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宁顿研究

另一系列经典的社会影响研究走出了实验室，不再采用细致微妙的特定实验范式，而是回到了人们熟悉的政治说服（political persuasion）问题。众所周知，改变一个人的政治观念非常困难。当然，媒体的竞选宣传有时确实会取得一定的成效，但很少真正改变选民的基本政治观点。媒体的竞选宣传可以有效地展示候选人的个人活力、领导力或同情心；或采取卑鄙的手段诋毁对手的声誉。但事实上，竞选宣传很少引起真正的政治转变。即使是最精巧的呼吁言辞也很难说服保守派民众给自由派候选者投票，反之亦然，更不用说改变选民的基本意识形态了。实际上，大多数成功的政治竞选活动都不会试图改变选民的观点，而是试图赢得“未定”的选票，尽力找出其支持者，并确保他们在选举日为其投票。

在此背景下，基于许多投票习惯稳定性的实证研究结果（例如，Berelson, Lazarsfeld, & McPhee, 1954;Hyman & Sheatsley, 1947），以及大众媒体宣传未能改变社会和政治态度的情况（例如，McGuire, 1986;Roberts & Maccoby, 1985），我们将介绍在20世纪30年代末的一项著名研究，即西奥多·纽科姆（Theodore Newcomb）的本宁顿研究（Bennington Study, Newcomb, 1943）。这项研究的基本发现可概括为：1935年至1939年，有一批主要出身中上阶层家庭的年轻女性进入本宁顿学院学习，与父母一样，她们的政治观点和投票偏好普遍倾向于保守的共和党。但在本宁顿生活了几年后，学生们的政治观点和偏好已经远远不同于父母和其他位于同一社会阶层的大多数美国人，她们变得更加“左派”。

193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校园民意测验结果有力地验证了这些变化。那一年，罗斯福（Roosevelt）的连任竞选面临着两方面的挑战：一是共和党人批判他的自由主义新政；二是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候选人成功地说服了已厌倦大萧条的美国人，使其认为有必要对社会进行更彻底的改革。在本宁顿学院一年级学生中（在选举时刚刚入学），超过60%的人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兰登（Landon），支持现任民主党总统（罗斯福）的人不到30%，还有不到10%的人支持社会党（托马斯（Thomas））或共产党（布劳德（Browder））。这些投票百分比（包括两位激进的候选人获得了非同一般的支持率）反映了学生的富裕父母和同一社会阶层者的偏好。在大二学生中（在本宁顿生活了一年多），政治观念的左倾已经明显出现：学生对兰登和罗斯福的支持率大致相等（43%），两位激进候选人平分剩下14%的支持率。在大三和大四学生中，这种转变更为明显：只有15%的人支持兰登（该候选人得到大部分学生父母的支持），约54%的人支持罗斯福，超过30%的人选择了两个激进派之一。

这些投票率的变化以及四年里纽科姆收集到的其他指标表明，社会环境可能会让许多人的基本社会和政治态度产生巨大变化——这些变化很少由演讲、报纸文章或者辩论产生。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变化是在反对家庭观念和价值观的情况下发生的。最值得注意的是，在离开本宁顿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政治观念转变者仍然表现出自由主义倾向。20多年后，在1960年的大选中，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几乎没有得到东北地区富裕的新教大学毕业生的支持（根据纽科姆的统计，30%的支持率已经算高了），而大约有60%的本宁顿毕业生（1935～1939年毕业）把票投给了肯尼迪。当这些人被问到目前的政治观点时，超过65%的人表示，在大多数问题上他们是“自由派”或“中间偏左派”，而只有16%的人认为自己是“保守派”（其余的人认为自己是“中间派”）。简而言之，政治阵营持续反映出本宁顿带来的影响（Newcomb, Koenig, Flacks, & Warwick, 1967）。

基于这些结果，纽科姆仔细观察了本宁顿的环境，检验了一些与社会影响有关的特定假设。我们了解到，20世纪30年代的本宁顿是一个充满活力、紧密团结的社区，几乎自给自足、与周围社区隔绝。那里的教授普遍年轻、有活力、政治上自由，他们决定提高在课堂内外遇到的、经济条件较好的年轻女性的社会意识和参与度。这种群体精神的力量是强大的，而且有明确的证据表明本宁顿存在群体的一致性压力，尤其是存在本宁顿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规范的压力。纽科姆的研究表明，相比保守派学生，政治上积极的自由派学生更有可能交到朋友、得到认可以及成为领导者。自由派显然形成了一个内群体（ingroup），导致学生群体发生了变化，在某些方面甚至形成了一场成熟的社会运动。对于许多乃至大多数即将入学的学生来说，本宁顿的同学成为主要的参照群体，他们急切地寻求该群体的接纳和认可，内化该群体的价值观。但仍有少数人没有发生变化；他们保持冷漠，基本上没有改变态度，也许（正如纽科姆所说）是因为他们仍然和家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结，并且避免了可能的冲突和反对。

纽科姆的分析着重强调了学生政治转变的社会适应功能，即新接受的自由主义或激进主义与渴望社会认同之间的关系。正如阿希（1952）和其他研究者后来所注意到的，纽科姆的研究忽视了认知层面，因为本宁顿的学生显然在思考和讨论全球发生的重大事件，当时美国正处于大萧条时期，纳粹正积蓄力量，准备在欧洲发动战争。我们目前尚不清楚，是否任意一种政治正统观念，都能被群体和意见领袖成功地灌输给学生。但至少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本宁顿的社会环境，包括群体凝聚力、与竞争相对隔离的社会环境，当然还有社会接纳和排斥所带来的从众压力，这些都是学生左倾运动的必要特征。同样的全球性事件以及社会正义和经济改革的争论，对身处不同社会环境、面临不同社会压力的同辈群体的影响则相对较小。

区分本宁顿研究以及其他相似事件中各种因素，即探索群体压力的本质、与社会隔绝的关联性，以及群体凝聚力的来源和重要性，已经成为20世纪50年代心理学家的主要任务。在现场研究（最有名的是Festinger et al., 1950；以及Siegal & Siegal, 1957）和后来的无数实验研究中（例如，Back, 1951; Schachter, 1951），心理学家采用了更复杂、严谨的新标准成功地区分并研究了许多发生在群体环境中的复杂社会过程。与此同时，穆扎费尔·谢里夫正忙于一系列现场研究，这些研究所承袭的知识传统非常不同，接下来我们将讨论这些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