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科举制的发达

国初草创时代

清朝的官吏任用方法，大体可以分成三个时期进行考察。第一时期是国初草创时代，第二时期是科举中心时代，第三时期是奖励学堂时代。第三时期姑且不谈，这里先简单论述第一和第二时期。

国初草创时代，大致从太祖、太宗两代到顺治初期。清朝起于满洲，初期的国家组织建立在以八旗为中心的军事体制之上，官吏就是武官，任用官吏就意味着根据军功提拔战士。不过，太宗时代已经出现令人瞩目的现象，那就是文官的诞生。

天命十年（1625年），太祖将境内的明朝缙绅屠戮殆尽。可能在太祖看来，犯下种种罪恶的正是这个群体，也就是知识阶层。当时逃亡免死的儒生约有三百人，绝大部分沦为皇室、王公、大官的奴隶以掩藏身份。到了天聪三年（1629年）四月，太宗设置文馆，以满人达海、刚林等为榜式（博士），下令翻译汉文书籍。同年九月，太宗召集逃匿的儒生参加考试，两百人中名列一、二、三等者赐予绢帛，保证其官吏身份并等待录用，特别优秀者则进入文馆担任政治顾问，蒋赫德、马国柱、沈文奎等人都是如此。天聪十年（1636年）三月，文馆改为内三院，分成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同年改元崇德，五月任命各院大学士，满人希福为内弘文院大学士，刚林为内国史院大学士，汉人范文程、鲍承先为内秘书院大学士。同时，对文馆内的儒生加以甄别，沈文奎成绩二等，赐予人户牲畜，担任内弘文院学士。

在此之前，天聪五年（1631年）七月立六部官制，设置承政、启心郎、参政、办事、笔帖式等官员，此后继内三院又设置都察院。清朝廷模仿中原国家的样式，逐渐开始重视文官的地位。

与此同时，文官录用必不可少。崇德三年（1638年）八月举行考试，得中式⑦举人十名、一等秀才十五名、二等秀才二十八名、三等秀才十八名，中式举人赐半个牛录章京品级，秀才赐壮大品级，因才录用。

不过，虽然太宗时代重视文官的职务，但清朝终究以八旗制度作为国家根本，所谓儒生本身必须落籍于汉八旗，依据职务高低参照八旗内武官的阶层享受待遇。后来顺治帝入主北京，继明朝之后统治中原，他因袭明朝的制度，在原有的以八旗为中心的武官体系之外，重新建立起独立的中国式的文武官体系。

为了招抚明朝遗民，顺治帝没有变更明朝的官制，而是直接加以运用。然而，突然接手庞大的朝廷机构，加上明朝官员大多四处逃散，若以清朝原有的文职官员充实明朝的官制是远远不够的，于是朝廷下令地方调查逃匿的明朝官员，将人才举荐给中央。查阅“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有顺治元年（1644年）七月吏部左侍郎沈惟炳举荐周边人才的奏疏，举荐人物包括山东的明兵部侍郎张凤翔等十六人、直隶的明吏部侍郎孙昌龄等六人、山西的明大理寺卿张三谟等九人、河南的明巡抚练国事等五人。此外，还下令户部右侍郎王鏊永招抚山东和河南，继而举荐了当地明朝大学士谢陞等三十九人。当时清朝的命令不出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四省，南方各省都在南明福王的控制之下。为此，清朝一面派兵前往讨伐，一面劝降明朝官员，对于主动归顺的官员通常会保留原来的官职，或者进秩以示优待。

总之，清朝入关后不再将新归附的汉人编入旗籍，八旗汉军作为一种特权只为入关前投降出仕的汉人保留。至于入关后投降的汉人，文官依然享受文官待遇，成为清廷的官僚，武官则组织名为绿营的军团，独立于八旗之外。

当时，狭小的满人国家急剧膨胀为巨大的中原国家，如前所述，官吏的不足主要通过荐举和招降加以补充。荐举是指在清朝命令通行的范围内，选拔明朝的官吏和读书人给予官职。不止顺治初年，康熙年间有时也开设博学鸿词科，优待以前朝遗民自任的老儒，借以抚慰中原人心。

招降则是针对清朝命令尚未达到的地方的官吏，通过特殊优待劝说其投降。同样不止顺治初年，直到康熙年间，对于台湾的郑氏和在云南发动叛乱的吴三桂一党都曾采用这种方法。不过，招降必定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剃发，有时清朝的招降政策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正是受到这项规定的制约。投靠台湾郑氏的南明宁靖王朱术桂曾道，“艰辛避海外，总为数茎发”。这虽然有些夸张，但也是中原人的真情吐露。

清朝的荐举、招降二策只是应急，为了永久巩固国家根基，必须在朝廷上安排自己的心腹官僚。因此，即便在顺治初期兵荒马乱的时代，清朝也依然模仿明朝制度举办科举，并最终成为清朝官员任用法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