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政府要节俭过紧日子
当然，领导要有威信，光靠讲还不行，还要自身硬气，上行下效效果最好。
李世民深知其中道理。自己要想建立大唐盛世，势必要克制自己的欲望，限制自己的权力，夹起尾巴做人。
他刚上台的时候，想要营建一座宫殿，展示“新朝气象”，木材都已备齐，但“远想秦皇之事，遂不复作也”。
到了第二年，手下大臣知道领导年前有想造新宫殿的念想，揣摩估计领导是怕没有制度依据而被别人背后议论。为了满足领导的欲望，拍好马屁，翻阅古书，终于找到了《礼》里面的一句话，“季夏之月，可以居台榭”。同时，李世民又有“气疾”（类似于现在的支气管炎或是孝喘之类的呼吸道疾病），平时居住的宫殿又潮湿阴冷，对身体非常不好，因此建议另外选址造一阁楼，这也是为了更好地工作（《贞观政要》：贞观二年，公卿奏曰：“依《礼》，季夏之月，可以居台榭。今夏暑未退，秋霖方始，宫中卑湿，请营一阁以居之。”）。
合法合理，依据充分理由充足，处处都为领导健康考虑，为大唐基业考虑。
这样的忠臣怎能不重用？这样好的建议怎能不采纳？
唯独没有考虑的是政治的导向和领导的信用。
没有考虑到百姓的承受能力。
面忠实奸，后患无穷。
幸好李世民是清醒的。
坚决否则了这一提案（《贞观政要》：太宗曰：“朕有气疾，岂宜下湿？若遂来请，糜费良多。昔汉文将起露台，而惜十家之产，朕德不逮于汉帝，而所费过之，岂为人父母之道也？”固请至于再三，竟不许）。
他知道现在百废待兴，固然造一个宫殿按照目前的财力也能承受，但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现在自己这个欲望满足了，就会追求下一个更大的欲望，那就会像秦二世、隋炀帝一样索取无度（《贞观政要》：贞观四年，太宗谓侍臣曰：“崇饰宫宇，游赏池台，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帝王所欲者放逸，百姓所不欲者劳弊……朕尊为帝王，富有四海，每事由己，诚能自节，若百姓不欲，必能顺其情也）。
上天赋予他皇帝这个职位，就是要他励精图治，开创盛世王朝。
他需要时刻克制自己的欲望，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
（《贞观政要》魏征曰：“陛下本怜百姓，每节己以顺人。臣闻‘以欲从人者昌，以人乐己者亡。’隋炀帝志在无厌，惟好奢侈，所司每有供奉营造，小不称意，则有峻罚严刑。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竞为无限，遂至灭亡。此非书籍所传，亦陛下目所亲见。为其无道，故天命陛下代之。陛下若以为足，今日不啻足矣；若以为不足，更万倍过此，亦不足。”太宗曰：“公所奏对甚善。非公，朕安得闻此言？”）
同时为了减少宫中的支出，不养闲人，李世民清退了三千余名后宫佳丽，让她们出宫嫁人，自食其力（《资治通鉴》天少雨，中书舍人李百药上言：“往年虽出宫人，窃闻太上皇宫及掖庭宫人，无用者尚多，岂惟虚费衣食，且阴气郁积，亦足致旱。”上曰：“妇人幽闭深宫，诚为可愍。洒扫之馀，亦何所用，宜皆出之，任求伉俪。”于是遣尚书左丞戴胄、给事中洹水杜正伦于掖庭西门简出之，前后所出三千馀人）。
下面一看领导动真格的，也就不敢为所欲为，始终想着要与领导时刻保持一致。就算有时候实施的改革措施影响了自己的利益，也不敢跳出来闹情绪了。
社会风气发生了大的改观，社会经济实力大大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也日益提升（《贞观政要》：自王公以下，第宅、车服、婚嫁、丧葬，准品秩不合服用者，宜一切禁断。”由是二十年间，风俗简朴，衣无锦绣，财帛富饶，无饥寒之弊）。
在李世民的示范和带领下，官员们纷纷以节俭为荣，以奢靡为耻，心思和精力都放在工作上。
中书令岑文本，贞观政府的最高命令都出自其手，可谓“权倾天下”。但他居住的地方又低洼又潮湿，屋子里“无帷帐之饰”，非常简陋。有人劝他买房置地，改善居住条件，他连连感叹道：“吾本汉南一布衣耳，竟无汗马之劳，徒以文墨致位中书令，斯亦极矣。荷俸禄之重，为惧已多，更得言产业乎？”劝说的人只好悻悻而退（《贞观政要》：岑文本为中书令，宅卑湿，无帷帐之饰。有劝其营产业者，文本叹曰：“吾本汉南一布衣耳，竟无汗马之劳，徒以文墨致位中书令，斯亦极矣。荷俸禄之重，为惧已多，更得言产业乎？”言者叹息而退）。
户部尚书戴胄，掌管着整个王朝的钱袋子，算得上“富甲天下”。可他同样“居宅弊陋”，去世后连个像样的祭祀场所都找不到，更别说什么“棺椁极雕刻之华”、“冥器穷金玉之饰。”最后，李世民只好下旨，“令有司特为之造庙”，并厚赠钱物，才把戴胄的丧事办成（《贞观政要》：户部尚书戴胄卒，太宗以其居宅弊陋，祭享无所，令有司特为之造庙）。
尚书右仆射温彦博，其位之高，其官之显，让人仰目，而他家中贫穷得没有正室，他死后，只有在旁屋祭奠。唐太宗知道后，叹息不已，下令为他营造祭庙，又为他的家人给予不少馈赠（《贞观政要》：温彦博为尚书右仆射，家贫无正寝，及薨，殡于旁室。太宗闻而嗟叹，遽命所司为造，当厚加赙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