敘論

一、緣起：唐人傳奇之淵源

我對漢魏六朝雜傳的關注，最初導源於對唐人傳奇淵源的思考。

唐人傳奇，無疑是中國古典小説發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標志着中國古代成熟小説藝術的出現。對此，前人已有充分的認識，並有精闢的論斷：明代的胡應麟説：“凡變異之談，盛於六朝，然多是傳録舛訛，未必盡幻設語，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説以寄筆端。”[1]魯迅先生多次論及唐人傳奇，於此更爲詳備，他在《中國小説史略》第八篇《唐之傳奇文》（上）中説：“小説亦如詩，至唐代而一變，雖尚不離於搜奇記逸，然敘述宛轉，文辭華豔，與六朝之粗陳梗概者較，演進之跡甚明，而尤顯者乃在是時則始有意爲小説。”在第十篇《唐之傳奇集及〈雜俎〉》中談及牛僧孺《玄怪録》時又説：“其文雖與他傳奇無甚異，而時時示人以出於造作，不求見信……”[2]在《中國小説的歷史的變遷》第三講《唐之傳奇文》中説：“小説到了唐時，卻起了一個大變遷，我前次説過：六朝時之志怪與志人底文章，都很簡短，而且當作記事實；及到唐時，則爲有意識的作小説，這在小説史上可算是一大進步。而且，文章很長，並能寫得曲折，和前之簡古的文體，大不相同了，這在文體上也算是一大進步。”[3]在《六朝小説和唐代傳奇文有怎樣的區别》中説：“唐代傳奇文可就大兩樣了：神仙人鬼妖物，都可以隨便驅使；文筆是精細、曲折的，至於被崇尚簡古者所詬病；所敘的事，也大抵具有首尾和波瀾，不止一點斷片的談柄；而且作者往往故意顯示着這事蹟的虚構，以見他想像的才能了。”[4]魯迅先生從作者的創作意識及在與魏晉南北朝雛形小説的比較中鮮明生動地揭示了唐人傳奇的特質如虚構、情節的曲折、文辭的華美精細等，説明了唐人傳奇作爲成熟小説的藝術特徵。汪辟疆在《唐人小説在文學上之地位》一文則從唐人傳奇“以人物爲中心”“用藝術的描寫”兩方面進行了論證[5]，王慶菽在《小説至唐始達成立時期之原因》（載1947年10月6日《中央日報·文史周刊》第62期）一文中也對此進行了深入的闡述。當代學者如程毅中（見《唐代小説史話》，文化藝術出版社1990年）、張稔穰（見《古代小説藝術教程》，山東教育出版社1991年）、吴志達（見《中國文言小説史》，齊魯書社1994年）、石昌渝（見《中國小説源流論》，三聯書店1994年）、董乃斌（見《中國古典小説的文體獨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侯忠義（見《隋唐五代小説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李劍國〔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録》（增訂本），中華書局2017年〕、李悔吾（見《中國小説史漫稿》，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日本學者汪丙堂（見内田道夫編《中國小説世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等也都有論述，所以，在學術界，這是具有普遍性的共識。

作爲成熟小説藝術形式的唐人傳奇，它在形象塑造及敘事建構等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藝術成就，正如《唐人小説·序》所言唐人傳奇把“鳥花猿子”也寫得“紛紛蕩漾”，把“小小情事”也寫得“悽惋欲絶”[6]。讀唐人傳奇，如彭翥所言：“今夫陟岱華之雄奇，摩天捫宿，而煙岑丹壑，寸步玲瓏，未可封我屐齒也。泝河海之浩瀚，浴日排空，而别渚芳洲，尺波澄澹，未可臨流而返也。讀唐人小説者，亦猶是已。”[7]可以説，唐人傳奇無論是在題材、主題、内容，還是在體制、語言等方面，都表現出獨特的藝術個性，也正因爲如此，它才被後世稱爲“傳奇文”。顯然，傳奇文不能憑空産生。

對於唐人傳奇之淵源，中國古典小説研究的奠基者魯迅先生説：“傳奇者流，源蓋出於志怪。”[8]也就是説，魯迅先生認爲唐人傳奇主要是在漢魏六朝志怪小説的基礎上進化而成的。先生的論斷清晰而明瞭，此結論便也爲學術界所廣泛認同。

魯迅先生的這一論斷無疑是經典性的，只是，這一結論雖出於高度精煉的概括，但卻給人以過於簡略之感，而且，基於此種認識，有許多問題無法解決，比如，傳奇文體，它與志怪有何聯繫？除此而外，還有其他諸多方面存在的疑點也無法解釋。

但是，這卻是人們梳理事物源流慣常的方法——簡化——摒棄雜蕪，簡化歷史，讓事物的源流清晰起來。這種做法是必要的，因爲，當人們站在時間的這端回望過去的時候，呈現在人們面前的歷史總是雜亂無章地堆放着，且常有“斷裂”地帶[9]，即非連續性現象的存在，爲了合乎“邏輯”地描述事物的歷史，人們總要在雜亂無章的遺物或痕跡中，拈出顯而易見的東西，並把它們串連起來，以此來獲得對事物源流的最初認識。

二、漢魏六朝雜傳：唐人傳奇的重要源頭

隨着研究的深入，人們發現，唐人傳奇的源頭並不僅僅是漢魏六朝的志怪小説，史傳是唐人傳奇的另一重要源頭。如張稔穰説：“唐代傳奇小説正是在師承史傳文學的基礎上，才有了完備的體制、華贍的文采。”[10]李宗爲説：“傳奇體的形成受到史傳體極大影響是毫不奇怪的……”[11]吴志達説：“唐傳奇的重要特質之一，是帶有傳記性。構成這一特質的原因，是受史傳文學傳統的影響，這在作品的結構和人物描寫方面，尤爲明顯。”[12]然而，諸如這樣的認識雖然看到了史傳與傳奇之間傳承關係的存在，卻還相當模糊。

唐人傳奇淵源於史傳，有許多顯著的表徵，比如傳奇作品的名稱曰“傳”，就顯然源自史傳。不過，史傳之稱，一般是指正史列傳[13]，顯而易見，正史列傳與唐人傳奇的關係是比較疏遠的，除了外在形式略有相似之處外，餘皆不類，而且，正史特别講究“實録”“信史”，要求史事的確鑿無疑，“蓋文疑則闕，貴信史也”[14]，即如果有疑問，應“疑則傳疑”或“著其明，疑者闕之”[15]，而唐人傳奇，人所共知，講究“幻設”、虚構。所以，要説正史列傳是唐人傳奇的直系宗祖，則不免牽强，從正史列傳到唐人傳奇，或者説，在正史列傳到唐人傳奇之間，必有另一種過渡性的介質。

在追本溯源的譜系清理中，人們逐漸意識到漢魏六朝時期的雜史雜傳，特别是雜傳，才是唐人傳奇的直系宗祖。比如，程千帆説：“而西漢之末，雜傳漸興……其體實上承史公列傳之法，下啟唐人小説之風，乃傳記之重要發展也。”[16]程毅中説：“唐代小説主要從史部的雜傳演化而來。”又説：“唐代傳奇，從題材上説源出於志怪，而從體裁上説則源出於傳記。”[17]石昌渝説：“志怪小説的一支演進爲傳奇小説，傳奇小説則並非僅僅來源於志怪小説，它的另一個重要來源是雜史雜傳。”[18]王恒展説：“史傳文學一變而爲雜史别傳，再變爲史傳小説。”而史傳小説是“傳奇小説的先驅”[19]。

不僅有這麼多學者逐漸認識到雜史雜傳是唐人傳奇的宗祖，而且有的還在對雜傳個案的具體分析中指出了雜傳與傳奇血緣聯繫的綫索，如程毅中先生分析了《趙飛燕外傳》《智瓊傳》《杜蘭香别傳》，並指出雜傳主要是在體制方面影響了唐人傳奇。

需要特别説明的是李劍國先生對雜傳與唐人傳奇關係的論述，李劍國先生在《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録》以及其他多種著述中多次論及雜傳與唐人傳奇之間的血緣聯繫，並且指出雜傳與唐人傳奇的這種聯繫主要體現在文體方面。比如，先生在《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録》中明確肯定雜傳是傳奇的重要源頭，他説：“六朝志怪並不是唐傳奇的唯一源頭，雖然它非常重要，另一個重要源頭是先唐的單篇雜傳小説，先唐單篇雜傳小説是史傳的直接支派……”不僅如此，先生對先唐的雜傳還進行了具體的分析，指出這些雜傳小説“同唐人傳奇文是很接近的”，並將它們定義爲“雜傳小説”和“準雜傳小説”，認爲這些“雜傳小説”和“準雜傳小説”“無疑是唐傳奇——尤其是單篇傳奇文——得以興起的一個真正前提”[20]。指出了兩者之間在文體上的聯繫。除此而外，先生又多次對這一觀點進行了闡釋和論述，在《隋唐五代文學史》中説：“傳奇還有一個重要源頭，就是先唐的雜傳小説和凖雜傳小説。”[21]在《怎樣讀唐傳奇》中説：“但還不能忽視另一個重要源頭，就是先唐的雜傳和小説化了的雜傳小説，諸如《燕丹子》《飛燕外傳》之類的影響，這些作品都屬單篇傳記形式，都以人物描寫爲主，内容都有一定的虚構性，在形態上更接近唐傳奇，對唐傳奇中的寫實性傳奇有直接影響，只不過它們的歷史味道比較濃厚，還不是有意識的‘作意好奇’。”[22]在《文言小説的理論研究與基礎研究》中説：“傳奇是在六朝志怪小説和雜傳小説基礎上於唐初開始形成的新體小説，是‘粗陳梗概’的古小説的文章化，‘著文章之美，傳要妙之情’（沈既濟《任氏傳》）是其最本質的審美特徵。”[23]而在《〈神女傳〉、〈杜蘭香傳〉、〈曹著傳〉考論》一文中，不僅具體分析了《神女傳》《杜蘭香傳》《曹著傳》三種雜傳的“小説式描寫”，而且，還在此基礎上對雜傳進行了分類，即將雜傳分爲雜傳小説、亞雜傳小説和雜傳三種，並説這三種雜傳類型“反映著史傳在虚化和文學化過程——或者説在向小説靠近和轉化的過程——中所出現的三種狀態”[24]。在《中國小説通史》唐宋元卷中，先生再次强調：“六朝志怪並不是唐傳奇的唯一源頭，雖然它非常重要，另一個重要源頭是先唐的雜傳小説。”[25]李劍國先生的這些論述是精彩和充滿卓識的，其中的重要一點，就是明確地揭示了傳奇文體與雜傳文體之間一脈相承的内在關係，而這一點，正是本書展開研究的知識基礎和邏輯起點。

漢魏六朝雜傳是唐人傳奇的重要源頭，是唐人傳奇的直接宗祖，他們之間的這種源流關係又突出地體現在文體方面。我們知道，自西漢末以來以及整個漢魏六朝時期，雜史雜傳的創作十分繁榮，出現了大量的雜史雜傳，僅就雜傳而言，據清人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統計，漢隋之際的雜傳共有四百七十種之多。又據清人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散見於《三國志》裴松之注、《後漢書》李賢注、《世説新語》劉孝標注、《水經注》、《文選》李善注中的注引和《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等類書徵引中的散傳或别傳也有一百八十四種之多。他們的統計還有遺漏，實際數量比這還要多。爲了梳理出更加符合歷史真實的唐人傳奇的宗祖譜系，有必要對漢魏六朝雜傳進行一次系統而全面的清理和考察，獲得對漢魏六朝雜傳的全面、清晰且符合其歷史本來面貌的認識，並在此基礎上，通過具體和準確的比堪與分析，揭示出漢魏六朝雜傳與唐人傳奇之間的傳承關係，特别是在文體方面的傳承關係。

三、興盛與散佚：漢魏六朝雜傳的文本生態

雜傳，在史志書目編目著録中隸屬於史部，是與正史、編年、雜史等并列的史部子類。自《隋書·經籍志》在史部中獨立雜傳一類開始，後世史志書目遂相因襲，唯其名或略有變化。《舊唐書·經籍志》沿襲此稱，《新唐書·藝文志》改稱“雜傳記”，《崇文總目》《宋史·藝文志》又改稱“傳記”，此後史志書目多從此稱，但也有例外，如明代藏書家祁承鄴《澹生堂藏書目》就不稱“傳記”而稱“記傳”。

歷代重要的史志書目如《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都没有對雜傳作較爲明確的界定，元代的馬端臨始對其作了界説：“雜史、雜傳，皆野史之流出於正史之外者。蓋雜史，紀志編年之屬也，所記一代或一時之事；雜傳者，列傳之屬，所記者一人之事。”[26]即通過對比雜史與雜傳，主要就二者在體裁上的不同作出界定。明代的焦竑也曾略加解説：“雜史、傳記皆野史之流，然二者體裁自異，雜史，紀志編年之屬也，紀一代若一時之事；傳記，列傳之屬也，紀一人之事。”[27]焦竑的界定與馬端臨相近，也是將其在與雜史的比較中從體裁上加以界定。析而言之，他們對雜傳的界定實際上包含三個方面：一是正史之外的野史；二是列傳之屬，即傳體；三是記一人之事。據此，本書將雜傳界定爲：正史以外的、與列傳相類的人物傳記。由於雜傳作品是《隋書·經籍志》首録，《隋書·經籍志》將它們稱爲“雜傳”，且本書確定的時間段爲漢魏六朝時期，故在本書論述中，我們沿襲《隋書·經籍志》的“雜傳”之稱，以雜傳名之。

《隋書·經籍志》史部雜傳序云：“又漢時，阮倉作《列仙圖》，劉向典校經籍，始作《列仙》、《列士》、《列女》之傳，皆因其志尚，率爾而作，不在正史。”這樣，《隋書·經籍志》雜傳序在邈遠的歷史回眺之後，把雜傳的“始”作落實在劉向的《列仙》《列士》《列女》諸傳上，這一説法是基本符合雜傳産生的歷史實際的。司馬遷作《史記》，創立紀傳體，紀傳體包括本紀、世家、表、志、列傳。這五種體裁，或五個部分，在司馬遷的《史記》中是不可分割的：“紀以包舉大端，傳以委屈細事，表以譜列年爵，志以總括遺漏，逮於天文、地理、國典、朝章，顯隱必該，洪纖靡失。”[28]到西漢中後期，劉向將紀傳體史書中的傳記體運用最爲完備的部分——列傳——取出，離紀傳體而獨行，即單獨運用傳記體傳寫人物，作《列仙》《列士》《列女》諸傳，這些人物傳，已“不在正史”，標志着雜傳與正史的正式分立，成爲正史列傳以外的另一種人物傳記文體，雜傳文體也隨之形成了。

劉向以來的兩漢時期和整個魏晉南北朝時期，雜傳創作異常興盛和繁榮。《隋書·經籍志》雜傳類序在説明爲何要立雜傳一門時，其理由之一就是“相繼而作者甚衆”。劉勰也説：“及魏代三雄，記傳互出……至於晉代之書，繁乎著作……”[29]敏感的目録學家注意到了雜傳創作的這一繁榮的局面，並將其體現出來，雜傳因此而成類。《隋書·經籍志》史部雜傳類中共著録有雜傳“二百一十七部，一千二百八十六卷，通計亡書，合二百一十九部，一千五百三卷”。《隋書·經籍志》雜傳類所著録的雜傳，基本上都是漢魏六朝時期的作品。由此可見漢魏六朝時期雜傳創作的繁盛局面。這已是相當大的一個數，而清人姚振宗在其《隋書經籍志考證》一書中統計，漢隋之際的雜傳共有四百七十種，這是《隋書·經籍志》所著録的雜傳數量的一倍多。

其實，姚氏在《隋書經籍志考證》中的統計還有遺漏，漢魏六朝時期出現的雜傳還遠不止這些。這從諸家藝文志補中可窺見大略。兩漢雜傳，侯康《補後漢書藝文志》史部雜傳類録有四十種，姚振宗《後漢藝文志》史部雜傳記類録有五十八種，曾樸《補後漢書藝文志并考》史部雜傳類録有四十七種，顧櫰三《補後漢書藝文志》録有後漢散傳和部分類傳四十四種。三國雜傳，侯康《補三國藝文志》史部雜傳類著録有雜傳五十二種，姚振宗《三國藝文志》史部雜傳記類著録有五十四種。兩晉雜傳，丁國鈞《補晉書藝文志》卷二史録雜傳類補録有二百三十六種，文廷式《補晉書藝文志》卷二——卷三史部雜傳類補録有二百二十四種，秦榮光《補晉書藝文志》卷二史部傳記類補録有三百四十五種，吴士鑑《補晉書藝文志》卷二史録雜傳類中補録有二百四十三種，黄逢元《補晉書藝文志》卷二史録雜傳類補録有九十一種。南北朝雜傳，徐崇《補南北史藝文志》史部雜傳類卷一《南史》著録有四十六種雜傳，除去其中的志怪十種，實際共三十六種；卷二《北史》著録有十九種，除去志怪三種，實際共十六種，合《南史》《北史》雜傳共五十四種。另外，聶崇岐《補宋書藝文志》史部補録劉宋一代雜傳二十二種（其中包括志怪七種），陳述《補南齊書藝文志》卷二史部補録蕭齊一代雜傳八種，張鵬一《隋書經籍志補》卷二史部補録雜傳十一種（基本爲南北朝時期雜傳）。這些補録雖或有重復，但漢魏六朝雜傳的數量無疑是巨大的。

遺憾的是，由於種種原因，漢魏六朝時期産生的這些雜傳，除少數較爲完整地保存至今外，絶大多數都已散佚，今天，我們只能在各種古籍舊典的徵引中看到它們的斷章殘句。也正因爲如此，長期以來鮮有人注意這些雜傳。

直到清末，章宗源和姚振宗在整理《隋書·經籍志》時，才一併對這些雜傳作了粗略的考察。章宗源著《隋書經籍志考證》一書，其中的雜傳類部分，根據歷代書志著録情況，簡略考索了漢魏六朝雜傳中散傳的歷代著録和佚文見存情況，其後又有姚振宗著《隋書經籍志考證》一書，書中雜傳部分，在章宗源考訂的基礎上，作了許多補訂，取得了一些新的進展。但章、姚二人的考訂仍然比較粗疏，其所依據，多爲歷代書志，所取資料比較狹窄，且有許多遺漏和訛誤。但章、姚二人研究的開路之功還是不可抹殺的，他們的研究爲我們今天的全面的考輯與研究工作提供了不少有益的借鑒。

四、關注的缺失：漢魏六朝雜傳的研究現狀

自章、姚二人對漢魏六朝雜傳的初步梳理之後直到20世紀末，還没有人對漢魏六朝雜傳做全面的考輯與研究，只是在一些傳記文學史著作中有很少的篇幅論及。如韓兆琦的《中國傳記文學史》、陳蘭村主編的《中國傳記文學發展史》、郭丹著《史傳文學》等，在敘及魏晉南北朝傳記文學時僅有一節篇幅對其加以概述。即使如李祥年的《漢魏六朝傳記文學史稿》這種斷代的傳記文學史，以漢魏六朝的傳記文學爲研究對象，也是以正史傳記如《史記》《漢書》等中的列傳爲主要研究對象，對漢魏六朝雜傳也只是概略論述[30]。也有少數學者對漢魏六朝時期的雜傳進行了零星的概略解析。如李祥年的《論魏晉南北朝的時代環境及社會思潮對雜傳内容的影響》以及田延峰的《漢魏六朝時期人物别傳綜論》[31]。

1998年秋，我遊學南開園，跟隨李劍國先生治中國小説史，開始關注漢魏六朝雜傳，並從此與漢魏六朝雜傳研究結緣。時光荏苒，屈指之間，已十餘年矣。在這期間，我以《雜傳與小説：漢魏六朝雜傳研究》爲題，完成了我的博士學位論文，在考察漢魏六朝雜傳的基礎上，梳理漢魏六朝雜傳與唐人小説之間的淵源流變關係。其後陸續在各類學術期刊發表整理、考訂與研究漢魏六朝雜傳的學術論文。這些論文大致分爲兩類，一是對漢魏六朝雜傳進行個案考察與研究的論文，如《皇甫謐考》（載《文獻》2001年第4期）、《略論皇甫謐雜傳的小説品格》（載《錦州師範學院學報》2002年第2期）、《〈曹瞞傳〉考論：兼論六朝雜傳的小説化傾向》（載《古籍研究》2002年第1期）、《文士群像的速寫：〈文士傳〉考論》（載《古籍研究》2002年第4期）、《〈東方朔傳〉考論》（載《鞍山師範學院學報》2003年第2期）、《劉向〈列士傳〉輯校》（載《文獻》2003年第2期）、《劉向雜傳創作考論》（載《錦州師範學院學報》2003年第3期）、《生命理念的投射：嵇康與〈聖賢高士傳贊〉》（載《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4年第6期；中國人民大學複印報刊資料《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2005年第4期全文轉載）、《論〈晏子春秋〉的傳記文學品格》（載《社會科學論壇》2006年第1期）、《習鑿齒及其雜傳創作考論》（載《瀋陽師範大學學報》2008年第6期）、《〈名士傳〉、〈竹林七賢論〉考論》（載《淮陰師範學院學報》2009年第6期；《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2009年第6期轉載）等。二是對漢魏六朝進行整體宏觀分析與研究的論文，如《論六朝雜傳對史傳敘事傳統的突破與超越》（載《遼寧大學學報》2000年第6期）、《六朝雜傳與傳奇體制》（載《武漢大學學報》2001年第5期；中國人民大學複印報刊資料《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2002年第2期全文轉載）、《六朝雜傳概論》（載《遼寧大學學報》2002年第1期）、《論漢魏六朝雜傳人物傳寫的小説化傾向》（載《瀋陽師範大學學報》2003年第2期）、《略論雜傳之淵源及其流變》（載《遼寧大學學報》2003年第4期）、《論六朝雜傳敘事建構的小説化傾向》（載《古籍研究》2003年第2期）、《從漢魏六朝雜傳到唐人傳奇》（載《社會科學輯刊》2005年第5期）、《虚構與漢魏六朝雜傳的小説化》（載《遼寧大學學報》2006年第4期）、《略論唐人小説之史才、詩筆與議論》（載《瀋陽師範大學學報》2007年第6期）、《漢魏六朝雜傳興盛的人文觀照及其品格檢視》（載《遼寧大學學報》2009年第3期）等。

這些研究成果，在本書的撰寫中，都將以不同的形式加以吸收和利用。尤其是在我的博士論文《雜傳與小説：漢魏六朝雜傳研究》中所貫穿的對漢魏六朝雜傳與唐人傳奇關係的梳理與確認，依然將作爲本書考察漢魏六朝雜傳最基本角度與綫索。亦即將漢魏六朝雜傳置於中國古代小説史的背景之中，探尋其小説史意義，是本書對漢魏六朝雜傳進行梳理和研究的邏輯起點和方向。

令人欣慰的是，新世紀以來，已有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漢魏六朝雜傳，並嘗試從不同角度對其進行探討和研究。如張新科的《三國志所引雜傳述略》一文考察了《三國志》裴注所引雜傳，認爲：從形式上看，這些雜傳與史傳不同，它們脱離史書獨立存在，思想自由，篇幅短小，靈活多樣，標志着魏晉時期古典傳記文學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從藝術淵源看，它們繼承了以《史記》爲代表的史傳傳統，但又有發展，往往以細節和人物的言行刻畫傳主形象，心理刻畫較爲細膩，且具有傳奇色彩和感情色彩。它們既補充了《三國志》的不足，又使歷史人物個性化，因而有較高的史學、文學價值。劉湘蘭的《兩晉史官制度與雜傳的興盛》一文認爲兩晉“著作郎始到職，必撰名臣傳一人”的史官制度，爲寒微士人憑藉文史著述之才進入仕途打開了一個門徑，激發了寒士們對人物别傳的創作熱情，由此導致了兩晉雜傳的大量湧現。仇鹿鳴的《略談魏晉的雜傳》一文則主要通過分析郡書、家傳、别傳三種類型的雜傳，探討了雜傳與當時的社會風氣，尤其是士族文化之間的關係。朱静的《魏晉别傳繁興原因探析》一文認爲，别傳之所以在魏晉時期創作如此繁盛，史官文化傳統、九品中正的選官制度等是其主要的原因。楊子龍的《淺析魏晉南北朝時期雜傳之别傳》一文從别傳的内容題材出發，探討别傳這一體式能在魏晉時期興盛的原因，並提出别傳對於研究魏晉文學歷史的一些作用。陳慶的《小議漢魏六朝人物别傳》對“别傳”概念進行了辨析，探討了漢魏六朝時期的人物别傳，並提出了該時期“别傳類傳記”的史學範疇。另外，趙華的《略論别傳與史傳之異同》一文對别傳與史傳作了界定，王焕然的《試論漢末的名士别傳》則主要討論了漢末的名士别傳，陳東林的《劉向〈列女傳〉的體例創新與編撰特色》與李亮的《魯迅與會稽郡故書雜集》則是在其他問題的討論中涉及了漢魏六朝雜傳[32]。

在這些分散的討論之外，也有碩士學位論文、博士學位論文對漢魏六朝雜傳進行了較爲深入的討論。如2004年南京師範大學朱静的碩士學位論文《魏晉别傳研究》與2003年臺灣高雄師範大學李興寧的博士學位論文《魏晉時期别傳研究》，專門討論魏晉時期的别傳。2005年南京大學劉湘蘭的博士學位論文《六朝史傳、雜傳與小説敘事比較研究》則從敘事學的角度探討了史傳、雜傳與小説敘事之間的區别與聯繫[33]。

這些討論，有的頗有新見，如劉湘蘭在《兩晉史官制度與雜傳的興盛》中提出的兩晉“著作郎始到職，必撰名臣傳一人”的史官制度對雜傳創作的促進作用，值得參考。當然，也有的論述還不够成熟，如陳慶《小議漢魏六朝人物别傳》中提出的“别傳類傳記”的論述，趙華《略論别傳與史傳之異同》一文中對别傳與史傳的界定等，都還有進一步深化的必要。總體而言，到目前爲止對漢魏六朝雜傳的研究都還是零星和分散的，研究重心也主要集中於魏晉時期，以别傳爲主。

五、文本考訂與小説史觀照：漢魏六朝雜傳研究的目標與方法

如上文所言，由於漢魏六朝時期的雜傳多已散佚，如今，我們只能在諸如《三國志》《文選》等古籍舊注和《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等類書摘引中看到漢魏六朝雜傳的斷章殘句。故對漢魏六朝雜傳的研究，必須以對漢魏六朝雜傳準確的輯佚校勘爲基礎。本書對漢魏六朝雜傳的討論，將以本人所輯《漢魏六朝雜傳集》爲基礎。

本書對漢魏六朝雜傳的研究，實際上包含三個層面：一是對漢魏六朝雜傳的存佚、著録、作者等進行詳細考索，力求釐清每一種雜傳的基本情況；二是對漢魏六朝雜傳進行細緻的文本研究，對每一種雜傳的人物傳寫、敘事建構、風格取向等各方面進行系統解析；三是在對每一種雜傳微觀研究的基礎上，對整個漢魏六朝時期的雜傳創作進行宏觀審視，分析總結漢魏六朝雜傳的人文品格，並對其歷史地位與價值，特别是其中國古代小説史意義作出判斷。

本書首先要探尋漢魏六朝雜傳概念及其淵源。從正名入手，本書首先明晰了傳、列傳、雜傳的概念，雜傳的類别和流變，重點梳理了雜傳從萌芽到形成到興盛的历史過程。雜傳的出現，《史記》具有重要的意義，它的列傳之體爲雜傳的興起提供了體例範式，隨後，劉向的《列女傳》《列士傳》諸傳將司馬遷《史記》中的列傳之體從正史中析出，化爲單行之體，確立了雜傳的基本體制模式和創作規範，標志着雜傳文體的形成。所以前人推究雜傳之源，常提到劉向諸傳的開路之功，如《隋書·經籍志》雜傳序之論。但從《隋書·經籍志》雜傳序的論述來看，它主要是指如《列士傳》《高士傳》之類的以叢集形式出現的類傳，就此而言，是有道理的，而雜傳中還有大量的以單篇形式出現的散傳，推其本源，則應追溯到《穆天子傳》。在先秦兩漢，如《穆天子傳》一類的傳記性作品還有《晏子春秋》《燕丹子》等，這些傳記性作品，不僅影響了漢魏六朝雜傳中散傳一類的體制模式的形成，而且在行文運事等諸多方面也爲漢魏六朝雜傳提供了有益的經驗，比如傳聞虚誕之事的入傳等等。

其次，本書擬對漢魏六朝雜傳的文本進行細緻深入的考訂與研究。在先秦以來《穆天子傳》等傳記性作品以及劉向所作《列女》等傳的示範作用下，大約在西漢末至東漢時期，雜傳逐漸興起，並湧現出了如《東方朔傳》《趙飛燕外傳》《李陵别傳》《鍾離意别傳》《三輔決録》等一大批雜傳，這預示着雜傳創作黄金時代的即將到來。漢魏六朝時期的雜傳數量巨大，本書將其按時代順序劃分爲四個板塊來加以討論，即兩漢時期、三國時期、兩晉時期和南北朝時期。當然，這種劃分只是爲了研究的方便，是就其創作狀況而言，並不代表雜傳發展的階段，因爲，漢魏六朝雜傳實際上是無法分出發展階段的。在此部分，本書將對漢魏六朝時期的重要雜傳作品進行一次全面、細緻深入的考訂、分析與研究，不僅涉及它們的作者、文本存佚、創作背景、内容等方面，更重要的是發現與確認它們獨特的文體特徵，將它們置於史傳與小説建立的坐標中，研究它們在文體等方面與史傳及小説的區别與聯繫，揭示它們的小説品格之所在，這是本書的重點之一。

在對漢魏六朝雜傳進行全面深入的文本考訂與解讀的基礎上，本書擬進一步對漢魏六朝雜傳加以宏觀審視，分析總結漢魏六朝雜傳的人文特性與品格。包括漢魏六朝雜傳興起與興盛的時代背景、漢魏六朝雜傳的趣尚與價值等，並對漢魏六朝雜傳的小説品格加以重點闡釋，並由此梳理出漢魏六朝雜傳與唐人傳奇之間的源流關係，特别是文體上的傳承關係，揭示這一研究的小説史意義。由於漢魏六朝雜傳多是“方聞之士”[34]或“幽人處士”[35]的“率爾而作”[36]，已與史傳有了很大的不同：在爲傳態度上，由於雜傳創作的非官方個人性質，雜傳作者在思想上便没有了限定和束縛，因而不論是在思想藴含還是行文風格等方面，都表現出了異於正統史傳的特質。特别是在對待史事的態度上，不再追求“信實”，常以傳聞虚誕之事入傳，即所謂“雜以虚誕怪妄之説”[37]，或“鬼神怪妄之説往往不廢”[38]。由此，造成了漢魏六朝雜傳的普遍小説化傾向，具體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在人物傳寫方面，由正統史傳對人物的歷史化定位和對政治資鑒及道德勸誡意義的重視轉向對人物性格的關注和表現，人物傳寫傾向生活化、個性化；在敘事建構方面，擺脱了正統史傳僅僅對史事的陳述，敘事建構表現出一定的形象性、故事性和情節性，並注重虚構中的真實感；在風格取向方面，從正統史傳的莊重儒雅走向輕松幽默的多樣性，主流風格傾向諧謔化、藻飾化，同時有濃重的自我色彩。這種小説化傾向的普遍存在，才使漢魏六朝雜傳成爲唐人傳奇的直接宗祖，可以説，漢魏六朝雜傳的小説化傾向，實質是向唐人傳奇的趨近或轉化，唐人傳奇正是在此基礎上孕育、發展起來。也就是説，唐人傳奇的興起，是漢魏六朝雜傳小説化的必然結果，傳奇文體對雜傳文體的繼承，就是這一必然結果的突出體現，甚至可以説，傳奇文體是唐人傳奇淵源於漢魏六朝雜傳最爲顯著的標志。

在追尋上述目標的同時，本書還將兼及與漢魏六朝雜傳相關聯的漢魏六朝文化的某些方面。

本書的研究横跨史學和文學兩大領域，涉及雜傳和小説（特别是唐人傳奇）及與之相關的許多方面，所以，本書試圖在史學與文學的廣闊領域中，以中國正統史傳和古典小説建立一個立體的坐標，通過跨文史或者説兼文兼史的視角，對漢魏六朝雜傳進行研究。既考察它的史學特徵，揭示它的史學價值和意義，也考察它的文學内藴特别是小説品格，探尋它對唐人傳奇的孕育作用，特别是它對傳奇文體形成的誘發和啟導，揭示它與唐人傳奇之間的源流關係，從而闡明它對中國古典小説發展的貢獻，確立它在中國古代小説史上的應有地位。

本書對漢魏六朝雜傳的研究，採取了以下的方法：

一、文獻學的方法。在漢魏六朝時期的雜傳多已散佚的情況下，本書對漢魏六朝雜傳的研究，採用了文獻學的方法，漢魏六朝多已散佚，對其文本基本情況的清理整輯，堅持以文獻爲依據，力求在充分的文獻證據下恢復漢魏六朝雜傳的本來面貌。使本書的研究最大限度地趨近於準確和客觀。

二、比較研究的方法。比較是辯明事物異同的一條重要途徑。由於本書研究取向的邊緣性質和尋源探流、品格揭示的終極目標，比較方法的運用是很廣泛的。比如史傳與小説的比較、史傳與雜傳的比較、雜傳與小説及唐人傳奇的比較、各個時期雜傳具體作品的比較等等，本書中的比較，涉及面很廣，其目的就是要揭示漢魏六朝雜傳基本面貌、獨特品格以及向唐人傳奇的演進。

三、微觀考論與宏觀解析相結合。本書的研究，是在具體的雜傳作家、作品的分析基礎上探討漢魏六朝雜傳的整體品格及其與唐人傳奇之間的關係，所以，是微觀考論與宏觀解析的結合。對具體的作家、作品的個案研究是微觀的考論，注重文本的分析；而對漢魏六朝雜傳人文特性與品格的分析以及其與唐人傳奇的關係等的梳理則是宏觀的解析。微觀的考論提供確鑿的文獻基礎，宏觀的解析架構邏輯的理論體系。

四、史學觀照與文學觀照相結合。這是由本書研究對象的跨學科性質決定的。漢魏六朝雜傳是史學之屬，研究它，是不能忽視其史學特徵和價值的，同時，我們又要梳理它的小説化傾向，探尋它與唐人傳奇的文體聯繫，這又屬文學的範疇，所以，對漢魏六朝雜傳的研究，只有史學觀照與文學觀照相結合，才能獲得對漢魏六朝雜傳客觀、全面的認識。

需要説明的是，本書研究的範圍是漢魏六朝雜傳，雖包括整個漢代，但實際上，雜傳真正的出現是在劉向以後，所以，本書所言的漢魏六朝實際是上限起於自劉向開始的西漢末，下限則止於隋亡。兩漢時期大致是指劉向以後的西漢末至東漢末的建安元年（196）。三國時期，則包括建安年間，從建安元年（196）至魏咸熙二年或晉泰始元年（265）。本書之所以把三國時期上限定在建安元年，是因爲自建安元年始，曹操挾漢獻帝遷都於許昌，實際上已開始了一個新的時代，故歷史上多有人把“漢建安”稱爲“魏建安”[39]，而最爲重要的是，在建安年間叱吒風雲的重要人物多有雜傳，這些人物的活動和影響多主要在建安年間及其以後的三國時期，如諸葛亮、曹操等，撰寫他們的雜傳也必定多出於建安及其稍後的三國時期，如果將它們劃入漢代，有生硬、割裂之嫌，故將三國時期的起點定在建安元年。兩晉時期，從司馬炎代魏始即晉泰始元年（265）至劉裕代晉止。南北朝時期，則始自劉宋永初元年（420），止於隋大業十四年（618）隋亡。之所以止於隋亡，乃據嚴可均以及逯欽立等人之成例，嚴可均之《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及逯欽立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都以隋代系於南北朝之末，這是有一定道理的，而且就本書研究的實際看，由於最終目的是探尋雜傳與唐人傳奇的關係，隋代的雜傳創作基本可視爲一個連接點，故本書也把隋代系於南北朝。當然，這四個板塊的劃分並不絶對，因爲有一些雜傳作者跨越兩個時期，還有一些雜傳的作者已無法確考，這些雜傳的作年實難明確斷定，故有些雜傳歸入某一板塊，只是粗略地判定或爲了討論方便的權宜之計，在本書中並不斤斤計較某一雜傳歸屬於哪一板塊更合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