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长征胜利的第1个理由——坚强统一的领导群体

自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经过了二万五千里长途征战，在历时近两年的生与死、血与火、正确与错误的考验之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一批具有远见卓识、富于献身精神的杰出领导人真正地成熟起来。长征锻造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群体，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军队中的领导地位。长征终于以“我们的胜利，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尽管十几块苏区只剩下西北一隅，尽管30万红军仅存3万，尽管国民党围追堵截的大军又蜂拥而来，但毛泽东以他独有的气魄和战略家的眼光，高度评价了长征胜利的伟大作用，并英明地预见到：“长征一结束，新局面就开始了。”

步调一致确立领导核心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遵义会议在红军力量薄弱和中国共产党几乎陷于绝境的危急关头胜利召开。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一直得到共产国际多方面的指导，包括有益的帮助和错误的指示，而遵义会议是在双方中断联系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也是毛泽东一生功业的转折点。

尽管如此，遵义会议后的毛泽东十分清楚：虽然在遵义会议上他进入了中央决策层，但仍然要遭遇一个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政党在选择自己的核心领导时所必须经历的各种考验。遵义会议出现的变局，主要不是因为当时的中央领导层在整体上对政治路线或思想路线的认识有多大改变和提升，而是基于大家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以来没有章法的溃退强烈不满，并形成了“仗不能再这样打下去”这个共识。一向谦虚稳重的朱德，甚至在发言中说出“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这样的重话。于是，改变领导决策层迫在眉睫。毛泽东此前在创建红军和开辟中央苏区过程中积累了很高威望，虽然屡受排挤和打击，不能参与决策，但毕竟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名义上还是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主席。在出席遵义会议的人员中，他和张闻天（洛甫）、王稼祥的主张也最鲜明，一批红军将领也支持他。在危急关头，大家觉得还是让毛泽东出来参与指挥更好些。

后来，人们一般都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这主要是指毛泽东在中央决策层起的实际作用而言。从名义上讲，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和权威并不是遵义会议后立刻就明确起来的。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后，常委有五人：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博古、陈云，会议明确“以毛泽东同志为周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也就是说，当时党内最高的军事指挥者是周恩来，政治上则明确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

这个安排大体有这样一些考虑。第一，在非常时期，保持领导层的稳定很重要，只能做幅度不太大的调整，用原来的中央常委继续负责，大家容易接受。在此前的常委中，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确实唱了主角，周恩来也是此前的常委，而且是此前的决策核心“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的成员。一个掌党，一个掌军，比较合适。第二，张闻天是从莫斯科回来的，以前和王明、博古属于同一“阵营”，共产国际和王明那里也容易通过，如果用此前“左”倾教条主义者主要打击的对立面（毛泽东）来代替博古，变化太大，阻力也大，还涉及对共产国际的政治路线的看法，而这是当时很难去讨论的问题。第三，在长征途中，谁在党内负总责，并不是特别重要，关键是谁能够领导红军打好仗，只有在战争中不断得到军队拥护的人，在军事斗争中让党和红军转危为安的人，才能真正成为党的领袖。所以，毛泽东在日后回顾这段历史时说：“遵义会议只集中弄清军事路线，军事领导是中心问题。组织上不久也取消了博古的中央书记而以张闻天（洛甫）代之，因为当时只有如此才能团结我们内部。”

在不断的党内争议、磨合中，直到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前的政治局会议上，王稼祥从莫斯科回来传达共产国际的意见，说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机关中要在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这才明确了毛泽东实际上的领袖地位，全会以后，张闻天主动把工作逐渐向毛泽东转移。后来毛泽东赞叹说，“洛甫这个同志是不争权的”，是“开明君主”。正如陈云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遵义会议前后，我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会前不知道毛主席和博古他们的分歧是原则问题，对毛主席也只是觉得他经验多。遵义会议后，开始知道毛主席是懂军事的。红军南渡乌江后，方才佩服毛主席的军事天才……”从井冈山时期起就和毛泽东患难与共的朱德也认为：毛泽东是一个“有魄力、有能力，遇到困难总能想出办法”的人。朱德还说，“实践证明，有毛泽东领导，各方面都有发展。照毛泽东的方法办事，中国革命一定有把握胜利”。周恩来在一次演说中讲：“……有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和指示……在许多紧急时机、许多重要关键上，保证了我们党丝毫没有迷失了方向，没有走错了道路。”

所以，邓小平晚年谈到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时，用语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

一、力挽狂澜的毛泽东

毛泽东是家喻户晓的伟人，之所以伟大跟二万五千里长征是分不开的。长征作为人类活动史上的一座丰碑，在长征中，没有毛泽东力挽狂澜、无私无畏坚定地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运筹帷幄的高超指挥艺术，就没有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长征，是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而长征途中的毛泽东，则是这场伟大历史转折的掌舵人！

长征作为政治家的舞台，锻造出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批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都是在长征中锻炼出来的。而长征作为军事舞台，它又锻造出一批了不起的军事家。大家都晓得，毛泽东没出国留学过，也没学过军事，人家说他就靠着《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水浒传》打仗。毛泽东后来说他以前连《孙子兵法》都没有看过，是到了延安后才读的。但是毛泽东熟知中国的历史，熟知中国的文化。长征以前他在中央苏区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这样一条道路，弄到了七八万人马，创建了根据地。但是共产国际是不讲这些的，博古他们来到中央苏区，就把毛泽东的军权夺了。结果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湘江之战之惨烈，从8.6万人打到只剩3万多人。毛泽东曾说，湘江之战有不可预测的减员，然而，从长征开始到遵义会议前，毛泽东多次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但由于博古、李德等人的拒绝，建议大多不被采用。毛泽东为这支由他亲手创建的红军的命运担忧，更为中国革命的前途担忧。由于当时毛泽东已失去领导权，但为了红军的命运和前途，他一刻也没有放弃与“左”倾路线的斗争。

红军长征进入贵州后，中共中央于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并非偶然。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红军被迫长征，毛泽东为扭转当时的不利局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多次提出自己的主张和意见，并在行军途中开导一些领导人，并让他们从实践中认识到毛泽东军事指挥的正确。毛泽东在长征中注意了团结这一问题，在领导层中极力争取可团结的力量。长征开始后，毛泽东因伤病坐担架随队行动，经常与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身负重伤，同样坐担架的王稼祥同行。因此，结识了这位由苏联回国到中央苏区工作并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毛泽东一边行军一边与王稼祥交谈，到宿营地休息时更是经常彻夜长谈，商谈了许多有关领导党和军队的问题。在毛泽东的说服和教育下，王稼祥逐渐摆脱“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以崭新的姿态开始向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奔进。因此，在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上，王稼祥都坚决地支持了毛泽东的意见。在遵义会议召开的重要时刻，在毛泽东发言后，王稼祥更是第一个挺身而出，积极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投下关键的一票。这也给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转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也可以说是毛泽东在团结的前提下争取的领导人之一。

张闻天是从苏联回国的临时中央领导人，在党内地位高，影响大。毛泽东苦口婆心地开导，耐心地说服和争取他。张闻天到苏区工作是受到“左”倾中央派的排挤，派他到苏区政府工作，意在一箭双雕，既排挤他又排挤毛泽东对苏区政府的实际领导。在张闻天到政府就职的命令正式发表后，毛泽东主动同他作了几次长谈。一起工作后，相互的接触越来越多，相互的了解也越来越深。毛泽东主动与张闻天搞好团结，极力说服他，循循善诱，使他的思想与自己的思想越来越靠近。张闻天表现出对毛泽东的尊重，他也向毛泽东谈论对博古决策的看法，毛泽东则结合实际科学地分析“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和危害，说明自己的主张。在毛泽东的开导和启发下，张闻天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

在1934年12月11日中央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后，敌人已经发现中央红军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正在调集大量兵力包围中央红军。张闻天发现这一问题后便向毛泽东说了紧急情况，并问：“应该怎么办？”毛泽东明确回答：“不能再照原计划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了，而应该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张闻天说：“你的意见是正确的，否则，我们会中敌人的计谋，处境更加危险。”因此，在中央军委召开紧急会议时，张闻天态度坚决地支持了毛泽东的主张。当时，张闻天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兼书记处书记，他的积极行动，对于配合当时还不在中央领导核心，在中央基本无发言权的毛泽东进行纠正“左”倾路线的斗争，起了重要作用。后来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紧接王稼祥之后发言，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对博古和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作了深刻的批判，并明确提出必须由毛泽东出来领导，在这之后的长征中，无不显示着他们之间的团结。

中央红军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中，兵力损失过半。惨痛的失败教育了周恩来，使他对李德、博古执行的“左”倾军事路线不断怀疑、抵制和批评，使他进一步认识到毛泽东战略战术原则的正确，从老山界开始在行动上已经站在毛泽东一边。中央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后，毛泽东在1934年12月12日中央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提出改变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以争取主动，打几个胜仗，使部队能够稍事整休，恢复体力和战斗力。周恩来公开站在毛泽东一边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尽管李德和博古坚决反对，但政治局多数同志从全局出发，同意了毛泽东西入贵州的正确主张，使中央红军避免了多出我军五六倍敌军的围追。从此，毛泽东又开始参加对红军的领导工作。1934年12月18日召开的黎平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西进贵州的正确主张，确立了红军北上黔北、建立新的根据地的战略行动方针。而1934年底猴场会议的召开，批评了李德、博古的错误意见，重申了黎平会议决定的正确方针，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中起了关键性的核心作用，当王稼祥提出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倡议时，周恩来更是毫不犹豫地支持。到1935年1月中旬遵义会议召开时，周恩来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并全力推举毛泽东为我党我军领袖。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达维镇胜利会师，这本是一个很好的结果，但却面临着一个严重的党内领导的分裂的问题。个人野心膨胀的张国焘凭借红四方面军的绝对优势，想以军压党、篡夺党的最高领导权，在两河口会议上，张国焘开始发难，对毛泽东等人的领导权虎视眈眈。他反对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应是红一、四方面军今后的总方针。他坚持向川康边发展的错误方针，进而不断向党中央提出要“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要求自任军委主席之职，并有“独断决行”的权力。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朱德、聂荣臻、叶剑英等红军将领的配合下，粉碎了张国焘的野心图谋，8月9日，中央在《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中指出，“中国工农红军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唯一的，绝对的领导下，生长和发展起来的，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工农红军，就没有苏维埃革命运动”。

然而，此时正处在极其困难中的党中央，面临有可能发生的党内分裂，毛泽东针对张国焘比较听从共产国际的特点，便委派张浩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做张国焘的工作，最终争取了张国焘的北上，虽损失了一些力量，但最后还是有了甘肃会宁的三大红军主力胜利会师的壮举。许多党内领导人建议把张国焘开除党籍，可是毛泽东却不同意，因为他看到了红四方面军的力量和广大指战员，为了红军内部的团结，毛泽东放弃了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建议。可见毛泽东无私无畏地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为红军长征走向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此，彭德怀曾说过：“毛主席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表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是在党内路线斗争中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典范。”后来，陈毅同志讲过：我们都是游击队长，听谁的？实践证明毛泽东比我们强，放弃了过去的看法，心悦诚服地支持毛泽东。除了政治影响和军事影响之外，毛泽东还把他的精神信仰生动具体地贯彻到全党全军中去，使广大干部和红军指战员更加坚定了革命的信心和完成长征的决心。

通过长征的洗礼，中国共产党人清楚地看到：起初“左”倾路线主导的领导层决策之错误，不但使党在白区的有生力量全部丧失，而且丧失了根据地力量的90%以上。所有的红军将士不但在胜利中认识毛泽东，更是在失败中进一步认识了毛泽东：是毛泽东主导的军事路线，在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粉碎了蒋介石一次次凶猛的“围剿”。痛定思痛，血的教训教育了党和红军：唯有毛泽东才是使红军摆脱绝境、走向胜利的领袖。

二、甘为辅弼的周恩来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周恩来拥护毛泽东的领导，协助毛泽东工作，两位伟人的亲密合作，开始于遵义会议前后，这正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转折点。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周恩来功不可没。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湘江战役后，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李德已毫无威信，博古不懂军事，更由于失败而感到责任重大，意气消沉。伍修权在他的《回忆与怀念》中这样说：过了湘江，“兵力就损失了三分之二，有的部队已经溃散解体，而敌人正前堵后追，重兵设围。在此危急关头，李德束手无策，只能发脾气骂人。博古也一筹莫展，只会唉声叹气。正是周恩来同志毅然挑起重担，承担了实际的指挥责任。”周恩来曾在延安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中说：“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同时，在进军途中，周恩来能听取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的正确意见，破例请毛泽东参加通道会议，他主持黎平会议，把毛泽东等的正确意见通过政治局会议变成了党中央的决定。

1934年12月12日，中央部分领导人在湘黔交界的通道县城举行紧急会议。毛泽东参加这次通道紧急会议，是朱德和周恩来把毛泽东请回来参加的。这是毛泽东从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第一次改变了“加里宁”（博古嘲笑毛泽东是无实权的苏维埃主席）的身份，参加军事决策会议。毛泽东对极其严重的敌情进行了分析，认为鉴于在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道路上蒋介石已设置重兵，红军已失去到达湘西的先机，建议转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建立川黔边根据地。毛泽东的建议得到与会大多数同志的赞同。中央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中央红军按会议精神进军贵州，打破了具有“处理一切”权力的“三人团”的权力结构。“三人团”开始分化。周恩来和朱德一起，促使博古、李德几年来第一次采纳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改变进军方向，开始对中央的战略发生了重大影响。

通道会议一结束，中革军委于当晚19时发出“万万火急”命令：全军向贵州前进。遵此命令，先头部队红二师于14日攻占贵州边防重镇黎平县城。但博古、李德仍固执己见，并通知红二、六军团说：中央红军“现已西入黔境，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毛泽东鉴于敌人在湘西南地区布置重兵的情况，力主放弃北出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摆脱敌人争取主动。他将此意见与张闻天（洛甫）、王稼祥商量后，由张闻天（洛甫）向周恩来提出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建议。周恩来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博古知道后不同意。周恩来说：“洛甫同志是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是政治局委员，王稼祥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他们三人有权建议召开会议，而且他们的意见我也赞同。现在是扭转危机的关键时刻，趁敌还没上来，我们抽空召开个会议，统一认识、明确方向并作个决定。这样，有利于红军今后步调一致的行动。”此时的博古已不完全信赖李德，对执掌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大权，也已有些心灰意懒，就顺水推舟，未与李德商量，便同意了。

12月18日，由周恩来主持，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是一次讨论红军今后战略方针的会议。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后，主持会议的周恩来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并通过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写成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明确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会后，周恩来把黎平会议决定的译文送给李德看（李德因病未参加会议）。李德大发雷霆，向周恩来提出质问。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标回忆说：两人用英语对话，“吵得很厉害。总理批评了李德。总理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起来，熄灭了，我们又把灯点上。”博古尽管自己的意见被会议所否定，还是服从了会议决定。当他知道周恩来和李德吵起来时，对周恩来说：“不要理他（指李德）。”中革军委在当天决定紧缩机关，充实战斗部队，撤销八军团，并入五军团。第二天，朱德、周恩来为执行这一决议作出行动部署。这一决议及其实行，使中央红军从长征开始后的被动局面中摆脱出来，避免了陷入绝境。

1934年底到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又在瓮安的猴场（今草塘）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红军立刻抢渡乌江、攻占遵义。7日，中央红军占领贵州第二大城市——遵义。9日，周恩来随军委纵队进驻遵义后，立即布置总部参谋人员打扫贵州军阀柏辉章住宅。当时在总部工作的吕黎平在其《青春的步履》一书中回忆说：“我们中午进屋后，周副主席上下巡视了一番，指出：‘作战科住楼下，把楼上那间大房子打扫布置好，供开会用。’……下午周副主席又亲自检查一遍，表示满意。”周恩来及军委的其他同志还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13日，周恩来又亲自打电报通知刘少奇、李卓然：“十五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十四日赶来遵义城”参加会议。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城红军总司令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它的目的之一，是检查在第五次反“围剿”与西征中军事指挥的经验与教训。会议由博古主持，并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他与博古的态度截然不同，明确提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错误，从主观上作了检查，承认自己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批评，丝毫不推卸责任。同时，他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他指出，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杨尚昆在其回忆录及相关谈论中，谈到此事说：“他出以公心，不计较个人得失的这种正确态度，对扭转会议形势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如果没有他站出来，会议要取得这样大的成功是不容易的。”并且，“当毛泽东同志作长篇发言集中批判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后，周恩来同志又不计个人得失，以他的地位和威望，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这对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会议结束后，中央常委开会分工，以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杨尚昆曾在《追忆领袖战友同志》中说：“但恩来同志从中国革命的最高利益出发，出于对毛泽东同志的充分信赖，自觉地把自己置于助手的地位，让毛泽东同志全权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可以这样讲，恩来同志在遵义会议期间所作的努力，起到了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事实正如毛泽东同志会后所说的那样：‘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

3月10日，周恩来在苟坝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林彪、聂荣臻提出的进攻打鼓新场的建议。周恩来回忆说：“从遵义一出发，遇到敌人一个师守在打鼓新场那个地方，大家开会都说要打，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毛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嘛。但别人一致通过要打，毛主席那样高的威信还是不听，他也只好服从。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这样主席才说，既然如此，不能像过去那样指挥，还是成立几个人的小组，由主席、稼祥和我三人小组指挥作战。”毛泽东在后来的讲话中也说：后来搞了个三人团，团长是周恩来，团员一个是我，一个是王稼祥。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虽然是作为周恩来的“帮助者”，但此后的军事行动，周恩来尊重毛泽东的意见，不攻打打鼓新场，就是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再三建议而说服大家放弃的。此后的三渡赤水、四渡赤水、南渡乌江、西进云南，巧渡金沙江，跳出敌军的包围圈，毛泽东书写了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这也是与周恩来尊重毛泽东，全力支持毛泽东分不开的。

三、“开明君主”张闻天

举世闻名的长征是党的领导者集体智慧谱写的不朽乐章。这个领导集体的核心无疑是毛泽东，然而其他成员的配合也是不可或缺的，张闻天（洛甫）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成员。他早年曾先后在东京、旧金山学习和工作过。1925年6月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长征途中，张闻天曾短期担任党的总书记一职，遵义会议后3年多还存在着“洛毛合作”的领导体制；他也曾三次主动“让贤”。毋庸讳言，他在长征之前曾经犯过“左”倾错误，但是由于他的自觉转变而对长征起了特殊重要的作用。

张闻天自1933年接触苏区时间不久，就同“左”倾中央主要领导人博古发生了政治上的分歧，至1934年4月的广昌战役失败之后，他同博古之间又在军事方针问题上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张闻天认为不该同敌人死拼，博古则讥讽他是普列汉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两人争得面红耳赤，争论之后张闻天一直没有改变自己的态度。长征初期的张闻天拥护毛泽东，促成了遵义会议胜利召开。毛泽东曾在党的七大期间的一次讲话中指出：“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样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周恩来后来在提起遵义会议时也说过：那个时候开始是闻天转得快。

红军长征出发之后，一方面是李德、博古军事领导的错误继续发展，另一方面党内军内对于这种错误的不满也随之日益增长，而集中反映这种不满并同错误斗争行动的则是毛泽东和张闻天、王稼祥三人组成的被称为中央队的“三人集团”。关于“三人集团”，张闻天在后来的记述中写道：“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在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的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张闻天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罗明在回忆这段长征历史时，还记得在湖南通道地区，一次巧遇张闻天就军事紧急形势向毛泽东求教，和毛泽东提出向贵州进军建议的情景，他记得在到达通道第二天去见毛泽东时就遇上了毛泽东正在同张闻天谈话。李德在《中国记事》中有这样的记载：在到达黎平之前的一次讨论作战方案的“飞行会议”上，他的“转向北方”的方案遭到毛泽东的拒绝，而毛泽东“继续向西”，“进入贵州内地”的主张，则是“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

遵义会议召开前不久，张闻天根据同毛泽东在路上商定的意见，起草了一份重要报告。会议开始后，临时中央的总负责人博古作了主报告，强调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是由于敌军过于强大的客观原因。张闻天随后发言，作了批判“左”倾军事错误的“反报告”，从而改变了会议的气氛，使绝大多数与会者开始清算“左”的错误。会议后期，张闻天负责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得到通过。这是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文件，它宣告了王明“左”倾路线在党内统治的结束，和毛泽东代表的路线领导地位的确立。这份用血的代价换来的关于历史教训总结的文件，也确实融合了张闻天本人在会议前思想转变中提出的一些观点。十年后，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期间说：“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

1935年2月5日，当红军长征到达云南扎西，许多领导人都感到博古不能再负责下去，中央常委需要重新分工，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担任总负责。张闻天从年轻时起就喜好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不长于处理琐事，常在沉思问题，像一位温文尔雅的学者。他被推为总负责人之后，一再感到并不完全适合于领袖地位，希望毛泽东担任总书记。毛泽东以身体不好并忙于军务为由拒绝。1935年4月红军长征渡过北盘江后，中央讨论要派一位中央负责人到白区工作，张闻天主动要求离职前去，结果毛泽东等人不同意，改派陈云前往。遵义会议后，张闻天一直坚持集体领导，遇事总要征求大家的意见，经过讨论后再由他作结论。张闻天的信条是，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他在绝大多数场合都采纳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几次开玩笑说：“洛甫，你是‘明君’，开明之君。”

1935年夏天红一、四方面军会师，身为政治局委员并在四方面军担任领导的张国焘伸手要权。为了表示团结，张闻天又主动向毛泽东提出“我这个总书记的位置让给他好了”。毛泽东经过考虑后说：“不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于是中央决定，让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委。事后证明，毛泽东的考虑是有远见的，因为后来张国焘对抗中央的北上决定，并另立“中央”，从组织程序看是严重的反党行为。起初张国焘曾经利用四方面军中张闻天的老同学来做拉拢他的工作，然而张闻天不为所动，而且站在党的立场上做争取这位老同学的工作。张闻天在这场斗争中对毛泽东的协同配合，更表现在野心家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千钧一发之际，他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站在一起，作出紧急决定，立即率领部队脱离险地。为此，他亲自向部队做解释工作，亲自同彭德怀一起布置部队警戒，终于在各方面的共同协作下使中央脱离了险地。

早在1935年6月26日中央召开两河口会议之前，张国焘在攻打松潘问题上就暴露出与中央北上方针有分歧，张闻天在1935年6月24日撰写了《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一文，详细阐述中央方针，指明消极逃跑的危险倾向。文章针对张国焘所暴露的畏敌避战情绪和向西南方向转移的主张，从战略的高度上不指名地进行了批评。1936年1月13日由他署名的中央《给张国焘的电报》，郑重地劝告张国焘：“兄之临时中央，望自动取消，否则长此下去，不但全党不以为然，即国际亦必不以为然，尚祈三思为幸。”及至张国焘被迫同意北上后，8月初出现了三个方面军接近会合的可喜形势。8月15日，张闻天又撰写文章《欢迎北上抗日的二、四方面军》，指出：“这是具有全国与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的胜利会合。”

四、“关键的一票”王稼祥

众所周知，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及以后都是毛泽东的积极追随者，然而，早在1930年他刚从苏联回国的时候，却曾与王明等一些自命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人一样，认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王稼祥是在革命实践过程中，逐步认识到马列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开始从“左”倾转向反“左”倾，并最终在遵义会议上完成这一重大思想转变的。

王稼祥曾经和王明一样，是一位教条主义者。中共早期有一个“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故事，这一说法是中山大学学生余笃三为了挖苦王明及其追随者而提出的，因为王明一直自称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当时，王稼祥就是这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个。不过，与其他人不同的是，王稼祥并没有那种根深蒂固的宗派主义思想，也从来不觉得自己去莫斯科留过学就高人一等。但是，由于一直在苏联接受马列主义教育，没有进行过中国革命的实践，再加上和王明是同窗兼好友，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教条主义的影响，并在回国后将这种影响带到了工作中去。尽管王稼祥在理论上支持了王明的行动，并因此受到重用，但他本质上并不是一个看重名利的人，他反对李立三，并不是为了给王明摇旗呐喊，也不是为了个人荣辱，只是认为批判“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是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正确立场。

1932年10月上旬召开的宁都会议，在10月21日形成的《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中写道：“会议中批评了泽东同志过去向赣东发展路线与不尊重党的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毛泽东据理力争，又被指责为“承认和了解错误不够”。为此，中央局要求将他从前方调离，撤销其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让其专做政府工作。尽管王稼祥也批判过毛泽东的“经验论的落后思想”，但他的观点也在悄悄地起着变化。事实胜于雄辩，在中央苏区，他看到凡是按照毛泽东的主张去办的，总是行之有效；而按照王明中央的指示去办的，就往往适得其反。这使王稼祥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并在政治和军事观点上越来越倾向于毛泽东。

在此次会上，王稼祥作了出人意料的发言，他说：“众所周知，我也是四中全会后由中央派来苏区的，我对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从和执行的。但是我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以及从攻打赣州的教训中，逐步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主张，是符合红军和苏区实际情况的，他提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已经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的东西。他的指挥决策也一再被证明是正确的。红军和苏区之所以有今天这样的局面，是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因此，我认为毛泽东同志仍然应该留在前线，继续指挥红军作战。即将开始的第四次反‘围剿’，正需要毛泽东这样的指挥者与领导人。总之，我的意见是：大敌当前，不可易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王稼祥的发言震惊了全场，连毛泽东都感到意外。接着王稼祥说：“众所周知，我与毛泽东同志并非故交，相识不久，倒是与王明、博古等同志是老同学、老同事甚至同乡，我不赞成王明等同志的做法，反而支持毛泽东同志的主张，相信不会被人认为是搞什么‘小团体’或‘宗派主义’。因此我请大家撇开个人意气和人事纠纷，郑重考虑我的意见。”

在会前，毛泽东认为王稼祥能够不反对自己就算不错了，万万没想到他还会帮着自己说话。这标志着王稼祥开始拒绝盲从以王明为首的“左”倾中央，开始勇敢地说出自己内心的想法，在政治上已有了自己独到的见解。然而，在当时“左”倾思想占上风的中央，是不会有人郑重考虑王稼祥的意见的。

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遭到严重失败。对此，王稼祥气愤地指责说：“像李德这样指挥红军，哪能不打败仗！”广昌战役失败后，红军不得不进行长征。长征开始时，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三人被安排在不同的军团之中，这是博古的主意，他已看出王稼祥和张闻天对毛泽东的主张持同情和支持态度，所以故意不让他们凑在一起，甚至不让他们待在军委纵队，以使其不能参加中央决策。经过几番争取，博古破例“开恩”，让他们走在了一起。一路上，三人几乎形影不离，连晚上宿营都在一起。毛泽东不停地向两人讲解自己的军事思想，王稼祥、张闻天则一直认真地听着，越来越觉得毛泽东是一位不同凡响的人物。过去，他们不相信穷山沟里也能出马列主义，现在，他们发现真正将马列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的人就在这穷山沟里。

对博古和李德的那一套做法，王稼祥已是忍无可忍，他开始考虑如何将他们赶下台去，认为只有如此才能挽救中国革命。为此，在长征路上召开的每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他都积极参加，并发表自己的观点。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从长征一开始，王稼祥同志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1934年12月11日，红一军团二师五团攻占通道县城。次日，中央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史称“通道会议”，主要讨论红军的去向问题。14日，红一军团二师六团攻占贵州黎平。1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黎平召开，史称“黎平会议”。经过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的极力争取，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

王稼祥看到李德表面上服从黎平会议的决定，但仍然不甘心放弃他的错误战略计划，感到十分忧虑，于是找到毛泽东，商量要把博古、李德“轰”下来。毛泽东考虑到，毕竟追随博古、李德的人还占多数，表示担心。但王稼祥很坚定，说到了遵义要开会，那时再把他们“轰”下来。毛泽东说：“好啊，我很赞成，那要活动活动。”王稼祥欣然应允。首先，王稼祥找到了张闻天，张闻天对此建议深表赞同。于是，他又找到了聂荣臻，聂荣臻说：“我完全赞成，我也有这个想法。”接着，刘伯承、彭德怀、杨尚昆、林彪……纷纷表示赞成王稼祥的提议。最后，王稼祥又与张闻天商量，决定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会议开始后，博古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作总结，片面强调敌强我弱等客观因素，回避自己在指挥方针上的错误。接着，周恩来作副报告，勇敢地承担了自己所应负的责任，与博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接下来，在张闻天发表讲话后，毛泽东开始发言……王稼祥在听完毛泽东的讲话后，更加坚定了支持毛泽东的信念。他旗帜鲜明地表示赞成毛泽东的发言和张闻天的“反报告”，批评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提议应当由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要求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事后，毛泽东非常感激王稼祥在这次会议上的支持，称之为“关键的一票”。他常对人说：“王稼祥是最早就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没有他不行，他投了关键的一票。”

犯错下岗干部不改党性

遵义会议后，中央常委会讨论分工问题，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党中央书记，当时博古也认识到自己缺乏斗争经验，不适合担任最高领导。当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在背后叫博古不要交“权”，博古没有听。他襟怀坦荡表示应该服从政治局多数同志作出的决定，这一交权形式很简单，就是把几担装有中央文件、记录和印章的挑子交由张闻天负责，博古留任中央常委……

遵义会议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九军团代表凯丰积极为博古辩护，当面讥笑毛泽东打仗的方法是照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两本书去打的……但会议召开的两个月后，事实教育了他，他的思想起了明显变化，转为拥护毛泽东。此后，在长征途中，尤其是在与张国焘的斗争中，凯丰都站在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最早写了公开批评张国焘的文章。当时，张国焘看了凯丰的文章极为恼火……凯丰旗帜鲜明地维护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的统一，反对张国焘分裂中央、分裂红军的活动，体现了其鲜明的政治立场。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准备召开七大。在酝酿阶段，代表们争论最多的一个问题是对犯过错误的同志，该不该选举？毛泽东在作关于选举方针的报告时解释说：从党的历史经验来看，对过去犯错误的同志不应一手推开，只要他们承认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就行了。经过学习，这样我们就有了更大的免疫性。毛泽东还在另一次会上说：这些人的错误，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犯的，经过整风，已经把问题弄清楚了，就不应太着重个人的责任。毛泽东还关心博古、王明能否选上中央委员，他说：“‘七大’是一次团结的大会，犯了错误的人也有代表性……我们不要把犯过错误的人推出去，而要团结他们……”足见，毛泽东能够如此宽宏大量，以党的利益为重，以团结为重，体现了英明领袖的高风亮节。

一、“有组织观念”的博古

博古（实名：秦邦宪），早年就读于苏州工业专门学校，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1925年，考入上海大学，认识了瞿秋白和陈独秀，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开始成为学生运动的骨干，并积极参加了五卅运动。同年秋，博古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10月，博古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不久，被中共中央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5月，博古回国，在上海任全国总工会宣传部干事，编辑《劳动报》等工人报纸，致力于白区党的地下工作。1930年12月，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局宣传部长。1931年4月，任青年团中央局书记。6月，被任命为中共临时中央局成员。在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后，博古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的主要负责人之一。1933年1月，博古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正式成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局总负责人。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博古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党务委员、中共中央总书记。此间，他推行了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使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发展到了顶点。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

193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博古主持，作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博古在报告中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一些检讨，但却把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力量的强大，强调当时白区反帝反蒋运动没有显著进步，瓦解敌军的工作做得差，游击战争开展得更不够，各根据地互相配合不够密切，根据地的后方物资供应工作没有做好等等客观原因，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的错误所造成。

但博古服从多数，同意毛泽东的提议，改为政治局扩大会议，让部队主要军事干部参加。1月16日与17日，博古主持会议，说：“今天请军队的领导同志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中央想直接听听大家对第五次反‘围剿’和战略大转移方面，中央军事领导上犯了哪些错误，对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有什么意见。”凯丰的发言力争为博古辩护，他说五次反“围剿”失败博古有错，但全国革命根据地扩大了，红军发展了，博古是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的，不能说他政治路线也错了。17日的会议，博古与大家同意张闻天起草的会议决定：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的军事领导三人小组，由朱德总司令与周恩来政委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为军事指挥最后下决心的负责人等。会议没有让李德发言。

1935年2月5日下午，在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村，周恩来来到博古住处。一进门，周恩来就说：“邦宪弟，近来身体怎样？听说这些日子你饭量减少，人也瘦了，润之（毛泽东）让我来看看你有什么需要。”博古说：“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周恩来将上午与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商量常委分工并由洛甫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的决定委婉地转达给博古。周恩来对博古说，中国革命要打倒蒋介石必须由毛泽东领导，蒋介石文武双全，知识面广，又有政治手段，我们必须要找个比他强的人领导。我考虑了很久，这个人是毛泽东。现在我们商量由张闻天接替你当总书记，也是过渡的。博古坦然地说“好”，并说他已经感到大家对他有意见，他继续领导有困难。博古重视民主、和谐与民主集中制，考虑到周恩来说得有理，就立即交出党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书记和中央总书记的三枚印章，说明天把文件担子放到张闻天处。博古仍任中央常委与军委委员，与张、周、毛共同领导长征。他交代完了，最后提出要他与王明约定的联络员潘汉年去向共产国际报告，争取共产国际批准。因为如果共产国际不批准，这样交权是不算数的。

1935年6月16日，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张国焘与陈昌浩分别来找博古，了解遵义会议情况，说遵义会议的决定不合法，四方面军不同意。但是，28岁的博古是非分明，他的心里只有党的利益，坚决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试想，博古是共产国际批准的合法总书记，张国焘是建党元老、第一次党代会十二个代表之一，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四方面军总负责人，领军8万人，多过中央红军数倍。如果他俩站在一起，又有其他支持者，形势又会怎样？……为此，毛泽东对博古作了这样的评价：“博古是一个很有原则、很有组织观念的人。”

遵义会议后，关于长征路线八次改变落脚点与进行战争，博古与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都一致。他不计个人得失，顾全大局，注意维护毛泽东的威信与党的团结，先后赞同毛泽东帮助周恩来最后下决心，反对林彪撤换毛泽东领导军事的意见，同意毛泽东、周恩来与王稼祥组成新的军事领导三人组，又同意毛泽东任军委主席，周恩来与彭德怀任副主席，逐步把毛泽东扶起来。1935年10月19日，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27日常委分工，毛泽东说，1934年秦邦宪叫我当中华苏维埃主席，这次我提议他任中华苏维埃西北办事处主席，这叫礼尚往来。周恩来拍手赞同。

毛泽东等在湘黔边境与乌江地域与博古、李德关于战略方向的斗争而取得的胜利，写进了遵义会议决议。但是按党中央要求，犯错误的人中，遵义会议决议里，只点华夫（李德）的名，其他犯错误的同志一律不点名，其中以××、××代之。如决议中的“华夫同志等”里，不言而喻，包含了博古，但没有点名。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事不对人”的斗争原则，体现团结大多数人的集体观念。

二、知错改错的凯丰

凯丰，原名何克全，出生在江西萍乡一个中等之家，从小在家族祠堂接受私塾教育，后到萍乡中学读书，接受了进步思想。1925年夏，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名武昌中山大学）。曾经留学苏联，与王明、博古等人一起被冠以“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凯丰被增补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

长征开始的时候，为撤退需要搞了新的编制，凯丰就不在中央了，但还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当时他的职务是九军团党代表，九军团的司令员是罗炳辉、政委是蔡树藩，凯丰任党代表，按照当时的规定就是九军团的总负责人，地位高于罗炳辉和蔡树藩，那一年凯丰只有28岁。遵义会议召开时，当时凯丰带领九军团，保卫遵义城的安全，并不在遵义城里。部队驻守遵义东部的湄潭，距离遵义城约70公里，九军团军部就在湄潭的天主教堂。部队突然接到周恩来的电报，通知凯丰、罗炳辉和蔡树藩，1月15日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务必于14日赶到。接到开会通知的时候，也不知道是这么大的事情，在军情瞬息万变的情况下，为确保遵义的安全，罗炳辉和蔡树藩就都没有去。凯丰就和九军团政治部副主任、共青团书记尹自勇一起连夜骑马，在14日傍晚抵达了遵义城。

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家批判了博古的“左”倾军事路线，凯丰站出来为博古辩护，挖苦毛泽东说：“你懂什么马列主义，顶多是看《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打仗！”1962年1月，毛泽东对日本一个访华代表团谈话时回忆说：“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凯丰不仅在会上站在博古一边，而且会前三番两次找聂荣臻谈话，要聂支持博古，但是未成功。凯丰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在会议的最后阶段，他不得不承认博古和李德犯了军事路线错误，但又反对撤销他们的指挥权。遵义会议后，凯丰还说：“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

两个月后，在随后的扎西会议上，凯丰想通了，改正了认识，作了检查。中央恢复了他九军团党代表的职务。凯丰此时是确实转变过来了，此后，在长征途中的许多政治关口，凯丰都站在毛泽东一边。在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前，毛泽东、张闻天就不满意张国焘不请示中央就成立政府的问题，1935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西北部的两河口召开了扩大会议，并通过《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否定了张国焘向川康退却的主张。凯丰明确支持北上。他写了长文《番民工作的几个问题》，刊登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前进》上，批评张国焘搞的西北联邦政府，是想把中央也“联邦”进去。这是最早公开批评张国焘的文章，张国焘得知凯丰的文章后极为恼火，提出了交涉，并质问张闻天。由于当时张国焘势力强大，中央惹不起他，为了向张国焘妥协，收回了这篇文章，算是和张国焘有了些隔阂。在一、四方面军会师的时候，由于凯丰是江西萍乡人，和张国焘是同乡，所以中央派凯丰去迎接张国焘，也是为了化解之前的一些误会。

1935年7月18日至22日，中央在黑水县的芦花召开两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解决红军统一指挥和组织领导问题。凯丰在发言中当面批评张国焘随意退出通（江）、南（江）、巴（中）苏区的错误。在8月间中央召开的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和9月间召开的俄界会议上，凯丰都是旗帜鲜明地维护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的统一，反对张国焘分裂中央、分裂红军的活动。在沙窝会议上政治局委员分工时，让凯丰负责长征路上的少数民族委员会工作。在不久后的班佑会议上，他又受命组织中央宣传委员会，并负责审查关于民族问题的宣传材料。后来，他又担任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干部必读》的编委，日益显示出他的理论和宣传才干。

曾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凯丰，虽然在遵义会议上与毛泽东曾有过言辞尖刻的唇枪舌剑，后来两人关系却很融洽。1938年4月10日，毛泽东领衔发起成立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尽管凯丰没有列为发起人，但在拟定学校董事会名单时，毛泽东还是把他列进来。另外，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请柬落款只有两个人的名字，那就是毛泽东与凯丰，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与他人联名发起召开党的重要会议。

主要将领坚守政治原则

1935年6月，红军第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这本应是红军在万分艰难之时的一次力量组合，是长征走向胜利的一次转折。然而张国焘仗着枪多人多，企图争夺党的最高指挥权，鼓动红四方面军南下另立“中央”……险些铸成历史大错。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沉着应对，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粉碎了张国焘的阴谋。在这次斗争中，以朱德为代表的红军将领，以他们高度的政治觉悟及智谋勇气，坚决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作斗争，起了不可或缺的关键作用。

一、“志坚如钢”的朱德总司令

朱德于1934年10月随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及红军总部、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出发长征。长征初期，朱德对博古、李德的瞎指挥导致红军处处被动挨打十分不满，想方设法减少红军的损失。遵义会议前后，朱德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赞同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中央红军与第四方面军会师后不久，在沙窝会议后，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左、右两路北上。朱德同张国焘率左路军行动，然而张国焘坚持错误的红军南下的路线，与中央北上决策背道而驰。朱德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坚定地站在毛泽这边。作为红军总司令，朱德在红军中享有崇高威望，其间，他努力说服争取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为最终战胜分裂主义发挥了巨大作用。

1935年9月，由于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怀有个人野心，自恃人多枪多，对抗党中央的北上方针，导致一、四方面军会师3个月后又在草地分离了。这使党和红军面临一次空前严重的危机。这时，同张国焘一起的朱德分编为红军左路军，当抵达阿坝后，张国焘要挟朱德同他联名发电给中央，要右路军掉头南下，遭到朱德严词拒绝。左路军抵达黄河支流的噶曲河边时，张国焘借口河水上涨不能通过，还要求左路军先头部队全部撤回阿坝，想向青海等偏远地区退却。朱德力主渡河北上，并亲自到河边视察水情，用事实向张国焘力争。

张国焘见中共中央已经北上，就在阿坝召开会议。会议作出了决议，污蔑中央率红军北上是“机会主义”“右倾逃跑”，而把自己的南下主张美化为“进攻路线”。他扬言要对“经过斗争和教育仍不转变的分子”给以“纪律制裁”。会上，他以突然袭击的方式逼迫朱德接受他们的南下主张。朱德斥责了他的错误主张，对他耐心说服：我来左路军工作，是执行党中央的决定。我的任务是和四方面军的同志一道，执行党中央的决议，坚决北上。北上，这是党中央的指挥，这是我党的组织原则。朱德表示：我相信，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是识大体、顾大局的，他们是不会同意你们这样做的。总有一天，他们会走到党中央身边的。张国焘组织了对朱德、刘伯承的围攻，逼朱德发表反对中央北上的宣言，逼他接受反对党中央的“命令”，并以枪毙相威胁。朱德大义凛然，严词拒绝说：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是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并说，北上是中央决议，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我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反对！据一位当时在五军团的目击者回忆说：

“张国焘恼羞成怒，便气急败坏地组织围斗朱总司令。我见朱总司令十分镇静地坐在那里，毫不为这些人的气势汹汹所动，等他们叫嚷得差不多了，才慢慢地站起身来。正要据理驳斥，张国焘却拍桌子，大声吼道：‘大家不要吵了，不要闹了！’他这话完全是冲着朱总司令来的，对我们敬爱的总司令，连话都不让讲，实在太专横、霸道！从此，张国焘便对朱总司令进行种种的迫害和摧残。他指使人在夜间把总司令的马匹全部偷走，并且当即宰掉；后来又把总司令的警卫人员调走，甚至连门岗也给撤掉，使总司令的安全得不到保障。朱总司令写信给我，要我从五军团给他挑选两个警卫员。我便让五军团保卫局侦察科的科员范云标同志和保卫队的张副指导员，去给总司令当警卫员。”

张国焘反对中央，反对北上，在当时左路军中原属一方面军的五军团干部、战士中引起强烈不满。有的同志提出：“单独北上，找毛主席和党中央去。”有的激愤地表示要与张国焘“干”。朱德从革命的大局出发，耐心地教育大家掌握正确的斗争方针和策略。他说，北上是一条正确的路线。我们将来迟早要走上这条路线的。南下是绝路，无论从敌情、地形、居民、给养等条件来说，都是对我们极为不利的。可是有人说北上是逃跑，只有南下才是革命的。孰是孰非，本来是很清楚的，将来会越来越清楚。他说：我们一定要坚持真理，坚持斗争，坚决拥护中央北上的路线。同志们要顾全大局，要讲革命，讲团结。只有加强了全体红军的团结，才能克服一切困难，争取革命事业的胜利。

首先，朱德决定从维护红军团结的大局出发，不计个人的荣辱安危，跟着南下的部队走。当时，张国焘的追随者曾对朱德叫嚷：既然你拥护北上，那你现在就走，快走！朱德明确回答：我是中央派到这里工作的，既然你们坚持南下，我只好跟你们去。朱德为什么作出这种选择呢？一、四方面军分离后，随党中央北上陕甘的红一方面军主力仅有7000余人，加上陕甘苏区的红军也不到1.5万人，而随张国焘南下的部队仍在8万以上，很显然，这是一支十分重要的革命力量，不能把它丢给张国焘不管。朱德相信，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都是好的、革命的。

当红一、四方面军分开行动后，张国焘立刻大造反对党中央的舆论，他在阿坝、卓木碉等地开会，攻击中央北上是“逃跑主义”，并逼迫朱德当众表态“反对北上，拥护南下”。朱德毫不动摇地说：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是正确的。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出尔反尔。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南下是没有出路的。朱德还说：“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

张国焘公然在卓木碉宣布另立以他为首的“临时中央”，为扩大其声势，还宣布朱德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朱德严正表示：你不能另起炉灶，你这个“中央”不是中央，我按党的规矩，保留意见，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徐向前回忆说：“朱德同志坚决反对另立‘中央’，对张国焘也起了有力的制约作用。”当时担任四方面军军事负责人的徐向前回忆说：朱德总司令虽然不同意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行为，但认为部队既然已经南下，就应打开战局，找块立脚生存的地方。那么多红军，没有地盘，没有饭吃，无异于不战而自毙。同时，在军事行动方面，他积极行使总司令的职权，及时了解敌情，研究作战部署，不当“空头司令”，尽量发挥自己的作用。

红四方面军南下后，广大指战员英勇战斗，曾取得一些胜利，但由于张国焘南下方针战略性的错误，始终不能在川康边立足。经过几个月苦战，部队由南下时的8万余人锐减到4万余人。挫折和失败使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逐渐认识到张国焘南下方针是错误的。1936年2月，在战局日益严重不利的情况下，朱德和徐向前一起提出放弃建立川康边根据地的计划，撤离川西，转移到康定、炉霍一带休整部队，然后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师。张国焘因南下碰壁，不得不同意。于是，南下部队又踏上了重新北上的道路。

张国焘后来被迫取消“临时中央”，红一、二、四三个方面军最终于1936年10月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朱德在长征领导人中走的路最多、经历的磨难最多，朱德同一向专横跋扈的张国焘在一起，难免受到挟制和压迫，但他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决不妥协，当朱德到达陕北后，毛泽东称赞他“斗得有理、有节，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二、“大事不糊涂”的叶剑英

1934年夏，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不得不于10月开始战略大转移。1935年1月15日，党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当时，担任军委纵队副司令员的叶剑英，衷心拥护遵义会议决定。1935年6月中旬，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红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后，红军的实力大大增强了。那时，红一方面军有1万多人，红四方面军有8万人。但是当时担任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职务的张国焘，依仗人多枪多，个人野心大大膨胀，向党闹独立，反对党中央的北上方针。

为了解决这个重大分歧，统一战略思想和行动方针，1935年6月26日，党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否定了张国焘的西进方针。张国焘在会上勉强同意党中央的北上方针。但他阳奉阴违，会后处处作梗。会议后，张国焘回到红四方面军总部就召开师以上干部会，借传达会议精神来反对北上抗日方针，说中央会议没有解决“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等，下令部队按兵不动。张还向党中央提出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意见，并通过陈昌浩（红四方面军政委）向党中央提出要张担任军委主席。党中央为了顾全大局，有利两大主力红军团结对敌，共同北上，也是为了争取张国焘本人，于7月18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7月21日，中革军委决定：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才勉强率领红四方面军北上。

8月上旬，党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继续对张国焘进行耐心的说服工作，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重申两河口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会后，党中央决定把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在党中央、中革军委统一领导下，共同北上。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率领；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红军总政委张国焘、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左、右路军分别从卓克基、毛儿盖等地出发。

沙窝会议后，张国焘和朱总司令率领左路军从毛儿盖、卓克基出发北上。但是当左路军进到阿坝时，张国焘即下令部队停止前进，重新提出西进方针，反对北上抗日。党中央为了纠正张的错误主张，当即电告张国焘：“只有北上是实现党的政治主张的最好保证。”并催促张迅速率军北上。但张不顾党中央的指示和劝告。8月20日中央在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明确指出中央北上抗日方针是正确的，西进方针是错误的、危险的。张国焘没有出席毛儿盖会议。会后党中央和中央领导致电张国焘，希望他迅速率左路军北上。一直拖延到8月30日，张国焘才命令左路军集结后向班佑前进。但才走一天，8月31日，张国焘又却步不前。与此同时，右路军于8月下旬到达班佑、巴西地区。9月2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整顿红一方面军的工作方针。但是张国焘以河水高涨、草地不能通过等为借口，不但拒绝北上，反而要右路军南下。9月8日上午，徐向前、陈昌浩给张国焘发了一份电报，但是张国焘仍然一意孤行。9月8日晚，由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王稼祥七人联名发出电报，力促张国焘北进。中央致电张国焘，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受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不应改变，左路军应迅速北上。”

同时，9月9日张国焘背着党中央“密电”右路军政委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并要求“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而右路军政委陈昌浩，对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仍是犹豫不决，举棋不定，一切等待张国焘的电示。张国焘视陈昌浩为心腹，陈昌浩此时的表现，更助长了张国焘的野心，他不仅不率左路军北上，反而致电中央进一步提出要求主力红军全部南下川康。

9月9日下午“密电”收到时，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正在召开干部大会，作战科副科长和机要译电组长陈茂生马上将密电译出，送到会场交给叶剑英。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正在开大会。叶剑英看到电报后，感到事关重大，借故离开会场，立刻向党中央驻地飞跑而去，亲自把密电交给毛泽东。毛泽东一看，即把密电内容写在卷烟纸上。他意识到叶剑英处境危险，要他赶快回去开会，并嘱咐应当沉着冷静，谨慎从事。随后，叶剑英回到前敌总指挥部开会会场。当天晚上，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同志在巴西（今四川阿坝州若尔盖县巴西乡）召开了紧急会议。为了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会议决定军委纵队和右路军中的红一、三军团迅速北上甘南。9月10日凌晨，军委纵队和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这天清晨，陈昌浩得知军委纵队和红一、三军团北上了，便想派部队追击。在这严重时刻，右路军总指挥徐向前坚决制止这种行动，维护了红军的团结。

叶剑英为了使党中央和红一、三军团迅速脱险，安全北上甘南，找作战科副科长吕继熙要了一张十万分之一的甘肃省地图。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走后，究竟怎样把直属队带走？叶剑英急中生智，决定利用张国焘的南下电报，以打粮准备南下的名义，把直属队全部带走。叶剑英又以“打粮”名义，率领军委直属队北上。军委直属队在阿西赶上了党中央和红一、三军团。党中央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见叶剑英赶上来了，都非常高兴，一致称赞他干得好。

9月12日，党中央在俄界（今甘肃省迭部县高吉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作了《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张国焘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叶剑英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的分裂活动是“绝对不可容许的”，号召四方面军同志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倾向作斗争，以巩固党和红军。党中央北上后，张国焘继续抗拒党中央的命令，强行率领红四方面军南下，于10月初在卓木碉另立“中央”，自封为“主席”。后来，在朱德、刘伯承和贺龙、任弼时、徐向前的耐心说服和党中央严词要求下，加上南下的失败，张国焘于1936年6月不得不宣布取消伪中央。这表明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彻底失败了。

对于叶剑英及时向毛泽东报告张国焘企图分裂中央的阴谋活动，毛泽东曾多次提到这件事，高度赞扬叶剑英是“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1967年毛泽东在一次谈话时说：“叶剑英同志在关键的时候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毛泽东边说边摸摸脑袋）就没有这个了。”周恩来在1972年一次会议报告中谈到长征问题时说：“剑英同志将密电报告了毛主席，因而（中央）脱离危险，立了大功。没有剑英同志立这个功，那个局势就很坏了……在关键时刻才显出是同志嘛！古话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嘛！”叶剑英在同张国焘分裂活动中斗争的关键时刻，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定的革命立场和高尚品质。

三、危难见忠诚的其他将军

1.欲行“兵谏”的刘伯承

红军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中央曾派刘伯承等人组成慰问团到四方面军慰问。时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的刘伯承，面对张国焘妄图攫取军权的咄咄逼人的言论，顾全大局，不露声色，以不变应万变，之后及时向中央反映情况研究对策。刘伯承和朱德一起同张国焘左路军行动，他几次在高级干部会上反击顶撞张国焘等人，张国焘气急败坏，加强了对刘伯承的警卫，实际是将刘伯承看管起来。后来又撤去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把他调入红军大学任校长。

虽是这样，刘伯承仍同张国焘斗争，还做好了“绑架”张国焘，实施“兵谏”的准备。张国焘在卓木碉擅自成立“临时中央”后，红四方面军中经常将红一方面军的将领抓去开批判会，进行洗脑，让其交代揭发“北上逃跑路线”的错误。还派人在红一方面军中大力宣传南下的好处，批判北上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刘伯承决定实行“兵谏”，逼张国焘北上，他抓住时机向朱德说了自己的想法后，朱德认为不到万不得已，不走此下策。为了增加同张国焘斗争的砝码，刘伯承向朱德建议，决定同贺龙的二、六军团会合。在说服张国焘同意后，朱德同张国焘联名致电贺龙、任弼时，建议红二、六军团渡金沙江北上到西康同左路军会合，从而使斗争的天平开始倾斜。

2.侠肝义胆的贺龙

贺龙率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随即红二、六军团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他与同在左路军的朱德、刘伯承等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维护了党的团结，最终促成了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张国焘当时之所以同意二、六军团前来会合，也有他的打算，就是想把二、六军团拉向自己，借以加强对抗中央的力量，结果张国焘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在欢迎会上，贺龙便给张国焘来了个下马威。贺龙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在主席台上，我坐在张国焘身旁，他刚刚站起来要讲话，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给了他一句悄悄话，我说，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张国焘就没敢讲不利团结的话。”贺龙为了削弱张国焘的力量，还采用了釜底抽薪之计，他对张国焘说红二、六军团损失不小，要他从四方面军的建制中抽出两个师的兵力补充到红二、六军团中去，从而削弱和分散了张国焘的实力，为最终斗争的胜利增加了砝码。

3.不为所动的聂荣臻

张国焘为实现野心，采用了很多手段。两河口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张国焘在其住处请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和红三军团的军团长彭德怀吃饭，企图拉拢二人，挑拨党内关系，宣扬他的南下方针。席间张国焘诱之以利，说中央红军很疲劳，减员很大，决定拨两个团给一、三军团。聂对这个“请客”是有疑虑的。从张国焘住处出来，他问彭德怀：“他为什么请我们两人吃饭？”彭德怀没有正面回答，只是笑着说：“拨兵给你，你还不要？”聂荣臻会心一笑，说：“我当然也要。”不过张国焘过于热情的奉承，挑拨性极强的语言，使聂荣臻警觉起来。

右路军组成后，林彪、聂荣臻到指挥部开会，会后右路军政委陈昌浩留下聂荣臻，问他对遵义会议和会理会议是什么态度。陈昌浩这话很明显是张国焘请客的继续，意思无非是动员聂荣臻站出来反对毛泽东。聂荣臻说：“遵义会议我已经有态度，会理会议我也早有了态度，这两个会议我都赞成，我都拥护。”这给了陈昌浩一个软钉子。

林彪与张国焘走得很近，显得很亲热，当时张国焘有一个方案，要把聂荣臻调到三十一军去当政委，把林彪调到另一个军去当军长，意图很明显：一是封官拉拢，二是分化瓦解。这也让聂荣臻感到焦虑和不安，他不惜与林彪吵翻，劝林彪要防止红一军团被张国焘吃掉。由于聂荣臻等人立场坚定，坚决支持中央北上方针，弄得张国焘离间不成，最后只好公开向中央要权了。

4.勇担“护驾”的彭德怀

彭德怀开始也是张国焘拉拢分化的对象，也送过礼物金钱，派说客游说过，但彭德怀始终站在毛泽东这一边，从不为之所动。红军分路北进后，彭德怀在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描述：“这次北进，三军团走在右翼纵队的最后面，最前面是一军团，中间是红四方面军之四军、三十军、九军和前敌总指挥部。当时使我感觉：张国焘有野心，中央似乎没有察觉。毛主席、张闻天随前敌总指挥部在一处住，我每天都去前总，秘密派第十一团隐蔽在毛主席住处不远，以备万一。”

陈昌浩在前总会议上，大谈阿坝是一个基本的游牧区，比农业区还好，引起彭德怀的警觉，于是向毛泽东建议必要时采取扣押人质的办法。他在回忆录中说：“向毛主席报告后不到两小时，叶剑英秘密报告：张国焘来电要求南进。”彭德怀于是义不容辞地担负起这次“护驾”的任务，派出一个团的兵力保护中央首长迅速撤离，从而赢得了时间，避免了悲剧发生。

5.明张大义的徐向前

徐向前是四方面军总指挥，但他始终是拥护中央北上的方针的，在这方面他一直与张国焘、陈昌浩政见不合。他与陈昌浩率右路军随中央北进。张国焘孤注一掷，电令陈昌浩采取行动，甚至要加害中央领导。毛泽东得悉叶剑英的汇报后，果断率红一、三军团连夜北上。但还是有人发现并报告给徐向前，说：“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设置了警戒，打不打？”徐向前斩钉截铁地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彭德怀在回忆录中也说道：“听说，陈昌浩要派兵追击我们，徐向前说，岂有此理，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这句话起了决定作用，陈未追击。”正是徐向前一声令下，稳住了军队，才避免了一场流血事件的发生，在关键时刻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