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识解研究与翻译过程
大多数学者对“翻译基本要求是忠实源文”没有多大异议，但问题在于“何为忠实”，“如何界定忠实的程度性”，我们到目前为止也只能说个大概，在原作者、原作品、原意图的控制范围内做有限调变。按要求，口译（特别是同声传译领导人之间的谈话）要尽量忠实于源文，保持“中立性”，但很多口译者都有切身体会，认为这实际上做不到，不可避免地要带上译员的立场和看法。任文（2011）曾对其做过调查，有62.2%认为做不到。这就是说，他们必然会在这方面或那方面做出调变。张其帆（2011）也对同传中的删减和增译做出了论述。笔译和口译都要涉及“调变”，至于如何调变，做什么样的调变，我们认为可借用“识解”为其做出统一的解释。下文将具体论述识解五要素在翻译过程中的具体应用。
1.详略度
翻译技巧中所述及的“词量改变（包括增添、删减、重复）”，就与“详略度”密切相关。所谓“详”，是指对译文做更为细化的处理，包括添加词语、各类注释（如随文加注、脚注、译者注等）；所谓“略”，指对较为复杂的源文做简化处理，包括省略部分词语。如杨宪益在翻译鲁迅《祝福》时，对文中描写祥林嫂的语句：
译作
译文中采用“详”的策略，增加了“mourning”一词，恰到好处地反映出“汉民族用扎白头绳表示戴孝”的风俗习惯。又如朱自清在著名散文《荷塘月色》中的句子：
有两种译本：
源文的“迷迷糊糊”在杨宪益和戴乃迭的译文中被省略了，而在李明的译文中用了sleepily，这说明两者对这一叠词采用了不同的详略方法。后者较好地传递出朱妻那时的状态，对于反映作者的意境很是适切。
一般说来，英语的“冗余度”（Redundancy）高于汉语，因前者为“形合法”，必须在语法形式上符合特定要求，因此表示各种语法关系的虚词（包括连接、介词、构成时体的助动词等）使用频率较高；而汉语属于“意合法”，虚词使用频率较低，这必然会造成两语言在表述相同概念时用词详略度出现差异，详见笔者（1994，2003）在《汉英语言区别特征研究》中第三章《形合法与意合法》和第七章《虚用型与实说型》的论述，此处不再赘述。
但汉语有一特殊情况，“四字成语”的冗余度较高，为满足四字格的要求，常将同一概念重复表述，如：
等，其中所蕴含的两部分概念是重复的，如“南征=北战”“东奔=西跑”“浓妆=艳抹”“街谈=巷议”等，只是为了满足四字格要求，采用对应格式而成。若将这些成语译为英语，常采用“二分之一”减半译法，即仅译出其中一个概念即可，如：
这种翻译技巧在翻译课和教材上都有较为详细的论述，此处不再赘言。
2.辖域与背景
语言深深扎根于一个民族的文化、习俗和历史之中，翻译也必定要涉及这些背景知识，文化翻译派十分强调这一点，这就相当于识解中的辖域和背景这两个要素。现笔者从隐喻角度解释如下。
隐喻（可概述为A is B），即以一个概念域（始源域B）来喻说另一个概念域（目标域A），学界常用“两者间存在映射关系”来解释为何能用B来“喻说”A。但我们还可进一步追问，为何能“喻说”？我们认为，这背后必定要涉及“社会文化、背景知识”等因素。例如英民族之所以说as bitter as wormwood（明喻也可视为一种隐喻），是因为英国常有此类很苦的蒿类植物，才有此明喻，而中国似乎无此类植物（即使有，也不常见），因此就没有此类说法。
又如英国与荷兰在历史上曾为争夺海上霸权而进行多次战争，两国为此结下仇恨，为此英民族创造了许多由Dutch构成的侮辱荷兰人的贬义性习语，如（参见刘新桂、王国富1994：272）：
可见，将英语这类习语译为汉语时，其中的“Dutch”一词当省去，将原先的隐喻表达（用具体的荷兰人B来喻比抽象的不良行为A）直接还原为A，因为汉民族没有此类文化习惯和历史背景，未形成“荷兰人B”与“这些不良行为A”之间的映射关系，因此就没有此类对应的表达，这些习语也就不能采用“直译法”，而应将其还原为基本的抽象概念A，这里又经历了一次“隐喻映射”过程。这就是笔者（2012a）所说的，汉英两民族在表述和翻译这类习语的过程中经历了两次隐喻过程，即：
图11.1 汉英翻译过程中的两次隐喻过程
英民族基于英荷战争这一历史事实和文化辖域，通过体认加工创造了若干侮辱荷兰人的习语，在将其译成汉语时必须考虑到汉语言背后的“体认机制”和“现实基础”，若缺乏类似情况，将其按照字面意义硬译，则会使汉民族读者感到莫名其妙，不知所云，除非采用上述第1点，或Baker所说的“明细化”策略，添加必要的背景信息，如加脚注，或以“译者按”的形式做出解释，否则这一翻译活动就算无效之举。第四章的图4.1和4.2将两套体认语言学核心原则对应处理，更利于我们清楚地看到“社会现实、文化因素、历史背景”对于隐喻的形成和翻译所涉及的体认机制，也说明概念隐喻机制对于体认翻译学的指导意义。
将汉语中某些成语译为英语时也有类似的情况，也会涉及两次隐喻转换的现象，如：
很多人认为，人名翻译十分容易，加以“客观处理、照直翻译”即可，但选用什么字词进行音译，其中也存在较大的主观性，必然要涉及语义辖域与文化背景，以及隐转喻的程度性问题。
3.视角
每个人都有一双眼睛，这就决定了各人看世界都有各自的视角，常以自身为参照点来观察世界和他人，如人们以自身为视角来择用代词（如this,that；these,those）、确定时态（常以讲话人时间为基准）、组织语句（可从作者的视角和立场发表意见）等。即使同一个人从不同角度观察同一事物，也会形成不同的意象，产生不同的结果，这就是宋代诗人苏轼在《题西林壁》诗中所描述的：
著名诗句加以阐释。有人明明吃了败仗，却偏说“对手太狡猾”；“常败将军”可被美化成“屡败屡战”的形象，成了不屈不挠的斗士。不同的视角就形成了不同的意象图式，这就能很好地解释汉语为何对同一个事物会用不同的量词，如描写月亮的量词有（王文斌2009）：
等，它们都是人们从不同的视角、时间、地点观察到的月亮形状在心智中留下的“意象”，每一个量词都栩栩如生地传递出月亮的状貌信息，汉民族将其语法化为“量词”，这也充分说明语言和意象图式的体认性。
因此，语言与视角密切相关，在跨语言翻译中“视角转换”便是常有之事，如常见的翻译技巧：
等等，都是基于“视角转换”这一体认机制的。又例：
英语否定句可译为汉语的肯定句：
再例：
英语的肯定句译为汉语的否定句：
“间接引语”与“直接引语”之间的转换，也是一种“视角（或参照点）”的转换，即以实际讲话人的视角，还是以作者或叙述人的视角为参照点的问题，例如：
可译为（转引自彭发胜2011）：
英译这段对话时，将答话人的“直接引语”部分改为“间接引语”，且为了使得译文通顺，还增加了如下信息，如giving the additional information,she went on,I’m afraid等。
又例同样一句汉句：
因所参照的时间视点不同而有了两种不同的译文：
中文中“为……工作”在戴译中处理为“正在”；而在葛译中处理为“将来”，两位译者所参照的时间范畴不同。
译界常讨论的“归化vs异化”“意译vs直译”“表征过分vs表征不足”“常规化vs舶来品”等问题，实际上就是基于哪个视角或参照哪个基准点进行翻译的问题，是站在“顺应本族”的立场上，还是站在“引入外族文化”的立场（参见王寅2012a），哈尔弗森（Halverson 2010：352）曾提出“引力假设”来解释这类现象，即译者被吸引到本族文化和语言，还是被吸引到外族文化和语言，也属这类问题。现笔者列表对比如下：
表11-1
在翻译时究竟以A栏为视角，还是以B栏为视角的问题，这就涉及：同样一个源文，若采用不同的视角，就会有不同的译法，如上文第2点所举的带Dutch的习语。又例crocodile tears可采用归化法译为“假慈悲”；也可采用异化法译为“鳄鱼的眼泪”。英语明喻as bitter as wormwood，若采用归化法可译为“苦若黄连”或“非常苦”，若采用异化法可译为“苦若艾蒿”。
又如文学作品、电影等以人名或地名作为标题时的翻译，也是归化译法大显身手的地方（这里也涉及到文化意象的问题，参见第八章）：
下面是欧·亨利三个短篇小说名的两种译法（摘自张经浩2011）：
表11-2
亦有学者主张，可将汉民族的特色表达输出给外乡异族，既可让异国同胞感受到新鲜感，也可取得文化互通的效果，如：
可直译为：
又例：
韦利和林语堂分别将其直译为（摘自杨柳、衡浏桦2011）：
另外，翻译中还有一种不可忽视的方法，“直译+意译”，或曰“异化兼归化”，例如：
（1）直译兼意译。该法可有效弥补单独使用一种方法造成的缺憾，既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异国风情，也能使读者明白其义，不至于影响正常阅读。如将汉语的“五行”译为英语时，可先采用音译法译为“Wuxing”，再在其后用括号加注的方法解释为“（five elements）”。
再例，汉语中成语：
被译为：
英译时将中国文化中大家都熟悉的智者诸葛亮采用了“音译加意译”的方法，便于西方人很好地理解“诸葛亮”的转喻性含义。当然还可进一步意译为：
此处用了“同化法”，用英民族文化来解释汉语文化，完全丧失了源文中有关“诸葛亮”的文化意象。
（2）音译加注。“音译”无疑是一种直译法，倘若太多这类的按音直译，就会大大影响人们的正常阅读和理解，洋泾浜味道过浓，因此可将汉语基于图式范畴论形成的“属加种差”构词法嫁接过来，形成一种“音译加注”的翻译方法，例如：
等等。即便是一些国名和洲名也采用了这种译法：
（3）以注点题。可先按字面意义翻译之后，再用译入语通俗而又地道的说法加以注明，如将汉语的
译为：
再例：
译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