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国中”——“中国”概念的历史语源学探寻

本文意在从历史语源学、阐释学的材料与角度入手，对“中国”一词的起源和概念含义加以说明。文章题目作“超越‘国中’”，虽表面上看有些“绕”，却能点明作者的用意，故而为之。

“中国，即国中”：一个历史语言的阐释学

其实要说“超越”，从“中国”一词的历史语言阐释的角度，很真实的现象倒可能是“国中”超越“中国”，而不是相反。在古汉语中，类似“中国”的用法，如《诗经》中出现的“中林”“中阿”“中河”“中流”“中沚”“中谷”“中陵”“中原”等都是常见的。这些于后人看来，在语法上都是一种倒置性的用法。因此后代的注释学者，很多时候都会将“中国”释为“国中”，同样，“中林”即“林中”，“中河”即“河中”，“中谷”即“谷中”，等等。这样的注释无疑是对被颠倒了的语序的一种纠正，是对原意的一种复原。因此将“中国”释为“国中”，实在是后者对前者的时代超越，表明了华夏（汉）语言及思维发展的一种进步：我们后人大都不会像《诗经》时代的人们那样不顾语序的别扭，而任由颠倒着用了。

著名语言学家邢公畹先生专为此写过一篇《〈诗经〉“中”字倒置问题》的论文（1947年）。他说：“在汉语语法中，语序是极重要的。比如：限制词必须放在被限制词之前，动词必须放在它的宾语之前。”否则我们会“觉得很别扭”。但正是这种“别扭”的倒置在中国却是非常古老的语言习惯。比如《尚书·召诰》：“用牲于郊，牛二。”《左传·僖公三十三年》：“牛十二犒师。”这些话不是按正常语序说“两条牛”“十二条牛”，而是“倒置”性地成了“牛二”或“牛十二”。相同的例子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更是常见，如“击犬又牛用，犬三，豚三”。“尞于东母豚三，犬三。”此类用法如今除中医郎中在开中药处方单时还依稀仿佛外，恐已绝少见到了。

那么如何解释这一倒置现象？古代学者早已注意到这一现象并试图给予解释。宋代学者孙奕在其《履斋示儿编》中说：“六经或倒文，如《易》之西南得朋，吉凶失得之象，皆类有之，唯《诗》为多，如中林、中谷、家室、裳衣……不一而尽。”他明确地称这种现象为“倒文”。清代学者俞樾用押韵的缘故来解释这种“倒文”，《古书疑义举例》“倒文协韵”条：“古书多韵语，故‘倒文’协韵者甚多。”而郭绍虞先生在《中国语词的弹性作用》（1938年）中将“倒文”解释为中国语词的“弹性作用”的一种。但邢公畹对这些观点都不认同，他多少认同章太炎的一个说法，即这种“倒置”是一种未尽涤除的草昧未开之世的句法。于是邢另辟蹊径，将上古汉语的考察与汉藏语系尤其是汉藏语系中的侗台语族的材料联系起来。如此考察之后，邢说：“但是照藏缅语族的语言看，这正是一种正常的语序。”比方撒尼夷语说“我打他”直译则为“我他打”。邢先生尤其熟悉汉藏语系中侗台语族的情况，他举例子说，如“有一个人有一个儿子”这句话，在龙州土话里就会被说成“有人一有个子男一”；“见只鸭子在田中”会被说成“看见鸭子在中田”。他在李方桂的《龙州土语》一书中还找出闽南语的“中缸”“中衙”“中房”“中坑”“中屋”“中家”“中山”“中塘”等倒置的诸多用例，蔚然可观。两相对照后他最后得出结论说：“我们细味《诗经》中‘中林’等例的一点痕迹，依稀可以辨认出汉语和闽南语的原始汉闽语中的血缘关系。”

这个阐释发现是惊人的，四两拨千斤，其论述的“深意”在于指证这种“倒置”背后所显示的汉语的更为悠久的历史渊源，并会使今天的我们联系“中国”一词的用法，注意到它和更为遥远的原始汉藏语的习惯和血脉。几十年后，邢又写有《汉藏语系研究和中国考古学》（1996年）的长文。这是篇我们平时很少见的利用大量考古学材料所写的历史语言学的文章，它论证在新石器文化晚期说着原始汉藏语的黄帝、炎帝部族相继南下并沿黄河东上，“后来在南下迁徙途中慢慢分离出一种语言来，即藏缅语，时间约在铜石并用时代早期，在夏语（引者注：即后世之汉语）从原始语分出之前就已分出。所以夏语实际是从‘原始汉台苗语’中分出的”。

而在此文之前，语言学家俞敏发表题为《汉藏两族人和话同源探索》（1980年）的论文，则以这种倒置现象来论证汉藏同源：“周朝人最早的作品里有好些古语言遗迹”。他举例说：《诗经》里有管柔软的桑树条叫“桑柔”，管大道边叫“周行”，管林子当中叫“中林”的（《卷耳》《兔罝》篇）；还有“中塘”……《尚书·康诰》管华夏族的领土叫“区夏”，“姜原”无非是高“原”上的“姜”罢了；看起来“后稷”也应该是“稷后”——庄稼大王，他的后代有个“公刘”（照后来习惯该叫刘公）跟成汤同时。看来，俞敏先生是主张汉藏有更近的血缘关系的，这与主张夏语或汉语与侗台语有更亲密关系的邢公畹先生有所不同，但他们又都走在相同的探寻方向上，即古夏语或汉语的祖先都来自更为遥远的原始汉藏语。

语源与族源应该具有一致性，这是很好明白的道理。语言学家们的智慧和论证其实也等同于揭示了“中国”一词的原始汉藏语渊源。“中国”一词，作为古代天下理念与国家理念相熔铸而成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理性概念，依我们现今看到的历史文献和实物佐证，大概应在西周初建时期才浮出历史地表，这有出土的西周尊器《何尊》的铭文，以及《尚书》中的“梓材篇”为证，也有西周晚期《诗经》中的三首诗（《大雅·民劳》《荡》《桑柔》）七次出现的“中国”一词为证。在这三处直接使用的文献材料之前，“中国”一词虽尚无发现，但其无疑应有更为古远悠久的原始汉藏语的语言／思维之源。“中国”一词的倒置性构词方式的“语源学”揭示，说明我们拥有更为古远悠久的崇“中”、尚“中”理念，“中国”一词之“中”仿佛是很自然的优先前置性，为后世铺设了语言思维方式的源泉。

“中国”一词就其构词方式看，用后世漫长的“夏语化”或原始汉藏语的“华夏化”之后的眼光看，它确是语序倒置的。由此汉代经学家以来，注“中国，国中也”，也就顺理成章。比如《穀梁传·僖公二十八年》“复者，复中国也”；《襄公二年》“若言中国焉，内郑也”；《昭公三十年》“中国不存公”，晋代范宁均注为“国中”。又如《周礼·秋官·大司寇》“反于中国，不齿三年”，清俞樾按：“国中也”，清孙诒让正义：“犹言国中”。这种把在古语看似很正常的语序，再按照后代类似“现代化”的“夏语化”正常语序颠倒过来的阐释学，如照邢公畹和俞敏先生的研究，其实质，一是昭示着“中国”一词的悠久的原始汉藏语的血缘，并使我们这些后人明白，如果没有遥远的原始汉藏语祖先对“中”这个方位词的置于优先性强调的语用习惯，那么后来的“中国”一词会怎样，也许还无从谈起。无论如何，是这样的历史语言血脉和传统造就了“中国”一词，使其迈出了“中国”概念的第一步。二是这种阐释学还表明了“国中”对古语方式的“中国”的“超越”，这种“超越”力图改造古语的思维方式，以适应或“恢复”一种于今而言的正常、规范的语序。

“中国”：对历史语言阐释的抗拒和超越

但恰在此处，历史语言的方向发生了变异。由于古语文阐释学的“超越”古老的语序“倒置”的努力，大部分“倒置”的语序在后代的语言使用中都会得以矫正，得以“科学”地按“本义”加以阐释，后世的人们也很少会说“中河”（即河中）、“中林”（即林中）、“中谷”（即谷中），即便引用古诗古语，也都会加以必要的注释，使之顺应当下阐释，使人明白，变成“正常”说法。但似乎只有“中国”等少量词语（也许还有“中原”等），顽强地抗拒着这种重新阐释，“中国”又努力地“超越”着被阐释为“国中”的趋势，而重新稳定了自己的构词方式的合法性，并使“中国”由一个普通的方位意味很浓的词升华为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概念。这正是我们接着邢公畹、俞敏等人的历史语言学探寻去做进一步“探寻”的地方。我们因此也可以明白，为什么在讨论“中”字倒置问题时邢公畹明确强调要将“中国”这样的专有词汇搁下“除外”，这“除外”是有深意的，可惜邢公并未有接续的讨论。

据历史学家王尔敏先生的统计分析，先秦典籍中共出现“中国”一词178次，他并将其所含意旨约分为五类。除了后两类（7次）特殊用法此处可不表外，其他主要的三种意涵是：其一，指“国中”，凡17次，且已不仅指城邑之中，还可以扩而理解为国境之中。如《诗·大雅》云：“女炰烋于中国，敛怨以为德。”其二，谓京师之意，凡9次，例如《诗·大雅》：“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其三，谓诸夏之领域，凡145次。如《孟子·梁惠王》：“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

我们从王尔敏先生在其所作论文（《“中国”名称溯源及其近代阐释》）指出的这三种用法中可以看出，尤其到春秋之后，最多的用法是“中国”已成为专有名词，即诸夏各列国领地之专称，已然是相对于四夷外邦的一个具有共同语言和文化的核心区域的共称、统称，即王尔敏所说的第三。第二项专指“京师”，据朱熹《诗集传》注：“中国，京师也；四方，诸夏也；京师，诸夏之根本也。”那么此处的“中国／京师”其本质也是与“四方”连为一体的，成为“诸夏”的根本和代表，因此实际上与“表示诸夏之领域”也几乎一样。当然，这里的“中国”，虽与“四方”连接，但毕竟强调了“诸夏之领域”中心的首都大城“京师”。至于第一项“谓国中之意”，由于其含义已可扩展至整个“国境”之内，并不一定专义在“城中”，因此与第三项“谓诸夏之领域”的多数用法，虽角度不同，却也互通，二者并不矛盾，所谓“诸夏”的范围也与这样的“国中”毫不冲突，其“国中”大都指“诸夏”的“国中”，而不会指“中国”以外的外邦。也正是在这个意含上，“中国”与“中原”“中区”“中邦”“中夏”等有时也通用，后者有时同样也不能释为“原中”“区中”“邦中”“夏中”，同样“超越”了古汉语的“倒置”重新阐释压力而成为类似“中国”的专指名词。如此，中国之“中”再也不用被重新阐释移诸“国”之后位上去了。而这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一词所取得的语用局面。

在从邢公畹到王尔敏的对“中”及“中国”的讨论之间，人们应予重视的是，其实邢公畹用语言学材料所做的语言历史解释方向，无疑是对“中”一词的最为基础性的可靠的语言学解释，即作为方位语义的“中”，应是其最原初的“本义”。《诗经》里诸多“中”的“倒置”用例就都是这样子的空间方位及其关系的体认（所谓倒置就不仅仅是语序的倒置而且还是空间位置的表述之倒置）。而王尔敏所举的多是西周及春秋战国的“中国”用例，虽然在“中”的“方位”本义之上增加了很多后来历史的因素在里面，但在“中国”一词中，方位意义的前置和彰显仍是最基本与主要的意涵。所以才有“中国”与“四方”构成基本秩序和框架，《周礼·天官》中说：“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中国”概念中，“中”为理念先导，是理念指引下的“辨正方位”；而“国”是客观基础，是脚下山河大地的“体国经野”。

“中”：何以前置和优先

“中”的中心、正中、中央的本义，可以从文化人类学和人类基本生活的意义上加以肯定。方位感、方向感作为人类生存和生活的基本感知，应是首要的，首先产生的，用德国哲学家康德的话说，就是认为人类的空间与时间感知是“先验的”。在康德这里，所谓“先验”是先于经验的“先在”，但解释康德的先验观念的另一种路径，就是“先验”也是一种经验形式，“先”是时间顺序的客观表述，是存在于漫长的生物进化、地球物种起源和人类初始时空基本经验的“积淀物”，不过看起来像是先于后世人类文明生活的现实体验而存在罢了，所以并不神秘。因此我们只能将“中国”之“中”的诞生放在这种宇宙观中来解释，并庆幸我们祖先对“五方”观念的强调，对“中”的优先性的重视和独特的生命体验。时空感知的产生也意味人的自我意识（自我方位）的崛起，以及随之而来的向四外空间的拓展意识。如果说“中国”之“中”与三百篇中的其他“中”的用例有什么不同？那就是“中国”之“中”在空间方位意识之外，又复加了浓重的自我方位意识。它不是我们从外面去观察一片森林看那“其中”，而是站在森林的中心地带，自我和这片森林之中央合而为一。于是“中”不仅表达了一种强烈的存在感，而且又有自里向外的扩展，形成四方关怀，形成自我和外界“全方位”的交流愿望、共同体意识，它指向未来的族群性乃至国家性实体存在，也就可以想象不言而喻了。这样的深刻意识早就诉诸于原始汉藏语系人生活语言的交流，应当在“中”这个文字产生之前就存在于他们的语音与表意交流之中。这些都是不证自明的。当然，人类语言表意的外在指向总是与其内在指向同步的，“中”这个词也许一开始就有一条内在化的表意路径，对于心脏存在的身体感知，以及生命自我意识，使外在方位感知与内在方位感知，一开始就贯通一起，用“中”表示“心中”，以心为中，进而投射到人类最初的观念世界，也是文化人类学可以解释的语言起源之一。“中”，由于我们祖先的坚持和强化，进而将它优先前置，于是形成了汉语言习惯中的“中”的“倒置”现象；更由于其中又渗透了强烈的自我方位意识，进而衍生了特定的从自我内心由内及外扩展的“同心圆”时空意识与思维习惯，为“中国”观念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按照认知隐喻学理论，由于人类的空间经验产生了方位隐喻，此时“中”便作为一种极为重要的空间方位隐喻获得了语言投射的有利位置和优先权力。莱考夫和约翰逊考查美英语言认为“上／下”“前／后”“里／外”“近／远”等人类空间概念较之“其他可能的空间框架，它们具有优先权”，成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概念。但他们没有注意到中国先民的空间经验，是用一个恰到好处的“中”来总领了这些基本的空间概念，形成了“中”的隐喻命名权的巨大优势。一切都要从“中”出发了。

今天，我们无论如何评价这种语言倒置思维的伟大性都不为过。汉语言逻辑的进化必然导致对这种倒置的克服，而更值得称道和庆幸的则是对这种克服的克服，即自原始汉藏语祖先那里，我们一直保有或继承着一种让方位词“中”成为邢公畹先生所说的那种无可置疑的“限制词”地位的悠久而伟大的语言逻辑传统，这种传统会让其他词汇置于“被限制词”的地位。于是，才有了中国人引以为万事万物法则的“中道观”的诞生，才有了“中国”概念的诞生，“中国”最终超越了“国中”的阐释学，“中”的价值和“中国”的价值融合在历史实践与生活中，积淀形成了中道哲学和“中国”国家哲学。于此我们相信，在文字“中”诞生前被汉藏语祖先的话语发音中称为“zhonɡ”的语音表达了深刻而普世的思想，他们往往特别地将其前置加以强调，说出了原始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一种有着思维力量与智慧魅力的“逻辑语言”（那种分析哲学意义上的人类的基本的逻辑语言或语言逻辑），并由此而在“东亚”大陆族群中螺旋式上升，历史地形成了一种“中”的伟大文明。

而后世我们依文字“中”所作的语义溯源阐释，都不过是建立在这个发音为“中”的原始观念的“自我方位”“本义”之上与时俱进的历史内容。这些语言“本义”之后的历史内容同样重要，它于文字学意义上记载了人们坚持突显“中”的价值本质、超越“国中”的过程。姜亮夫在其《释中》一文运用甲骨文和金文资料及先秦文献，揭示了“中”字的三个原义及衍生语义：（1）日中旌旗，即背景为一轮太阳，前置一杆竖立飘扬的旌旗，且看上去旗杆中分圆日之形。（2）箭矢射中穿心之形。（3）盛装简策文书典籍的器具之形。这三种文字符号创制时所体现的意涵，如果说是原义，也是在原始社会人类发音为“中”的自我方位“本义”基础上，由于对“中”的重视和优先前置的思维传统，而强化了的“中”的复杂语义内涵，是本义的历史化内容。

旌旗在日中之形，首先是“建木树表”立影测时，或以旗杆立影测时，因此“中”表示时间的中分看取的标记方法，是由方位而向时间渗透交融的“时空意识”的展开，这一点表明中国人的时间意识，由于“中”而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线性的而是时空一体的，是从“中”入手开始区分的，时间和空间交汇聚焦于“中”这一核心。“中”之义与建木、树表、立旗均有关，进而建木树表不仅测时，也演变为部落祭祀或原始宗教活动的中心。而“中”又表示与旌旗相关的语义，旌旗是部落族群的标志符号，立于部落和战队的中央，代表军令、权威，是汇集众人的核心。殷商甲骨文字中即有“立中”表述，被释为立旗于中以号召、汇集族群；也是《尚书》中所说的“建中于民”。

“中”为射中，如《礼记·射义》所说：“持弓矢审固，然后可以言中”，并由此射中而引申出“中礼”（“故射者，进退周还必中礼”）的概念，“中礼”也即合乎礼节。这是由射中而对理想目标如何切近应和的经验性表达，合于族群，合于事理，在万物的变化节奏中，追求中节、顺天、和气始成为一种人伦心意与情理。

至于由“中”的放置策简文书的盛器而引申，“中”于是又为判定诉讼文书，《周礼·秋官》记载的“求民情，断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士师受中”，这里的“中”就是诉讼判决文书及其所施加的法治行为，是谓“中者，刑罚之中也”，即秉持之“刑罚适宜”。《论语》中说舜“允执厥中”，如果“照本宣科”地翻译，指的就是手持体现“中”的公平合理的法令文书（为竹条令简），当然后来人们将这个“执中”理解为执守中道原则与大法，也是合情理的。

以上可见，这些都是从“中”的语言学“本义”引申出来的文明历史内容，我们很多时候把这些文字学意义当作了“本义”来解释，是简单化了。“中”从方位之义，到有组织秩序的族群部落的“立中”“建中”，是更加理念化了。以“中”为尚的不断扩容的族群部落组织的历史建构，导致了“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导致了由“中”而凝聚的时空中心：“敬授民时”，“格于上下”（《尚书·尧典》），或“厥有施于上下远近”（清华简《保训》）。因此所谓“地中”之“中”，其中包含了落实到大地上的地理中心，包含了天地一体的时空中心，包括了人心凝聚于族群一体的共同体意识，包含了公平协调的法权、军权、礼权与大城邦文明中心，以及统一历法时间的文化中心、以天唯大为德的观念中心，这几层意义均历史地灌注到“中国”之“中”的国家化语义蕴含当中了。近年来随着山西省临汾市陶寺遗址经过长期挖掘与研究，专家们倾向于这座距今4000年以上的古代大城即是“尧都平阳”。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在陶寺中期王级大墓中出土了一个几乎完整的用于测量日影的“圭尺”，由此，何驽先生在《陶寺圭尺“中”与“中国”概念由来新探》一文中，极其敏锐和正确地指出了早期中国概念在帝尧时代的萌生和存在，他还由此而论证了古文字“中”的象形和本义即来自这样的“以求地中”的利器“圭尺”，以及利用圭尺实施“中国化”意义的“大地测量”及其王权象征。但是我们不能由此而完全否定“中”字本义来自于竖立之“旗”这一得到了广泛认同的解释，“圭尺”的解释只能是“中”字的广泛的社会语义来源之一。何驽认为古“中”字字形中有被解释为旗杆上下的“飘带”（传统称为“斿”，即旗帜的飘带）的部分，他认为这种解释是不妥的，因而主张为圭尺上彩色刻度的指示，但我们望其形迹，仍可备一说。由此而认为“圭尺”为“中”的所谓“本义”，并从这个手持圭尺“中”（“允执其中”）衍生出来“中心”“中央”“中间”等方位词“中”，这虽是目前以考古出土实物指认“中”的“本义”起源最为实证性的一次说明，而我们仍须谨慎认定“圭尺”之“中”是“中”的“本义”。无论如何，这些等级社会的复杂历史内容虽然也是一个突显“中”的历史，但正是在有文字以前的强调优先与前置“中”的历史基础上，文字学意义上“中”与“中国”突显的历史态势，才最终造成了“超越国中”的“中国”概念被稳定下来，并赋予了新的意义，即所谓“中国”是在众多的邦国，或诸侯都邑（城邦、国中）之上，产生的中心化大国秩序、中心聚落形态以及所谓的“广域王权”。

“中国”思想：在历史实践中的生成

夏商周以来，经逐步整合演化，“中国”的建构先以“天命”及政治军事威权约束万邦，构成整体，继以礼法和文化统合邦国，构成“超邦国”的“天下中国”。于是春秋战国时代，正如王尔敏所汇总的“中国”概念所取得的局面，已经成为一个具有深刻理念的实体性的可以指称名之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与民族的共同体了。尽管战国时期分裂为诸侯国争雄局面，但越是在这种分裂之时，“中国”概念的理念性越发地凸显出它的重要性，其理想价值也越发地受到重视和传播，所谓“东周列国”，一个“东周”，便道破“中国”在现实中从未破局的奥秘，成为至今我们于海峡两岸仍坚认“一个中国”观念的精神源泉。“中”所造成的强大的观念性会形成一种既成现实，“中国”不是消弭不见，而是越发地活泼了。后来，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小徐本）这样“释中”：“中，和也”，“中”已从一个方位性的解释而被功能性、价值性的解释所代替。以和释中，“中”的本质便昭然若揭，“中”的宗旨与方向便是“协和万邦”，便是东亚这块土地上人类的联合。

总结起来，这其间大概有三点要特别强调：

一是“中”的意义的原型积淀。我们要感恩于原始汉藏语的祖先们的特有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方式，他们对于诸如“中”这样的方位词的盎然兴趣，坚持使“中”可以置于“国”之前，这是原始汉藏语先人的思维主体性的创造性选择的结果，使得后来的人们可以轻松地将这个似乎是说明性的单纯“方位词”的性质，提升为一个可以限定诸多事物性质的大词。正是在我们的汉藏语系遥远的祖先那里，埋藏着中国国家文明的语言密码和精神密码，而这个最原初的密码，千万年来一直守候、延续、表现着中国文明的独特路径。

二是“中”的意义增殖。这种增殖／增值，终于使“中”的理念成为先秦时代数千年的中国历史和社会发展中的主旋律，形成了几乎无所不包的“中道观”：“中”为“天下之大本”（《礼记·中庸》），“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左传·成公十三年》），“中即道也”（程颐语）。为政，要“允执厥中”（《论语·尧曰》）；君子，要“作稽中德”（《尚书·酒诰》）；子民，要“各设中于乃心”（《尚书·盘庚》）；法刑，要“咸庶中正”（《尚书·吕刑》）；群体，要“协和”，并使人的存在“光被四表（方）、格于上下（天地）”（《尚书·尧典》），具备“中”的世界观，等等，这些重要的意义增殖，使“中”超越了单一的“方位”之义，形成一种思想性的东西，灌注到性命、思维、语言、行为中去，乃至形成一系列以“中”为核心的词汇、短语，以及由“中”所限定和表明性质的特定“概念”。“中”的意义增殖的结果，是“中”成为一种文化，标志为一种文明，乃至升华为一种哲学。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说：“中国文明起源的机制问题必须从哲学角度予以回答（论证）。”依本文思路，“中”之优先前置，进而意义增殖，乃是其从上古语言学意义升华为哲学意义的历史。语言的这种增殖不仅使“中国”一词稳定下来，使“中”的理念成为这片东亚土地上的族群国家化建构中的核心精神，反过来，这种依“中”而建构国家化的路径也极大促进了“中”的意义的展开，由国家化“中”的促进而使“中”的意义全面地覆盖人、社会、生活，成为至上法则。在政治学意义上，“中国”本身已经意味着一种理念、一种国家理论与思想，不仅是德国政治家赫尔佐克在其《古代国家》一书中所说的“大国思想”，而且还蕴含了如何成为大国的经由“中”而实现的途径道路与结构方法，直可称之为“中国”思想。

三是“中”的实践层面。“中”与“国”的相遇，促使“中”的空间性含义得到了广泛的弥散和延伸，不仅可以在抽象的思想观念空间中铺展，更在先人的群体实践中，在这块东亚土地上铺展、落实——夏、商、周三代以降，在“中道”思想影响下，“中国”这一国家理念成为数千年的国家文明化实践。“中”所要处理的，乃是“万邦”的协和，即《尚书》中的“协和万邦”。因此“中国”本意就在于一种协和实践。这种长期的历史实践，使以“中心／四方”为框架的“建中”／“执中”模式在漫长世变中保持了极为稳定的生动的形态，背负“天地人”协和使命的“中心化”的“大规模国家”或“大地域政治模式”国家的建构，形成了主流历史趋势，终使“中国”超越了语言的“国中”阐释，而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民族、国家人所共认，不可移易，乃至唯一。这个“实践”和“历史”，是一个遥远的汉藏语先民的“中”的语言学思维的空间展开和实践落实，是一个“中”的理念的信奉与优先的实践，是从四面八方向“中国”的聚拢，是古书上所谓“之中国”“莅中国”，即是去往中国、奔向中国的方向，也就是所谓“居中”（也就是“宅兹中国”）；同时，也是“居中”之后的更加积极主动，更加主体性的建构，更加积极的“中心化”，即“建中”“执中”。这里的“建中”与“执中”，已由原始的建木立中、建旗立中、执简立中演变得含义甚广了，是指建构中道观念与时空之“统”于“民”，涉及群体性与个体性道德秩序与思想行为方式、文化方式及其原则，以更实在的地理地域掌握上的中国／四方的国土结构、中国／四裔间的共同体建构等，也是指建国理论和治理理念的“中”，用考古学的成果和结论来论证，就是苏秉琦先生所提出的“中国文明”起源的三种形式：裂变、撞击、熔合，最终成为秦汉“并中国”及其后世中国的“多元一体”格局。

这里，得中、立中当在五帝之尧舜时代奠基，而在夏商二代相继稳定固化了地理意义上的后世称之为中原的天下之中的区域定位，并开始了中心国家的建构。相对于“万国”林立，夏商均以“居中”而言“大”，或以“大”而成“中”。夏本意即为“大”，是文明之大，落实构成了“区夏”即“夏区”。而商则明确了“大邑商”的概念，即以大邑都城而统领这个“大”与“中”，所谓“中商”之称是也。这形成了“区夏”实践和“中商”实践，形成了“区夏观”和“中商观”（如胡厚宣所论，甲骨文材料中已呈现了中国加四方而合在一起的“五方”观念），也即最早的“中国观”，其地理坐标的“建中”在晋东南和安阳一带，至西周，则落实在洛。于是，最重要的历史时刻是在周初，“國”的概念在邦国的意义上已经成熟，“中”与“國”两个概念合一，“中國”一词诞生。甲骨文中并无“國”字，周初何尊铭文上也是记作“中或”，“或”，音读为“域”，于省吾先生释读为“國”。这时的“中國”的“國”也不是各诸侯邦国（城邑）的“國”了，而是在“中”的意义上的对一个大规模的政治／文化／族群共同体的本质上的体认，体认一个“以中为本”的致力于“协和万邦”的东亚大陆上生生不息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一个“超邦国”的“协和之国”。这是西周初年，才明确了“建中”实践的成果“中国”的实际存在及其客观理念。

也因为，最早见诸于西周建国初年文物的“何尊”上的青铜铭文中的“中或”（即中國），已经不能被释读为“國中”了，已经是使“中”处于“限制词”高尚位置的“中”了，已经是“國中”之外另辟表义康庄大道的“超越”了“國中”的不用“倒置”的“中国”了。即使《诗经》等西周文献中的“中国”有若干处可以被释为“国中”，但此时的“中国”，由这个青铜器“何尊”上的“中或”（中國）作时代性定调，就无疑更主要地以一个国家性“理念”，以一个重要的政治性“概念”，配以《尚书·周书·梓材》中记载的“中国”一词，正式登场了。

结语：“中国”，深埋于历史的“中国梦”

“中国”，从这个词诞生时起，就开辟了一条超越“国中”之路。

概言之，不要小看了一个词的历史语言学的变迁，或许一个不起眼的构词语序的变化及其阐释，都可以风生水起，积淀千秋，昭示万代，都可以像太平洋上空自彼岸飞来的蝴蝶，其翅膀的扇动形成的气流，隔千载万年而激起后世的“中国”之四季风雨。

今人倡言“中国梦”，应知正如“中国”一词的历史原始情况所表明的那样，我们那些说着原始汉藏语的祖先，真是一些词序语义运用上的智慧梦者：他们既然一开始选定了“中”的前置方位，就坚守着“矢志不移”，就如同做一场意志之梦，而且一梦千万年：“中国”！就永远地不改了，就在这“不改”中获得意义。而这个“不改”的“中国”，一直需要千秋万代的中国“初心”不改，生生不息地努力维持，正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