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旁记

钱锺汉编写　钱汝虎整理

整理者言：

这是我父亲在1981年左右所写的一组手稿，原稿比较凌乱，字迹也潦草难辨。我花了大约十天时间才释读整理出来。原稿其实有多篇，不同人事以及前后时间错综交集，且有不少重复内容。为了便于阅读，我稍稍做了一些调整，合而为一，并加了小标题。我还酌加了少量注释，用小字加括号以作区别。

上世纪70年代末，父亲被宣布右派问题改正，心情变得比较愉悦。但是岁月蹉跎二十年，小半辈子荒废掉了，桑榆暮色总是无奈。好在他早已耐得住寂寞，恰逢大量文史书籍源源出版，他就以购书、读书为乐，并且毫无功利目的地撰写各种小说自娱。偶遇对历史掌故有兴趣的年轻人，就侃侃而谈，天花乱坠——他的经历繁杂，又善于讲故事。只是我们自家几个兄弟姐妹却毫无兴趣。

也就在那段时间，堂伯父锺书先生的声名突然先在海外鹊起，随后国内就出现了最早的“锺粉”。其中有几位通过各种关系找到父亲，跟他打听锺书轶事，他便不厌其烦地倾囊相告。当时信息手段远不如今天，于是父亲的日常功课又添了一门：为那几位“锺粉”撰写资料。

我对他此举并不以为然，因为我知道锺书先生很讨厌被不相干的人放在显微镜下观察，进而受到不同形式的干扰。但“只因父亲做主决定的事，也无法反对”。包括我母亲，也只能啧有烦言而已。那时锺书先生跟父亲时有鸿札过往，似乎他也对父亲有所劝喻，但我老爹依然如故，堂伯父亦无可奈何。

父亲于1982年9月突然病逝，当时大家手忙脚乱，料理完后事又各忙各的。他遗留下一大堆手稿，我胡乱打成包放进书橱里，以后就一直埋没在我们自己越来越多的书底下。其实我也很想把父亲遗稿阅读整理，只是他的字迹很难辨认，一般人看他手写的文字如读天书。当年他有一位挚友黄琏宝（讳一生）世伯，总是帮他把要发表的手稿工整誊抄后才能送出。因为这份顾忌，所以他的手稿在我家亭子间里蒙尘近四十年。直至近年来我基本停止社会活动，才重新翻出了那些纸包。最近检出这一组关于锺书先生的文稿，原先分散在几个包里，现在虽拢在一起了，其实还是缺页的。好在本来就是零碎的，互相不挨着。我猜应是当年父亲为飨“锺粉”而写，且是草稿，因为有些内容尚未见诸“钱学”著作。

整理过程甚觉艰难。首先是因为我“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以前对列祖列宗的事迹不感兴趣，长辈也不愿意提起。在80年代之前，所有人都尽量回避旧事，“不知道的别打听，打听明白放在心里也是病”。直到我整理父亲撰写的历史小说《商埠春秋》（已于2020年10月出版），考证了无锡乃至我们家的一些往事，才算看到一点皮毛。不少“钱学”研究人士对我家族脉络的熟稔程度，其实远超过墙内的我们这些本主儿。其次是我接受的正规教育到1966年初中毕业就戛然而止，以后一直没有系统地学习文史，对文学理论更是未窥其门。这组文字里涉及一大批民国时代的国学人物，于我大多素昧平生，老爹笔划犹如蛐蟮，每每一处读不明白就得花半天去核查。好在一旦上了手，一点一点抽丝剥茧便有滋有味了，至少弄清自家祖宗八代就很有所谓的“获得感”（手边没有家谱，靠拼凑）。有些原先深埋在记忆深处的淡薄印象，会突然跳出来——“原来就是他（她）！”还真是非常地激动。

一开始并不打算让这组文字外传，因为毕竟是家庭内部的琐事。再想想，这也算父亲的“口述历史”，里面牵涉的人物均已作古，而且八卦成分有限，公之于众也无伤大雅，或许能给某些朋友帮点小忙。因此决定分赠文友，也算替老爹出了一点劳务。

特别要感谢无锡图书馆的朱刚老师，他帮我订正了第一稿中未能辨识出来的多个人名和文字。

2020年7月

一、我们的祖父与祖母

我们的祖父钱福炯（字祖耆）是一个城居的小地主，他只是继承了祖遗田产四十馀亩，而且直至我十二岁，全家还租住在别人家的屋舍里。他在前清的科举功名不过是中了秀才。但是我的高、曾祖父都是本乡（即无锡，但在太平天国时代曾侨居江阴）的古文名家，当地有不少达官乡绅都是他们亲戚或门生的后辈。我的伯祖父也曾中过举人，做了个县学教谕，同样有不少阔门生故旧。因此祖父虽只是小地主，科举功名又极低，却凭藉父兄馀荫，也被视为世代小乡绅。

我祖母的娘家——石塘湾孙家，是无锡当时最大的两个官僚地主世族之一。祖父的一个内兄曾在翰林院担任过官职，为当年无锡首绅之一，在地方上很有势力。他家子弟好几个中过举人，或者留学日本；有的在外担任官职，或为本乡大绅士——他们都算是我祖父的侄辈。由于这层妻党关系，祖父这个小乡绅在社会上受到一种特殊的趋奉：被称为“四先生”而不直呼其名。

祖父在前清虽未得到过朝廷的什么恩典，可是在辛亥革命以后，却也以“逊清遗老”自居，脑后的辫子到去世还坚持留着不肯剃。后来儿子当上洋学堂的教师（钱基博）以及主管洋学堂的县教育科长（钱孙卿），他却反对把孙儿（钱锺书、钱锺韩）送到新式小学读书，主张仍去读私塾。

我祖母以大乡绅世家之女下嫁，而丈夫终身只是个小秀才，为此颇遭母家兄弟轻视。于是她一心想让儿子成才，替自己争回这口气，却又失望于长子。据说那位二伯父相当聪明，则不幸早早身故。于是祖母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两个小儿子身上。三伯父和父亲最初识字读书，都得于母教，而且督教甚严，稍大则由母亲和长兄一起执教。她还把娘家的全套封建官绅礼节规矩都带到我家来了。

祖母在锺书出生后不久即去世（孙氏夫人殁于宣统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公历1910年12月14日，锺书诞于同年十月二十日，公历11月21日），所以我们孙儿女辈中，只有大伯父所生的最年长堂姐（钱梅安）跟这位老祖母有过真正的接触。听说堂姐十岁左右时，有一次在祖母面前跟人说笑，没忍住笑出了声，竟遭到祖母严厉斥责，说她全无家教，不知女儿自爱，要是长此以往，“还不如拿条绳吊死了好”！这件事在我家长久流传。

据我母亲说，祖母在世时，众人在家里都格外小心，唯恐触犯了祖母的大家规矩。屋里总是保持肃静，只有祖父和祖母说话声音稍响一些。

我父亲是祖母最溺爱的少子，他常忆及，自己到十岁时，还由母亲带着睡在一床。每晚临睡之前，祖母定要他将当天塾师所教的新课文背诵一过，而且必须熟背无讹才准许睡下，否则就命他取书倚枕诵读，读熟后再背，直到全无差错为止。

二、关于父辈

我父亲有四个兄弟两个姐妹。大伯父基成，字子兰，为锺书的嗣父。二伯父名讳我已想不起来，他未成年即早夭。（钱基恒，字仁卿，1876-1891。）三伯父和父亲谈到这位二哥，都认为天资聪明在他们之上。我祖父母曾对这个二儿子寄很大希望。

三伯父基博，字子泉，为锺书生父，锺书是他的长子。我父亲是祖父的小儿子，名基厚，字孙卿。三伯父和我父亲是一八八九年阴历二月二日出生的孪生兄弟。在他俩和二伯父之间有一大姐，后有一小妹，俱未成年即早亡。锺书出生时，二伯父和两个姑母都已去世。

我父亲后来从事地方政治，解放前担任无锡县商会会长多年，对锺书直接影响并不大。他也终身酷爱读书，古文写得很好。他和三伯父终身友爱，彼此互相推重，在旧时无锡有“二钱”之名。1947至1949年，无锡工商界人士为祝贺他们六十寿辰，捐资在太湖风景区建造了一座“二泉桥”（谐音“二钱”）。

无锡出去的大学教授其实很多，学术成就和声名超过我三伯父的也有多位，例如姓钱的就有钱穆先生。但是无锡当地人谈到本籍的古文家和国学大师，常会首推我三伯父，这一方面是他的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同时也是因为他有个兄弟长期支配无锡地方势力，邑人因捧弟而愈益推重其兄。我之所以特别提出这一点，就是在锺书出生以后，正值我们这个家庭的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处于显著上升时期，环境条件说起来相对比较优越，读书和生活再无不继之忧，我们一辈都未经历过一般清寒子弟为谋生活出路的艰苦挣扎。

同时因父辈的社会地位关系，我们堂兄弟的少年时代都是在别人捧场和拉拢中成长。在无锡这样比较封闭的小县城，自己无须通过吹牛拍马、钻营倾轧的处世术，就能比较顺利地立足，还可以自命清高和自命不凡，即便有愤世嫉俗的表现，仍能得到社会的宽容原谅，认为是“书生本色”、“名士习气”。

我大哥锺韩从小对自然科学感兴趣，进大学读了工科。在他影响下，我的几个亲弟弟也都去学工科了，没受锺书多少影响。只有我是一个例外。

我父亲的学术观点，基本和三伯父相同，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且也信守封建礼教。在对待子女这一点上，似乎三伯父更古方迂执一些，而我的父亲比较讲究权术。《围城》中的方老先生，其实就是以作者和我的两位父亲结合作为典型，加以刻画，入木三分。

三、再说说大伯父

大伯父钱基成早年也中过秀才，大约四书是读完的，五经也读过一点。至于文字学问，恐怕都极平常。我听父亲说过，他倒是在十七八岁时就已进了学。当年在科场应试，他把一篇熟读的前辈名家八股文旧卷默写在卷上，因而得中。他并不喜爱习文，倒学习过武术，可能因此颇让我祖父母对他失望。不过他的书法却是我父辈中最好的。三伯父和我父亲的字都写得拙笨，只有他写一手好柳公权体，很有骨力。他虽学文和习武都未有成就，但事务能力很强，因此在主持家务方面倒是我祖父的得力臂助。从我记事开始，他似乎就没有正式职业，一直在帮助祖父管着家事。

大伯父迎娶的大伯母，是江阴毛姓大地主家的闺女，她娘家的田产、资财在江阴地方上屈指可数。土改时苏南大地主的典型毛敬伯，就是大伯母的侄子。她可能从小娇惯，未嫁前就吃上鸦片；嫁给大伯父时，娘家给的陪嫁极多。大伯父大概是仗着有妻财可资，不务正业。而我祖父家教最严，当然要教训儿子，结果大伯母竟公开出头帮丈夫说话：“我有钱，可以供得起他花。他花我的钱，不花父母的，用不着你们做父母的再来代我管！”因此我祖父母同这个长媳经常淘气。有一次大伯母还负气带着大伯父一同回江阴娘家居住，不愿再回夫家。还是她的长兄把他们送回来，代向我祖父母赔礼道歉。祖父母因管不住这个大媳妇，索性对自家大儿子也放弃管束。因为父母都不敢管大媳妇，下面的兄弟和小姑更秉承“长兄如父，长嫂如母”的原则，对长兄本来就畏惧，对长嫂更是“遇事加让三分”。

大伯父身处严厉的父母与娇妻之间，日子大概并不好过，后来经常外出赌博，中夜始归。

大伯父、伯母只生有一女，闺名梅安，比锺书大了十一岁。她后来由我祖父做主，嫁到秦琢如家为长媳。（钱梅安在90年代仍健在。）因为大伯父、大伯母生女以后未再生育，所以锺书一出生就过继给大伯父为嗣子，成为我们堂兄弟一辈中法定的长子长孙。大伯母对这个嗣子格外庇护，爱抚有加，达到了溺爱程度，以至于我三伯父对自己这个亲生儿子也只能教而不能过于管。我们一众堂兄弟辈对他都要退让三分，遇事不敢有所计较。所以锺书儿时在家中已养成“有我无他”、“唯我独尊”的习气，这对于他日后好胜奋进、“目无馀子”性格的形成不无影响。

大伯父虽已自甘颓废，但对于嗣子锺书却深寄希望，一心望子成龙。自从锺书接受启蒙教育起，他亲自写了方块字，教识教写，不亦乐乎。本来他爱赌如命，经常深夜才得归宿。可是锺书进私塾后，他居然因此停止夜间赌博，早早归家，亲自督促锺书温习日间功课。锺书开始临习书法，也是他把着手亲教的。我们堂兄弟辈中，几乎没有一个写字像模像样的，唯独锺书是个例外。饮水思源，必定要归功于大伯父最初就为他打下扎实基础。当然，现在锺书的书体中已看不出早年临柳帖的面貌，这是他后来学过古篆、章草，又喜学苏东坡书体并加以变化，才形成今天自己的书写风格。

大约在1920年左右，大伯父在我家租住的留芳声巷朱姓宅中去世。那时锺书已在县里第二高等小学（即东林小学）读书。大伯母过世似在1928年以后（1929），锺书已在无锡辅仁中学读书，当时他对于中、西文学已超过一般高中学生程度。大伯母身故后的那一篇《先妣毛太夫人行述》全是锺书自撰的。因年代久远，已记不清这篇《行述》内容，但当时印象已不失为情文相生、修辞雅洁的好古文。从锺书当年在我大伯父、伯母亡故后的悲痛情状来看，他对这一双嗣父母的感情确实是十分真挚的。

四、关于三伯父钱基博

我三伯父是解放前全国比较有名的一位古文家和国学家。我不准备也无法对他作全面的历史介绍，仅就自己记得起的并与锺书有关的问题作一简述。

锺书出生之年，三伯父已开始在无锡社会初露头角。那时他年龄不过二十二三岁，由廉泉（字惠卿，号南湖）的推荐，进了新上任的江西臬台陶大钧（字杏南）的衙门中当文案，月俸银一百元。三伯父和我父亲一样，封建科举没有考上秀才（他们长大到可以进学时，适值前清政府推行所谓“新政”，废除了科举和八股文，所以没有赶得上进封建科举的学），却也没有正式进过新学堂，仅是由我祖父母出资，送到一个本地举人许国凤（字彝定）那里学古文（或许还有策论）。许先生是当时无锡比较有名的一位制艺（即八股文）和古文老师，门生不少，内中还有我父、伯终身交好的一位同窗徐彦宽（字薇生）。

三伯父和我父亲都未接受过正式的旧学（科举）和新学教育，主要依靠自学，所学也主要是中国的旧文史学。他们曾进过无锡的民主革命先驱人物杨荫杭等创办的一个理化研究会，业馀学了一些所谓“数理化”的自然科学入门知识。后来又经过适当的自学，以此为本钱，都在当时无锡的初级小学里教过算术。

兄弟俩开始以能文见称于世，大约是受了康梁维新变法的影响。两人都喜欢无所师承地博览文史时政、新旧群书，撰写经世的政论文章，逐渐博得邑人刮目相看。特别是三伯父，因写了一篇《中国舆地大势论》投寄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获得梁任公赏识，给予发表，并致书奖许，于是一举成名。

兄弟二人俱是既无科举功名又无新学资历可恃的少年子弟，却都得到同邑名流廉南湖的器重。廉泉先生先把我父亲请到他在上海名为“小万柳堂”的宅园中做家庭教师，接着又把三伯父推荐给去江西上任的陶臬台当文案。陶杏南在江西只待了半年，时间并不算长，但是二人之间十分相得。由于陶杏南不久便病逝在任上，三伯父就返回无锡。他的能古文之名，即在此时得到确立，并传播到无锡之外。

辛亥革命前，三伯父曾在无锡竞志女学教书。竞志女学是邑人侯鸿鉴（葆三）先生在维新变法后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最初也是初、高等全学制的一所小学，辛亥革命后又增设中学部。辛亥革命期间，在无锡地方上发动武装起义的领导人中，有好几位是这所学校的教师（包括三伯父）。辛亥后，无锡推翻清朝的县衙，成立军政分府，第一篇公告地方和邻近各县，宣布无锡光复的檄文，就由三伯父拟笔。无锡军政分府时期建立的重要碑记，如《无锡光复门碑记》等，都出于他的手笔。

无锡光复后，三伯父进入无锡最早的（也是解放前当地唯一的）公立中等师范担任教师，后来任教务主任至1922年，无锡许多中小学教师都是他的学生。与此同时，我父亲从1913年至1922年间一直担任无锡县公署的第三科科长，第三科主管全县教育。当时无锡县城乡有一所县立女子初级师范，六所县立全学制小学，一所乙种实业学校（即全学制职业小学），都归属第三科主管，这些学校的校长人选均由第三科科长提名。所以我们堂兄弟辈在无锡上学的时候，即使不享受特殊优待，至少校长和老师对我们的管教要比其他同学更尽心一些，因此读书环境和条件也较为有利。

1922年，三伯父应上海的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办的圣约翰大学之聘，去该校担任国文教授。在1925年爆发的五卅运动中，因圣约翰大学的美国校长卜舫济禁止学生出校参加爱国游行，践踏中国国旗，三伯父便与国文系主任孟宪承先生首先辞职离校，表示抗议。下半年，他和孟先生一起应清华大学之聘，去清华任教一年。我记得当时梁启超也在清华任教，学生中有同乡的顾毓琇。

1926年，因圣约翰离校师生另行建立了光华大学，三伯父即又回上海任光华大学国文系主任，后兼任文学院院长至1936年。

在1928年后，三伯父还同时兼任唐蔚芝（文治）创办并担任校长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先名为“无锡国学专修馆”，简称“无锡国专”）的教务主任，并教授韩愈文和《古文辞类纂》解等课程。唐蔚芝是当时全国有名的经学大师和古文家，我三伯父对唐先生讲四书极其佩服，但对他写的古文认为尚待改进，同时也有欧阳修说的浮夸空谈毛病，总未真正心许。锺书对于唐先生的古文可能有同感，所以虽曾以世谊子弟随父前往请益，但并不很佩服。后来先生长子唐谋伯（庆诒）先生为上海交通大学英语系主任，同锺书一见即目为英才，锺书常与他过从谈论英语及英美文学。谋伯先生又是我哥哥锺韩大学时代的英文教授，对锺韩的英语也颇称许，但不如对锺书的推崇。他对锺书以同辈相待，不以师友自许。

1932年前后，国学专修馆还请了当时著名的诗人陈衍（石遗）、钱振锽（名山）等教授讲课，三伯父也介见其子，钱名山先生似与锺书彼此印象都不深。锺书见陈石遗先生时，已尽读石遗先生所撰的《石遗室诗话》和他选编的《近代诗钞》。他向石遗抒己见相认证，并呈阅自己所作旧体诗。陈先生一见即视为后辈之秀，特别赞许他以一少年而对诗学博闻强记如此，且见解精辟又有过人之处，并以自身诗作千秋尽操此君之手而相引重。在他后来刊出的《石遗室诗话续编》中专有一条评介锺书诗文，并在遗老诗人中代为揄扬。当时的遗老、半遗老诗人，如李宣龚（拔可）、冒广生（鹤亭）、卢弼（慎之）等，后来都援引钱锺书为小友，不耻下交，与陈先生对锺书的揄扬颇有关系。当然，凭锺书本人的诗作，特别是旧诗学的研究成就，倒也未必需要靠前辈援引。而锺书对陈先生的论诗也确实极其佩服，认为近代一家，非其他辈能及。

1936年，三伯父离开光华大学，去应浙江大学之聘。锺书也已在前一年考取留英庚款名额，赴英留学。

抗战爆发后，三伯父在1939年离开浙大，去国立蓝田师范学院担任国文系主任。同年锺书留学回国，亦去蓝田师范任英语系教授。当时我母舅高昌运适从英国自费留学回国。他也是桃坞高中毕业，比锺书早了二年，后又在北京大学毕业，抗战前一年去英国留学，此时也由我三伯父介绍到蓝田师范任教，但学校仅授予讲师职位，因此他对三伯父和学校当局都很有意见。客观地说，当时我这位母舅在学术成就上确实难及锺书；另一方面，锺书无论在蓝田师范期间还是离开后，一直都受到追捧和拉拢，内中虽不无父亲馀荫因素，但是说他实至名归也不为过。

三伯父从1939年直至抗战胜利，一直在蓝田师范学院任职，但锺书在那里仅任教大约一年，随后就离校，最终又回上海。他们父子从此再没有在一起工作、生活过。

抗战结束后，三伯父应华中大学（英美基督教差会在武汉办的大学）聘任，去武汉担任该校终身教授。解放后，华中大学改组为华中师范大学，他在该校任教至1958年过世（应为1957年11月30日），享年虚龄七十。

五、三伯母王夫人

我的三伯母王氏夫人是无锡本地人，闺名我不清楚。王家是无锡的世族，但到三伯母那一辈已经式微。三伯母有两个哥哥，他们的名字我也不清楚，仅依稀记得大舅父好像字步瀛，一直在北京做小官吏，庶出一女王璧由三伯父抚养到抗战，抗战后由多年寡居的嫡母收回，嫁的女婿姓周，解放后当过中学教师，现在情况不明。

二舅父也是壮岁即过世（在抗战前），无后，二舅母即由三伯父供养在我家。据我父、伯说，锺书的这两位母舅都很聪明，但不自振作，颓废以终，很是可惜。

三伯母的堂兄弟中有一位文坛著名人士，即王西神（名蕴章，字莼农）。他是南社社员，擅长写文言小说、骈文和旧词，书法也出色，在上海旧文人中颇有地位。抗战前创办正风文学院，自任院长。王西神和我三伯父颇有交往，但锺书似对海派旧文人有成见，与这位出了名的母舅很少过往。

三伯母还有一位小妹，我家都叫她“六阿姨”。六阿姨由兄姐做主，嫁给了一位祖上开漆店的鲍家姨夫。这个姨夫婚前就已患疯病，六阿姨和他生了一个儿子，是锺书的表弟。因夫疯难以同居，三伯母夫妇怜悯小妹，让她母子都养居我家，一直到解放后，六阿姨老死在我家。那个表弟也因遗传而患精神病，最后被送进疯人院，死于那里。

三伯父不嫌累赘，不避嫌疑，把穷内嫂和小姨俱收养终老自家，完全出于他体恤内戚的观念，在道德上无可置疑，举家上下乃至外人知道的也全无非议。只是儿女辈则因舅母和姨母寄居于家，难免多生口舌是非，颇有意见。只因父亲做主决定的事，也无法反对。

三伯母对文化似并无兴趣。她很孝顺翁姑，主持家务任劳任怨。我祖父晚年的饮食起居，全都由她料理，是个很贤惠的媳妇。她对三伯父的生活照料也无比体贴，所以三伯父平时都无须为家务琐事操心，可以把全部精力花在学问著作上面。

对于儿孙的文化教育，则都由三伯父包办，她很少过问，主要承担哺育慈爱，以至于达到姑息溺爱程度。她对丈夫的敬顺和对儿孙的呵护有加，可从《围城》里对方老太太的描写中体会。

三伯母去世比伯父晚一年，她是在无锡故去的。

六、三伯父的得意弟子

三伯父一生中有不少得意学生。在省立无锡三师的三位得意学生是周哲肫、张枕蓉（振镛）和黄霞峰三先生。其中周、张二位是锺书和锺韩的小学老师，张和黄又是我小学时期的老师。黄先生学佛颇有心得，是佛学大师欧阳竟无先生的通信弟子。但他不知怎样，在静坐时如佛家所说的走火入魔，得了狂疾，独自在一个冬日跑到无锡西乡梅园，在一条水仅过膝的浅涧中站立化去。对于他的离世，我父、伯都深深惋惜，三伯父为他撰写了《黄霞峰先生传》。

周、张二位先生后来都由三伯父带到上海，先在光华大学附中教国文，以后又相继引荐到大学任教。我读光华大学时，张先生还教过我中国文学史——从小学教到大学，也称得上有缘分了。周先生后又随三伯父到蓝田师范学院任教授。张先生在抗战中过世，周先生逝于解放前。

三伯父在光华国文系时期的得意学生，有陈祖釐（字式规［圭］）、张杰。陈祖釐也是家学渊源，家中祖遗藏书极多。他原在光华附中担任国文教师多年，对所读书校勘注解极精详，但很少述作，有些像徐薇生世伯。解放前夕，因家累重，生活困难，离开学校去一家化工厂任文书工作，一直到“文革”前病故，至死好学不倦。

另一位张杰，字挺生，江西人，在未遇三伯父之前，是一个鲁迅崇拜者。在受教于三伯父后，竟尽弃所学而学焉。他对唐宋八家古文用功甚勤，读书勤于做札记。

此二位都是我大学时代较高年级的同学，与我相亲如兄弟。锺书在光华教书时期，他们二位都留在光华附中教国文，同锺书也很相得，对他十分倾倒佩服。可能因他们过于拘守师学门户，锺书倒对他们并不怎么心许。张杰对老师确实是终身服膺，三伯父的全部古文稿，张杰都为他恭楷手录过，三伯父也很器重他。这两个学生都是性情老实，不欲依附老师成名求利，因此三伯父对他们二人也并未大力援引。张杰尤其迂执鲠直，立身行事都效仿老师。抗战爆发后，他就留在家乡任教，曾担任过本乡的中学校长。解放前在当时的南昌大学任教。解放后留在江西大学中国语文系任教。

石声淮是三伯父在蓝田师范学院的最后一个得意学生，后带至华中大学担任助教。我与这位堂妹夫并无多少接触和了解，仅看到过他写的几篇古文，行文古奥，风格很像三伯父，似差胜张杰。但要说神韵已得乃岳心传，至少当时我未敢心许。三伯父去世时，听说声淮也在华中师范任教。因为从50年代后期我们都要避嫌疑，亲戚之间不方便多联系走动，他现在是否已退休也不清楚。

三伯父终身每天记日记，所记大部分是他的读书心得札记，还有重要文稿。他生前都已全部不传子而传婿，不知“文革”中是否遭到抄毁之厄。

七、锺书的亲弟、妹

锺书于1910年出生于无锡城中我家在岸桥弄租住的韩宅。

锺书有亲兄弟二人。二弟锺纬生于1912年，与我同年。他在辅仁中学读到高中年级，就进了无锡申新第三纺织厂的职员养成所，学了两年后毕业，进上海申新第一纺织厂当职员；又二年后进南通纺织学院（即张謇创办的私立南通学院纺科）学纺织工程技术，未毕业即由经营无锡庆丰纺织厂的唐氏资助，自费去英国曼彻斯特学纺织，两年后归国（抗战前夕），担任过庆丰厂的职业养成所主任。抗战时期辗转在浙江、衡阳、宝鸡等地的纺织厂担任工程师或厂长。抗战胜利后，在武汉的申新第四纺织厂任厂长；解放后留任厂长至1954年公私合营，转任总工程师；以后该厂改为武汉市国营第三棉纺厂，他仍担任总工程师，现在已经退下来任顾问了。他所学与乃父乃兄完全不同，执业亦然，他在自己的行业领域里有所专长。

三伯父的第三子锺英比锺纬小一岁。他就读的中学——桃坞和辅仁两校——都是乃兄的母校。大学进的是光华，读的也是西洋文学（英文系），同乃兄攻读同一门课程。毕业时所写的论文是全校同系第一名，获得当年的论文金牌奖。因有家学渊源，锺英的中英文文字都有一定根底。

锺英所志并不在于学术著作事业，大学毕业后，通过有金融背景的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引荐，进了中央银行当职员。他是我们堂兄弟中最善于交际礼节和应酬手段的，因此也是三伯父甚而我父亲在子侄中最喜欢的一个。作为英国文学的业馀爱好者，又是一位合格的英语译员，锺英亦有相当的文化修养。

锺书有一个小妹名锺霞，比我小四岁。三伯父也曾想教以文学，可是她从小就毫无兴趣，做父亲的也莫奈其何。后来老爹做主，嫁给自己的一个得意学生石声淮。

八、锺书儿童时代的师友

七岁以前，锺书由他嗣父——我们的大伯父给予启蒙教育。

七岁以后曾从塾师华掌文先生读书二年。华先生当时在城中大河上（今崇宁路）秦宅坐馆，教授宅中两代单传的孤孙秦瑞延，锺书和我亲长兄锺韩是附读从师的。秦瑞延比我大了六岁，比锺书大了四岁，比锺韩大了五岁。他是一个典型的富家子，后来我的二姨母（与他同年）嫁了他，便成了我的姨夫。（华掌文，即华佐治，前清秀才，后任县立二高小〔即今之东林学校〕教师。）

在华掌文先生之后，他家又请了一位黄澹如先生坐馆教他，我也曾去他家师从黄先生附读一年。后来秦瑞延进入私立无锡中学读书，是学生中年龄最长的一个，且未读完就辍学了。和我二姨母结婚后，曾投帖我三伯父，算他的门生，其实既未从学，也未请益。抗战中，秦瑞延由我二舅父介绍往重庆，担任过极短时期的小职员，1944年在重庆病故。

同我两个兄长一起在秦家从华先生读书的，还有一位许寿康（字思园）。锺书的这位儿时朋友，后来还有一些小名气，他把汪精卫的《双照楼诗集》翻译成英语，又是《围城》里哲学家褚慎明的原型。许思园对康德很佩服，自称康德以外的哲学一概不学。

师从华掌文先生读私塾，主要是读四书。两年后，锺书、锺韩就由我三伯父亲自教读经和古文，大约有一年之久。

锺书十岁时，和锺韩兄弟两人直接考入东林高等小学。东林小学在清代东林书院旧址，学校有一小片松林，内竖一个纪念宋儒杨龟山的“吾道南矣”石牌坊，还有一个道南祠，祭祀杨龟山、高攀龙、顾宪成。现在这松林和牌坊以及道南祠都已为市立第二中学建学舍时拆去，无法再寻觅。

锺书、锺韩在东林读的是旧制高小三年制，校长辛柏森是一个极规矩古板的先生。那时我父亲任县公署第三科（即教育科）科长，县立小学都由他主管。辛校长是我父、伯的一个端友，他的儿子辛一新（辛一心）是我在东林读书的同学，后去英国留学学造船，是解放前我国为数甚少的造船专家之一。

我记得教过锺书的东林老师，有级任（即班主任）兼国文老师周景峰先生。周景峰是一个教学极严的老先生，据当时和锺书同级的季楚书同志回忆，他是一位对学生很负责，教得也很好的老教师。

另外还有两位国文老师周哲肫、张振镛（枕蓉）。这两位先生都是我三伯父在江苏省立第三师范教过的得意学生，后来都由我三伯父介绍到上海光华大学附中以至大学任教。他们都在抗战前后过世。

锺书小学时代比较要好的同班同学，除锺韩外，我记得还有孙祖钰、顾敦吉。这两位连同锺书、锺韩都是同级同学中的优秀学生。孙祖钰天资极聪明，好学深思，后来又曾在上海交通大学和锺韩同过学，我哥哥对这位同学极佩服。他在大学时代已参加共产党，后来辍学离开学校，从事革命工作。现在他已改名孙克定，担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负责人。

顾敦吉的父亲顾彬生，曾担任过江苏省议员和无锡农学会会长，也是无锡名乡绅之一，是我父、伯的朋友。敦吉的大哥谦吉，解放前曾担任过国民党新疆建设厅长，是二陈系的骨干之一。二哥鼎吉，留学英国读经济，在上海银行待过，后来担任上海申新二、五厂协理多年，成为荣氏资本集团的重要高级代理人之一，解放后去国外侨居巴西，听说现已过世。四弟晋吉和我是东林小学同班同学，后进上海同济大学读工科，后来也成为造船专家，解放后不明其去向。

敦吉是兄弟行中的老三，我也认识；他大哥谦吉我没接触过；二哥鼎吉和我同事有年，抗战时曾同随荣尔仁一起赴重庆，十分相熟；晋吉是儿时同学。要论少年时的聪明才华，我觉得敦吉较他二哥和四弟似乎都远胜。后来锺书读清华大学时，顾敦吉又和他成为同学。在“九一八”后，他就离开大学去了东北，从事秘密抗日活动，应该是加入了军统，在抗战中又来上海做地下工作。解放后镇反受审，幸被释放，到了肃反运动中，又因历史问题被逮捕判徒刑。现在情况不明。

锺书、锺韩读高小时，每日课后仍由三伯父亲为之补习学校功课和另教读古文、写古文。

九、中学时代

锺书十三岁那年（约1922年）和锺韩一起考入苏州桃坞中学。桃坞中学是美国圣公会办的一所教会中学，校长是美国人梅乃魁（H. A. McNulty），能说一口流利的苏白。据说这个中学办得很严格，管教学生比苏州的其他几所教会中学（如东吴附中、晏成中学）要严厉得多。把这两个子侄送到苏州外国人办的教会中学，可能是出于我三伯父的主张。那时我的二舅父高昌运（字子毂）已入桃坞中学。我三伯父应该听说了这个学校管教学生之严。他也可能认为自家子侄“中学为体”的“国学”，已有家庭教育可奠定良好基础，为了要学好“外文”以便“西学为用”，所以才送他们进桃坞读书的。

锺书、锺韩后来很少谈到桃坞中学的老师，我仅知道他们的英语基础都是在桃坞打下的。离开桃坞时，他们的英语语法已无错误，读音正确，英文写作也已很像样，而不是中国式的英文。

我堂弟锺英在桃坞仅读了一年初中，就比我初中时代的英语基础打得扎实，非但读音标准，且受过很好的语法训练，我当时就很难比得上较我低一年级的锺英。

锺书、锺韩的同学，高班级中除二舅父高昌运外，我所记得起的同班同学有吴大榕先生，吴和锺韩经常是全班第二名或第一名。他们二人以后一起进了上海交通大学，也是读的工科。吴后来留学美国，解放后亦曾与锺韩一样担任过南京工学院副院长。

高班次的同学还有徐承谟（字燕谋）、沈泮（磐）度（字之萍〔制平〕）等。

十、关于徐彦宽（薇生）先生

徐薇生是我父、伯年少时就学于许国凤（彝定）先生时期的同学，他们三人终身交好，在无锡曾有“三贤”之誉。

这位徐世伯是个潜心研学的笃学之士，他的旧学、古文以及诗法才学，连我三伯父都很佩服，认为邑人同辈罕及。但他耽于学问，淡于名利，勤于校订，少于述作。过世前曾担任无锡图书馆馆长，声名不传于外，即便在无锡本地也少有人知其姓名。徐薇生体弱多病，未到中年就过世了。在他故世之前，锺书未出学校而开始以能文有名，徐世伯对锺书即已十分心许佩服。

徐薇生是晚清浙江学派的著名学者和词家谭献（字复堂）的外孙，其外祖父的晚年日记和未刊文字手稿俱收藏于他处。他对这些日记和文字亲加整理，誊写成书稿，但生前未能发行传世。在他逝世后，我父、伯将这些文稿代为印行出版。《复堂日记》的那篇序就是锺书撰写的。谭献声名不如同时代的王闿运（湘绮）和李慈铭（莼客），但是治学的笃实谨严有胜二人处。他对王、李颇多讥非。王、李的大部日记都早已印书行世。对《湘绮楼日记》我已记不清楚，但《李莼客日记》曾全部仔细阅读过，故对他和谭献的异同是非颇有自己见解。

薇生世伯无后嗣，我父亲曾将我的一个小兄弟锺篯（1930-1934）过继给他，可惜早夭了。后来又将稍大的弟弟锺彭在名义上做他夫妻俩的继子。锺彭工作后，一直资助薇生的夫人（她那时又有了一个共同生活的养子）。

十一、桃坞——辅仁——清华

1922年，锺书和锺韩堂兄弟二人小学毕业，进美国教会在苏州办的桃坞中学肄业。让他们兄弟俩进苏州教会中学，而不是在无锡上中学，不外乎下面几个原因。

无锡当时仅有公立中级师范学校，此外有美国教会办的无锡实业中学、私立的公益商业中学，以及一所名义上是教会所办，实际是邑人自办的私立辅仁中学，并没有公立普通中学。按照规定，师范生毕业后必须至少担任小学教师二年。以我父、伯当时的社会地位，是不愿意让自家长子仅做个小学教师的，所以须先读普通中学，才能不受限制地继续进大学深造。而当时无锡的三所中学，两所是培养中等程度工商技术人才的职业学校，不算“正途”中学，而辅仁中学那时尚属初创阶段，名声未著。因此他们才易地苏州就读。

还有一个次要原因，就是我父、伯已经看到，单凭古文、国学的家学渊源已不足于适应未来潮流，必须兼通西文西学，而学习西文西学，外国人办的教会学校远胜于国人自办的学校。此时三伯父已执教于圣约翰大学，和苏州桃坞中学属于同一个教会组织系统，桃坞中学毕业后很容易升读圣约翰大学的。正是三伯父的主张，才把锺书和锺韩送入桃坞中学。我和堂兄弟锺纬、锺英也都曾去考过桃坞中学，我和锺纬未能考取，才被送入我父亲担任校长的公益商业中学。而锺英考入桃坞中学后读过一年。

锺书、锺韩进入桃坞中学后，在英语学习方面确实打下了良好基础，这对于锺书日后的西洋文学（特别是英国文学）深造，是有重要影响的。他对英国文学产生兴趣，大致就在这个时期，而对于中外比较文学的学术兴趣，则始于桃坞中学的停办。那是在1927年，北伐军胜利进占上海、南京，英美人主持的教会中学一度停办，桃坞中学则永久停办了。锺书和锺韩因此回到无锡，进了辅仁中学。他俩本已读完高二，应该升读高中三年级了。可是辅仁中学的校长杨四箴却仍要他们重读一年高二。由于锺书对那些课程都已学过，就有很多时间去自学西洋哲学和西洋文学。在辅仁的两年，学校教育对锺书影响不大，因为他当时的古文、英语和写作水平基本上超过了老师，所以把时间都花在兴趣阅读上，且多有所思。

锺书日后成功的原因，除了家学条件很好外，我认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从上中学开始，他的兴趣一直很集中，就是倾斜在中外文学和英语方面，为日后发展打下了扎实基础。但他对数学一直没啥兴趣，作业、考试全靠锺韩和几个佩服他的朋友帮衬。考清华时，他的数学成绩离及格线很遥远，还是靠了文科的优秀成绩才拉上去。

中学毕业后，锺书考取清华大学，去了北京；锺韩考入上海交通大学，自幼在一起同校同级的这对堂兄弟从此分开了。

锺书一进清华就显露头角。冯友兰、吴宓、叶公超等教授都不拿他当学生看，而是当朋友对待，锺书常到他们家里去请教。他在清华教师中最佩服的是温源宁——一位教英国文学的华侨，剑桥大学毕业。他其实是北大教授，兼了清华的课，才教上锺书这个学生的。

锺书同现代文学家们来往较少，当时很佩服周作人，他从魏晋散文的角度读周的作品，所以很是欣赏。但他自己的文体却一点不像周作人。

锺书进清华后还热衷写旧体诗，受到近代宋诗派的领袖人物陈石遗先生举荐而活跃于旧体诗坛。锺书自己认为，就诗作和诗论相比较，还是他的诗论成就大，评论水平超过诗作水平。

1933年，锺书在清华毕业，准备参加庚款留英考试。根据应考资历规定，他在大学毕业后，必须工作两年以上才可报考，于是他就去光华大学当讲师教了两年书。传说日后他去考官费留学时，有人听说这一年有锺书参加考试，就放弃不考了。

十二、结婚——留学——回国

我大嫂杨季康和锺书是在国内结婚的。他们的婚姻当然十分美满，值得看客羡慕。杨季康不仅是一位作家，她翻译的《堂吉诃德》等西洋小说，也是文学翻译的上品。从抗战时期到解放前，她还创作了好几部成功的喜剧。她真正了解锺书的才华和学问，也佩服锺书。同样锺书也佩服她，自己写的东西总是先听她的意见。她对锺书确实时有妙悟，或经常有启发妙悟之语。

婚后，锺书就官费留学，于是大嫂自费和锺书一道于1935年去了英国，在牛津大学留学二年。锺书对牛津略有微词。例如，教授讲莎士比亚专讲版本。他还举过一个牛津教授拘守门户之见的例子：有位美国青年哲学家留学牛津，此人在当时的哲学界已经小有名气，不过他是康德学说的批判者。在他考博士的口试考场上，主考的教授却是一位地道的康德派权威，他一连问了考生几个有关康德哲学的问题，考生详述了自己的见解。那位主试教授就下结论道：“你讲的都是某某先生（指该考生本人）的哲学，不是康德的哲学！”因此不让他通过口试。结果那个青年哲学家去了法国巴黎大学，才获得博士学位。

离开英国后，锺书夫妇又去巴黎大学留学一年，那时他们已经有了女儿（钱健汝，即钱瑗）。

1939年回国后，杨季康留在上海，锺书则去了湖南蓝田师范学院，一年后转到西南联大任教授，没多久（1940年）便回上海，到暨南大学教书。回上海主要原因可能是大嫂杨季康带着女儿留在上海教书（震旦女子学院）。

听说在西南联大时，他同吴宓教授发生了不愉快。吴先生是锺书在清华的老师。我还听到过一个小故事：吴先生借了图书馆一本书，阅读时在书中加了批注。后来锺书也借了这本书，看到老师的批注，自己又顽皮地在旁边加批“不通”等语。传到吴先生耳朵里，很不开心。不过此事与西南联大的风波没有关系。

在暨南大学任教时，锺书主要接触两派人。一派就是老派旧体诗人，如李拔可、冒孝鲁等；另一派是西洋文学教授，如陈麟瑞（当时暨南大学的英语系主任，他的寓所也在辣斐德路上，离我们家仅几分钟距离，所以同锺书经常相互串门）、孙大雨（中国的莎士比亚翻译权威）。远在重庆的朱家骅也曾派人来跟他联系过。朱曾任英庚款委员会理事长，当时在重庆做大官。

这一时期锺书在上海很困顿，夫妇二人靠教书和写作为生，经济拮据。杨季康则写了好几个剧本。

十三、《管锥编》和《围城》

当年是开明书店的编辑章克标先生找锺书接洽，代表开明向他约稿。从抗战时期到解放前夕，他通过开明出版了《写在人生边上》（散文集）、《人兽鬼》（短篇小说集）、《谈艺录》（诗论），以及小说《围城》等。（《围城》是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的。）其中《谈艺录》是锺书的得意之作，日本的文艺评论书中常要引用它。

1950年至“文革”结束，锺书在京的主要工作好像是参加审定《毛选》英译本。在此期间很少有作品问世，除了《宋诗选注》。他早先的作品也很少被提起。直至1979年四卷本《管锥编》出版，那里面集中了他一生的读书心得之精华。可是社会影响最大的却是《围城》。

关于《围城》，我听到有人说是“以西南联大为背景”，这显然是没有常识的捕风捉影。要说背景，也只有蓝田师范才多少有点沾边。蓝田师范的校长廖世承先生是我伯父子泉的好友，但锺书对他不是很佩服。小说里的角色原型，有不少是子泉带过去的朋友和学生，然而主要还是在语言神情、行事方式等等的皮相上影射，书中的故事情节则几乎都是小说家言。比如主角方鸿渐的事迹，既不是锺书自己的经历，我实在也联系不到他周围哪一个具体人物身上。惟有那句“虽不讨厌，可是全无用处”，则我们堂兄弟中的大多数都必须对号入座的。

苏联译者在《围城》的俄译本序中称，《围城》揭示了人民群众对国民党政权的反抗。这实在是言过其实，连锺书本人看了也会哑然失笑。他对政治煽动既不擅长，更没有兴趣。虽然看不起国民党，但对革命事业也未必就理解。其实《围城》就是写了知识分子的各种狭隘心理，描绘他们的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写得很深刻，入木三分，所以能引起读者共鸣。

我个人感觉，英国的赫兹里特（William Hazlitt〔1778-1830〕，文艺评论家，作家）、兰姆（Charles Lamb〔1775-1834〕，英国作家，诗人）、狄更斯，甚至《儿女英雄传》，都在《围城》里留下了痕迹。英国式幽默的讽刺手法，英国修辞的精准和细致，再加上作者本人的中国文学修养（特别是文言文的简练），便成就了第一流的文字技巧。

《围城》第一稿完成时，我适在上海，当时拜读的体会：文字结构之精彩是谁都难以企及的，内容立意则稍逊。对锺书来说，这是偶尔的遣兴之作。而这部小说却让不会去读《谈艺录》《管锥编》的人们从另一个角度认识了钱锺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