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1857—1928），字汤生，字鸿铭，出生于马来西亚威尔斯王子岛（今称槟城）。中国近现代著名国学大师。精通多种语言。担任张之洞外交顾问秘书二十余年，曾任清未外交部侍郎。辛亥革命后，仍留辫不去，直至去世。1915年开始在北京大学任教授。曾翻译中国“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大学》），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中国人的精神》（又名《春秋大义》）等书，向西方介绍和宣扬东方的文化和精神，影响颇大。
学部侍郎乔君对辜鸿铭说：“您所发的议论，皆是王道，但是为什么不能在今天实行呢？”辜回答说：“天下之道只有两种，不是王道，就是王八蛋之道。孟子所谓：‘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
辜鸿铭是个怪才，也是个怪人，他对女人小脚兴趣极浓。他与妻子淑姑感情甚笃，从结婚之日起，他就把她的三寸金莲视为珍宝。每当无聊时，辜就让她脱掉鞋子，把又臭又长的裹脚布一层一层地解开，低下头，贴近鼻子，如闻花香，感到无限舒坦；每当写作需要灵感时，他便将淑姑叫进书房，坐在旁边，让她把瘦如羊蹄的玉足放到他事先准备好的凳子上。辜则右手提笔，左手抚弄着妻子的脚丫子，时捏时掐，像玩佛手一样，自得其乐。据说，就在此时，他文思如潮，妙笔生辉。抚弄之外，他还津津乐道地加以评述：“女人的小脚特别神秘美妙，讲究小、瘦、尖、弯、委、软、正七字诀。”他还说：“前代缠足，实非虐政，我妻的小脚，乃我的兴奋剂也。”
辜鸿铭喜妇人小脚。康有为送他一幅“知足常乐”横幅，辜说：“康有为深知我心。”
辛亥年冬天，效忠于袁世凯的张謇、唐绍仪等人齐聚上海，打算网罗辜鸿铭。在宴请辜的餐会上，他们寻章摘句，极力游说，甚至搬出了孟子的“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以打动辜鸿铭。辜鸿铭不动声色说：“鄙人命运不济，诚当见弃。然而你们两人，倒也真是一个土芥尚书，一个犬马状元。”说罢不辞而去。
某西方学者评论辜鸿铭：“这个怪人，谁能跟他比呢！他大概是没出娘胎，就读了书了，他开口老庄孔孟，闭口歌德、伏尔泰、阿诺德、罗斯金，没有一件事，他不能引上他们一打的句子来驳你，别瞧那小脑袋，装的书比大英博物馆的图书还多几册吧？”
光绪二十八年，慈禧太后过寿，两湖地区各衙门张灯结彩，并唱新编的“爱国歌”以示庆祝。时在张之洞幕中的辜鸿铭对梁鼎芬说：“满街都在唱‘爱国歌’，竟未闻有唱‘爱民歌’的。”梁鼎芬回答说：“那你就编出歌词来给人家唱吧！”辜鸿铭略一思索，便脱口而出：“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
民国初年，议会贿选成风。辜鸿铭在参加北京饭店的国际性聚会时，遇到一个贿选的议员，辜鸿铭指着此人，操英语说道：“这家伙要用800大洋买我的选票，诸位，我辜鸿铭如此之卑贱吗？”
民国初年，在来北京的外国人中流传着一个口头禅：“到北京可以不看三大殿，但不可不看辜鸿铭。”辜也经常认为自己“是老大中华末了一个代表”。
北洋政府时期，有一部分参议员须由中央通儒院选举产生，凡国立大学教授，都有选举权。当时，贿选成风，辜鸿铭自然也成为被收买的对象。这天，××到辜鸿铭府上，求其投他一票，并当应出资400元。选举前一天，××果然把400员钞票和选举人入场证送到，还再三叮嘱辜鸿铭明天务必到场。××刚走，辜鸿铭立刻出门，赶下午的快车到了天津，把400块钱全“孝敬”在一个叫“一枝花”的姑娘身上了。两天后，辜才回到北京。××找上门来，大骂辜鸿铭不讲信义。辜拿起一根棍子，指着那个政客说：“你瞎了眼睛，敢拿钱来买我！你也配讲信义！你给我滚出去！”××逃之夭夭。
辜鸿铭认为当日中国之所谓理财，并非理财，乃是争财。昔日孔子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辜则谓中国欲得理财之道，须添一句日：“官官，商商。”盖当日中国，大半官而劣则商，商而劣则官，这正是天下饿殍遍地的原因所在。
辜鸿铭曾任张之洞幕僚多年，一次有人问他张之洞较曾国藩如何？他说：“张之洞是儒臣，曾国藩是大臣而非儒臣。三公论道，是儒臣的事；计天下之安危，论行政之得失，是大臣的事。国无大臣则无政，国无儒臣则无教。政之有无，关国家之兴亡，教之有无，关人类之存灭，且无教之政终必至于无政也。”
辜鸿铭博通西国文学，但与国人晤谈，从不杂及英语，以示不数典忘祖。
辜鸿铭早年在西洋留学，祭祀祖先上供食品，并下拜叩头。外国人见状嘲笑说：这样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饭菜了吗？辜鸿铭马上反唇相讥：你们在先人墓地摆上鲜花，他们就能闻到花的香味了吗？
1913年，袁世凯向以汇丰银行为首的六国银行团搞“善后大借款”。六国银行请辜鸿铭做翻译，辜鸿铭狮子大开口，要六千银元，银行团考虑到他是难得的语言天才，只好答应他。辜鸿铭聘期一到，就立即走人，临走时他说：“所谓的银行家，就是晴天千方百计地把伞借给你，雨天又凶巴巴地把伞收回去的那种。”
辜鸿铭在1915年出版的《春秋大义》中说：“要估评一个文明，在我看来，我们最终必须问的问题不是它修建了和能够修建巨大的城市、宏伟壮丽的建筑和宽广平坦的马路；也不是它制造了和能够制造漂亮舒适的家具，精致实用的工具、器具和仪器，甚至不是学院的建立、艺术的创造和科学的发明。要估价一个文明，我们必须问的问题是它能够造就什么样的人性类型，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事实上，正是一个文明所造就的男男女女、人性类型，显示了该文明的本质和个性，即可以说显示了该文明的灵魂。”
辜鸿铭对袁世凯极为不满，当袁当政时，辜即公开说：“人家说袁世凯是豪杰，我偏说袁世凯是贱种。”1916年，袁称帝不成，气绝身亡，北洋政府下令全国举哀，在三天内停止一切娱乐活动。身在北京的辜鸿铭却请来戏班，在家中大办堂会，邀请中外好友数十人同乐，锣鼓喧天，大闹了三天三夜。
五四运动时，辜鸿铭在一家日本人办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大骂学生是野蛮、是暴徒。辜的学生罗家伦看后，质问他说：“你从前写的《春秋大义》，我们读了都很佩服，你既讲春秋大义，就应知道‘内中国而外夷狄’，但你却在夷狄的报纸上骂中国学生，这是何道理？”辜被气得两分钟讲不出话来，最后，他铁青着脸站起来，猛敲着讲台喊道：“当年我连袁世凯都不怕，还怕你吗？”
“五四”运动时期，辜鸿铭在一个日本人办的《华北正报》里写了一篇文章，大骂学生运动，说学生是野蛮的暴徒。罗家伦看报之后很不满。把这张报纸带进教室，质问辜道：“辜先生，你从前著的《春秋大义》，我们读了都很佩服，你既然讲春秋大义，你就应该知道春秋的主张是'内中国而外夷狄'的，你现在在夷狄的报纸上发表文章骂我们中国学生，是何道理？”这一下把辜气得脸色发青，他很大的眼睛突出来了，一两分钟说不出话，最后站起来拿手敲着讲台对罗说：“我当年连袁世凯都不怕，我还怕你？”
1921年，辜鸿铭对英国学者毛姆说：“你看我留着发辫，那是一个标记。我是老大中华的末了一个代表。”
某日，上海《时务报》上刊出一篇批评朝廷“君权太重”的文章，辜鸿铭看后怒发冲冠，拍桌大骂道：“秦始皇焚书坑儒，所要焚的书，即今日之烂报纸；所要坑的儒，即今日出烂报纸的主编！势有不得不焚，不得不坑耳！”
辜鸿铭刚到北大任教的时候，学生们看到他脑后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都忍不住哄笑起来。辜看此情形，不慌不忙地走上讲台，向下面的学生打量一番，然后慢条斯理地说：“你们笑我，无非是因为我的辫子，我的辫子是有形的，可以剪掉。可是诸位同学脑袋里面的辫子，就不那么容易剪掉了。”从此以后他上课的时候就再也没有人敢笑话他了。
辜鸿铭是个记忆天才，曾一字不差地背诵出弥尔顿的那首6100多行的无韵长诗《失乐园》。他还总结出三步记忆之法：第一步是感动（impression），第二步是保留（retention），最后一步是回忆（recollection）。当有外国人向他请教如何有如此的记忆力的时候，辜说：“你们外国人是用脑记忆，我们中国人是用心记忆。”
1924年4月10月，辜鸿铭应日本大东文化协会之邀，赴日进行巡回学术讲演，其在日讲辞被辑为《辜鸿铭讲演集》。1927年秋，辜鸿铭归国，临行前书赠大东文化协会干事长萨摩雄次：“又要忠，又要孝，又要风流，乃为真豪杰；不爱财，不爱酒，不爱夫人，是个老头驼。”
辜鸿铭对“改良”二字极为厌恶，刚入北大那年，在开学典礼上，他借题发挥说：“现在的人作文用词极为不通，譬如说‘改良’一词吧，以前的人都说‘从良’，现在说‘改良’，你既然已经是‘良’了，你还改什么，你要改‘良’为娼吗？”闻听此言，台上台下哄笑一片，无不为之倾倒。
辜鸿铭有在英国乘巴士，遇到一帮趾高气扬的洋佬，个个脸上一副鄙视的神态。辜不动声色掏出一份报纸来看。洋佬们一看，个个笑得五官挪位：“看看这个大老土，连英文都看不懂，还要看报！你瞧他把报纸都拿倒了！”辜鸿铭等他们笑罢，也不慌忙，用流利的英语说道：“英文这玩艺儿太简单，不倒过来看，还真没什么意思！”
据北京大学毕业的震瀛回忆，辜鸿铭在北大执教时，“很得学生爱戴，胡适之先生也比不上”。他回忆说，辜常常教学生念英文本的《千字文》：Dark skies above the yellow earth。音调很足，口念足踏，全班合唱。“现在想起来，也很觉可笑。看他的为人，越发诙谐滑稽，委实弄得我们乐而忘倦，这也是教学的一种方法，所以学生也很喜欢。”
辜鸿铭在北大上课时，带一童仆为他装烟倒茶，辜坐在靠椅上，拖着辫子，慢吞吞地讲课，一会吸水烟，一会喝茶，学生着急地等着他讲课，辜一点也不管。有时一年下来只讲六首十几行英诗。
辜鸿铭对学生要求很严，上课之前先和学生约法三章：一、他一进教室，学生必须起立敬礼；下课后，他先离开，学生再走；二、学生如果背不出书，不许坐，一直站到下课；三、能够受得住约束的听课，不能的可趁早退堂。但辜老先生古文烂熟于胸，英文又呱呱叫，加上诙谐幽默，一般是没有学生退堂的。讲到得意处，他会忽然唱段小曲，或者从长袍里掏出几颗花生糖果大嚼，令人忍俊不禁。
辜鸿铭在北京大学讲英诗时，称“英诗分三类：国风、小雅、大雅。国风又可分为威尔士风、苏格兰风等七国风（只是没有萨克斯风）”。并对学生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四夷之邦。”
辜鸿铭在北大教英诗时，有学生求教学语言妙法，辜言道：“今人读英文十年，开目仅能阅报，伸纸仅能修函，皆由幼年读一猫一狗之式教科书，是以终其身只有小成。”他主张的就是中国私塾教授法：“以开蒙未久，即读四书五经，尤须背诵如流水也。”
辜鸿铭在北大教授会议上说：“如今没有皇帝，伦理学这门功课可以不讲了。”时人都以为他复古倒退，是守旧人物。张勋复辟的时候，梁敦彦保荐他做外部侍郎，张勋却说：“辜鸿铭太新了，不能做侍郎。”
辜鸿铭为人极其刻板，有一次，一位外国顾问为起草文件，来向辜鸿铭先生请问一个英文用法。辜默然不语，走到书架上抱起一本又厚又重的英文字典，砰然一声丢在那外国顾问的桌子上说：“你自己去查去！”
现在的人看见辜鸿铭拖着辫子，谈着“尊王大义”，一定以为他是向来顽固的。却不知当初辜鸿铭是最先剪辫子的人；当他壮年时，衙门里拜万寿，他坐着不动。后来人家谈革命了，他才把辫子留起来。辛亥革命时，他的辫子还没有养全，他戴着假发结的辫子，坐着马车乱跑，很出风头。这种心理很可研究。当初他是“立异以为高”，如今竟是“久假而不归”了。——胡适如是说。
大家都接受的，他反对。大家都崇拜的，他蔑视。与众不同是他的快乐和骄傲。因为时兴剪辫子，所以他留着。如果别人都有辫子，我敢断定辜鸿铭一定第一个剪去。——温源宁在《中国评论周报》中如是写道。
胡适的老同学王彦祖请法国汉学家戴弥微在他家中吃饭，陪客的有辜鸿铭，法国的某先生、徐墀和胡适。这一晚辜鸿铭先到了王家，两位法国客人也到了；胡适进来和辜鸿铭握手时，辜鸿铭对那两位外国客说：Here comes my learned enemy！（我的论敌来了！）大家不禁大笑。入座之后，戴弥微的左边是辜鸿铭，右边是徐墀。大家正在喝酒吃菜，忽然辜鸿铭用手在戴弥微的背上一拍，说：“先生，你可要小心！”戴弥微吓了一跳，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你坐在辜疯子和徐癫子中间！”大家听了，哄堂大笑，因为大家都知道“Crazyku”和“CrankyHs”这两个绰号。
辜鸿铭在讲授《晏子春秋》时，误将“晏”误写为“宴”，待学生指出后，他自言自语道：“汉字真有点饶眼。你看这‘晏’与‘宴’，只不过把‘日’的上下位置换了一下，意思就大不相同。英语中可无这样调皮捣蛋的。”话音刚落，有位学生就说：“先生有所不知，在英语中也不乏其例。如god（上帝）倒过来不就是dog（狗）？door（门）倒过来就成了rood（十字架）吗？”
辜鸿铭、严复、林纾三人的翻译水平在当时决都是一流的。但辜氏心气很高，从不把林纾、严复放在眼里。一次宴会上，三人碰巧都在。辜鸿铭大骂林、严二人是大清和中国的罪人，应杀之而后快。辜说：“严又陵（严复）所译《天演论》主张物竞天择，于是国人只知有物竞，不知有公理，于是兵祸连接、民不聊生；至于林琴南（林抒）所译《茶花女》，使人只知谈恋爱，不知礼教是何物。不杀这两个，天下哪能太平？”
辜鸿铭曾劝西方人：若想研究真正的中国文化，不妨去逛逛八大胡同。因为从那里的歌妓身上，可以看到中国女性的端庄、羞怯和优美。对此，林语堂说：“辜鸿铭并没有大错，因为那些歌妓，像日本的艺妓一样，还会脸红，而近代的大学女生已经不会了。”
辜鸿铭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得了13个博士学位。林语堂曾评价辜道：“辜作洋文、讲儒道，耸动一时，辜亦一怪杰矣。其旷达自喜，睥睨中外，诚近于狂。然能言顾其行，潦倒以终世，较之奴颜婢膝以事权贵者，不亦有人畜之别乎？”一位外国作家也曾说过：“辜鸿铭死后，能作中国诗的外国人还没有出现。”
北京有一个叫鄂方智的西方主教，瞧不起林语堂的英文，但却对辜鸿铭的英文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称“辜用英文所写的文章，以英国人看，可以和维多利亚时代任何大文豪的作品相比”。孙中山认为近代中国有“三个半”英语人才，其一是辜鸿铭，其二是伍朝枢，其三是陈友仁。还有半个孙未说。但无可置疑的是他将辜置于第一。
《清史稿》称道辜鸿铭：“庚子拳乱，联军北犯。汤生以英文草《尊王篇》，申大义，列强知中华以礼教立国，终不可侮，和议乃就。”那时的北京有人说：“庚子赔款以后，若没有一个辜鸿铭支撑国家门面，西方人会把中国人看成连鼻子都不会有的！”
有一年，北大某毕业班的班长去求见辜鸿铭，向他要一张照片，说是放在同学录中，作为纪念。不料，辜听后大发雷霆，火冒三丈地说：“我又不是娼妓，要照片干什么？如果真的肯花钱，为什么不做个铜像作为纪念呢？”这位班长听后，被骂的是丈二的和尚摸不到头脑，于是悻悻离去。
辜鸿铭认为美国人博大、淳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淳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淳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淳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
辜鸿铭在一篇用英文写的文章中说：“什么是天堂？天堂是在上海静安寺路最舒适的洋房里！谁是傻瓜？傻瓜是任何外国人在上海不发财的！什么是侮辱上帝？侮辱上帝是说赫德税务司为中国定下的海关制度并非至善至美！”辜的学生罗家伦说：“这句话的用词和造句的深刻和巧妙，真是可以令人拍案叫绝。”
有一次，辜鸿铭从沈阳坐火车回北京。火车是由英国人经营管理的，因此车上的人大多是外国人和有权势的中国人。此次，辜正好和一个留学法国的次长同一包房。次长见辜长袍马褂，拖着长长的辫子，一副乡下老头的丑态，嫌弃他给中国人丢脸，于是要求茶房为其换包房。当时车上各包房人满为患，茶房没有权利就找来车长商议。车长是英国人，不懂中文。无奈次长的英语也不怎样，说来说去，车长还是没有听明白。正在尴尬之际，辜鸿铭用极其流利的英文说道：“这位先生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嫌我老了，想换个房间而已。”次长闻言大惊，面红耳赤地跑到餐车坐了一宿。
辜鸿铭在北大时，一天他正准备去红楼上课，后面碰巧跟着两位外国女教师，她们看见辜穿着长袍马褂，留着长辫子，戴着瓜皮帽，以为是学校的国文教授听不懂英文，于是就用英语嘲笑他。就在他们三人即将走上红楼门口的台阶时，辜突然转身，用流利的英语对两位外国女教师说：“你们怎么还没有讲完啊？”弄得她们一脸的尴尬。
辜鸿铭在北大任教初期，对于聘请来的外国教授，经常是不太客气。有一天，他在学校教授休息室休息，恰好以为英国教授走进来。英国教授见辜戴着一副大墨镜，后面拖着辫子的怪模样，便用生硬的中国话问旁边的校役说：“那个老头子是谁？”校役恭敬地说：“那是辜教授。”英国教授笑了笑，继续好奇地打量着辜。此时，辜看了看英国教授，用英文问其姓名和所教授的学科。当英国教授告诉他是教授外国文学时，辜当即改用拉丁文与之交谈，见对方不云所以，他才故作惊奇地说道：“怎么你教西洋文学的，为什么对拉丁文如此隔膜？”英国教授听后大窘。后来一打听才知道，那位老头子原来是大名鼎鼎的辜鸿铭。
北大顶古怪的人物，恐怕众口一词地要推辜鸿铭了吧。他是福建闽南人，大概先代是华侨吧，所以他的母亲是西洋人，他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发，却辫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说在民国十年前后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时代，马路上遇见这样一位小城市里的华装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张大了眼睛看得出神的吧。尤其妙的是那包车的车夫，不知是从哪里乡下去特地找了来的，或者是徐州辫子兵的余留亦未可知，也是一个背拖大辫子的汉子，正同课堂上的主人是好一对，他在红楼的大门外坐在车兜上等着，也不失为车夫队中一个特殊的人物。——周作人在《北大感旧录》中对辜鸿铭及其车夫的形象描述。
梁实秋描绘在北大授教时期的辜鸿铭：“不修边幅，既垂长辫，而枣红袍与天青褂上之油腻，尤可鉴人，粲者立于其前，不须揽镜，即有顾影自怜之乐。”
据周作人回忆，北大开教授会时，会场较乱，各人纷纷发言，蔡元培也站起来预备说话，辜鸿铭一眼看见，首先大声说道：“现在请大家听校长的吩咐！”周作人说，这就是辜的语气，他的精神也充分地表现在里面。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新派人物提倡新道德，提倡男女平等，反对纳妾。而辜鸿铭则认为这是大大的荒谬，是“中国人不识货，把古董卖给了外国人”。他说，男人纳妾是很有必要的，理由是：“'妾'就是'立女'嘛！其妙用就在于男子疲倦之时，有女立其旁，可作扶手拐杖之用也。故男子不可无女人，尤不可无扶手之立女！”有人反驳道：“那女子疲倦时，为什么不可以将手靠男人呢？”辜鸿铭从容申辩：“你见过1个茶壶配4个茶杯，哪有1个茶杯配4个茶壶呢，其理相同。”
有洋人不服辜鸿铭，称一夫多妻，太不人道。辜反驳道：“这有什么稀奇？男人好比茶壶，女人好比茶杯，一把茶壶配上几只茶杯，不是中西同理，很自然的事吗？而且中国人纳妾是光明正大的，不似你们西方人偷着养情人。”他尝振振有词言道：“中国的那些纳妾成群的达官贵人们，倒比那些摩托装备的欧洲人，从马路上捡回一个无依无靠的妇人，供其消遣一夜之后，次日凌晨又将其重新抛弃在马路上，要更少自私和不道德成分。”
有外国女士反驳辜鸿铭，言：“既然男子可纳妾，则女子也可多夫，如此才算平等。”辜听后，大摇其头，以为不可，并徐徐道出自己的观点：“不行不行，论情不合，说理有亏，对事有悖，于法不容！”并反问：“夫人出行，代步是用洋车，还是汽车？”妇人答道：“汽车。”辜言：“这就对了，汽车有四个轮胎，请问府上可备有四副打气筒？”此言一出，举座大笑，并广为流传。
辜鸿铭学问贯通古今中西，可是中国字却写得极为怪异。梁实秋称：“辜之书法，极天真烂漫之致，别字虽不甚多，亦非极少。”罗家伦在北大听过辜讲英国诗的课，称辜“在黑板上写中国字”，“常常会缺一笔多一笔”。张中行也曾见到辜在《春秋大义》一书扉页上的题字，“十几个汉字，古怪丑陋且不说，笔划不对的竟多到五个。”陈昌华看到辜为别人写的“求己”二字，“初看时，我不相信是他写的，他自己署名的那个‘辜’字中，‘十’字和‘口’字相离约摸有二三公分阔，谁相信这是鼎鼎大名的辜鸿铭先生写的呢？”
梁松生在与人闲谈中，戏称辜鸿铭好吹牛。辜闻听后很不满。某日，辜与梁同到凌淑华家，未等坐下，辜即把手中的一本英文书递与凌的堂兄，并对梁说：“我要你听听我背得出《失乐园》背不出。你说我吹牛。孔夫子说过‘当仁不让’，讲到学问，我是主张一分一厘都不该让的。”说完，辜就滔滔不绝地背起来，竟然把上千行的《失乐园》一字不差地完全背诵出来。凌说，那时的辜，眼睛“像猫儿眼宝石那样闪耀光彩，望着他，使人佩服得要给他磕一个头”。
人问辜鸿铭为何在民国时仍留辫不去，辜答曰：“这是我个人独有的审美观念，和政治思想无关。”又说：“中国的存亡，主要在于道德，而不在于辫子。辫子除与不除，原无多大出入。”“去了辫子，如果国家果能强盛，则去之也未尝不可。否则我决定不剪辫。此系我个人自由，不劳动问。”辜还在《在德不在辫》一文中指出：“洋人绝不会因为我们割去发辫。穿上西装，就会对我们稍加尊敬的。我完全可以肯定，当我们中国人变成西化者洋鬼子时，欧美人只能对我们更加蔑视。事实上，只有当欧美人了解到真正的中国人——一种有着与他们截然不同却毫不逊色于他们文明的人民时，他们才会对我们有所尊重。”
辜鸿铭说：“华夏文化的精神在于一种良民宗教，在于每个妇人都无私地绝对地忠诚其丈夫，忠诚的含义包括帮他纳妾；每个男人都无私地绝对地忠诚其君主、国王或皇帝，无私的含义包括奉献出自己的屁股。”
在北京的一次宴会上，座中都是一些社会名流和政界大人物，有一位外国记者问辜鸿铭：“中国国内政局如此纷乱，有什么法子可以补救？”辜答道：“有，法子很简单，把现在在座的这些政客和官僚，拉出去枪决掉，中国政局就会安定些。”
一次，外国友人邀请辜鸿铭宴饮，推其坐首席。席间有人问孔子之教究竟好在哪里。辜鸿铭答：“刚才诸君互相推让，不肯居上坐，这就是行孔子之教。假如行今日西洋流行的‘物竞天择’之教，以‘优胜劣败，为主旨，则今天这一席酒菜势必要等到大家你死我活竞争一番，决出胜败，然后定座，再动筷子。如果这样的话，今天这顿饭不知要经过多长时间才能到口呢，恐怕最后谁也吃不到嘴。”众皆称妙。
辜鸿铭曾当面讽刺某官僚说：“孔子曰：君子有三畏。余曰：今日大人有三待：以匪待百姓，以犯人待学生，以奴才待下属。”
辜鸿铭向来主张复古，但对伪道学建孔教会却极为反感。在听说孔教会要祭祀孔子后，辜对胡适说：“我编了一首白话诗：监生拜孔子，孔子吓一跳。孔会（指伪道学的孔教会）拜孔子，孔子要上吊。”并问胡：“胡先生，我的白话诗好不好？”
胡适留学归来，就任北京大学教授。当胡意气风发，声名鹊起时，辜鸿铭却批评胡所持乃美国中下层的英语，并言：“古代哲学以希腊为主，近代哲学以德国为主，胡适不懂德文，又不会拉丁文，教哲学岂不是骗小孩子？”
辜鸿铭说自己一生只有两个嗜好：一是忠君，二是风流。辜虽风流成性，常栖身于烟花柳巷，但他与自己的两位夫人感情倒是极好。他曾戏言道：“吾妻淑姑，是我的‘兴奋剂’；爱妾贞子，乃是我的‘安眠药’。此两佳人，一可助我写作，一可催我入眠，皆吾须臾不可离也。”十八年后，贞子病故，辜失去了“安眠药”，每日辗转难眠，后来想出办法，置死者一缕青丝于枕畔才勉强入梦。他作诗悼亡妻曰：“此恨人人有，百年能有几？痛哉长江水，同渡不同归。”
辜鸿铭之前，中国人讲演从来没有卖票的，可辜在六国饭店用英文讲演《中国人的精神》时，却公开卖票，而且票价极高。当时梅兰芳的戏，最高票价不过一元二角，而辜之讲演门票则售两元。
辜鸿铭曾深情地说：“我热爱我的国家……在他们还没有出生前，我就口诛笔伐，反对‘不平等条约’和治外法权的卑劣做法”，“我在英国读书时就已知道何为祖国，而当时许多中国人对此还不甚了解；为了更好为祖国效力，我不看荣誉和金钱……”辜称自己希望中国繁荣富强，“那时，我将在儒家的天国深感欣慰”。苏曼殊由此感慨地说：“国家养士，舍辜鸿铭先生而外，都是‘土阿福’。”
辜鸿铭这一生是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晚年自称“东西南北老人”。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九种语言，获十三个博士学位。清末任张之洞幕僚，官至外务部左丞。辛亥革命后，被蔡元培聘为北大教授，讲授英国文学。推崇儒家学说，反对新文化。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