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中文的，就要像梅花一样高洁”
——追忆邱世友师

我读大学时，最喜欢的科目是先秦文学。究其原因，是喜欢任课老师卢叔度先生。他是刚从系资料室解放出来的老“右派”，性豪爽，喜品藻，任诞简傲，恍若《世说新语》中人。我的毕业论文是由他指导的，那时一门心思就想考卢先生的研究生，可是，1982年，中大中文系只有中国文学批评史和现当代文学两个专业招研究生。卢先生建议我报考批评史，他介绍说，导师黄海章、邱世友先生学问、人品都好，邱先生也是他的好友。那一年刚好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第一批入学的77级毕业了，报考的人很多，招生名额又极少，中大中文系只招四名。我的本科同学陈平原兄考上吴宏聪、陈则光先生的硕士，我和孙立则有幸成为黄海章、邱世友先生的开门弟子。黄海章先生当年已85岁，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招生。邱先生58岁，按当时的说法，仍属“中年”教师。

邱先生长得端方厚实，慈眉善目，一脸佛相，却不善言辞，迟缓的语言追不上跳跃的思维，往往造成表达上的断裂和空白，甚至有点小结巴。孔子曾说：“刚毅木讷近仁。”我读到此语时，往往就联想到先生。先生专题课内容主要是《文心雕龙》与词学，内容便是他已撰写或准备撰写的文章。刚一接触，内容颇感艰深难解，久而久之，我们逐渐习惯以课前预习、课后补习的方式，去弥补先生在讲课中的空白，竟大有所得。

1984年，我们硕士毕业，孙立兄留在中文系，我分到古文献所，都在先生身边工作，被人戏称为邱公的“哼哈二将”，这大概也是先生感到得意的。这一年，他刚好60岁。惭愧的是，我们没能帮先生做什么事，只是继续在他的指导下读书。每次见面，仍是谈学术为主。先生间或回忆自己的生活，谈到中文系诸位前辈如容庚、商承祚、詹安泰、方孝岳、董每戡、冼玉清、王季思等先生的掌故，这些话题比较轻松。但也有沉重之时，比如谈到他的老师詹安泰先生1958年以后的生活遭遇，先生就悲从中来，不能自禁。

当年，我在古文献所主要的工作是整理“车王府曲本”，但我的学术兴趣不在俗文学而在传统诗文与诗文批评研究。那时，中山大学的文学批评史专业还不能招博士生，而复旦大学则是海内外首屈一指的批评史研究中心，我想报考王运熙先生的博士，邱先生甚为支持。他比王先生大一岁，也是好友。邱先生《文心雕龙探原》一书，就是王先生作的序。1987年，我随王先生读博士。1990年毕业，分配回中大中文系工作。次年，邱先生67岁，办理了退休手续。

先生退休后，我和孙立招收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的研究生，仍请先生为学生讲授专题研究课程，继续传承其学术。先生很支持，也很乐意，能传授学术，对他是件快意的事。何志军同学曾写过《忆邱师授课》一文，提到当年先生为他们讲授词学课的情景：

邱师与学生隔桌相对而坐，课中常逸兴飞扬，曼声吟哦词作，以印证词论。时当盛夏，邱师额上汗湿白发，清晰可见。我至今还依稀记得邱师抑扬顿挫、夹带方音的普通话：“词要清空，不要质实。清空则古雅峭拔，质实则凝涩晦昧。”“长疑即见桃花面，甚近来、翻致无书。书纵远，如何梦也都无？”“南楼不恨吹横笛，恨晓风、千里关山！”词学精微，浅学者确不易听懂，某次一位大龄夜猫学生竟在邱师眼皮底下伏桌酣睡，邱师亦不以为忤。

写得颇为真实传神。2005年中山大学成立文学社团“粤雅诗社”，我们延请先生任指导教师，他也欣然俯允。

1993年夏天，我们“哼哈二将”陪先生同往内蒙古师范大学主办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国际学术会议。从北京到内蒙古，途中的云冈石窟与北岳恒山自然成为我们的考察对象。那时科研经费和交通都非常紧张，飞机票买不起，火车票又一票难求。我们的路线是乘火车从广州到北京，然后再转内蒙古。为了节省时间和经费，我们到京后即连夜转乘去大同的慢车。因临时上车，没有座位票，三人硬是挤上火车，火车过道挤满了旅客。那时的火车没有空调，时当盛夏，燠热难当。我和孙立干脆钻到座位底下躺下，腾出位置，让先生在过道坐下来。先生那时年届七十，身体尚显强壮，第二天一早到了大同，我们马上就去游览了云冈石窟和北岳恒山。一路上先生兴致很高，毫无疲态。回想起师生三人当晚在火车上的窘迫情境和游览名胜的快乐，历历如在眼前，又恍若梦中。

2006年暑假期间，先生因心脑血管病两度入院，装心脏起博器，虽无生命危险，但语言能力已大损。年底，相伴57年的师母病逝，经此变故，先生体质日趋衰弱，多次中风，且患糖尿病，常住医院。2013年起，他虽然保持生命体征，但一直处于植物人状态。我们仍按时去医院看望他，原本谈笑风生的先生，卧在病榻上毫无知觉，令人无助而伤心。有一次，我和孙立、张海鸥、彭玉平诸君到医院探望，海鸥兄大声呼喊着邱老师，他一直紧闭的眼睛突然流出泪水。我们希望有奇迹发生，此后先生却再无反应。2014年6月7日，昏睡了近两年的先生安然辞世。

我一直以为先生身体很好，直到2006年先生两次中风，体质明显下降，我意识到应该为纪念先生做点准备工作，便着手编制《邱世友先生年表》。我在学校档案馆找到历年先生的个人总结及相关材料，据此编制先生年表，并送他审定。2007年先生出版《水明楼续集》，便将此年表作为附录。

在编写先生年表过程中，我梳理了先生的生活与学术历程，因而对先生有一个更为系统的了解，也引发了一些思考。

先生1925年出生于粤北连县，父亲早故，先生为遗腹子，母亲独力抚养。少时多病，然有志于学。18岁时，母亲病故，家庭生活雪上加霜。1944年考入中山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1948年毕业，任文学院教师。此后，先生在中山大学学习工作了70年。

中山大学古代诗文研究有两个重要传统：一个是中国文学批评传统，从陈钟凡、方孝岳、黄海章诸先生到邱世友先生；另一个是词学传统，从陈洵、詹安泰、黄海章诸先生到邱世友先生。先生在文学批评史与词学领域都渊源有自，传承和光大了中大的优秀传统。他在词学、《文心雕龙》方面的成就享誉海内外。他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重要刊物上发表了多篇重要论文，主要著作有：《水明楼小集》《词论史论稿》《文心雕龙探原》《水明楼续集》《邱世友词学论集》等，这些成果受到学界的高度评价与尊重。先生在治学上形成了独特的风格，这种风格就是他所喜欢的况周颐词学中“拙、重、大”三个字。拙，就是古朴深挚，不巧，不滑，不浮，不浅。先生研究每一理论，总是从最原始的词义与材料出发，实事求是，无浮夸，不取巧。重，是厚重，先生非常有理论上的创造性，眼界开阔，立意深沉，笔力厚重，气象雄浑。大，是格局大，邱先生治学不但精于国学，对于西方文学理论也颇为关注。他研究问题，总是以小见大，把问题放到古今中外的背景上，从中挖掘出独特的理论意义。

学术界对邱先生已有许多评价，如澳门大学邓国光教授称他为“岭南大儒”：“不论人品、器度与学养，都足以表率一代，为学者的典范。”我觉得，先生在词学尤其是清代与近代词学方面成就最高。他亲承詹安泰先生词学，于声律音韵之学别有心会，特别强调词学之体乃声学，对于朱彝尊与浙派，张惠言、周济与常州词派以及谭献、冯煦、况周颐、谢章铤、刘熙载、王国维词论的研究，创获甚多。在词学本体尤其声律方面，有一些研究是具开创性的，并且成为经典之论。先生擅长古诗文创作，其词师承詹安泰先生，达到很高的境界，继朱彊村等（第一代）、王国维等（第二代）、夏承焘、施蛰存等（第三代）之后，被海外学者尊为二十世纪词人“第四代词学家”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先生去世时，《词学》杂志的挽联是：“纵谈浙西、常州，识见高远，领衔四代；出入梦窗、白石，气厚韵长，自是一流。”兼论其词作与词学成就，可谓的评。

先生在旧中国完成大学教育，在新中国参加工作。这是一个重大转型的时期，学者必须在政治和学术上不断调整以适应时代要求。先生刚留校时，可能因为年轻，出身贫寒，政治上比较可靠，曾兼任系主任王季思先生的助手，处理日常事务，还曾任中山大学教工会的副小组长。但他不谙人情世故，书生意气，性格耿直，不太合适干行政工作。受当时政治风气影响，先生发表过《揭露胡适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比较主义观点》等批判文章，可见他在学术研究上，曾努力追求与时代同步。1957年的“反右”运动，先生的师辈詹安泰、董每戡、叶启芳和好友卢叔度等被打成右派，先生亦“滑到”右派边缘，险遭厄运。此后，他在学术研究上沉寂多年。

他也曾努力学习苏联的文艺学理论，1954年至1955年，先生被派到北京大学师从苏联文艺理论家毕达可夫与中文系主任杨晦先生学习文学理论。同班有蒋孔阳、胡国瑞、张文勋、蔡厚示、王文生、王士博、郝御风等，后皆为我国著名学者。以前学术界有“毕达可夫派”之说，但我从先生的著述中，似乎看不到受苏联理论的影响。

1956年初夏，方孝岳先生把《古代文学批评史》手稿送给邱先生，此手稿是方先生20世纪30年代在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一书基础上修改补充而成的。方先生希望他继续研究下去，但次年先生即奉还手稿，此后手稿下落不明，成为一件憾事。我一直不明白先生为何奉还方先生的手稿。也许他觉得手稿很珍贵，他不应该一人占有，阅读后即奉还？或者，他当时的兴趣点是在文艺学理论方面？1958年他为学生讲授的课程就是“文艺学引论”。

先生在那一代学人中是少数非常重视理论素养的学者。1983年，我们读硕士时，邱先生亲自为我们开专业外语课，记得其中有一篇是艾略特（T.S.Eliot）的《传统与个人才能》（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的原文版。他一直很强调学习和借鉴西方的文学理论。在他们这代研究古代文学与文论的学者中，他的思想比较开放，眼界比较开阔。他的论文如《“温柔敦厚”辨》（1983年）研究一个儒学命题的审美内涵，清晰地梳理了理论的发展线索，而且逻辑严密，有理论新意与深度，体现出学术研究上的“重拙大”境界。

1958年之后，先生在学术上显得“沉默寡言”。直到1980年，他在《文学评论》上发表《张惠言论词的比兴寄托》，学术上才焕发光彩，广为学界关注。1981年先生评上副教授时，已经57岁了。这一年，他又在《文学遗产》《哲学研究》《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等重要学术期刊上同时发表论文，几十年的学术积聚一时喷发。先生最“风光”的时候是1983年，他在广州主持全国第三届中国古代文论年会，任筹委会和大会秘书长。会议在当时广州最好的珠岛宾馆举办，开得非常成功，一直非常低调的先生成为学术界瞩目的“中心”。在会上，他全票当选为中国古代文论学会的常务理事。此时，他已经59岁了。

在编制先生年谱时，我有一个触动和伤感。1954年先生30岁时就是讲师了，但是到了1981年57岁始晋升为副教授！先生青少年时逢战乱，1949年以后经历各种无休止的政治运动、思想改造与经常性的下乡劳动，被耽搁的时间太多。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方进入学术兴盛期，但很快又到了退休年龄。邱先生从1979年开始，在教学岗位上，安安静静做学问到退休，只有十多年时间。1981年，他开始撰写《词论史论稿》，此书原为出版社约稿，至1985年完稿，由于当时出版经费普遍匮缺，到2002年方有幸列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当时他78岁，已退休多年了。先生从讲师到副教授，用了近三十年时间，出版一本专著，又用了二十多年时间。时光流逝，人生几何，岂不可叹！

我在回忆先生时，所想到的不仅是先生，而是他们那一代学人的坎坷际遇。我们这一代常常感慨被“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十年，其实，我们对老师辈所遭受的痛苦、不公与委屈，又有多少同情之理解呢？每一念此，不禁悲从中来。

先生人品高洁，可谓人淡如菊，古风犹存。他的为人可用“正”“厚”“淡”三个字来概括。他正直，堂堂正正，卓然独立，不跟风、不随俗，不趋炎附势。他宽容厚道，对人感情真诚深挚，温、良、恭、俭、让。他不善言辞，然有“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的古风。他淡泊明志，生活简朴，甘于寂寞，知足常乐，兴趣集中在潜心学术、著书立说、教书育人之上。除此之外，别无所求。他一生读书不倦，就是住院期间，仍手不释卷，乐在其中。

先生这一代学者中，仍有为数不多的人保持书生纯粹气质。他们单纯天真，毫无城府，有着不合时宜的清高甚至迂阔。他们注重的是精神生活的充实，对物质世界并不了解，也不关心。到了我们这代人，像先生这样纯粹书生气质者，近乎“濒危物种”矣。“自郐以下，无讥焉。”记得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物价上升，年轻教师的工资入不敷出，教师职业颇受社会轻视。受此影响，有些教师不安心工作，甚至放弃自己的职业。对此，先生很痛心，他撰写了一篇文章，借用《二十四诗品》的一句话：“神存富贵，始轻黄金。”他说，知识分子应该在精神上有一种富贵感与尊荣感，才能轻视那世俗的物质欲与权势欲，适应和抵御恶劣的境遇，创造出更多更美的精神财富，享受超越时空的尊贵与光荣。这些话当时听上去颇迂阔，但确是先生真诚的想法，也是他自己的写照。他生活简朴，对物质的要求很低。孙立兄曾回忆有一次教研室开会，同事们议及物价飞涨，钱不够用，先生感到惊讶，说：“东西不贵呀，我在菜市场买的衣服，一件才20元，穿到现在也没有破！”数十年间，我常到先生家，他家中陈设基本没有变化，唯一变化的是每隔一段时间客厅会换挂不同的对联，记得有陈澧、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撰写的。广州夏天炎热，家里没空调是很难受的事。先生平常摇葵扇消暑，后来才用上电风扇。我们去喝茶，先生便专门打开风扇，风吹得桌面上的纸张沙沙飞扬。2007年学生们为其房间增置空调，他很高兴，对不少人说过这事。他得意的大概是弟子们的尊师心意吧。

中大中文系的师生，对先生的道德学问未必都了解，但先生的一句名言却广为流传。这要感谢一位署名“沈胜衣”的校友，他在一篇怀念先生的文章中写到，20世纪80年代末，一次在系办公楼举行毕业前用人单位招聘见面会，为了求职，不少人刻意妆饰、曲意逢迎，甚至出现不正常竞争，“在‘求售’‘推销’过程中，人性面目一时立现”。先生当时刚好在场：

就在这一片集市般的喧闹中，忽见邱先生面带不悦排众而出，应该是受了那些“黑幕”的刺激，他全没了讲坛上时常绽现的佛祖般憨厚的笑容，边走边愤愤地说：“商业交易我们应该绝缘，念中文的，就要像梅花一样高洁！”我正好要走，就跟在他后面。他在那道狭窄、陈旧的铁楼梯走下了一半，似乎意犹未尽，立在转角处抬起头，认真地用略带口吃和地方口音的普通话扬声补充说：“起码也要像菊花！”

情急之下，先生脱口而出的这句话，恐怕就是他给人印象最深的名言了。文中所写的背景早已远去，并为人所淡忘，但先生所说的，“念中文的，就要像梅花一样高洁——起码也要像菊花”，数十年来口口相传，一直感动和激励了中文系许多师生。

这是镌刻在弟子心中的先生遗训。

（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