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民俗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

接下来，让我们步入正题。

所谓民俗学，指的是从“俗”的观点来研究“民”（人类、人们）的学问。我认为“俗”，包含下述四重含义中的某一个，或是它们的任意组合。这四重含义分别是：（1）与支配性权力相左的事物；（2）无法完全用启蒙主义之理性来解释的事物；（3）与“普遍”“主流”“中心”的立场相悖的事物；（4）与正式制度保持一定距离的事物。而本书书名中的“vernacular”，则是“俗”的英语表达。

在日本，提起民俗学，人们往往认为它是一门研究农村、山村、渔村等自古流传下来的民间传承（妖怪、民间故事、传说、祭祀等）的学问，然而，现代民俗学并非如此。

在本书中，我将借助“vernacular”这个关键词，展现超越民俗学刻板印象的、更加广阔而生动的民俗学世界。希望通过本书，能让更多的人了解民俗学的趣味性，这也正是我撰写本书的目的。

民俗学诞生于德国

在日本，柳田国男被称作“日本民俗学的开创者”，所以不少人认为民俗学是一门诞生于日本本土的学问。然而，这完全是误解。柳田国男确实将日本民俗学体系化、组织化了，但他却并非民俗学这门学科的创始人。

民俗学诞生于18世纪的德国，哲学家、思想家约翰•哥特弗雷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1744—1803）构建了这门学科的基础。在当时的欧洲，以英国、法国为首的“启蒙主义”（the Enlightenment）思想，成为引领该时代的主流思想。所谓启蒙主义，指的是崇尚理性，试图消除一切非理性事物的思想。“启蒙”的“蒙”，是蒙昧无知的“蒙”；“启”是“开启”的“启”，是“点亮”的意思，所以“启蒙”指的是，将处于非理性世界中的蒙昧无知的人们，引向光明的世界，开启其心智。

启蒙主义思想不仅在其发源地英国、法国深入人心，还流传到了欧洲各地，德国等国家也受到了启蒙主义的巨大影响。但是，赫尔德却对这种思想不以为然。

启蒙主义的理念是理性和“普世”性，即世界上的人们，不论他们身处何处，以何种生活方式生活着，对于大家来说，合乎理性的思考及思考的结果都应该是，且必须是普遍适用的。因此，信奉启蒙主义的人们，否定自己所处社会的固有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以及日常使用的土著语言，认为这一切恰是应被“启蒙”的对象。

与之相对，赫尔德认为，不应盲目顺从源于法国的舶来思想，而应探求根植于自身生活的生存之道。他主张重视、发掘德国本土的日常生活、语言及思想。本书中，我们姑且将赫尔德的这种思想，称为“反启蒙主义”。

基于这种想法，赫尔德开始收集民谣。之所以选择民谣，是因为他觉得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传唱的民谣里，栖息着“民众之魂”。赫尔德不仅亲自编撰《民谣集》，还号召更多的人加入到民谣的收集工作中来。(9)

继赫尔德之后登场的是格林兄弟，即雅各布•格林（Jacob Ludwig Karl Grimm，1785—1863） 和 威 廉•格 林（Wilhelm Karl Grimm，1786—1859）。他们虽受赫尔德的影响，但与赫尔德的“民谣”不同，格林兄弟进行的是“故事”（民间故事、传说、神话）的收集与研究。成果有《格林童话集：献给孩子和家庭的童话》（也就是所谓的《格林童话集》）、《德国传说集》等。

从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初，赫尔德、格林兄弟所从事的研究（即民俗学研究），不仅影响了欧洲，还辐射到世界各地。在欧洲的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挪威、瑞典、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布列塔尼、瑞士、匈牙利、斯拉夫诸国、希腊等地，以及欧洲之外的美国、印度、日本、中国、韩国、俄罗斯、菲律宾、巴西、阿根廷、尼日利亚、加纳等国家，纷纷开始进行民俗学研究，并在各自的土地上孕育出独具特色的民俗学。时至今日，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民俗学研究依然很兴盛。

随着民俗学的普及，研究范围也得以拓展。除了民谣、故事外，研究对象涉及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受到关注的，有民间信仰、仪礼、祝祭活动、年中行事、艺能、民具、房屋、集市、行商等等。

反霸权主义的学问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上文列举的这些民俗学盛行的国家和地区，并不是大国而都是小国。即使是大国，也是在与西欧列强的交往中强烈意识到确立自身文化身份认同必要性的国家，或是在大国中处于非主流地位的地区。

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民俗学之所以兴盛，是因为那里的人们通过民俗学的研究及普及，反思自己的日常生活，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自身的生活方式，从而避免被自己周围强大的存在、霸权（强大的支配性权力），以及“普遍”“主流”“中心”的事物所吞噬。

或许有人会反问，难道德国和美国不是大国吗？美国是一个新兴国家，它原本是英国的殖民地，德国也是后发资本主义国家。换言之，如今看来它们确实是拥有霸权的大国，但在其发展进程中，却也曾有过非主流性和追求作为一个新兴国家的自我身份认同的意识。

此外，法国、英国也有民俗学，但研究兴盛的地区往往是一些边缘地带，如法国的布列塔尼，英国的苏格兰、威尔士。

可见，民俗学这门学科的成长，伴随着人们对霸权、普遍、中心、主流的抵触情绪。民俗学的特征，除了上文所述的赫尔德的典型“反启蒙主义”外，还可以加上“反霸权主义”这一点。民俗学是把霸权主义相对化，从而具有强烈的批判霸权主义意识的一门学科。对于那些处于强势地位的事物，那些相信自己处于“主流”“中心”的位置，并把自己的逻辑作为“普世”价值强加给他人的势力，民俗学努力与之抗衡。具体而言，就是从与之完全不同的位相出发，开展民俗学式的知识生产，从而将其相对化，并超越之。这就是民俗学最显著的特征。

民俗学的这种反启蒙主义、反霸权主义、反普世主义、反主流、反中心的学科特征，在日本民俗学中也清晰可见。日本民俗学者认为，那些被启蒙主义世界观所遗弃的、被霸权主义世界观所支配的非主流、非中心的世界，正是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并积极地开展研究。

在柳田国男的初期作品中，有一本题为《远野物语》的著作，于1910年（明治四十三年）出版发行。这本书收录了岩手县远野地区的各种不可思议的传说，而书的开头如此写道：

愿广述其事，使平地人战栗。

这里的“其事”指的是岩手县远野地区的人们口口相传的故事，“平地人”则指代在启蒙主义思想影响下迈向现代化的都市居民。这句话如果转换成现代文来说，是“希望通过讲述这些故事，让城里的人们不寒而栗”。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柳田希望通过《远野物语》，把那个在启蒙主义世界观中被作为非理性的事物而舍弃的世界，重新展现在“平地人”的面前。这可谓从反启蒙主义的立场，对启蒙主义世界观发起的挑战。

关于启蒙主义，福泽谕吉有着与柳田国男截然不同的立场。

福泽谕吉是明治时代的现代主义、启蒙主义的先锋人物。他在自传《福翁自传》中，记录了他在大分县中津地区度过的少年时代的一件往事。那是他与神祠有关的一段经历，这件事发生在他十三四岁的时候。

老人们常说的天谴、神罚之类的故事，我觉得都是些哄骗人的无稽之谈。有一次我心血来潮，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便想一探稻荷神（狐仙）的究竟。收我为养子的叔父家中供有稻荷神，我不知神祠里放了什么，打开一看，发现里面只有一块石头。于是我就把那块石头扔掉，另捡了一块石头放了进去。我还把邻居下村先生家里的神祠也打开看了看，发现里面所供的所谓的神体，也只是一块木牌。我把这块木牌也拿出来扔掉，并装作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不久，到了二月初午日(10)那一天，彩旗飘飘、锣鼓喧天，人们为稻荷神献上神酒，熙熙攘攘，好不热闹。我觉得这太可笑了，心想：“傻瓜！你们是在给我放进去的石头敬酒、祭拜呢”，想着想着乐不可支。打小时候起，我既不畏神，也不敬佛。占卜念咒之事全然不信，像狐狸附体之类的传说，我从一开始就没信过，觉得都是骗人的。虽然当时我还是个孩子，却意志坚定得很。

（福泽谕吉：《新订 福翁自传》，富田正文校订，岩波书店，1978年）

而柳田国男的神祠体验，却是另一番景象。这是柳田住在千叶县布川地区时发生的事。

（前略）小川家的最里面，有个漂亮的仓库。仓库前面有二十坪(11)左右的平地，种着两三棵树，树下有一个比较新的小石祠。我询问后得知，小川家目前是第三代，第一代的祖父是从茨城县的水户移居来的著名医生。据说这位老人用石祠来祭祀自己的母亲，也就是说，小川家把曾祖母作为家宅之神来祭拜。

十四岁的我很淘气，不知神祠里是什么样的，所以一度想打开石门看看。记得春季里的一天，等大家都不在的时候（若被人发现了免不了挨骂），我战战兢兢地打开了门。原来，里面放了一颗我单手刚好能握住的美丽的蜡石珠。石祠内部按照珠子的形状大小来进行雕刻，使之恰好能镶嵌其中。后来我听说，不知什么原因，那位老奶奶中风卧床后，经常抚摸这颗珠子，所以后来她孙子说，用珠子纪念奶奶是最好的，就把它放进了石祠里。在那个年代，这种想法是相当新颖的。

偷看那颗美丽的蜡石珠时，我突然兴奋起来，有种不可言喻的奇妙心情，虽然现在也不知为何会那样。彼时，我蹲在那里，仰望着晴朗的蓝天，竟然看到了星星。那个场景至今仍记忆犹新，我看见在清澈湛蓝的天空上，有数十颗星星在闪烁。白天应该看不见星星，所以我不禁思考那些星星到底是什么？不过，那时我也略通天文，明白眼前的星星不是天文学里的那些星星，不过是幻想而已，所以无须去找寻。

如今想来，我觉得那时的感受确实是一种异常心理。在空无一人的地方打开石祠，原以为里面是币帛或镜子，结果却发现是一颗如此美丽的蜡石珠，感动不已，不由得思绪万千，如入梦境。就在那时，高空中突然飞过一只鹎鸟，发出清脆悦耳的叫声，我的身体也一下子紧绷起来，回到了现实之中。如果那时没有鹎鸟的鸣叫，我可能会一直沉浸其中，无法自拔。

（柳田国男：《故乡七十年》，讲谈社，2016年）

可以说，两位少年的不同感悟，预示着今后两人作为启蒙主义者和反启蒙主义者的对立。

与柳田国男并驾齐驱的，还有另一位民俗学者——折口信夫（1887—1953）。他是《万叶集》等日本古代文学的研究者，同时又尊柳田为师，凭借卓越的天赋开展民俗学研究。折口在民俗学田野调查的途中，常常吟诗作赋，诗中多见“幽然”一词。如：

山人喃语梦，幽然渐遁空。昨夜明月寂，孤鹿跃独峰。

（《水之上》篇，《折口信夫全集》21，中央公论社，1975年）

绕雾峰如画，幽然庐草花。山径沿阶下，心安归吾家。

（《山海之间》篇，《折口信夫全集》21，中央公论社，1975年）

这些诗，折射出折口进行民俗学调查的良苦用心。他侧耳倾听“幽然之物”（微弱的、幽暗的事物）的动人旋律，而这些事物是反主流、反中心的，在启蒙主义的世界观中，它们丝毫没有立足之地。

宫本常一（1907—1981）被称为“旅途的巨人”，他的民俗学调查之旅，据说加起来能绕地球四圈。其代表作《被遗忘的日本人》（岩波书店，1960年）是一本民俗学名著，描写了在日本各地悄然生活的“无名的人们”的生活方式，标题使用了“被遗忘的”这一表述。同时，作为一位民俗学者的心得，宫本还强调了“审视别人忽视的事物”的重要性（《民俗学之旅》，讲谈社，1993年）。所谓“被遗忘的”“别人忽视的”事物，无非是那些反主流、反中心的事物。

还有一位名叫谷川健一的民俗学者，在《神宿于细微之处——地名与民俗学》一书的序文中这样写道：

我喜欢“神宿于细微之处”这句话，所以将其作为本书的标题。这句话虽出自西方学者之口，但我认为它同样适用于日本民俗学。相较于研究人类“主干道”的历史学而言，民俗学是一门探索支路，或像毛细血管般密布的小路的学问。所以，那些对于历史学或其他学科而言微不足道的东西，对民俗学来说却无比重要。我之所以开始涉足民俗学，是因为它带给我的感动与我用显微镜第一次看到微生物世界时的那种感动极为相似。在肉眼看来空白一片的微观世界里，竟充满着如此丰富的“常民”(12)生命体，这让我感到头晕目眩，敬畏之情油然而生。（中略）想要看清日本的细微之处，而非粗枝大叶的日本的那份热情，驱使我走到了今天。

（谷川健一：《神宿于细微之处——地名与民俗学》，人文书院，1980年）

谷川所说的“对于历史学或其他学科而言微不足道的东西”“岔道”“小路”，是反主流、反中心的世界，与被启蒙主义世界观排除的领域多有重叠。

此外，民俗学造诣颇深的社会学家——鹤见和子（1918—2006），将民俗学称为“隐村”之学。这里所说的“隐村”，是指即将被外来的强大势力、霸权、普遍、主流、中心等征服或杀害的人的藏身之所。鹤见还用这个词打了个比方，“‘隐村’不仅存在于现实中的某个地方，存在于我们的内心深处，它也会以潜在意识、深层心理等形式出现”，所以她认为，民俗学是在这样的“隐村”中，发现“民众日积月累的智慧的宝库”的学问。（鹤见和子：《被杀之物的去向——我的民俗学笔记》，春书房，1985年）。

可见，民俗学所具有的反启蒙主义、反霸权主义、反普世主义、反主流、反中心的志向，确实存在于日本民俗学的根基之处。

那么，让我们总结一下，“什么是民俗学”。

我认为，民俗学是采用了对抗18世纪以法国为中心的启蒙主义、19世纪初以统治欧洲为目标的拿破仑的霸权主义的形式，由德国的赫尔德、格林兄弟奠定基础，之后扩散到世界各地，在各自的区域有个性地发展的一门学问。

民俗学内在性地理解与“作为霸权、普遍、主流、中心的社会位置”处于不同位置的人们的生活，包括厘清其与“作为霸权、普遍、主流、中心的社会位相”之间的关系。从而使以“作为霸权、普遍、主流、中心的社会位相”为基准而形成的知识体系相对化，并创造出超越这一知识体系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