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地理因素在陇南山地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与影响

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舞台，而历史过程又在时间方向上拓展了人类所赖以存在的地理空间。地理环境本身所具有的多元化和差异性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复杂性相互耦合，从而形成千差万别的区域发展道路。处于青藏高原、黄土高原与西秦岭山地交汇地带的甘肃陇南山地，地形地貌复杂多样，河谷、平原、山地、丘陵既相间分布同时又彼此切割，这种既相联系又相对独立的区域地理格局，为不同民族或部落的进入提供了基本的地域环境。历史时期来自北方地区的赀虏、鲜卑、吐谷浑，来自青藏高原的吐蕃、嗢末，来自中原内地的汉族以及南方的板楯蛮等都相继进入陇南山地，在民族、文化交流与整合的同时，也使陇南山地区域历史发展呈现出时间、空间的双重“分异”。尽管秦岭山地、青藏高原将陇南山地与周边区域隔离，但由于洮河、大夏河、白龙江、岷江、西汉水、嘉陵江等长江、黄河的各级支流所形成的河流谷地，成为沟通陇南山地与周边地区物质、人员、信息相互交流的“通道”，翻越秦岭山地可南下巴蜀，北出关中、西域，东沿汉水流域可达江淮平原，西上青藏高原，可往西藏、青海等地。陇南山地“近边”又“近内地”的区位特征，使不同地域背景的民族、人口、文化不断地发生地域重组与分异，其结果是陇南山地的区域历史发展呈现出明显的“边疆化”与“内地化”的双重趋势。这种“边疆化”与“内地化”虽然视不同时期中原王朝与边疆民族自营政权之间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人口等实力强弱关系而出现不同表现，但可以肯定的是，陇南山地的地域自然条件对不同民族、人口以及区域社会发展的选择性限制是其根本原因。需要说明的是，文中的陇南山地是指渭水与西汉水分水岭以南的今甘肃南部地区，行政区划上包括今甘肃的甘南藏族自治州、陇南市的全部，以及天水市、定西市、临夏回族自治州的一部分（见图1）。时间上自秦汉至民国，视实际需要做必要的扩展和上溯下沿。

图1 陇南山地地形

一 陇南山地的自然界线与人文界线

所谓自然界线，是指由山脉、河流、隘口等地理实体所形成的不同地理单元之间的交界面；由于民族、部落、文化都与一定的地理空间存在对应与耦合的关系，因此对于古代民族、部落而言，地理界线往往亦是人文界线。但反之却不尽然，这是因为文化整合、扩张以及经济因素驱动，有可能使人文界线突破自然界线的限制。但从本质上来说，自然界线从本底上规定了民族、部落、文化的分布区间和存在方式。

从陇南山地地形、地貌、气候、水文、生物的空间分布来看，大体上可沿今岷县、迭部连线将陇南山地划分为东、西两个不同的地理单元，东部即习惯上称之为陇南丘陵山地，西部称之为甘南高原，东部以丘陵山地和河谷盆地构成其地貌的主要形态，而西部呈现出较为典型的青藏高原气候、地貌特征。自古至今，陇南山地东西部都表现出不同的区域发展道路，无论是民族、部落、人口，还是政治、经济、文化，东西部都存在较大差异。以政治和经济为例，东部丘陵山地以农牧兼营为其经济的主要特征，无论是氐羌部落制时期，还是以中原郡县制为主的时期，农业经济在该区域中一直占据重要地位；而政治上，东部丘陵山地至迟在元代就完成了这种由部落、种姓向郡县制的过渡，尽管元代在文县、阶州、宕昌、西固等地仍然存在一定的部落制残余，但其分布仅局限于白龙江以南的岷峨山地，其代表性的文化形态是郡县制。而在西部甘南高原，游牧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部落、种姓制一直是该地域的主要经济、文化形态。

从南北方向来看，发源于今迭部山地的白龙江，将陇南东部丘陵山地划分为以岷峨山地为主的南部山岭重叠区域和以丘陵山地、河谷盆地为主要地貌形态的北部区域。白龙江以北区域，由于靠近中原内地，又有陈仓道、故道与祁山道相通，故历史时期中原内地人口、文化自北而南不断涌入，使该区域的民族文化融合与整合持续进行，至迟在隋唐时期区域内部落、种姓制为郡县制所取代。而白龙江以南的岷峨山地历史时期一直为牧业民族分布之地，无论是汉唐还是明清这种分布态势均没有改变，“番汉相距，止隔一河，备御实难”[1]。乾隆《直隶阶州志》亦指出了白龙江南北的差异，“武都属西南陲密迩土番，仅恃白龙江一带水限焉”[2]。即使到了民国年代，当陇南山地大部分地方都完成了这种由部落、种姓向郡县制的政治转变之后，其南部的叠山山地依然是部落制时代。“重叠的高山把这里和外面隔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即使是在不断地进化，但，那也是极少改变的……过着原始式的生活。”[3]与白龙江的分界作用相似，北秦岭山地对陇南山地的分界作用同样明显，由于靠近内地以及古代东西方交通的主干道丝绸之路，因此历史时期北秦岭山地的夷夏分界一直存在，尤其是分割今临夏平原与甘南高原的白石山[4]，两汉魏晋时期其分界意义就已经存在，明清时期变得更为突出。乾隆《狄道州志》就言：“南隔露骨一山，即生番族帐。”[5]乾隆二十七年（1762）以后设循化厅，即以白石山脉为界，分为口外与口内。即使到了民国年间，依然是“自临夏平原入石门峡，即属藏民之游牧带，毳帐酪饮，风尚顿异”[6]。地理学家张其昀就认为，“在民族上观之，白石山亦极重要，此为汉藏民族之界线，白石山上之草原，至今仍为藏民区域，地形影响人文，其著例也”[7]。

洮河本来不具备自然分界的意义，但由于民族文化分布的差异，赋予了洮河作为不同民族文化分水岭的界线意义。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界线作用就比较明显，“诸县皆在洮东，洮西悉羌人所居也”[8]。“甘肃省西南部边区，位于洮河之西，西顷山脉以东，俗称番区。自古为藏民荟萃之所……其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盖与汉人迥然不同者也。”[9]顾颉刚更是从地形、地貌、民族、文化、生产方式等方面指出了洮河南北的差异，“洮河（卓尼段）以北为草原地带，番民恃以游牧，洮河以南为山岭地带，野生森林分布甚广，农业则仅于洮河及白水江若干谷地及小型冲积平原中见之”[10]。这种分界与其说是自然分界，还不如说人文分界强化了自然分界的意义。

陇南山地自然分界线与人文分界线之间相互依托、强化的关系，因其复杂的地理环境以及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差异，而得以在地域上以不同的形式加以体现。如在西汉水流域，考古调查资料表明远在先秦时期，秦即与西戎隔河而对。不仅如此，人类还往往利用人文界线去强化这种自然分界的意义，如明清时代的边墙、门、隘口等，都指示了这种人类在自然界线之上构筑的人文界线对不同文化分野的作用，这一点下文有进一步的分析。而边墙、门往往是基于重点防御而设，只分布在一些特定的方位或区间。历史时期陇南山地分布最多、空间隔离最常见的形式是关隘、堡寨，历史文献中所记载的关、戌、砦以及边防要路等都含有此方面的信息，如宣统《甘肃全省新通志》卷9《关梁》，徽县仙人关是“夷夏划乾坤”，阶州直隶州“平定关，在州西北，宋时于福津县西界置以备羌人处”。“峰帖峡砦，在州西二百三十里，地接番戎即今西固峰帖城，九域志福津县有峰帖峡武平沙滩三砦俱在州西境，宋所置以备羌戎处。”“久远关，去城三十里内汉外番。”又，《嘉庆武阶备志》卷1《山水》：“赤磨岭西南至蕃界八十里，以赤磨岭为界。（文县境内）大恭岭西北至蕃界一百三十里，以大恭岭为界。”康熙《岷州志》卷3、卷10分别记录了土司番兵和官兵所把守的关、隘、堡寨方位、里程及守兵数目等信息。并在后文解释说“（隘口）是不过番与番、汉与番接壤出入之道路沟堡，即名之曰边隘。其实非经制也”。很显然，隘口是划分番与番、汉与番的界线，“其实非经制也”，是地方制度，也是地方特色，反映的是在特定人文环境条件下，人类利用环境的天然分界作用，将不同民族、种族文化加以划分和隔离。与陇南东部丘陵山地的关、砦、戌对空间的划分、隔离相比，边墙、门、隘口的人文分界意义更为浓厚。而且这种自然界线与人文界线的耦合关系会因时代、环境的变化而不同，光绪年间，“旧志岷州关隘、寨堡，无虑百数十处。盖前明时斯土四面临番，在均须列守故也。我朝内番归化，久编齐氓。若东之石关，北之镇平，西之永宁，以及东南之转塔，红崖寺寨均为内地，不烦戍守。惟独西南一带毗连番缴，其关隘40余处，止麻子川设经制一员，妨兵五名。余皆荡然无备，墩台、斥堠，故迹堙没。”[11]

尽管地理分界、生态分界在陇南山地具有基底甚至决定的意义，但从历史过程来看，似乎其依据民族、部落、文化所构成的分界线已经超越了这种地理的、生态的分界意义，人们更强调其文化生态的含义。如“渭源县有赵土司，世居官堡镇桧柏新庄，管番民、土民，土民计分桧柏新庄等十六族，习尚与内地风俗无殊。西南部全属番民，又分为上中下咂，习俗则自成风气矣。土番民划境而居，视同秦越”[12]。显然在这里民族、文化之间的界线成为区别、划分地域属性的重要依据。而涉及面较广、影响深远的则是民国年间循化、拉扑楞之间关于黑错寺管辖权问题的争论。从表面上看，这场纷争源于民国七年至十三年（1918—1924）以及民国十四年（1925）西宁道与拉扑楞寺的军事冲突，民国十六年（1927）成立拉扑楞设治局，直隶于甘肃省政府等一系列政治、军事事件，而更深的背景因素则是宗教、文化的冲突。按“黑错地方在拉扑楞东南一百二十里，接近甘肃省的临潭县，就地理上和行政便利两点而论，应归拉扑楞设治局管辖，但是在当时拉循境界未曾划分清楚以前，不免引起隶属问题”。后经切实查勘，始于民国十六年（1927）十二月形成议决：“循拉界限，按照西番、南番划分，南番东北土门关晒经滩寺沙沟等处，北面白石崖寺，全归拉扑楞，瓜什济寺归循化，以东即归拉扑楞，大湖滩归拉扑楞，临拉界限，临潭南北番全归拉扑楞，至详细界限，俟测绘员详阅绘呈后再定，但以各族习惯为准。”[13]在这里，无论循化拉扑楞之间的界线还是临潭拉扑楞界线，其划分遵循的原则是民族、种族、宗教、文化等人文因素，即以西番、南番、北番以及“以各族习惯为准”的划界依据。这一事件表明，在民族、部落、文化融合整合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条件下，多民族、多种族、多文化分布的甘南高原，其地域界线的划分必须依照民族文化的阶段性和整体性原则，而这一点，对于现今我国多民族、多文化分布的边疆地区行政区划管理与调整亦不失其参考价值。

二 陇南山地空间分割与区域的边缘化

上文所述的自然界线与人文界线只是区域与区域之间，或民族、部落之间相互区分、辨别、确认的地理标志，它是线状或带状的地理事物的组合，它强调的是在分界线两侧地理事物的差异性；空间分割与这种自然、人文分界既有联系又有不同，它强调的是地理单元与周边地域的差异与联系，亦即某一地理组合相对于周边地域的独特性。陇南山地区域内部山川纵横交错，形成了大大小小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而历史上陇南山地民族、部落众多，又从人文意义上强化了这种地理单元的独立性。

但在大的地貌格局控制下，这种空间隔离的社会表现形式极为不同。由西汉水、嘉陵江、白龙江与秦岭山地所分割、构成的陇南山地东部丘陵山地，往往由于地方势力占据一定的独立空间而将地域空间外化为地方政治的独立性，其著者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杨氐所建立的仇池地方政权。一般而言，学术界将杨氐政权分为前仇池国、后仇池国、武都国、武兴国、阴平国，这五个政权其国都无不选择在易守难攻、地形相对独立的区域。如仇池国国都仇池山，“山在上禄县南八十里，上有数万家，因山筑城，四面壁立峭绝，一人守关万夫莫开。上有平地方二十里，田百顷泉九十九源”[14]。武都国据白崖，史家评论说“其据白崖也，犹前世之据仇池也”[15]。史书中常有杨氏“恃险不服”或“恃险骄慢”之类的记载，杨氏正是利用了陇南山地这种相对隔离的机制与中原政权相对抗，张维先生对此分析道：“山岭丛峻，易守难攻，族类劲强，易动而难靖，长时陆梁，厥因在是。”[16]在长达380余年的杨氐地方割据政权时期，论疆域面积、人口还是经济、军事实力，杨氏政权都不能与南北政权相颉颃。南北军事集团也曾轮番打击杨氐政权，但大部分以失败收场。南北政权对杨氐政权之所以无可奈何，其原因正如后秦姚兴参军所说：“先皇神略无方，威武冠世，冠军徐洛生猛毅兼人，佐命英辅，再入仇池。无功而还。非杨盛智勇能全，直是地势使然也。”[17]而诸如仇池山、白崖之类的地形地貌结构，在陇南东部丘陵山地随处可见，如天生寨，“山峰卓立，四面峭壁如城，番界之仇池也”[18]。其他如泥功山、祁山、方山、青塘岭等都相仿佛，其共同的特点是，独立成局，单元内部一般是丰水泉，具有一定的可耕地面积，四面险绝，自成防卫体系，所不同的是“局度大小”而已。陇南山地这种地域空间的分割，使一些有势力的部族、种姓、地方酋豪，容易产生非分之想，大者如仇池国、宕昌国等，小者有如明代文县千户张嘉因获龙马而自立为王[19]，诸如此类的事例在陇南山地不时出现。之所以会出现如此现象，显然是陇南山地的地理格局为地方势力提供了基本的条件和想象空间。诚如嘉庆《武阶备志》所言“武阶山谷险峻，有事则易守攻难”。[20]光绪《文县志》载：“文山高而土瘠，颇饶清秀之致。故雄于文者踵相接，岂非地气使然哉。”[21]

与陇南东部丘陵山地相比较而言，陇南西部的甘南高原这种空间分割性因游牧经济本身的流动性而表现得更为分散，这种分散往往是以部落为基本单位。如两宋时期，“洮岷番族甚盛”[22]，仅古叠州就有“四十三族、十三城，三十万户”[23]。曾发动熙河之役的王韶在《平戎策》中言：“其种落大者不过一二万，小者二三千人，皆分散离处，不相统一。”[24]据汤开建研究，宋金时期见于文献记载的部落、种姓，秦州至少有39姓，洮岷叠宕阶文等州超过60族。北宋虽然曾一度收复洮、叠、岷等州，但依然是“今生羌久与中国隔绝，其有力量与无力量皆非中国所知”[25]。事实上等同于化外。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太宗召献贡的吐蕃酋长于崇政殿，厚加慰抚，赐以束帛，并对宰相说：“（吐蕃）自唐室以来，颇为边患。以国家兵力雄盛，聊举偏师，便可驱逐数千里外。但念其种类蕃息，安土重迁，倘因攘除，必致杀戮，所以置之度外，存而无论也。”[26]这种部落、种姓“各自为王”、互不统属的状况一直要持续到明代。明清时代陇南山地行政管理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虽然此时部落制依然存在，但明王朝通过将部落酋长或首领授予官职，将其纳入中原王朝的行政管理体系之中，即是后来研究者所指的“多封众建”。嘉庆《武阶备志》卷20《蕃夷》：“明初洮岷三十六族归附，朝廷鉴前代之獘，分其部族，大者数千人，小者数百，量置宣慰抚安抚招讨等使以统之，使之岁一朝贡，优具赏贲，由是西番之势益分，其力益弱。”有的学者据《明实录》及各种方志文献的记载，对甘青藏区各卫的藏族部落做了详细的统计，其中岷州卫有140族，秦州卫有39族，洮州卫有110族[27]。应该指出的是，明代虽然将西番部族纳入王朝的管理体系，从国家政治层面承认了种姓力量的存在，但其本质依然是对元代陇南山地地域政治格局的继承和承认。但到了清统治时期，情况发生了变化，“洮岷番人三百八十余族，今皆不与朝贡之列”[28]。这句话言下之意是，在此之前，亦即康熙四十一年（1702）以前，洮岷380余族是作为独立实体而各自朝贡的，而自此以后，其不再作为一种政治实体而存在。联系到康熙年间对土司事权的限制、打击以及番族的“认贡纳赋”，可以肯定地说，清代对陇南山地实施了“实质管理”，由此亦可以理解方志所说的“当今边塞晏然，生番争相归命，较诸明季，固有安危治乱之不同”所表达的地域政治变迁含义。然而，在空间分割与民族、人口多元化的双重作用下，地域政治属性的变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甘南高原“分裂性社会结构”[29]状态。

从区域地缘格局来看，南北秦岭山地、青藏高原将陇南山地与周边区域“自然分割”。如果说陇南山地内部的空间分割使陇南山地形成区域文化的多元化和发展的不平衡性，那么与周边区域的“自然分割”则在整体上将陇南山地置于边缘化状态。尽管沿西汉水、嘉陵江、白龙江、洮河、大夏河、岷江等河流流域都有交通孔道沟通了陇南山地与巴蜀盆地、关中平原、西域、青藏高原之间的联系，其中较为著名的道路有陈仓道—故道、祁山道、岷江道、洮河道、阴平道、松藩道等，但由于这些道路穿行在崇山峻岭之间，道路通达性较差，因此只有在特定环境下，这些道路才被视为“干道”。如三国时期祁山道的启用，魏晋南北朝时期白龙江道、岷江道趋于重要，是因为沿渭河的古丝绸之路以及陈仓金牛道被阻塞而被迫启用。而在通常情况下，这些通道往往被视为“间道”，如由祁山道、故道与阴平道联袂构成的沟通关中与巴蜀的通道就被视为“间道”[30]。只有当陈仓道—故道—金牛道被阻塞或分割，祁山道才被迫作为“主干道”。而这种交通条件常常使陇南山地的发展被搁置在主流社会发展之外。于是我们看到无论是在王朝的政治制度安排、行政措施还是社会主流意识，陇南山地概无例外地被“边缘化”。历史时期中原王朝经略边地的制度、措施大部分在陇南山地被安排和实行过，如郡县制、属国制、道制、羁縻都督府制、卫所制、土司制等，这种政治制度的边缘化来自长期的社会意识的边缘化，无论是刘秀时期的“置之度外”[31]、魏晋南北朝时期“仇池国”“宕昌国”被视为“要服”“荒服”之国，还是两宋时期“化外”之地[32]，历史时期中原王朝对陇南山地的区域定位以及社会认识，使陇南山地一直被摒弃在中原文化的主流意识之外，所谓“陇西县世皆指目为边鄙地也”[33]即是指此。而西部的甘南高原，由于处于青藏高原的东北部，无论是地形、地貌、气候、水文环境都形成了难以逾越的生态屏障，其在中原王朝的政治格局中一直是被作为“荒外”之地对待的，从秦汉以至明清，今岷县、临潭都是中原王朝处置、流放罪犯之地[34]。即使到了民国年间，人们依然摆脱不了传统的认识模式，“陇上古称边塞，拉扑楞尤群番之所居，其俗陋，其地荒，其气寒，其物敝”[35]。国人还认为甘南高原为一“秘密区域”。可见即使到了近代社会，甘南高原依然因其鄙塞而处于“内地之边疆”状态。

三 岷县、临潭、夏河所构成的弧带：汉藏分界线的地理学分析

考察历史时期中原王朝经营甘南高原的地理轨迹，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史实：秦代以今岷县为夷夏分界点，明代以临潭（古洮州）为经营前哨，到清代推进到更西的拉扑楞寺，这三点恰似一条弧线由东南向西北延伸[36]。在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尽管其推进的区域因王朝经营思想、侧重点以及政治军事实力的不同而不同，但如论是秦汉还是隋唐，乃至明清，2000年来都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了由岷县—临潭—夏河所构成的汉藏分界线。当然，用线状来表达，只是为了容易标识和明确。事实上，作为民族、文化的地域分界从来都不可能是线状的，即使划然如秦汉长城。因此，此处所谓的分界线包含有界线两侧的区域，具体说是以今岷县、临潭、夏河县域为汉藏过渡区域。

提出这一看法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1.岷县、临潭、夏河在历史时期存在区分、限隔不同民族、文化的地理标志物。秦始皇统一全国，修建了万里长城，其西段起点即在今岷县，史书记载：“及秦始皇攘却戎狄，筑长城，界中国，然西不过临洮（今岷县）”[37]。在此后的两千余年间，秦长城夷夏分界意义一直存在。明王朝建立后，为了防御西番蒙古，曾在西北边境构筑了两大防御体系，其一即是以岷州为核心，以“洮州边墙”及隘口、门为设施的防御体系。“边墙自旧洮堡南峪古石崖起，至苍家阁门三十里，苍家至甘卜他关门三十里，甘卜他至官洛关门十五里。”[38]光绪《洮州厅志》卷2《舆地》（关隘）：“按各关门逼近旧洮，一墙之外，皆为荒野平川”。而隘口是番与番、汉与番接壤出入之道路沟堡，又名之曰边隘。20世纪30年代末期，著名学者顾颉刚在对“洮州边墙”考察后写道：“门者，明代所筑边墙之门也。义不可解，疑一番语。边墙较人家墙垣为高大而低于城墙，中延谷间，至山顶而止，用以别华夷。盖小规模之长城也。过门后入纯番境，汉语不复通行”[39]。尽管今天明代边墙的军事防御意义已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人们在边墙线上感受最多的是汉族的藏化和藏族的汉化，但其分界意义依然存在，今边墙以外仍然为牧业区域，边墙以内为农业区域。其二是沿东西走向的白石山修筑了大大小小的“防番要隘”，即所谓的二十四关（见图1）。而二十四关东起岷州界[40]。乾隆《循化厅志稿》：“明设二十四关，皆因此山崖谷为之，关内河州境，关外番界”[41]，其中积石、老鸦、槐树、沙门、土门号称五大关，“皆为入腹地之门户”。“土门关，为明代所筑，从前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隘，现在为临夏和夏河的分界处。土门关在地理上有特殊的意义，从民族上说，它是汉回和藏族分界的地方。从地形上说，它是黄土高原区和西藏高原边线黑土区的过渡地带……藏民称土门关外曰差娜，称关内曰瓦娜，凡是关内的人，无论汉回，他们都称为中原人。”[42]

2.岷县、临潭、夏河为汉藏等多民族多文化分布的区域。历史时期羌、藏、嗢末、汉、匈奴、鲜卑等民族或部落，都曾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迁入该区域，使岷县、临潭、夏河区域一直处于不同地域文化的相互碰撞、交流与融合之中，因而该地域文化形态既不同于内地，又与青藏高原有差别。康熙《岷州志》就说岷地习俗“秦自陇山以西，婚姻之礼，已异于中土。岷州僻处边末，且汉番杂居，则更非临巩之比，然与番族迥别”[43]。洮州的情况就更甚之，“洮州去岷更西，地气充寒。旧志称人性劲悍，好习弓马，衣褐食乳，以射猎为生”[44]。光绪《洮州厅志》卷16《番族·茶马》：“洮地三面临番，其环而居者生熟不下六七百族。”所谓“洮州隘塞临边隅，按籍大半番人居”[45]即是指此。处于青藏高原东北边缘的拉扑楞地区则是“宅居羌夷历数千年”，至民国十六年（1927）设拉扑楞设治局，才“始同于郡县”[46]。即使如此，拉扑楞依然是“汉番集处风俗固塞”[47]，其人民风俗习惯“和内地各省不同”[48]。多民族的共处共存，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必然促使地域文化呈现更多的复合性和多元性。如岷州，“国朝洪武中曹国公取其地降其人号为属番。其在前元降者为土民，总为里十有六，又徙内地民一里以实之，不堪为州，乃设军民指挥使司，戌以甲卒万儿建学焉。民之徙者卒之戌者，居既久，土民举止言语与内民无大相远，秀且文者亦时有之”[49]。洮州情况与此相类似，明代洮州卫守军就地落籍，与当地民族杂居，习俗相染，故康熙《洮州卫志》说：“故其仪之礼节夺徙内郡，第民间丧尚浮屠，婚论财贿，颇染边风”[50]，其“内地番人颇染汉风，其俗务黎习工作，事畜牧，高楼暖炕，皆与汉人无异”[51]。不仅如此，这种民族文化融合还呈现出了由内地到边地、由城市到乡村逐级过渡的特征，姑且称之为地域民族文化的梯度性和差异性。如岷州“番人去城近者居土室，有力者居板屋；去城远者居帐房，以牛毛为之”[52]。民国年间曾长期在甘南从事基督教宣道会工作的美国人埃克瓦尔为我们更细致、更科学地描述了洮岷地区（沿洮河自下而上）汉文化—汉藏混合文化—藏文化的空间变化序列[53]。地理学家张其昀先生更从宏观角度将甘肃西南隅接连青边川边之藏民，依其与汉民距离之远近、同化程度之深浅，分为半藏、近藏、远藏三种[54]。这种处于动态性、多元化、复合性的地域民族文化正体现了该区域“内地之边疆”与“边疆之内地”的过渡区域特征。

3.历史时期岷县、临潭一直是中原王朝经营西番的“门户”和前哨阵地。康熙四十一年（1702）纂修的《岷州志》卷2《舆地上》开宗即言：“岷固从来用武之国也。其地面山带河，形势险阻。西亘青海之塞，南临白马之氐，东连熙巩，北并洮曡；内则屏瀚蜀门，外则控制番境，百二疆场，实有赖焉。”[55]明马文升有诗云：“蕞尔羌戎敢犯边，王师问罪驻岷川。”[56]可以说形象地勾勒了岷州在古代中原王朝经营西番的战略地位。而洮州则是“三面临番，松藩连界，接蒙古边境，一墙之外，直通青海黄河……西控诸番，东屏两郡，南俯松叠，北蔽河湟，西南之要害也”[57]。自“汉唐以来为备边要地”[58]。洮岷的地位与作用相近，因此历史上常常将洮岷并称，“洮岷为秦陇藩篱，洮又岷之襟喉，旧洮又洮之门户……洮当孤悬，岷先震恐，临巩不得安枕矣”[59]。《清代西北竹枝词辑存》亦有“漫说岷洮容易治，汉回集处又西羌，战场自古在岷洮，夜半哥舒尚带刀”之说[60]。即使从区域内部来看，前文所述的长城、边墙、关隘、堡寨及“通路”等，都反映了历史时期中原王朝通过经营洮岷从而达到稳定西番的努力。

4.该地域在历史时期一直是农牧过渡区域。考古资料表明，在距今8000—4000年，生活在陇右地区的原始人类即以农牧兼营为其经济活动方式。先秦时期西戎、氐、羌等文化逐渐发生分野，今岷县、临潭、夏河区域主要居民为西戎和羌族，其农业生产在经济活动中的比重趋于下降[61]。从秦霸西戎以后一直至今天，虽然历史时期该地区随着主体民族的变动，经济活动的方式也曾发生过变化，但农牧兼营、农牧地域混合分布的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尤其是汉唐时代，其农业区域甚至远推至今夏河县西北的甘加滩高原地区。尽管在两宋时期该区域被以“化外”视之，但依然“秦州古渭之西，吐蕃部族散居山野，不相君长，耕牧自足”[6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7载：“王韶入岷州，辖乌察及本淋沁来降，两人各献大麦万石”[63]。辖乌察与本淋沁各为一部落首领，一个部落一次能捐出1万石大麦，亦可见当时农业生产在游牧民族经济中所占的地位。明清时期，随着民族交往与融合大面积展开，农牧兼营以及农牧业的交错分布在不同层次、不同地域持续进行。熟番、生番、土民或半藏、近藏、远藏的文化区分，以及土司属民与郡县之民的有别，都表明了该区域农牧文化的混合特征。民国年间，岷州、洮州旧城、拉扑楞因处于游牧区域和农业区域过渡带上而被称为“接触都市”或“过渡都市”[64]。时至今日，岷县、临潭、夏河区域仍然具有浓郁的农牧过渡特征。

5.该地域是黄土高原、青藏高原、西秦岭山地的过渡地带。按地理学地形地貌分区原则，岷县地处青藏高原边缘，是甘南高原向黄土高原、陇南山地的过渡地带。其西的临潭则为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交汇地带，而夏河县已属青藏高原，其气候、地形、地貌、生物已具有高原特点。得益于洮河、大夏河纵横流贯其间所形成的大大小小河谷平原，使岷县、临潭、夏河连线区域，空间复杂多样，山地、丘陵、河谷、平原、森林、草原均有分布。由于海拔高度及其经纬度的差异，使各种类型的地域生境极为不同。如洮河南北环境的不同，大夏河上、中、下游的地形地貌也有所差异[65]。历史时期该区域多种文化、多种生产方式的并存，其原因也概在于此。

诚然，历史时期无论是中原汉族还是青藏高原的藏民，在其力量强大之时，都曾深入对方腹地，但都为时不长。如盛唐时期中原王朝也曾将统治区域伸展至岷峨山地、三江源地区；而中唐以后，来自青藏高原的民族也曾耀兵于长安，将陇山以西的广大地区置于“番化”区域。但由于瘟疫、疾病、自然条件、生产生活方式的不适应，当吐蕃军事力量消解的时候，以游牧为主要生产方式的藏族迅速向西南方向撤退，其撤退的边界便是今岷县、临潭、夏河一带，而留居在此线以北的藏族此后大部分融入以农耕为主的汉民族之中。如康乐县“八松高姓自认都是汉化吐蕃”，“苏集乡包姓、普八乡八龙包家自认也是吐蕃”[66]。反之亦然，当中原汉人越过此线进入高原腹地面临的同样是不适应，于是要么被“番化”，要么退出该区域。如卓尼杨土司所辖南山番族，“分卓挂、铁布二类，桌挂者，其真种也，铁布者，非真种，汉民逃入番地者也”[67]。位于夏河县之北的保安（今青海同仁县）“有吴屯者，其先盖江南人，余并有河州人，历年既久，言语衣服，渐染夷风，其人自认为土人，而官亦目之为番民”[68]。即使近内地的岷州亦“又有一种奸民，当兵燹之时，民差繁重，因而投入番部巧为规避，驯至今日其子孙竟沦为异类”[69]。而三面临番的洮州（今临潭县），历史时期一直存在“守”与“不守”的争论，如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尝得之，寻弃而不守”[70]，等同于化外；明攻下洮州但守边大将因“饷艰民劳”上奏朝廷“弃而不守”，但明太祖朱元璋清醒地认识到：“洮州西控番戎，东蔽湟陇，自汉唐以来备边要地也。今羌虏既斥，若弃之不守，数年之后，番人将复为边患矣。”[71]事实上，洮州的得失不仅仅是一城一地的安危，而是事关临巩乃至秦陇的安危。光绪《洮州厅志》就言“洮岷为秦陇藩篱，洮又岷之襟喉，旧洮又洮之门户，洮当孤悬绝域，环诸番，迫强氐，防备稍疎，岷先震恐，临巩不得安枕卧矣”[72]。因此，除个别情况外，中原王朝都会将其统治区域推进到洮岷一带，洮岷因而也成为封建社会事实上的汉藏混合区域或称之为过渡区域。

汉藏分界线长期稳定在由今岷县、临潭、夏河所构成的连线附近，除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习惯等因素而外，必然有其基本的、规定性的影响因素。诉诸历史事实，我们认为，地理环境的限制以及人类对环境的选择性利用，是岷县、临潭、夏河区域成为汉藏分界线的根本原因。而地理环境中对人类活动影响最大的因素是气候，气候通过植物的再生产影响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岷县、临潭、夏河均为山地、高原地貌形态，山多田少，且气候严寒，对农业生产产生严重限制。即使有农业生产，也仅局限于一些海拔较低、温度较高的河谷地带，且一年一季，产量极低。如靠近内地的岷州“惟是岷土虽广而多高山巨谷，成熟之地不及中土之小邑”[73]，有“耕田多向碧山头”之说[74]。光绪《岷州续志采访录·实业》指出了岷州农事之艰涩，“即如农业，以谷为本，而所产惟大小麦、大小豆、荞麦、燕麦、青稞而已。其东北山地，并小麦亦不成熟。地既高寒，岁只一收；亩下籽七升，所获仅二三斗，非广耕不足以自给，故力倍而利半”。而其西部的洮州气候更为寒冷，有“六月炎暑尚著棉，终年多半是寒天”之说[75]。高寒的气候条件严重制约了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洮地高寒，稻粱不生，布帛丝麻之类，皆来自他邦”[76]。而具有高原气候特点的夏河县，其农业生产较之于洮、岷二地则又等而下之。《拉扑楞设治记》之《舆地记·水利》：“其气候高寒多风多雨，傍河向阳之地，只能耕种青稞。虽有良好水流，无所用其灌溉，不产粮米。”《拉扑楞设治记》之《民风记·垦荒》：“拉扑楞以东荒地甚多，尚能种植青稞，民商有原开垦者，拉扑楞以西则高山寒地，六月飞霜，每种青稞多不成熟，是故番民专业牧畜，不愿开垦。”其西部的捏贡川土壤为黑钙土，极适农业，“但地势在三千公尺以上，气候寒冷，作物生长期甚短，农业大受限制。高原民族，仍以游牧为生计，即欲实行农垦，亦仅能种植早熟之青稞”[77]。清乾隆年间，政府曾有过开发捏贡川的动议，但因塞外地高土冷，“九月即已下雪，翌年四月雪始消……秋霜早来而晚霜迟去，九月中旬即降早霜者。无霜时期仅120余日，故作物生长期极短，仅早熟及耐寒之谷类和青稞者方可种植，欲发展农业殊为不易”[78]而无下文。由上论述可以看出，自东而西也即从岷县、临潭到夏河，农业发展的难度因气候条件的限制而变得愈来愈大，加之可耕地稀少、田土硗薄等因素的限制作用，使该区域即使有农业生产亦是入不敷出，即使晚至民国年间，“本区粮食不能自给，依照各县之个别供需情形而论，其粮食不敷程度，以临潭卓尼为最大，其次为夏河县，岷县更次之”[79]。于是农事之外兼营牧业，所谓“家家农猎”[80]即是指此。岷县较之临潭、夏河农业经济较为发达，但畜牧仍然“不失为岷县农民经济上重要之一环”[81]。农牧经济的互补在本区域具有特别的意义，它含有农牧业经济自身的互补以及农业区与牧业区之间的经济互补性。而本区域农牧业的生态环境也从根本上限制或决定了古代社会农牧业民族所能分布的极限位置。这也从经济支撑角度或社会成本角度表明了历史时期中原王朝先岷县、再临潭、最后夏河的经营开发序列的根本原因。

四 讨论与结论

甘肃陇南山地“近边”“近内地”的地理区位，使陇南山地历史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内地化”与“边疆化”的双重趋势。而处于青藏高原、黄土高原、西秦岭山地过渡带的地形地貌结构，又从本底上规定和影响了陇南山地的历史发展进程。纵横交错的山脉河流在划分和切割陇南山地自然空间的同时，又成为各种不同地理单元接触的锋面，历史时期陇南山地民族、部落、文化的多元化以及多元化的民族、部落、文化的空间格局及其地域不断地分异与重组，其形成的原因也概在于此。西汉水、白龙江、岷江、洮河、大夏河既是不同民族、部落、文化的分界线，同时又是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通道。而依托于各种自然分界线所构筑的长城、边墙、关隘、堡寨等人文界线又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自然分界的意义和作用，历史时期陇南山地汉地与番地、藏民与汉民、熟番与生番、关内与关外的区分，正是这种自然、人文分界在地域上的表现。而影响最大、延续至今仍然具有指示意义的分界线为岷县、临潭、夏河三地连线所构成的汉藏分界线。诚然，汉藏分界线的内涵极为丰富、复杂，本文只是粗浅地提出这一概念，以求教于学界同人。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认识：由岷县、临潭、夏河连线所形成的汉藏分界线，既是自然的也是人文的，既是生态的也是历史的。尽管这条分界线在历史时期因朝代不同而发生摆动，但都与此线相距不远，这种相对稳定性，既表明了地理的、生态的分界线对人类活动的约束与限制作用，同时也反映人类对环境的认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并且人类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利用自然界线所提供的可能。

（原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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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万历）《舟曲丈地均粮碑》，碑阴文，该碑现存舟曲县文化馆院内。

[2] 乾隆《直隶阶州志》卷下《艺文·重建武阶南浮桥碑记》。

[3] （民国）唐薦：《拉扑楞番民的经济生活》，《中国西北文献丛书》140册，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影印版。

[4] 白石山，一名大再加山，一名露骨山，一名太子山，随地易名，海拔3600公尺。

[5] 乾隆《狄道州志》卷1《站所·旧府治碑记》，《中国西北文献丛书》41册，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影印版。

[6] 张其昀：《拉扑楞号序》，《方志》第九卷第三、四期，1936年7月。

[7] （民国）《夏河县志稿》卷1《地形》。

[8] 光绪《洮州厅志》卷首《洮水图说》，《中国西北文献丛书》49册，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影印版。

[9] 王志文：《甘肃省西南部边区考察记·自序》，《中国西北文献丛书》135册，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影印版。

[10] 顾颉刚：《西北考察日记》二十五《卓尼》（5月18日至20日），《中国西北文献丛书》107册，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影印版。

[11] （清）陈平如辑：《岷州续志采访录·关梁》，收于《岷州志校注》，岷县印刷厂，1988年。

[12] （民国）《渭源县风土调查录》一《总论》、七《土司》，《中国西北文献丛书》122册，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影印版。

[13] （民国）张文郁：《拉扑楞视察记》第三章“建设夏河县治过程中的几个问题”，《中国西北文献丛书》124册，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影印版。

[14] 光绪《阶州直隶州续志》卷2《山川》。

[15] 李祖桓：《仇池国志》第八卷《仇池地理表》。

[16] 张维：《仇池国志·疆域》，甘肃省银行印刷厂承印本，1950年。

[17] 《晋书》卷117《姚兴上》。

[18] 光绪《岷州续志采访录·山水》。

[19] 光绪《文县志》卷1《沿革表》。

[20] 嘉庆《武阶备志》卷4《阨塞》。

[21] 光绪《文县志》卷1《沿革表·形势》。

[2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7，“神宗熙宁六年冬十月”。

[23] 《金史》卷98《完颜纲传》。

[24] 《太平治蹟统类》卷16《神宗开熙和》。

[2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0，“熙宁五年（1072）二月甲子”。

[26] 《宋史》卷492《吐蕃传》。

[27] 陈庆英主编：《中国藏族部落》，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67—689页。

[28] 康熙《岷州志》卷6《典礼志·番贡》。

[29]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70—72页。

[30]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59《陕西八》。

[31] 嘉庆《徽县志》卷2《沿革志·杂记》。

[32] 《宋史》卷492《吐蕃传》。

[33] （民国）《首阳山志》序。

[34] （清）佚名辑：《巩昌府洮州抚番厅安置军流人犯案清册》，《清代边疆史料抄稿本汇编》，国家图书馆。

[35] 《张丁阳拉扑楞设治记叙》，《长春楼文草偶存》，《中国西北文献丛书》175册，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影印版。

[36] 由岷县、临潭、夏河与明代所修“汉番分界”的24关共同构成东起岷县、西北至黄河的汉藏分界线，因其临近秦陇，故其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分界就具有指示意义。

[37] 《汉书》卷96《西域传》。

[38] 康熙《岷州志》卷3《舆地下·番属》。

[39] 顾颉刚：《西北考察日记》三十《临潭黑错途中》，《中国西北文献丛书》107册，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影印版。

[40] 乾隆《循化厅志稿》卷1《建置志·沿革》。

[41] 乾隆《循化厅志稿》卷2《山川》。

[42] 李式金：《兰拉风光》，《中国西北文献丛书》140册，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影印版。

[43] 康熙《岷州志》卷11《风俗志·婚姻》。

[44] 康熙《洮州卫志》卷7《风俗》。

[45] 康熙《岷州志》卷19《艺文下》。

[46] 张丁阳：《拉扑楞设治记》序四，《中国西北文献丛书》99册，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影印版。

[47] 张丁阳：《拉扑楞设治记》序一，《中国西北文献丛书》99册，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影印版。

[48] 马鹤六：《甘青藏边区考察记·谈谈拉扑楞的风俗》，《中国西北文献丛书》136册，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影印版。

[49] 张维：《陇右金石录》卷7《洮岷边备道题名碑》。

[50] 康熙《洮州卫志》卷7《风俗》。

[51] 宣统《甘肃全省新通志》卷42《兵防志·番部》。

[52] 康熙《岷州志》卷10《风俗志》。

[53] 陈声柏、王志庆：《一位外国传教士眼中的甘南族群关系》，《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54] 所谓半藏，“俗称半番，向化内附，为日已久，与汉人从迹甚密，混有汉人血统，居川口，成农村，生活习惯浸染华风”；近藏，“俗称熟番，又称‘龙娃’，近城中，通汉语，半耕半牧，渐成熟地，居土屋，有力者亦居木板屋，高楼热炕，仓贮充盈，惟服饰仍存藏俗”；远藏，“俗称生户，即纯粹游牧族，不通汉语，不受影响，插帐迁移，不知庄稼”。民国张其昀纂：《夏河县志稿》卷3《生物》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42。

[55] 康熙《岷州志》卷2《舆地上》。

[56] 康熙《岷州志》卷19《艺文下》。

[57] 光绪《洮州厅志》卷2《舆地志·形胜》。

[58] 光绪《洮州厅志》卷9《兵防志·营制》。

[59] 光绪《洮州厅志》卷2《舆地志·形胜》。

[60] 《清代西北竹枝词辑存》，叶礼撰《甘肃竹枝词》，《中国西北文献丛书》176册，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影印版。

[61] 参见陈逸平《试论历史时期陇右地区的经济开发》，《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62] （宋）韩琦：《安阳集》卷2《家传》。

[6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7，“熙宁六年九月壬戌”。

[64] 《甘肃省乡土志稿》第二十二章“甘肃省之重要都市”第一节“城市概述”：“昔日临洮旧城（临潭旧城）当汉藏贸易要冲，为纯粹之商业都市（亦称接触都市），言其在农业区域与游牧区域接触之处也）。”俞湘文《西北游牧藏区之社会调查》自序：拉扑楞寺“其东均为宅居人民，其西则为游牧部落”。《中国西北文献丛书》138册，1941年。岷县虽然农业经济占据主导地位，但从经济方式、结构、类型来看，其依然具有“过渡都市”的特征。

[65] 林英文：《甘肃拉扑楞附近之地文》，《方志》第九卷第三、四期，1936年7月。

[66] 康乐县志编撰委员会编：《康乐县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356页。

[67] 宣统《甘肃全省新通志》卷42《兵防志·番部·岷州》。

[68] （民国）《夏河县志稿》卷9《历史》。

[69] 康熙《岷州志》卷8《田赋上》。

[70] 光绪《洮州厅志》卷2《舆地志·沿革》。

[71] 《明史》卷330《西番诸卫传》。

[72] 光绪《洮州厅志》卷2《舆地沿革》。

[73] 康熙《岷州志》卷8《田赋上》。

[74] 康熙《岷州志》卷19《艺文下》。

[75] 光绪《洮州厅志》卷15《艺文志》。

[76] 光绪《洮州厅志》卷2《舆地志·物产》。

[77] 马鹤六：《甘青藏边区考察记》（六日）《六月薄雪》，《中国西北文献丛书》136册，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影印版。

[78] （民国）《夏河县志稿》卷2《气候》。

[79] 王志文：《甘肃省西南部边区考察记》五《农业与农村经济之剖视》，《中国西北文献丛书》135册，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影印版。

[80] 光绪《洮州厅志》卷15《艺文志》。

[81] 王志文：《甘肃省西南部边区考察记》六《农牧现状及其前途》，《中国西北文献丛书》135册，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影印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