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民国十四年仲冬，即1925年冬天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会稽上虞县的一个海边小镇谢家塘已进入了沉沉的睡乡，只有在该镇宋景畈村那处围着高墙，紧闭着大门的谢秉初先生家的客堂里，还透出些许微弱的烛光。客堂很大，像所有这一带的大户人家的摆设一样，堂中是一张红木八仙桌，两侧一溜太师椅，桌后面是一张两边微微翘起的搁几，搁几上供奉着一尊瓷质的观世音菩萨，在袅袅的香烟和摇曳的烛光中，观世音菩萨面慈目祥，爱光融融。在搁几后面，是一堵高大的略显微黑的壁板，壁板上挂着一幅不知由谁画的文靖公巨像，经过装裱的画像上已有些斑驳泛黄，想必已有些年代了。像的两侧是一幅同样不知由谁书写的对联：天下奇观书卷好，世间美味菜根香。此联不俗，在龙飞凤舞的字行间里，流露出谢氏祖辈的高洁操守和对后人的殷切期盼。
客堂里坐着的人大多都上了年纪，他们是谢安第五十二世孙谢秉初、谢椒生以及各房房长、董事谢宗长、谢炳贤、谢鼎泰、谢仲龄、谢桂芳、谢洪绪、谢永顺、谢惠塘诸君。这些人是这一时期谢氏盖东支家族当中的掌门人物，他们今天要完成一件对谢氏家族来说至关重要的大事，就是要将已经中断了六十余年的谢氏家谱续修完成。为此，他们专门邀请了浦江籍的清戊子科举人、年已七十五岁高龄的续谱高手张晋先生担此重任。自民国十二年起，张晋先生已历经三个寒暑，将六十年来与这个望族有关的散佚事实，穷搜博采，累月经年，今天，谢氏重修族谱终告完成。在定稿之前，由张晋先生照本宣读。于是张先生便用他的浦江话慢慢读了下去。读到族谱中《盖东宗支图略》一节时，张晋先生稍稍停顿了一下，呷了一口浓浓的香茶，因为他即将要读到的是这个族谱中的最后一个人，这个人出生于民国十二年，即1923年，今天才二岁，尚在襁褓中。于是他读了下去：“廿三世，镇方，又名晋，号淝捷，民国癸亥十月十四生。”读毕，张晋先生将族谱轻轻地合拢，用那双混浊昏花的老眼扫视了一下在座的各位，包括谢洪绪的脸上。谢洪绪号佐清，又称佐清公，是那位刚入谱的小儿的祖父。各位长辈颔首微笑，重修的族谱终于通过。
这是1925年仲冬的一个极其普通的夜晚，这个夜晚，对许多人来说，并不具有特别的意义。而对于东晋名相谢安第五十四世孙的谢晋来说，则是他漫长而曲折人生道路的开始……
第一节 童年
历史是迷人的，史学家和传记作家在研究某个家族盛衰的时候，总会不知不觉地将这个家族的兴衰与所处的时代、这个家族的背景乃至这个家族所处的地理环境联系起来。
西晋末年，即晋太康初，当世居河南陈留阳夏在朝任国子监祭酒的谢衡因北方战乱，率谢氏一族迁居会稽始宁县（今上虞市）的东山脚下时，一位云游的高僧这一日也恰巧路经山下，抬头一望，不觉停下步子，但见东山上云雾缭绕，怪石嶙峋，时有紫气从参天的苍林间透向天际，便颔首道：“此乃文武将相之地也。”果然，没过多久，这山上后来便出现了像谢安这样的大政治家、军事家，像谢玄这样有名的骁将，像谢道韫、谢灵运这样的大诗人。以及一大批能匡朝廷、安社稷、兼文武之伟器的将相之才。
后来，当衍蔓延藤，已茂于江南的谢氏一族由东山迁至盖东谢家塘聚族而处的时候，谢家祠堂的背面，正好又是一座岿然耸立、高出重霄的山，名叫夏盖山。有一位颇谙风水的老先生曾这样描述这座夏盖山及周边的环境：夏盖山，周围无支山连属，又无灌木聚杂，壁立孤悬，仿佛砥柱碣石，可谓宇内一大奇观，乘肩舆、缘石磴、盘旋曲折、直造绝顶、昂头一望、四顾空阔，眼界为之一廓，俯视山下，南湖田北海地，银河碧波逶迤，纵横数十里，膏壤沃土，不知几百千顷，岁出土产何可以巨亿计，富饶极矣。望族谢氏，约二千余户，巨室大家，聚族而居，鳞次栉比，此乃藏龙卧虎，育英养才之地也……
果然，数十年以后，这里便出了个电影界泰斗、大导演谢晋。这究竟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偶然，恐很难说得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这个家族中的许多后人，都是以自己的祖宗为榜样，并且在处世处事中，力争做到无愧于祖宗的在天之灵，诚如谢氏族谱所称，这个家族：历朝通才博学，巍科显仕，以及忠孝节烈、懿行善举载入家乘及邑志者指不胜屈，人才之辈出，家资之殷实，甲于全境，世推谢氏为江左望族，岂虚语哉。
谢晋既出身于这样一个名门望族，而且又是长房长孙，因此，从祖父佐清公，到父亲谢春溥及各房长辈，对他的出世，都倾注了极大的钟爱并寄与了厚望，就连他的名字，也浸淫着长辈们的苦心和寄托，他的小名叫镇方，正式的名字叫晋，号淝捷。晋，即东晋，淝捷，即淝水大捷。他们的老祖宗谢安在东晋为相时，以八万之众击溃苻坚百万大军，成为中国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典范。佐清公给孙子取这个名字，其苦心孤诣，不言而喻。
谢晋在祖父祖母和慈父慈母的呵护下，在老家谢家塘度过了幸福的童年。说他幸福，是因为他生活得无忧无虑，他有饭吃，有玩具玩，有娇可撒，还有书可读，他就读的小学就在他家的旁边，不过一箭之遥，这所学校是他的祖父佐清公出巨资创办的，校址选在谢家的祠堂里，校名就叫陈留小学。因为他们的祖先是从河南陈留迁徙过来的，取这个校名，是含有纪念祖先的意思。学校的校长叫夏乃肯，是谢晋的姨父，也是一位很开明的学人。来这所学校读书的除了少数富家子弟外，大多是当地穷人家的孩子，这些孩子虽与谢晋属于两个阶层的人，但天真而纯洁的童心，使他们彼此之间混得很熟，也相处得很好。数十年后，当已成为电影导演的谢晋衣锦还乡时，回忆起学童时期的这段生活，犹历历在目。
父亲谢春溥对长子的管教和庭训可以说是严厉的，虽然那时他的工作在上海，但每次回来，他总要对儿子进行极严厉的教诲。这种教诲有时是有的放矢的，因为他看到或听到了什么，有的则是泛泛而谈的，不过讲一些大道理而已。每当这时候，母亲总是站在一旁默默地看着他，目光中流露出爱怜和温柔。只有祖父出来呵护他，祖父在当地是极有威望的人，他虽然没有做过官，但熟识的或不熟识的人都叫他“佐清老爷”，因为大家知道他曾当过挂名的修候同知，其实他真正的职业是教书先生，族谱中对他曾有很高的评价：“读书稽古，重义尚侠，与徐烈士锡麟友善，建石塘、发仁粟、创小学、立自治、整理公益，栽培后进”。这里说的“与徐烈士锡麟友善”，是指辛亥革命失败后，当时很多人对革命党人唯恐避之不及，而与徐锡麟、秋瑾同在绍兴大通学堂执过教的佐清公却千方百计帮助他们，在风声最紧的时候，徐锡麟还逃到他的家，躲避了很长一段时间，期间佐清公不仅给秋瑾写了很多信，还冒险帮徐锡麟与秋瑾取得联系。光复后，佐清公成了当地的红人，连县太爷也上门来拜访他。因此，当地人只要说起佐清公，没有一个不佩服他，无论出了什么事，只要佐清公出场，都能很快平息。
既然有这样的祖父庇护他，好动好玩的谢晋自然有些洋洋得意，但他很快就发现，出身教书先生的祖父并不是他干任何事情都可以为所欲为的保护伞。从某种意义上说，祖父与父亲是一样的，只不过父亲对他严些，祖父对他“宽”些。但这种严、宽的最后归结，那就是他必须好好读书。
若干年以后，谢晋在回忆童年时期的这段往事时，曾经深有感触地说：他虽然生长在这个封建意识很强的大家族里，但由于祖父和父亲思想的开明，在他开蒙读书时，从未强迫他像一般人那样去念“三字经”、“百家姓”或去铭记科举八股之类的东西，而是允许他在课余的时候，读一些古典名著甚至科普读物之类的闲书。在他十岁生日时，他父亲竟然还送给他一套《小学生文库》。这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多达五百余册的文库不仅激起了童年谢晋浓厚的阅读兴趣，还极大地开阔了他的知识眼界，成了他人生道路上不可多得的启蒙老师。谢晋说他父亲的老师叫胡庆阶，他就是胡愈之先生的父亲。胡庆阶性格豪放，思想开明，曾任上虞县教育会会长，是当时上虞的维新派首领，由于受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他在任职期间，曾极力主张开创女学，兴办新学堂等，所有这些，给他的父亲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影响。同样，父亲也把这些新思想、新观念传导给了他，使他年幼的心灵上刻下了深深的烙印，成为他今后人生和艺术道路上追求进步、崇尚创新的一个重要的因素。特别是在他的童年时期，在祖父和父亲给他营造的宽松环境下博览群书，从而使他从小就养成了良好的读书习惯，具备了一定的文化素养，这为他以后攀登电影艺术的高峰，夯实了最初的基石。
在谈到祖父和父亲对谢晋童年思想的形成产生巨大影响的同时，有一个人，必须与他们相提并论，这个人，就是谢晋的母亲陈振美。陈振美是余姚马渚镇上一位大户人家的千金，家中除了有许多田产外，在北京、上海还开着多家银楼和钱庄，当时一些啸聚山林的强盗，以及后来的国民党八十八团团长田胡子（田岫山），把陈家看作是一块肥肉，经常从四明山下来，到陈家敲诈勒索，后来干脆明夺暗抢。陈振美是这个家庭当中最小的一个女儿，也是谢晋外婆最宠爱的一个女儿，因为宠爱，外婆甚至允许女儿在缠脚之后又重新放开，这在陈家的历史上，是从未有过先例的。民国七年，即1918年的一天，年方二八的陈振美经媒人牵线，与同样年龄的谢春溥订了婚。一个是出身名门望族的少年公子，一个是当地富甲一方的大家闺秀，因此，这桩婚姻一经传开，便在当地引起轰动。
但轰动归轰动，考察还是要考察的，毕竟是龙店王（当地人对陈振美父亲的尊称）的掌上明珠，万一嫁了过去，要是女儿不满意，如何对得起她。就这样，数天之后，谢晋的外婆从媒人的嘴里，了解到谢家塘一个演戏的日子，便谁也没有告诉，指派了谢晋的舅舅，悄悄潜到谢家塘，去考察自己未来的新女婿。说来也真巧，那天谢春溥正好在台下看戏，有一人告诉谢晋的舅舅说：“喏，那个头歪着的便是。”谢晋的舅舅一看，吃了一惊，连忙回去禀告母亲，说未来的妹夫是个“歪头”郎君。母亲一听，感到事态严重，连忙把媒人找来一问，才知那未来的女婿最近脖子上生了一个脓疮，因为疼痛，所以头总是歪着，老夫人一听，心里才宽了下来。
转眼又过了两年，即民国十年，宣统皇帝刚刚即位，世道有些太平，佐清公和龙店王几经磋商，决定给两位孩子完婚。这一年谢春溥和陈振美都是十八岁。结婚那天，一乘顶上装有“五岳朝天”锡制饰物的大轿在极显荣耀和大户人家才有的气势中，前有大红灯笼开道、红纱灯笼引路，在锣鼓喧天喇叭呜哇的十番声中，行程六十里，将谢家企盼已久的新媳妇抬了过来，轿的后面，是浩浩荡荡长达六里的抬嫁妆的队伍。新媳妇下轿时，谢晋的祖母，也就是陈振美的婆婆在谢家铺着红地毡的正大门前接受新媳妇跪拜的时候，悄悄地对旁边的佐清公笑着说：“相貌倒不错，就是脚大点。”
新媳妇进门，不仅是佐清公一房的喜事，也是整个盖东谢氏家族的喜事，于是各户长幼，远亲近邻，纷纷前来贺喜。果然，就在陈振美进门后的第三年，她便给已经等得有点心急的谢家生个了虎头虎脑的胖儿子，他就是谢晋。这一天是民国十二年的10月14日，是金秋一个天高云淡阳光灿烂的好日子。
谢晋的出生，对整个谢家塘谢氏家族来说无疑是一件大喜事，而对陈振美来说，则是多了一根生命中的精神支柱。她认为，从此以后，她的一生中，除了丈夫以外，就是儿子了，儿子是自己的心头肉，有了他的存在，才有了自己的存在。儿子的命运与她的命运是紧紧连在一起的，因此，当她由孝顺媳妇的角色而转换成一个贤妻良母的时候，她几乎把自己全部的心血，投放到相夫教子中去了。
儿子开始牙牙学语了，儿子开始会走路了，儿子要读书了，所有这一切，都牵系着陈振美的心。这期间丈夫谢春溥已去上海电器公司工作，教育孩子的重担，很自然地落到了陈振美的肩上。当然，这对知书识字，甚至熟读了不少唐诗宋词的她来说，算不了什么，难的是对儿子人格的教育，对儿子如何做人的教育。儿子好学，她听了高兴，儿子好动，她心里不安，生怕有个什么闪失，不好向谢家和丈夫交待，儿子好玩，她就感到有点忧虑了，因为有好几次，她是把儿子从演“草头戏”的台下拽回来的，看这种粗俗的乡下戏，对谢家的子孙来说，是有失身份的。为此，她曾狠狠地教训了儿子几顿，并且规定以后村里来了草台班子，再也不许他去看戏。
每年的寒暑假是谢晋最为开心的时光。受惯了长时间的禁锢和管教，突然之间放松下来了，谢晋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玩”。但在家里有大人特别是母亲管教着，他玩得不痛快，于是他想起了去外婆家。外婆自谢晋出生后不久，已由乡下的马渚搬到了余姚城里面。外婆家的旁边就是风景秀丽的胜归山和龙泉山，以前每次去，他都要和小伙伴们到山上疯玩好几天。母亲在家里虽然对他管得严，可到了外婆家，由众多的人护着，他便成了“小皇帝”，说什么也不听。有一次玩疯了不小心摔了一跤，将额角上磕下一大块皮来，满脸都是血，把外公外婆吓坏了。当时没有红药水，外婆就从门后面取来一些褐色的灰，沾在他额角的出血处，血是止住了，可额角上却永远留下了那块疤。
随着儿子年岁的增长和多年来的细心观察，陈振美感到，原来要将儿子拴在自己身边的想法，已是不太可能了。虽然，偌大的谢家台门里，足够有儿子玩耍的地方，那重重叠叠的假山，那开满鲜花的草地，那四周环绕着回廊的足有半个篮球场大小的天井，那在天井的桂花树上蹦来跳去的各式各样的小鸟，但这一切与外面精彩的世界相比，已无法再吸引儿子那颗日渐膨胀的心了。这对一个把自己的儿子爱若珍宝的陈振美来说，其内心的苦闷是可想而知的。为此，她常常用最朴素的语言教育儿子要自爱、自立，要奋发向上，要尊敬长辈，要善待穷人。而所有这一切，她又往往从自身做起，在家里，对长辈，她是公认的孝顺媳妇，对丈夫，她是公认的贤惠妻子，对儿子，她是公认的慈爱母亲，而对穷人，她又是公认的最具菩萨心肠的人。在家里无论是做长工的或是打短工的穷人，经常会得到她资助的衣物，而这一切，对童年时期的谢晋来说，无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陈留小学，他常常会学着母亲的样，将自己多余的文具用品送给同学们，有的同学因家境贫穷，常常饿着肚子来上学，谢晋看到后，就会趁课余时，到家里拿来食物给饿肚子的同学吃。可以这么说，谢晋这些美德，就是在母亲潜移默化的教育下养成的。数十年以后，已成为大名鼎鼎电影导演的谢晋与笔者说起这段往事时，不无感慨地说：我是一个人道主义艺术家，小的时候，我从我的祖父母，我的父亲、母亲身上受到了人道主义的教育，走上从艺道路以后，我从许多优秀电影，如《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等当中受到了启发。我认为，无论时代发展到什么时候，对人的爱，是永远不会过时的。
第二节 移居上海
谢晋于1932年离开老家谢家塘，随母亲及大姐善芳、大弟治方一起去上海与父亲团聚，这一年他八岁，正好读小学二年级。
离开生他养他的故乡，离开故乡他已十分熟悉的一草一木，离开处处呵护着他的亲爱的祖父，离开学校里那些朝夕相处的小伙伴们，谢晋真的有些恋恋不舍。但是去大上海与父亲团聚，又使得谢晋兴奋不已，毕竟那里有他许多没有见过的、没有玩过、没有吃过甚至连听也没有听过的东西。他对大上海的一切都充满着憧憬。
已升任为上海电器公司总会计师的父亲专程来乡下接妻子和儿女，行李不多，不过是一些衣物细软，但祖父和父亲送给谢晋的那口还崭新的小书橱——“小学生文库”还带着，虽然很重，但五百本书一本也不能失去，这是谢晋的宝贝，不论到什么地方，他都会带着它。那时上虞没有直通上海的火车。他们只好乘脚划船从谢家塘到一个叫驿亭的小火车站，从驿亭改乘火车到宁波，再从宁波乘轮船到上海。尽管海上风浪很大，有很多人都晕船吐了，但对第一次出远门的谢晋来说，这却是一次多么快活和新鲜的旅行啊。那蓝色的大海，那充满着神密色彩的岛屿，那自由翱翔的海鸥和在蓝天碧海中疾驰的白帆，谢晋爬在栏杆上，看得都快呆了。要不是海上风大，母亲怕他冻着，他还真不想进舱去呢。
他们上海的新家在宁波路。房子不高，是两层楼的石库门房子。住惯了老家谢家塘那花园般宽敞的房子，这地方简直就像鸟笼一样的狭小和气闷。尤其令谢晋不适的是，这里没有乡下那样的树木，没有自家天井中那满地都是的青翠欲滴的花草，没有婉丽啁啾的小鸟。这里的房子是灰色的，这里的灯光是眩目的，这里的人互相不搭界。总之，这里失却了乡间生活无尽的野趣，这里一切的一切，对谢晋来说，都不适应，不习惯，不舒服。
母亲觉察出了儿子情绪的变化，从内心来说，出身于乡间大家闺秀的她，也不适应这大都市繁杂而烦躁的生活，但一家人的团聚，在她看来比什么都重要。再说，丈夫除了担负着电器公司的工作外，还用她陪嫁过来的银洋钱，兼做着股票，工作忙得连家也顾不上。她除了管教好孩子，就是要好好照顾他。但只要看到儿子放学回家后一脸的不开心，她心里也忧虑，也恍惚。现在，她倒是有点怀念起家乡的那些“草台班子”了，因为儿子喜欢看这样的戏，每次当她板着面孔将儿子从戏台下拉出人群时，儿子总是恋恋不舍地不肯走，而现在，这里有什么东西可让儿子产生兴趣呢？不错，这里也有电影，但这由法国人卢米埃尔兄弟发明的玩意儿他们从未见识过，虽然它在四十年前就已在上海生根开花。也不知道儿子喜欢不喜欢。于是她拣了一个星期日，将儿子穿戴得干干净净，来到了同孚路附近的一家电影院。当时上海的电影院已很多，上乘的也不少，如海宁路上的维多利亚大戏院，四川路上的爱普庐影戏院、新爱伦大戏院、上海大戏院、南京路上的夏令配克大戏院（今新华大戏院）、大光明大戏院等。
陈振美第一次陪儿子看的电影叫《姐妹花》。儿子一开始不懂，她就将儿子搂在自己的怀抱里，为他作着启蒙的讲解，而每当这时候，她总会看到，在影院昏暗的灯光下，儿子的那双眼睛总会睁得老大老大，他的小脸也会随着母亲柔声的讲解，呈现出各种天真的变化来。这一时期，他们母子俩究竟看了多少部电影，已很难说清楚。而影响较深的，似乎有《魂断蓝桥》、《关东大侠》、《荒江女侠》、《摩登时代》、《人猿泰山》和《桃花劫》、《大路》等。总之，只要有新电影，什么言情片、武打片、外国片、中国片，他们都去看，而且看得很入迷。这些电影，对当时年幼的谢晋来说，未必全能理解，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电影，对以后引导谢晋的心灵走向艺术的殿堂，并且在日后将自己的毕生投入到电影艺术中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来到上海的次年，谢晋最小的妹妹湘芳也出世了。这是母亲生的第四个孩子。在佐清公膝下的四个儿子中，老大春皆生有八个孩子，老二春溥生了四个孩子，老三早夭，故无子嗣，老四春明生有两个孩子。相对来说，在那个年代，生四个孩子，并不算多，加上春溥收入颇丰，因此，在生活上也没有什么拮据的感觉。倒是因为孩子们尚小，要到什么地方走动走动，觉得实在有些不便，但无论多么拖累，每年放暑假和清明节，春溥和妻儿总是雷打不动要回家的，一是谢晋的几房长辈尚健在，需要探望；二是要祭扫祖宗的墓，尽一尽孝道；三是要带孩子们出来散散心。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回家省亲时的排场是没有先前的那般讲究了。因为，谢氏宅邸里的六个房头，那时因种种原因，已呈现出一些衰败的迹象来，但无论怎样的衰败，对于生计，当然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对于谢晋他们这一辈人来说，毕竟年纪尚小，对于这个大家庭中出现的或潜伏着的种种矛盾和危机，他们并不知道，当然，知道了也是无法理解的。
第三节 求学春晖
1937年夏，已移居上海四年并在上海小学毕业的谢晋在度完暑假以后就要升入初中读书了。这时候，父亲谢春溥和母亲陈振美几乎在同时想起了一所有名的学校——上虞春晖中学。这所由著名国民党元老、教育家经亨颐（子渊）先生擘画，由上虞在上海做皮货生意发财的陈春澜先生出资二十万银元建成的中学，在开办不久，因学校环境的优美，办校方针的新颖，而在海内外享有盛誉，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许多莘莘学子纷纷慕名前来求读。因此，把年已十三岁的谢晋送到这样的一所学校里去读书，是再理想不过的了。
送谢晋去春晖中学读书，家里几乎没有什么反对的意见，倒是陈振美仍有些不放心。毕竟是在自己身边待惯的，况且儿子的年纪尚小，各项生活自理的能力又差，要他一个人在那个偏僻的地方读书，过日子，总有些不忍心，但为了儿子的前程，她也只好忍痛割爱了。
1937年是个多事之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就在谢晋到春晖中学不久，杭州就告陷落，地处沦陷区浙西的一些学校当时只好被迫停课、迁校。相对来说，宁绍一带这时还比较安全，因此，许多沦陷区的学生便纷纷前来春晖求学，一时学校的学生剧增，热闹非凡。
尽管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一时还没有践踏到地处浙东的春晖中学的土地上，但春晖中学的抗战浪潮却早已汹涌澎湃。谢晋所读的课本中原先并没有抗战的内容，但因为学校一贯推行的是“与时俱进”的教育方针，在学校编制的课程中，便临时加进了许多抗战的内容，如国语科，选用当时的许多抗战文学作品；史地科，教授英烈传记及世界大势；自然科，讲授防毒、消防知识；劳作科，去野外实地挖掘防空洞；美术科，大画抗日漫画；音乐科，教唱抗日歌曲；体育科，加强体格训练，厉行“强迫跑步”，练习器械体操，兼习国术，并利用环境实施野外教育，隔周举行爬山、远足及夜行军等。至于学生的课外读物，也大多以抗战的刊物为主，如《同仇》、《怒吼》等。此外，学校还从各班级抽调人员，成立了宣传队、募捐队、消防队、救护队、歌咏队等。同时，学校的白马剧团还到附近各乡村演出昆曲《卧薪尝胆》，绍剧《岳家军》，越剧《木兰从军》等。所有这一切，作为对当时尚在低年级的谢晋来说，曾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虽然，他或许还不能理解学校当时所作所为的全部意义，但有一点他肯定在问：自己的祖国，为什么会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呢？
抗日战争的烽火，随着1937的过去和1938年的来临，在全国各地越烧越旺。春晖中学也和全国各地一样，在汹涌澎湃的抗日浪潮中，又迎来了一个明媚的春天。
对于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来说，1938年的春天与往年的春天一样，展示着她独特的、多姿的丰韵。尽管，不时有坏消息从外面传来：日本鬼子的屠刀，已指向了萧甬线。但刚刚结束了寒假，脸上还带着过年后兴奋色彩的莘莘学子们似乎并不在意那些可怕的消息，照样伏案读书，照样出操，照样安心听课，照样唱李叔同先生填词谱曲的那首著名的《送别》歌：长亭外，古道边，荒草碧连天……
然而，在悠扬、舒缓而又略显苍凉的歌声中，同学们的心情也渐渐沉重起来，因为，就在他们琅琅读书的时候，从外面传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坏消息：日本鬼子在南京实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被杀人数不计其数。而这之后不久，同学们确也听到了有一些沉闷而恐怖的声音从远处传来，这声音究竟是炮声还是雷声，大家不得而知，但大家的心里都清楚，日本鬼子的铁蹄离这里已经不远了。
谢晋在这个学期快结束的时候，收到了父母的来信，从下学期开始，他将转到上海读书。这个决定，对谢晋来说，似乎是太突然了些。因为从内心里来说，他对这个世外桃源般的学校已产生了深深的感情。这里的老师，这里的同学，这里曾有过的或继续在闪耀着光辉的学校校史，甚至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深深地吸引着他，激动着他。但是，对一个刚刚步入十四岁的初中一年级学生来说，在决定自己命运的关键时刻，他的意见和想法，是不会有多大的分量的。再说，学校里正在传播的日本鬼子即将进攻浙东的坏消息，已经得到了证实，过不了多久，这块美丽的土地，也将遭到敌人的蹂躏。因此，转到上海读书，也是迫不得已的事。
谢晋怀着惆怅和无奈的心情离开了春晖中学。那时的校长仍是经亨颐先生，但因年龄和身体原因，他已不再主持校务工作，学校的实际事务均由代校长主持。当时的代校长叫叶作舟。谢晋在家人的陪同下向叶校长及教师和同学们告别。在离开春晖中学的最后时刻，他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再次回头怅望：春晖中学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碧波荡漾的白马湖中。湖畔，夏丏尊先生的“平屋”、丰子恺先生的“小杨柳屋”、经亨颐先生的“长松山房”、何香凝先生的“双清楼”和李叔同先生的“晚晴山房”等形态各异的建筑在明媚的日光下，多姿多彩，熠熠生辉。而在谢晋心中更加辉煌灿烂的则是在这里曾集结过的那些文化巨匠们，他们是：经亨颐、夏丏尊、朱自清、丰子恺、匡互生、朱光潜、杨贤江、王任叔、范寿康、何香凝、张大千、柳亚子、蔡元培、黄炎培、俞平伯、刘大白、刘薰宇、刘叔琴、赵恂如、冯三昧、吴梦非、沈泽民等。谢晋和同学们正是在这些文化巨人思想的熏陶下，接受了先进文化的甘露，受到了进步思想的启蒙。现在日本鬼子就要来了，他们不仅要践踏我们国家的大好河山，还将剥夺谢晋和同学们读书的权利。这个历史的耻辱，他是永远不会忘记的。