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疫情扩散机制及其经济影响机理

一 疫情扩散的机制

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范围内大面积扩散，使得持续低迷的世界经济雪上加霜，本质上是人类对于新生病毒性传染病缺乏足够认识，尤其是难以在短期内准确刻画疫情走势，增强了经济活动以及疫情本身的不确定性。

Baker等人指出，这些不确定性包括病毒本身的威力、抗原及抗体检测的可用性、医疗系统的承受性、有效疫苗的开发期、最终的致亡规模、社交隔离期限、疫情的近短期经济冲击、疫情消退后经济复苏速度、政府干预政策的持续性、消费模式改变的程度，以及对企业存亡、创新及人力资本投资的中长期影响等多个方面。[1] 传染病对于经济运行的影响，相当于在经济系统中加入了一个准外生变量，而此变量本身如何变，需要一个充分的认识过程。因此，研究产出变量受到疫情冲击的规模，应当对疫情的扩散具有基础的认识。

流行病模型被广泛用于分析传染病的扩散。Kermack 和McKendrick的基础性工作为流行病模型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蓝本。他们认为，根据被传染病伤害的不同情况，可把人群分为未感染者（Susceptible，下文简称S）、已感染者（Infected，下文简称I）和退出者（Removal，下文简称R）三大类，退出的方式要么是康复要么是死亡且会对总人口规模产生影响。病情严重程度不同决定着患者面临着不同的死亡或康复概率，流行病模型直面的核心问题是理解上述三大类人群规模的动态变化以及主要影响因素。[2]

作为一般性的简化数学模型，Kermack 和 McKendrick假定，疫情暴发期间不考虑出生率和其他死亡之间的差别，将总人口视为一个常数，三大类人群实际对应到个体是三种状态，在每个单位时间区间内，三种状态之间的转换概率外生给定。出于对结束疫情的考虑，需要判断持续转换的状态最终稳定于何处，即弄清疫情结束的条件是再也没有未感染者，还是在感染、康复以及死亡等因素之间存在相互作用，而很多人并不会被感染？如果初始人群中，所有未感染者染病的机会相同，并且获得完全免疫的途径是经历患病—康复过程，疫情的结束并不必然要求所有人都染病，在给定感染率、康复率和死亡率的情形下，存在一个不会导致感染者人数增加的人口密度阈值。他们的研究主要从人口密度的角度解析了可能导致传染病快速扩散或趋于消退的阈值，并未直截了当地提出社会政策建议。由于他们对三大类人群相对数量演进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为流行病模型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性视角，被后来的研究者广泛称为Kermack-McKendrick模型，或SIR模型。

由于经典SIR模型的一般性，放松其前提条件或者纳入更多可能影响疫情传播或持续的因素，可以得到更为丰富的含义。

例如，在一个仅包含“未感染—感染”过程的简明传染病模型中，Kremer放松了初始人群的同质性假定，基于对模型中传播参数的内生化设定，分析不同类别人群的行为受到艾滋病疫情流行的影响。[3]

Tassier介绍了SIR模型的几种特殊形式，包括仅考虑未感染—感染（SI）的形式、仅考虑未感染—感染—康复（SIS）以及在SIR模型中增加人口的动态性等情形，从传染病引起外部性的角度，对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的决策以及经济计量方法进行了分析。[4]

Wang和 Hennessy以SIS模型为基准，在动态博弈过程中考察了面临动物源传染病时，政府的一般性最优策略。[5]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暴发以后，以SIR模型为基础的不同扩展被公共卫生学家和经济学家所广泛应用。[6]

二 疫情扩散的经济影响机理

传染性病毒通过人的社会活动广泛扩散，产生巨大的负外部性，政府决策也将不可避免地陷入挽救生命和稳定经济的两难境地。[7] 根据SIR模型的序列演进，当疫情的严重性被公众广泛知晓，理性未感染者会自觉压缩与人接触的机会，减少经济活动以降低从S态进入I态的可能性。而染病者即便未被政府部门限制其活动范围，由于其本身健康条件变差以及为了尽可能地从I态通过康复而进入R态，也将自动限制其经济活动强度，均衡的结果便是整个经济活动发生收缩。经济活动的哪些方面在疫情扩散过程中受到直接影响，以及还会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始料未及的冲击，是多数经济学家关注的重点。[8]

除了人员密集接触型经济在传染病流行期间突然停摆，给经济造成直接的中短期影响之外，如果病毒的危害性超过预期，大面积疫情还可能产生中长期的不利后果。

从人力资本的健康维度来看，Almond发现，西班牙大流感暴发期孕育的人口，成人之后具有更高的失能比例、更少的教育获得和收入，以及社会经济地位更低。[9]

Mckibbin和 Sidorenko指出，死亡降低了生命年限，疾病降低了劳动效率，从而减少了社会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投资会伴随预期的下降而减少；商业成本增加，增加了政府财政压力；持续的传染病还会对国家的储蓄和投资产生影响。[10]

Bell和Gersbach警示，如果缺乏足够的保障，流行疾病造成的长期持续高死亡率，会破坏人力资本形成，并让经济陷入瘫痪。[11]

不过，Young认为，经历疫情的“洗礼”之后，也不必太过悲观。他以南非为例的研究发现，艾滋病等传染病尽管严重破坏了劳动力，且不利于孤儿形成人力资本，不过，其在客观上对人力资本的破坏程度要小于对普通劳动力的破坏，增加了劳动力的稀缺性和妇女的时间价值，同时，疫情扩散会促进人们限制不健康行为、降低南非等地区生育率，提高下一代教育水平和人均消费水平。[12]

针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尽管截止到2020年4月仍然不能让人确切看到终点将止于何处，经济学界基于不同情境的判断普遍认为疫情扩散为经济社会增加了沉重负担。

Barro等人认为，对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可以从1918—1920年的西班牙大流感的破坏力中窥见一斑。如果套用西班牙大流感死亡率情形到当前世界人口水平，最为悲观的情形对应着骇人听闻的死亡规模。[13] 进入他们研究样本的典型国家GDP将下降6%，私人消费下降8%，经济下行堪比2008—2009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尽管当前的人口跨国流动频率远高于20世纪20年代，并不利于疫情的快速消退，但现代的公共卫生识别技术、病例隔离条件等方面都远好于西班牙大流感时期。

然而，Bartik等人针对美国小型企业的问卷调查表明，如果将结果进行外推，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破坏远大于西班牙大流感。[14]

Eichenbaum、Rebelo和Trabandt以美国的情形为例，将私人行为博弈、卫生机构充足性、政府对疫情的管控、疫苗及特效药预期等因素纳入扩展的SIR模型。考虑到疫情的扩散渠道主要是通过人们在消费场所的交往、工作场所的接触，以及其他社会活动的随机接触，并考虑到疫情扩散速度会受到已感染人群规模的影响，因此有必要针对不同的扩散场景、不同人群以及疫情发展的不同阶段而实施管控。较为理想的情景模拟表明，在精准实施最优管控措施的情形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峰值感染率为总人口的0.9%，死亡率为总人口的0.2%，疫情暴发后第一年的消费下降16.8%。而如果不实施管控，尽管消费在竞争均衡时仅会下降7%，但峰值感染率和死亡率将高达4.7%和0.4%。因此，如何在拯救更多人的生命和稳住消费等经济活动方面进行统筹，是摆在决策者面前的难题。[15]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广泛传播，导致人员密集接触型经济部门休克式紧急关闭，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当局大多迅速启动了类似2008—2009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货币政策工具。

Guerrieri等人通过构建一个“凯恩斯供给震动”模型指出，供给侧的负面冲击可能会导致需求侧过度反应，需求不足所引致的产出和失业损失，会远大于供给侧本身震动导致的产出和就业损失，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营业场所关闭、劳动者离职以及企业退出等方面带给经济的冲击，就具备这样的特征。因此，Guerrieri认为，常规的财政政策不及宽松的货币政策奏效，最优策略是关闭人员接触密集型部门，并向受影响的劳动者提供充足的支付保障。[16]

Faria-e-Castro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经济震动相当令人悲观，导致美国20%的失业率，以劳动收入和银行信用为依靠的住户将受到最严重的影响。从总需求的外部性考虑，人员接触密集型服务部门的突然停摆，在一般均衡逻辑的作用下，必然会将经济活动下滑传导至非服务部门和金融部门，失业的增长引起违约潮，金融系统受损将加重衰退。他以美国为例，基于非线性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分别模拟了在非服务部门增加政府购买、降低所得税、增加失业保险、实施无条件转移支付、政府向服务类企业员工支付工资等财政政策的效应。Faria-e-Castro 认为，对于收入影响最大的居民户借款者，增加失业保险是最有效的工具，尽管储蓄者更偏好于无条件转移支付，如果以稳定受影响部门的就业为目标，那么协助增加流动性的财政方案也是奏效的。[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