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小熊英二（1962— ）在评价战后日本史学界时，认为他们做得最有良心的一件事，莫过于通过其所擅长的微观性研究考察，用细微的实证来攻击所谓“皇国史观”这一“宏大”历史观之义举了。在他眼中，历史学最应该反对的，便是将社会置于个人总和之上。历史学研究本来就是一种微观、细密的工作。傅斯年也主张“史学便是史料学”。在史学研究中，最为重要的是事实本身，能否从中提炼出典型或精华则并不具有很大的价值。当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位日本记者曾经很形象地总结道，观察细节时应该用“虫眼”，而把握宏观时则应该用“鸟眼”。一直以来，日本史学界都习惯秉承这种“虫眼”的史观，并奉为圭臬代代相传。对此，本书作者冈田英弘（1931—2017）则持不同的见解：“日本史学家不闻对马岛外之事，朝鲜学者则只知鸭绿江这边的事情。东洋史学家光研究中国还研究不过来呢，更无暇将其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或东洋史进行关联性研究。”冈田一直试图打破日本传统意义上的“西洋史”“东洋史”“日本史”的这种所谓“分断史学”，认为日本史研究者们，过于将一些细枝末节当成问题，迷信史书与考古，缺少对世界史的观照。历史如果不能推动眼前的这个社会，便毫无意义。

当然，提倡日本史应带有更宏观的视域的冈田英弘，似乎一直不属于主流意义上的日本历史学家。还记得有位好友看到那套厚重的冈田英弘著作集时不禁感叹道：“每册的标题有点意思：‘何为历史？’‘何为世界史？’‘何为日本？’‘何为China？’……这位老兄关注的，都是大问题哇。”本书《倭国时代》便被收录于其中第三卷《何为日本》之中。此全集发行于作者在世期间，每卷题目也并非后人随意取之，可看出，这些标题的确囊括了冈田一生所思考的几个关键性问题。

一、什么是日本？

那么，什么是日本，什么又是日本人呢？加藤周一（1919—2008）认为，日本人，就是不厌其烦地提出“何谓日本人”的人。正如加藤所述，观察自己与观察别人不同。我们在观察和认识别人的时候，往往更注重定语部分，以为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前面贴上个标签，便找到了想要的答案。但这样一来却往往忽视了对主干部分，即对问题本身的思考。李普塞特（1922— ）说过，只懂得一个国家的人，实际上什么国家都不懂。白鸟库吉（1865—1942）早在1905年就提出，要想了解日本，就必须知道日本周边民族的根源，因此要研究朝鲜、中国的历史。冈田在白鸟的思想的基础之上提出了自己更为独特的观点，他否定了一直以来认为的日本史就应该是将日本放在世界之中心看问题的传统历史观念。他认为，日本人只有摆脱了国族情感，改为从欧亚大陆与日本列岛共通的角度出发，才能真正解读日本史的建立与发展。

冈田认为，世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日本史，在7世纪以前，无论朝鲜史还是日本史，都并不具备可以与中国史分开而独立处理的性质。日本的古代史，应该作为中国史的一部分来看待。而且他认为“日本”这个观点不过是7世纪时建国运动的产物，可以看成是一种用来“对抗中国”的手段。对日本列岛而言，663年的白村江之战惨败之后，当时为他们所认知的“全世界”都已被大唐及其同盟所征服。面对如此前所未有的危机，倭国以自身为核心，将列岛诸氏族团结起来，共同对抗唐王朝。668年，倭国后人天智天皇即位，在《近江律令》中制定了“日本”与“天皇”的称号，并发起了以著史为首的系列建国运动，以此满足当时国内外情势之下的政治需求。《日本书纪》作为其中重要一环，被用来证明其天神脉脉相传的正统性，也成功激发起了列岛各地作为一个国家的民族认同。而在这种特殊地缘政治之下，带有强烈“抗中国性”的《日本书纪》，其成书的性质与框架也永久性地影响着日本国家与历史的性质，直至今日。如此可见，冈田认为日本史真正的起源，是当时出于对所谓中华中心主义同心圆结构的一种抗衡。此外，日本为了抵抗大唐帝国施加的政治压力，同时也“发明”出了日语。

冈田这种思考日本的方法，与内藤湖南（1866—1934）对中国的思考有着些许的相似之处。内藤认为，民族国家概念中的“中国”实际上体现了一种来自外部的西方思维，“中国”这一概念并不存在于华人的历史观之中。在西方殖民主义全球化之后，当以中国的朝贡体系为中轴的全球化面临危机之际，这一概念才真正产生。冈田英弘也把日本史的起源叙述成一种“抗统性独立”，这种思想也影响了后来的杉山正明（1952— ）等人。此外，冈田的思想在日本社会文化研究领域也有一定影响，如汤浅赳男（1930—2019）的《展开日本的史学想象》及鹫田小弥太（1942—）颇有争议的《日本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一书中，亦带有冈田史观的影子。

日本史学界对亚洲文献一直疏于关注，且没有做出多少正确解读，真正将古代日本史与中国史成功结合的并不多，宫崎市定（1901—1995）、江上波夫（1906—2002）、佐原真（1932—2002）等人的研究也均无果而终。这本《倭国时代》探讨的便正是日本文明的诞生与大陆的关系。其实，冈田在他的研究之中，有意将“倭国”与“日本”这两个概念加以区分。对大和民族这个概念，更是持否定的态度。当时所说的“日本人”，其实超越了古代“倭”的概念，是集合了倭人、新罗人、百济人、高句丽人、任那人、汉人等所有杂居在日本列岛上的多民族融合的象征。只不过日本历代政权为了强调日本的独特性，以对抗称霸大陆的中国，才努力掩饰，甚至改写族群融合的历史，把大和民族说成血统纯粹的民族。一直以来，在日本史领域，“日本”“倭”“倭国”“大和”等称呼都被混为一谈，作为一个单一性概念，被囫囵吞枣地卷入日后称为“日本帝国”抑或当代所谓“孤立的日本”的语境之中。特别是从明治时期开始，日本人已经深信自己是单一民族，拥有纯粹的血统，并被这种神话玩弄于股掌之中，因而直接导致了之后那场疯狂的战争和对殖民地的统治。对外鄙视其他亚洲民族，对内歧视少数种族与外来劳工，这种历史的烙印延续至今。直到20世纪后半叶，有些日本人才开始对曾经深信不疑的单一民族神话进行反思，才明白“我们以为的日本，其实不过是被人为提纯后的日本”。

我们在思考研究何为日本之际，溯源并厘清“日本”之“母型”极为重要，这种“母型”也就是福士幸次郎（1889—1946）所说的“原日本”。史学家们通过梳理“原日本”形成与普及的进程，摸清其所在的真实位置，类似于建立起一个以“原日本”为原点的坐标轴，这样才能更好地画出与之相对应的“对抗轴”与“对称轴”，从而走进雅克·拉康（1901—1981）所主张的自我认识形成之“镜像阶段”，找出其中的母型因素与外来因素。

二、什么是中国？

有人将冈田的学术总结为三大特征，一是崭新而大胆的观点，二是对整个世界的观照，三是扎实的汉学功底与教养。这本《倭国时代》的内容是昭和五十一年（1976年）一月至十月的10期连载。而当时冈田45岁，之前数十年冈田其实一直研究的是中国史，主要从事满蒙等文献整理与译注等基础工作。正是基于如此深厚坚实的文献功底和掌控力，他才具备了后来涉足日本史及世界史的实力与视野。冈田的著作集收录的内容，从其一生的学术成就来看，不过冰山一角。

冈田是在朝鲜战争开始前的1950年考入东京大学东洋史专业的，本科毕业论文写的是朝鲜史。后来，一直研究满语文献。之后，又赴美留学，学习了蒙语和藏语。再之后，又前往联邦德国留学，钻研蒙古史。特别是以对《满文老档》的研究知名。冈田拥有超人的精力和阅读量，他精通中文、英文、德文、韩文、蒙文、满文等，并阅读过大量不同语言的书籍文献。他对13—19世纪及之后的中国一直都有着密切的关注，且有着极为深入的研究。正是因为这样，他才能够清楚地看到，异文化之间，对于史实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历史因文明不同而不同，历史的叙述方式也与其文明特点有着密切的关系。如：被西方称为“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前480—前425）在记录地中海文明的史书《历史》（Historiai）中，主要侧重于讲述不同阵营政治势力的对立和抗争，目的在于总结历史发展的规律；而中国的“历史之父”司马迁（约前145或前135—？）在《史记》中则系统地记录了中国如何从三皇五帝传说时代到汉武帝时代，主要讲述了中华文明的天命恒常，目的则在于确定天子受命于天的正统性。冈田认为，每种文明每个国家的第一部史书的撰写态度和历史框架，其实早已决定了该文明该国家的个性。

冈田自身也是一位书评家，对各个领域都很精通。正是在这种多元化眼光之下，冈田才能以更为多元的视野对历史进行思考。他挖掘出了蒙古史所具有的重要价值，认为它正是关系到世界史诞生的关键之所在，而其蒙元史观也成为其一生的学术成果的核心部分，对整个史学界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冈田认为，13世纪，蒙古帝国作为一个媒介，将地中海文明与中华文明连接在一起，开创了新的世界秩序。同时将中国史与地中海史相结合，这样一来，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的车轮才开始转动了。只有通过蒙古，才能解读世界。不仅仅是世界史，甚至连广为人知的西方音乐、西方舞蹈等，究其源头，都源自亚洲。可以说，13世纪的世界史，都是由成吉思汗及其蒙古帝国缔造出来的。

所以，冈田提倡蒙元史应当作为横跨欧亚的世界史，而不应当仅仅看成是中国一个王朝的历史，即所谓“超越国境的历史”，或“世界背景中的中国史”。在日本学界，除了冈田英弘之外，本田成之（1882—1945）和杉山正明等人也都已经就此进行过探讨。虽然意见不尽相同，但他们的议论对中国史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甚至“倒逼”当代的中国学者也不得不走出中国史的语境，开始把中国放到当时的那个世界加以重新审视与思考，并引发了接下来国内学界出现的有关后蒙古时代或新清史等一系列学术问题的论潮与反思。

在对中国的研究方面，可以说冈田最大的贡献便是突破了数百年以来传统日本汉学的盲点，即以汉文字为主体的对中国的认识与研究。汉文字并不是类似于现在通行的普通话，中国古代也只有极少数一部分人能够熟练用汉字来书写汉诗文。其作用与其说是一种基本的识字能力与文化素养，不如说是决定日后能否出人头地的一种政治资本。与大多数汉学家不同，冈田本身是满蒙史的专家，熟谙通古斯系历史，所以才能成功摆脱以汉字为媒，站在所谓“中华”的周边来观察大陆的历史和文化，并在此基础之上，对整个世界历史提出了更为宏大的假说。

三、什么是历史？

在冈田眼中，历史并非自然存在的东西，而是由历史学家书写创造而成。历史学家记录的也并非史实，而是记录者一方的意志与观点。历史基本上都是为了当代而写，为了合理化当前的政治秩序，为了建立国民认同感，最终形成一个叫作国家的命运共同体。

冈田多次提到“好的历史”（靠谱的历史）和“坏的历史”（不靠谱的历史），他的一生也都在致力于书写“好的历史”。这里所指的“好”，是指那些完全排除掉神话的历史叙述。他认为，那种类似于“骑马民族征服王朝说”等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神话传说，与史实严重脱节，属于“坏的历史”。当然，不可否认，这种善于撰写带着浪漫主义色彩的历史学家，在现实中往往更受到政府与大众的欢迎。但冈田依然坚持将纯粹的史料中的所有信息统合，并保证书写的是前后连贯、逻辑无误的世界史，即“历史性真实”。也正是出于这种对“历史性真实”的不懈追求与叩问，冈田所提倡的史观，很容易引起争议与质疑。特别是与那些追求“历史的浪漫”的史学家，更是水火不容。“与异己者共存，不需要神话。需要的是一点点强大与睿智”，神话不能当作历史，而历史也不应成为神话。

有人用“狷介”一词来形容冈田，可见其为人为学认真执着的态度。此外，他自己曾说过：“每一分每一秒，我都有要改变自我的冲动，遇到了新事物，便扑上去。”冈田是一个喜欢破壁之人，喜欢打破传统的历史观。其日本史观的建构，也正是站在非传统的被压抑的边缘立场之上，对日本的历史进行了从去中心化到再中心化的一个处理过程。而后他以此类推，将其观点延伸到中国与东亚其他地区，积极且鲜活地影响着、介入着、创造着当代的历史。笔者时不时会在想，对冈田而言，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他其实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日本史学家，但也正是出于这一点，他近似于天马行空般的观点，才格外地吸引人，不断震惊并挑逗着史学界的小伙伴们。对他而言，历史也许更接近一种自我超越的“思维实验”，而非衣冠楚楚的“浪漫想象”。

冈田史观也许的确存有很大争议，又或许是出于一些非学术性的原因，故而国内学界对冈田的学术研究几乎为零。当然，冈田的很多学术观点和做法笔者也确有难以认同之处。自古至今，历史学家们通常有一个癖好，就是喜欢总结历史规律，并试图从中找出并预测历史大潮的走向。或许，正是史学家的这种性格导致了冈田后来试图根据历史来推断甚至创作历史。但与此同时也不得不承认，从对中国史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意义上来看，我们也无法忽视其存在及学说。最后，谨以冈田的一段话作为结尾：“究竟有没有一种能够超越文化的真实呢？如果有的话，又该如何得以一窥其真实面目？也许，这就是历史学人恒久不变的课题。我不愿意跟其他人做同样的事情，故也不愿意仅仅局限于现有的知识框架之中。走别人走过的路，那么路尽头看到的风景，注定跟别人眼中看到的一样。既然如此，那还不如用自己的双眼，用自己的双手去感受去寻找，这样也许会离真理更为接近。”

郭颖

二〇二〇年五月四日于樗石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