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傳 列傳

雜傳是相對於正史列傳而言，故在討論雜傳之前，有必要對“傳”“列傳”及其相關者略加説明。

一、傳

列傳和雜傳，都與“傳”“傳記”相聯繫，傳，《廣雅·釋言》云：“傳，（敷）傳也。”[2]《釋名》認爲傳有轉、傳示之義，《釋名·釋書契》云：“傳，轉也，轉移所在，執以爲信也。”《釋名·釋典藝》又曰：“傳，傳也，以傳示後人也。”[3]劉勰和劉知幾以爲作爲解經之書的傳便是從此演變而來。《文心雕龍·史傳》云：“傳者，轉也，轉授經旨，以授於後，實聖文之羽翮，記籍之冠冕也。”[4]《史通·六家》云：“《左傳》家者，其先出於左丘明，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受經作傳，蓋傳者，轉也，轉受經旨，以授後人，或曰，傳者，傳也，所以傳示來世。”[5]但章炳麟認爲並非如此，他在《文學總略》中説：

世人以經爲常，以傳爲轉，以論爲倫，此皆後儒訓説，未必睹其本真。案經者，編絲綴屬之稱，異於百名以下用版者，亦猶浮屠書稱修多羅，修多羅者，直譯爲綫，譯義爲經，蓋彼以貝葉成書，故用綫連貫也；此以竹簡成書，亦編絲綴屬也。傳者，專之假借，《論語》：“傳不習乎。”魯作“專不習乎。”《説文》訓專爲六寸簿。簿即手版，古謂之忽。書思對命，以備或忘，故引申爲書籍記事之稱。書籍名簿，亦名爲專。專之得名，以其體短，有異於經。鄭康成《論語序》云：“《春秋》二尺四寸，《孝經》一尺二寸，《論語》八寸。”此則專之簡策，當復短於《論語》，所謂六寸者也。論者，古但作侖，比竹成册，各就次第，是之謂侖。簫亦比竹爲之，故龠字從侖，引伸則樂音有秩亦曰侖。“於論鼓鐘”是也；言説有序亦曰侖，“坐而論道”是也。《論語》爲師弟問答，乃亦略記舊聞，散爲各條，編次成帙，斯曰侖語，是故繩綫連貫謂之經，簿書記事謂之專，比竹成册謂之侖。各從其質以爲之名，亦猶古言方策，漢言尺牘，今言劄記矣。[6]

傳之本義又與遽同，《爾雅》云：“遽，傳也。”[7]段玉裁在《説文解字注》也説：“傳，遽也。”又説：“遽，傳也，與此爲互訓，此二篆之本義，周禮：行夫掌邦國傳遽，若今時乘傳騎而使者也。《玉藻·士》曰：‘傳遽之臣。’注云：‘傳遽以車馬給使者也。’《左傳》、《國語》皆曰：‘以傳召伯宗。’注皆云：‘傳，驛也。’漢有置傳、馳傳、乘傳之不同。按傳者如今之驛馬，驛必有舍，故曰傳舍。又文書亦謂之傳，司關注云：‘傳如今移過所文書是也。’引申傳遽之義，則凡輾轉引申之稱皆曰傳，而傳注、流傳皆是也。”

所以，以段氏所見，傳引申爲傳注，在傳注的意義上，逐漸演進爲書籍之稱，進而文體之稱。《春秋公羊傳》定公元年（前509）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句何休注云：“傳，謂訓詁。”[8]傳與訓詁之義相通，不過，又略有區别，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説：“詁訓第就經文所言者而詮釋之，傳則並經文所未言者而引伸之，此詁訓與傳之别也。”[9]《尚書序》注疏云：“以注者多言曰傳，傳者，傳通故也。”又説：“傳即注也，以傳述爲義，舊説漢以前稱傳。”[10]《儀禮·士冠禮》注疏云：“孔子之徒言傳者，取傳述之意。”[11]結合段氏所論和章炳麟所考，則傳，指對經的事實性補充，故以記事爲主。由於傳注多爲對儒家經典的解釋，傳便逐漸成爲解釋儒家經典之作的名稱，《論衡》卷三八《書解》云：“聖人作其經，賢者造其傳，述作者之意，採聖人之志，故經須傳也。”[12]張華《博物志》就説：“聖人製作曰經，賢者著述曰傳。”[13]桓譚《新論》説：“傳於經，猶衣之表裏相持而成。”[14]這種含義在司馬遷《史記》出現以後，仍很普遍，班固之流也經常使用這一含義，如《漢書·藝文志》第十云：“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有所襃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説經也。”[15]在《論衡》一書中，這一意義也很普遍，不過，已有所擴大，不僅指解釋儒家經典之書，也指儒家經典以外的所有書籍，如《書虚》中“傳曰：太山之高巍然，去之百里，不見蟲垂螺，遠也”。又如《變動》中云：“傳曰：燕有寒穀，不生五穀，周衍吹律，寒穀復温。”[16]等等。有時，也專指《左傳》，如上引桓譚《新論》之語中傳即特指《左傳》。而名傳者，則更不拘泥，如《漢書·藝文志》中著録的《高祖傳》《孝文傳》，是策詔之類，也以傳稱。

司馬遷的《史記》是傳由指解經之作轉變爲指以人爲中心的敘事之文體的關鍵。不過，就司馬遷的本意言，傳，仍有解經之意的存在，他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自言：“作七十列傳……以拾遺補蓺，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列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第七十。”司馬貞《索隱》云：異傳“遷言以所傳取協於六經異傳諸家之説耳，謙不敢比經藝也。異傳者，如子夏《易傳》、毛公《詩》及韓嬰《外傳》、伏生《尚書大傳》之流者也”。張守節《正義》也説：“太史公撰《史記》，言其協於《六經》異文，整齊諸子百家雜説之語，謙不敢比經藝也。異傳，謂如丘明《春秋外傳國語》、子夏《易傳》、毛公《詩傳》、韓《詩外傳》、伏生《尚書大傳》之流也。”[17]朱東潤説：“一百三十篇《史記》，只是模仿《春秋》的作品：十二本紀仿十二公，七十列傳仿公羊、穀梁，傳的原意，有注的意思……七十列傳只是七十篇注解，把本紀或其它諸篇的人物，加以應有的注釋。”[18]李祥年對此則從司馬遷的思想方面闡釋了這一點[19]。同時，在司馬遷那裏，傳，除了主要指以人爲中心的敘事之文外，也有把不以人爲中心的敘事文稱傳的，如《大宛列傳》《龜策列傳》。

但毫無疑問，無論司馬遷的初衷如何，他的《史記》以人爲中心來敘事，確立並使傳真正成爲一種文體。對此，後世文體學著述，多有論定，吴納就説：“太史公創《史記》列傳，蓋以載一人之事，而爲體亦多不同……”徐師曾説：“自漢司馬遷作《史記》，創爲列傳以紀一人之始終，而後世史家卒莫能易。”[20]趙翼也説：“古書凡記事立論及解經者，皆謂之傳，非專記一人事蹟也，其專記一人爲一傳者，則自遷始。”[21]陳必祥説：“傳記作爲一種獨立的散文體裁，是從兩漢時期開始的，偉大的散文家司馬遷，用其畢生精力，寫出了一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歷史巨著《史記》，從而開創了我們傳記體散文的先例。”[22]美籍華人汪榮祖也説：“傳之義多矣。左氏傳述經旨，賢人之書也，無與一人之終始。紀一人終始，肇自史遷。”[23]以上古今諸家所論，都明確指出了司馬遷的《史記》，改變了傳的本義及轉義，傳始述一人之始終，開創了傳記之體。

也有人認爲傳記體的出現並非始自司馬遷的《史記》，梁任昉《文章緣起》就認爲傳體始於東方朔《非有先生傳》，不過，《非有先生傳》本身卻存在疑點，這篇作品今見於《漢書》卷六五《東方朔傳》和《文選》卷五一，篇名卻是《非有先生論》，考察該文，其文内容實際上也是以議論爲主，與記敘人物生平事蹟的“傳”相去甚遠；且其主人公名“非有先生”，明顯是虚構人物，文章主要通過他這個虚構人物發表議論，對其本人可以説根本不加傳述，與司馬相如的《子虚賦》等相類，乃漢賦之慣常手法，所以，《非有先生傳（論）》應屬賦體。由於任昉《文章緣起》在唐修《隋書·經籍志》時就已亡佚[24]，現在看到的《文章緣起》爲唐代張績所輯補，我們已無法知其作《非有先生傳》的依據，而《漢書》最早，當最爲可信。當代學者陳蘭村在其主編的《中國傳記文學發展史》中雖把傳記文學的産生前推至先秦，但卻並未列出一部獨立的傳記作品，而僅在“先秦傳記文學發展的特點和影響”一節中説：“戰國時期已出現了作爲人物傳記的‘傳’這一名稱，但實際上稱‘傳’的作品只有傳記小説《穆天子傳》……”[25]事實是，《穆天子傳》最初也不名“傳”，本書後有詳論。

傳由解經之作的稱謂演變爲以人物爲中心的敘事文的名稱的過程，清代的章學誠之説雖不够全面準確，但還是頗爲條辨，可資參考：

傳記之書，其流已久，蓋與六藝先後雜出，古人文無定體，經史亦無分科。《春秋》三家之傳，各記所聞，依經起義，雖謂之記可也。經《禮》二戴之記，各傳其説，附經而行，雖謂之傳可也。其後支分派别，至於近代，始以録人物者，區爲之傳；敘事蹟者，區爲之記……及於漢初，皆知著述之事，不可自命經綸，蹈於妄作，又自以立説，當稟聖經以爲宗主，遂以所見所聞，各筆於書而爲傳記。若二《禮》諸記，《詩》、《書》、《易》、《春秋》諸傳是也。蓋皆依經起義，其實各自爲書，與後世箋注自不同也。後世專門學衰，集體日盛，敘人述事，各有散篇，亦取傳記爲名，附於古人傳記專家之義爾……[26]

又説：

傳者，對經之稱，所以轉授訓詁，演繹義藴，不得已而筆之於書者也。左氏彙萃寶書，詳具《春秋》終始，而司馬氏以人别爲篇，標傳稱列，所由名矣。經旨簡嚴，而傳文華美，於是文人沿流忘源，相率而撰無經之傳，則唐宋文集之中，所以紛紛多傳體也。[27]

二、列傳

司馬遷《史記》的誕生，就史學意義而言，創立了紀傳史體是其貢獻之一，此一史體，包括本紀、世家、列傳、表、書五個部分，關於這五個部分，他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説：

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録秦漢，上記軒轅，下至於兹，著十二本紀，即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曆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28]

司馬遷在此解釋了這五個部分的寫作目的和内容，由於目的和内容的不同，這五個部分的體例也是不同的，關於本紀，司馬貞《索隱》云：“紀者，記也，本其事而紀之，故曰本紀。又紀，理也，絲縷有紀，而帝王書稱紀者，言爲後代綱紀也。”張守節《正義》云：“裴松之《史目》云‘天子稱本紀，諸侯稱世家’，本者，繫其本系，故曰本紀者，理也，統理衆事，繫之年月，名之曰紀。”由此觀之，本紀有綱目的性質，重在以編年統理全書。表，司馬貞《索隱》云：“應劭云‘表者，録其事而見之。’按《禮》有表記，而鄭玄云‘表，明也’，謂事微而不著，須表明也，故言表也。”是列舉事實。關於書，司馬貞《索隱》云：“此之八書，記國家大體。班氏謂之志，志，記也。”記録有關國家的典章制度。關於世家，司馬貞《索隱》云：“系家者，記諸侯本系也，言其下及子孫常有國。故孟子曰‘陳仲子，齊之系家’，又董仲舒曰‘王者封諸侯，非官之也，得以代爲家也’。”關於列傳，司馬貞《索隱》云：“列傳者，謂敘列人臣事蹟，令可傳於後世，故曰列傳。”張守節《正義》云：“其人行跡可序列，故曰列傳。”紀傳五體，劉知幾在《史通》中還分别進行了討源辨流的詳盡分析，此不贅述，這裏，僅就列傳，略加論説。

世家和列傳都屬傳記體，但世家所記人物是“代爲家”者，所以，有世譜録的特點，但它和列傳的主要區别還在於它們所傳人物的地位不同，有等級之别，在體例上是没有區别的，也正因爲如此，後世紀傳體正史才去世家，而僅留列傳，將二者合併。所以，列傳是紀傳體中傳寫人物的主要部分，也是司馬遷傳記體的集中體現。

劉知幾在《史通·列傳》中説，“傳者，列事也”，“列事者，録人臣之行狀”，劉知幾在肯定司馬遷草創之功的同時，批評其紀傳的區分未盡：“尋兹例草創，始自子長，而樸略猶存，區分未盡。”同時，他對列傳的特殊性也有所涉及，他説：“又傳之爲體，大抵相同，而述者多方，有時而異，如二人行事，首尾相隨，則一傳兼書，包括令盡。若陳餘、張耳合體成篇，陳勝、吴廣相參並録是也。亦有事蹟雖寡，名行可崇，寄在他篇，爲其標冠。若商山四皓，事列王陽之首；廬江毛義，名在劉平之上是也。”[29]即列傳中的合傳和帶敘之法等。考察《史記》列傳，其形式大致有四種類型，即專傳、合傳、類傳和附傳。專傳是一人爲一傳；合傳是二人以上合併爲傳，這些人均有某種聯繫，或者同時代或者不同時代，如《廉頗藺相如列傳》《屈原賈生列傳》；類傳是把同一類人集中在一起爲傳，往往以類爲標題，如《酷吏列傳》《遊俠列傳》；附傳是附在專傳、合傳或類傳中的人物小傳，一般因事因類而順便相及。這是列傳的特殊性。這種特殊性，源自列傳是紀傳史體的組成部分，它們是一個有機的整體。

列傳，正如顧炎武在《日知録》中所説：“列傳之名始於太史公，蓋史體也。”[30]是紀傳史體的有機組成部分，它與紀傳體密不可分。它的貢獻在於形成並確立了傳記文體，亦如程千帆先生説：“至由文學觀點論之，則斯體肇興，始有列傳，變前此以事系年，因事成篇之法，而進以人物爲中心，史事既顯，個人亦張，跗萼相銜，首尾同貫，實爲記事文新啟之異境。”[31]

後世一般將正史列傳稱爲史傳，史傳之名源自劉勰《文心雕龍·史傳》，不過，劉勰的史傳不單指正史列傳，是指所有的歷史散文。今人一般以史傳稱正史列傳，如陳必祥在《古代散文文體概論》中就説：“這些都是歷史著作中的人物傳記，一般稱作‘史傳’。”[32]褚斌傑在《中國古代文體概論》中説：“我國傳記文體，大致可分爲三種，一種是史書上的人物傳記，稱爲‘史傳’。”[33]陳蘭村在《中國傳記文學發展史》中説：“史傳，主要指紀傳體正史中的人物傳記……我們所説的史傳，則主要指漢代以後出現的以《史記》、《漢書》爲代表的正史傳記……”[34]《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卷》、喬象鍾等編《中國古典傳記》、程千帆《史傳文學與傳記之發展》等都將列傳稱爲史傳，故在本書中，亦將正史列傳稱爲史傳，與雜傳相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