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去听一个人的讲座。活动在一所大学的校园里举行。主讲人是个教授，不过，他在另一所学校教书，学校在这个国家的另一座城市。他是一个有名气的作家，当年早些时候，他获得了一个国际大奖。不过，尽管本次活动免费对公众开放，礼堂里却只坐满一半的听众。如果不是巧合的话，我自己也不会坐在听众席上，我甚至都不会在这座城市。我的一个朋友当时正在当地一家医院接受治疗，那是一家治疗她患的那种癌症的专科医院。我就是来看望这位朋友的；这位和我关系很好的老朋友我已经多年没见了；因为她的病情十分严重，这次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见她了。

那是2017年9月的第三个星期。我通过“爱彼迎”平台订了一间房。房东是个退休图书管理员，丈夫去世了。从她的资料中，我知道她有四个子女，六个孙辈，她的爱好包括烹饪和看戏。她住在一个小公寓的顶层，公寓离医院大约两英里远。公寓干净整洁，散发着淡淡的孜然的味道。大多数人都会同意，客房装饰的方式让人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长绒块毯，一张床，上面整齐地摆着几个枕头，还有一床柔软蓬松的羽绒被，一张小桌子，上面摆放着一个插了干花的陶罐，床头柜上则是一摞平装本推理小说。这种地方我从来就没有家的感觉。大多数人称之为温馨舒适的地方——舒适、惬意的环境，另一些人则觉得令人窒息。

房东说好有一只猫的，但我连猫的影子也没看到。后来，到要离开的时候，我才知道，在我预订与入住之间的这段时间，房东的猫死了。她很直率地说出了这件事，随即就换了个话题，这样我就没法就此事再问什么了——事实上，我之所以要问，是因为她的神情让我觉得她希望别人问起这件事。我突然想到，也许并非情感原因让她那样改变话题，而是担心我日后投诉。令人郁闷的房东大谈特谈死猫。你在网上总是看到的那种评论。

我在厨房一边喝着咖啡，吃着托盘里房东为我准备的零食（按照“爱彼迎”上向房东推荐的方式，她本人尽量不露面），一边研究着她的软木公告板，她在上面张贴了一些广告，好让房客们知道城里有些什么活动。一场日本版画展，一个工艺品展览会，一个加拿大舞蹈访问团，一场爵士音乐节，一个加勒比文化节，一个当地的体育场馆的日程安排，一次口语诗(1)朗读活动。以及，那天晚上7:30，那位作家的讲座。

照片上的他看上去很严苛——不，“严苛”这个词太严苛了。还是说严厉吧。这是很多上了年纪的白人男子在某个年龄段会有的样子：一头白发，鹰钩鼻，两片薄薄的嘴唇，洞悉一切的目光。像猛禽。几乎毫无魅力。几乎不是一个说出下面这些话的形象：求你们了，一定来听我讲啊。看到你们到场我会非常开心！更可能是说类似这样的话：别错过，我知道的比你们多多了。你们应该听听我讲。或许那样你们就会明事理了。

一个女人介绍了他。是邀请他来做讲座的系主任。她是大家熟悉的类型：富有魅力的学者，知识分子交际花。此人努力让人们明白，尽管她聪明、受过良好教育，尽管她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一个身居要职的女人，但这位女士不是老土、不是无聊的书呆子、不是无性枯槁的老悍妇。所以，就算她过了某个年龄，那又怎样。紧身裙、高跟鞋、鲜红的嘴唇和染过的头发（我有一次听到美发厅的一名染发师说，我相信，如果一个女人有白发，肯定会损害她的思考能力），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们：我还是一个可以上床的对象。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苗条意味着每天大部分时间都觉得饿。在法国，知识分子可以是性感偶像，这一想法带着某种悲伤的规律性在这些女人脑海中闪过。即使这个偶像有时会令人尴尬（伯纳德-亨利·莱维(2)和他解开着纽扣的衬衫）。这些女性留有少女时代备受折磨的记忆，不是因为她们的外表，而是因为她们的头脑。“男人不会和戴眼镜的女孩子调情”实际上指的是聪明的女孩子、爱读书的女孩子、数学竞赛选手，还有科学怪才。时代变了。现在还有谁不爱戴眼镜呢。现在听到一个男人吹嘘自己对聪明女人有吸引力是司空见惯的。或者，就像最近一名年轻男演员所言：我一直觉得最性感的女人是那些拥有最强大脑的女人。我承认，听了这话，我惊得下巴差点儿掉下来。

这个关于托斯卡尼尼的故事不可能是真的，对吗？据说托斯卡尼尼在和一位女高音歌手排练时失去了耐心，他一把抓住她的两个大乳房喊道，如果这两个是大脑该多好啊！

后来又有一种说法：“男人不会和屁股大的女孩子调情。”

活动结束后系里肯定要设晚宴招待，我在晚宴上能看到他们，这一对男女。因为他的身份，这个晚宴的规格一定会很高，在这个地区最昂贵的餐厅之一，而且，他们到时候可能会紧挨着坐在一起。当然，这个女人会希望进行一些热烈的交谈——而非东拉西扯的闲聊——甚至可以有点儿打情骂俏，不过，这似乎不太容易发生，因为他不停地分神，关注餐桌的另一头；那是主办方安排陪同他的女研究生，负责领着他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包括今天晚餐后领他回酒店；一杯酒下肚，女研究生就开始目光越来越大胆地回应他频频抛过去的目光。

这件事看上去可能是真的。我用谷歌搜了一下。不过，据一些报道称，他并没有真的抓住那位女高音歌手的两个乳房，只是指着它们。

在少不了详细介绍主讲人成就的环节，这个男人的目光垂了下去，摆出一副不自在的痛苦表情，装出一副谦虚的样子，我怀疑他这样子是否能骗过所有人。

如果一个人的成绩更多地取决于从讲座、讲课而非从教材中学到多少内容，那我当初就挂科了。我阅读或听一个人谈话时，通常不会注意力不集中，但任何类型的报告总会给我带来麻烦（最糟糕的是作者朗读他们自己的作品）。几乎报告人一开讲，我就走神了。而且，这个晚上我特别心烦意乱。我整个下午都在医院陪我的朋友。我看着她受罪，为了不让她看出我的不安，我还要竭力不让自己对她的病情感到沮丧，我真是痛苦不堪。对付疾病，我也从来都不擅长。

于是，我走神了。从一开始就心猿意马。好几次不知道台上讲到哪儿了。不过，没关系，这个人的报告是基于他为一家杂志写的一篇长文，文章发表后我看过。我看过，我认识的每个人也都看过。我那个住院的朋友也看过。我猜想，大多数在座的听众也看过了。我突然想到，他们中至少有一些人到场是因为他们想问一些问题，想听听关于那人要说的内容的讨论，那些内容他们看了文章已然熟知。但报告人做出了不同寻常的决定：没有回答问题环节。今晚没有讨论。然而，我们是等他讲完后才知道这个情况的。

就此结束，他说。他引用了另一个作家的话，是从法语译过来的：人来前，森林；人来后，沙漠。为了防止灾难的出现，不管需要做什么，不管要采取什么行动或做出什么牺牲，现在人类显然缺少实施它们的意愿，那种集体意愿。他说，在任何智慧的外星人看来，我们会显得受死欲控制。

就讲到这里，他又说了一遍。不再有支撑了一代又一代的人的那种信仰和慰藉，不再有那种认识，即尽管我们个人自身在地球上的时间一定会有尽头，但是我们所爱之物和对我们而言有意义的一切将会长存不灭，我们曾经是其中一分子的世界将延续下去——那个时代已然结束了，他说。我们的世界和我们的文明将无以为继，他说。我们必须在这一新的认知中生存和死亡。

我们的世界和我们的文明将无以为继，这个人说，因为它们无法在我们发动的众多威力强大的攻击下生存下来。我们，我们自己最危险的敌人，已经把我们自己设置为易被击中的目标，不仅允许足以把我们人数好几倍的人杀死的武器发明出来，而且让它们落入极端自我主义者、虚无主义者和没有共情、没有良知的人的手里。一方面，我们无法控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另一方面，我们又无法让那些人远离权力，对他们来说使用这些武器既是能想到的，甚至可能还是一种不可抵抗的诱惑，于是，世界末日之战正在变得越来越有可能……

那人说，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不会被一种高贵而智慧的类人猿所取代，尽管这样想想也许是美好的。人类灭绝了，这颗行星也许还有希望，这样想或许令人感到安慰。唉，动物王国注定要垮塌的，他说。尽管所有这些恶行并不是类人猿和所有其他生物干的，但是，它们——人类活动尚未将其完全摧毁——会和我们一起消亡。

但是，假设没有核威慑，那个人说，假设出现某种奇迹，世界上所有的核武库一夜之间都被摧毁。我们难道就不会依然要面对被一代又一代人类的愚蠢、短视和自我欺骗的能力制造出来的危险吗……

那个人说，矿物燃料实业家，他们多少人，我们多少人？难以置信的是，我们，一个自由的民族，一个民主国家的公民，竟然没能制止他们，没能勇敢地抵抗这些人以及他们那些拼命否认气候变化的政治上的支持者。想想同样是这些人，他们坐收渔利，成为亿万富翁，跻身于有史以来最最富有的阶层。但是，当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都已经站到了他们一边，趾高气扬地来到了否认的最前列，地球这颗行星还有什么希望。这个人说，全球生态灾难引发的粮食和清洁饮用水的短缺，一批批难民在绝望的驱使下逃离，他们在任何地方都会得到同情，想想这个就觉得荒唐。相反，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人对人的残暴会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规模出现。

这个人是个优秀的演讲者。他面前的讲台上有个平板电脑，他时不时地瞄一眼，但是，他没有直接念稿子，讲得好像他记得上面的每句话。他这种演讲方式像个演员。一名优秀演员。他讲得非常好。一次都没有犹豫或者讲到哪个词时结结巴巴，但讲起来又不像是排练过的那样。天赋。他讲得很有权威，极有说服力，对自己讲的东西确信无疑。就像我看过的那篇文章——这次的演讲就是以那篇文章为基础的，他旁征博引，用许多文献作为支撑。但是，他也有某种东西表明他并不真正在乎有没有说服力。他讲的不是观点，而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你信不信没有关系。因为是这种情况，他做这样的演讲在我看来怪怪的，真的给我怪怪的感觉。听之前，我以为他是面对听众讲，那些听众专门跑过来听他讲，他会用一种不同于我记得的他那篇杂志文章里的口吻来讲。我以为，这次会有一些即便不乐观，至少不会彻底是厄运临头的东西；一种姿态，至少有可能走向未来之路；一线希望，如果说只能是一线的话。就像，既然大家在听我讲，既然我让你们听了觉得震惊了，那我们就来谈谈应该做什么。否则，先生，为什么要对我们讲呢？我相信，这肯定是听众席上其他人也有的感觉。

网络恐怖主义。生物恐怖主义。不可避免的又一次流感大流行，同样不可避免的是，我们对此毫无准备。我们滥用抗生素造成的不能治愈的致命感染。世界各地极右政体的兴起。宣传和欺骗作为政府政策的政治策略和基础的常态化。无力击败全球圣战分子。对生活和自由——对任何名副其实的文明——的威胁在加剧，这个人说。另一方面，却又缺乏应对它们的办法……

而谁又能相信如此巨大的操纵力竟然集中在几家技术公司的手里——就别提它们的主导地位和利益所依赖的大规模监控系统——可能有利于人类未来的最大利益。谁又会真正怀疑这些公司的工具某一天会成为一种最有效的途径，达到能够想象到的、最残忍的目的。然而，我们在我们的科技之神和大师面前是多么地无助，这个人说。有个问题问得好，他说：在这一切全都玩完之前，硅谷还能研发出多少阿片类药物来？当体制明文规定个人别无选择，只能被到处跟踪，只能像关在笼子里的动物一样总是被呵斥、被戳捅，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还有，一个据说是热爱自由的民族是如何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的？人们为什么对监视资本主义这个概念本身不感到义愤填膺呢？难道是被高科技吓得不知所措？将来研究我们毁灭的外星人有可能下结论说：自由他们消受不了。他们宁可做奴隶。

仅仅看了这个人的文字而没有听他、看他演讲过的人，很可能会把他想象成跟他当晚实际上很不相同的样子。考虑到他那些文字及其意思、可怕的事实，没来现场的人很可能想象某种情绪的表露。而不是这些平静的、有节奏的句子。不是这个平心静气的面具。我仅有一次注意到刹那间的情感闪现：他讲到动物的时候，喉咙有点哽噎。对于人，他似乎没有任何怜悯。他演讲中时不时地朝讲台前面看过去，猛禽似的目光扫过听众。后来，我想我明白了他为什么不想回答问题。你经历过问答环节吗？在这种场合，至少没有人发表某种轻率的评论，或者没有问那种不相干的问题，表明他们刚才根本就没有在听演讲人说的话。我想象得出，对于这个演讲人来说，他这次演讲完以后，类似这种事情会令人无法忍受。也许，他是担心自己会发脾气。因为情况当然就明摆在那里：在冷静和控制的背后，你能感觉到它。深沉的、火山般的情感。假如他允许自己表达这一情感，那它就会从他的头顶喷涌而出，把我们所有人烧成灰烬。

我觉得听众的这种行为也有点奇怪，甚至匪夷所思。他们在未来的可怕景象面前，在他们的孩子即将面临的更加可怕的景象面前，他们竟然如此温顺。就这样平静地、有礼貌地听着，好像这个演讲人不是在描述这样一个时代，自然秩序可怕地颠倒，首先是年轻人羡慕老年人——根据他的说法，这个阶段已经在发展中——然后是生者会羡慕死者。

你为何事而鼓掌呢，但我们就是那样做的，尽管我想我们要是不那么做，甚至会更加奇怪——但是我现在是说早了。

鼓掌前，讲座结束前，这个人抛出一个事实上会打破平静、引起轻微骚动的话题。听众席上传来一阵低语（对此这个人并不理会），人们在座位上变得不安起来，我注意到一些人在摇头，我听到身后某一排一个女人神经质的笑声。

结束了，他说。太晚了，我们犹豫不决的时间太久了。我们的社会已经变得极其支离破碎、功能失调，我们无法及时改正我们犯下的灾难性错误。无论如何，人们关注的内容还是难以捉摸。不管是世界各地一个季节又一个季节的极端天气事件，还是上百万种动物物种灭绝的风险，它们都无法将环境破坏推为我们国家关注的首要问题。多么伤心啊，他说，看到来自最有创造力、受过最好教育的阶层中的这么多人不是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提出创造性的解决方案，而是热衷于个人的治疗、伪宗教活动；这些活动促进疏离，执念于片刻，随遇而安，在俗虑尘怀面前保持平静。（这个世界仅是一个阴影，它是个残骸，它什么都不是，这个世界不真实，别将这个幻象误认为是真实世界。）自我照顾，摆脱一个人自己的日常焦虑，避开压力：这些已然成为我们社会的一些最高目标，他说——显然高于拯救社会本身。正念愤怒只是另一种干扰，他说。我们当然应该有压力，他说。我们应该完全为恐惧耗尽。正念冥想也许会帮助一个人泰然地面对溺亡，却绝对无助于挽救泰坦尼克号，他说。达成内心平和靠的不是个人努力，对他人的同情不可能激发起及时的防止行动，相反，要靠对即将降临的厄运的集体的、狂热的、过度的痴迷。

这个人说，否认巨大的苦难就在眼前，或否认有什么人能够逃过这一劫，都是没有用的。

那我们该怎样生活呢？

我们应该开始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是否应该继续生儿育女。

（瞧，之前我提到的骚动来了：听众席间的窃窃私语和不安，那个女人神经质的笑声。还有，这部分内容是新的。孩子的话题在杂志上发表的那篇文章里没有提到过。）

说得更清楚些，他并不是在说每个孕妇都应该考虑堕胎，这个人说。他当然不是这么说的。他是在说，也许人们一代又一代计划生育的方式的观念需要更新了。他是在说，把人类引入一个在他们有生之年非常有可能成为荒凉而可怕的，甚至根本不适合居住的世界，也许是一个错误。他在发问，盲目向前，假装这个可能性极小或根本就没有可能，会不会是自私的，甚至也许是不道德的、残酷的。

他说，毕竟，这个世界上难道不是已经有无数的孩子迫切需要保护，免受种种已经存在的威胁的伤害吗？不是已经有千千万万的人在遭受人道主义危机，而另外千千万万的人却选择去忘记这些危机吗？我们为什么不能把注意力转向我们周围大量有这种遭遇的人呢？

这个人提高嗓门说，而此时此地也许是我们救赎自我的最后一次机会。一个面临自身终结的唯一道德的、有意义的进程：学会如何就我们已经对人类家庭、对其他各类生物和我们美丽的地球家园所造成的毁灭性伤害请求得到宽恕，并在某种很小的程度上赎罪。尽我们所能去爱对方，去宽恕对方。以及学会道别。

这个人从讲台上拿起他的平板电脑，快速地走向后台。你从听众鼓掌的节奏中听出他们的困惑。就这样啦？他还会回来吗？但是现在重新出现在讲台面前的是之前介绍他的那个女人；她感谢大家的到来，并祝我们晚安。

于是，我们起身，随着人流走出礼堂，迅速涌出大楼，沐浴在夜晚清新的空气中。尽管这是有记录以来最温暖的年份之一，但就目前而言，这是这个地方当月最适宜的温度。

我边上的一个声音说，我需要喝上一杯。另一个声音回应道：我也想！

离去的人群中笼罩着一种压抑的气氛。一些人表情茫然，一声不吭。另一些人则对没有问答环节议论纷纷。一个人说，这也太傲慢了。另一个人说，可能他有点生气，不是满座。

我听见有人说：真无趣。

还有：是你要来听这种东西的，可不是我。

走在一群长者中间的一个老人把大家都逗笑了。哦耶！结束了，结束了，结——结——结束了。我还以为台上的是罗伊·奥比森(3)呢。

我听见：耸人听闻……不负责任。

还有：完全正确，每个词都正确。

还有（十分恼火地）：能不能请你告诉我，这他妈的有什么意义？

我加快了步伐，把人群甩在身后，但是和我几乎同步的是个男人，我认出他也是个听众。他身穿黑西装，脚上是跑鞋，头戴一顶棒球帽。他独自一人，边走边吹口哨，吹的是《音乐之声》中的一首曲子，《我最喜欢的东西》。

我需要喝上一杯。说实话，听到有人说这句话之前，我一直就在这么想。回公寓上床睡觉前，我想喝一杯。我已经决定从校园里走回去，就像我来的时候那样（一英里不到），我知道路上我会经过几个有酒喝的地方——我只要来杯葡萄酒。但是我对这个城市并不熟悉，所以不能肯定什么地方——如果有这么个地方的话——我能很爽地一个人喝上一杯。

我注意到的每个地方都人满为患或者太嘈杂，要不就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没有吸引力。一种孤独和失望的感觉攫住了我。这是一种熟悉的感觉。我想起一个我认识的女人，她已经开始拎着她的酒瓶独饮了。我正准备算了，不喝了，就在这个时候，我想起我的房东住的那条街的街角有家咖啡馆，我之前经过的时候已经没有顾客了，而且我注意到是有葡萄酒供应的。

当然，这个时候这家咖啡馆不是空的。但是，从街上看过去，我能看到，虽然所有的桌子好像都坐满了，不过吧台那儿还是有座位的。

我进去坐下。有那么一刻，我有点慌，因为那个侍应生，一个小伙子，不理会我，尽管当时他并不在招呼其他人；他身上华丽的文身和脸上的胡须让我想起一幅人物风俗画。我拿出手机这个可靠的后盾，玩了一会儿。

玫瑰上的雨露，小猫的胡须。(4)

终于，侍应生慢吞吞地走了过来（这么说，我之前并没有被当成空气），拿了我的单子。终于，我喝上了。红葡萄酒：我最喜欢的东西之一。漫长而辛苦的一天后，我思绪万千，如果能喝上一杯，我就能更好地整理思绪。但我马上就被身后那张桌上的对话分了心。除非我转过身去，否则，讲话的两个人我看不见。我没有转身。但是很快我就知道了他们的故事的要点。

一对父女。母亲去世了。一年前，她在与病魔进行了长期的抗争后去世。他们是个犹太家庭。揭开面纱的时间到了。女儿从外地赶回来参加仪式。父亲压低了嗓音，简直就是在喃喃自语。女儿嗓门越说越高——部分原因是侍应生因为某种原因不断在调高音乐——到最后，她几乎是在吼叫。

你妈妈太难了。

我知道，爸。

她所经历的。

我知道。我在场的。

当然，她很勇敢。但没有人能那么勇敢。

我知道，爸，我在场的。我全程都在。事实上，这是我当时一直希望我们能谈谈的事情。你记得当时的情况，爸。我才是处理一切事情的人。你那么担心妈，她那么担心你。我懂你们俩都太难了。

我记得对她来讲有多难。

我当时一直希望我们能谈谈这件事，爸。当时我自己也在经历很多很多——没人真正知道。你和妈是为了彼此在场，我在场是为了你们俩。但是没有人为我而在场。好像我自己的需求就得抛在一边，而我们从未真正处理这一部分。我的心理治疗师说这就是我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问题。

（听不见。）

我知道，爸。但我在说的是，当时我也很难，我现在仍然很难，这一点我需要得到承认。一直以来，情况还在继续，还在影响着我的日常生活。我的治疗师说这必须处理。

我觉得葬礼进行得很顺利。你觉得葬礼怎么样？

我回到房东的公寓时，发现她坐在餐桌旁，手里端着一杯茶。

我看见你了，她说——让我一头雾水。

听讲座的时候，她说。我在那里看到你了。

哦，我说。我没看见你。

她说，你在后排，我坐在最前面。我和一个朋友在一起，她总喜欢坐得很靠前。我们离开的时候，我看见你了。你有没有在哪里停下来找点东西吃吃啊？

嗯，我撒了个谎，觉得很可笑。是不是因为我不好意思说我停下来喝了酒？事实上，因为我在医院的所见——以及所闻，那天离开医院后，我一口东西都没能吃。

她要给我沏点茶，我婉拒了。

她说，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那个人，但是我真的不喜欢。是我朋友说我们应该去听他的讲座，因为她是他的铁粉。说心里话，我们要不是就坐在他的鼻子底下，我想我可能会起身离开的。我的意思是，我知道他是个大知识分子什么的，有重要的事情要讲，但我认为语气很重要，他的腔调真的让我很烦。我并不是说他讲事情有多么糟糕不对——相信我，我为我的孙辈们的未来深感担忧——但是，像那么讲，像是没有希望了，我不知道，不过，对我来说，那听起来似乎就是不对。我认为任何人都无权告诉人们没有希望了。你不能站着说话不腰疼，告诉人们没有希望了！这说不通啊。他认为你能够带走人们的希望然后期待他们去——他说什么来着？——爱对方，宽恕对方？我要问，这怎么可能？

我同意，这个问题问得好。

她说，如果人们对生活真的那么不抱希望，以至于都不想生孩子，你能想象吗？听上去像是反乌托邦小说里发生的事情。事实上，我肯定在哪本书里看到过这种事。要不就可能是那个国家把怀孕定为犯罪。我记不清了。不管怎么说，我不相信他是认真的。告诉人们别再生孩子。他究竟是谁啊？

他是我前男友。但我没说。

她说，你有没有注意到，即使这是个校园活动，却几乎没有年轻人参加？

我注意到了。

她说，我猜想，其实这并不是他们的原因。

她说，不过，我也不能说这样度过一个夜晚没有意思。你觉得呢？

我也认为这样度过一个夜晚很有意思。

你确定不要喝点茶吗？什么都不要喝吗？来杯葡萄酒？

我说，不，不用了，谢谢。

我进房间前，突然想到要告诉她听完讲座吹着《我最喜欢的东西》离开的那个男人。

她说，哦，很搞笑啊。她发出短促而尖锐的笑声。我一直都不喜欢那首多愁善感的歌，但是我的确记得全部的歌词。

于是，那天又一个奇特的时刻，我站在一栋陌生的房子的厨房里，听着一个我并不了解的女人从头到尾唱出《我最喜欢的东西》。

躺在床上，关灯之前，我从床头柜上的一堆推理小说中拿了最上面一本。以1970年代丑陋、阴暗的纽约为背景，海史密斯和西姆农传统下的心理惊悚小说。

一个男人在密谋要杀死妻子。他和她结婚时间不长，除了他们第一次见面后有过一小段时间的性迷恋，他从来都没有真正在意过她。完全可信的是，因为她既刻薄，又自私，而且看不起他，所以，这个男人便慢慢开始恨她。这个男人内心深处一直都厌恶女人，部分原因是他妈妈在他小时候喜欢揍他。他似乎没有哪次和哪个女人发生性关系——从他经常光顾的城里的妓女到他的合法妻子——而不产生强烈的羞耻感。从童年时代起，因为他妈妈的缘故，他就常常幻想着谋杀这个或那个女人。在他心里，他把这些女人戏称为“候选人”，要勒死的“候选人”。

这个男人安排好带他妻子去他们第一次度蜜月的加勒比海度假胜地度他们的第二次蜜月。他选择度假酒店作为下手的地点，因为他认为要伪装一个从他们的房间阳台非法闯入的犯罪现场易如反掌。“窃贼”会发现他妻子独自一人，结果就勒死了她。这个男人缜密地计划好了每一个细节，然后就坐等计划好的几个月后他们出发的那一天。当然，在此期间，他发现他妻子的行为发生了一些变化，对此他不能肯定个中原因。他开始相信她在隐瞒什么事情，这可能会挫败他的计划。结果发现，他妻子的秘密是她怀孕了。他知道她怀孕的同时知道她刚刚堕胎了。妻子是个天主教徒——尽管已经放弃了这一宗教信仰——她鬼迷心窍，老是觉得自己会下地狱。

这个男人几乎不敢相信自己运气会这么好。不需要一路艰辛地去往阿鲁巴岛了。用不着伪造破门而入了。最好的是，无需再等。他妻子正好给了他一个完全可信的理由让她结束自己的生命。他甚至无意之中听到她向她最好的朋友哭着说她害怕，在教会的眼里，她犯下了谋杀罪。于是，这个男人开始设计新计划里一个个具体细节。

可是，谋杀还未来得及实施，他妻子又让他大吃一惊，因为她和一个男朋友私奔了，而这个男人甚至从来都没有感觉到他的存在。他得知这件事后，气得像头发怒的野兽。他直接开车去了妓女家，勒死了她，然后又勒死了她的皮条客；皮条客正好在隔壁房间看电视。事后他想，尽管除掉那个女人给了他一直在寻找的快感和解脱，但是杀掉那个男的才让他颇感自豪。再后来，他回想除掉这个女人时自己的感受：他对她其实没有敌意。他认为她不该死。但是，他也不为她感到难过。她是个妓女，妓女总是被杀掉的。她们咎由自取。

第一部分到此结束。

帕特里夏·海史密斯曾经承认她喜欢罪犯，她发现这种类型的人极其有趣，甚至因为他们有活力，精神自由，拒绝向任何人低头而令人钦佩。但是大多数犯罪小说里的罪犯不是这样的。特别是那些杀手，尤其是那些连环杀手，不是这样的。这个罪犯具有我们所熟悉的暴力精神变态者的一维人格。他残忍，是虐待狂，缺乏良知和共情。让他比别的罪犯多一点招人喜欢的地方是，他渴望自我完善。他才20多岁，耿耿于怀的是他不知怎么错过了他生命中某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他把这个部分与对艺术的理解和欣赏联系在一起。小说一开始，是一个迷人的夏日黄昏；他独自一人在林肯中心那闪闪发光的新落成的楼群里闲逛。他在广场中央喷泉喷出的水流上看到了彩虹，羡慕地注视着人流涌过去观看各种各样的表演，这是一件他自己从未做过，而且连想象一下自己去做都难的事情。可能他在设计一次残忍的犯罪行动，但是他也幻想着“学到更多的文化”。后来，同样的渴望驱使他偷偷溜进哥伦比亚大学的课堂。学到更多的文化，阅读有影响的书，懂些音乐和艺术——他希望一旦他摆脱了杀妻的念头，他就要在这些事上面多花点时间。杀手性格的这一面并没有使我喜欢他，但这确实让我同情他。我有种感觉，这一长处，一如其罪孽，也在击垮他这件事上起了作用。

当然，不用去刨根问底我因此非常高兴。我很高兴小说看到第一部分结束、30来页的样子，我就把书放下了。对凶杀案是如何侦破的，我没有多少好奇心。推理小说结局如何对我来说从来都不重要。事实上，我发现了，用很多页的篇幅描述迂回曲折和其他大惊小怪的事情，结局通常是令人失望的，坏蛋被抓住，最终被绳之以法或被处死，一成不变是最不能令人激动的桥段。

我喜欢养老院里一个老太太的故事，她有本书，是侦探小说，她能够看了一遍又一遍，每次都好像是第一次看一样。看完的时候，她就忘了前面讲的是什么；重新开始看的时候，她又会忘记它最后是怎么收场的。

我的房东有听力障碍。她没听见我走进客厅，尽管我没有刻意地要轻手轻脚。那是第二天早上，我准备走了，我过去谢她，并跟她说再见。她没有看见我，因为她站在窗口，往外看。我跟她说话的时候，她倒吸着一口冷气转过身来，一只手按在胸口上。

有些女人过了一定的年龄之后，某种婴儿般的东西就会重新出现在她的脸上。脸变胖的同时肉松弛了，你能够想象出这个女人小时候蹒跚学步时的样子。我面前的这个女人就是如此：像个受了惊吓的蹒跚学步的孩子。她在哭。我说不好这个事实在多大程度上加深了我的这个印象。

当然她没事，她说，短促而尖锐地大笑。没什么不对劲儿，她说，根本没什么。我只是，嗯，你知道的。我只是在想事情。

想象一下我昨晚看到你在听众席上时，我有多么惊讶（他写道）。你搬家了吗？我之前不知道。我想，如果你想和我聊一聊，事后你会找我的。我想，如果你想被看见，你就不会坐那么后面。不管怎么说，我真的想让你知道我看见你了，谢谢你来。我本想晚饭后想办法联系你的，但后来时间太晚了。我又想，也许如果你愿意早上早些起来，我离开前我们可以在我住的酒店共进早餐。后来我突然想到和我吃早餐这个想法也许会让你很害怕。唉，现在太迟了。我人在机场。再次感谢你到场。对我来讲，在那里，知道你在听是不一样的。我希望你一切都好，也希望你不介意我给你发这条信息。我担心它也许会让你痛苦，但看起来这样做是合适的。但是，不用说，请不要觉得你一定要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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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痛苦的是看见他比原来老了很多。并不是说他曾经很帅，他仍然很帅。唯一比看到你自己变老更难受的事情是：看到你爱过的人变老。

她说，她只是在想事情。

福楼拜说：思考即受罪。

这和亚里士多德说的“感知即受罪”是一个意思吗？

永远都要尽可能地让观众受罪。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

受罪的豆煮玉米。西尔维斯特这只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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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集创作和表演于一体的诗歌文类。

(2)　Bernard-Henri Lévy（1948—　），法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作家、导演。

(3)　Roy Orbison（1936—1988），美国歌手，作曲家，蓝调摇滚音乐创始人。

(4)　《我最喜欢的东西》中的歌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