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浊：字母的前世今生

要想强国，先学吴语？

浊音字甚雄壮，乃中国之元气。德文浊音字多，故其国强；我国官话不用浊音，故弱。

——民国·吴稚晖

整体而言，汉语各方言都并不算语音特别丰富的语言。今天所有汉语方言的音节结构都遵循一些严格的限制条件。譬如普通话一个音节的开头只有有限的二十几个声母，然后搭配有限的三十多个韵母，这三十几个韵母如果以辅音结尾，则只有-n、-ng两个辅音可作韵尾。再加上四个声调，这就基本穷尽了普通话一个音节所有可能的组合。汉语各方言虽然声母、韵母、声调的数目各有上下，但是大体上逃不出这个模式。因此汉语的音节结构高度受限，如英语strength、twelfth这样的音节，对于任意一种汉语方言来说几乎都是天方夜谭。

相应的，即便有声调助力，普通话实际使用的音节数量也并不算多。如果清点普通话中实际使用的音节数量，大约有1300个。其他方言，音系简单的如上海话只有不到700个音节；华南各方言则一般语音要相对复杂一些，音系能支撑更多的音节，广州话大概可以到1900个，闽南话可达2200个以上。虽然中国方言的音节数量多过普通话不少，但要和英语这样音节限制较少的语言相比，那还是小巫见大巫。

音节数量较为稀少带来的问题自然就是比较容易出现同音字。1300个音节对应数以万计的汉字，简单的统计就可以得知汉字严重的同音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哪怕只管三千多最常用的汉字，让1300个音节承担这个重担也是个苦差事。

在实际使用中，同音字真正带来麻烦的场合是比较稀少的，很多时候同音字出现的语境很不一样。譬如“守”和“手”虽然同音，但是这两个字甚少出现在类似的语境中，很难造成歧义。在其他情况下，语言的使用者总会有办法通过其他方式来尽量避免同音现象可能造成的歧义或误解。不过这些规避措施一般都会付出一定的代价，最常见的就是要多说几个字。这也正是汉语从上古到现代的演变规律——伴随语音系统的不断简化，我们把很多上古常见单说的字都改成了两个字的词，比如“鲤”和“礼”单说虽然不好分，但是说成“鲤鱼”和“礼物”就没有混淆的可能。

这样的补偿措施虽然实用，但终究多一个字，还是付出了一定的成本。偶尔规避可能还比较麻烦，譬如“权力”与“权利”，“定金”与“订金”，就算变成两个音节它们还是完全同音，使用的场合还很接近。如果汉语能多一些可供使用的音节，这样的问题就能得到一定的缓解了。

如果你是持这样的观点，大概会被汉语方言的现状气到七窍生烟：在任何一种汉语方言中，本来就不大富余的音节组合中，还有大量的声母、韵母和声调的可用组合是空置的。仍然以普通话为例，23个声母、39个韵母、4种声调，理论上可以构成23×39×4 = 3588种组合。也就是说，以现有的普通话音系，理论上就可轻松达到3588个音节，远远超过音节丰富的粤语、闽南语等南方方言。然而现实是残酷的，普通话实际使用的音节数量还不到理论组合的一半。

这些不存在的音节绝大多数不是由于人类发音器官生理上的发音机制限制而导致它们不可能存在，相反，这些声母、韵母、声调在其他的音节中都正常存在于普通话的发音体系中。如果让一个会说普通话的人来模仿这些发音一般不困难。普通话中没有fai这个音节，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口中借自英语的Wi-Fi简直是个常用词，几乎没有人会出现Fi/fai/发音困难的现象。能说“卡车”的人没有任何理由会说不出kà来。普通话里有t也有īn，偏偏愣是没有tīn这个随随便便就能发出来的音。

这些空缺有的是有缘由的。如gīn和zīn不存在，是因为历史上的gīn（金）和zīn（津）都演变成了jīn；有的如cuí的缺失，则是意外的巧合。这里我们可以先把注意力集中在非常有特色的一类空缺上：b、d、g、j、zh、z配带鼻音的an、ang、in、ing、ian、iang、en、eng、un、ong、ün、iong的第二声。这是普通话，甚至可说是绝大多数北方话中集体出缺的一大类音节。不信可以仔细想想有没有字读bán、dán、gán、jián、zhán、dóng、góng、jióng、zóng、zhóng、bén、zhén、zén……？

除了一些中古以后来自合音的新造的后起字如“咱”“甭”外，这条规律几乎是颠扑不破的。甚至也不必限于北方话，西南地区的官话、江西的赣语、珠三角地区的粤语、粤东的客家话大体都受到这条铁律制约。

这么一整批的音节出缺并不是意外巧合，而是一个源头可以追溯到古汉语的大问题，即清浊问题。

许多人在学生年代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某节英语课上，有学生提出英语spend、open和happy的p，stand的t，skin的k，读起来不像p、t、k，反倒像b、d、g。这时，英语老师胸有成竹地说：“英语的p、t、k在s后面或某些词中间会‘浊化’。”问题解决，课堂继续。

乍一看这个说法还是颇有道理的，然而仔细想想可能会有新的问题出现——既然p、t、k已经“浊化”成了b、d、g，那么为什么英文拼写还是spend、open、happy、stand、skin，而不是sbend、oben、habby、sdand、sgin呢？

更有甚者，不少学习了法语或者西班牙语的中国人会觉得，法语和西班牙语的发音中，p、b一模一样，t、d没有任何区别，k（c）、g完全可以混为一谈。法语的cadeau（礼物）和gâteau（蛋糕）的发音，许多中国人听起来一模一样，没有区别。反过来说，如果留意一下法国人或者西班牙人学习汉语普通话的情形，也会发现他们中不少人，至少是初学者，并不能分清汉语拼音的p/b、t/d、k/g。在中国人听来，他们学出来的中国话只有b、d、g。

分辨p/b、t/d、k/g，是个困扰学习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的中国人的重大问题，甚至在网上有言论认为法国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其实也分不出来，只是靠记忆里正确的拼写方法强行区分。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法国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的祖先大概根本就不会用不同的字母拼写了。

实际上，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的b、d、g与汉语拼音的b、d、g并不一样，在这些语言里，用b、d、g表示的是浊音，而汉语拼音的b、d、g表示的是不送气清音——在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中，不送气清音恰恰是用p、t、k表示的，而汉语拼音的p、t、k则是送气清音。

清浊到底是什么概念？语音学上，最典型的清浊是“带不带音”，也就是发声时声带是否振动。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如果把食指放在声带位置，就会发现声带会振动，但是这种振动并不是连续不断的。也就是说，发有些音时声带在振动，发有些音时声带并不振动。

典型的会振动的音包括绝大多数情况下的元音。在多数汉语方言中，除非是在偷偷耳语，否则发元音时声带都在振动。反过来说，在发大多数声母的时候，我们的声带并不会振动。譬如说“小山”的时候，在发到“山”的声母时，声带会短暂地停止振动。在多数汉语方言中，浊音声母主要是一些鼻音（m、n、ng）、边音（l）、近音（r），如果是说“小满”，则声带的振动就几乎会贯穿始终。而对b、d、g这样的爆破音来说，鉴别是不是浊音最重要的是在爆破，也就是口腔内阻力消除的阶段声带是否已经开始振动。

送气，顾名思义，指的是发音时从肺部向外吹出较为强烈的气流。可以做个小小的实验，点一根蜡烛，对着蜡烛的火焰说话，可以发现在说p、t、k为声母的字的时候，火焰会受到气流的扰动发生摇晃。这是因为在发这些声母的时候，除阻以后到元音出现前还有相对长的一段时间，这期间肺部的气流会通过口腔向外流出，形成气流。因此这几个声母叫作送气音。

如果一个辅音发音的时候既没有明显的气流流出，声带也不振动，那么就是不送气清音，如汉语拼音的b、d、g。

实际的情况则要更加复杂，如传统上一般认为清浊对立的英语，发音时b、d、g很多时候声带振动在除阻以后。一般认为主要以送气、不送气对立的包括普通话在内的部分现代汉语方言，如果不送气音出现在语流当中（如“旁边”中“边”的声母），声带也未必会在当中停止振动。在各种语言中，“清浊”体现的方式仍然会有一定区别。

但是无论如何，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由于我们语言中塞音的对立仍然主要体现为送气与不送气之分，因此我们对清浊对立并不算十分敏感。欧洲语言塞音的对立则主要是清浊之分。英语由于清音习惯性地送气，因此我们对英语的p/b、t/d、k/g分辨起来较为容易。但是对清塞音大多数情况下并不送气的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中的p/b、t/d、k/g，中国人分辨起来就难得多了。

对自己不熟悉的语言中语音分辨困难并不罕见。如英语thing中th表示的音，很多中国人听来和s没有什么区别；bad、bed之分，也是有些中国人学习英语的难点；普通话的in、ing，很多南方人都觉得听来差不多。但是对于以这些语言为母语的人士来说，分辨它们却往往不费吹灰之力。

没有哪种语言会把人类发音器官可以发出的所有声音都利用起来，几乎所有语言都是发音器官能够发出的声音的一个很小的子集。不同语言的语音复杂程度可以天差地别，但是都不可能利用上人类大脑在生理上能够分辨的所有分别。

对哪些音的区别比较敏感并不是由基因决定的。一个出生不久的、在学习语言关键时期的婴儿可以分辨出所有人类语言中能够区分的音。这样的一个人类婴儿，不管是何族裔，生长在哪种语言环境，都能完善地掌握这种语言的语音系统。生长在美国、母语是英语的华裔可以讲一口和其他美国人别无二致的英语。同样，从小在西班牙长大的华裔就不会像他父母那样对p/b、t/d、k/g的区分而头疼。

然而一旦掌握了母语之后，大脑中区分各种声音的能力就开始减弱。鉴别母语中存在的区别的能力会得到保留，而母语中不存在的区别就会渐渐变成“听不出”的玄学了。也因此，成年人再学习一门新的语言，发音就很难再达到母语水平了，总会受到母语的影响，有“口音”。

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大脑的一种退化，但是这其实对处理母语信息是有利的。在真实的语言环境中，不是所有的语音区别都是重要的，譬如普通话里面有是否送气的对立，没有清浊对立，但是在快速语流中受前后的音的影响，有些单独念读不送气清辅音的b、d、g会发生浊化。对于一个说普通话的人来说，就不用在大脑中认真处理清音和浊音的区别，因为这只是变体而已，假如大脑真的投入更多资源处理这个无效区别，只是徒然浪费脑力。

不过，虽然今天大多数中国人对浊音并不算敏感，但是华夏大地仍有数以千万计的人说的方言里面存在浊音，这些中国人大部分居住在江苏南部、上海、浙江以及湖南部分地区。以江苏南部的常州话为例，“贵”读/kuai/、“愧”读/kʰuai/、“跪”读/guai/，三个字的声母分别是不送气清音、送气清音和浊音。在包括普通话在内的大多数官话中，“跪”的声母和“贵”一样。常州话“当”读/taŋ/、“汤”读/tʰaŋ/、“唐”读/daŋ/，绝大多数官话则“汤”和“唐”声母相同，两个字只有声调上的区别。

在这一点上，江浙的吴语和湖南地区的一部分湘语远远比大部分其他方言保守，这些语言普遍继承了古代汉语的浊音。而在中国大部分方言中，浊音都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说到这里，可能你已经发现了，为什么普通话里不存在b、d、g、j、zh、z配带鼻音的an、ang、in、ing、ian、iang、en、eng、un、ong、ün、iong的第二声：因为普通话的第二声阳平基本都来自古代的浊音，这些古代的浊音在普通话里都变成了送气的声母。所以普通话里只会有pán、tán、qián、chán、tóng、cóng、chóng、pén，而不可能有bán、dán、jián、zhán、dóng、zóng、zhóng、bén。

篇首引文中吴稚晖浊音强国的高论是在积贫积弱的民国时期出现的怪异谬论。当时中国各省代表正在讨论在全国推广的国语应该是什么样的。部分南方代表提出国语中应该有浊音和入声，甚至说南方人说话不带浊音和入声就不舒服。这自然是无稽之谈。在这次讨论之后数年，北京话被选择为国语的基础，和大多数官话一样，北京话无浊音。此后迄今，中国推行的普通话都是以北京话为基础，普通话没有浊音也并未影响古老中国复兴的脚步。

尽管浊音跟强国与否没有一丁点儿关系，有一点却难以否认：在遥远的古代，清浊对立是古汉语声母体系的重要特征。假设古代的中国人穿越到现代学习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恐怕会比他们的后代——也就是今天的我们——容易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