你有的话”。据报道，到1856年为止，市面上共有120种关于莱茵河的各色英文旅行书。其中就包括由卡尔·贝德克尔（Karl Baedeker）出版的畅销旅行指南，书的封面是标志性的红莓色，相当于那个年代的《孤独星球》（Lonely Planet）或《易行指南》（Rough Guides），给茫然的游客推荐睡觉、吃饭或者租一头驴的最佳地点[1]。受到贝德克尔之类的旅行书的鼓舞，游客数量激增，从早年大旅行先驱的涓涓细流变成了大江大河：1827年，连接科隆和美因茨（Mainz）的主航线每年载客1.8万人，但到了19世纪60年代这个数字已超100万。

就像背包客抱怨吴哥窟或马丘比丘（Machu Picchu）已经拥挤不堪了一样，大旅行的游客也常常失望地发现，那些他们幻想去参观的隐藏珍宝实际上已经相当热闹了。19世纪40年代早期，一个旅行者愤愤不平地抱怨道：“到处都是超载到快沉了的汽船，旅馆爆满到让人窒息，店主们一边站着摇着头，一边急促地说着德语、法语、英语、意大利语和俄语等各种语言。”“光靠想象力完全想不到这些天涌向莱茵河的人群都是些什么杂七杂八的人”，另一个人写道，“手里拿着指南书，什么语言都不会说”。

一个更大的挑战是食物。英国人来荷兰旅游时，嘲笑当地人“信天主教、穿木鞋”[2]，但盛赞这里的黄油和牛肉。“上好的莱茵河酒与三文鱼，以及糟糕的厨子”，这是约瑟夫·肖（Joseph Shaw）的评价。来到更上游，他们被法国人吃青蛙的习惯震惊了，但又因这里有从地中海运来的种类丰富的水果而印象大为改观。褊狭排外的英国人常常指出英国与欧洲大陆的烹饪差异，断言英国菜的优越反映了英国人的优越。“一个热爱烤牛肉和布丁的真正的英国人，无法在大不列颠岛之外的地方自由呼吸”，博伊尔勋爵（Lord Boyle）写道。一个多世纪过去后，再看看荷兰角港附近售卖的油炸的怪物，还有荷兰人早餐吃的炸薯条，我觉得他说的也许有一定的道理。

离开沙滩后，我骑着自行车沿着河的北岸朝内陆进发——此时此刻还是在新水道。相校于荷兰角港在地缘政治中的关键作用而言，这里却几乎没有什么活力充沛、繁荣兴旺的迹象。今天的旅行者乘船抵达这里的话，他们对欧洲大陆的第一印象只有两三排战后的半分离房屋、两家小吃店，以及大量卖廉价T恤、雨衣和棒球帽的商店。我停下来要了一杯奶茶，还不得不再三跟女服务员解释我打算把牛奶倒进茶里而不想分开单独喝奶与茶——这个举动对非英国人的她来说简直滑稽透了。这家店还挂了块牌子用英语写道：“小费不是中国的一座城市。”[3]

继续往鹿特丹前进，自行车道也仍在河岸的右边延伸，像运河的纤道一样追随着河流。河水沉静地流着，呈现钢铁似的颜色，河道非常宽阔：也许有威斯敏斯特的泰晤士河两到三倍那么宽。一条扁平的灰色驳船——一种被称为“大件”搬运家的船，可以承载易散的货物，比如谷物或沙砾——开到了河道的中央，它的尾波高高地冲上倾斜的混凝土河岸。一架小小的蓝色载客喷气式飞机在头顶上方盘旋，等着在鹿特丹着陆，我想起来最近读到过一则新闻，说是荷兰的国王承认自己过着秘密的双面人生，一直在荷兰皇家航空公司（KLM）担任“兼职飞行员”。我很好奇，在驾驶飞机过程中，当他的皇冠撞到驾驶室天花板时，是否会调整飞机推进（thrust）和配平（trim）。

河对岸，鹿特丹港口依旧像个沿河南岸绵延几十英里的展开卷轴，无穷无尽地展示海港、烟囱、精炼厂、起重机、涡轮机与电缆塔。过去我开车或骑车经过这一区域时，曾多次在这个港口见过相似的情景，但从未为其规模之宏大而驻足惊叹。在我旅行的当下，这个著名的“欧罗波特港”（Europoort）占地1.25万公顷，差不多和曼彻斯特的城市面积一样大，而且还在持续扩建。它是目前为止欧洲最大的港口，每年的集装箱吞吐量比泽布勒赫（Zeebrugge）、巴塞罗那（Barcelona）、南安普墩（Southampton）、费利克斯托（Felixstowe）以及勒阿弗尔（Le Havre）的总和还要多。河流是这个港口的成功主因：每一天，近300艘船穿过这个港口驶向内陆，离开海岸继续它们在河上的旅程，其中就包括莱茵河。

我几天前单独来过这个港口，环绕这里最繁忙的区域乘船游览。我早该想到的，这可不是典型的美景之旅：巨大的化学精炼厂；大量形状像是背靠水面的餐椅的蓝色起重机；成堆的集装箱码得整整齐齐的，就像超市里的盒装麦片。这个场景更容易让人回想起塔尔伯特港（Port Talbot），而非安静的阿姆斯特丹或代尔夫特（Delft）。但这个港口的绝对规模相当庞大，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这里工作或在附近居住的人会对它怀有深切的自豪感。从水上看，周围一切事物都变得十分巨大，因此人们对大小的感知就容易变得扭曲：集装箱看起来像火柴盒，巨大的起重机像纤巧的外科手术器械，而巨大的轮船则像泡澡时的玩具。荷兰最大的灯塔如同一片小小的条纹糖，在起重机的环绕下显得分外娇小。这里的仓库都以大多数人从未耳闻的世界一流公司命名：卡博特（Cabot）、爱墨瑞得（Emerald）、维多（Vitol）、利安德巴塞尔（LyondellBassell）、孚宝（Vopak）。我在阿姆斯特丹和海牙的那些热爱城市的朋友也许顶多模糊地知道这里有这么个港口，但事实上这里才是荷兰真正的隐藏机舱：一个游客友好、充满自行车又自由的城市得以存在，全靠像这样坚韧、粗粝的工业地区藏在人们看不见的水下开足马力。我们继续巡游，经过一座小小的人工岛，岛上三十几只海狮懒洋洋地晒着太阳，就好像胖乎乎的穿着潜水服的游客。其中一只海狮一跃入水，在水中起伏着游泳，逼近一条经过的集装箱货轮；我希望船上的救生员就静静站在附近。在河对岸，我看到佩尼斯（Pernis）巨型的精炼厂——我过去有时会在佩尼斯工作过，经常在写给老板的邮件中故意拼错这个地名单词。

作为贸易中心，鹿特丹的河岸区域有漫长的历史，但其作为真正的全球中心而崛起则得追溯至17世纪40年代，一个意外的好运在那时降临：根据威斯特伐利亚条约（the Treaties of Westphalia）[4]，位于今比利时的斯凯尔特河，在当年被禁止国际航运。鹿特丹的商人（阿姆斯特丹的也一样）迅速抓住竞争对手没落了的宝贵机会，国际贸易井喷式地发展，把沉睡的河畔小镇变成了五彩斑斓的商业中心。17世纪以来，随着国际贸易的增长，荷兰得益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而飞速发展。它位于欧洲大陆的西岸，夹在德国以及美国、英国市场中间。河流入海口附近的水终年不结冰，不列颠群岛则能形成一个缓冲，保护荷兰海岸免受狂暴的大西洋飓风的威胁。最关键的是，莱茵河本身似乎就很适合航运：深长的河道从欧洲人口最密集、制造业最发达的地区贯穿而过，其水量来源为冬天的降水以及夏天的融雪水，这意味着（除了偶尔的洪水泛滥）河流的水位不会因为季节而大幅变化。来自伦敦的游人震惊于河流入海口附近嘈杂的航船数量与种类之丰富、荷兰商人在船与码头之间来回奔波之忙碌。荷兰，一个19世纪的诗人曾写下著名的诗句，是“一片抛锚，停泊的土地/人们并不在这里居住，只在船上”。[5]沿河的码头周围（阿姆斯特丹的也一样）遍布前所未有的异国景象：鹦鹉、犀牛、琥珀、象牙、蔗糖、鸦片、靛蓝染料和藏红花。

在19世纪中期，鹿特丹港口是如此兴盛——事实上，这导致从城市流向海里的河流支流越来越拥挤，难以容纳更大的货物，当然如今已经可以源源不断地运入了。作为回应，荷兰政府做出了面对如此大问题时通常会做出的决定：他们推出了一项雄心勃勃且耗资巨大的计划，要完全重塑自然环境。在19世纪60年代，大运河成为一种潮流：埃及的苏伊士运河（Suez Canal）计划在1869年开通。在鹿特丹附近，大队人马花了近10年时间挖泥，把河流那些如蛛网般分散的入海口合并成一个畅通的河道。随后的几十年，他们又不断加宽、加深水路，等我到访这里时，河道已经宽达675米，比10架波音747飞机的翼展加起来还长。正如其设计师所希望的，新的航道带动了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货物船运吞吐量从新运河通航前的120万吨，惊人地攀升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4200万吨。在河流上游，德国人也在19世纪彻底改造了莱茵河，著名工程师约翰·戈特弗里德·图拉（Johann Gottfried Tulla）牵头了一项河床疏浚清淤的大型工程，这增加了河水流速并降低了洪涝的危险。巴塞尔到沃尔姆斯（Worms）的河流长度缩短了近四分之一，2000多座岛屿被移除。鹿特丹位于离海25英里处，实际上却变成了一座海边城市。

在战争期间，鹿特丹港口被彻底摧毁，先是被纳粹突击轰炸，而后在德军占领期间又被盟军偷袭。然而在战后，某种程度上多亏了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在河口附近船运设施上的大量投资，港口奇迹般地重建了。一开始，这项投资近乎是赌博——早在确定欧洲有充足的贸易来支付港口建设费用之前，荷兰就开始修建新的大型海港。幸运的是这个赌注被完美地偿清了，到20世纪60年代早期，鹿特丹港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港口。

基于莱茵河的贸易发挥的巨大作用，荷兰经济的增速超过了对手们。举个例子，1960年比利时跟荷兰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大体相当，大概每年120亿美元。到2008年，比利时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到了相当可观的5000亿美元左右，但荷兰的国内生产总值几乎是它的两倍，达到每年近1万亿美元。在2016年，尽管荷兰人口只有英国的四分之一，但货物出口量却高于英国。

在这些强劲出口的带动下，荷兰经济实现了空前的增长：在截至2008年的25年多时间里，荷兰从未出现过连续两个财政季度经济不增长的情况。这些当然不全是因为莱茵河或是港口，但三角洲在其中确实扮演了国际贸易中心的重要角色。正如港口的拥趸总是不厌其烦地指出的那样，今天任何在欧洲北部的人，只要是在开车、坐飞机旅行、使用塑料产品、在墙上作画、吃加工食品或穿现代服饰，其所消费的化工产品几乎都是通过鹿特丹沿着莱茵河运输的。2015年，一个精明的荷兰企业家甚至快速把满满300箱沙子从鹿特丹运到多哈，成功卖给卡塔尔（Qatar）的一个酋长——当然，这无异于把雨卖给英国人，或把雪卖给爱斯基摩人。

然而，在港口周围逛了一圈，和当地的工作人员聊了会儿天，我却产生了一些关于其未来或许不会像过去那样辉煌的担忧。尤其是每每我来到这里，都会对这里门可罗雀的景象感到震惊。在我脑海中，港口应该是个充满汗水和蒸汽的地方，不计其数的喷着蒸汽的汽船正在吹响汽笛，木制板条箱被推到上下船的跳板上，然后被健壮的码头装卸工用粗重的绳子拖拉走。真相却是大相径庭：在沿河的集装箱堆场里，没有成群结队的工人打卡上下班，只有持续不断的稳定嗡嗡声，自动车辆把集装箱调转过来，沿着铺在地板上的磁路行驶，还会自己开到电源点进行自动充电。港口非但不是一个充满汗水和蒸汽的地方，而且似乎连熟练劳动力都是多余的，所有的车都是无人驾驶的，算法占据了主导地位。在许多方面，这都是很了不起的成就，但这对于那些曾经依靠港口谋生的人来说却也是个坏消息。根据当地新闻报道，受打击最严重的似乎是起重机司机，他们在当地曾被称为“终端之王”，现在则逐渐被机器人系统所取代。2016年，一大批鹿特丹起重机司机闹起了十多年来的首次罢工，然而这一抗议反而给机器人提供了更多工作岗位，罢工最终戛然而止。工会声称，在该港口3500个起重机岗位中，约有800个面临威胁，对此，一名港口经理机智地回应：“机器人不会……罢工。”当我停下来给一片无人值守的场地里大量忙碌的自动卡车拍照时，一个人经过停在我身边，惊恐地摇了摇头。“他们怎么能让这个发生？”他绝望地问道。“那些在这里工作的人，为什么要放弃自己的工作？”我忍住了冲动，没有问他的牛仔裤和运动鞋是在哪个国家造的，以及还有多少鹿特丹人在从事制造业的工作。

更广泛地说，我们也有理由质疑荷兰的经济好运还能持续多久。在我这次旅行期间，荷兰经济已经从几年坎坷中恢复了，尽管还有些隐忧（房价、工作不稳定），但仍处于最健康的状态。2017年，荷兰的GDP超过了挪威与爱尔兰的总和。然而，即使机器人大军的威胁能够以某种方式消除，港口工人仍有许多其他事情需要担心。因为连接欧亚的铁路，以及从鹿特丹精炼厂向比利时和德国输送化学品的大型地下管道，航运公司丢了很多业务。更概括地说，虽然港口给三角洲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但也带来了一种奇怪的脆弱性。就像生活在水牛背上的鸟一样，荷兰南部自身的产量相对较少，严重依赖于为其他国家的贸易提供服务。鹿特丹的规模和影响力，正如《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所言，已成为“世界经济的晴雨表”。当全球经济起飞时，荷兰的经济就搭上了“顺风车”。但是如果全球经济降温，贸易放缓，受寒最严重的可能就是荷兰。例如，全球油价，或是中国对钢铁的需求，或是爱尔兰对油漆的需求，但凡发生微小变化，都可能对这里的经济造成严重破坏。如果一位夸夸其谈的美国总统决定对德国汽车进口征收高额关税，或者英国人切断与欧洲的联系，那么对荷兰人来说，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长期以来，开放贸易一直是荷兰最大的优势，但依赖贸易也可能是一个弱点。只有傻瓜才会唱衰荷兰，但在莱茵河上，航运消息并不完全是好消息。

继续我的内陆之旅，河的南岸风景仍然不太宜人，呈现出一个巨大工业建筑无休止的全景，我只能依靠猜测来推断它的功能。然而，在我骑车的北侧，短暂闪现出了风景明信片中的古老荷兰：平坦、翠绿的田野；呆笨的黑白花奶牛；茅草农场农舍；还有苍鹭僵硬地站在阴暗的运河上放哨。一连串名字很难念的小镇和村庄从眼前掠过，我记得以前读到过，在战争期间荷兰抵抗运动是如何使用当地地名来测试那些疑为外国入侵者的人的。如果有人念不出“Scheveningen”（席凡宁根）这样的词，就很有可能是外国间谍。我自认为荷兰语说得还不错，但当我经过一个指向“Rijskade-Knooppunt Kethelplein”（莱斯卡德——克努彭得·凯泰尔普莱因）的标牌时，我松了口气，庆幸边上没有人来测试自己。

沿着斯希丹（Schiedam）的边缘，我转向鹿特丹市中心。鹿特丹西区有大量移民人口，包括许多摩洛哥人、土耳其人和苏里南人，我骑车穿过的街道熙熙攘攘地展现着移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出售头巾和国际电话卡的商店；烤肉店和中东餐馆；还有一座漂亮的骨色清真寺。奇怪的是，鹿特丹的种族多样性也是莱茵河的一大遗产。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城市港口贸易的增加，成千上万的土耳其和摩洛哥移民来到当地的工厂、仓库和港口工作。几代人之后，大多数人都很好地融入了当地社会，但可以预见的是，一些当地人与更为保守的穆斯林之间也存在着紧张关系，而在这个由机器人控制的港口，蓝领工人的失业则加剧了这种紧张。极右翼政客皮姆·福图恩（Pim Fortuyn）在鹿特丹建立了自己的政治基础，右翼煽动者基尔特·威尔德斯（Geert Wilders）每年都要到河边的郊区斯皮基尼斯（Spijkenisse）进行近距离的访问，称那里是他的家乡，并组织举行罢工，通常参加罢工的记者多于选民。2017年，威尔德斯以在斯皮基尼斯的一场演说开始了他的竞选，在演讲中他谴责“摩洛哥人渣”“让街道变得不安全”，这个噱头震惊了绝大多数围观者，却广受奇怪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联盟、脾气暴躁的民族主义者以及生计受到莱茵河经济转变威胁的百姓的欢迎。选举计票时，极右翼支持率最高的几个地方都靠近河流。讽刺的是，一个曾经因自由贸易而在经济上蓬勃发展的地区，如今却成了那些认为“全球化”是一个脏话的叫卖政客的权力基础。

过了一会儿，我来到了鹿特丹市中心。我断断续续地在这座城市住了大约7年，对它总是爱恨交加。在最好的情况下，它是一个充满活力、多样化、有时令人兴奋的地方，带有一种尖锐的后工业美学，让人想起布鲁克林或柏林，与之相比，其他荷兰城市就显得粗犷而过时。作为一个徒劳地试图融入荷兰文化的局外人，我也喜欢荷兰鹿特丹真实的感觉，它没有受到大众旅游的污染，完全没有男性聚会和旅游团。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纽约客》（New Yorker）就称它为“欧洲唯一一座将战争和占领的灾难转变成胜利的城市”。这也许有些夸张，但对我来说，它多少有点像家的感觉。

然而，在糟糕的日子里，我对这座城市无尽的水泥和污垢感到绝望；丑陋的战后建筑随处可见，美丽的运河、教堂和鹅卵石更是少之又少。鹿特丹常被比作一座美国城市，有着宽阔笔直的大道、高耸的办公楼和购物中心。这种大西洋主义的态度有时是件好事，给这座城市带来了某种活力、现代主义和乐观主义。但这也可能令人不快。最糟糕的是，鹿特丹傲慢无礼，崇尚消费，崇尚个人主义，没有文化，痴迷汽车。一位非鹿特丹人向我抱怨说，在这里，许多人对你的平板电视的尺寸印象深刻，胜过对任何一种文化、文学或历史的印象。

但是，尽管这么抱怨，我还是把自己看作一个光荣的鹿特丹人，无论好坏，我很高兴今天能回到这里。扛着自行车，我踏上了伊拉斯谟桥（Erasmusbrug）的台阶；这是一座连接河道南北两岸的白色竖琴状大桥。桥下的河水异常繁忙——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我数了一下，下面经过了六艘大型货船，以及三艘蜜蜂色的水上的士。高耸的塔楼像条形图一样从水面延伸向上。对于一个从19世纪乘船来到鹿特丹的时间旅行者来说，鹿特丹就显得面目惊心了。1874年的《库克指南》（Cook’s Guide）里说“这是一个我们从未见过的风景如画的小镇”，若“威尼斯是全然诗意的，鹿特丹则是诗歌与现实的结合”。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的轰炸行动，以及随后的仓促重建，让这一切付诸东流。当时，碎石瓦砾都堆在城市的运河里。以迪拜人的标准来衡量，这座城市的小型摩天楼群并不引人注目，但在荷兰——潮湿的地面意味着建筑物很少超过12层楼高——鹿特丹熠熠发光的现代塔楼群构成了一幅惊人的未来主义景象。望着水面上这些大胆的建筑，我多少以为会看到杰森一家（The Jetsons）[6]乘着单轨列车飞驰而过。

隔水向南望去，我清楚地看到了莱茵河下游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之一：纽约酒店（Hotel New York）。这是一座棕色石头建造的塔楼，耸立在一个向主河道突出的海角上，如同一座堡垒。该建筑建于1901年，作为荷兰美洲航运公司的总部，它在莱茵河、荷兰和德国的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它的两座绿松石色的钟楼曾经是成千上万人通往新世界、新生活的通道。

德国和荷兰移民到美洲的历史，常常被其他如爱尔兰等族群的经历所掩盖，但实际上其规模相当惊人。仅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至50年代中期，就有约75万德国人移民到美国。后来，在1882年，这一数字在一年内达到了25万。这些移民包括阿斯特尔（Astors）和洛克菲勒（Rockefellers）等著名家族，人数众多，以至于在不同时期，他们都曾认真计划将得克萨斯（Texas）、威斯康星（Wisconsin）和密苏里州（Missouri）变成100%的德国州。并不是所有的移民都沿莱茵河而行，但很多人是这样做的，他们从科隆和科布伦茨（Koblenz）等沿河城市乘火车或轮船来到莱茵河沿岸。莱茵河船夫经常从跨大西洋航运公司那里收取运送乘客的佣金，鹿特丹也曾充斥着向埃利斯岛（Ellis Island）等地售票的中间人。就像后来在鹿特丹的摩洛哥人和土耳其人一样，德国人和荷兰人有时候在他们的新家园也遭受到粗暴的对待——19世纪，包括“一无所知”党（“Know Nothing” Party）[7]在内的团体声称德国人带来了犯罪，偷走了美国人的工作。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曾苦涩地问道：“为什么要让帕拉廷的乡下佬成群结队地涌入我们的家园，把我们排除在外，建立他们自己的语言和举止？为什么由英国人建立的宾夕法尼亚要变成一个外国人的殖民地？这些外国人很快就会多到把我们日耳曼人化，而不是我们使他们英国化，而且他们永远不会采用我们的语言或风俗习惯，就像他们不会接受我们的肤色一样。”[8]另类右翼情绪显然并不新鲜。

不过，总的来说，欧洲人在美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德国人引进了圣诞树、汉堡包和幼儿园等传统；还创立了包括辉瑞（Pfizer）、波音（Boeing）和亨氏（Heinz）等在内的公司。荷兰人也不甘落后，他们将卷心菜沙拉（coleslaw）和饼干（cookies）等词语带入了美国词汇，荷兰口音有时被认为是著名的布鲁克林慢吞吞口音的来源。莱茵河沿岸城市在美国各地的地名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包括明尼苏达州（Minnesota）的科隆，宾夕法尼亚的曼海姆（Manheim），还有纽约的鹿特丹。到2016年，令人吃惊的是，有4500万美国人正式报告自己是德国血统，还有400多万人声称自己是荷兰血统，800万人是法国血统，约100万人是瑞士血统。“美国”，18世纪末一位名叫伊塞亚·托马斯（Isiah Thomas）的游客在看着驶离鹿特丹的船只时满怀渴望地写道：“相对而言，就像天空中的太阳——光的中心，是这个受阳光影响而赞叹不已的世界的奇观。受迫害的人将得到安息，这个旧世界每一个角落里受折磨的美德和被放逐的价值将在那儿得到庇护。”我不确定他今天还能不能说同样的话。

我骑着车从伊拉斯谟桥的斜坡上自由滑下，来到了南岸，进入了一个有着倾斜的外墙和畸形轮廓的巨大办公大楼游乐场。鹿特丹河的南岸多年来一直相对贫困并未被开发。然而现在，在经历了艰难的几年之后，当地房地产市场再次飙升。富有的专业人士正在河边买下他们曾经不屑一顾的房子，把那些乱涂乱画的旧仓库改造成波西米亚风格的郊区，孩子们可以在那里的街道上玩耍，年轻的爸爸们可以在那里练习滑板。对于一个一度熟悉这座城市的人来说，看到河边和其他地方的东西如此迅速地中产阶级化，一定会惊讶万分。粗陋的酒吧被改造成时髦的小酒馆，精品店在铁路拱门下开张，曾经买不到羊角面包的地方现在到处都是羽衣甘蓝和藜麦。所有的男人都留胡子，身上的文身比俄罗斯监狱里的人还多。

天色已晚，我决定在光线完全消失之前找点吃的。绕过纽约酒店正门，骑车经过一座小桥，我来到了目的地——河岸上一座建得长长的、低低的仓库。室内通风良好的空间被改造成了一个开放式的食品市场，专门出售手工啤酒、民族美食、艺术类书籍，以及昂贵的荷兰奶酪和火腿拼盘。就像现代欧洲的许多地方一样，重工业早已让位，转为衰败，而衰败现在也已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在可回收工业建筑中褪色的四手家具边，吃着昂贵的有机食品用着苹果笔记本电脑的人们。整个地方极度时髦又有些俗套，我很喜欢。我买了一杯啤酒，然后又买了一杯，在小吃摊上转悠，随意地品尝免费样品，吃了多到足以让心脏病专家心脏病发作的奶酪。

夜幕降临，我本可以很容易地回家，重新穿过这条河，然后沿着鹿特河向北走一两英里。然而，我家的房子没有屋顶露台，没有按次付费的电影，没有清洁工，也没有迷你酒吧，于是我选择住在一个有这些设施的地方。SS鹿特丹酒店位于酒吧以南几百米的另一侧河岸港口。这艘巨大的泰坦尼克风格的远洋班轮曾一度生意兴隆，从纽约酒店一路运送移民和富有的游客到纽约。而现在，它被固定在鹿特丹的河上，作为一座漂浮的酒店来运营。船的内部，有一种令人愉快的褪色的魅力，就像一家旧电影院或剧院。迷宫般的狭窄走廊通向各种各样的酒吧、餐厅和舞池，所有这些地方都用镜子和枝形吊灯装饰得富丽堂皇。在顶层甲板上，我看到了城市的全景，一边是灯火通明的城市，另一边则是无穷无尽的漫射照明的起重机、人形塔架和港口里燃烧的天然气烟囱。在我身下很远的地方，河水平稳地流向大海，护送着低矮的驳船驶向港口。我望着纽约酒店的灯火辉煌，想象着几代人走过这条路寻找更美好的未来，心想：他们为什么要离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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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42年，纳粹为了报复英国对吕贝克（Lubeck）的偷袭而决定轰炸英国时，指挥官就靠贝德克尔的星级评定榜来选择他们的目标，宣称他们将要摧毁英国所有“贝德克尔榜单上三星”的地方。

[2] 此语化用自英国1780年戈登动乱（Gordon Riots）的口号“No Popery or Wooden Shoes！”——译者注

[3] 原文为“Tipping is Not a City in China”，这是一个幽默的双关语，对西方人来说中国的很多城市名都以“-ing”结尾，比如Beijing、Nanjing、Chongqing、Kunming等，这句话字面上说小费并不是中国的一个城市，潜台词则是“或许你不知道中国的一个城市，但是你应该知道要给小费”。——译者注

[4] 指1648年5月至10月间在威斯特伐利亚地区内的奥斯纳布吕克和明斯特签订的一系列条约，标志着欧洲一系列宗教战争的结束。——译者注

[5] 该诗为《描述荷兰》（Description of Holland），作者为塞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译者注

[6] 《杰森一家》是一部美国动画情景喜剧，杰森一家居住在一个充满了各种奇妙精细的机器人装置、外星人、全息图以及各种异想天开的小发明的未来世界。——译者注

[7] “一无所知”党人是19世纪中叶一场美国政治运动中的成员，一些美国人害怕外来移民带来的影响，于是联合在一起以支持心目中的美国价值观。当人们问及他们的观点和活动时，他们典型的回答是：“我一无所知。”——译者注

[8] 见于富兰克林1751年出版的一本关于人口增长及其对殖民地影响的小册子，他在其中还认为“黑人和黄褐色人种”削弱了殖民地社会结构。不过富兰克林显然在那之后不久就重新考虑过，在后来所有印刷的小册子中都删去了这些话语。——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