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集贤院:晚清历史上沉重的一页

自乾隆以来,清帝常在圆明园设朝听政。为了方便从城里赶来的六部官员上朝,邻近圆明园的弘雅园便作为这些官员的退值休息之所。

嘉庆六年,取王羲之《兰亭集序》“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之意,由嘉庆帝亲自题写匾额,正式将弘雅园改名为集贤院。何以易名? 唐克扬《从废园到燕园》一书认为,一是“因园名是乾隆皇帝御题,现在换了皇帝,则需要避弘字讳(乾隆名弘历),二是既然改了用途名字也跟着改换”。

清咸丰十年(1860)八月,英法联军在北塘登陆后,连陷天津、通州,进逼京郊。十月五日,绕过城北,直扑海淀,六日占领圆明园。这时咸丰皇帝已从圆明园逃往热河。此后十天内,这群外国强盗,不但对圆明园进行了贪婪的抢劫,而且还放火焚烧,使这座举世无双的名园几乎化为灰烬。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充满耻辱的“庚申之变”。

而在这场大灾难中,集贤院有脱不了的干系。美国学者舒衡哲《鸣鹤园》一书,以翔实的史料叙述了事情的原委——

当时英法联军的英军统帅詹姆斯·额尔金(James Bruce)勋爵,“完全清楚”英国正在对中国“这个历史更悠久的文明古国实施‘野蛮’的武力征服计划”,但是开始时“他没有打算烧毁圆明园,也没有想推翻清政府,他只是要求清政府做出让步”,然而,当他在10月16日,从中国人那里接回了随军记者托马斯·威廉·鲍尔比(Thomas Bowlby)伤痕累累的尸体之后,他的“看法和计划改变”了。

43岁的托马斯·鲍尔比是伦敦《泰晤士报》的记者,同时还是律师、铁路投资商和皇家炮兵队的上尉。

他到过中国很多地方,写过关于中国的长篇文章。1860年10月16日,一批棺材到达英军的营地,里面有一具就是鲍尔比的尸体。原来,守卫京城的清军将领僧格林沁下令以“叛逆罪名”逮捕英方主要的谈判代表巴夏礼以及鲍尔比等26名英国随行人员和13名法国随行人员。这些人被囚禁在集贤院里,受尽了折磨。最后,鲍尔比等13名英国人和7名法国人被虐待致死。运达时有些尸体已经腐烂。这个事件改变了世界。“鲍尔比的死不是火烧圆明园的主要或是唯一的原因。但此时却成了点燃复仇火焰的火星。”就这样,“地狱之火很快吞噬了圆明园的木制建筑,火苗沿着石头吞卷着一切,它跳过皇家园林的围墙开始侵犯亲王们的园林”。

就是在这一次浩劫中,集贤院与圆明园同归于尽。昔日的勺园风光,自然是再也难觅踪影了。它唯一的遗存,就是如今立在赛克勒博物馆院内的原勺海堂前的巨型太湖石。

不过,关于勺园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20世纪80年代后,北大在昔日最早接待马戛尔尼使团和“招待”英法联军俘虏的勺园旧址修建了留学生楼群,专门用以接待留学生和外国学者。而且由于学生与来宾国别的众多和活动的频繁,有了“小联合国”之称。

这就是“历史有着惊人的巧合”的又一个实例! 诚如杨虎、张翼《勺园》一文所说:“经过历史的大跨度”,“仿佛绕了一个圆圈之后又回到了原地,只不过情景已大不相同了”。

也是在80年代,学校还在勺园楼群之北建造了亭榭曲廊。北边的亭中悬有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之弟溥杰所题写的“勺海”匾额,南边的亭中有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著名书法家赵朴初所题写的“缨云”匾额。“勺海”“缨云”均为昔日勺园的重要景点。这些营造,是否在回应侯仁之先生《燕园史话》中勺园历史“是我们所永远不能忘记的”沉痛命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