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9月20日在特米诺岛上举行的非正式听证会

地　　点：加利福尼亚州特米诺岛

时　　间：1950年9月20日

出席人员：

钱学森的代理人：格兰特·B. 库柏（Grant B. Cooper）

美国助理检察官：马克斯·F．多伊兹（Max F．Duetz）

陆军装备司令部人员：威廉·H．邓恩（William H．Dunn）

陆军装备部洛杉矶办事处代表：莱曼·P. 戴维森少校（Maj. Lyman P. Davison）

美国海军地区情报（洛杉矶）办公室代表：乔治·R. 波特（George R. Porter）

美国海关规费征收办公室代表：罗伊·M. 戈林（Roy M. Gorin）

美国海关洛杉矶代表：欧内斯特·S. 格莱泽（Ernest S. Glazer）

美国移民归化局人员：贾斯廷·T. 贝内特（Justin T. Bennett）

美国移民归化局人员：艾伯特·德尔·古尔丘（Albert Del Guercio）

库柏：

这次会议是我向诸位和检察官托林先生（Mr. Tolin）建议后召开的，其目的是审理并查明事实。我已经知会钱学森他所具有的权利，对此他完全理解。他也理解他说的话可能在任何程序中成为反驳他的依据。尽管如此，钱学森希望答复参加会议的诸位先生可能会询问的、涉及这个案件的所有问题。我还告诫他说假话的严重后果：他这里说的谎话可能在任何程序中成为反驳他的依据。他也理解在法庭上说谎可能被指控为伪证罪。我只有一个附加条件，那就是将提问的问题及回答保留一个副本。我试图让所有政府机构明白他们所不知道的这个事件的整个过程。他已经知晓他的权利并愿意在此做出上述声明。

古尔丘：

可以理解，毫无例外，这个程序对移民归化局以后要召开的其他诉讼或程序没有什么影响。这个程序没有法律和司法意义。我们认为，从《移民法》来看，要断定钱博士所受指控是否属实，现在既不是合适的时候，这里也不是合适的地点。

库柏：

我已争取能够保释钱学森，保释与否由美国检察官裁决。为向司法部部长和美国检察官提供裁决依据，我希望诸位知晓我所了解的关于此事的真相，诸位肯定愿意，也一定会对此给予高度重视。

多伊兹：

我重申一下，就这个案件而言，我们对大家所提问题及其回答都进行了速记，但大家同时需要说明的是，这只是非正式的诉讼，钱学森自愿回答有关政府机构向他提出的感兴趣的问题。但这个程序本身没有法律和司法意义，仅仅是一场非正式的调查，政府同意为库柏准备一份副本。

库柏对钱学森：

问：钱学森博士，你出生在中国吗？

答：是的，1909年。

问：你现在是中国公民？

答：是的。

问：你是1935年来到美国的？

答：是的。

问：是获得奖学金资助才来麻省理工学院读书的？

答：在美国学习两年，有可能延长一年。我来美国学习并不是特别为了进麻省理工学院，我可以选择其他学校，但最终还是选择了麻省理工学院。

问：你是持学生临时签证来美国的？

答：是持学生签证来美国的。

问：你持学生签证在这里待了多长时间？

答：直到1947年4月，那时我离开了美国，后来持永久签证从加拿大重新回到纽约。1947年，我离开美国返回中国，在中国待了三个月时间，即7月、8月、9月。

问：你看望了你的父亲？

答：是的。我回中国还结婚了，然后在美国夏威夷檀香山入境，重新回到美国的。

问：在1947年你回到美国前或其他时间，你是不是共产党员？具体地讲，你是加州理工学院共产党122小组或其他以推翻美国政府作为目标的任何组织的成员吗？

答：我不是以上所说任何组织的成员。

问：从1937年以来，你认识温鲍姆（Weinbaum）博士吗？

答：是的，我认识温鲍姆。我还认识马林纳（Malina）和杜布诺夫（Dubinoff）——我认识很多人，但我只想提及可能和本案相关的名字。

问：你是1937年或1938年来加州理工学院的？

答：我是1936年秋天来到加州理工学院的。

问：你的职位是什么？

答：1936年到1939年，我是一名学生。

问：你的专业是什么？

答：我主攻空气动力学。

问：那时候，温鲍姆也是一名学生？他在加州理工学院是什么职位？

答：我认为，他的职位是研究人员。杜布诺夫是研究人员。马林纳更像是我的同龄人，是学生。

问：你经常去温鲍姆的家吗？

答：应该说，我和马林纳更熟。事实上，这是因为我们在学习和研究领域有共同兴趣。通过马林纳，我被引荐给他们。马林纳是我们系的，其他人不是我们系的。温鲍姆是化学系的，杜布诺夫是生物系的。马林纳把我介绍给他们以及他们的家人。

问：你经常登门拜访他们吗？

答：是的。我认识他们——也不是一开始就认识的。我记不清是哪一年在哪里认识他们的。但是我知道他们对音乐以及对中国和东方的事物都有兴趣。

问：那时，在你与他们的谈话中，他们表达了对中国所处境遇的同情，是吗？

答：是的，他们的确这样。这也是他们对我有吸引力的一个方面。你们也能回想起，那时中日战争刚开始，作为一名中国人，我非常高兴听到人们对中国的同情。

问：你拜访温鲍姆，有时候是应邀而去，有时候仅仅是非正式的顺便访问，是吗？

答：是的，因为我和他们非常熟悉，经常在晚上没有预先告知的情况下顺便拜访他们。

问：有时候，他们独自在家？

答：有时独自在家，有时是一群人。

问：是否有这样的情况，那就是马林纳和杜布诺夫都在温鲍姆家中？

答：是的，我提到的这三个人是非常好的朋友。

问：你在同他们会见或者在拜访他们时，是一星期一次的定期访问，还是不定时的访问？

答：差不多一星期一次。

问：具体是哪一天晚上？

答：并不是非常固定，但通常是在晚上，并且经常是星期三晚上，因为那一天我有时间，没有学习安排。我通常是保持固定的工作时间。

问：你同他们的友好关系持续了多长时间？

答：很难说从什么时间开始，因为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我想那一定是在1938年以后。

问：温鲍姆是什么时候离开加州理工学院到其他地方的？

答：我也说不清具体是哪一年，但是我确定太平洋战争开始时，那是1941年之后，他在校外得到了一份工作，是在一个企业中工作，我不知道具体是哪一年。之后他就到东部去了，我们之间的联系就中断了。

问：你是什么时间开始从事与战争有关的工作的？

答：我从事与战争有关的工作较晚，我不记得具体时间了，应该是在1943年之后。

问：在你积极从事与战争有关的工作期间，你还见过这些人吗？

答：就马林纳而言，甚至在我从事这一工作之前，我也不经常见到他，因为他比我更早从事与战争有关的工作。而我从事的是非保密性的工作，自然就不经常见到他。

问：在你拜访他们时，你知道、相信或者认为这些是共产党的会议吗？

答：我不知道。我没有怀疑过他们是共产党员。

问：这些拜访是不是一群人进行的非正式会面？

答：在我看来，它们是这样的。

问：现在你回过头来，用目前怀疑的眼光看，你会不会认为他们是共产主义分子？

答：现在回答是肯定的。根据目前我从报纸上获得的一些信息，我的确怀疑他们是共产党员。

问：我想，尤其是当你获悉了对温鲍姆的审讯，是吧？

答：是的。

问：你现在是否认识到，他们在中日交恶时发表的一些同情中国的谈话也许能表现其共产主义立场？

答：从我现在获得的一些信息看，我可以说那是很有可能的——当然。

问：你曾经有意加入那个组织？

答：没有。

问：你有没有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渠道知道，你的名字作为这个组织的成员出现在他们的党员名单上？

答：不知道。

问：你曾经有任何共产党组织的党员证吗？

答：据我所知，没有。

问：你在上面签过名吗？

答：没有。

问：你曾经拥有过这个证件吗？

答：没有。

问：你看到过那个签着你名字的证件吗？

答：没有。

问：你曾经加入共产党组织或者持有一份（党内）假名的证件吗？

答：没有。

问：我们把谈话时间拉到当前——你父亲现在多大年纪啦？

答：他69岁。

问：数年前，你父亲曾经有个大手术？

答：不，是去年冬天他进行过胃部手术。

问：你是通过书信知道的吗？

答：是的，是通过书信知道的，并且医生通知说，手术还没有完成，他希望在今年冬天进行第二次手术。

问：你父亲的全名是什么？

答：钱均夫，住在上海愚园路1032弄111号。

问：你还记得给你父亲做手术的那位医生的名字吗？

答：我认为蒋英女士知道，因为是她回的信。我忘记医生的名字了。

问：你收到过你父亲希望你回国的信件了吗？

答：是的，收到了。

问：当你最后一次到加州理工学院工作时，你填写过日常的安全许可申请吗？你最后一次填写安全许可是什么时间？

答：最后一次应该是1949年9月或10月。

问：在那之前，你签署过类似的申请并收到许可了吗？

答：是的。

问：我认为，所有的人都认为你在从事与安全有关的工作？

答：是的。

问：你第一次知道你受到怀疑是什么时候？

答：我不记得具体日期了，可能在1950年5月底或者在6月初。

问：是什么引起了你的注意？

答：有一次，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会见我。

问：你当时向他们做陈述了吗？

答：他们调查的目的是想知道我是不是美国共产党员。我回答他们的问题就如同我今天回答你们的一样。

问：你第一次将被怀疑的情况报告给加州理工学院的官员，那是什么时间？

答：让我这么说吧。在与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的谈话中，他们告诉我，我很快将退出涉密工作。我记得在那之后不久，我就与林德瓦尔（Lindvall）博士谈过。他是我在加州理工学院的顶头上司，是加州理工学院工程系主任。

问：你告诉林德瓦尔博士，你可能不能继续从事涉密工作？

答：是的。

问：鉴于你已收到父亲的来信，你将来不能继续从事涉密工作的消息对你最终决定返回中国有什么影响？

答：那影响是非常大的。我已收到父亲的来信，他老人家早希望我回国。他的健康状况不好，我很早就很清楚，但当时我专心于工作。当你专心于工作时，你很少关注个人的一些情况。我不能从事涉密工作，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震动。这使我开始思考个人问题：是留在美国，还是返回中国？当我看到这种情况时，我更加不安，因为美国和中国大陆目前执政的政府之间可能存在公开的敌意。换句话说，大陆实际上被控制在共产党政权之下。

问：你最早是什么时候采取行动争取获准回中国的？

答：我想，确切地说，我询问相关事项后预订了“威尔逊总统号”，那是6月中旬。

问：你确实购买了船票，还是同他们进行了某种形式的沟通？

答：我到他们办公室，然后预订了船票。他们告诉我，要想离开美国需要获得过港签证。

问：那是1950年6月中旬。在此之前，你同加州理工学院的工作人员商谈过返回中国的决定了吗？

答：没有！我首先告诉的是林德瓦尔博士，然后告诉华森（Watson）教授，他是加州理工学院教工委员会主席。教员辞职要报告给他，因此我必须告诉他。几个星期后我才告诉杜布里奇（DuBridge）院长，因为那时他没有在学校。6月中旬，我的许可证被吊销。

问：是什么时间通知你“许可证被吊销”的？

答：我不知道具体时间，大约是在6月中旬。

问：这确实更加坚定了你回国的决心？

答：当然。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华森博士。加州理工学院对我回国深表不安，他们希望我不要离开加州理工学院。我需要说明的是，我认为有很多事促使我回到中国，父亲即将进行的手术以及中美之间可能发生的公开冲突，还有我父亲生活在共产主义中国。如果中美发生交恶，我就没有办法寄钱给我父亲，他现在完全依靠我，由我赡养，因此我对中美之间可能发生的交恶深感不安。我希望这些问题都能够得到解决，我赡养父亲的困难得以排除。我已告诉华森教授，我希望最后再回到美国，在加州理工学院继续我的工作。但是，当然我也向他表明，加州理工学院不能指望我确定返回的具体时间。

问：1950年7月29日，你写信给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务院了吗？在信中，你表达了回国的愿望？

答：是的。

问：我手头上有这封信，一会儿交给你。你可以复制并标注一下物证A。8月3日，你收到了国务院有关你乘坐美国“总统号”离开美国的回信了吗？将其标注为物证B，看好请返还给我。几乎同时，就取道香港回国这件事，你还询问过位于西雅图的国际贸易服务协会，是吗？

答：是的。

问：这是你1950年7月1日（写给他们）的书信，标注为物证C。国际贸易服务协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答：我不知道它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但很明显它们正在办理过港签证和过境手续。

问：你从哪里获知国际贸易服务协会的？

答：我想提及另外一件事。我知道，乘坐“总统号”邮轮从英国驻洛杉矶领事馆获得过港签证是非常困难的。在加州理工学院，我有许多中国朋友，他们试图回国，从英国驻洛杉矶领事馆都难以获得过港签证。于是我就问有没有其他的可能。从一些计划返回中国的学生那里得来的信息引起了我的注意：有一个国际贸易服务协会能够全程安排。于是，在7月31日我就开始四处寻找这个机构。

（由库柏先生出示的8月2日的书信被列为物证D。）

问：8月5日，你给国际贸易服务协会去信了，是吗？

答：是的。（把该信件标注为物证E。）

问：那么，钱博士，这样你就购买了加拿大太平洋航空公司的机票，准备离开，是吗？

答：是的。

问：你需要获得什么签证？

答：仅仅是过港签证。国际贸易服务协会帮助我得到了。

问：你能回忆起你是什么时候支付的机票费？

答：可能是八月中旬。

问：你将这个情况通知你在加州理工学院的上司了吗？

答：没有说很多，我只是告诉他们，我将在8月末离开美国。我参加涉密工作的许可证被吊销，加州理工学院校方又非常希望我能留下来。他们的意思是，如果我重新要求并获得许可证，我可以留在这里继续工作。其次，我认为对加州理工学院非常重要的是，他们也不希望这事悬而不决，他们推荐我去找弗朗西斯·M. 雷（Francis M. Wray）上校，要求召开听证会。在书信中我希望把听证会安排得早一点，因为我准备8月底就离开美国。如果需要，我可以写信。

问：加州理工学院有人在华盛顿特区为你安排了一名律师，就你的许可证事宜提出上诉吗？

答：是的。此事由海军部副部长丹·A. 金贝尔（Dan A. Kimbal）先生发起。他是我的朋友，比较熟悉我。正是通过他的建议，华盛顿的律师保罗·波特（Paul Porter）担任我这次上诉听证会的代理人。

问：因此，你是不是在1950年8月21日左右离开洛杉矶到华盛顿的？

答：是的，我8月21日离开了洛杉矶。

问：上诉，是你的个人意愿，还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官员给你的建议？

答：我必须说，我考虑希望通过这次上诉为加州理工学院尽可能做些事情。但是我自己非常清楚地看到，有一点是肯定的——申请涉密研究许可证又不留在这个国家是不合逻辑的。

库柏对钱学森：

我必须对此解释一下。加州理工学院的杜布里奇院长建议钱学森提出这个上诉。他本人并不急于这么做，但因为他们要求他去做。

问：你21日到达华盛顿后，首先见的人是谁？

答：第二天，我就到金贝尔的办公室会见了他。于是，我把整个情况向他报告。我告诉他，我准备回国。但那是一个简短的会见。听到我准备回国，他非常激动，他希望我为获得许可证而继续努力。我有些怀疑，他没有认真听我讲话。他只是把我推到办公室外对我说：“你去见波特先生，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样，我就在22日下午拜见了波特先生，我把事情简要地报告给他，并强调了我认为合乎逻辑的事情。听证会定于23日举行，波特说，为了在这次听证会上有很好的陈述，他必须做大量的准备工作。若听证会在23号召开，时间来不及。他也赞同我的看法，如果我不申请就业，并且不打算留在这个国家的话，这似乎不合逻辑。他说，我应该再找金贝尔商谈一下，听证会最好推迟。金贝尔办公室的麦克唐纳（McDonald）先生和我一起参加了这次讨论，他确实使听证会进行了无限期推迟。

问：23日上午，你又去见海军部副部长金贝尔了吗？

答：是的，见了。这次我知道他对我离开美国不理解。所以这次我特别强调，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要参加这一次上诉。最后他对我说，他想如果有人问他——是否允许我离开美国，他会说“不”，我应该对此事再认真思考一下。我说，好的，现在的问题是这次听证会推迟了，我应该回到加利福尼亚，重新思考此事，并且及时通知他我的决定。下午，我就踏上了返回加州的飞机。

库柏：

海军部副部长金贝尔上个星期五来到我的办公室，他是在加州理工学院校方的建议下来我办公室的。他对我说：“嗨，钱学森不是共产党员，他不准备离开美国。”他给联邦检察官打电话，将情况通知他。在通知联邦检察官时他说，如果钱学森保证说留在美国，这对检察官来说就够了。他又打电话给洛杉矶地区移民归化局局长兰登（Landon）先生，说了同样的事情。金贝尔说，在23日上午会见钱学森博士后，他告诉钱学森不应该离开，实质上正如金贝尔以前说过的那样。我认为，金贝尔也告诉钱学森，他知道钱学森父亲希望儿子回国，但是应该给他父亲做工作，改变让钱学森回国的念头。金贝尔坚持认为，由于钱学森所掌握的知识，不应该让他回国，因为这些知识可以被中国的共产党政府所利用。我回忆，但不一定很准确，当钱博士离开时，金贝尔打电话给司法部，说绝对不能让钱学森回国，要想尽一切办法让他留在这里。他向我解释说，他的话并不意味着将他（钱学森）拘禁。如果加州理工学院的校领导说他应该被释放，他就应该被释放。

库柏对钱学森：

问：钱博士，我还忽视了一个问题，当你购买加拿大太平洋航空公司机票时，你申请了返回的签证了吗？

答：没有，应该从移民归化局申请。

问：你为什么没有申请返回的签证？

答：这里有很多原因。首先，从这次旅行的性质看，我不能确定我多长时间才能返回。根据我以往的经验，我1947年回国时就获得了入境许可，但有效期只有六个月。我理解，我的这次回国旅行明显要长于这一时间。1947年我获得再入境申请的经历是这样的，1947年我离开波士顿前往中国前，我在波士顿得到了返回的签证。我是1947年9月底返回的。随后，我的妻子蒋英来到美国，1947年12月初我们结婚。她告诉我，在她申请签证时，上海美领馆对我没有通过上海办事处离开上海进入美国深表不满。他们希望我的返程能通过他们办公室，因此这也是我没有试图获得回程许可的原因。

问：那天上午你走出金贝尔办公室后就离开华盛顿了，当你从华盛顿到达洛杉矶机场时，是谁在机场迎候你的？

答：我想不起来那位先生的名字，但我知道他是移民归化局的一位调查人员。

库柏对钱学森：

问：简单地说，你收到一份由美国司法部移民归化局地方长官H．H．兰登签发的一份通知，命令你不能离开美国。那是8月23日晚上的事情吗？

答：是的，临近半夜时分。

问：这个决定对你打算离美返回中国有什么影响？

答：影响是直接的。我不再想永久离开美国了，但已经太晚了。首先我要做的事情就是取消预订航班，并且尽可能早。事实上，我在第二天一大早，也就是在24日早上取消了预订机票。

问：然而，你是如何决定让你的妻子和孩子离开美国的？

答：24日，我仍然在想，事实上，我们考虑尽可能让我的妻子和孩子离开美国，妻子能够料理家事，就像我给你们概述的那样。所以在24日，家里的决定就是，由于有命令，我必须留在美国，但蒋英和孩子们会去香港。

问：那一天，你把你们的打算向加州理工学院校方人员说了吗？

答：加州理工学院的杜布里奇院长访问了我。他想知道我去华盛顿的结果。于是我把在华盛顿以及机场发生的事情一一报告给他。我也告诉他，由于移民归化局的命令，我必须留在美国，但蒋英和孩子们仍然想着回中国去。

问：对你妻子和小孩的离开，杜布里奇有什么反对意见吗？

答：他说，他不想看到我们家庭的分离，但是他没有明确表示反对。

问：那一天，你陪着妻子去帕萨迪纳的银行了吗？

答：去了，不是帕萨迪纳而是阿塔迪纳银行。在那个银行她有保管箱，在其名下还有一笔积蓄。

问：多少钱？

答：那时只有200美元左右。由于她要回国，于是把这笔积蓄取出来了。

问：从银行保管箱还取了什么东西？

答：银行保管箱里大多是她的珠宝，也存有我们购买的战时公债。

问：你们所有的战时公债，面值大约有多少？

答：大约是4 000美元至5 000美元。

库柏对钱学森：

问：你妻子交给我一张E系列的战时债券，这些是你那时拥有的公债吗？

答：我记不起所有的数字。

问：你们把它兑换成现金了吗？

答：没有。我们仍然持有。

问：8月24日或在这个时间之前，你在其他银行还有账户吗？在哪家银行？

答：我在美国银行帕萨迪纳湖畔和格林支行有两个账户，一个储蓄账户和一个支票账户。

问：在那里有储蓄账户和支票账户？

答：是的，大约存了200美元。

问：你将这些钱取出来了吗？

答：没有，根本没有动。我在帕萨迪纳第一国家保险银行还有一笔存款，也没有动，大约1 000美元。

问：当你陪着妻子去银行把200美元取出来时，你还有回中国的想法吗？

答：没有。

问：直到最终被拘禁你一直待在美国？

答：是的。

问：下面说一下（携带的）文件，新闻中有关于这方面的报道，海关可能比较感兴趣，接下来让我们谈谈这些文件——当你最后决定离美返回中国时，关于这些涉密或不涉密的文件，你是怎么处理的？

答：根据我的判断，我把目前涉密的一些文件从我的行李中拿出来，将其锁在一个文件柜里，然后将钥匙交给加州理工学院的克拉克·米利肯（Clark Milliken）博士。

问：在你对这些文件进行分类时，你知道涉密文件和不涉密文件的区分规定和规则吗？

答：是的。

问：你带了你当时认为或你现在认为是涉密的文件了吗？

答：我没有携带任何我认为是涉密的文件，我能够确信我带的这些文件都不是涉密文件。

问：在你离开前，对行李进行打包等事务，你是交托给谁代办的？

答：我委托帕萨迪纳的白金斯运输和仓储公司全权负责打包事宜，而且那个公司的塞克斯史密斯（Sexsmith）先生还告诉我，我没有必要担心海关手续，等等，因为他们有一个常规机构为我做这件事。他还告诉我，我没有必要担心上述事项以及船上存放文件的空间问题，我打算乘坐的船是“威尔逊总统号”，他们将负责一切事务，我会得到账单。

问：他们准备了相关文件吗？

答：我签署了数份声明副本，他们说他们会处理。

多伊兹：

下面让戈林先生来询问有关托运文件的问题。

戈林：

目前，我们很难发表任何意见。我们被邀请参加本次听证会实际上是为了听取意见，也许会提出一两个问题。关于这些材料的分类问题我们没有什么要说的，这个由其他机构来决定。他已经回答了我们准备的一两个问题。现在，我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了。

多伊兹对钱学森：

问：钱博士，在这些文件被运往白金斯公司时，你同塞克斯史密斯先生讨论过所运文件的性质了吗？因为它包含了很多技术资料。

答：当然，因为公司人员已详细登记了材料的内容。

问：当时他知道你有一些技术书？

答：知道。

问：他是否提到你必须得到与这些技术资料有关的商业部门或者国务院的许可？

答：他没有向我提及这些。我也认识加州理工学院的赵忠尧（Chao C. Y）博士，当时他想带回一些物理实验设备，困难重重。我告诉他我的有关资料，他说：“你根本没必要担心，那分明是两码事。”这给我的印象是询问只是例行公事。

问：你确实同塞克斯史密斯先生讨论过赵博士的情况了吗？

答：是的，因为那个公司也帮他打包托运。事实上，我与他聊天时，是他主动提起这个事情。他说：“你也认识赵博士吗？”我说：“是的，我认识他。”他说：“你根本没有必要担心！”

格莱泽对钱学森：

问：你在哪里同塞克斯史密斯先生交谈的？

答：在我住处。

问：你在哪里存放这些文件和资料的？

答：它们被存放在加州理工学院。

问：塞克斯史密斯先生没有查看这些资料，他只是通过你的描述来说这些话的？

答：是的。但是我需要说明的是，他将这些材料从加州理工学院带到打包的地方，这部分资料没有包裹。从家中带走的书已打包，从加州理工学院带走的书则没有打包。

问：你知道，当对这些书进行打包和装运时，塞克斯史密斯先生是否在加州理工学院？

答：他没有在场。

戈林对钱学森：

问：钱博士，你对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课程的一些演讲笔记非常熟悉，是吗？

答：是的。

问：我认为，你有加州理工学院该课程的一套完整复制件？

答：是的，有好多套，但只有一套是完整的。

问：你是否知道目前来看它们是涉密文件？

答：完整的那一套现在标有“内部文件”字样。

问：你知道你的文件中是否有这份资料的副本？

答：那套完整的并没有包含在我要带回的这些材料中，因为整套书是装订好的，它被锁在柜子里了。

问：那份装订好的文件是不是根据上述副本定稿而成？

答：好吧，你可以说它是基于副本，但它内容更多、更为完整。

问：你是否曾收到要求将这些喷气推进课程最终稿退回加州理工学院校方进行销毁的命令？

答：没有。

问：据你所知，这些笔记草稿是否曾被安排通过焚烧或其他方式销毁？

答：据我所知，没有。

问：我知道你在国家航空顾问委员会的直接邮寄名单上？

答：不对，我不在。

问：你是怎样收到国家航空顾问委员会手册的？

答：如果你说我在国家航空顾问委员会邮寄名单上，我会认为我将收到他们所有的出版物，这是不正确的。我没有收到他们的出版物。

问：你没有收到他们部分出版物？

答：我收到了一些出版物。我收到这些出版物的方式有两种，大多数都不是从国家航空顾问委员会收到的，而是通过从事特定合同工作的机构，因为它们要报告与合同有关的工作。该有关机构重印材料，其用意是让从事这个领域工作的人们了解相关信息。此外，有些是我本人的工作，他们当然会送给我一套。我想说我通过两种方式接收这些文件。我不记得仅仅因为我的职位，我就直接收到了一份副本。

问：你现在能回忆起你是否曾经收到任何标有“内部”、“秘密”或“机密”的文件资料？

答：是的，战争期间，我收到一两份内部文件材料，但那是我自己的成果。他们又通知我这些材料战后不再加密。

格莱泽对钱学森：

问：钱博士，你说你在检查了加州理工学院的材料后，将认为是涉密的文件挑出来，然后还给米利肯，这些材料现在被锁在加州理工学院，是吗？

答：这不是特别准确，我将这些材料以及我不想带回的部分材料放在一个柜子里，我将它们锁好，然后将钥匙交给米利肯博士。

问：这些材料从哪里获得的？

答：渠道很多，实际上大多从政府机构、私人公司以及为政府部门服务的大学获得的。

问：有的是不是来自加州理工学院图书馆或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实验室？

答：是的。

问：你是不是按照规定得到这些材料并对此负责的？

答：我记得，在获得这些涉密材料时还有两份文件也同时给你，其中一份文件是自己留用，另一份文件是你在收到材料的那一天签名时用。

库柏对钱学森：

问：收到这些涉密材料后，你是否知道有这样的规定：需将材料归还给某人？

答：我知道，有规定：如果你用完了，要么你想要可以保存它。如果你不想要，就要把材料退回去。事实上，我已经用这种方式处理掉了我在战争时期收到的大部分材料。

问：那你为什么保留这些材料呢？

答：的确，有些材料确有秘密、机密字样。但依我看，它们并不重要，另外我不知道把它们归还给哪个部门。因为最初送给我材料的机构不复存在，也不知道后来它们隶属哪个部门。再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归还它们。

戈林对钱学森：

问：请问你是否有海关手续方面的经验，1947年回中国时是否有机会携带材料出境？

答：因为我不想在暑期辛勤工作，所以那次回国时没有带任何材料。

问：在所有被扣押的材料中，你打算把它们带出美国以外的地方有什么用？

答：所有这些材料都与我专业相关，我需要这些材料。

库柏对钱学森：

问：你打算教书吗？

答：我很可能去教书。

古尔丘对钱学森：

问：你打算让共产主义中国得到这些材料？

答：我不理解你问的问题。

库柏：

古尔丘先生问的问题是，你打算将这些材料给共产主义中国吗？在你回答之前，请你告诉这些先生们，你与加州理工学院的官员和海军部副部长金贝尔先生交谈的一个问题：如果美国和共产党控制下的中国开战，你会采取什么态度？

古尔丘对钱学森：

问：你打算将你大脑中的知识奉献给共产主义中国吗？

答：我头脑中有什么材料，这个很难说。问题应该这样回答：我头脑中的知识可能对美国的国防和军事实力意义重大。为了信誉，我不会将其给第二方。这种职责如同两个相互敌对的公司雇用了同一雇员，这个雇员离开去另一个公司，作为一名职业工作者，如果这些信息在它们之间的竞争中是非常重要的，他不会将他早期雇主的信息给第二个雇主。我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正是如此。

多伊兹对钱学森：

问：你出生在中国，是中国人，无论是国民党执政的中国，还是共产党控制的中国，你对这个国家抱有天然的同情，我们对此表示理解，但对二者的同情却是两码事。我们还担心，你有可能为掌权的中国政府抑或是中国其他可能掌权的政府提供信息。

答：我想我可以这样说，我对美国的职责是：我忠于它，我不会泄露我掌握的任何信息，而使它们被用来对付美国。但我不担心这个问题，因为据我所知，我没有这样的信息。

邓恩对钱学森：

问：钱博士，你熟悉国防部安全计划的一般规定吗？

答：我不理解你的意思，所以我不能回答你的问题。

问：你是否阅读过任何与信息安全相关的服务条例？——陆军条例38-5款或空军条例205-1款？

答：我从来没有读过这些条例。

问：在大多数分发到民间组织的涉密文件上，基本上都标记这些规定，本文件属于法律规定的范围，向未授权的个人披露本文件将受到法律的惩罚。

问：你知不知道这部分适用于标记为有“内部”、“秘密”、“机密”或“绝密”的文件？

答：我知道。

问：你是否意识到，任何有这些涉密标记的文件都是用于官方目的，且仅用于国防部的官方需要，或者用于履行合同或者国防部的其他官方事务？

答：知道。

问：你知道这也适用于内部信息。在你接触到一些密件时，你是否受到教导和培训（通过讲座、小册子或其他形式），要求你保护这些信息呢？我不是指一场正规的讲座，是指对于能接触到密件的人的任何培训，是否曾接受过这样的教导？

答：据我记忆所及，我从未接受过这样的教导。

问：我相信你之前说过，在你准备离开时，你将文件分成涉密的和非涉密的。你还说，对哪些是涉密、哪些不是涉密的，你有规可循。你能回忆起这些规定是海军的、陆军的，还是空军的？

答：当我整理这些文件时，我将那些涉密的材料取出来，同时我手里还有一些小册子，仍敲有密级，这些属于一个类别；有些材料尽管上面敲有密级的章，但是由于我在这行工作，我知道它们后来被撤销了密级；还有一些材料，虽然我没有收到撤销密级的信件，但是这些材料或其内容已公开发表在杂志上，这也就意味着它们不再是涉密的了。

多伊兹对钱学森：

问：换句话说，你是根据你的经验来处置这些你认为不再是涉密的材料的？

答：是的。没有任何人来帮助我对材料进行分类。

问：在你的工作中，你曾经接触过任何绝密件吗？

答：没有。在我的经历中，我没有接触到绝密件。战争期间，我为美国空军工作过，我不记得具体是哪一年了。我的确拥有一份可以接触绝密文件的许可证，但我认为，我没有收到任何绝密的文件。

问：你是否曾经接触过任何涉密的航空信息？

答：从来没有。

问：你于1949年6月收到空军装备司令部写给你的信件，要求你退回由冯·卡门教授写的四篇报告，你还记得吗？

答：我记得收到过这样一封信件。我的回答是，这些材料已退还给华盛顿的空军办公室。那是我准备来加利福尼亚期间，我从麻省理工学院归还了整套材料。

问：根据你对信息保护政策的了解，你熟悉对涉密文件进行降级的程序吗？

答：我既不熟悉，也不知道怎么去做。

问：如果你有一份文件，起初标有“机密”字样，后来你有理由相信它不再是机密的，按你的理解这些材料可以不加保护地任意处置吗？

答：那是我的看法，但我仍然保留机密标记。

戴维森对钱学森：

问：钱博士，我相信你刚才说过，你有时对这些涉密文件进行了销毁？

答：不，我从来没有销毁过。我知道，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将它们销毁。但最好的方式还是将文件退回，我就是这么做的。

问：你怎么知道它们可以被销毁？

答：我不知道，我也从来没有销毁过。

没有什么要问的了。

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