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建州左卫指挥使世家

努尔哈赤的二世祖是董山（童仓）。在猛哥帖木儿及权豆（阿古）被杀，董山被掳，栅舍被焚的翌年，凡察到北京“朝贡”。

此前，明朝官书对凡察的记载，征引如下。宣德七年（1432）二月，“建州左卫土官都督佥事猛哥帖木儿遣弟指挥佥事凡察等，贡马及方物”。事过12天，明廷“赐建州左卫土官指挥佥事凡察等钞币、绢布有差”。同年三月，明廷再封凡察为都指挥佥事：“建州左卫指挥佥事凡察，以招抚远夷归附，升为都指挥佥事，且赐敕劳之。”宣德八年（1433）二月，明廷再升猛哥帖木儿和凡察的官职：“升建州左卫土官都督佥事猛哥帖木儿为右都督、都指挥佥事，凡察为都指挥使。”一年之间，两次晋升。晋升膺福，福里孕祸。不久，发生前述的斡木河之变，猛哥帖木儿被杀，凡察出逃。明朝对猛哥帖木儿、凡察兄弟，在斡木河事件中，忠于朝廷的壮举，给予肯定，并予升奖。猛哥帖木儿已经罹难，就封升其弟凡察为都督佥事，史载：

升建州左卫都指挥佥事凡察为都督佥事，仍掌卫事，余升秩有差。先是，遣都指挥裴俊往斡木河诏谕，遇寇与战，而众寡不敌，凡察等率众往援，杀贼有功，故超升之。

建州左卫猛哥帖木儿死后，其子董山（童仓）被兀狄哈掳去。明廷命凡察（猛哥帖木儿异父同母弟）执掌建州左卫事务。凡察深感在斡木河实难久居，而想返回明境定居。由于朝鲜反对，几经艰难周折，凡察于正统五年（1440）六月率部经婆猪江，九月达到苏子河与李满住会合。明廷得知这一信息后，将凡察所领的建州左卫部众，安置在以苏子河（苏克素浒河）上游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境）为中心，包括今梅河口市以南，桓仁满族自治县以西的丘陵河谷地带居住。

在斡木河之变中，建州左卫的卫印“失落”，朝廷重新颁发建州左卫新印。于是，凡察继猛哥帖木儿之后，成为建州左卫的掌印首领。

然而，董山（童仓）被掳后不久，得到毛怜卫指挥哈儿秃赎回。董山（童仓）等被赎回后，家寨破败，难以生存，便投靠凡察。这段时日，凡察、董山（童仓）、权豆遗孀及其遗腹子之间产生了新的纠结：

猛哥帖木儿死后，童仓与权豆妻皆被掳未还，凡察乘其隙，亟归京师，受都督佥事之职，又受印信而还，斡朵里一部人心稍附之。及权豆妻与童仓生还，且得遗腹之子，一部人心归于权豆之子与童仓。其后，权豆之妻轻薄、善骂詈，童仓愚弱，一部稍稍失望。其赴京也，朝廷薄童仓而厚凡察，赐凡察以玉带，且令凡察曰：“汝生时管一部，死后并印信与童仓。”以此，一部之人不得已附于凡察，然其心则或附童仓，或附权豆之子，时未有定。

董山（童仓）因在斡木河不得安稳，十分艰难，奏请迁往辽东，与“李满住（阿哈出之孙）一处住坐”。正统二年（1437）十一月，董山和凡察经明廷允准迁往辽东居住。事情原委，《明英宗实录》记载：

建州左卫都督猛可帖木儿子童仓奏：臣父为七姓野人所杀，臣与叔都督凡察及百户高早化等五百余家，潜住朝鲜地，欲与俱出，辽东居住，恐被朝鲜国拘留，乞赐矜悯。上敕朝鲜国王李祹，俾将凡察等家送至毛怜卫，复敕毛怜卫都指挥同知郎卜儿罕，令人护送出境，毋致侵害。

先是，永乐二十一年（1423），李满住因避兵乱，奏请移到婆猪江（即佟佳江）一带居住，得到明廷准许。翌年，建州卫都督李满住率领四百余户移往婆猪江瓮村等处居住。宣德八年（1433）六月，李满住因遭朝鲜侵袭，由瓮村迁到兀敕山北的吾弥府（今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古城子村）。正统三年（1438）初，李满住又率部迁徙到浑河上游，“浑河水草便利，不近边城，可令居住”。六月再移住灶突山（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烟筒山），随之而来的还有他的叔父猛哥不花领有的毛怜卫。

其后，凡察等率所部三百余户，历尽曲折，冲破阻挠，迁到浑河支流苏克素浒河（苏子河）一带，与李满住合住在一起。董山（童仓）和凡察迁居辽东婆猪江、苏克素浒河地域表明，建州女真经过半个世纪的离合辗转，又重新聚集在一处。这片群山环绕的苏克素浒河谷地域，后来成为努尔哈赤崛起的基地。

凡察、董山（童仓）迁到辽东苏子河地域后，凡察手中有建州左卫的新印，而董山（童仓）手中有明廷给其父猛哥帖木儿的旧印，叔侄之间，一卫二印，便发生了“卫印之争”。

董山（童仓）是猛哥帖木儿的次子。他迁往苏克素浒河时22岁，体格魁伟，仪表威严，所属部众，心多倾附。一卫新旧两印，叔侄纷争不已。《明英宗实录》记载：

敕建州左卫都督凡察及故都督猛哥帖木儿子指挥董山曰：往闻猛哥帖木儿为七姓野人戕害，掠去原降印信。宣德年间又复颁降，令凡察掌之。前董山来朝云，“旧印已获”。近凡察来朝又奏，“欲留新印”。一卫二印，于法非宜。敕至，尔等即协同署事仍将旧印遣人送缴，庶几事体归一，部属信从。

朝廷态度明确，一方不肯交印。为此，明廷在此宣谕：

谕建州左卫都督凡察、指挥董山曰：比尔凡察奏，本卫印为七姓野人抢去，朝廷给与新印，后董山来朝奏已赎回旧印，凡察来朝又请留新印，已允所言，令凡察暂掌新印，与董山同署卫事，遣人进缴旧印。今尔凡察又奏旧印传自父、祖，欲俱留之。朕惟朝廷自祖宗建立天下，诸司无一卫二印之理，此必尔二人以私意相争，然朝廷法度，已有定制，尔等必当遵守。敕至，尔凡察仍掌旧印，尔董山护封如旧，协心管事，即将新印遣人进缴，不许虚文延缓，以取罪愆。

新印既不愿交，旧印也不想交。明廷再次发出谕旨，其内容主要有两点：一是命凡察交出新印，和睦相处；二是派辽东总兵了解凡察与董山（童仓）叔侄不和的原因；三是访查舆情，查看民意如何；四是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建议。这份敕谕说：

敕谕建州左卫都督佥事凡察、董山等：尔等世居边陲，旧为亲戚，正宜同心协力，抚率部属，用图长久。往岁冬，因尔一卫存留二印，已尝遣敕谕尔凡察、董山协同署事，将新印进缴。今尔凡察乃奏，董山不应署事。都指挥李章加等又奏保凡察独掌卫事，此事朕处置已定，岂容故违。敕至，尔等即遵依前敕，存留旧印，随将新印缴来，务在安分辑睦，毋为小人所惑，自取罪愆。尔凡察所奏，取回人口，已敕边将如例给粮接济，尔等其钦承之。复敕辽东总兵官、都督佥事曹义等，遣人往察其二人不和之故，及多人之情，并计议处置之方，奏闻，处之。

正统六年（1441）八月，明辽东总兵官、都督佥事曹义先向凡察和董山（童仓）宣旨，两人仍然各执一词，再亲到开原，在两方协调，宣谕法制，晓以利害。看其民意，偏向董山，凡察虽勉强同意交出新印，但情绪怏怏，如果强行去做，恐难长治久安。为此，曹义依据明初海西女真叔侄争印的处置办法，向朝廷奏报：

永乐中海西野人都指挥恼纳、塔失叔侄争印，太宗皇帝令恼纳掌忽鲁哈卫，塔失掌弗提卫，其人民各随所属。今兹事体，与彼颇同，请设建州右卫，以处凡察，庶消争衅，以靖边陲。上命俟其来朝议之。

正统七年（1442）二月，凡察和董山（童仓）到京朝贡，朝廷做出解决“叔侄争印”的新决策。《明英宗实录》记载：

分建州左卫，设建州右卫，升都督佥事董山为都督同知，掌左卫事，都督佥事凡察为都督同知，掌右卫事。董山收掌旧印，凡察给新印收掌，并升建州左卫指挥使。……

自今宜谨守法度，各安生业，毋事争斗，以取罪愆。

正统七年（1442），明廷分建州左卫为二，增设建州右卫，董山（童仓）领建州左卫事，并升建州左卫指挥使、都督同知；凡察掌建州右卫事，升为都督同知。从此，建州女真分为建州卫、建州左卫和建州右卫，史称“建州三卫”。时掌建州卫印的李满住，娶权豆（董山之兄）的孀妇为妻；掌建州左卫印的董山（童仓），又求娶李满住之女为妻。而建州右卫印信，则归董山（童仓）之叔凡察收掌（颁发新印）。因此，虽有建州三卫之名，实际上他们却居住一处，同族联姻，都是明政府辖治下的建州女真部。建州三卫后来成为满洲发展的核心，也是努尔哈赤崛起的本营。

清朝皇帝的帝系，明朝、清朝、朝鲜的记载，有所差异。后金-清在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以前没有文字，主要靠记忆和口传，难免失误。《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和《满洲实录》的记载，汉文翻译，略有不同。兹以晚出的《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为据，列举如下。

肇祖居虎拦哈达山下赫图阿喇地。生子二：长充善，次褚宴。充善生子三：长妥罗，次妥义谟，次锡宝齐篇古。锡宝齐篇古生子一，即兴祖直皇帝讳□□（福满）。兴祖生子六：长德世库，次刘阐，次索长阿，次即景祖翼皇帝讳□□□（觉昌安），次包朗阿，次宝实。

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家世，史料缺乏，诸说不同，上表所列，只供参酌。

下面再回过来叙述努尔哈赤的五世祖董山（童仓）。

董山（童仓）迁往苏克素浒河三卫合住后，官至右都督，势力复大振。他乘建州卫指挥使李满住年迈之机，起而兼管三卫，颇有统一建州女真之势。但是，明朝中期，国力强盛，明廷在加强对女真等族管辖的同时，又使其“各有雄长，不使归一”，彼此掣肘，尔争我杀。这种“分其枝，离其势，互令争长仇杀，以贻中国之安”的政策，是明朝统治者对女真族的传统政策。同时，明辽东镇守太监、总兵官等，常对女真抚安无方，横加勒索，滥杀贡使，关闭马市，“启衅冒功”，这就激起女真首领的不满，以“寇掠”相报复。明廷则派兵攻杀，朝鲜也相呼应。仅建州女真迁居辽东的半个世纪间，先后受到朝鲜三次（其中一次与明朝合军）、明军三次袭创。其中最为惨重的是继宣德八年（1433）猛哥帖木儿蒙难后，成化三年（1467）董山（童仓）再度蒙难。

成化丁亥之难发生在明成化三年（1467），即丁亥年，故又称丁亥之难。先是，董山（童仓）等女真贵族借口反对明朝政府的压迫，不时出兵辽东地区“犯抢”，掠夺耕牛、马匹、衣物、粮食和人口，给辽东人民带来灾难。明廷的一份咨文中称：“建州三卫女直，结构诸夷，悖逆天道，累犯辽东边境，致廑圣虑，特命当职等统调大军，捣其巢穴，绝其种类。”成化三年（1467），建州左卫都督同知董山（童仓），入京朝贡，返程被执，羁之广宁（今辽宁省北镇市）。同年九月，明军会合朝鲜军，合攻建州，董山（童仓）被杀于广宁羁所。明廷派太监监军黄顺、左都御史李秉、武靖侯赵辅等统八万余官兵，列为左右两哨，分作5路——监军黄顺、都御史李秉、总兵赵辅统26000人，出鸦鹘关往苏子河，为中路；副总兵韩赟统13000兵，发向通远堡，为右翼；总兵裴显统13000兵，发向碱厂，为左翼；总兵王瑛等各统13000兵，分别发向抚顺所和铁岭卫，是为后军。东面，朝鲜以绫城君具致宽为都体察使，康纯、吴子庆、鱼有沼、崔适和李克均为裨将，领兵15000，分五道进攻。建州女真腹背受敌，左右被攻，力寡势弱，恃山林为险阻，藉弓矢以御守。经过顽强抵御，建州女真损失惨重。

是役，据明军左哨和右哨的奏报，两哨共斩首681人，擒获94人，俘获151人，夺回被掳男妇1165人，总计2091人。明武靖侯赵辅在《平夷赋并序》中，详述了对建州女真之凶狠、残暴、酷烈：

神枪发而火雷迅击，信炮举而山岳震摇。尽虏酋之所有，罔一夷而见逃。剖其心而碎其脑，粉其骨而涂其膏。强壮尽戮，老稚尽俘。若土崩而烬灭，犹瓦解而冰消。空其藏而潴其宅，杜其穴而火其巢。

朝鲜军未同明朝军会师。据朝鲜《李朝世祖大王实录》记载右厢大将康纯和左厢大将鱼有沼，奉书于承政院以启曰：

臣领兵于九月二十六日，与右厢大将南怡，自满浦入攻婆猪江。斩李满住及古纳哈、豆里之子甫罗充等二十四名；擒满住、古纳哈等妻子及妇女二十四口；射杀未斩头一百七十五名；获汉人男一名、女五口，并兵械、器仗、牛马；焚家舍积谷。退陈以后待辽兵，累日无声息，故本月初二日还师，初三日渡江。又左厢大将鱼有沼自高沙里入攻阿弥府，斩二十一级；射杀未斩头五十；获汉女一口，并兵仗、器械、牛马；焚家舍九十七区。亦与辽东兵不遇。

朝鲜军得胜之后，大将康纯与国王李瑈有一段对话。康纯令砍斫大树，剥去树皮，露出白木，大字书曰：

朝鲜大将康纯领精兵一万，攻建州！

朝鲜国王李瑈的态度，《李朝世祖大王实录》又记载：

世祖对康纯曰：“攻”字未快，“灭”字最好！

建州女真受到明军和朝鲜军的双重攻剿，遭受巨大灾难，栅舍被焚烧，部民被杀俘，粮食遭烧掠，首领遭斩杀，焚荡殆尽，部落残破，罹难空前，无法统一。

成化己亥之难。事变发生在明成化十五年（1479），史称成化之变。这一年为己亥年，又称己亥之变。此变，事出之因，各有说法。

明廷说：建州肆行抢掠。大太监王直、辽东巡抚陈钺奏请发兵，扫荡建州，以靖边陲。他们说：“（建州）声言来寇辽东，且言往年建州三卫，构海西、毛怜，累犯边境，朝廷授以都督、都指挥之职，诸夷因起争端，纷纷扰乱，亦欲挟制以求显职，与其加升而招侮，莫若整兵而征讨。”

建州说：明朝禁止贸易。在朝廷会议上，兵部尚书余子俊等则认为：“驭夷之道，守备为本。我太祖载诸祖训，永以为法。建州女直，叛服不常，朝廷或开马市，以掣其党，或许买铁器，以结其心，皆羁縻之义，非示之弱也。今钺等历数其罪，意欲捣其巢穴，此军国大务，非臣等所敢专。”在这里，“开马市”和“买铁器”两端，都是说的贸易。可见，边衅的原因之一，是贸易渠道不畅。

文官说：武官邀立边功。时大太监汪直执掌司礼监，左都御史兼提督团营王越、辽东巡抚陈钺等，党附汪直，内外勾结，“启衅召敌”。

最后，成化帝采信汪直、王越、陈钺等之言，决定发兵，征讨建州。汪直，《明史·宦官传》记载：

十五年秋，诏直巡边，率飞骑日驰数百里，御史、主事等官迎拜马首，棰挞守令。各边都御史畏直，服櫜鞬迎谒，供张百里外。至辽东，陈钺郊迎蒲伏，厨传尤盛，左右皆有贿。直大悦。……兵部侍郎马文升方抚谕辽东，直至不为礼，又轻钺，被陷坐戍，由是直威势倾天下。

陈钺激变辽东，为御史强珍所劾，御史许进也率同官论之。“汪直怒，构珍下狱，摘进他疏伪字，廷杖之几殆”。自然，御史谏言，无助于事。

历史说：前因结下后果。先是，赵辅贪功，留下后患：“往年已招降都督董山等，而又杀之，已为失信；近复捣其巢穴，概杀无辜，故彼仇恨不服”云云。建州女真骚扰辽东，既有经济原因，也有政治原因。前赵辅征建州，上奏报功称：“征建州叛贼，斩首七百三十五级。”赵辅因军功，由伯升为侯，却留下后患。历史教训，经常重复。辽东监察御史强珍的奏疏，则提供了历史反思：

巡按辽东监察御史强珍奏：建州班师之后，虏即入叆阳、清河二堡之境，四散杀掠男妇五百余名，头畜无算，实由前巡抚都御史、今户部尚书陈钺启衅邀功，以致虏报复旧怨。其守堡指挥王英、白祥，及分守副总兵、都指挥吴瓒，右参将崔胜等，俱不能防御，而镇守总兵等官、太监韦朗、都督缑谦等，又各畏罪贪功，隐匿前事，直待朝廷论功升赏。陈钺回京之后，始以奏闻，实为欺罔，请皆逮问，以正其罪。兵部尚书余子俊等覆奏，引《皇明祖训》，参钺累犯死罪，不宜再纵，当从珍言。上命吴瓒、崔胜戴罪杀贼，韦朗停岁赐食米半年，缑谦、陈钺各停俸一年，余皆属珍逮问之。

后强珍遭汪直报复，械至京，受拷掠，戍辽东。汪直败，珍复官。

此役，事变经过，简述如下。

对建州三卫是剿是抚，庙堂之上，意见不一。大太监汪直、辽东巡抚陈钺等主剿。陈钺奏：“宜复调军，捣其巢穴，以除边患。”事下廷议，兵部尚书余子俊等主抚。他奏言：“建州、海西诸虏，比蒙恩谕，多已改悔。今钺以传闻之故，复请加兵，恐起旧衅。乞令钺等严敕所部，如侦了虏众犯边情状，不妄则击之；出境既远，可勿穷追。”余子俊在同奏中并建议，对女真诸部应区别对待：“诸夷有来朝不犯边者，勿令惊疑。”而汪直、陈钺等“乃遣使招诱建州夷人郎秃等四十人来贡，欲置之死。且言建州三卫，法当殄灭，若今日纵还，明日复为边患。……直等械郎秃等至，遂令都察院锦衣卫禁锢之”。主战派大太监汪直、左都御史王越、辽东巡抚陈钺等，“急功名”，虚构事实，制造事端，开启边衅。

明对建州决策，主战派的意见，终于得到成化帝的谕准，发兵征讨建州女真。明成化十五年（1479）十月丁亥（初五日），明廷命太监汪直监督军务，抚宁侯朱永佩靖虏将军印、为总兵官，后命陈钺以巡抚辽东、右副都御史参赞军务，统率大军，征剿建州，攻其不备，捣其巢穴。

同月丙申（十四日），命朝鲜国王李娎出兵，配合明军，夹击建州。敕文曰：

建州女直，逆天背恩，累寇边陲，守臣交请剪灭，朕念彼中亦有向化者，戈铤所至，玉石不分，爰遣大臣抚谕，贷其反侧之愆，听其来京谢罪，悉越常例，升赏宴待而归。曾未期岁，贼首伏当加等，复纠丑类，侵犯我边，虽被官军驱逐出境，而未遭挫衄。廷议皆谓此贼冥顽弗悛，罪在不宥，已令监督总兵等官，选领精兵，刻期征剿。我师压境，王宜遣兵，遥相应援。贼有奔窜至国境者，必擒而俘献之。逆虏既除，则王敌忾之功愈茂，而声名永享，于无穷报酬之典，朕必不尔缓也。

朝鲜国王李娎接到敕文后，派陪臣右赞成鱼有沼等，出兵策应，行至满浦、镇江，因江河冰封而后期。后继遣左议政尹弼商等率军从侧翼进攻建州。

这场征讨建州女真之役，自十月丁亥（初五日）命将出征，中经闰十月，到十一月丁未（二十六日），其结局，《明宪宗实录》载抚宁侯朱永等奏报：

建州贼巢，在万山中，山林高峻，道路险狭，臣等分为五路，出抚顺关，半月抵其境。贼据险迎敌，官军四面夹攻，且发轻骑，焚其巢穴，贼大败，擒斩六百九十五级，俘获四百八十六人，破四百五十余寨，获牛马千余，盔甲、军器无算。

此役，汪直领头功，陈钺由右副都御使升为右都御使，其他升官、晋级、加俸、纪功、受赏者达2662人。

朝鲜国王李娎也向明廷奏捷称：

遣左议政尹弼商、节度使金峤等引兵渡江，进捣贼巢，斩首十六级，生擒男妇十五人，并获辽东被虏妇女七人，及驱其牛马，毁其庐舍。

成化己亥之难，在建州女真史上，是继宣德癸丑之难（斡木河之难）、成化丁亥之难后，建州女真受到的再一次极沉重的打击。建州女真三部，遭受三次重击，从此之后，衰落百年。

边事体大，不可不慎。或抚或剿，理宜慎重。朝廷发兵，有理有节，征讨过当，引发报复。明成化时，马文升、余文俊等主抚，汪直、陈钺等主剿。成化年间，两次建州之役，兵部尚书余子俊等曾忠直奏言：

今推诚抚安，事将就绪，若欲加兵，则抚安成命，不足为恩，适足为仇，无以示信。况六月兴师，兵法所忌，宜令总兵、巡抚等官，按兵境上，以戒不虞，仍与文升等协和定议，以抚安为主，少苏边困，果有深入为寇，方许征讨。

明兵部尚书余子俊于辽东的边政，几次奏言，提出建议：其一，推诚抚安，边事慎重；其二，以抚为主，勿轻用兵；其三，区别良莠，玉石分清；其四，陈兵边上，犯则击之；其五，有理有节，不轻捣巢；其六，不以小事，开启边衅。《明史·余子俊传》详其西北之功，而略其东北之绩，但撰者公允评论道：“余子俊尽心边计，数世赖之。”

对于边事，必须十分用心，不许纤毫任意，免贻后患，祸及子孙。鉴于此，于谦说：“刚柔兼济，宽猛适宜；本之以廉明，济之以通便；毋生事而激变，毋纵恶而长奸；毋贪小利以堕贼计，毋邀近功而防远图。”于谦总结历史经验之言，值得后人仔细体味。

以上建州女真所受的3次大灾难，对努尔哈赤后来崛兴有重大影响。

努尔哈赤的三世祖为锡宝齐篇古。董山（童仓）有三子：长妥罗（脱罗），次妥义谟，次锡宝齐篇古。董山（童仓）于成化三年丁亥之难死后，妥罗（脱罗）继父为建州左卫都指挥同知。此事，《明宪宗实录》记载：

建州左卫都指挥佟那和劄等奏：乞命都督董山子脱罗，李古纳哈侄完者秃，各袭其父、伯之职。事下兵部，尚书白圭等言：董山等世受国恩，享有爵土，罔思敬顺，自取诛戮。脱罗等乃叛逆遗孽，法当诛夷，然既听其悔过来朝，待以不死矣，予夺之宜，惟圣明裁处。上曰：虏酋背负恩义，罪当族灭，今首恶已诛，余皆悔过向化，朕体上天好生之德，悉加宽宥。脱罗等既众人奏保，其授（脱）罗都指挥同知，完者秃都指挥佥事，令统束本卫人民，依前朝贡，再犯不贷。

朝鲜史籍也记载脱罗为董山（童仓）之子。

妥罗（脱罗）任职于建州左卫，主要在成化和弘治两朝。弘治中，妥罗（脱罗）晋为一品都督。在成化朝，查《明宪宗实录》，有9处记载妥罗（脱罗）之事，其中记载妥罗（脱罗）7次到北京朝贡。在弘治朝，查《明孝宗实录》，妥罗（脱罗）曾5次入京朝贡。妥罗（脱罗）执掌建州左卫印时，因其部受明军“获其部属头畜，焚其庐舍积聚”，遭到惨烈重创，元气一时难复。他又软弱柔顺，建州女真仍处于分裂状态。正德元年（1506），妥罗（脱罗）死去。明廷以妥罗（脱罗）之子脱原保袭其父职。

故都督佥事脱罗子脱原保（为）都指挥使。

建州左卫指挥使脱原保，在正德朝，查《明武宗实录》记载，曾先后6次入京“朝贡”。他曾于嘉靖二年（1523），最后一次进京“朝贡”，仍同明朝保持密切的关系。妥罗（脱罗）的三弟锡宝齐篇古，其事迹不详于文献记载。锡宝齐篇古只有一子，名叫福满。

努尔哈赤的曾祖是福满，后来清朝尊他为兴祖直皇帝。福满有六子：长德世库，居觉尔察地；次刘阐，居阿哈河洛地；三索长阿，居河洛噶善地；四觉昌安（叫场），居赫图阿拉地；五包朗阿，居尼麻喇地；六宝实，居章甲地。六人各筑城分居。而赫图阿拉城，与五城相距，近者五里，远者二十里。福满六子，又共生二十二子。福满子孙凡二十八人。《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六子六处，各立城池，称为六王，乃六祖也。”福满六子，环卫而居，彼此护卫，声息相通，成为建州女真中一个大宗族。福满的六子，后称为宁古塔贝勒。“宁古塔”是满语ningguta的对音，意为六；“贝勒”是满语beile的对音，初意为“大人”“首长”，为女真贵族之称号。崇德元年（1636）定封爵，贝勒在亲王、郡王之下。福满诸子孙聚族分居，耕田采猎，牧放孳息，在苏克素浒河地域是一个稍有势力的大宗族。

努尔哈赤的祖父是觉昌安（叫场），后来清朝尊他为景祖翼皇帝。觉昌安继承先业，居住在赫图阿拉。“赫图”是满语hetu的对音，意为横；“阿拉”是满语ala的对音，意为岗。赫图阿拉意为横岗，在今辽宁省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赫图阿拉村。天聪八年（1634），皇太极谕定：“赫图阿喇城，曰天眷兴京。”从此，赫图阿拉城称为兴京。觉昌安（叫场）家族在苏克素浒河谷地带，耕田种粮，纺织麻布，打猎采集，并到抚顺马市贸易。据《定辽后卫经历司呈报马市抽分与抚赏夷人用银物清册》记载，觉昌安（叫场）从万历六年（1578）五月初三日至七月十二日，在共69天的时间里，先后纳抽分税银与受抚赏银物凡三次：

（五月）初三日，落雨。夷人叫场等四十五名，到市与买卖人［原档残缺］猪牛等物，换过麻布、粮食等货。一号起［原档残缺］抽税银五两二分四厘。

（五月）初三日。抚赏买卖夷人叫场等二十三名，牛二只、价银七钱五分，猪一只、价银一钱，盐一百五十五斤、价银六钱二分，共用银一两四钱七分。

（七月）十二日。抚赏买卖夷人叫场等二十一名，牛一只、价值二钱八分，猪三只、价银三钱七分，兀剌一双、价银七分，红布四匹、价银四钱八分，盐二百七十斤、价银一两八分，共用银二两二钱八分。

觉昌安（叫场）率45人到市买卖，其人数同叶赫贝勒率众千余人到市买卖相比，虽相差甚大，但被载入“明档”，这说明他是建州女真苏克素浒河部的一个小部的首领。觉昌安（叫场）“有才智”，在族中享有威望，与明辽东总兵官李成梁关系密切。他利用家族的优势，逐步扩大势力范围。其时，近地部落有硕色纳和加虎两个强族：

是时，近地部落中，有名硕色纳者，生子九，俱强悍；又有名加虎者，生子七，俱轻捷多力，尝身披铠甲，连跃九牛。二族恃其强，侵凌诸路。

觉昌安（叫场）不畏强族，凭借智勇，率领宁古塔兄弟及子侄，前往征战硕色纳和加虎：

破硕色纳子九人，灭加虎子七人，尽收五岭迤东，苏克苏浒河迤西，二百里内诸部，六贝勒由此强盛。

觉昌安（叫场）族盛势众，颇孚众望。他有五子：长礼敦，次额尔衮，三界堪，四塔克世（他失），五塔察篇古。觉昌安（叫场）的第四子塔克世（他失），是努尔哈赤之父，后被清朝尊为显祖宣皇帝。

努尔哈赤的先世，从猛哥帖木儿，中经董山（童仓）、妥罗（脱罗）、脱原保、锡宝齐篇古、福满、觉昌安（叫场），至塔克世（他失），凡八代，历时二百年，由斡朵里，到凤州，再到斡木河，又迁婆猪江，复迁于苏克素浒河谷，几经周折，历尽艰难，数分数合，屡盛屡衰，最后定居在赫图阿拉。这里的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比海西女真、黑龙江女真和东海女真居住的地区更为优越。兹举四点。

第一，位置适中。建州女真就地理区位而言，既不像海西女真同明朝辽东那么近，也不像黑龙江女真和东海女真同明朝辽东那么远；因为太近，不易发展，稍有异常，就遭攻剿；因为太远，音信阻隔，集结力量，难以形成。

第二，资源丰富。因明清没有留下详细资料和数据，借用当代新宾县志记载：全县地貌形态，具有峰峦叠嶂、山高谷深、森林茂密、诸河川流的特点，其山地占总面积的72.9%，境内最低点海拔128.3米，最高山峰海拔1334.6米，高500米以上山有1249座，有大小河流1753条，其中苏子河流域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47%，森林覆盖率为51.3%，有野生植物资源700多种，其中以木材、食用菌、人参等丰富而闻名；野生动物资源——飞禽有83种、走兽有30余种等。民谚形容：“野狼成帮，野猪成群。”新宾地区有山有水，有丘陵有平原，可耕田可狩猎，可捕鱼可采集，这就为努尔哈赤兴起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独立发展的基地。

第三，气候适宜。赫图阿拉地区，四季分明，气候适宜，雨水丰沛，适宜人居。这些都是比较而言。建州女真从北纬约46°附近的依兰，南迁到北纬41.5°的赫图阿拉，到今辽宁省东南部，气温有了较大的差异。赫图阿拉地带，年降雨量在770毫米，丰水年达到1108毫米。这里，森林茂密，枝叶繁盛，空气湿润，物产独丰。初到赫图阿拉考察，有如身在江南之感。赫图阿拉，气象不凡，地杰人灵，是指谓也。

第四，交通便利。赫图阿拉向东，穿过阿布达里冈山谷，即到今桓仁满族自治县，再沿佟佳江河谷，即到鸭绿江，江对岸便是朝鲜；向南，沿山谷可通明辽东首府——辽阳；向西，沿苏子河、浑河河谷，可达沈阳；向北，可达辽北重镇开原，开原北即是哈达、辉发、叶赫。这四条通道，皆是山路，利于骑兵，不利于步兵，更不利于辎重炮兵。所以，赫图阿拉的交通，利于森林文化的长于骑射的八旗军，而不利于明军的步兵和车兵。

第五，可攻可守。这里既开阔，又封闭，进可攻，退可守。努尔哈赤之所以坐大而不被明朝发觉，一个重要原因是得益于封闭；萨尔浒大战后金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得益于地利。

第六，处于夹缝。赫图阿拉位于山区与平原、农耕与森林、汉族与满族、明朝与朝鲜之间，努尔哈赤在夹缝中曲折发展，逐步前进，成了气候。

总之，建州女真在女真四大部中，“居中雄长，地最要害”。它比邻抚顺，接近汉族聚居地区，便于和汉族互市通商，既输进铁制农具、耕牛和先进生产技术，又输出马匹、貂皮、人参、药材，加快了本部经济发展的步伐。女真社会经济的发展，“贡市”和“马市”贸易的扩大，各部经济联系的加强，到16世纪末和17世纪上半叶，出现各部统一与社会变革的趋势。建州女真由于历史与地理、经济与文化、军事与政治、社会与民族、首领与部民的条件，并巧借明朝衰落、蒙古分裂、朝鲜势弱，以及海西女真诸部争雄而未能形成合力，成为女真各部统一与社会改革的核心。建州左卫指挥使世家出身的努尔哈赤，凭借时代机遇，得益地理优势，组织部民力量，运用巧妙策略，施展个人魅力，跨入女真各部统一与社会改革的历史之门，而成为大清帝国的奠基人和开创者。

【附】努尔哈赤兴起前大事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