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块假我以文章
——我与《文艺研究》的学术交往

学人治学，是离不开学术刊物的提携与支持的。一个学者无论今天混成了多么大的“咖”或“腕”，在他成长的过程中总得与学术刊物打交道。如果双方情投意合，你来我往的次数多了，这交道就不再是一锤子买卖，而是会打出感情，也打出体育评论员所谓的“风格”和“水平”。笔者为文三十多年，打过交道的刊物可谓不少，但能写成交往故事的并不是很多。此前因为种种原因，我与《批评家》《当代文坛》《粤海风》《博览群书》的交往已写成文章，此后可写的刊物至少还有《文艺争鸣》《文艺理论研究》《南方文坛》等。但这些都是后话，姑且按下不表，这次我打算先说说《文艺研究》。何以如此？因为这个刊物即将举办创刊四十周年庆典活动，我写此文一方面是表示祝贺，另一方面也是自我盘点，以便述往事，思来者，与往事干杯，为来者鼓劲。

好了，闲话道过，言归正传。

1

2019年6月29日下午两点五十分，我坐在北师大文学院C5049报告厅里。三点整，这里将有一场学术讲座，演讲人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夏中义先生。慕名而来的各路听众已经入座，我与夏老师也各就各位，他在提神，我在运气，马上我就要主持这一讲座了。这时候，忽然手机震动，打开瞧，是张颖编辑的一条微信，她说：“赵老师好！首先向您说声抱歉，由于我们不同编辑室工作衔接的问题（彼此都以为对方已邀请您写纪念文章），竟然将您给遗漏了［囧］。事情是这样的：我们打算十月份出一套纪念文选，邀请最好的老作者围绕‘《文艺研究》与我的学术写作’主题撰写文章。文集会在四十周年纪念活动中发布。您曾在《文艺研究》发表九篇文章，当仁不让是重要的优秀作者。眼下时间有点紧，不知可否在十天内完成？”随之而来的是一张截图，上面罗列着我的九文题目和发表时间。我赶快回复：“马上主持讲座，一会儿汇报［抱拳］。”

待我介绍过夏老师，他也进入到抑扬顿挫的演讲节奏中之后，我才又发微信：“特别想写，又特别忙——突然多了好几件事情［抓狂］，但我想试试［呲牙］。”张颖道：“特别期待，同时特别抱歉［可怜］。或许这就是传说中的‘灯下黑’［委屈］。”

夏老师正把“王国维的学思人生”徐徐打开。他的演讲就像写文章，从来都是很讲究谋篇布局的。加上他很懂得张弛有度，尺水兴波，我的思绪就无法不被他牵着鼻子，一路紧追慢赶。然而，张颖这一杠子插进来，其力道也不可小觑。于是，在夏老师起承转合的缝隙之间，我又抓紧时间开小差。结果，我一心二用，初战告捷，待夏老师讲座完毕，我这篇文章的思路也大体清晰了。

2

实际上，一见张颖那张“九宫图”，我就意识到这个抓取出了问题：到目前为止，我只在《文艺研究》上发文八篇。但为什么那张图却成了九篇？因为有一个也叫赵勇的家伙比我厉害。早在1988年，他就在《文艺研究》（第4期）上发表过文章，名为《从〈悲剧的诞生〉看尼采的悲剧观》。于是，张颖就张冠李戴（准确地说，是赵冠赵戴），把彼赵勇之大作归入此赵勇名下。现在，我要借此机会，郑重声明：此文非我所写，我不敢掠美。

这种情况已不是第一次了。记得以前也有朋友说起：八十年代你就在《文艺研究》发文章了，厉害！我疑窦丛生：没有啊，从何谈起？朋友说：写尼采的，千真万确。那时候我才知道彼赵勇在为我站台，扬我美名。这也难怪，从1985年发表处女作往后，我在八十年代总共发文八篇，其中还有《论中国当代悲剧观》（ 1986）和《悲剧不快感初探》（ 1989）这类文章。此赵勇写悲剧观，彼赵勇也写悲剧观，中学西学，心理攸同，家族相似，长相接近。加上一笔写不出两个赵，勇也都是勇于承认错误的勇，朋友就把二勇弄混了。

彼赵勇何许人也？说来惭愧，直到现在我也没整明白。记得有一次聊天，有朋友似对彼赵勇略知一二。他说： 1989年之后，尼采赵去了东欧，有人见过他。到那里后不久，他就彻底人间蒸发了。而去国之前，他在何所高校求学，又在哪家单位供职，一概不知。这个案件发生后，我也曾拜读过他这篇大作，觉得他通德语，懂英文，分析到位，功夫不俗。但他似乎就写了这么一篇文章，此前此后，再无惊艳之作面世。

所以，彼赵勇究竟是何方神圣，至今依然悬而未决。

于是三十年后，仍有必要发出寻人启事：尼采赵，赵尼采，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

3

我究竟是什么时候知道《文艺研究》这本刊物的，现在已无从查考，但我自己估算，不会迟于1985年。那一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晋东南师专任教。师专的图书馆原在一排平房，我去之后不久，新图书馆大楼落成，投入使用，我也就成了那里的常客。从那时起一直到我考博成功止，整个八九十年代，我在读书之余还在读期刊。系里的资料室订了不少杂志，每次新刊到货，我就抱一摞回家，先吃先占，大快朵颐，横冲直撞，十分嚣张，把安全行车、礼让三先的交规完全抛置脑后。除此之外，我还不时溜达到图书馆的期刊阅览室里寻寻觅觅，寻找系里没有订阅的刊物。除文学类、理论类的期刊外，那时候我还喜欢读《书法》《美术》《美术译丛》《世界美术》等。而《文艺研究》自创刊起，大体上已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封二封三有书法摄影，中间插页有绘画作品。于是我进得馆内，拎一个玻璃杯，泡一把大叶茶，从架上取下《美术译丛》和《文艺研究》，读读文章，品品书画，摘抄几段文字，顿时觉得含英咀华，心旷神怡，一上午或半后晌的时间就打发掉了。

后来写文章时我做过考证，“读图时代”这个语词，是花城出版社编辑钟洁玲与其丈夫钟键夫在1998年发明的。但是早在1985年，我居然就读图为生了。这是怎么搞的？为何青春年少的我当年就如此歪打正着先知先觉？

读研究生期间，我曾自费订过两种刊物：《文学评论》和《文艺理论研究》。为什么没订《文艺研究》？很简单，阮囊羞涩。您想想，当时的处境是，为图便宜，我等烟民常常去山东师大校门外的马路牙子边踅摸，以便能买一筒100支的散装大鸡烟，然后细水长流，抽它个十天半月。生活都过得如此清汤寡水，订刊物的事情我岂敢造次？而选择这两家刊物，也还是有点讲究的。武当少林，一南一北，有这两家刊物在手，天下武功的基本套路便可尽收眼底。至于《文艺研究》嘛，我还是借着读算了。老话说：书非借不能读也。也许借着读更有效果。

确实效果不错。如今我翻阅当年的一个笔记本，发现我连着摘抄过《文艺研究》上的几篇文章：鲁枢元《曼纽什在“玩艺术”？》（ 1989年第1期）、李少白《关于电视艺术的驰想》（ 1989年第5期）、周建军《国外通俗文化研究述略》（ 1989年第6期）、王岳川《后现代文化策略和审美逻辑》（ 1991年第5期）。周建军的那篇抄了六页，正是因为读此文，我才知道托马斯·英奇编过一本《美国通俗文化简史》。 1992年5月，我在长治那座小城发现了这本书，大喜过望，立刻把它拿下。拎着它回家后，又立刻核对希林（J. F. Silin）关于唱片音乐的评价。“如今的最佳唱片明星影响着时装、发型、性观念、吸毒，及至社会、政治决策的制定。”——没错，他在第279页就是这么说的，但周建军先生的注释写错了，写成了《美国通俗文学史》。值得一提的是，此文不仅把Kitsch译成“畸趣”（韩少功当时译作“媚俗”），而且还对本雅明、阿多诺、霍克海默、马尔库塞、恩岑斯伯格、卡普兰、桑塔格、埃斯卡皮等人的观点多有提及，很是让我开眼。如今，我已想不起为什么我会对这个“述略”青眼相加了，莫非这就是我后来与法兰克福学派和大众文化理论较劲的前奏？

九十年代，我应该是给《文艺研究》和《文学评论》投过稿的，但稿子过去，要么泥牛入海，要么就是收到了“两个月内若无进一步通知，请自行处理”的一纸公函。 1989年，若不是我性急，我的一篇长文就在《文艺理论研究》上刊发了——这是另一个故事，容我以后慢慢讲述；但北京的这两家名刊却一再把我拒之门外。对此，我并无任何怨言，因为我那时为文，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上是一亩地，两头牛，种点玉米做窝头，远没有到“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地步。编辑部对我不理不睬，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但有件事情还有点意思，值得一记。 1996年初，我现场阅读莫言长篇新作后，心潮澎湃，血脉偾张，便沐浴焚香，挥毫泼墨，写出一篇一万七千字的长文：《莫言的两极——解读〈丰乳肥臀〉》。那时候我已住到“楼上”，又自认为此文已写到“点灯不用油”的地步，故一俟脱稿，便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午后，骑单车出门，找邮局投递，打发它上路。现在可以肯定的是，我绝对是把它寄到了北京，但究竟是给了《文艺研究》还是《文学评论》，我却记忆模糊了。记得寄出此稿，我长舒一口气，然后立马打道回府，收拾金银细软，回老家过年。因此文写得既用心卖力，又急火攻心（怕误了过年），为此我还小恙数日，窝在老家的火炕上打了几天点滴。但盼来盼去，我并没有盼来用稿通知。 2012年10月，莫言喜获“诺奖”，众刊物也争先恐后，要赶在来年初出莫言评论小辑。就是在那个时候，朱国华问我，能否写篇莫言的文章？我说，新写来不及，存货有一篇。他说，发来看看。我把此文给他，文后加简短说明，其他原封不动。他老兄二话不说，嘁里喀喳就给我发到了《文艺理论研究》 2013年第1期上。后来国华兄喊我开会，编辑部王嘉军告我，在我发表的文章中，这篇下载率最高。我好奇，回来上知网瞅，果然发现它已被下载3400多次，被引17次。

天哪，因为写的是莫言吗？

扯远了。

4

我跟《文艺研究》的真正交往是从认识陈剑澜开始的，那是2001年。

那一年春天，我们这个被批下来不久的文艺学研究中心要办一次大型会议，因参会者众，会址便选在国家行政学院。那时候，我还在读博，帮忙搞会务、冒充摄影师便当仁不让。因为这一便利条件，我也就领略了各路大神小鬼的风采。比如，九十八岁的钟敬文先生就被请到了会议现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记得上午大会开过，几位女博士便搀住钟老（形同绑架），喊我拍照留念。此后不到一年，钟老先生溘然长逝。

陈剑澜也溜达到了会上。那时候，他梳分头，留长发，细皮嫩肉，小模样长得头是头，脚是脚的。以前，我对“英俊小生”基本上没概念，但一见到他，忽然抽象变形象，精神变物质，原来虚头巴脑的语词立马实焦。会议间隙，我与包括他在内的几位故交新知聊天，听说他年纪也有一把，还在念书读博士，顿时觉得自己不再孤单。又见他说硕士学哲学，博士读北大环境科学专业，立刻又让我侧目而视。我对理科生本来就有羡憎情结——没错，就是那个“ resentment”。我们这里的老方同志主张把该词译成“羡憎”，我拎不清，姑且用之——面对这个学哲学的理学博士新品种，羡憎之心就更是复杂，变成了羡慕嫉妒恨。当然，几句话聊过，几根烟抽过，我也马上判断出我们基本上臭味相投，属于“地富反坏右”一类。会议结束时，我等山东师大出身的一帮弟兄围着我们伟大的导师李衍柱先生，众星捧月，依依话别。李老师一高兴，就用浓浓的胶东话招呼大家照相。陈剑澜本属闲杂人等，不在我们这个群里，但不知怎的，他当时也混迹其中，与山民同乐。于是我与他站后排，比肩而立，有了第一张合影。

那个年代，陈剑澜已在《文艺研究》供职，但因为我们白天忙论文，晚上愁嫁人（他是为人作嫁，我是琢磨工作去处），此后一年左右，我们似已相忘于江湖。 2002年我博士毕业，正准备把博士论文拆分开来，投给一些刊物试试，这时候，陈剑澜给我通风报信了。他说，他们刊物新设“短论·动态”栏目，问我能否从博士论文中弄出两三千字，给他们刊发。我找来当时刊物，发现那上面果然有启事一枚：

从2003年第1期开始，本刊将“研究之窗”改为“短论·动态”。经过调整后，“短论·动态”基本上分为四部分：一、关于国家立项科研课题的基本内容或构想的概述性短文（约3000字）；二、编译海外学者关于人文、社科及艺术研究类短文；三、博士学位论文撷英；四、探源考索类短文；其中的二至四条可参见本刊2002年第5期“本刊启事”。欢迎广大读者赐稿。

读博期间，俺校出台一项伟大政策：凡发文以北师大署名、且发到学校规定的ABCD类刊物上者，无论老师还是学生，均有奖励，五百一千，真金白银。我等破落户一看有此等好事，顿时疯了。于是我们比学赶帮超，论文大生产，众宿舍歌声响彻云霄：“妇女们呀么嗬嗨，都争先呀么嗬嗨，手摇着纺车吱咛咛咛吱咛咛咛嗡嗡嗡嗡吱儿，纺线线呀么嗬嗨。”到毕业时，我已发文26篇（有新写，有存货），挣了学校一万多块钱赏金。但我当时发表的最好刊物也就是《文艺争鸣》《电影艺术》这类所谓的C刊，因为以前的创伤记忆，我并未向《文艺研究》投过稿。如今，剑澜同志请君入瓮，我岂有不高兴得屁颠屁颠之理？

但屁颠了两下，便晴间多云。我当时拆分出的篇什都是万字左右或一万五以上的长文，他那里却只给两千五的篇幅。要是从了，我就得对拙文掐胳膊去腿，心疼自然是难免的。同时我还想到，假如从某篇万字长文中“撷英”一把，这篇长文还能公之于众吗？即便有刊物接受，发表后是不是会有人揪我小辫，捅我一稿两投或学术不端？短暂的犹豫后我还是决定接招，道理很简单，因为它是《文艺研究》啊，它要是《晋东南师专学报》，我就让它一边凉快去了——我当过这家学报主编，调侃它就是开涮我，我扛得住。

拆分的文章中有一篇《印刷文化背景与大众文化批判——论阿多诺与电子文化的紧张关系》，当时我已写好摘要，正整装待发，于是我挥斤运斧，三下五除二就弄出个“仨母蕊”（Summary），交差了事。记得后来是戴阿宝与我联系，商量题目一事。最终，他去掉主标题和副标题中的“论”字，刊发到2003年第1期上。

这就是我发表在《文艺研究》上的第一篇文章——短论，短到不能再短。文章并非越短越好，但想到咱也在名刊上亮过相了，便不由得嘚瑟起来。于是我决定去给自己买条短裤，穿着它庆贺一下。大冬天穿短裤，不嘚瑟也得哆嗦。

同时，我仿佛也看到陈剑澜一脸坏笑，嘟囔出一句口头禅：好好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5

就这样，我与陈剑澜开始了交往，但这种交往有一搭没一搭的，很不紧凑。比如，我现在查阅日记， 2004年就没有关于他的任何记录。

记录是从2005年5月27日开始的。那天，我去首都师范大学金海湖培训中心参加“文化研究语境中文学经典的建构与重构”国际学术研讨会。此会由首师大文艺学学科、北师大文艺学研究中心和《文艺研究》杂志社三家合办，我与陈剑澜自然也就顺利会师了。记得会议期间，他把我拉到一边，谈及我给他们刊物投稿一事。他说：你那篇文章写法西斯主义与大众文化，文章本身没问题，但话题有点敏感。我说：这篇文章我前年就投给你们，你们也不搭理我，只好转投《文艺理论研究》。那里好像不怕敏感，已原汁原味公之于众。我还有篇谈“阿多诺本雅明之争”的长文，自认为写得不歪，要不你再瞧瞧？他说：发我邮箱。

这两篇文章依然是我博士论文里的篇什。大概是我对“短论”心有不甘，便总想在《文艺研究》搞一单大的，弄出点动静。那两年，我的博士论文拆分工作已初见成效——我用它们轰开了《文学评论》和《外国文学评论》的大门，又让它们在《文艺理论研究》《文艺理论与批评》《天津社会科学》《学术研究》《东方丛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书屋》《上海文化》等刊物上分别亮相，甚至其中一篇还发在很“牛掰”的《音乐研究》上。此外，我用法兰克福学派视角琢磨文化研究的长文也冲进了《中国社会科学》的风水宝地。捷报频传，顿时让我生出刘国梁般的幻觉——可近台快攻，能直拍横打，攻不无克，战无不胜。有这几碗酒垫底，为什么我不能在《文艺研究》上演一出“阿、本之争”龙虎斗呢？

但剑澜同志没给我面子。“九一八”那天，他打我电话，先是说“阿、本之争”要往后放，后来又打开天窗说亮话：用的可能性不大。当然，他说得很讲究，很艺术，云里雾里，含含糊糊，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但我听懂了。那时候，我与他还谈不上熟识，更不可能吹牛说“我是刘国梁，想去打主场”。要是搁到现在，我大概就用三句半或打油诗跟他斗嘴了。

当然，陈剑澜像郭建光指导员一样，还是很善于做思想工作的。他让我心里拔凉一下，马上便开始送温暖：我正在组一组批评方面的稿子，既涉及先锋批评、女性批评，也计划“染指”文化批评，你写写当代文化批评如何？此稿既要有学理，更要说问题，可以尖锐，可以结合批评案例，但不必温良恭俭让。字数八千至一万，最好国庆节前交稿，这样可以赶上第12期刊发。

“你待同志亲如一家，精心调理真不差。”陈剑澜给我布置作战任务时是念白，但我耳边却响起郭建光的唱腔。于是我说：保证完成任务！虽然时间短，任务重，但我想起了一个说法：“往往有这种情形，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陈剑澜嘟囔：这话听着耳熟，不像康德说的。我说：毛主席他老人家啊。郭建光同志经常拿它给伤病员鼓劲，然后叫板、起霸、开唱，你忘了？

依我当年的写作速度，十天左右连琢磨带写，弄出一篇万字长文按说不是什么难事，但查阅日记，才发现我当时内忧外患，手忙脚乱，简直沙家浜，非常芦苇荡。此前半年左右，我买的新房子交工。为尽快迁至新居，告别“团结户”那种团结紧张的生活，我必须搞一搞装修。但由于手中银子只有仨核桃俩枣，我又不敢让别人大包大揽，大动干戈，只能黄鼠狼娶媳妇——小打小闹，老会计拨算盘——精打细算。于是有两三个月，妻子拽着我跑材料，看家具，货比三家，认真琢磨栋需何木，梁用何材。九月初刚搬家，就发生了透水事件，查不出原因，一度被弄得心烦意乱。随后是把20多箱书拆包、归类、上架，光这件事情就折腾了十天半月。接陈剑澜的单后，我依然处在忙乱之中：要备课上课，要为《文学理论新编》做“知识点索引”，得给洗脸池漏水处打玻璃胶，得用防漏灵抹厨房下水道，必须去国美换电话机，还得到宜家买台灯厨具……就是在这种状态中，我写开了这篇约稿。此文写毕，我特意在文末注了一笔：“ 2005年9月28日于北京洼里。”此前此后我写文章，落款往往有时间无地名。这次之所以让“洼里”出场，一来表明这是我乔迁新居后的首单文章，二是也想暗示我那时的窘态：我小区那块地方原名洼里，这是表层意思；我更想说的是，因搬至新居就透水，住户闹，物业吵，半夜三更查水表，我是在水深火热之中写出这篇文章的。相比之下，张清华同志就没有这样的问题。我与他是前后楼邻居，又同找一家小公司搞的装修。他搬家后，立马把自己的“洞府”命名为“清河居”，署在文末招摇过市，非常高大上，很是风雅颂。而直到现在，我把房子都住旧了，也没给它想出一个合适名称。要不咱就叫它“洼里横”？

我把文章发给剑澜，他回复说“初读之下（我喝了点酒），感觉火力够猛”。国庆节那天他打电话，说又看一遍，觉得观点没问题，猛烈也很好，就是要一招击中，刺刀见红，不要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终于等来他的“判决”后，我放心了。

半个月之后，我收到校对清样。此文主标题名为《“批判昏睡”中的文化批评》，而所谓“批判昏睡”（ critical lethargy），来自文中所引采曼（Imre Szeman）的说法。陈剑澜给我传话道：主编觉得“批判昏睡”用词生僻，建议修改。我从善如流，立刻把主标题改为《批判精神的沉沦》。

聊以自慰的是，虽然我最终也没能在《文艺研究》上发表一篇博士论文中的长文，但此文却是在“批判理论”的指引下写出来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幽灵可以说无处不在。十年之后，我写批判理论与大众文化的文章又有一把，欲打包出书。因觉得此文模样不差，我便把它请进《法兰克福学派内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之中，让其呼朋引类。我在该书导言中说：“我记得《批判精神的沉沦——中国当代文化批评病因之我见》是应陈剑澜兄之邀写出来的。阿多诺曾写过《文化批评与社会》，我的这篇文章似乎便是在学阿多诺，其批判的火力和火气都有些大。”（第7页）我现在想说的是，这种火力和火气，阿多诺固然要负主要责任，但陈剑澜也难逃干系。同时，那种水深火热的“洼里”状态也很让我来气。或者也可以说，当时我正憋着一腔邪火昏昏欲睡（我终于明白我启用 lethargy的历史语境了），陈剑澜就送来个大枕头。为什么他如此善解人意？他是宋公明吗？

当年12月，我收到《文艺研究》样刊，打开一瞧，我的文章出现在“头版头条”，虚荣心立刻得到了满足。又瞧两眼，发现副主编那里写着陈剑澜。

咦？这厮已是副主编？他怎么没言语过？

6

主编是方宁先生，我的文章最终须入他之法眼。但他总是藏在幕后，我从未与他直接打过交道，见到他真人也很晚。

2007年12月10日，我与童庆炳老师、张柠兄同乘蒋原伦老哥开的宝来车，到九华山庄参加北京市文联的盛会：“批评与文艺： 2007·北京文艺论坛”。那是余虹教授跳楼的第五天，短暂的震惊之后，余虹之死依然是学界的一个热议话题。此前童老师让我转交发言提纲时，我曾问他是否知道余虹自杀。他说他听说了，随后还对余虹评价一番：余虹跳楼很可惜，但学界也不宜把他炒作成重量级学者……童老师的话让我心里一惊，我才想起他早就说过：余虹那篇《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蔓延》最是“反动”。三年前，童老师与陶东风开始上演“师徒斗法”大戏，众看客都惊掉了下巴。而他所谓的“最反动”，应该就是“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论争的副产品。因为在童老师眼里，陶东风与余虹感情深，一口闷，后者不可能不对前者构成影响。我大概就是从童老师那里听说余虹这篇发表在《文艺研究》（ 2002年第6期）上的“反动”文章的，但我读过之后，不但没有与它划清界限，反而推荐给学生阅读，让它成了我“文学理论专题”课上的“经典文本”，至今未被删除。可见我不但“反动”，而且“透顶”。童老师发表他的评论时，我自查自纠，悚然一惊，觉得童老师目光如炬，仿佛已发现我这枚“阶级敌人”躲在阴暗的角落里，人还在，心不死。既然童老师不待见余虹，以后还是少谈他为妙。

但与会者却没法不谈。记得那天傍晚吃饭时，大家又在说余虹，我就问程光炜和肖鹰：有学生在他博客中留言：“在正午，一个尼采式的时间，他从高空坠落，像一片落叶？抑或一只飞鸟？这是您的一个舞姿？一次飞翔？一回生命最后的酩酊？”这个描述很哲学也很煽情，为什么他要自我了断？其中可有重大隐情？抑郁症——他们的回答简明扼要，大同小异，一下子就把那个诗意的画面击得粉碎。

就是在那个时刻，我见到了陈剑澜和方宁主编。方主编没有谈余虹，而是一开口就说季广茂：我们这里发表了钟华的文章后，季广茂已在博客上发声，他那个回应很不像话嘛！你能不能带我们去见见童老师？我说没问题。

饭毕，我与方、陈二人找到童老师，由方主编主讲，向童老师汇报“阶级斗争新动向”。几天前，童老师已知道钟华批季一事，当时是他给我打电话，又让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季广茂的。方主编他们走后，童老师又把我拽到他房间，问我对钟华文章看法。我说：此文有些说得还可以，有些讲得没道理。例如，钟华的批判话语说，季广茂时而盛赞马克思主义，时而又斩钉截铁地宣布：“马克思主义（无论是哪一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属于科学的范畴，不仅不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而且也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的范畴。”他到这里就加引号引完了，但我核对季广茂原文，这句话之后他紧接着又说：“马克思主义是世界观和方法论。”为什么钟华不引这句？如此引用，这等批法，我觉得是断章取义。童老师说：这件事情实际上是程老师看得很重，但是现在又出了余虹的事情，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宽容，否则季广茂想不开，那我们责任就大了。

然而，后来这一事件的发酵和迅速蔓延，已远远超出了我之所料。当季广茂和《文艺研究》都被推到风口浪尖上时，我开始跟陈剑澜约酒了。那是2008年3月1日傍晚，我与他在北京林业大学校门外的一家小饭馆里相聚。刚一见面，陈剑澜就说：这算什么破事！害得我最近天天盯着季广茂博客，像谈恋爱似的。随后他分析一番季广茂的屎尿理论，很有见地；评论一番钟华的文章，客观公正。于是，我也开始谈我对这一事件的看法，谈季广茂最近亢奋的战斗状态，谈我们这里对他的劝说。随后我们又谈及余虹，我说我写了篇《我与余虹先生的一次暗中交往》，所谓“暗中”，是因为我审读过一篇匿名文章，不知是谁。余虹出事后我才发现，原来就是他那篇《审美主义的三大类型》。陈剑澜马上说：我跟余虹关系很好，但我对他这篇文章有意见，不赞成他对审美主义的理解。本来我想见面批他一顿，可他却不给我这个机会了。余虹是一个严肃的学者，有人现在把他往形而上学方面去扯，我不能接受。

接着，我们又聊起我那篇即将面世的文章：《学院批评的历史问题和现实困境》。这篇文章也是陈剑澜约我写的，见他时的头一天，我刚拿到校样。他说：这组文章中，你这篇写得很好很认真，老方也觉得写得好。见到这样的文章，我最后操刀修改时就格外上心：既要处理敏感字句，同时也要保持文气畅通。你回去认真看看那些修改处，看看我这刀笔吏的功夫怎样。

最后，我们又拐回钟华季广茂，聊到这对“崇高客体”，我们都唉声叹气，一筹莫展，不知这件事情哪天会完。总而言之，言而总之，那天晚上我们推心置腹，频频推杯换盏：我喝两个“小二”，他喝五瓶啤酒，四菜一汤几乎没动，两包香烟抽到底掉。不歇气长谈五个半小时后，我们才各回各家，各找各妈而去。

这次长谈的后果就像新闻报道的官话那样说得舒展漂亮：双方就“××门事件”充分交换了意见，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包括但不限于战略战术、指导思想、屎尿理论、小兵张嘎、弗洛伊德主义、拉伯雷研究、从结构到解构、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彼此加深了了解，增进了友谊。而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本来是钟华、季广茂在捉对厮杀，赵勇、陈剑澜却仿佛成了难兄难弟。有道是：神仙打架，小鬼遭殃。许多时候，事情就这样不讲逻辑。

另一个收获是，陈剑澜让我知道了方主编对我文章的评价。然而，尽管后来我与方主编还见过几次，甚至与他同场吃过饭，喝过酒，但我却一直与他保持在君子之交淡如水的状态。 2018年6月我到中国社科院开会，方主编也在场，他一见我就说：你那本《法兰克福学派内外》我想读读，你怎么也不给我寄本？我感动且大窘。第二天，我就买回十本，把两本寄至李松睿处，托他转交了。

想起有一次张永清喝高之后，指着鼻子训我：你就是一棵榆木疙瘩！

酒醉心明白，酒后吐真言，他骂得对。

7

说来也怪，那天的二人转后，我与陈剑澜的见面指数开始飙升——不是饭局，就是会场，以至于后来相聚，一照面他就会做出一脸不耐烦的表情，并惯口道：怎么又是你？扫兴！

大概就是在某个饭局中，我认识了《文艺研究》美编金宁兄。金宁也是造型艺术编辑室主任，他以大秃瓢造型自己，一看就是艺术家范儿，也让我迅速接通了我的大学时代一位马路诗人的名句：“何不剃光头，光明自风流。”金宁还是摄影家，而我从八十年代中前期跟人玩摄影开始，一直就对摄影家情绪复杂——虽然我也不断鸟枪换炮，更新设备，却一是不用心，二是吃不了苦，没有像北京大爷总在地上趴着，所以马齿徒长，一事无成。此后一见摄影家，我就心事浩茫，五味杂陈，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仿佛他们抢了我的饭碗。而与金宁把酒话桑麻，他是从不含糊的。

为了弥补自己摄影技术的欠缺，我便开始舞文弄墨耍嘴皮。记得2010年9月，陈剑澜和金宁邀我参加《凤凰涅槃·震痛与振兴——中外摄影家看唐山》摄影展开幕式暨“影像与城市记忆——凤凰涅槃·震痛与振兴：中外摄影家看唐山”研讨会，我在发言中说：“看到今天的唐山，城市生机勃勃，人们喜形于色，这固然非常符合‘振兴’主题，然而，这样的影像又总觉得有点不太真实。”真实的东西是什么呢？据说，二十五岁的美国人威廉·约瑟夫不懂摄影， 1972年他途经香港时，才置办照相机一架，购买彩色胶卷十几个，开始了他的中国之行。他选材无甚讲究，取景平实自然，但现在看来却极其真实。记得看展时有人评论：如果一个摄影家的摄影语言出了问题，他还不如一个不会照相的人拍摄的影像更真实可信。这是金宁说的吗？我记忆模糊了。

而这次看展开会，我的收获是形成了十多则摄影札记。其中一则写道：“据说，一个上过《百家讲坛》的主讲人很有镜头感。每当她意识到照相机或摄像机的镜头对准她时，无论她如何满脸倦容或心神涣散，她都会‘刷’地调整自己，立刻容光焕发，神采奕奕，脸上的表情也变得丰富起来。显然，她已掌握了与镜头对话的熟练技巧，这是许多人无法修炼出来的功夫。同时，这个事例也揭示了一个道理：所谓镜头感，就是被拍摄者面对镜头时很能装。”装模作样，装大尾巴狼，都是真实的反动，与我心目中的影像真实水火不容。这组札记剑澜似乎看过，但金宁看过吗？我关公面前耍大刀，本意是想自我显摆一下的，但也许当时就扑空了。

但是去年，当我写出《摄影师的“暗室”与“景深”——李前进摄影作品阅读札记》的万字长文后，却确有让金宁看看的冲动。当然，不仅是要向他请益，而且还想让他看顺眼后一高兴，给我发在《文艺研究》上。此为我的阴谋诡计或雕虫小计。因为此文针对李前进，前进号称李大侠。该厮有想法，有创意，拍出的影像特点鲜明，绝对不是省油的灯。加上我回老家，时常与他走动，由生疏而熟稔，写他可夹叙夹议，知人论世，能连骂带夸，夸得像骂，我便使出浑身解数，几乎动用了我摄影理论的全部库存，然后写出一篇我自认为还算满意的文章。好马配好鞍，不给《文艺研究》给谁？但一问陈剑澜，我就蔫了。因为他说，摄影评论比较特殊，一般只发文字四千，配图数幅。长文裁短，我有创伤性体验，更何况是拿掉一多半！既如此，我还为难金宁兄做甚？算了，文章也不给他看了。

情急之下，“忧桑”之间，我又想到《中国摄影家》主编李树峰。尽管我与他只有一面之缘，我还是想在他那个更专业的刊物上试试。于是我加他微信，给他文章，请他过目。他说马上开车去张家口，周末拜读。但是后来一个多月，音信全无，搞得我心里七上八下，乱云飞渡。就在我准备继续找婆家时，忽然接到阳丽君微信：“赵老师，您好！树峰说您那儿有一篇写摄影的文章，他找不到了，不知能否发在我们的杂志刊登？谢谢！”阳丽君果然是“阳光之君”（她微信名），一见她这条微信，我就想放声歌唱：“幸福的花儿心中开放，爱情的歌儿随风飘荡……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充满阳光。”两个小时后，她又来微信：“赵老师，大作我们主编看了说重点推出，您有李前进的电话或微信吗？我跟他联系图片。谢谢！”稿件处理得太快了，快得让人猝不及防，快得让人不好意思。再唱“充满阳光”怎能展其志，骋其情？这回要四二拍，飙高音，来一曲《我们的明天比蜜甜》。于是我立刻致电李大侠：快，北京的喜讯到边寨，老哥你迎过丹河来。大侠听罢爽歪歪，一头扑进亲人怀。

得，这下轮到他高兴得屁颠屁颠了。

不久，拙文在李前进12张美图的簇拥下华丽出场。李大侠一激动，就拎着猪头肉去找我父亲喝酒，给他们老俩拍人物肖像照。我一激动，就继续启动嘴上项目，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

几个月后，我与金宁又在饭局相遇，他一见我就说：你那篇摄影评论我看了，写得好。

我吃了一惊，说：我这回是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怎么还是让你老人家发现了？李向阳！

我跟名叫树峰的李向阳不是一个单位吗，中国艺术研究院，低头不见抬头见。他那里的刊物一出来，立刻就溜达到我那儿了。

嗯？我怎么忘了这一出？那要请你这大摄影家多多指正。我是跨界，姿势还不到位。

我假装谦虚一番，心里却是美滋滋的。

8

除了方主编和这两位名编，《文艺研究》还有几位非常优秀的编辑。前文我曾提及的阿宝兄，他已是编辑部里的“老司机”了。只可惜我与他打交道不多。我记得《学院批评的历史问题与现实困境》一文的责编是宋蒙。 2008年，东风、剑澜拉我去新疆参加“文学与文学研究的公共性”学术研讨会，当时宋蒙也在。但好像自打我发表《文学活动的转型与文学公共性的消失》（《文艺研究》 2009年第1期）之后，宋蒙就从编辑部消失了。顺便提及，此文能够写出，一要感谢东风师兄的这次会议，二要感谢剑澜的居间调停。当时参会时，我只是写出个发言提纲。感觉敏锐如剑澜者，一下子就嗅到了“公共性”话题的重要性、刺激性和隔山打牛性，于是他决定在《文艺研究》形成专题，并催我尽快写出此文。我说：这个稿子已答应给陶东风了啊，他也在为一家杂志组稿，怎么办？他说：东风那里我来做工作。结果，剑澜草船借箭，东风孔融让梨，拙文才得以跻身于各路好手之间。值得一提的是，我原文标题是“文学公共性的消亡”，剑澜改“亡”为“失”，非常精准，让我佩服，刀笔吏果然不是欺世盗名。

张颖进编辑部较晚，我认识她也较晚，究竟始于何年何月，现在已说不清楚，但有一个场景是极为清晰的。为说清楚这一场景，我需要交待一下“历史语境”。

2015年5月23日，首都师大与《文艺研究》合伙开会（它们经常合伙，其合伙的前提是，东风与剑澜情同手足，他们是一伙的），我发言的题目是《从书信到微信，从话痨到失语》。开讲时我说：首先要请大家原谅，这个题目确实是一拍脑袋想出来的。然后我从自己寻找家书谈起，讲自己遭遇，说他人经历，最后在沈从文书信那里戛然而止。刚一结束，在场的陈剑澜就发一条短信：“讲故事的人，好！”我回：“说的可是莫言？”结果他来劲了，不大一会儿，一条长短信呼啸而至：“故事前半段可以做一点精神分析。主人公因为一边耳朵听力下降，产生遗忘的恐惧，于是回家找书信，他自己以为是要回望走过的路，找存在感、细节等等，他永远也不会知道，他要找的其实是同一性，即身份、认同。而主人公的父亲是一位伟大的医生。他早就知道有一天儿子会回家做傻事，于是提前把书信装订起来。多年后，儿子果然回来了，而且选择大年初一那天动手（这是父亲始料未及的）……在故事的结尾，主人公终于找到了几封遗漏的书信（这是父亲精心挑选的）和所有的信封，于是开始了神秘的康复……”我说：“哈哈，太厉害。故事被理论化后终于有了模样。原来如此。”他说：“挂我周一的号，门诊见。”

午饭后我去剑澜房间聊天，其中有张颖和许苗苗在场。我们嘻嘻哈哈，倦意全无，先聊我与剑澜的短信互动，后聊星座和血型。我记住了张颖与剑澜的血型，却忘了他们的星座。阿多诺曾把星座论斥之为“物化意识”，歪理邪说。大概是受其影响，后来我一见拿星座搞事者，就笑而不语，开始默念阿多诺语录。因为阿多诺，我的星座知识几近于零，自己究竟是白羊金牛还是天蝎摩羯，也从来不闻不问不打听。但在她们的逼问下，我只好老实交待生辰八字。许苗苗听后大呼小叫：耶——您是伟大的射手男啊，射手座为人坦率，冷静谦和，宽以待人，严于律己……我说：打住打住，夸得我心花怒放！以后我决定投靠伟光正许苗苗，不跟处女座阿多诺混了。

那天中午我们就这样聊着，很嗲也很潮，很八也很闹，就是不学术。

但我却看得出，这个精通法语的张颖是学术中人。后来她赠我大作《意义与视觉：梅洛－庞蒂美学及其他》（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7年版）和译著《大象无形：或论绘画之非客体》（朱利安著，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果然坐实了我的看法。遥想十多年前我琢磨存在主义美学，曾把梅洛·庞蒂的译书悉数买来，准备攻读，但读着读着便如坠五里雾中，于是心生疑惑：究竟是梅氏没说清楚，还是译者没弄明白。如今，看到张颖直接从梅氏原文入手，思考其“意义与无意义”，端详其“可见与不可见”，忽然就觉得找到了进入梅氏世界的绿色通道。她在小序中说：“学问学问，既然在学中究问，就免不了枝蔓上生枝蔓。葛藤纵横的学术界，也分几等。有真葛藤，有假葛藤。真葛藤有清晰的枝蔓，能窥到根茎。假葛藤纯是缠绕，以复杂的外观向人炫耀。做学人，应诚实不欺。”此言得之，余心有戚戚焉。

这次见面不久，我与张颖就有了通信往来。此前，我写出一篇有关阿多诺的大块文章，给陈剑澜，问他能否接手。他说：此文张颖看过，我也粗粗看过，麻烦在于文章四五万字，太长。而且文章是通过好多材料撑起来的，也不好删。我问：此文我用功不少，能否连载？他说：基本上没这种先例，唯一发过一位老学者的文章，分上下篇，但也就是三万字左右。随后我又试了两家刊物，意见同上。无奈之下，我只好把他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把用材料说话之最者交给剑澜）。因张颖是此文责编，等她编辑成功，我们便有了最后环节的邮件互动。待三文去处尘埃落定，我正好到同济大学开会，说起长文连连被拒遭遇和拆分经过，朱国华就调侃：你这是一鸡三吃！我说：我倒是想给你只整鸡，让你“在文化的脂肪上搔痒”，你不是嫌又肥又大吗？那时候，朱国华已荣升《文艺理论研究》主编，却积习难改，喜欢对掐。陈剑澜也是掐人高手，如果他俩同时在场，掐得就更有看头了。

说了半天，我必须提一下这篇长文的标题：《艺术的二律背反，或阿多诺的“摇摆”——“奥斯威辛之后”命题的由来、意涵与支点》，发在《文艺研究》的是《“奥斯威辛之后”命题及其追加意涵——兼论作家们的反驳与阿多诺的“摇摆”》，另两篇给了《外国文学评论》和《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我与张颖第二次打交道是在2017年。年初，朱国华寄我大著《权力的文化逻辑：布迪厄的社会学诗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我认真学习深入领会之后，写出一篇万字读后感，然后发给陈剑澜过目，剑澜则交给张颖审读。为核实一些信息，我与张颖加了微信。我问她读后感觉如何，她说看了心情很好。我说谢谢悦读，说明有戏？后来果然就有戏了。于是我们紧锣密鼓，推敲题目，完善注释。待一切搞定，我准备向国华同志汇报时，忽然接到张颖微信：“赵老师好！很沉痛地通知您，大作未通过终审［流汗］［流泪］［大哭］［难过］。”那时我正给学生上课，看到这条微信弹出，且言之不足，表情包之，便心里一沉，说话顿时磕巴起来。为了跟上张颖与我同悲的节奏，课间休息时我果断开大音量，播放了一曲《悲伤的西班牙》。

那一阵子，我正又一次琢磨赵树理，写成一篇关于《“锻炼锻炼”》的稿子。考虑它的去处时，我想到了《文艺研究》。又因为与张颖也熟悉起来，我便干脆绕过陈剑澜，直接给她投稿了。过了一阵子，张颖回复道：“我已托李松睿同您联系文章事宜。他会在近期联系您的。”

李松睿？听着耳熟。编辑部新来的年轻人？

9

从2016年10月起，我又一次启动了“十年一读赵树理”的小小计划。我的想法是，又一个十年之后，赵树理依然故我，我却渐入“糊涂涂”境界。于是我想问自己：日食饮得无衰乎？眼睛老花还毒乎？大面积重读之后，我写出了三篇长文，关于《“锻炼锻炼”》的文章是第二篇。

因为此文主要是与陈思和先生商榷，又因为他的观点已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影响巨大，不才又人微言轻，客串当代，我便不得不找一家影响大、分量重的刊物与之交手。这是我投给《文艺研究》的重要理由。当然，我也考虑到，《文艺研究》有责任，有担当，估计敢发这类文章，可省去我好多麻烦。我倒是也想过给《上海文学》来着，因为那是陈文《民间的浮沉》（关于《“锻炼锻炼”》的评论即出于此）的首发刊物。但一想到上海滩是陈先生的码头，赵某既非霍元甲也非许文强，我若去那里踢山门叫板，人家还不把我打得满地找牙？算了，还是待在门头沟积水潭隔空喊话更加安全，这样也能把“洼里横”坐实。

这样，李松睿就与我接头了。他一上来就说：“大作对《锻炼锻炼》的阐发，让我特别受启发，很高兴您能把好文章交给我们，谢谢！就是文章目前字数显得多了些，最好能控制在一万五千字上下较为合适，能否请您辛苦做一下删改？望您理解！”

此文两万字，但还不是这三篇中最长的。第一篇《在文学场域内外——赵树理三重身份的认同、撕裂与缝合》，亩产两万八；第三篇《讲故事的人，或形式的政治——本雅明视角下的赵树理》采用论笔体，好像两万七。前者给《文艺争鸣》，张涛编辑和王双龙主编根本没跟我商量长度问题，来稿照登，一下子占用人家十五个页码。借此机会，我要向他们严重致谢！后者给《文学评论》，想到店大欺客，我先自删去一万多，然后才前去报到。为什么明知刊物不好处理长文我还要“顶风作案”呢？思前想后，原因有三：一、有些文章只有写长了，才站得高，看得远，展得开，说得透。如果考虑到美学效果，只有长文才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波涛翻滚，气象万千。二、写了三十多年文章，我已写到随心所欲很任性的地步。尤其是自选动作，方其搦翰，气冲霄汉，我便不再考虑长度和限度，只惦记密度难度从容度。每每写得汪洋恣肆时，我才觉得过瘾，才能约略体会到“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意境。三、我们这里的老方同志经常发表最高指示：文章就是要写长，长了才是好文章。写得长，说明用力大，功夫深。老方这句说得有道理，一句能顶一万句。我不待见老方，但我待见真理，因为鄙人生性胆小，真理可给我撑腰打气。凡此种种，都让我把文章写成了“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河水滔滔”。

或曰：国有国法，刊有刊规，让你压缩怎么办？遵旨照删啊！办个刊物不容易，他们有他们的难处，我等写手必须体谅，想人之所想。若是觉得自己的文章乃金口玉言，一字不易，那就错了。更何况，它虽以洁本行世，我还有足本在手，以后出书时不是还可以全须全尾吗？因为明白了这个简单而深刻的道理，我就不再受伤，而是松睿发指示，我快刀斩乱麻，坚决删到一万五，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第二年，我出版《赵树理的幽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一书，此文果然足本入选。所以，读者诸君若要读我全文，请上书店下单。

——大胆蟊贼！在田寡妇地里偷瓜也就罢了，还敢在这里打广告叫卖？

——老少爷们息怒！咱不是在播电视剧吗？

话说编辑拙文期间，松睿博士又发邮件：

赵老师好！

我对大作进行了一些文字调整，一些细节提了些意见，您是赵树理研究专家，我的修改未必正确，仅供您参考。修改都是以修订形式标注在文档中，如果不同意修改，可以撤销改回来。

这篇文章的研究方法让我读了感觉很亲切，自己之前一篇谈赵树理的论文也从不同时代理解作家的不同方式入手，回头您给我个地址，给您寄本论文集，请您批评。

还要麻烦您尽快确认发回给我，辛苦啦！

李松睿

打开松睿编辑的文档，发现他改得密密麻麻，有用词，有标点，既增添，也删减。我自认为我对文字已很讲究了，也时常提醒学生，打发文章上路，就像出门见人，要洗脸，要梳头，头上要抹桂花油。没想到松睿比我还要讲究。于是我心中大喜，照单全收。即便几处我有不同看法，我也没有固执己见。他是“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年轻人的积极性要保护嘛。随后松睿又改一稿，把题目改成了《从解读之争到阐释之变——重读赵树理的短篇小说〈“锻炼锻炼”〉》。我原来的标题是《〈“锻炼锻炼”〉：从解读之争到阐释之变——兼谈我对〈“锻炼锻炼”〉的理解》，他在批注中说：“标题中出现两次《‘锻炼锻炼’》，显得啰唆，建议调整，或删去副标题。”他不是“常有理”，但说得有道理。只是我想保留副题，却一时又想不出不啰唆的好标题，于是便有了他的直接改动。这个标题当然没问题，但我对“重读”一词却不甚满意。因为据我统计，从2002— 2016年，以《“锻炼锻炼”》为题的论文多达21篇，其中多篇文章的副题都以“重读”打头。为了与之区别，我又与松睿商量，能否改成《〈“锻炼锻炼”〉：从解读之争到阐释之变——赵树理短篇名作再思考》？松睿说好，这篇文章的题目才算最终敲定了。

松睿编辑的敬业精神让我感动，他那篇关于赵树理的文章也让我为之动容。记得他寄来《文学的时代印痕：中国现代文学论集》（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7年版）后，我就找到其中的《地方性与解放区文学——以赵树理为中心》，认真拜读一遍。此文以“地方性”命意，又以柄谷行人的“认知装置”为考察视角，同时引入周立波的作品形成比较维度，着重分析了赵树理作品中的地方性语言。这种新视角新方法让我很开眼界。松睿说：赵树理正文用晋东南本地说法，往往自己还要加注。这种注释不仅涉及“翻译”，即赵树理要用大白话把它们注解出来，而且还融入了小说叙事。相比之下，湖南人周立波虽然在《暴风骤雨》中用了东北那疙瘩的方言土语，并且处处作注，但那种注释仿佛来自《新华字典》，它们与叙事是两张皮，结果就“成了游离于正文之外的冗余物”。紧接着他又分析，以前周扬说赵树理善于运用“群众语言”，这其实只是泛泛而谈，是“认知装置”在作祟。只有在山西本地学者（比如高捷）的分析中，赵树理的语言才能摆脱“装置”干扰，去物见性，回归本真状态。

这处论述给我留下极深印象。但看作者简介，松睿是北京人，他对我们那旮旯的山药蛋方言能心领神会吗？一年之后，中国赵树理研究会会长赵魁元先生喊我回老家开会，以纪念《“锻炼锻炼”》发表60周年。于是我立刻决定，邀请李松睿到我家乡转转，去赵树理故居看看。兴许转过看过之后，他对赵树理语言的理解就会再上一个新台阶。

2018年6月1日，北京西站候车室，听到有人喊赵老师。我扭头一看，嗬，一位英俊小生现出身来。仔细瞧，长得很白净，与青年版陈剑澜有一拼。

没错，小生正是李松睿。

10

张颖开始向我约稿了。

2018年年初，我把写《芳华》的一篇短文贴至自家公众号，并附记道：“此文只给了两千字篇幅，无法展开。成稿后，我的学生才告诉我，小说《芳华》其实是一篇命题作文，是冯小刚定制出来的一件产品。”第二天我便收到张颖微信：“赵老师好！有兴趣写写《芳华》吗？把那篇不过瘾的小文章写成万字以上的评论文章［疑问］。”我说好哇，正想横眉冷对严歌苓，深入揭批冯小刚。三八节那天，她问我进度，我说已排上队了，在准备，还没写。她跟我要写作提纲，我说没提纲，我写东西一般只打腹稿，不列提纲。她又问：那可能的题目是什么呢？我说题目还没想好。我写东西一开始知道自己写什么，有大致走向，题目往往最后才能敲定。然后我又说：“之所以拖欠，是因为前几日刚结束了《文学评论》的一个约稿，把我写残了［呲牙］。”她说：“给我们写文章可不要出现工伤［偷笑］。”我说：“哈哈，那倒不至于。想起前两天与陈剑澜联系，他崴脚了。离开你们那儿，估计他也混不上工伤了［呲牙］。”她说：“时间线模糊了［捂脸］，他离开时还没崴脚吧。人民大学可以买单［奸笑］。”

那个时候，我已得知陈剑澜到人民大学高就，不禁感慨万千。想到我与《文艺研究》交往多年，很大程度上就是与陈剑澜在一起厮混，仿佛他就是《文艺研究》的化身；又想起我在他那里发文几篇，滥竽充数，有一大半又是被他逼着催着写出来的。记得2010年6月初，陈剑澜发短信给我：“老兄，我在编一组文章，题为：文学理论如何对（今天的）文学说话？具体讲，文论本是因文学经验而起，最后是为了解释文学现象；依此看，当前流行的各种理论合格吗？怎么办？这是大概的意图，兄可找一个具体角度切入，题目自定，不拘于上面的话。篇幅一万字左右，本月底交稿，时间紧了点，诚邀参加，如何？”我答应了。月中，我报过去题目：《视觉文化时代文学理论何为》。至下旬，我又开始水深火热了，于是我给他发短信诉苦：“天天有会，电脑崩溃，治牙受罪，美国孩子进驻俺家，来与我儿相会，还要瞅瞅世界杯，看看喜欢的球队。老兄啊，这就是我最近的状态。稿子最晚何时交，能否宽限几日？我现在还未动笔呢。”他冷冷地说：“还是月底，最晚到7月5号。”我回复道：“白抒情了一把，了解之同情太差！”

在催稿逼债的事情上，陈剑澜一点都不输黄世仁。我的稿子差不多就是被他这样搞出来的。对此，我毫无怨言，唯有感谢！我在《法兰克福学派内外》后记中说：“我要感谢催生其中一些文章的师友（他们的名字在导言中已有所提及），也要感谢使这些文章先期面世的刊物、责编和主编。人往往都有惰性，如果不是他们催要，提供写作契机，我的一些文章或许至今还在怀胎，离生下它们的日子还远着呢。”（第440页）这是实话实说，绝无半点虚情假意。

同时我也想到，因为常常一地鸡毛，分身无术，我也婉拒过剑澜兄的几次约稿。假如我响应习总书记号召，撸起袖子加油干，东风劲吹红旗展，那么，我发表在《文艺研究》上的文章就不是八篇，而很可能是十篇或十二篇了。

感慨之后，我在学校与他联系，既向他表示祝贺，也邀请他来给我们讲讲康德。他说讲不了了，上周二走路遇坑崴脚，在家养伤。我说可以拄着拐杖瘸着讲，就像柯察金或巴赫金，那样更有范儿。于是他发来一张图片，以示情况严重。图片中，半条腿打着石膏，蜷在床头，白花花一片，膝盖上却放着一本《实践理性批判》。

我没顾上答复他，而是赶快开车回家，怕迟了拥堵。但那张图片却老在我眼前晃，搞得我一路走神，思绪纷飞。

进得门来，立刻开电脑，上微信，敲出如下文字：

威武啊！触景生情，诗兴大发，遂有赵打油二首

一

生病适合读金庸，

崴脚康德挺管用。

人大校园也有坑，

这是给你敲警钟？

二

党叫你做郭建光，

你却崴脚养开伤。

三大批判读彻底，

康德就是沙家浜。

陈剑澜迅速回应：“天才［强］［强］［强］，哪天得空来家喝酒，凭这首诗就能多喝几杯。”我哈哈大笑。

今年5月的一天，我参加人民大学博士论文答辩，结束后跑到外面吃饭。饭毕，我与剑澜打车回。因路线相同，以前我们总是合打一辆车，然后聊一路学界油盐酱醋，鸡毛蒜皮。这回一上车，他就跟我说：我不回家了，到人大东门把我放下。

我问：怎么回事？人大给你配了宿舍？

他答：租的，这样处理事情方便。

我就开始调侃：果然当了领导日理万机。以后你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他噗哧笑了。

出租车很快开到人大东门天桥下面，陈剑澜下车。告别时，我用他惯用的口头禅叮嘱道：据说院长能力一般，但人不坏。好好干！

陈剑澜大笑而去，出租车也呼地一下开走了。

2019年7月23日写，10月16日改
原载《文艺争鸣》2019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